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里从来都不会变黑。总有光线会从门、窗户、台灯、走廊照进你的眼睛，尤其是在你最需要黑暗的时候。不管她怎样闭紧眼睛，也无济于事，她一紧张就睡不好。按铃就在她的右手边。她把拇指放在上面，但并没有摁下去。神父坐过的椅子已经空了。她又闭上了眼睛。她努力地想睡觉，但要么光线太亮，要么就是太吵——有病人按铃的响声，有病友的鼾声，有远处开门关门的声音，还有走廊上来来回回的脚步声。有些声音很有意思，让她好奇，比如钢铁的撞击声，或是收到短信的提示声。有些声音则让她反胃，比如老人的叫喊声、吐痰声、放屁声、呕吐声。她盼望着早晨到来，光线和病房里的喧闹似乎能够把最难听的声音吸收掉。她每天都忘了要耳塞，但又不想打扰值夜班的工作人员。

失眠使她的痛感更明显了，尽管有止疼药。疼痛一直反射到她的双脚。过几天她就要做手术了。她需要一个新的臀关节，她的关节摔断了。护士告诉她螺钉的尺寸时，她不禁颤抖了一下，那个螺钉得植入她的骨骼，帮她重新动起来。直到那一天，她都只能躺着，尽管医院的理疗师天天都来帮她理疗，做各种轻微的动作，但除了给她带来疼痛，似乎并没什么作用。如果神父能尽快把她的电脑带来就好了。她不敢奢望，没准神父早就忘了。等她终于睡着，这些想法也慢慢消失了。

等她醒来，窗外的天已经亮了。窗台上站着一只小鸟，灰色的羽毛里夹杂着一点儿黄色。可能是山雀？又或许只是普通的麻雀？她不太记得哪一种是黄色了。小鸟拍了拍羽毛，又使劲挠了挠肚子，想找出烦人的小虫。她看着小鸟，想起了在家时总看见的那只松鼠。

p.艾莉奥诺拉·佩斯托娃

诺拉，我好久没想起她了。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人，仿佛从童话里走出来的一样。她被所有人仰视，所有人都想像她那样，连我都想。她很坚强。

我仍然很想家。当然，不止我一个人。晚上，普森街上的这座公寓里经常能传出星星点点的抽泣声，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后则会耐心地把在冰柜里冻过的玻璃罐放在眼睛下方，以此减轻浮肿。然后，会有人帮我们化上妆，再去百货商店里当模特，向富太太们假意微笑。我们笑得太久，有时到家后脸颊上的肌肉都会疼。

强烈期盼中的人们有时会有这样的经历：他们的眼睛逐渐失去神采，失去发现身边的美的能力。我只能回忆过去，把自己回不去的一切都美化了。

但我们忍着，我们很穷，机遇促使我们向前。我们闭紧嘴巴，忍受衣服后背的别针和发型带来的疼痛。但诺拉不一样，她总是微笑着。所以她受欢迎也许就不奇怪了。大家都想跟她一起工作。当我们其他人还在百货商店摆造型假笑时，她已经为香奈儿和《时尚》拍片了。

艾莉奥诺拉·佩斯托娃是捷克斯洛伐克人，连她的姓名都这么美。她一头棕色的短发，有着明亮的蓝眼睛，要是涂上红色的唇膏，她简直就跟白雪公主一模一样。她穿紧身蕾丝束身内衣的形象，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是大家追捧的男性化装扮的典范。那时，尽管女性化的款式逐渐问世，但衣服普遍没什么曲线，裙子也都很短。如今的报纸都说年轻人成了时尚的奴隶，其实他们真该看看那时候的时尚！

当我们其他人还得步行去参加活动，并且需要自己确保妆容和发型完美时，诺拉已经有车接送了。我们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而她挣的则要多得多。她确实也买了漂亮的包和衣服，但她似乎对奢侈品并不感兴趣。晚上，她总是蜷在床上看书。我和她共用的床头柜上放着格斯塔的照片，还有她越堆越高的书。她和我在夫人家时一样，用读书来逃避现实。当她发现我俩有着同样的爱好后，便允许我借她的书来读。读完，我们便一起坐在法式的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聊书里的故事，夜复一夜。每天晚上我们至少要抽十根烟，作为减肥方案的一部分。胖姑娘是找不到工作的，烟——那时候也称作减肥烟——就成了有魔力的良药。尼古丁使我们晕乎乎的，即使不好笑的事也能让我们傻笑。等烟失去作用后，我们便开始喝酒。为了不让舍监发现，我们把酒装在大茶杯里。

多亏有了诺拉和那些开心的夜晚，巴黎在我心中终于慢慢有了生机。我重新开始给格斯塔写信了。我不需要再说谎，我只描述我看到的身边的一切。我还借用很多书里的话，把作家们对巴黎的观点写进自己的信里。到了休息日，我们会去探访书里写过的地方。我们幻想着19世纪，幻想那时的女人们穿的曳地长裙，那时的车水马龙、音乐，还有爱情，幻想大萧条前的世界。

是诺拉给了我第一次为《时尚》拍片的机会。她假装生病，让我去顶替她。当接她的车停在我们的公寓门口时，她笑着把我推了进去。

“站直了。微笑。他们不会发现的。他们需要一个漂亮姑娘，他们确实会等到一个漂亮姑娘。”

车在市郊的一栋大工业楼前停下了。门上有一个小小的金属牌。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摄影师那拗口的名字：克劳德·利瓦伊。跟诺拉说的一样，他冲我点点头，指着一张椅子，让我坐在那里等候。

我看着助理们抱来各种各样的衣服，给木头模特穿上。克劳德不时过去，和《时尚》的编辑一起研究。他们选了4套，都是粉色系的。助理们又拿出一堆项链，长的、红的，还有玻璃珠做成的。然后他们转向我，把我从头看到脚。

“她看上去不太一样。”

“她不是深色肤色吗？”

“她很漂亮，金发姑娘更好。”编辑点点头。然后他们又转过去，仿佛我这个活生生的人并不存在，仿佛我也只是这个房间里木头模特中的一个。

我一直在那儿坐着，直到有一个人让我挪到另一张椅子上。到了那儿，有人把我的指甲涂成了红色，为我化上妆，帮我把头发卷好，喷上定型水。定型水让头发变得又硬又重，我不得不伸直脖子，头也不敢乱动。我不能把精心打造的发型弄乱。

相机就在屋子中央的一个木质三脚架上，就像是一个小黑盒子装上了可折叠的皮质镜头。克劳德转来转去，前后左右地移动相机的位置，寻找合适的角度。我躺在椅子上，一只胳膊搭在靠背上。有人帮我整理服装，有人帮我整理项链，还有人给我的鼻子补妆。

克劳德发令了：“头别动！把手向右转一毫米！裙子皱了！”等他终于准备拍照时，我得纹丝不动，直到快门摁下。

故事到这里本可以结束了，一个漂亮的封面上印着一位穿着粉色裙子的金发美女。

但是并没有结束。

我们给杂志拍完照后，克劳德走了过来，他让我再摆一个姿势，再拍一张。一张艺术照，他说。我还穿着那条裙子，化妆师已经收起了化妆品，发型师收起了梳子和瓶瓶罐罐，服装师收好了服装，编辑也收好了自己的东西。最后，当他让我躺在地上时，房间里已经空了。他把我的头发像扇子一样散开，用别针把小片的桦树叶别在头发里。我自豪地躺在那里，为自己得到他的邀请而感到骄傲，这是他对我的认可。他向我俯下身，摆好三脚架，双手握住相机。他让我把嘴唇分开，我照做了。他让我用充满欲望的眼神看镜头，我照做了。他又让我用舌尖舔上唇，我犹豫了。

这时，他移开了相机，抓住我的手腕，用力把它们摁在我的头顶上方。他的脸离我很近，他吻了我，还强行把舌头伸到我的牙齿中间。我咬紧下巴，双腿拼命挣扎，但我的头发被别针固定在地板上。我闭上眼睛，做好会很疼的准备，使劲挣脱了。我的头猛地撞上了他的头，他按住自己的前额，狠狠地骂了一句。我抓住机会，拔腿就跑，一直跑出大门。我光着脚，没来得及拿自己的东西和衣服，还穿着拍照的裙子。他在我身后骂：“荡妇！”他的话在楼间回响：“妓女！”

我跑啊跑，穿过了那片工业区。我的脚被玻璃碴和石子划伤了，脚底在流血，但我没有停。肾上腺素让我一直跑下去，直到感觉安全为止。

但我完全迷路了。我坐在一座石墙上，粉色的裙子已经被汗水浸湿，面料贴在皮肤上，凉冰冰的。衣着光鲜的巴黎人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把流血的双脚贴在墙面上，怕被他们看到。没人停下来。没人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天黑了，我还在那里。

天又亮了，我仍然在那里。

我终于缓慢而又艰难地走进一个院子，偷了一辆自行车，这时我的脚已经不再流血了。那是一辆没有上锁的、生了锈的男式自行车。从在斯德哥尔摩的童年到现在，我已经很久没有骑过车了。即使小时候我也很少骑，只有在邮递员送完信时，他会让我们这些孩子骑一会儿。我晃晃悠悠地骑过一条条街道，看到红色的太阳升起，人们醒来。我闻到烤面包炉和木头炉灶点火的香气，我尝到自己的鼻涕和汗水的咸味。街道越来越熟悉了，我终于看到诺拉从欧特伊街地铁站的长椅上跳起来，朝我跑过来。她看到我便哭出声来。我已经累得浑身发抖。我们在人行道上坐下，像平时那样靠在一起。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一边抽，一边耐心地听我跟她讲发生了什么事。

“我保证，我们再也不为克劳德工作了。”她一边说，一边头靠着我的头。

“我们再也不为他工作了。”我吸着鼻子。

“是不是《时尚》都无所谓。”

“对，是不是《时尚》都无所谓。”

但是有所谓。那不是诺拉最后一次为克劳德工作，也不是我的最后一次。那就是模特的生活，我们没法质疑这一点。一份好工作就是生活的保障，我们没有说“不”的选择。但我确保自己再也不单独和他在一起了。

n.格斯塔·尼尔森

我在床上躺了好几周，脚上缠了厚厚的绷带。房间里满是脓水和病恹的臭气。庞萨德先生气坏了，因为我在百货商店的工作没人顶替。他每天都来看我，如果发现我没什么好转，就自言自语地抱怨。我一直没敢告诉他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根本不敢。

有一天，我收到了格斯塔的信。只有一行，用歪歪扭扭的大写字母写在信纸中央：

我很快就要来了！

很快？很快是什么时候？可能要见到他的想法让我充满了期待，我真希望自己能和他一起在这个我开始称为家的城市里漫步，看看他的巴黎，再带他看看我的巴黎。我每天都等着他，但他一直没有来。我也没有收到别的来解释或是告诉我抵达的时间的信。

我的脚很快就好了，我又能走路了。但格斯塔杳无音信。我每天到家时都会期盼地问舍监有没有访客，有没有电话或是来信。但回答总是没有。我还记得她每次回答时歪着嘴的嘲笑。

诺拉和我都讨厌舍监，就和她讨厌我们一样。当我回想这一切时，我甚至都想不起她的名字。我都怀疑自己知不知道她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她就是个女管家。或者，当她听不到时，我们称她为“醋”。

几个月过去了，我终于收到了格斯塔的信：

亲爱的多莉丝：

斯德哥尔摩的形势很不好。或许我挚爱的巴黎也一样？失业率很高，人们开始省钱，不再买艺术品了。我卖的三幅画都没有收回钱。我连买牛奶的钱都没有了。我没办法，只能用画来换食物。所以现在去巴黎成了奢望。亲爱的多莉丝，我又不能去看你了。我只能待在这儿，巴斯图街25号。我怀疑自己还有没有机会离开这儿。我继续梦想着见到你的那一天。

好好生活！让世界惊艳！我为你感到骄傲。

你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