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尚松和普雷沃斯特

阿德里安娜和我一样，对于在我书店里进进出出的美国作家们也非常感兴趣，我的朋友也是她的朋友，在剧院街的这两家书店之间，真该打通一条地下通道。

我们的好朋友之一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我还曾经拍过一张他和阿德里安娜一起坐在莎士比亚书店门槛上的照片。我们非常喜欢他，但是又有谁不喜欢他呢？他的双眼是那么蓝，他长得那么英俊，他对别人那么关心，他那种桀骜不驯、做事完全不顾后果的性格，还有他那种堕落天使的魔力，他在剧院街一出现，就能让人眼花缭乱。

司各特崇拜詹姆斯·乔伊斯，但是又特别害怕和他接近，所以，有一天晚上，阿德里安娜就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大餐，邀请了乔伊斯夫妇、菲茨杰拉德夫妇、安德烈·尚松（andrechamson）和他的太太露西亚（lucie）。司各特在我那本《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画了一幅素描，素描上画了所有的客人，坐在桌边的乔伊斯的头上有一个光环，司各特跪在他的旁边，阿德里安娜和我坐在桌子的两头，被描绘成美人鱼（抑或是水妖）。

可怜的司各特，好像他写书赚的钱太多似的，他和太太塞尔达（zelda）要在蒙马特区喝无数瓶香槟，才能使劲把钱花掉。有一次，他用一位出版商支付给他的所有的钱，买了一串珍珠项链送给太太，而她则把项链作为礼物，送给她在夜总会跳舞时认识的一位黑人女孩，但第二天早上，这女孩又把项链还给了她。

司各特和塞尔达还经常把现金留在一个盘子里，盘子就放在他们住的房子的大厅里，这样，那些带着账单前来的客户或需要小费的人都可以自己取钱。司各特就这样把他挣到的钱全部花完了，一点都没有考虑到未来。

我记得是司各特介绍我认识了好莱坞的导演金·维德（kingvidor），而司各特是通过我，认识了法国作家安德烈·尚松。

我与好莱坞先有缘而后无缘的过程是这样的。金·维德有一次到我的书店来，他问我是否能向他推荐可以改编成电影的某个年轻法国作家的某部作品，我立刻就想到了安德烈·尚松的处女作《路》（theroad）。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让人兴奋的真实故事，内容是修建一条新路，地点是尚松的故乡，塞文山脉的艾加尔山区。书中描写的那个山脚下的小村子是他出生并成长的地方，这个年轻的塞文人所讲述的故事惊人且美丽，也是尚松亲身经历过的。

所以，我就把《路》推荐给了金·维德，告诉了他故事的内容是什么，“哇，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他说，他当即就要求我请尚松到书店里来一下。

维德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带来了埃莉诺·波德曼（eleanorboardman），这样他们可以和尚松一起编剧。维德一点法语都不懂，而尚松根本不懂英语，所以，我给他们做翻译，并且兴致满怀地看着故事情节和场景慢慢清晰起来。维德当时在欧洲的声誉如日中天，而且他的为人也没有让我失望，他很有深度，理解力极强，而且特别敏锐。

改编《路》的工作大约进行了有一个多月，有一天，维德的那辆豪华车没能把他带到书店来，我只收到一张匆忙中潦草写就的纸条，通知我他有急事突然被召回了美国，纸条上没有任何其他解释。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和他联系。

以后许多次，尚松每每和我谈起维德要把他变成大富翁的种种保证，我们俩都禁不住要笑，但是在当时，我们可一点都不觉得好笑。维德希望这位年轻作家放弃他在法国的一切，陪他到好莱坞去，并说在那里，尚松能赚一大笔钱。幸运的是，尚松来自一个传统而明智的种族，用他们的话来说，尚松压根就不会“找不着北”，也就是说，他还是比较循规蹈矩的。他问维德：“那我的工作该怎么办？”尚松当时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他是法国下议院某位部长的秘书，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放弃那份工作的打算。

这事真让我丢尽了脸面，更糟糕的是，让我的祖国也很丢脸。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也吓坏了，但是他处理此事的方法非常妥善，不久，尚松就原谅了我们，不再计较我们给他带来的失望。

尚松夫妇还向我谈起一次司各特半夜造访他们的事情，他们当时住在万神店后面的一个小公寓里。司各特带来了一瓶装在桶里的香槟，可能是他从哪个夜总会里弄来的，在和朋友共饮了香槟之后，司各特就伸腿躺在长沙发上，打算在那里过夜了，于是，露西亚就把一条毯子盖在他身上。可是他改变了主意，尚松夫妇花了好大劲才阻止他从阳台栽到大街上去，他们住的可是六楼啊！最后，尚松总算扶着司各特一步一步走下楼梯，把他弄到大街上，弄进一辆出租车里。要是没有尚松，司各特准会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给司机，连司机自己都惊恐地拒绝，他用法语说：“你这样会给我惹麻烦。”出租车司机都是忠厚老实的人。

尚松后来的事业非常成功，所以，他当年没有去追随“鬼火”，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他成为凡尔赛宫博物馆最年轻的馆长，现在，他是小皇宫美术馆以及另外两家国家博物馆的馆长，而且，他也已经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

二十年代中期，阿德里安娜和我常常与安德烈·尚松以及作家让·普雷沃斯特（jeanprevost）见面，他们俩是非常好的朋友，但两人又实在非常不同。尚松稳重扎实，勤奋好学，多才多艺，头脑冷静。而普雷沃斯特则毫无定数，喜怒无常，非常情绪化。他是一位文法学家，又很有哲学家的才能；而尚松则是一位艺术鉴赏家、历史学家，更有政治头脑。

普雷沃斯特曾经是阿德里安娜出版的《文学评论》的一位助理编辑，所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逗留在我们的书店里。他也是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的好朋友，他对莫洛亚很忠诚，莫洛亚对他很照顾，他总是把莫洛亚挂在嘴边。

阿德里安娜和尚松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山，而且，他们都有各自所钟爱的山脉，尚松的山是他的塞文山区中的艾加尔山，而阿德里安娜的山则是矗立在尚贝日和艾克斯莱班两座城市之上的荒漠山，其山峰坐落在瑞瓦峰和尼弗十字峰之间。

为了证实尚松的山确实像他所说的那么好，我们还特地开车去了塞文山区参观了他的艾加尔山，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忠诚完全是有道理的。这座山非常高，长满了树，山的一侧有一道溪流顺山而下，山下是幸福谷，一条山路蜿蜒通向尚松的山顶，那就是他的小说《路》中所写的那条路，修筑这条路可真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当你爬上艾加尔山的山顶，你的目光能越过塞文山脉，一直看到地中海。即便如此，阿德里安娜仍然认为和她故乡萨瓦地区雄伟的阿尔卑斯山相比，尚松的山美虽美，但还只能算是个小山丘。

普雷沃斯特的头非常硬，我这样说，并不是指他头脑顽固，我指的是字面上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的头真的就像石头那么硬。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曾经用他的头猛击我书店中的钢管，钢管和我一起战栗，而他的头却一点感觉都没有。他是一个拳击手，他说，别人的拳头打在他的头上，他根本就不在乎，因为他压根就感觉不到。你要去打普雷沃斯特的头，还不如去打一根钢管呢。我曾经安排海明威和普雷沃斯特这两个拳击冠军进行过一场比赛，结果把海明威的大拇指给弄断了。普雷沃斯特身材结实，健壮有力，他特别喜欢体育运动，每个周日都去踢足球。

普雷沃斯特是师范学院的毕业生，有一天，我们三人坐在阿德里安娜的图书馆里，外面有一个男人停下来，看橱窗里陈列的书籍，那是个中年人，长相很有趣。普雷沃斯特说道：“那是贺瑞欧。”就冲出了书店。他以师范学院特有的方式和贺瑞欧打了招呼（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太不雅观，实在不便描述），贺瑞欧就和他一起进了书店。我很喜欢艾杜亚·贺瑞欧（eduardherriot），我觉得他是法国政坛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更不用说他一直很喜欢美国。我赶紧跑回街对面我的莎士比亚书店中，取来那本他写的《诺曼底的丛林中》（amidtheforestsofnormandy），他非常乐意地为我签了名。

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小病，都会让普雷沃斯特大惊小怪，例如感冒啦、胃疼啦，但是这个人并不怕死。最后，他在抵抗运动中牺牲了。

a.麦克莱许

莎士比亚书店的大家庭中，有两位美国人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他们是爱达和阿契伯德·麦克莱许夫妇。我记得《幸福的婚姻》（thehappymarriage）和《地壶》（thepotofearth）的作者好像是一九二四年来到我的书店的，具体哪一年我已经记不清了，也可能是更晚一些？阿契是在一九二八年将这两本小书题赠给我的，但是在一九二六年时，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他也是乔伊斯的好朋友，他和路德维克·陆为松（ludwiglewissohn）一起，曾经为反对《尤利西斯》的盗版起草了抗议书。

我记得麦克莱许和海明威曾经在书店里见面，商量如何解救美国诗人哈特·克莱恩（hartcrane）的计划，克莱恩在法国警察那里惹了些麻烦，这种事在我的朋友身上常常发生，主要是他们喝酒太多，会讲的法文又实在太少。幸运的是，每每遇到这种紧急情况，总有麦克莱许和海明威去帮忙。

有一天晚上，阿德里安娜和我一起去麦克莱许家吃饭，他们住在一座样式典雅的小房子里，就在布隆涅森林大道上，现在这条大道已被改名为福合大道了。他们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这栋房子，连同那位戴着白手套的用人，都是一个朋友出租给他们的。

晚饭后，阿契为我们朗读了他写到一半的诗作，爱达则为我们唱了歌，她的歌喉可真优美。乔伊斯夫妇也在场，乔伊斯非常欣赏爱达的歌声，他还在她的音乐会之前教会了她许多爱尔兰的民歌，而她的音乐会我们也都参加了。

“机械芭蕾”

莎士比亚书店也曾经一度与音乐结缘。在我们搬到剧院街之后，乔治·安太尔和他的太太波斯珂就住在书店楼上的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这个住处对他们来说真是太合适了，因为乔治特爱读书，几乎读遍了我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到我书店来的顾客们看到墙上的那些作家肖像，总是要问曼·雷照片中那位留着刘海的小伙子是谁，而往往就在这时，旁边通向图书馆的门会打开，照片上的那人会捧着一大摞书走出来。对于如何能更快地卖掉我的书，乔治也给了我许多宝贵的建议，他自告奋勇要为橱窗里陈列的那些书另起一些更让人兴奋的书名，他说，这样立马就会有人来买。我想他的话倒还真可能兑现，因为他所建议的一些书名连我都无法说出口。

如果乔治忘记了钥匙而波斯珂又不在家，他就会顺着莎士比亚书店的招牌爬上去，然后从二楼的窗子钻进公寓。路上的行人往往会停下来，观看我的顾客上演的又一出西部片。他们吹着口哨在街上来回走动，有的甚至打扮成牛仔的模样。我的门房是一位有四十年工龄的忠诚的老太太，她非常喜欢美国人。她会说“我们美国人”，仿佛我们就像赛马一样有趣。她丈夫曾经是开往龙畅赛马场的大巴车司机，在她成为门房之前，她就是大巴车的售票员，她的肩膀上斜挎着一个皮包，随着车子的运行而晃来晃去。她也常说“那个美国来的”，指的是我的那条狗泰迪，因为它的脖子上戴的还是布鲁克林的牌照。她非常喜欢乔治·安太尔，当然，每次他半夜回来时例外，因为她得起来给他开门。

乔治和我对《尤利西斯》的看法是一致的，乔治说这本书“能行”，仿佛它是一个什么机器发明。他也曾梦想过要根据《尤利西斯》写一部歌剧，但可惜的是，他的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从一开始，阿德里安娜和我就参与到“机械芭蕾”（balletmécanique）这一项目的酝酿之中，当时，安太尔连钢琴都没有，阿德里安娜就让他使用自己家的钢琴，反正她白天总在书店里。当安太尔弹钢琴，更确切地说，当安太尔敲打钢琴的时候，他就让你感觉到钢琴确确实实是件打击乐器。那个替阿德里安娜打扫房间的女佣常常倚着扫把听他弹琴，她称之为“消防队员”，她觉得这种音乐虽然古怪，但是激动人心。

我们无比兴奋地关注着整个创作的进展，等到整部作品完成后，我们都被邀请到普莱尔音乐厅（pleyel），听乔治在一架自动钢琴上演奏这部曲子。听众共坐了三排，有阿德里安娜、乔伊斯、罗伯特·麦卡蒙，我自己，还有一些其他人，当然还有波斯珂，演奏者挥汗如雨，她得忙着帮他擦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