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鲜少有人发现以新亚拉姆文撰写的文字作品，这种缺乏书写传统的情况无疑与该语言的口说传统高度发展有关，而库尔德犹太人拥有的口说文学无论就丰富性或质量而言，均令人叹为观止。

——唐娜·夏依（donnashai），《库尔德犹太人民谣中呈现的家庭冲突与合作》（familyconflictandcooperationinfolksongsofkurdishjews），1974年

那天下午，约拿带着紧急的问题回到父母家。“阿爸，哪些人是札胡最棒的说书人？”

“别管这种事了，”拉哈明边说边嚼着烤南瓜子，把壳吐进烟灰缸里，“札胡每个人都有很长很精彩的故事可说。”

约拿点头笑了起来。

“你问这个要做什幺？”拉哈明问道，“那些人现在都老了，又穷困又有病痛缠身。还是别去烦他们吧。”他又吐了瓜子壳。

“大学里有位教授希望我找到说书人。”约拿在父亲身边坐下。

拉哈明这时笑了起来，对儿子投以狐疑的眼光。“shtuyot——无聊，没事找事做。是要干吗？”

“做研究啊，”约拿耸耸肩，“关于语言的东西。”

“真是胡搞。什幺语言？”他像平常一样不耐烦地问道，“他们为什幺要你做这件事？”

“教授一定是听别人说我是札胡人。”

“别管这种事了。你现在是以色列人了，你叫萨巴尔。不必跟你的教授说太多东西。shtuyot，搞什幺语言！”

“他们会付我钱喔，五里拉。”

厨房传来一阵当啷声——约拿没注意到家里还有人。他转头，看到母亲把头探进走道。

“约拿·嘉贝（yonagabbay），”她说，“大家习惯叫他约拿玛莫（yonamamo）。”也就是“约拿阿伯”。

“回厨房洗菜，老妈子！”拉哈明吼道。

“爸，拜托。”约拿说。

接下来是一阵长长的沉默，偶尔听到下头街道上传来小孩子互相叫骂的声音。

“五里拉？”拉哈明说。

“一小时五里拉，如果我能找到人的话。”

“约拿玛莫最厉害了，”拉哈明清了一下喉咙说。他把堆满瓜子壳碎屑的烟灰缸推到一旁，“他一说起故事，到天亮都停不下来。”

“约拿阿伯住哪里？”

“就在附近，伊斯拉埃尔叔叔那栋楼对面。”

约拿玛莫不但是全札胡最厉害的说书人，还是那一带最老奸巨猾的骗子。他很早就知道高超的说故事技巧不但能赢得掌声，更能为他赚取实质利益。他拥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魔力，而且懂得毫不知羞耻地运用这种力量，编造各式各样赚人眼泪的故事，让大发慈悲的头目们不断送上食物、金钱和财产给他。至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如此——我唯一的判断依据是我父亲后来做的录音资料。

约拿玛莫之所以培养出过人的说故事技巧，似乎是因为被生活所逼。他的父亲是流动小贩，在他还小的时候就死了，他的哥哥则生了大病。这些灾难出现的时机极不凑巧，他们家那时深陷债务，母亲完全无力偿还。不多时，小嘉贝就编出第一个诈骗故事。

一名土耳其军官来到札胡，哄骗他买了一头驴子送他。后来他到各个村庄卖羊毛时，会在磅秤上动手脚，设法多捞点银两。他成功地把一头毫无用处的老母驴高价卖给一位债主，因为他让债主相信那头驴子是从前“摩苏尔领主们”最钟爱的“名贵大马士革母驴”。

有一次，一名头目拒付一批衣服的钱，约拿玛莫于是拿起一支步枪，哀求对方把他打死。

“我说，‘拿枪打我吧！杀了我吧！’”约拿玛莫回忆道，“你拿的东西不是我的，是别人的财产。与其让我空手回去面对那些人，倒不如你就直接让我死在这里！”头目被约拿玛莫歇斯底里的举止搞得不知所措，不但马上付了钱，还额外多塞了一些。

几天后，约拿玛莫趁头目出去时又来到他家，对毫无心理防备的头目妻子陈述相同的可怜故事。他回家时，所有囊袋装满了小麦，足够全家人吃上一个月。“那时我感觉真满足，”约拿玛莫咯咯地笑着说，“我受伤的灵魂全都被修复了。”

来到以色列以后，约拿玛莫遭到和无数其他札胡犹太人相同的命运，处处受挫。他跟许多库尔德同胞一样，试图打进城里最有赚头的行业：建筑业。但所有雇主都拒绝收他，他们说他已经八十岁，不可能再做粗工了。

“天地之主啊，”他向上苍祈祷，“我该何去何从？”

他的恳求似乎以某种方式获得应许。有一天，来了一车希伯来大学的年轻学者，他们听说他是亚拉姆语的母语使用者，于是前来找他做研究。那似乎是波洛斯基教授较早期的研究计划之一。学者们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到大学的语言实验室用他的母语说故事，他就能领到每小时两里拉的费用，外加来回搭公交车的钱。但那次工作的结果简直是惨兮兮。众所皆知，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亚拉姆语已经变成一个纯粹口说的语言，而那些年轻学者当中无人会说亚拉姆语。这些外行人为了对这个语言进行分析，必须将说者口中流泻出来的所有语音转译出来，接着他们必须猜测可能的拼写方式，借以发掘出其中的意义及结构，最后将这样拼凑出来的词汇与相关闪米族语言或一个世纪之前传教士编纂的一两本字典进行比对。研究人员的另外一种做法是请研究对象将他们说的新亚拉姆语翻译成希伯来语，但这个工作不仅耗时费力，而且从科学角度而言也欠缺严谨；一方面说话者可能会失去耐心，另一方面转译文稿的内容恐怕也会错误百出。

没有人比约拿玛莫这个一生都在江湖上打滚的人更清楚什幺是诈骗。很快地，他开始觉得这次换他被骗了。“那里有六个人，他们手里拿着笔记本，坐在一个房间里面，样子看起来很像头目，”我在父亲那些年代久远的录音中听到约拿玛莫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坐下来，开始跟他们说故事。可是我才刚说了几个字，其中一个人居然就说，‘再说一次！’”

约拿玛莫隔天又来到实验室，第三天也来。但每当他开口说一个字，那些语言学者就会求他放慢速度重复一次。对一名长年口若悬河地讲古，看听众陶醉其中的说书人而言，语言实验室里的经验简直像人间地狱。“我告诉自己，‘这实在太让我头痛，我不想做了！’我从他们那里拿了二十里拉，心想，‘再这样拿钱有什幺意思吗？’”

这恐怕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那群语言学者后来再请他到实验室时，他说他不干了。

我父亲第一次见到约拿玛莫时，他心想，眼前这个人简直就像从他在耶路撒冷的剧场里看过的圣经历史故事演出中跑出来的临时演员。约拿玛莫的媳妇在狭小的公寓一角打理出一个空间供他起居之用，我父亲踏进屋内时，他侧躺在一张摇摇晃晃、咯吱作响的小床上，脸朝着空荡荡的墙壁，正把松散的烟叶塞进鼻子内。

“所有被单都被他这样给弄黄了，”他的媳妇摇头苦笑说，“但他就是说不听。”

“他现在多大岁数了？”我父亲低声问。他看着床上那身松松垮垮的老骨头，不禁心想，这个人只要一动，恐怕全身就要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