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本－古里安将外来移民视为需要塑造的客体。对那些急于将移民吸收同化的人而言，新到者丰富的文化传统没有任何意义。

——得佛拉·哈科恩（dvorahacoher），《动荡中的移民》（immigrantsinturmoil），2003年

伊扎克·本－兹维（itzhakben-zvi）和大卫·本－古里安有时被称为“双胞胎”：他们一起在君士坦丁堡修读法律，走类似的文学路线，一起成立哈修莫（hashomer，守卫者）民兵，后来又并肩在政府最高层服务——本－古里安当上总理，本－兹维则是总统。但在以色列的中东移民问题上，两人的看法却一直保持对立。

对本－古里安而言，以色列是一个大熔炉；他鼓励新来者让自己故乡的文化溶解在炉内翻腾的大杂烩中，让一个新的以色列认同从逐渐凝结出来的灰色物质里形塑而出。他认为犹太人离散在远方的这两千多年来培养出的各种奇异传统就像是外来的病毒，威胁着这个新国家的整体性。此外，某些移民需要“再造”的程度远超过其他移民。“摩洛哥来的移民完全没有教养，”他被人引述曾经在一九六〇年代说过这句话，“他们的风俗习惯跟阿拉伯人没两样。他们爱老婆，但却会打她们……或许等到第三代的时候，这些东方犹太人身上会出现不一样的东西，但目前我还看不到。”另有一次，他又被引述说过这段话：“我们不要以色列人变成阿拉伯人。我们有责任对抗黎凡特的鬼魂，因为它正在让个人和社会变质。”

本－兹维的性格较为低调谦逊，与本－古里安敲桌挥拳的好战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他在当时的以色列似乎是唯一有胆量挑战大熔炉理论的人。在他当上以色列第二任总统，与本－古里安在以色列劳动党（mapai）阵营中并肩治国之前，年轻时的本－兹维对一些鲜有人知的犹太社群和宗派的历史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出身乌克兰的他是个自学有成的史学家，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历史训练，却写出许多引人入胜的书籍和手册，描述撒玛利亚人、卡莱特人（karaite）、萨巴泰人（shabbatean），以及也门、埃及、衣索匹亚、波斯、印度、阿富汗及库尔德斯坦的犹太人。本－兹维以充满幻想诗情的笔调，将库尔德犹太人描写为“被遗弃的犹太部落”，说他们是一支“坚韧刚强的山地族群”，“在他们身上可约略看到第一圣殿时代末期的犹太民族身影”。他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流散与救赎》（theexiledandtheredeemed），这本书收录了他历年来所撰写的关于东方犹太人的论文，已被翻译为六国语言。

对本－兹维而言，如果要发掘犹太人的共同过去，最好的方法绝非借由消弭差异性，而是透过不同的次文化反射出的光芒，从中窥探出历史的真相。他不认为欧洲文化能解救中东地区的犹太文化，反而认为前者的影响会威胁到后者的活力。就他所处的年代而言，政治家要抱持这样的立场，必须有非常大的勇气。“当这些国家没有受到欧洲影响，而且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能继续根植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他们的创造力就不会受到损害，也能得以继续对犹太文化做出可观的贡献，”他在1960年写道，“然而，由于犹太人在经济和政治上处境艰难，随着欧洲文化渗入，他们受到特别强大的吸引，于是在十九世纪期间，这股创造力便停滞了。中东犹太人扬弃了自身传统的泉源，同时却未能更加深入理解欧洲文化；他们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停留在表面层次，因此整体文化水平就降低了。没有健全且扎实的文化基础，他们很容易就受到周遭黎凡特地区的环境影响，采纳一些距离犹太教和高尚异国文明同等遥远的生活方式。”如果能对伊斯兰地区的犹太人进行精细的研究，“应该有助于更有效地了解整个犹太民族在流散前共有的历史过往。”本－兹维表示，这个工作具有绝对的迫切性，因为随着不同背景的犹太人每天更进一步地融进以色列的新文化内，他们原有的认同也会逐渐变得模糊难辨。

本－兹维试着让自己过着如他笔下所描述那些人一样简单的生活，这使得他在经常趾高气扬的阿什肯纳兹同侪间成为谦逊的榜样。他和妻子拉谢尔·雅奈·本－兹维（rachelyanaitben-zvi）“有许多年都住在耶路撒冷雷哈维亚区一栋以焦油纸铺盖的简陋木屋，”《纽约时报》在他的讣闻中如此写道，“他当上以色列总统后，官邸是一幢只有三个房间的预铸式住宅，跟政府在各地村庄盖给移民家庭住的房子没有两样。”

1947年，本－兹维在希伯来大学支持下创立了中东犹太社群研究中心。六年后，这个机构更名为本－兹维学院。这所坐落在校园内的学术单位设定了三个目标：第一，针对“东方犹太社群”的历史，建立全世界最大的数据库；第二，积极刊登运用这些资料撰写出的学术论文；第三，“鼓励青年学子进入该研究领域，提供相关协助指导以及研究成果的刊登管道”。这些提案在当时可说是相当激进。1956年，学院内一名资深官员指出，“虽然东方犹太社群对犹太教乃至全世界贡献卓着，在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却依然没有与这些社群有关的课程。”

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学院人员已经走遍纽约、英国、荷兰、俄国等地的各大图书馆，对所有相关数据进行复制，包括圣经注释、弥赛亚诗文，以及各式各样的户籍登录数据、演说稿、商业信函等。他们很快就累积了将近五百万页的微胶卷数据，以及数千册的珍本和原版手稿。

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有一组古代手稿让学院的学术主任梅厄·贝纳亚胡（meirbenayahu）百思莫解。贝纳亚胡个性急躁，行事像个独裁者。他把学院当作个人采邑，把中东犹太史所有领域都视为自己的辖区。然而，这其中却有这幺一大沓纸张，显然是十七世纪期间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一处小村庄写成的，但他没有任何线索能理解这些文件的内容。那到底是什幺？是数百页以希伯来字母写成的东西，但却不是希伯来文。在伊拉克那个偏远的地区，主要由农夫和小商贩组成的犹太人向来被认为是不识字的一群，但一批看起来像是犹太书文的丰富史料却在某个时候从中迸现而出。那或许是某种形式的亚拉姆语？但大家都说亚拉姆语——至少就其书写形式而言——早在公元1600年之前的数百年就已从地表消失。

这一切着实令他摸不着头绪。

“库尔德小伙子在哪儿？”

那是1963年的事，约拿上大学的最后一年。某天下午，梅厄·贝纳亚胡悄悄来到波洛斯基的课堂，坐在后门边的位子上等着。当波洛斯基宣布下课，身穿笔挺西装、腋下夹着费多拉（fedora，大帽檐硬顶犹太礼帽）的贝纳亚胡从汹涌离去的学生人潮中挤到讲堂前面，向波洛斯基简单点个头打招呼。

“是哪一个？”

波洛斯基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抬起他红通通的脸，稍微让眼光停留在第二排那个消瘦的学生身上。这个学生每次下课后总要拖个好几分钟才离开，似乎是在整理刚刚写下的笔记。

贝纳亚胡犹似鬼魂般地悄悄飘到约拿旁边的座位，从皮质公文包中拿出几页乍看像是符咒的古代文书。他几乎是偷偷摸摸地把这些文件放到约拿打开的笔记本上，约拿吓了一跳转过头去。

“我有功课给你，”贝纳亚胡边说边露出隐约的笑容，他那细如铅笔的小胡须也随之在嘴唇两端往上翘，“你看得懂这个吗？”

“我可以试试看。”约拿回答。他其实不太知道眼前这个人是谁。

几天后，约拿坐在本－兹维学院图书馆的长桌边，凝视着同样那几页文件。他觉得自己仿佛是透过失焦的相机镜头观看那个东西；他希望能看到清晰的轮廓和鲜明的原色，但他实际看到的却只是朦胧的形体和模糊的粉彩色调。他在札胡的同胞所说的新亚拉姆语是一种口说语言，鲜少被拼写出来。在札胡，一个人如果会读书写字——这种情况基本上很少出现，他用的会是阿拉伯文或希伯来文。但会不会有人真的曾经把亚拉姆语写下来？他必须承认，如果是的话，那看起来很可能会像眼前文件上的这些东西。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约拿觉得视力似乎逐渐敏锐起来。他现在看到，那些古代文字应该和他儿时说的话有关系，可能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形式。某些字拼读出来其实是一样的。还有一些似乎带有多余的字母，如果读出这些字母，就会是不同的字；如果不读这些字母，这些字的主体就又和他所说的语言里的某些字相同，或至少非常类似。约拿想到他读过的莎士比亚作品里所用的英文也有类似情况：一些多出的字母，一些曲折跳跃的语法结构，有时有些字在英文-希伯来文字典中找不到，经常有些关于人物和地名的陌生指涉。但如果将这些元素从中抽离，那个骨干毫无疑问就是英文。

随着书桌上的纸张越堆越多，他逐渐明白自己正在研读的古代文件都是一些传说故事、宣道寓言，或关于《出埃及记》的注解，字里行间充满强烈的卡巴拉密宗色彩：天轮、伟大预言、圣灵、马车旗帜、显名……这些指涉经常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