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米里亚姆莎芙塔(savta,奶奶)的长孙,也是她孙子辈里最早结婚的一个。可是当我在2001年,也就是那篇文章刊出后大约一年前往耶路撒冷时,距离我上次见到她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
美国的亲友都劝我和梅格延后这趟行程。在我们出发前的几个星期里,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达到顶点,美国媒体上满是惊悚的报道和血腥照片。后来我觉得我的担心有点儿蠢,毕竟我不是以色列人刻板印象中那种神经兮兮的美国人吧?此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向导:那年夏天,我父亲也在耶路撒冷,准备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
我们抵达以色列后的第三天,一名自杀炸弹客在耶路撒冷市中心一家比萨连锁店内引爆一颗装满铁钉的炸弹,造成十五人死亡,其中七人是儿童。
“我们别再出门了。”梅格说。
于是,我们不上馆子也不去观光景点,每天晚上都跟米里亚姆莎芙塔一起度过。
我父亲在耶路撒冷高级住宅区雷哈维亚租下一栋公寓,这一区就是他母亲多年前到希伯来大学教授家打扫的地方。我们每晚都会以和米里亚姆从前工作路线相反的方向,从雷哈维亚徒步走到她在卡塔蒙的住处。在这个她住了半个世纪的库尔德人城区里,她目前的住所是一间一室一厅的小公寓,在一幢多数房客都是银发族的楼房里。
第一个晚上,我们爬上灯光昏暗的楼梯,看到米里亚姆坐在沙发上沉思。我欠身在她头上亲了一下,将她娇小脆弱的身体抱在怀里。她抬头看我,眼里闪烁着温暖的光芒,那个奇妙的乐音随即从她口里流泻而出:她说起亚拉姆语。她说的每个字词似乎都以深沉的喉音展开,再以哀怨的长元音结束,仿佛意大利语与阿拉伯语交织而成的小调。“她在为我们祝福吗?”我问父亲。我从来没能了解她在喃喃说些什幺,对我而言,那些如歌般的神秘语句一直就像古代象形文字的口述版。
“不是,”父亲回道,“她是说她很难相信你真的来了。她看到你走进来的时候说了一句‘弥赛亚来了’。”
我忍住哽咽,试着微笑。一个弥赛亚回来救赎她的族人。我差点儿就完全忘了我的族人!十四年来,我和奶奶只说过几句话。我回洛杉矶老家时,父亲会把电话听筒交给我,接着我就会透过噼啪作响的电话线路,隔着十个小时的时差,听她以亚拉姆语说出一串祝福话。“你就穿插几句‘阿门’吧,”父亲说,“这样她会很高兴。”那时,我乖乖说了“阿门”,然后继续过我的生活。
事实上,我并非唯一容易忽略奶奶的人。她沉默寡言,也不愿意加入公寓大楼里其他老太太的闲言闲语。有三个老太婆闲话特别多,她们老爱坐在大门口附近的长椅上,斜眼看着那些访客来来往往的邻居;我父亲怀疑她们的眼神不怀好意。
我们到奶奶住处时,有些邻居会来跟我父亲打招呼,顺道认识我太太,但他们在进出之间几乎连对驼着背躲在角落的奶奶点个头都没有。她早已精通在人群中消失的艺术。有一天晚上我们带了晚餐过去,那是姑姑准备的安息日前夜大餐,但奶奶拒绝跟我们一道吃。她坐在阳台边一张小椅子上,那里大概是公寓里距离餐桌最远的地方。
“拜托,请她来一起吃。”梅格恳求我。
“不必多此一举,”一位姑姑说,“她不会过来的。”
奶奶身体已经很孱弱,无法再下厨烹煮她那些库尔德葡萄叶饭卷、热吉士扁馅饼、库贝酸汤等招牌菜,但她还是坚持遵守等大家都吃完她才吃的传统。只有等到所有人都离开餐桌以后,她才会从剩菜中盛一小盘东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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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的爷爷拉哈明昏迷不醒了好几个月,而后感染肺病,在赎罪日前几天过世了。他生前一直无法在以色列成功创业,人生最后几年的工作是在以色列的重要军事设备生产商塔斯公司(ta'as)的员工餐厅当收银员。
退休为他带来某种程度的安逸生活。他加入退休老人俱乐部,到那里听演讲,有空就到游泳池里游几圈。艾雅拉姑姑最近跟我喝咖啡时告诉我,“他过世时,米里亚姆奶奶说,‘在他的坟里倒点水吧,你们知道他很喜欢玩水的。’但她说那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到语气里有一丝嫉妒,好像她觉得丈夫这辈子过得太快活了。”丈夫多年前对她的那些无谓指责,仿佛丝丝缕缕的毒素,让夫妻的关系变调,后来他们的感情就一直恢复不了了。
不过,独自生活也不容易。由于奶奶不太理解物品的价格,钱也数不清楚,无论是上超市买菜或到银行办事,对她而言都是个考验。除了早上在楼下的交谊厅跟一群房客一起活动以外,她很少跟其他人见面。她跟那些房客同处时,大都也只是在一旁喝茶,听他们闲聊小孩的八卦。
从任何程度来看,米里亚姆都很有成就。我父亲和他的弟弟沙洛姆都是有名的大学教授;莎拉在洛杉矶的希伯来语成人班授课,艾雅拉则在新泽西州教犹太学童希伯来语;尤里住在以色列北部一座莫夏夫(moshav,合作式屯垦区),在附近一所学校担任副校长;阿夫拉姆则是银行贷款部的经理。可是米里亚姆在交谊厅跟邻居聚会时从不提到他们。离开札胡、来到遥远的以色列那幺多年,她依然相信夸耀自己会招致邪恶之眼的报复。
她非常想念约拿买给她和拉哈明住的景观公寓。当拉哈明带她改住到这栋几条街外退休老人住宅区的简陋公寓时,她觉得自己失了根,心里异常寂寞。她怀念小孩环伺在旁的声音,讨厌让外人照顾她的感觉。
“可是妈,你年纪真的大了。”艾雅拉告诉她。
“又没有其他人那幺老。”米里亚姆指的是她的新邻居们。
拉哈明去世后,她继续做了一段时间的菜。安息日来临前的星期五下午,她会带着一盘丰盛的菜肴前往一位失明邻居的住处,经常不发一语地直接把菜肴摆在他的餐桌上。但现在,准备周五晚餐也已变得太辛苦,她的腿部血液循环不良,小腿总爱犯疼。她出现了一些溃疡问题,得擦抹抗生素药剂。她拒绝服用医生开的处方药。由于没办法在床上找到舒服的睡姿,她干脆半夜里起来,搬一张塑料椅到阳台上坐着凝视星星。
每当亲戚带食物到她的住处,她内心就会一阵酸楚,因为厨房曾经是她的权威不受任何人挑战的地方。虽然她嘴巴上不说,但大家都知道她觉得他们带来的外卖食物是一种侮辱。我猜想,那些东西也残酷地提醒她,过去已经永永远远地逝去了。在她的人生将尽之际,她的身体如同新生之初那般脆弱无助,再也无法哺喂她所爱的小孩。
米里亚姆的小腿日益肿大,体力也迅速流失,于是她请我父亲帮忙祷告,让她早点儿离开人世。父亲办不到。这位不识字的女士一直是他的灵感缪斯、他的资深顾问。虽然约拿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爬到了学术界顶层,但在那些编纂新亚拉姆语-英语辞典的漫长岁月里,凡是任何字意让他疑惑,或某个微妙的语言细节难以掌握,他都是打电话找妈妈寻求解答。
米里亚姆非常喜欢和家人回忆过往,从如今只存于记忆中的遥远时空里挖掘色彩斑斓的人生故事。但近年来,随着朋友陆续逝去、小孩各奔东西,她身边接触到的人对这些东西也没什幺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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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你记得哪些小时候的事?”
那年夏天,我太太在我们与米里亚姆莎芙塔度过的第二个晚上问了她这个问题,由我父亲负责翻译。“听说你生了十二个小孩,”梅格继续问,“你记得他们出生的情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