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子来过了，”比拉尔对罗伯特·乔丹说。他们从大风雪中走进山洞多烟的热乎乎的氛围中，那妇人点点头，示意罗伯特·乔丹到她身边去。“他去找马儿了。”

“好。他有口信给我？”

“只说他去找马儿。”

“那我们呢？”

“不知道，”她说。“瞧他。”

罗伯特·乔丹进山洞时就看到了巴勃罗，巴勃罗曾对他露齿笑笑。这时他坐在板桌边朝他望着，露齿笑笑，还挥挥手。

“英国人，”巴勃罗大声说。“还在下雪哪，英国人。”

罗伯特·乔丹朝他点点头。

“我把你的鞋拿去烤烤干，”玛丽亚说。“把它挂在这儿炉灶的烟火边。”

“留心别把鞋烧了，”罗伯特·乔丹对她说。“我不想在这儿光着脚走动。怎么回事？”他转身对着比拉尔。“这是在开会？你派人放哨了没有？”

“在这大风雪里？亏你说的。”

桌边坐着六个人，背靠着洞壁。安塞尔莫和费尔南多仍在洞口把茄克衫上的雪抖掉，拍打着裤腿，朝洞口边的石壁跺脚。

“把你的茄克衫给我吧，”玛丽亚说。“别让雪化在衣服上。”

罗伯特·乔丹匆匆脱下茄克衫，拍掉裤腿上的雪，解开鞋带。

“你要把这儿全弄湿了，”比拉尔说。

“是你招呼我过来的。”

“可没人阻拦你回洞口去拍掸啊。”

“对不起，”罗伯特·乔丹说，光脚踏在泥地上。“找双袜子给我，玛丽亚。”

“夫君吩咐啦，”比拉尔说着，向火里塞进一块木柴。

“你得抓紧现有的时间，”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背包上着锁，”玛丽亚说。

“钥匙拿去，”他把钥匙扔过去。

“这钥匙不是这包上的。”

“是另一只的。袜子就在上面的边上。”

姑娘找到了袜子，关上背包，上了锁，把袜子和钥匙一起拿过来。

“坐下穿上袜子，把脚好好揉揉，”她说。罗伯特·乔丹朝她咧嘴笑笑。

“你不能用你的头发把它们擦擦干吗？”他这话是说给比拉尔听的。

“真不是人，”她说。“开头是庄园主。现在成了我们的前任天主啦。拿块木柴揍他，玛丽亚。”

“别，”罗伯特·乔丹对她说。“我在开玩笑，因为感到高兴。”

“感到高兴？”

“是的，”他说。“看来一切都十分顺利。”

“罗伯托，”玛丽亚说。“来坐下，擦干脚，让我拿些喝的给你暖和暖和。”

“人家会以为他以前从没踩湿过脚，”比拉尔说。“天上也从没下过一片雪花似的呢。”

玛丽亚给他拿来一张羊皮，铺在山洞的泥地上。

“得，”她说。“踩在羊皮上，等鞋干吧。”

羊皮新近晾干，还没鞣过，罗伯特·乔丹把穿着袜子的双脚踩在上面，听到羊皮窸窣作响，像张羊皮纸。

炉火在冒烟，比拉尔对玛丽亚大声说，“把炉火扇旺，没用的丫头。这儿可不是熏制作坊。”

“你自己扇吧，”玛丽亚说。“我在找聋子留下的酒瓶哪。”

“在他那两只背包后面，”比拉尔对她说。“你非把他当作吃奶的娃娃来照顾不可吗？”

“不，”玛丽亚说。“当作又冷又湿的男人。刚回家的男人。在这儿哪。”她把瓶子拿到罗伯特·乔丹坐着的地方。“这瓶酒就是你今天中午喝过的。可以把这瓶子做盏漂亮的灯。等再用上电的时候，真可把这瓶子做盏好灯。”她赞赏地看着这只瓶身有三大凹痕的酒瓶。“你觉得这酒好不好，罗伯托？”

“我原以为我是英国人呢，”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我当着别人的面叫你罗伯托，”她低声说着，脸红了。“你要怎么喝，罗伯托？”

“罗伯托，”巴勃罗嗓子沙哑地说着，对罗伯特·乔丹点点头。“你要怎么喝，堂罗伯托？”

“你要喝一些吗？”罗伯特·乔丹问他。

巴勃罗摇摇头。“我正拿葡萄酒来灌醉自己，”他神气地说。

“跟巴克斯搭档去吧，”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说。

“巴克斯是谁？”巴勃罗问。

“你的一位同志，”罗伯特·乔丹说。

“我从没听说过他，”巴勃罗气咻咻地说。“在这山区从没听说。”

“给安塞尔莫来一杯，”罗伯特·乔丹对玛丽亚说。“是他挨了冻。”他正在穿上那双烘干的袜子，杯里兑水的威士忌爽口而微微暖人。但不像艾酒那么在肚子里翻腾，他想。什么酒也及不上艾酒啊。

谁想得到这山里会有威士忌呢，他想。但是仔细想想，在西班牙最可能搞到威士忌的地方得算拉格兰哈了。想象一下聋子拿一瓶来请作客的爆破手，然后存心把它带来留在这里。这不光是出于他们所具有的礼貌。他们的礼貌历来就是拿出瓶酒来，按照习俗请人来一杯。法国人就会这样做，他们还会把喝剩的留到下一次。是啊，当你本人有事在身，有充分的理由不考虑人家，只考虑自己，只考虑自己手头的事，但竟能真心体贴地想到客人会喜欢喝威士忌，并且后来再把它带来让他喝个痛快——这是西班牙人的风格。一种西班牙人的风格，他想。你爱这些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存心把威士忌带来吧。别把他们传奇化了，他想。有九流三教的美国人，就有九流三教的西班牙人。但是话得说回来，带威士忌来还是干得很漂亮。

“你觉得这酒怎么样？”他问安塞尔莫。

老头儿正坐在炉边，脸上堆着笑，两只大手捧着杯子。他摇摇头。

“不怎么样？”罗伯特·乔丹问他。

“小丫头在里头兑了水，”安塞尔莫说。

“罗伯托正是这么喝的，”玛丽亚说。“难道你是什么特殊人物？”

“不，”安塞尔莫对她说。“一点儿也不特殊。不过我喜欢喝下去感到火辣辣的。”

“把那杯子给我，”罗伯特·乔丹对姑娘说，“给他斟些火辣辣的玩意儿。”

他把杯里的酒倒在自己杯里，把空杯递还给姑娘，她就小心地把瓶里的酒倒在杯里。

“啊，”安塞尔莫拿了酒杯，脑袋一仰，让酒灌进喉咙。他望望玛丽亚拿着酒瓶站着，对她眨眨眼睛，两眼流出了泪水。“这玩意儿，”他说。“这玩意儿。”接着他舔舔嘴唇。“这玩意儿才能把在我们肚里作怪的蛆虫杀死。”

“罗伯托，”玛丽亚说，来到他身边，仍然拿着酒瓶。“你准备吃饭吗？”

“饭准备好了？”

“随你什么时候想吃都行。”

“别人都吃了？”

“除了你、安塞尔莫和费尔南多，都吃了。”

“那我们吃吧，”他对她说。“可你呢？”

“往后跟比拉尔一起吃。”

“就现在跟我们一起吃吧。”

“不。那看来不好。”

“来，吃吧。在我国，男人不在他女人之前先吃。”

“那是你的国家。这儿后吃比较合适。”

“陪他吃吧，”巴勃罗从桌边抬眼望着说。“陪他吃。陪他喝。陪他睡。陪他死。遵照他的国家的规矩吧。”

“你醉了吗？”罗伯特·乔丹站在巴勃罗面前，说。这肮脏的、满脸胡子茬的汉子愉快地望着他。

“是啊，”巴勃罗说。“你那女人陪男人一起吃饭的国家，英国人，在哪儿呀？”

“在美利坚合众国蒙大拿州。”

“男人跟女人一样都穿裙子的地方，就是在那儿？”

“不。那是在苏格兰。”

“可是你听着，”巴勃罗说。“你像那样穿裙子的时候，英国人啊——”

“我不穿裙子，”罗伯特·乔丹说。

“你穿着那种裙子的时候，”巴勃罗还是说，“里边衬什么玩意儿？”

“我不知道苏格兰人的穿着，”罗伯特·乔丹说。“我自己也想知道。”

“不是苏格兰人，”巴勃罗说。“谁理会苏格兰人？谁理会名称那么古怪的外国人？我才不哪。我才不理会哪。你，啊，英国人。你。在你们国家，你们在裙子里边衬什么？”

“我对你说了两次，我们不穿裙子，”罗伯特·乔丹说。“不是说酒话，也不是讲笑话。”

“但是在裙子里边，”巴勃罗坚持说。“因为大家知道你们是穿裙子的。连当兵的也穿。我见过照片，而且在普赖斯马戏场也见过。你在裙子里边衬什么，英国人？”

“两颗鸡巴蛋，”罗伯特·乔丹说。

安塞尔莫哈哈大笑，其他听着的人也笑；只有费尔南多例外。在女人面前讲这样的粗话，他一听那声音就觉得不快。

“噢，这是正常的，”巴勃罗说。“不过我看你有了够多的鸡巴蛋，就不会穿裙子了。”

“别让他再说这种话，英国人，”那个名叫普里米蒂伏的扁脸、破鼻子的汉子说。“他醉了。跟我讲讲，你们国家种什么庄稼，养什么牲口？”

“牛和羊，”罗伯特·乔丹说。“还种很多粮食和豆子。还种很多做糖的甜菜。”

他们三人这时坐在桌边，其他人挨在旁边坐，只有巴勃罗独自坐着，面前放了一碗酒。炖肉还是跟上一夜的一样，罗伯特·乔丹狼吞虎咽地吃着。

“你们那儿有山吗？既然叫蒙大拿，当然有山，”普里米蒂伏客气地问，想打开话匣子。巴勃罗喝醉了，使他很窘。

“有很多山，而且很高大。”

“有好牧场吗？”

“好极了；有政府管理的夏天森林里的高原牧场。到了秋天，就把牛羊赶到低坡去放牧。”

“那儿土地归农民自己？”

“大多数土地归种地人所有。土地本来是国有的，但是如果有人在那儿生活，并且表示愿意开垦它，一人可以得到一百五十公顷土地的所有权。”

“跟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奥古斯丁问。“这是一种土地改革，有点儿意思。”

罗伯特·乔丹讲解了分给定居移民宅地的过程。他从没想到过这是一种土地改革。

“这好极了，”普里米蒂伏说。“这么说，你们的国家实行共产主义？”

“不。那是在共和国领导下进行的。”

“依我看，”奥古斯丁说，“在共和国领导下什么事都干得成。我看不需要别的形式的政府了。”

“你们没有大业主？”安德烈斯问。

“有很多。”

“那么准有弊病啰。”

“当然。有很多弊病。”

“你们可要消灭这些弊病呢？”

“我们越来越想要这样做。但仍旧有很多弊病。”

“但是有没有必须加以解散的大产业呢？”

“有。但有人认为，靠抽税就能解散它们。”

“怎样做法？”

罗伯特·乔丹解释所得税和遗产税的作用，一边用面包抹着盛过炖肉的碗。“但是大产业还是存在。另外土地要征税，”他说。

“可是大业主和有钱人当然要闹革命来反对这些税收。我看这些税倒是革命的。他们看到自己受到威胁，准会反抗政府，正像法西斯分子在这儿干下的那样，”普里米蒂伏说。

“这可能。”

“那么你们那儿也得像我们这儿一样，必须斗争啰。”

“对，我们必须斗争。”

“你们那儿法西斯分子不很多吧？”

“有很多，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就是法西斯分子，不过到头来是会明白过来的。”

“可是你们不能在他们造反之前先消灭他们吗？”

“不行，”罗伯特·乔丹说。“不能消灭他们。但我们可以教育人民警惕法西斯，等它一露头就有所认识，向它作斗争。”

“你知道什么地方没有法西斯分子？”安德烈斯问。

“什么地方？”

“巴勃罗老家那镇上，”安德烈斯说着，露齿笑笑。

“你知道那镇上发生的情况吧？”普里米蒂伏问罗伯特·乔丹。

“知道。我听说了事情经过。”

“听比拉尔讲的？”

“是的。”

“你从这女人嘴里听不到全部经过，”巴勃罗气咻咻地说。“因为她没有看到事情的结局，因为她在窗外从椅子上摔倒了。”

“那你把所发生的情形跟他讲讲吧，”比拉尔说。“既然我不知道事情经过，你就讲一讲嘛。”

“不，”巴勃罗说。“我从没讲过那情形。”

“不错，”比拉尔说。“你不会提它了。现在你可但愿当时没发生那回事。”

“不，”巴勃罗说。“这话说得不对。要是大家跟我一样，当时把法西斯分子都干掉，就不会有这场战争啦。但是，当时的情况如果不是那么回事，那就好啦。”

“你说这话干吗？”普里米蒂伏问他。“你要改变政治态度？”

“不。但当时干得野蛮，”巴勃罗说。“那些日子我非常野蛮。”

“你现在可醉了，”比拉尔说。

“是啊，”巴勃罗说。“请包涵。”

“我倒喜欢你野蛮的时候，”妇人说。“男人中最可恶的是酒鬼。贼不偷盗时还算像人。流氓不在自己家里敲诈勒索。杀人凶手在家会洗手不干。可是酒鬼臭气冲天，在自己床上呕吐，让酒精把他的五脏六腑都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