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天，战争爆发六个月后，十七岁的彼得和哥哥同道返城。德军对波兰提出国家主权要求，与此同时，双胞胎在城里定居下来，开始了他们的城市生活。妈妈留在了农村，她已经习惯了乡村生活和更加沉默寡言的丈夫。来复枪走火那次，正如马丁所愿，让爸爸敛了性子，但兄弟俩谁都不想念他，一点都不。回到出生的城市，他们感慨万千，彼此拥抱在了一起。兄弟俩从不曾如此这般亲密，他们沉浸在城市生活的兴奋当中。末日预言家预言，城市也会遭到轰炸，但结果没有，这里很安全——赫尔曼•戈林做了保证，这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但凡有一颗炮弹落到德国，”纳粹德国空军首领宣布，“你们就叫我迈耶。”两个月后，莫妮卡也来了，她报的舞蹈班比兄弟俩的工程设计课程有意思多了。和她再续旧情令彼得欣喜万分，同时，他也觉察到他和哥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有什么东西在不经意间溜走了。

他们同住在城市东部市郊的一套公寓里。一切都很顺利——太顺利了。他们都知道好景不长，战乱时期他们这样过于安逸了。果然，四个月后，1940年的夏天，双胞胎收到了征兵函，命令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到征兵总部报到。他们按时去报到，彼得却当即被遣返回家。爸爸打的那枪给他留下了终生残疾。他悻悻然回到家，不知道该庆幸还是惭愧。莫妮卡怎么反应都于事无补。“他们肯定会给你找点什么干的，”她安慰道。与此同时，马丁轻松通过了身体精神健康检查——他毕竟以前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还服过两年兵役，十八岁身体健康年轻气盛，没理由不去参军。莫妮卡的舞蹈学校也倒闭了，现在她是一所小学的老师，彼得成了一家国企军工厂的经理助理。

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下午，彼得和奥斯卡每人拿了一条面包、一些蔬菜和一颗柠檬——他们排了几小时队才买到的水果——走在回家的路上。“振作点，”奥斯卡说，“已经很不错了。”

彼得皱了皱眉头，“没觉得。”

奥斯卡和往日一样，戴着他的羊皮帽，两边护耳拉紧绑在下巴下面，穿一件深红色大衣。他近乎两米的大高个让他在众人当中鹤立鸡群。

他们回家经过遇袭街道，沿途满目疮痍，一片狼藉——到处破房烂瓦，断壁残垣，街灯柱断了，电车轨瘫了，玻璃碎了一地，碎石破砖遍地都是。两个老人拄着拐杖坐在路边一个翻倒的板条箱上，衣服又脏又破，鞋子已经看不出原色。奥斯卡苦笑道，“看看他们，过不了几年，你和你哥也就那个样子了。”他们旁边一辆车已经烧得焦黑。

他们住的公寓大厦在凯撒大街上，大体上又一次躲过了炮弹的轰炸。彼得很难相信，在这样的轰炸下，它竟能幸免于难，像荣格尔说的，除了房顶、表皮有点破损外，它几乎好好的，而旁边的几栋楼早就面目全非了。

彼得请奥斯卡进去坐坐。但奥斯卡拒绝了，说他还有事要办。

“你能有什么事？”彼得疑惑。

“睡觉。”

彼得回到空荡荡的公寓，简单洗漱了一下。浴盆里储满了水，以备断水时的不时之需。他也像奥斯卡说的那样，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突然敲门声大作。不可能是莫妮卡，她拿了肉票出去买肉去了，她有钥匙。彼得挣扎着站起来，揉了揉左腿膝盖上方那处令他无法忘怀的枪伤。敲门声又一次响起。“来了，”他回道。睡了多久，他不知道。还不到午饭时间，百叶窗透进的阳光映照得到处都是灰尘。

他边去开门边想，肯定是荣格尔先生，他是大厦管理员，是每家每户的常客。

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一个穿着长大衣的军人站在门口，肩上扛着看来很重的帆布袋，一根手指勾住头盔的绳子，头盔晃荡在大腿一侧。彼得一时间迷惑了，“你是…”

“你好，彼得。”

他心如猛锤轰击。听着没错，就是他。“我的天哪，我都认不出你了。”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他轻声说。

“老天爷，你…你怎么会来？”

“不想请我进去吗？”

“怎么会？想，当然想，快，快进来。”

彼得握着门把手站在门口，看着哥哥筋疲力尽地进了门，丢了头盔，从肩上溜下帆布袋，扯掉大衣，都堆在地板上，而他整个人栽进了沙发里，“天哪，我快累死了。有没有咖啡？”

“代用咖啡行吗？”

“行，”他嘟囔着用一只手在沙发扶手上撑着头。

看着哥哥，彼得突然有点难为情，他慌忙在锅里填满水，开了煤气。烧水期间，他从地上捡起哥哥的东西，挂在衣帽架上。哥哥的大衣很重，上面沾满了干泥巴。什么都发臭了，连帆布袋都很难闻。之后，彼得洗了洗手，希望没被哥哥看见。马丁显得很老，眼睛黯淡无神，脸上毫无表情，只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和顺及深深的倦意。

“没想到你们还住在这里，”马丁没抬头，“我看到整条街都在冒烟，整座城市都毁了。”

“你这是休假？”彼得话已出口又担心自己口气不像询问，而像是责问。他想起没见哥哥已经三载有余了，从1942年哥哥开赴东线以后就再也没见了。再往前几年，是他和莫妮卡送马丁去的法国，当时他穿着德国国防军的新军装。

“对，十天。整整十天呢。丧假，”他挠了挠头。

“谁的丧假？”

“我跟他们说，我妈去世了。”

彼得努力抑制住自己想说什么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