帘子的另一侧，昨晚收进来的那个女人在咳嗽。她的咳嗽声在墙壁间回荡。她得的是肺炎，其实不应该住在这里，但她有褥疮，又没法住在传染病房。她咳起来就仿佛胃里的东西都要吐出来一样。多莉丝恶心得直哆嗦，用手捂住了耳朵。

“能把我的电脑给我吗？”

多莉丝对着空荡荡的病房喊。她又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重复了一遍。她的喉咙很干，感觉在和上颚摩擦。冷冰冰的病房里很安静，没有听见护士来帮忙的脚步声。

“按铃。”当多莉丝叫第三遍时，咳嗽的女人喘着气对她说。

“谢谢，不过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既然你躺在这儿喊，那么这事儿显然很重要。按铃吧。”那个女人烦躁地说。

多莉丝没有回答。她不需要帮助时，护士们总会过来打扰她，可现在她真的需要她们时，她们又都不见了。要么她自己试着拿电脑？她能看到电脑就在桌子上，早上护士把它放在那里，电脑屏幕被盖上了。她跟她们说了要把屏幕打开，她们为什么不听呢？她应该可以自己过去拿吧？一点儿都不远，如果她还想回到家，她就得练习练习。她拿起床的遥控器，摁了一个按钮。床晃了一下，床尾开始往上升。她想让床停下来，就把所有的按钮都摁了下去。结果床头开始移动，膝盖下的部分也开始往上升。她慌了，赶紧摁下红色的按铃，同时又摇晃着遥控器，把能摁的按钮都摁一遍。终于，床停住了。

“天哪，发生什么了？”跑进来的护士笑了。

多莉丝正直直地坐着，腿抬着，就像一把折叠刀。但她没有笑，眨眨眼，忍住疼痛的泪水。

“我想去拿电脑。”她指着电脑，她的腿被慢慢降下去，后背的疼痛也逐渐减轻了。

“你为什么不按铃呢？我们会尽快过来帮忙的。你知道的，多莉丝。”

“我想练练走路，我想离开这儿。只做理疗是不够的，太慢了。”

“耐心些，多莉丝。你得接受现实。你已经96岁了，不是小孩子了。”护士轻声细语，却好像给了她猛然一击。

“耐心和固执，”她喃喃地说，“如果你知道我有多固执。”

“我听说了。我们要不要试试？”多莉丝点点头。护士慢慢把她的腿垂在床边，扶着她的上半身让她坐起来。多莉丝眯起了眼睛。

“太快了吗？你头晕吗？”护士同情地看着她，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多莉丝摇摇头。

“耐心和固执。”她说着，双手按住软软的床垫。

“一，二，三，起。”护士一边说，一边扶多莉丝起身，双手稳稳地撑住她的腋窝。她感到臀部猛地一疼，然后疼痛传到了一条腿上。“一步一步来，好吗？”多莉丝没有说话，只是把摔断的那条腿向前挪了几毫米。接着，又把另一条腿挪了几毫米。电脑已经近在咫尺。她盯着黑色的电脑包，只剩两米了，但又仿佛隔着一条鸿沟。

“你要休息一下吗？坐一会儿？”护士用脚钩过来一个凳子，但多莉丝摇摇头，仍然艰难地一步一步迈向放电脑的桌子。等她终于走到那儿时，立刻把双手撑在电脑上吐了一口气，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天哪，你还真是固执。”护士微笑着，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肩膀。多莉丝喘着粗气。她的双腿已经没有知觉，她前后扭扭脚趾，想把腿唤醒。她抬起头，看到护士的眼睛，然后便倒了下去。

a.卡尔·安德森

卡尔带我们走出车站，走到街上，他不停地跟我们聊天。我们拎着小箱子，他拎着大箱子。他说他在车上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能听懂一点瑞典语。车站外面有一排黄色的出租车，但他径直走了过去，完全不理睬那些吆喝的司机。他走得很快，步子很大，总是领先我们几步。

“如果他是骗子怎么办？万一他是坏人呢？”艾格尼丝一边小声说，一边拉了拉箱子，想让我停下来。我也拉了拉箱子，盯着她，点点头，让她继续往前走。她不情愿地咕哝着，又迈开了步子。我们继续跟着前面这个金发男人，他比路上几乎所有人都要高出至少半个头。他看上去确实像瑞典人，或许这就是让我决定相信他的原因。

我们走啊走。卡尔不时地回头，仿佛是要看看我们还在不在。等他终于在一座窄窄的砖房前面停下时，我头上已经冒汗了。红色的大门外有两个铁盆，里面种着水仙花。他冲我们点点头。

“到了。她身体不太好。”他开门前解释说。

这座房子有三层，每层只有一个房间。我们直接进了厨房，里面有一个老妇人坐在摇椅上。她的手放在腿上，两眼直直地看着前方。

“妈妈，看我带谁回来了。两个从瑞典来的姑娘。”他冲我们点点头。她没有抬头，仿佛没意识到有人进来。

“妈妈，她们可以跟你讲瑞典语。”他摸摸她的脸颊。她的蓝眼睛看上去毫无生气，瞳孔很小。她的头发无精打采地散在肩上，还有几缕搭在眼睛上。她的肩上盖着一条厚厚的针织披肩，看上去脏兮兮的。

“她叫克里斯蒂娜。自从我父亲失踪后，她几乎就不开口说话了。有时她会说几句瑞典语，我只是想……”他转过身去想掩饰自己的悲伤。他清了清喉咙，接着说：

“我只是想或许你们能让她重新开口讲话。还有，我需要人帮忙做点家务。”

“我来试试。”艾格尼丝小心翼翼地靠近摇椅。她在地板上坐下，背对着那个老太太。

“我只是在这儿坐一会儿。”她用瑞典语说，“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整夜坐在这儿。如果你想说什么，我愿意听。”

老太太没回答。但是，过了一会儿，她的椅子轻轻摇了摇。我也坐了下来。屋子里很安静，只有摇椅吱吱呀呀的声音和远处街道上的嘈杂。我们答应在这里住几天，卡尔帮我们在楼上的起居室里铺了一张床。他还帮克里斯蒂娜也铺了一张床垫，轻轻地帮她躺到上面。她太重了，他没法把她搬到三楼的卧室里。

卡尔经常上楼到起居室里和我们聊天，但从不聊克里斯蒂娜。他跟我们讲他那天都做了什么，讲他工作的那家银行，也讲欧洲和战争。在我们住在伊莲家的几个月里，欧洲的形势越来越糟。卡尔告诉我们最新的情况，但他不知道瑞典是否也参战了。在美国人眼里，欧洲仿佛只是一个大的国家。

开始，我们并不想问他的父亲去哪儿了，但随着我们对他了解得越来越多，聊的话题也越来越私密，几个星期以后，我们终于鼓起了勇气。答案在意料之中。

一切都很突然。一天，他们回家时，他的父亲站在那里，他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他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没有留下一分钱，但把房子留给了他们。

“他为了别人离开了我妈妈。他走后，她的心就死了。她在纽约一直觉得很迷失，他曾经是她的港湾。他照料着一切，他会为她挺身而出。”

我们静静地听着。

“他已经走三年了，我并不想他。我并不想念他的坏脾气和专横的态度。其实没有他，我们生活得更好，我只希望妈妈也能看到这一点。但她渐渐变得越来越抑郁，她不再见人，不再关心我们的家，也不再关心她的外表。最后，她就在摇椅上坐着，再也不起来，几乎不说一句话。”

我们轮流坐在克里斯蒂娜身边跟她说话。她不喜欢离开摇椅，有时我都担心她会变成一块石头。一个人能像那样一言不发地坐多久？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卡尔坚持让我们留下，说我们对克里斯蒂娜的恢复有好处。他说得对。终于，一天清晨，当我们烧水泡茶时，奇迹发生了。

“跟我讲讲瑞典。”她有气无力地说。听到那句瑞典语的感觉真是好极了。

我们赶忙到她跟前，一人在她一边，跟她聊了起来。我们跟她讲我们玩耍的雪堆、土豆和鲱鱼、淅沥小雨的气息还有第一朵款冬花。我们还跟她讲斯德哥尔摩中部，在动物园岛绿油油的草地上有跳来跳去的小羊羔和明亮的夏夜里沙滩街上的自行车。我们给她描述的每一幅画面都让她的眼睛里多了一点神采。她没再说别的，但她越来越多地朝我们看。如果我们安静下来，她就会抬起眉毛，冲我们点头，让我们继续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继续努力，想让克里斯蒂娜开心起来。一天，卡尔到家时，看到摇椅空了。“摇椅空了。”他盯着我们，“摇椅空了！她在哪儿？我母亲在哪儿？”我们大笑起来，指指水池。她正站在那儿洗午餐用过的盘子。她很瘦，脸色苍白，但她自己站在那里，双手还在忙碌着。当卡尔走向她时，她温和地笑了。他紧紧地拥抱了她。他趴在她的肩上看着我们，眼里满是泪水。

我们打听着关于瑞典的消息，但没人知道准确的情况。新闻在报道希特勒和他的行径，还有德国士兵占领巴黎时哭泣的法国人。我们盯着那些黑白的画面，难以想象在我热爱和思念的城市里正发生的一切。那里跟我离开时已经截然不同，一切都变了。我给格斯塔写了信，但是，跟之前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没有回音。

我们仍然同卡尔和克里斯蒂娜住在一起。我们不需要付房租，但我们帮忙做饭和打扫卫生。这是卡尔表达感谢的方式。他上班时，我们就陪克里斯蒂娜聊天。她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沉默了这么久，感觉就像沉睡了好几个月。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一天天好转，我重新开始考虑未来。我们得找工作，得有自己的住处。隐居了几乎一年，我们得出去闯闯了。

艾格尼丝对我的计划一点也不感兴趣，而且她最近经常让我很不满。她有事不再告诉我，每次我说什么，她总是心不在焉，好像有点伤感。她开始用英文回答我的问题，即使我在跟她讲瑞典语。过了一段时间，我注意到她开始黏着卡尔，而不是我。晚上，他们俩会待在厨房的沙发上，低声聊到深夜，就像曾经的阿兰和我那样。

一天晚上，很晚了，克里斯蒂娜坐在摇椅上缝桌布。我在看报纸，跟平常一样搜寻着关于战争的新闻。在报纸里提到的每一名死去的士兵身上，我仿佛都会看到阿兰。我专心地看着报纸，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俩站在我面前，手拉着手。艾格尼丝不得不重复了一遍：

“卡尔和我，我们要结婚了。”

我盯着她，又盯着他。我没明白。她那么小，怎么能结婚呢？而且是跟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