返回美国的前一夜，我忙着把访问数据输入我的掌上电脑，一直到深夜都还没睡。这时电话响起，是旅馆柜台打来的。

我下楼时看到哈尼戴着棒球帽，斜倚着柜台。

“我有好消息给你。”他咧嘴笑道。他抓住我的手，拉着我走到后面的通道。一名十多岁的侍者把我们带进一间地面楼层的双床房，房内桌上摆着两瓶水，他接着把门带上。哈尼请我在床上坐下，自己则坐上另一张床，我们的膝盖几乎贴在一起。

“我把完整的故事带来了。”他一边费力地呼吸，一边擦去额头的汗，“你带了笔记本吗？”他从衬衫口袋抽出一张折好的横线笔记纸，摊开后开始读起上面的文字，“他们把她改名叫莎拉。”他说。

“什幺？改谁的名字？”

“一个犹太小女孩——可能就是你姑姑。”

“你怎幺知道？”

“今天哈森部落的头目到底格里斯河另一边、靠近叙利亚边境那一带找薛拉比部族的人打探了。”

“到吉兹罗尼亚？”之前鲁拜得提过，他听说有一对叫嘉姆拉和哈森的夫妻曾经住在那里。

“对，”哈尼又低头看了一下他的笔记，指尖滑过一行行写得异常工整的阿拉伯文字。“吉兹罗尼亚的一位薛拉比老人告诉部落头目，1939年时，嘉姆拉和她的姐姐把小孩带到吐桑尼村。这位嘉姆拉是哈森家族的人。”

“继续说。”我半信半疑地说。

“吉兹罗尼亚的人说小女孩名叫莎拉。莎拉后来嫁给一个阿拉伯裔的薛拉比男人，不过他们不知道那人的名字。莎拉生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小孩现在跟其他薛拉比人一样住在摩苏尔的薛拉比城区。”

“那莉芙嘉呢？那个莎拉？”

“吉兹罗尼亚的人跟那位头目说，‘我们很遗憾，她三年前死了。’但她还在世时曾告诉家人，她在土耳其的吉兹雷（cizre）有个朋友或亲戚什幺的。她到那里去，说是要拜访那个人，不过后来家人发现她在吉兹雷其实没有认识什幺人。”

“那她为什幺要去那里？”我问。

“他们说，她到吉兹雷是为了打电话给在以色列的亲人。”哈尼说。他附带解释，如果从伊拉克打电话，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