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去美国
乔伊斯所付出的劳动和心血远远大于他的收入，这真是作为天才的悲哀。而乔伊斯又往往入不敷出，所以，他常常会有惊慌失措的时刻，莎士比亚书店的经济状况也是这样。人们可能会觉得我从《尤利西斯》中赚了不少钱，其实，乔伊斯的口袋里肯定装了一块吸铁石，所有赚到的钱都被吸到他那个方向去了。我就像那首歌曲里的西尔维斯塔（sylvester）：“不管我如何努力/所有的钱币还是从我身边悄然溜走”，从来就没有人会说：“西尔维斯塔，别找零了。”当然，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和乔伊斯一起工作，为乔伊斯工作，所有的乐趣都是我的——确实也是其乐无穷——而所有的利润都是他的。他的作品能赚到的钱，那些通过我的努力才赚到的钱，也都属于他。为了不让我的书店被拖垮，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一九三一年夏天，《尤利西斯》盗版猖獗，绝望之中，乔伊斯请他在伦敦的经纪人詹姆斯·平克（jamespinker）到美国去看看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此书。确实有一些出版社感兴趣，但都是些出情色书籍的出版社。在我的记忆中，唯一一家稍有声望的出版社是乔伊斯在美国已有的出版商，许布希先生。但是他提议要出版一本《尤利西斯》的删节本，乔伊斯当然不同意。所以，我觉得在许布希先生的书单上，已经有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都柏林人》、《流亡者》这些作品，《尤利西斯》无法成为其中的一员，实在令人遗憾。
平克找到其他一些有可能出版《尤利西斯》的出版社，但是我和乔伊斯都觉得他们好像没什么兴趣，而且，我们俩也不喜欢他们信中的语气。
这些出版社的来信都是写给莎士比亚书店的，但是他们都把书店称为是乔伊斯在巴黎的代理，而不是他的出版社。很明显，肯定是乔伊斯让平克对他们这么说的。他们的来信仿佛是要出版一部手稿，而不是再版一本十年前已经出版过的书。我觉得这种处理事情的方法可真不恰当，我等着乔伊斯出面说些什么，但是他一直没有发表意见。我和他一样焦急地盼望着这本当代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能够在英语世界中正式出版，不再被贴上“禁书”之类侮辱性的标签，能让公众购买到。《尤利西斯》能够通过正常途径在我的祖国出版，我原本想也没想过我是否会因此得到一些好处。但是等我意识到别人也压根没有想到我的利益时，我反而在乎了。我告诉乔伊斯，我因被人忽视而愤怒，我还指出，如果要让别人觉得我只是想把《尤利西斯》快点处理掉，这样可不好，我问他是否觉得我应该要一些回报？他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所以，等到我收到下一封要求出版《尤利西斯》的信时，我就回复说，要我放弃版权，是要给我一定的报酬的。那人又写信回来问我价格是多少，我说要两万五千美元。当然，这人以为我在开玩笑，后来，平克的有关信件被公开后，其他人看到我的这一要求，也笑我疯了。（我向乔伊斯解释说，我所提出的这个价格只能说明我对这本书的价值的评价之高。）我问这人那么他觉得公平的价格应该是多少，他不愿说出一个价格，他和其他人一样，丝毫没有觉得我的要求是认真的。
当然，有一家出版社例外，许布希先生答应要支付给我一部分版税，但是，这笔钱要从乔伊斯的版税里分出来，这是我不可能接受的。这种事，我想都不会去想，而且，乔伊斯也不可能接受。
对于我和乔伊斯来说，合约向来不重要。在我最初出版《尤利西斯》时，我确实向乔伊斯提出过关于合同的事，但乔伊斯根本不想签什么合约，我也不在乎，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提合约的事。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当我出版《一诗一便士》时，乔伊斯自己要求我起草一份合同，一九三〇年，他突然也要一份《尤利西斯》的合同。这些合约的条款都是完全按照乔伊斯的要求拟出的，他阅读同意之后才签了名。《尤利西斯》的合约所用的纸张还是那种正儿八经盖了章的合约用纸。我得承认这些合约并没有经过“律师”的见证，但是当时没人觉得有这个必要。
我想乔伊斯突然要拟定这些合约，肯定是因为当时他正参与的某一事项需要他证明《尤利西斯》是属于我的与他无关的财产。在他写给一位负责起诉盗版商的律师的信中，他非常简单明了地说明：《尤利西斯》属西尔维亚·毕奇所有。我一直不知道乔伊斯的这封信，一直到后来，才有人给我看。
渐渐的，不再有人到我这里来提出要廉价收购《尤利西斯》的版权，也有一段时间我和乔伊斯没有再见面。但是，几乎每天，他的一位老朋友都要来看我，这位老朋友总是先去住在如比亚广场（squarerobiac）的乔伊斯那里，然后再到我这里，他会告诉我乔伊斯有关《尤利西斯》新的出版社的建议。他催促我放弃版权，因为版权属于我这种说法，只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所以，有一天我问：“那么我们的合约呢？难道那也是幻想出来的么？”“合约是不存在的。”这位老朋友说，他也是位诗人，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他充满敬意。他重复：“你的合约，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我对他的这个宣言提出异议时，他说了一句更让我震惊的话：“你是在损害乔伊斯的利益。”
等他一离开书店，我就立即打电话给乔伊斯，我告诉他说，关于《尤利西斯》，他可以随意处理，我将不再坚持我对这本书拥有任何权利。
我想乔伊斯已经通过家里人的关系，和兰登书屋进行了联系和商谈，虽然他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对他来说，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所以，他决定如此来处理《尤利西斯》在美国出版之事，可能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后来，兰登书屋果然出版了一部精美的《尤利西斯》，我收到此书的同时，也收到了约翰·伍尔斯法官（judgejohnsey）宣布这部伟大的作品无罪的判决书。乔伊斯亲自告诉我，他已经收到了出版社支付的四万五千美元。我知道他是多么需要这笔钱，他女儿的病情所需要的医药费越来越多，他自己的眼疾也越来越严重。对于他能够拿到这样一笔钱，能够解决他财务上的困难，我由衷地为他高兴。至于我个人的情感，我并不以此为荣，而且现在我怎么想都无所谓了，我也就应该及时将这样的情感抛开。
对我来说，我和乔伊斯签的那两份合约都毫无用处，合约的白纸黑字确实声明，如果其他出版社想要出版这两本书，那么要与莎士比亚书店进行协商。但实际上，《尤利西斯》和《一诗一便士》后来都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完全没和这两本书的最早的出版社进行任何协商。然而，从《尤利西斯》这本书来说，我确实告诉乔伊斯他可以随意处理此书。这些书毕竟是乔伊斯的作品，就像一个孩子当然应该属于他的母亲，而不是接生婆，对不对？
乔伊斯曾劝说我出版欧洲大陆版《尤利西斯》的平价本，但是，我对这个提议却不感兴趣。我的经济状况实在很困难，而且，如果我答应的话，就意味着我得继续向乔伊斯提供所有的服务，这点我不再能做到，因为我的书店非常需要我，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太累了。正巧在那时，奥德赛出版社（odysseypress）的一位成员前来看望我，他非常爽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他会去和乔伊斯接触，让他答应由他们来出版《尤利西斯》的欧洲版。据我了解，奥德赛出版社是曾经出版过《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陶赫尼茨出版社的一家分支。乔伊斯接受了奥德赛出版社的提议，至于如何处理我的合约，我说就让他们和乔伊斯做决定。他们做事很正规，一定要给我一份版税，而且，因为给我的版税并不影响他们给乔伊斯的报酬，所以我就接受了。奥德赛出版社出版的《尤利西斯》非常漂亮，而且，斯图尔特·吉尔伯特修正了书中所有的错误。
同时，乔伊斯的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事务也从莎士比亚书店转到了保尔·里昂（paulléon）手上，他是乔伊斯的挚友，从那以后，乔伊斯的所有事务都由他掌管了。
三十年代
到了三十年代，塞纳河左岸的风景改变了，所谓“迷惘的一代”——其实这一代人真的不应该用这个名字来形容——已经长大成熟并且功成名就。我的许多朋友都返回了美国，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怀念过去发现某一家小型文学评论或小出版社的那种乐趣。二十年代是一个让人愉悦的年代，因为那时刚从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出来，而三十年代则要进入到另一次世界大战中去，并且面临着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有几位好朋友还是留在拉丁区里，海明威在圣苏普勒教堂（saintsulprice）附近租了一套公寓，而麦克莱许夫妇计划在卢森堡公园附近定居下来，我们不得不和庞德告别，因为他更喜欢意大利的拉普罗（rapallo），但是我们还有乔伊斯，尤金和玛丽亚·约拉斯，杂志《变迁》，还有克里斯街上住着的格特鲁德·斯坦因和艾丽斯b.托克拉斯。海明威的公寓位于圣母院广场街（notredamedeschamps）的一家锯木场的楼上，他的许多早期的作品就是在那里写成的。埃兹拉·庞德的工作室也在那附近，人们常能看到他戴着丝绒的贝雷帽走出走进。凯瑟林·安妮·波特（katherineanneporter）的公馆也在那里。
凯瑟林·安妮有一只长得很帅的名叫船长（skipper）的公猫，它的女主人很会做菜，船长也就越来越胖。凯瑟林发明了一种瑞典式的运动系统，将滑轮挂在一棵树上，这样可以强迫船长在花园里锻炼身体，但是，船长天生就不是苗条的那种猫。
有一天，船长死里逃生，它坐在靠街的大门那里看路人过往，有一个女人居然要把它装进一个大筐里，幸亏它的女主人出来及时看到，她大叫道：“等一等，那是我的猫！”如果晚一分钟，那可就糟了。巴黎有许多肥猫失踪，因为他们是做兔肉煲的好材料。
我的朋友卡洛特·威勒斯［也就是詹姆斯·布里基斯太太（mrsjamesbriggs）］曾经邀请凯瑟林·安妮·波特到巴黎的美国妇女俱乐部里去做过一次演讲，一般来说，我是不喜欢“演讲”之类的活动的，但是，她的演讲，就像她平时说出的话和写出的文章一样，非常精彩。后来，她也把演讲的打字稿送给我保存。
二十年代末，阿兰·泰特（allentate）取得了一笔奖学金后第一次来巴黎时，我们就成了朋友。现在，他带着妻子卡罗兰·泰特（carolinetate）重回巴黎，我常常和凯瑟林·安妮·波特一起与他们见面。我觉得这两位的作品虽然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两极，但在当代文学中都很重要。如果要对他那一代诗人进行一个总结，我认为阿兰·泰特应该占到比较高的地位。这些诗人中，有一些也非常有趣，非常独特，他们的原创性很了不起，但是我读阿兰·泰特的诗作，就像阅读优秀的英国诗歌一样，让人心旷神怡。
塞纳河左岸的苏让别墅（villaseurat）是亨利·米勒（henrymiller）活动的中心，从二十年代开始，文坛上就能听到他的声音，到了三十年代，他的声音更响了。他有一位长得像日本人的朋友，那是可爱的安娜斯·尼恩（anaisnin）小姐。有一天，他俩一块来找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出版他最近一直在写作的《北回归线》（tropicofcancer）。这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说，将文学与性爱相结合。我建议他将手稿给杰克·坎恩看看，坎恩欣然接受了这位文坛新秀的作品。坎恩一直喜欢那种赤裸裸的性爱主题，他出版了《北回归线》、《南回归线》（tropicofcapricorn）和米勒的其他作品。我也喜欢米勒自己在苏让别墅出版的散文集《哈姆雷特》（thehamlet），接着是一本书名很有庞德风味的小书《金钱以及它如何变成这样》（moneyandhowitgetsthatway）。我最后一次听到有关米勒中心的消息，是“一封致各色人等的公开信”，标题为《你要拿阿尔夫怎么办？》（whatareyougoingtodoaboutalf?），阅读的人很快就会知道他到底想说些什么。
托马斯·伍尔夫（thomaswolfe）在《时光与河流》（oftimeandtheriver）出版之后没多久，就来到巴黎，也来了我的书店。他说麦克斯·伯金斯（maxperkins）给了他一张支票，然后把他送到开往欧洲的船上。他谈起乔伊斯对他的创作的影响，还说，他正在试图摆脱那种影响。毋庸置疑，伍尔夫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年轻人，但是对人情世故却有诸多不满。他到巴黎来时，带来一封给阿德莲·玛西（adelaidemassey）夫人的介绍信，后来，是玛西夫人一直像母亲一样地照顾着他，而他也真是需要别人的照顾。
我亲爱的玛西夫人，是穷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她的老家是弗吉尼亚州的米德堡（middleburg）。她一边在英国学院（britishinstitute）学习，一边帮助玛丽·瑞芙修女（sistermaryreeves）进行慈善工作，她可是瑞芙修女的左右手，她还要抽时间到莎士比亚书店里当义工。［她现在仍然从事着由安·莫根（annmorgan）发起的救济工作，并因为她的贡献被授予勋章。］她对写作很感兴趣，但只局限于别人的写作。她其实也很有写作的才华，所有的人都认为她可以也应该从事创作，只有她自己不这么认为。
有一段时间我的书店里找不到帮手，玛西夫人每天都来救援。还有一段时间我年轻的助理经常感染一些孩子的疾病，玛西夫人总能来填补空缺，这让我觉得非常幸运。有一次，我出门好几天，等我回来时，发现莎士比亚书店的助理感染了麻疹，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了，而玛西夫人正忙着为整个书店消毒。
我一直没有足够的经费支付我的助理们一份像样的工资，所以他们来为我工作真是得不偿失。但是我很幸运，因为总是有朋友愿意来帮忙，他们不在乎我有多难弄，也不在乎我的书店里的诸多缺陷。
从我的书店开张之初，经过三十年代，直到四十年代，总有人愿意来做莎士比亚书店的助理。我的第一和第二任助理完全是为我做义工，她们是路西亚·舒伍夫（lucieschwoff）和苏珊娜·麦和比（susannemalherbe）。然后是玛西尼·莫丝乔斯，她在书店里工作了九年。我所有过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位专业的助理是简·凡·米特（janevanmeter），现在是卡尔顿·辛曼夫人（rltonhinman），她的丈夫是一位莎士比亚专家。我当时在巴黎的《先驱论坛报》上刊登一则找助理的广告，米特小姐前来应征，能有她当助理，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在三十年代后期，虽然战火近在眼前，我可爱的教女西尔维亚·彼特（sylviapeter）还是从芝加哥到巴黎来读书，并在我的书店里帮忙。接任她的是能力很强的埃莉诺·奥登伯格（eleanoroldenburger），然后是那位迷人的女孩普利斯拉·克特斯（priscillacurtiss），她临走的时候真让我难分难舍，如果不是战争迫在眉睫，她是会留下来的。
从战争开始一直到法国被德军占领，年轻的法国女性普莱特·列维（pauletterlévy）女士经常过来帮忙，她的丈夫当时正在前线打仗。还有一位名叫露丝·坎普（ruthcamp）的加拿大学生，在德军拥入法国之时还在书店里帮我，我想尽办法劝她回家，但是她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莎士比亚书店之友
现在，书店已经很有名了，书店里总是挤满了新老客户，报纸和杂志上也有越来越多的有关书店的报道。美国运通旅行团的大巴也会在剧院街十二号门口停留数分钟，导游向游客指点出我的书店所在之处。但是尽管如此，大萧条对莎士比亚书店的打击还是比较严重。因为很多美国人离开巴黎，书店的生意已经不如以前，现在更是在走下坡路。我的那些法国朋友都还在，他们原本可以填补那些回了家的美国人所造成的生意的缺口，但是大萧条对他们也有不小的影响。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情况更是一落千丈，一九三六年的一天，安德烈·纪德过来看我，问我书店的生意如何，我告诉他我正考虑是否要关门大吉呢。纪德听我这么一说，简直吓呆了，他大叫道：“我们不能放弃莎士比亚书店！”然后，他冲到街对面去问阿德里安娜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咳！她也只能确认我的说法！
纪德立刻纠集了一批作家，开始计划如何拯救我的书店。他们的第一个主意是向法国政府递交请愿书，请他们援手资助书店。许多知名的作家和一些巴黎大学著名的教授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字，但是，政府的经费有限，更不会来资助我这样一个外国人的小店。后来，这些作家们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成员包括乔治·杜哈梅尔、路克·杜赫滕（lucdurtain）、安德烈·纪德、路易·吉列（louisgillet）、雅克·德拉克莱特（jacquesdelacretelle）、安德烈·莫洛亚、保尔·莫然（paulmorand）、让·保兰（jeanpaulhan）、儒勒·罗曼、让·施隆伯杰和保尔·瓦莱里。我的好朋友施隆伯杰起草了一封求助信，发表在委员会印刷的通讯中，呼吁大家援手帮助莎士比亚书店。信中邀请二百位朋友注册为莎士比亚书店的会员，每年的会费是二百法郎，为期两年，两年后，莎士比亚书店应该能够渡过难关了。委员会中的作家们答应轮流在书店里朗读他们尚未出版的作品，每个月一次，“莎士比亚书店之友”的注册会员们有资格来参加这些朗读会。虽然想要入会的人远远多过两百人，但会员的名额却限制在两百之内，因为我这个小店中最多只能挤得下这么多人。同时，我的一些朋友也对书店进行了额外的捐赠，他们包括：詹姆斯·布里基斯夫人（mrsjamesbriggs）、玛利安·维拉德（marianwillard）小姐、安·莫根（annmorgan）小姐、彼得夫人（mrspeter）、海琳娜·罗宾斯坦夫人（mrshelenarubinstein）、阿契伯德·麦克莱许先生、詹姆斯·希尔（jameshill）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