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犹豫了一下，自己选了一个棋子。

“靴子。”伊莲说，但我沉浸在思绪中。

“跟我念，靴子。”

我跳起来，“我不想玩游戏，伊莲！”我扔掉我的“靴子”，它吧嗒一声掉在图板上，然后又掉到了地上。“我想确认我们能待在这儿。你说‘藏起来’是什么意思？我们能藏在哪儿呢？为什么要藏起来？”

“哎呀，咱们可能需要来点雪利酒。”她勉强冲我们笑笑，站起身来。我们静静地坐着，看她在厨房里忙活。

“阁楼上有个房间，你们可以住在那儿，但晚上我儿子在家时你们不能下来，只有白天可以。他有点害羞，就是这样。”

她把我们带到阁楼的房间。墙边立着一张窄窄的床垫，她把床垫放平。接着，她又拿来毛毯和枕头，我们站在一旁，看着灰尘在空中飞舞。我们一起把箱子拎了上来。等一切都安顿好，她给了我们一个便盆，便锁上了门。

“明早见。尽量保持安静。”她关门前说。

那晚，我们从头到脚缩在厚厚的羊毛毯下面。窗外的风在哀号，还有一阵阵冰冷的空气从窗户的缝隙吹进来。我们把毛毯裹得更紧了，一直拉到耳根，盖住下巴，最后直接蒙住了头。

n.格斯塔·尼尔森

在海边的那座白色小房子里，我们很快就建立了一套常规，每天都是一样的模式。早上，当伊莲的儿子出了门，她便立即上楼帮我们开门。我们把便盆倒在院子里的厕所，然后就坐在餐桌前，伊莲会给我们端上一杯热茶，一片白面包。接着，一天的英语课就开始了。我们帮伊莲做一些家务，她则一边指一边用英文说。我们打扫、烘焙、缝补袜子、晾地毯，伊莲总是在一旁说话，我们则重复她的每一句话。到了第二个周末，她已经完全不再说法语了。我们仔细地学习她每句话的细微之处和每个单词的发音，用它们组成简单的句子。她会让我们去拿东西或是做某一件事。有时我们听不懂，但她从不放弃。有时她会简化，用更少的单词或是手势来比画，直到我们笑起来。只有那时，她才会眨眨眼睛，解释她的意思。伊莲给我们上的英语课是对现实的一种愉快的逃离。

黄昏临近时，她会催我们赶快回到阁楼上。我们听到她用钥匙锁上门，然后快步走下楼梯。她总是走到门廊去迎接她的儿子罗伯特，无论刮风下雨。在阁楼的窗户旁，我们可以从薄薄的蕾丝窗帘的缝隙看到她。她总是站起身，温暖地笑着，但罗伯特从不跟她说一句话，只是气呼呼地走过去，眼睛盯着地面。日复一日，我们看到他用沉默惩罚着她；夜复一夜，我们看到她忽略着他的沉默。

终于，艾格尼丝忍不住了：“你们俩从来不讲话吗？”

伊莲难过地摇摇头。

“我丢下了他。我的第二个丈夫得到一份在欧洲的工作，我只能跟着他去那儿。为此，罗伯特始终没有原谅我。我一有机会就立刻回来了，但已经过去了太多年。现在已经太晚了。他恨我。”

他经常对她发火。一有点什么问题，我们就会听到他对她大喊大叫。我们听到她一直在忍让，一次又一次道歉，诉说她对他的爱，乞求儿子的宽恕，尽管她已经永远失去了他。她和我们的处境一模一样：独自来到一个她已经不再了解的国家，和一个不想与她有任何瓜葛的人住在一起。

我们在阁楼上时，时间总是过得很慢。我现在还记得在那陈腐的空气里自己都想了些什么：忧伤，还有对阿兰的思念。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又一次抛弃了我。他怎么能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他怎么能结婚。我想象过她的模样，我不知道他们在一起时，是否也会感到时间的停滞。

在那个狭窄的空间里很容易焦虑，我重新开始给格斯塔写信，好让自己不再胡思乱想。每天晚上，就着煤油灯微弱的光，我给格斯塔写长长的信，跟他讲我们这个新家的一切。我向他描绘我们从家里就能看到的大海和沙滩，每次我去花园呼吸新鲜空气时吹在我脸上的刺骨的风，还有英语和我的耳朵的感受：当人们语速太快时，他们的话听起来就像乱糟糟的噪声，美国人好像总是那样说话。我初到巴黎时，法语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我还跟他讲伊莲和她古怪的儿子。伊莲每次都帮我寄信，我耐心地等他的回信。但他一直没有回音，我越发担心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我知道欧洲仍然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中，但也很难了解更多了。在美国，生活依旧，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仿佛欧洲并没有战火纷飞。

有一天，格斯塔终于回信了。信里写了几行字，信封里还有一片撕下来的报纸。那是一篇关于格斯塔和他的画的文章，批判的口气，结尾还说这可能会是大家最后一次看到他的画展。其实我从未看懂过格斯塔的画，所以我对这篇负面评论倒不觉得奇怪。对我来说，那些画总是抽象而又扭曲的各种色彩的爆发，几何完美而又超现实。不过那篇文章解释了他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而他自己写的几行字则袒露了他的心境。我理解他为什么只礼貌地问候了我们，为什么只简短地加了一句他很高兴我们还活着。

我记得自己那时很为他感到难过。他执着地做着自己明显缺少天赋的事，而这只会让他不开心。我比之前更加想念他，想念我们的对话。我已经九年没有见过他了。文章里有一张他的照片，我把它撕下来，钉在床头。他严肃地低头看着我，眼神里满是忧伤。每天夜里，当我把煤油灯吹灭时，我都会想自己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我还能不能再回到瑞典。

j.伊莲·詹宁已逝

我们早就知道，藏在阁楼里的事总有一天是要被发现的。这一天终于来了，艾格尼丝把她的毛衣落在了客厅的椅子上。这天早上，我们听到他的咆哮：

“这是谁的毛衣？谁来过这儿？”

“一个朋友，她昨天下午顺路来这里喝茶。”伊莲平静地说。

“我跟你说过不可以让别人进来！谁都别想跨进我的门槛！你明白吗？”

艾格尼丝爬到我身边，但她这么一动，地板响了一下。楼下突然安静了。接着，楼梯上传来响亮的脚步声，门一下子被踢开了。当他看到我们挤在床垫上时，他的眼神让我们不寒而栗。我们立刻跳起来，在黑暗中摸索着穿衣服，还没穿好就跑出去，跑到街上。他追出来，把我们的包扔了出来。大行李箱的铰链断了，盖子一直滚到了路的另一边。接着他扔出我们的衣服。巴黎的漂亮衣服掉在泥里，堆成了一堆。我们抓起衣服，塞进包里。但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别的，而是当时我的心在狂跳。我看到伊莲从阁楼的蕾丝窗帘往外看，那个窗帘是艾格尼丝藏在阁楼时新缝的。伊莲伸出了一只手，但没有挥手。她已经给了我们太多，不仅仅是教我们语言。那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我对她最后的印象就是她在蕾丝窗帘后惊恐的眼神。罗伯特双手叉在臀部，站在台阶上，看着我们捡起自己的东西，离开了他的家。直到巴士在街道远处的站台停下，他才转身进了屋。

我们上车时，巴士车身的铁皮正反射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闪得刺眼。红色和白色的座椅已经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车慢悠悠地开动了，我们坐在最后，从窗户里往外看。我们无从得知那座白色的小房子里正发生着什么。尽管如此，事实上，我们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其他乘客说的话在我们听来已经不再是天书，我们可以跟司机交谈，告诉他我们要去哪里了。我们要回曼哈顿。在蒙托克的生活让我们更加坚强，可以迎接新的自由生活了。艾格尼丝甚至笑了起来。毫无征兆地，无法克制地笑起来，我也忍不住跟着笑了。

“我们笑什么呢？”我好不容易止住了笑。

艾格尼丝也严肃起来：“感觉我们刚刚从监狱逃了出来。”

“是啊，那个阁楼确实让人感觉被关了起来。或许我们被发现也是好事，谁知道呢？”

已经是上午了。等我们到曼哈顿就该是晚上了，我们无处可去。当巴士终于到站时，艾格尼丝还靠在我的肩上沉沉地睡着。我们拿好东西下了车，走向明亮的候车大厅。我们把东西在一个角落里放下，艾格尼丝怯怯地问：

“我们去哪儿？我们睡在哪儿呢？”

“如果今晚我们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得保持清醒。你看着包，我去找找便宜的旅馆。”

艾格尼丝坐下来，靠在墙上。

一个浅金色头发的男人突然站在我们面前。“打扰了，你们不会是瑞典人吧？”

我认出他也跟我们坐了同一辆巴士。他穿着一身朴素的黑色西装，里面是一件白衬衫。艾格尼丝用瑞典语回答了他，但他摇摇头，用英语说“不，不”。他不是瑞典人，但他母亲是。我们聊了几句，他提出帮助我们，让我们先住下，直到我们找到别的地方。

“我相信我母亲一定会很高兴能有机会说说家乡话的。”他说。

我们犹豫地对视了一下。跟着这个陌生人回家显然不是个好主意，但他看上去很热心，也不像在说谎。最终，艾格尼丝点点头，我向他表示了感谢。那个人拎起我们最重的箱子，我们跟着他走出了车站。

很长时间以后，我们回了一趟蒙托克，才知道我们走后伊莲家发生的事。那座房子已经被封起来了，我们只好问了一个邻居。她说，我们离开后不久，伊莲在一次和罗伯特的争吵中突然心跳停止了。罗伯特也一蹶不振，终于第一次表达出失去母亲的哀伤。邻居说他那个星期就离家出海了，再也没人看到过他。

译者注：根据作者的修改，书中所有的“中央车站”都不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