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伍德·安德森的一生都是故事，他给我讲述他的遭遇，他往前走的每一步，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还有他的生活中的那些至关重要的时刻。他的故事充满悬念，他说起某一天早上，他一下子就决定放弃家庭，还有他那非常成功的颜料生意，离家出走，永远放弃了那种为了得到别人尊重而受的局限，还有为了寻求安全感而要背负的重担。

安德森充满魅力，非常讨人喜欢。我将他看成是诗人和福音传道者的混合体（但他并不布道），当然，他也有一点点演员的技巧。不管怎么说，他是最有趣的一个人物。

我知道阿德里安娜和舍伍德·安德森会非常喜欢对方，所以，就把他带到她的书店里。她立即就被迷住了，马上就邀请他去家里做客。阿德里安娜烤了一只鸡，这是她的拿手菜，烤鸡和厨师都大受欢迎。安德森和阿德里安娜相处得非常好，她说着洋泾浜的美语，他说着洋泾浜的法语。他们对许多问题都有一致的看法，虽然他们有语言的障碍，但阿德里安娜比我更了解安德森。事后她这样描述安德森，她说他就像个老妇人，一个印第安女人，坐在火堆旁边抽着烟斗。阿德里安娜曾在水牛比尔在巴黎的演出中看到过印第安女人。

安德森初到巴黎时，因为不会说法语，所以请我陪他去与他的法国出版商见面，出版商是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他想知道他的作品的法语译本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在主编的办公室门外等了许久，舍伍德非常生气，扬言要砸碎那个地方，仿佛我们马上就要上演一部西部枪战片一样。幸运的是，正在那一刻，门打开了，我们被邀请入内。

舍伍德告诉我，格特鲁德·斯坦因对他的写作产生过影响，他非常崇拜她，并问我是否引见。我知道他根本不需要什么引见，但是我还是非常高兴地同意带他去花街。

他们俩的会面真可算是件大事，舍伍德谦逊有礼，而且他对格特鲁德的作品格外敬仰，这都让她非常高兴。很明显，她也挺感动的。随我们同去的还有舍伍德的太太田纳西（tennessee），但她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待遇。两位作家聊着有趣的话题，田纳西每每试图加入他们的对话，却总不成功，因为艾丽斯根本就不让她插话。我知道格特鲁德家的规矩，这规矩是专门针对太太们的。因为她们无法将太太们拒之门外，所以，当她们的丈夫和格特鲁德进行交谈时，艾丽斯的任务就是不让她们参与。但是，田纳西却不像其他的太太们那样温顺，她选择坐在桌边，准备好了要随时加入谈话，而且，当艾丽斯请她去起居室的另一边看什么东西时，也被她拒绝了。但是田纳西对于两位作家到底在说些什么，根本就是一无所知。我挺同情这位执拗的女士，实在不明白花街针对太太们的残酷规矩究竟有什么必要。但是，艾丽斯的那套阻挡太太们的手腕，我还是觉得很好玩。奇怪的是，这种规矩只用在太太们的身上，只要不是太太，谁都可以加入到格特鲁德的交谈之中。

年轻的作家们对于舍伍德·安德森的评论都比较严厉，而且他的追随者也逐渐减少，这让他很痛苦。但是，他是一位先驱者，而且，不管别人承认还是不承认，二十年代的那批作家们都受到过他的很大影响。

格特鲁德·斯坦因充满着非凡的魅力，有时她会如孩子恶作剧般阐述一些难以置信的谬论，人们往往不大与她计较（虽然也不总是如此）。对她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揶揄挖苦别人。阿德里安娜·莫尼耶曾经跟我去过一次格特鲁德家，她一点都不觉得格特鲁德有意思。“你们这些法国人呢，”当时，格特鲁德宣布说，“在文学上根本没有巔峰之作，你们没有莎士比亚。只有在你们将军的讲话当中，才能看到法语的文采，就像进军的号角声，例如‘你不能再往前行！’”

不仅在法国文学上，我不同意格特鲁德的看法，在对其他文学作品的评论上，我们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例如，有关乔伊斯的写作。当我出版了《尤利西斯》之后，她非常失望，她亲自和艾丽斯一起到我的书店来，向我宣布她们已经把会员资格迁到了塞纳河右岸的美国图书馆里。一下子失去两位会员，我当然很遗憾，但是，我也不能强迫她们。我得承认，在剧院街上，我们所交往的朋友都是很低调的。

就这样，“友谊之花凋落，友谊也将褪色”，至少，在一段时期是这样的。当然，互相之间的敌意也会慢慢消退，过了些日子后，你就不再记起当初究竟因为什么引起不快。而且，格特鲁德·斯坦因所写下的那些文字是超出一切的，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仍然欣赏着她的写作。

过了段时间后，我和格特鲁德以及艾丽斯又见面了，她们过来看我的书店里是否有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deanhowells）的作品，格特鲁德认为他是一位重要的美国作家，只是至今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的小店有他全部的作品，格特鲁德和艾丽斯就立即把它们全搬回了家。

在一九三〇年年底，有一天我和乔伊斯一起去我们的朋友，雕塑家乔·戴维森（jodavidson）的工作室，格特鲁德·斯坦因也在那里，因为她和乔伊斯一样，雕塑家为他们俩都塑过半身像。我为他们做了介绍，并看着他们非常平和地握手致意。

真要感谢乔·戴维森！他离去之后，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他。

最后一个被我带去与格特鲁德会面的“战战兢兢”的人是海明威，他告诉我他们曾经吵过架，现在他想与她和好，但是没有勇气独自前往她家。我对他的和好计划进行了一番鼓励，并答应陪他去克里斯汀街，那里是格特鲁德和艾丽斯的新住处。到了那里后，我觉得海明威独自一人上去比较合适，所以，我将他送到她们家门口，并给了他最好的祝愿。后来，他来告诉我说他们“和好了”。

作家之间的关系常常烽烟四起，但据我观察，战火往往会平息，只留下些污迹而已。

【注释】

乔治·安太尔（1900——1959），美国先锋派作曲家、钢琴家、作家和发明家，他称自己为“音乐界的坏孩子”。

罗伯特·麦卡蒙（1896——1956），美国作家、诗人、出版家。

多萝西·布雷特（1883——1977），英国画家，1924年，她与劳伦斯夫妇一起搬到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道斯。

斯坦因（1874——1946）和托克拉斯（1877——1967）共同生活了39年（1907——1946）。

美国作家福克斯（johnfoxjr）1908年出版的一部小说。

美国作家波特（genestratton-porter）1909年出版的一部小说。

1903——1914年之间，格特鲁德（1874——1946）和她的哥哥，艺术评论家利奥（1872——1947）在巴黎共同生活，并且一起收藏了许多当代艺术品，花街27号是最重要的当代艺术的画廊，许多人来斯坦因的沙龙，只是为了看马蒂斯、塞尚或毕加索的作品，画家带着朋友来，朋友带着朋友来，每个周末都是那么开始的。1914年，利奥移居意大利，两人将收藏平分，利奥做过这样的记录：“塞尚的苹果对我来说有别的画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而毕加索的风景对我来说就没有这样的意义……我很高兴，雷诺阿对你来说不那么重要，所以，你愿意把他的作品都给我；而毕加索对我则可有可无，你想要的都可以归你。”

胡安·格里斯（1887——1927），西班牙立体派画家。

斯蒂芬·贝尼特（1898——1943），美国诗人、小说家。

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美国小说家，主要创作短篇小说，他的作品应该说是影响了海明威、福克纳、斯坦贝克、塞林格等许多作家。

1912年12月，安德森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他消失了四天，人们发现他在附近的玉米地里漫游。之后不久，他辞去了颜料工厂总裁的职务，离开了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从俄亥俄搬到了芝加哥，开始了创作生涯。1916年，他和原配妻子离婚，与田纳西·米切尔结婚。这场婚姻1922年结束，安德森以后又结过两次婚。

当时，阿德里安娜非常礼貌地提出几位杰出的法国作家的名字，斯坦因仍很不以为然，在此书删节的部分中，毕奇认为可能因为这些法国作家们没有对斯坦因表现出五体投地的崇拜。同时，她也写道，可能斯坦因并不真那么看不起法国作家，“她只是想开玩笑，她太喜欢开玩笑了。但我和阿德里安娜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

庞德和乔伊斯都没有到花街上去拜访过斯坦因，所以，两位都没有得到过她的好评。斯坦因更把乔伊斯看作是她在文学上的竞争对手，她不止一次地说她1908年的作品《三个女人》是第一部对英语进行实验的作品，影响远大于《尤利西斯》，她还曾宣称过“二十世纪的文学属于斯坦因”。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写到：“在我们是好朋友的那三四年里，我从来没有听到斯坦因赞赏过任何一位没有对她有过好评的作家……如果你对她提起乔伊斯，那你就永远别想再踏进她的门了，就像你在一位将军面前称赞另一位将军一样。”

那个时代在巴黎的美国人中，斯坦因和毕奇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两位女士了，但是，斯坦因不如毕奇那样，真正被法国化，而且她的法文也不够好，虽然她曾经说过“美国是我的祖国，但是法国是我的家”，但是，毕奇觉得她从没有真正以法国为家。在这本回忆录中，毕奇删掉了这样一段：“格特鲁德对法国人视而不见，她像一个游客一样穿过他们的国家，带着乐趣地匆匆瞥过他们的住处和他们的生活，她所做的评论也都像出自游客之口：她是位永远的旅行家。”

威廉·迪安·豪威尔斯（1837——1920），美国现实主义作家和文学批评家。

乔·戴维森（1883——1952），俄国犹太裔的美国雕塑家，曾制作的雕像包括吉卜林、乔伊斯、罗斯福、萧伯纳、泰戈尔、惠特曼、斯坦因等。

乔伊斯和斯坦因曾经在1931年1月7日共同参加过莎士比亚书店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但是两人没打招呼。这次在戴维森工作室里的会面是他们唯一的一次会面，托克拉斯后来这样记录了这次会面：“西尔维亚过来问她（斯坦因）是否可以到房间的另一端去和他（乔伊斯）打招呼，因为他的视力很不好，她当然同意了……她后来告诉我她对他说：这么多年了。他说：是啊，我们的名字总是被人连在一起。她说：我们住在同一个区里。他没有再说什么，她就走回来和一个加利福尼亚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