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高山坡上的草地笔直往下走进树木成丛的山谷，再顺着山谷爬上一条和小河平行的山路，仍在松林的深深的树阴下往上走，接着弃路向一座陡峭的悬崖的崖顶攀登，这时只见有个手握卡宾枪的人从一棵树后走出来。

“站住，”他说。接着是，“是你，比拉尔。跟你一起的是谁？”

“英国人，”比拉尔说。“可是有个天主教教名——罗伯托。来这儿的路真他奶奶的陡。”

“你好，同志，”放哨的对罗伯特·乔丹说着，伸出一只手。

“好，”罗伯特·乔丹说。“你呢？”

“也好，”放哨的说。这人很年轻，身材单薄而瘦削，脸上长着很高的鹰钩鼻，高颧骨，灰眼睛。他没戴帽，头发黑黑的，乱蓬蓬的，握手有力而友好。他的眼色也友好。

“喂，玛丽亚，”他对姑娘说。“你没累着吧？”

“什么话，华金，”姑娘说。“我们坐着聊得多，走得少。”

“你就是那个爆破手？”华金问。“我们听说你来这儿了。”

“我们在巴勃罗那儿过的夜，”罗伯特·乔丹说。“对，我是爆破手。”

“我们高兴见到你，”华金说。“是来炸火车的？”

“上次炸火车你在？”罗伯特·乔丹问，并笑了笑。

“可不，”华金说。“我们就是在那儿弄到这妞儿的，”他对玛丽亚露齿笑笑。“你现在漂亮了，”他对玛丽亚说。“人家说过你有多漂亮吗？”

“别说了，华金，十分谢谢你，”玛丽亚说。“你理了发也会漂亮的。”

“当时我背你，”华金对姑娘说。“我把你背在背上。”

“就像好多人那样，”比拉尔用低沉的声音说。“谁没背过她？老头子在哪儿？”

“在营地。”

“他昨晚在哪儿？”

“在塞哥维亚。”

“他带来消息了？”

“是的，”华金说，“有消息。”

“好的还是坏的？”

“我看是坏的。”

“你看到飞机了？”

“唉，”华金说着摇摇头。“别跟我谈这个了。爆破手同志，那些是什么飞机？”

“海因克尔111型轰炸机。海因克尔和菲亚特驱逐机，”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那些低机翼的大家伙是什么飞机？”

“海因克尔111型。”

“管它叫什么名称，都一样糟，”华金说。“我可在耽搁你们的时间了。我来带你们去见司令。”

“司令？”比拉尔问。

华金认真地点点头。“我喜欢这称呼，不喜欢‘头儿’，”他说。“这么叫更部队化。”

“你部队化的味儿越来越重了，”比拉尔说，冲着他笑。

“不，”华金说。“不过我喜欢部队用语，因为这一来可使命令听起来明确些，纪律显得严明些。”

“这儿有个配你口味的家伙，英国人，”比拉尔说。“一个挺认真的小伙子。”

“要我背你吗？”华金问姑娘，把一臂搁在她肩上，冲着她的脸微笑。

“背了一次就够啦，”玛丽亚对他说。“可还是要谢谢你。”

“你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华金问她。

“我记得有人背过我，”玛丽亚说。“由你背，可不记得了。我记得那吉卜赛人，因为他扔下我好几次。可我谢谢你，华金，改天我来背你。”

“我记得很清楚，”华金说。“我记得抱住了你的两条腿，你的肚子贴在我肩上，脑袋耷拉在我背上，两条手臂垂在我背后。”

“你的记性很好，”玛丽亚说着，对他笑笑。“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什么你的手臂、肩膀和背，都不记得了。”

“你想知道一件事吗？”华金问她。

“是什么事？”

“我高兴当时你的身体正耷拉在我背上，因为子弹是从我们背后打来的。”

“你真是头猪，”玛丽亚说。“就是为了这个，那吉卜赛人也背了我好久？”

“是为了这个，还为了可以紧紧抱住你的大腿。”

“我的英雄们啊，”玛丽亚说。“我的救命恩人们啊。”

“听着，美人儿，”比拉尔对她说。“这小伙子背了你好久，在那时刻，你的大腿对谁也不说明什么。在那时刻只听到清楚的子弹声。要是把你扔下，他早就能跑出子弹射程了。”

“我谢过他了，”玛丽亚说。“我改天一定背他。让我们说说笑笑吧。我不用因为他背过我而哭，是吧？”

“我原想把你扔下的，”华金继续逗她。“可我怕比拉尔会枪毙我。”

“我没枪毙过人，”比拉尔说。

“你没必要，”华金对她说。“你用嘴巴就能把人吓死。”

“哪能这样说啊，”比拉尔对他说。“你以前可是个很懂礼貌的小年轻。运动前你干什么活，小年轻？”

“不干什么活，”华金说。“我那时十六岁。”

“可究竟干些什么呢？”

“不时摆弄几双鞋。”

“做鞋？”

“不。擦鞋。”

“什么话，”比拉尔说。“不止擦鞋吧。”她望着他棕色的脸、矫健的身材、蓬乱的头发和走路时敏捷的竞走似的步伐。“干吗后来不干那一行了？”

“不干哪一行？”

“哪一行？你知道哪一行。你现在正留着斗牛士的小辫哪。”

“我看那时是害怕的缘故，”小伙子说。

“你身材不错，”比拉尔对他说。“可是相貌不怎么样。那么那时是因为害怕了，是吗？炸火车那时你可干得不赖啊。”

“我现在不害怕公牛了，”小伙子说。“一点儿也不害怕了。比公牛恶劣得多、危险得多的东西，我们都见过了。很清楚，哪头公牛也没机枪危险。但现在要是上斗牛场去斗牛，不知道我的两条腿儿还听不听使唤。”

“他原想当斗牛士，”比拉尔对罗伯特·乔丹解释说。“但他那时胆小。”

“你喜欢看斗牛吗，爆破手同志？”华金露出洁白的牙齿，笑着说。

“非常喜欢，”罗伯特·乔丹说。“非常、非常喜欢。”

“你在巴利阿多里德看过斗牛吗？”华金问。

“看过。在九月过节的时候。”

“那是我的家乡，”华金说。“我家乡多好呀，可是那儿善良的乡亲们在这次战争中吃了多少苦。”这时他的脸色显得严肃，“敌人在那儿毙了我爹、我妈、我姐夫，后来又毙了我姐姐。”

“杀人不眨眼的畜生，”罗伯特·乔丹说。

这种伤心事他听过多少次啦？多少次眼看人们难受地说着这种话？又多少次见到人们满眶泪水、哽着喉咙、难受地说起我爹、我兄弟、我妈或者我姐妹？他已记不得有多少次听人们这样提到死去的亲人。人们讲的几乎总是和现在这小伙子讲的一样；一提起家乡，就一下子讲开了，而你总是说，“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你只不过听人提到这种丧亡。你没看到做父亲的倒下，不像比拉尔在小河边描述法西斯分子死去的情景那样使他目睹似的。你知道那做父亲的死在一个院子里，一堵墙下，一片地里或果园里，或者晚上死在一条公路边的卡车灯光下。你见到山里的那卡车的灯光，听见了枪声，后来你来到公路上，发现一具具尸体。你没见到那母亲、姐妹或兄弟被枪杀。你听说过这事；你听到过枪声；而且你见过尸体。

比拉尔使他目睹那镇上的情景。

这女人能写作该有多好。他要试着把它写出来，如果运气好，而且能记住它，他也许能照她讲的写出来。天哪，她真会讲故事。她比大作家克维多还行，他想。克维多从没像她生动地讲的那样描写过哪个堂福斯蒂诺之死。但愿我能写得相当好，把那个故事写出来，他想。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人家对付我们的行径。那方面他了解得够多了。他了解很多有关战线后方的情况。但是你必须先了解这些人。你必须了解他们原来在村子里是干什么的。

由于我们的流动性，由于我们事后不必留下来遭到报复，我们从来不知道事后到底怎么样，他想。你跟一个农民和他的家人呆在一起。你夜里来，跟他们一起吃饭。白天，你躲起来，第二天夜里你就走了。你完成了任务，一走了事。下一次你又照老样子来了，你听说这些人已被枪杀。事情就这么简单。

但出事的时候你总是已经走了。游击队搞了破坏就撤退。农民留下来遭到报复。我老是只了解另一方面，他想。了解开头时我们怎样对待他们。我老是了解这一方面，憎恨它，并且听到人们无耻而卑鄙地提到它，吹嘘、自夸、辩护、解释、否认。可是这该死的女人使我身历其境似的看到了这一幕。

唉，他想，这是一个人受到的教育的一部分啊。等它结束时，真可说是受了一次地道的教育。在这场战争中你能学到东西，如果你注意听的话。肯定能学到东西。他很幸运，在战前的十年中断断续续地在西班牙呆过。他们主要是信赖你会操西班牙语。他们信赖你完全掌握这种语言，能用习语来说话，又了解不同地方的情况。说到头，西班牙人只真正忠于自己的村子。当然，首先是西班牙，然后是自己的宗族，然后是他的省份，然后是他的村子，他的家庭，最后是他的行业。如果你会西班牙话，他就偏爱你，如果你了解他的省份，那就好得多，但是如果你了解他的村子和行业，你这个外国佬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他在西班牙绝不觉得自己像外国人，他们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把他当外国人看待；除了在他们跟你作对的时候。

当然，他们跟你作对。他们常常跟你作对，但他们也总是跟每个人作对。他们跟自己人也作对。如果有三个人在一起，两个就会联合起来跟另一个作对，然后这两人就会开始相互拆台。并不总是这样，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你可以举出够多的例子，由此得出这个结论。

这样的思想方式不对头啊；但是有谁来审查他的思想呢？谁也没有，只有他自己。他不愿想呀想的，变得相信失败主义。首要的事情是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如果打不赢这场战争，一切都完了。但他注意、倾听，并记住一切。他正在战争中服役，在服役期间，他绝对忠诚，并且尽可能完善地完成任务。可是谁也占有不了他的心，或者他的观察和听取的能力，如果他打算作出判断，那是将来的事。作出判断的材料不会少。材料已经有许多了。有时候，未免多了一点。

瞧比拉尔这女人，他想。不管以后发生什么，只要有时间，我一定要叫她讲完那故事。瞧她跟那两个小年轻并肩走着。你没法找到比他们三人更好看的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了。她像座大山，这青年和姑娘像两棵幼树。老树全被砍倒了，幼树就这样地在成长。尽管他们二人遭到过厄运，他们还是显得非常有朝气、干净、新鲜、完好无损，好像从没听到过灾难似的。但是听比拉尔的口气，玛丽亚才刚刚康复。她当时的情况一定很糟糕吧。

他想起十一旅有个比利时小伙子，和村里其他五个小伙子一起入了伍。那是个大约有两百人的村子，那小伙子以前从没离开过家乡。当罗伯特·乔丹第一次在汉斯旅旅部看到这小伙子的时候，同村的那五人已全部牺牲，那小伙子的情况非常糟，他们把他当勤务兵使用着，在旅部伺候开饭。他长着一张白里透红的佛兰芒人的大脸和一双农民的粗笨的大手，他端着盘碟走动，就像拖车的马儿，力大而笨拙。可是他总是在哭。大家吃饭时，他不出声地一直在哭。

你抬头就看到他在那里哭。你要酒，他哭，你递过盘子要炖肉，他哭；他扭过头去。接着他也会停住；但你抬头朝他一望，他的眼泪就又涌出来了。上一道道菜间，他在厨房里哭。大家对他都很和蔼。但这没用。他一定要弄明白自己将来会怎么样，能不能早晚恢复常态，再适于当兵。

玛丽亚现在相当正常了。不管怎么说，看来是这样。可是他不是精神病专家。比拉尔才是精神病专家呢。昨天一起过夜也许对他俩都有益。是啊，除非这事到此就结束。这对他当然有益。他今天觉得极好；身体正常、无虑无忧、心情愉快。这回事看来够糟糕，但他的运气也真好。他遇到过本身显得很糟糕的事情。本身显得很糟糕，这是用西班牙语思考的说法。玛丽亚真是可爱。

瞧她，他对自己说。瞧瞧她。

他瞧她在阳光下愉快地迈着大步；卡其衬衫敞着领子。她走路的模样像匹小马驹，他想。你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也许根本没有发生过，他想。也许你是在做一场梦，或者是你虚构出来的，根本没有发生过。也许正像你过去的那些梦，梦中，你在电影里看到的有一位夜里来到你的床上，那么亲切，那么可爱。他在床上熟睡的时候，和她们都那么睡过。他还能记得嘉宝，还有哈罗。是啊，有好多次是哈罗。这一回也许就像那些梦。

但是他还能记得进攻波索布兰科的前夕，嘉宝上他床的情形，他用一臂搂住她时，她穿着一件柔软光滑的羊毛衫，当她俯身向前的时候，头发在额前披下，拂在他脸上，她说她一直爱着他，而他为什么从不向她倾诉爱情？她并不腼腆、冷漠，也不显得疏远。她就是可爱得叫人想搂抱，亲切而可爱，就像当年她和约翰·吉尔伯特一起时的模样，这情景逼真得仿佛真有其事，他爱她远远胜过爱哈罗，虽然嘉宝只来过一次，而哈罗——现在这一回也许就像那些梦吧。

也许这次也不是梦，他对自己说。也许我现在伸出手去能碰到这个玛丽亚，他对自己说。也许你不敢这么做，他对自己说。也许你会发现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是不真实的，是你虚构出来的，正如梦中出现的那些电影明星，还有你以前所有的那些女朋友如何在夜间回来，睡在那条睡袋内，在光地板上，在干草仓的草堆、马厩、马栏、农庄、树林、车库、卡车和西班牙的群山间，也都是梦。当他睡熟的时候，她们都到那条睡袋里来，而且比她们的真实面貌要漂亮得多。也许这一回也是这么回事。也许你不敢碰她，来证明是真是假。也许你敢，但这情形很可能是你虚构出来的，或者是梦中的情景。

他一步跨到山路对面，把一手放在姑娘的胳臂上。他的手指感觉到她那件旧卡其衬衫里面的胳臂很光滑。她对他望望，笑了笑。

“喂，玛丽亚，”他说。

“喂，英国人，”她回答，他见到她棕褐色的脸、灰黄色的眼睛、带着笑意的丰满的嘴唇和金褐色的短发，她抬起脸来望着他，冲着他的眼睛微笑。这是真的，一点也不错。

这时，他们能望到松林尽头聋子的营地了，那里是一个圆形的冲沟的尽头，形状像只朝天的脸盆。这些石灰岩的盆形高地一定多的是岩洞，他想。前面就有两个岩洞。长在岩石上的矮松树把它们隐蔽得很好。这地方和巴勃罗那里差不多，或甚至更好。

“你一家人被枪杀是怎么回事？”比拉尔在对华金说。

“别谈了，太太，”华金说。“我一家人都是左派，跟巴利阿多里德许多人一样。当时法西斯分子血洗我家乡，先毙了我爹。他投过社会党的票。然后毙了我妈。她也投过社会党的票。她一辈子还是第一次投票。后来，他们毙了我的一个姐夫。他是电车司机工会的会员。很清楚，他不参加工会就不能开电车。但是他不问政治。我很了解他。他甚至有点不顾及体面。我看他甚至算不上是个好同志。那时，另一个姐夫，也在电车上干活的，已经像我一样到山里去了。他们以为我姐姐知道他的去向。但她并不知道。他们就毙了她，因为她不肯告诉他们我姐夫在哪儿。”

“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比拉尔说。“聋子在哪儿？我没见到他。”

“他在这儿。可能在山洞里，”华金回答。他这时停了步，把步枪托拄在地上，说，“比拉尔，听我说。还有你，玛丽亚。原谅我吧，要是我讲了家事打扰你们的话。我知道大家都有同样的伤心事，最好还是别提起。”

“你应该讲，”比拉尔说。“我们活在世上干吗，如果不能互相帮助？

听了不吭声，这种帮助够冷漠的。”

“但是这样会打扰玛丽亚。她自己有许许多多事够她受的。”

“哪儿话，”玛丽亚说。“我的苦恼像只大水桶，大得你的苦水永远也灌不满它。我很难受，华金，但愿你另一位姐姐平安。”

“到目前为止她还好，”华金说。“他们把她下了大牢，看来没怎么虐待她。”

“你家还有人吗？”罗伯特·乔丹问。

“没有了，”那小伙子说。“就我。没别人了。除了去山里的那姐夫，而我看他已经死了。”

“也许他没问题，”玛丽亚说。“也许他和一帮游击队在别的山区。”

“我看他死了，”华金说。“他的身体一向不大适宜走南闯北，他是电车售票员，不怎么适宜去山里。我说不准他能不能活满一年。他心肺也有点儿衰弱。”

“不过他可能没问题的，”玛丽亚用一臂搁在他肩上。

“当然，姑娘。那当然可能，”华金说。

小伙子站在那里，玛丽亚呢，踮起了脚，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吻了他。华金扭头转向一边，因为他在哭。

“我把你当哥哥，”玛丽亚对他说。“我吻你，当你哥哥。”

小伙子摇摇头，不出声地哭着。

“我是你妹妹，”玛丽亚说。“我爱你，你有家啦。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包括这个英国人，”比拉尔声音洪亮地说。“不对吗，英国人？”

“对，”罗伯特·乔丹对小伙子说。“我们都是你的家人，华金。”

“他是你兄弟，”比拉尔说。“是吗，英国人？”

罗伯特·乔丹一臂搂着小伙子的肩膀。“我们都是兄弟，”他说。小伙子摇摇头。

“我真不该说出来，”他说。“说起这种事，叫大家更难受。我真不该打扰你们。”

“去他奶奶的什么该不该，”比拉尔用她那低沉而悦耳的声音说。“要是玛丽亚这丫头再吻你，我也马上要吻你了。我好多年没吻过斗牛士啦，即使像你这样不中用的也罢。我倒要吻吻一个成不了共产党的不中用的斗牛士。抓住他，英国人，好让我好好吻他一下。”

“松手，”小伙子说着，突然转身躲开。“别管我。我没什么，我不该那样。”

他站在那里，在控制脸上的表情。玛丽亚把一手伸在罗伯特·乔丹的手中。这时比拉尔双手叉腰站着，嘲弄地望着那小伙子。

“我吻你，”她对他说，“可不会像你的姐妹那样。像姐妹那样吻兄弟的把戏我不会。”

“用不着开玩笑啊，”小伙子说。“我跟你说过了，我没什么，对不起，我说了刚才的话。”

“那好，我们去看老头儿吧，”比拉尔说。“我厌烦这种动感情的事。”

小伙子望着她。你从他的眼睛可以看出他突然变得很伤心。

“不是说你动感情，”比拉尔对他说。“是说我自己。你这人太娇嫩，当不了斗牛士。”

“我本来就没当成，”华金说。“你没必要老讲个没完。”

“可是你又在留斗牛士的小辫了。”

“是的，干吗不？从经济上来说，斗牛最有利可图。它使许多人有机会就业，国家可以进行管理。现在也许我不会害怕了。”

“不见得，”比拉尔说。“不见得。”

“你说话干吗那么苛刻，比拉尔？”玛丽亚对她说。“我非常爱你，可是你的行为太粗野。”

“我可能是粗野，”比拉尔说。“听着，英国人。你知道你要跟聋子说些什么吗？”

“知道。”

“因为他这人话不多，不像你我和这些爱动感情的笼中鸟。”

“你干吗这样说？”玛丽亚生气地又问。

“不知道，”比拉尔大踏步走着说。“你认为干吗？”

“不知道。”

“有时候有很多原因使我厌烦，”比拉尔生气地说。“你懂吗？其中一个原因是年纪到了四十八。听清了吗？四十八岁加上一张丑脸。另一个原因是，我开玩笑说要吻这个想当共产党的没有成材的斗牛士，却见到他的脸色显得惊慌失措。”

“这话说得不对，比拉尔，”小伙子说。“你没看到惊慌。”

“什么话，这话说得不对。我操他奶奶的你们大伙儿。啊，他来了。喂，圣地亚哥！你好吗？”

比拉尔招呼的是个矮墩墩的汉子，棕色脸，宽颧骨，灰头发，黄褐色的两眼分得很开，狭鼻梁的鹰钩鼻像印第安人的，加上一张阔嘴，上唇又长又薄。他的胡子刮得光光的，由于穿着牧牛人的马裤和马靴，走起路来有点罗圈腿的样子，就这样从山洞口向他们迎来。天气暖和，但他穿了件羊毛衬里的皮制短外套，扣子直扣到脖子上。他向比拉尔伸出一只褐色的大手。“你好，太太，”他说。“你好，”他对罗伯特·乔丹说着，就和他握手，并且定睛望着他的脸。罗伯特·乔丹看到他的眼睛像猫眼那么黄，又像爬虫的眼睛那么呆滞。“美人儿，”他对玛丽亚说着，轻轻拍拍她的肩膀。

“吃了？”他问比拉尔。她摇摇头。

“来吃吧，”他说着，对罗伯特·乔丹望望。“喝酒？”他问，一边伸出大拇指，做了个朝下斟酒的手势。

“喝，谢谢。”

“好，”聋子说。“威士忌？”

“你有威士忌？”

聋子点点头。“英国人？”他问。“不是俄国人？”

“美国人。”

“这儿美洲人很少，”他说。

“现在多起来了。”

“倒不坏。北美还是南美？”

“北美。”

“跟英国人一样的。什么时候炸桥？”

“你知道桥的事？”

聋子点点头。

“后天早晨。”

“好，”聋子说。

“巴勃罗呢？”他问比拉尔。

她摇摇头。聋子咧嘴笑了。

“走开，”他对玛丽亚说着，又咧嘴笑了。“回来，”他望了望他从上衣内袋里掏出的一块系在皮带上的大表。“半小时。”

他做做手势，要他们在一段削平了当作长凳的原木上坐下，然后望望华金，用大拇指猛地指指他们来时走的那一段山路。

“我和华金一起下山走走就回来，”玛丽亚说。

聋子走进山洞，拿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三只杯子走出来。瓶身上有三个大凹痕的酒瓶挟在他一边的胳肢窝下，他就用那只手的三只指头勾住三只杯子，另一只手握住一把陶水壶的壶颈。他把杯子和酒瓶放在那段原木上，把水壶放在地上。

“没冰，”他对罗伯特·乔丹说着，递给他酒瓶。

“我一点也不要，”比拉尔说着，用手蒙住杯口。

“昨晚地上有冰，”聋子说着，咧嘴笑笑。“都化了。上面有冰，”聋子说着，指指光秃秃的山顶上露出的积雪。“太远。”

罗伯特·乔丹动手给聋子斟酒，可是这个耳朵不便的汉子摇摇头，做了个手势，让对方往自己的杯子里斟。

罗伯特·乔丹在杯子里斟了好些威士忌，聋子眼睁睁地望着他，等他斟好了，就把水壶递给他，罗伯特·乔丹把陶壶一侧，一股冷水就从壶嘴流出，灌满了杯子。

聋子自己斟了半杯威士忌，再用水加满杯子。

“酒？”他问比拉尔。

“不。水。”

“喝吧，”他说。“不好，”他对罗伯特·乔丹说着，咧嘴笑笑。“认识过很多英国人。老是大喝威士忌。”

“在哪儿？”

“牧场，”聋子说。“场主的朋友们。”

“你在哪儿搞到威士忌的？”

“什么？”他听不清。

“你得大声说，”比拉尔说。“对着另一只耳朵。”

聋子指指那只比较好使的耳朵，咧嘴笑笑。

“你在哪儿搞到威士忌的？”罗伯特·乔丹大声说。

“酿的，”聋子说着，注意到罗伯特·乔丹刚要把杯子送到嘴边，却停住了。

“不，”聋子说着，拍拍他的肩。“开开玩笑。从拉格兰哈弄来的。昨晚听说来了个英国爆破手。好。很高兴。搞来威士忌。请你的。你喜欢？”

“非常，”罗伯特·乔丹说。“这是很好的威士忌。”

“我满意，”聋子咧嘴笑了。“今晚一起还有情报。”

“什么情报？”

“部队大调动。”

“在哪儿？”

“塞哥维亚。飞机，你看见了。”

“是的。”

“不妙，呃？”

“不妙。部队调动？”

“在维利亚卡斯丁和塞哥维亚之间大调动。在巴利阿多里德公路上。在维利亚卡斯丁和圣拉斐尔之间大调动。大调动。大调动。”

“你有什么看法？”

“我们准备行动？”

“可能。”

“他们知道。也作了准备。”

“可能。”

“干吗不今晚炸桥？”

“命令。”

“谁的命令？”

“总参谋部。”

“原来这样。”

“炸桥的时间有关系吗？”比拉尔问。

“大有关系。”

“可是如果他们现在就开来部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