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不这么称呼，这帮王八蛋。还有你的主——嗨！这下又来一个啦！’

“就在那时，我们看到了丢人的一幕，因为从镇公所大门走出来的是堂福斯蒂诺·里韦罗，也就是地主堂塞莱斯蒂诺·里韦罗的长子。他是高个儿，头发黄黄的，刚从前额朝后梳理过，因为他口袋里老是揣着梳子，这时，出来之前也梳了头发。他老爱和姑娘们纠缠，是个胆小鬼，却一直想当业余斗牛士。他常和吉卜赛人、斗牛士和养公牛的混在一起，还爱穿那种安达卢西亚式斗牛服，但他没胆量，被人当笑柄。有次在为阿维拉孤老院募捐而举行的业余斗牛表演中，风传他要出场，按照安达卢西亚方式骑在马背上杀死公牛，他花了很多时间练习，当他看到场子上那头公牛的大小，发现它已被替换，不是他亲自挑选的那头没腿力的小公牛的时候，就说他感到恶心，据说还用三只指头伸进自己的嗓子眼，硬是呕吐起来。

“两排人一看到他，就大叫起来，‘喂，堂福斯蒂诺。留心别呕吐啊。’

“‘听我说，堂福斯蒂诺。峭壁那边有花姑娘哪。’

“‘堂福斯蒂诺。稍等一下，我们会牵条公牛来。’

“另一个叫喊道，‘听我说，堂福斯蒂诺。你曾听说过死到临头吗？’

“堂福斯蒂诺站在那儿，仍旧摆出一副满勇敢的样子。他一时冲动，对别人宣布他准备豁出去，这时仍受着这冲动的影响。同样的冲动曾使他宣布要去斗牛。这使他希望并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业余斗牛士。堂里卡多的榜样这时给他打了气，他站在那儿显得相貌堂堂、神气非凡，脸上还摆出一副瞧不起人的神气。但是他说不出话来。

“‘来吧，堂福斯蒂诺，’队伍里有人大声说。‘来吧，堂福斯蒂诺。这儿有条最大的公牛。’

“堂福斯蒂诺站着朝前望，我觉得他在望的时候，两排人中间哪一边也没人怜悯他。他还是显得相貌堂堂、不可一世；但是时间越来越紧促了，而且只有一个方向可去。

“‘堂福斯蒂诺，’有人喊着。‘你在等什么呀，堂福斯蒂诺？’

“‘他在准备呕吐，’有人说，两排人都哈哈笑了。

“‘堂福斯蒂诺，’有个农民喊着。‘你觉得呕吐快活就呕吐吧。反正我看都是一回事。’

“接着，就在我们望着的时候，堂福斯蒂诺顺着那两排人望去，望到广场对面的峭壁，接着，等他一看到峭壁和峭壁外一片空荡荡的天空，就飞快转身，闪身向镇公所门口退回去。

“两排人都吼叫了，有人拉开嗓门大喊，‘你往哪里走，堂福斯蒂诺？你往哪里走啊？’

“‘他去呕吐，’另一个叫着，大家又都哈哈笑了。

“这时我们看到堂福斯蒂诺又走出门来，身后是巴勃罗，拿着猎枪。

他这时一点气派也没有了。一看到两排人，使他这人变了样，没了气派，他这时走出来，身后跟着巴勃罗，好像巴勃罗正在扫街似的，而堂福斯蒂诺就是他在往前扫的垃圾。堂福斯蒂诺这时走了出来，在胸口划着十字，做着祷告，然后双手挡住眼睛，跨下台阶，走向这两排人。

“‘随他去吧，’有人喊着。‘别碰他。’

“两排人都会意，没人动手去碰堂福斯蒂诺，而他两手颤抖，挡在眼前，嘴唇打着哆嗦，在两排人中间向前走去。

“没人说话，没人碰他，他在两排人中间走到半路，就再没法往前走，竟双膝跪下了。

“没人打他。我和队伍并行着走去，想看个究竟，只见一个农民弯下腰，把他一把拖起，说，‘站起来，堂福斯蒂诺，继续走啊。公牛还没出来。’

“堂福斯蒂诺没法独自走，一个身穿黑罩衣的农民在一边扶着他，另一个身穿黑罩衣和牧人靴的农民在另一边扶着他，架起了他的胳膊，于是堂福斯蒂诺在两排人中间朝前走，两手挡在眼前，嘴唇不断哆嗦着，脑瓜上的黄头发滑溜溜的，在阳光下闪亮，他路过的时候农民们有的说，‘堂福斯蒂诺，祝你好胃口，堂福斯蒂诺。’有的说，‘堂福斯蒂诺，听你吩咐，堂福斯蒂诺。’有一个自己想做斗牛士没做成的人说，‘堂福斯蒂诺。斗牛士，听你吩咐。’另一个说，‘堂福斯蒂诺，天堂里有的是花姑娘，堂福斯蒂诺。’他们在他两旁紧挟着他，迫使他在两排人中间走，把他的身子架了起来，而他用两手遮着眼睛。但是他准在指缝中张望，因为他们带着他来到峭壁边缘的时候，他又跪下了，突然扑在地上，紧抓青草不松手，说，‘别。别。别。行行好。千万别。行行好。行行好。别。别。’

“那时挟着他的农民和队伍尽头的狠心人，趁他跪下时马上在他身后蹲下，把他猛地一推，于是他始终没挨到一下，就掉到峭壁外去了，只听得他掉下时大叫大喊的声音。

“就在这时，我知道这两排人起了杀性，而使他们变成这模样的，先是堂里卡多的辱骂，后是堂福斯蒂诺的胆怯。

“‘给我们再来一个，’一个农民大叫，另一个在他背上拍了一下，说，‘堂福斯蒂诺！真是活宝！堂福斯蒂诺！’

“‘他现在见到大公牛啦，’另一个说。‘得了，呕吐绝对帮不了他的忙啦。’

“‘我这半辈子，’另一个农民说，‘我这半辈子还没见过像堂福斯蒂诺这样的活宝。’

“‘后面还有呢，’另一个农民说。‘耐心点儿。谁知道我们还会见到什么？’

“‘也许有巨人和矮子，’第一个农民说。‘也许还有非洲的黑人和稀有动物。不过依我看，绝对绝对不会有堂福斯蒂诺那样的活宝了。啊，给我们再来一个！快。给我们再来一个！’

“那些醉汉从法西斯分子的俱乐部的酒吧抄来一瓶瓶大茴香酒和科涅克白兰地，大家传来传去，当葡萄酒似的喝，而队伍里有不少人，因为干掉了堂贝尼托、堂费德里科、堂里卡多，尤其是堂福斯蒂诺，情绪变得十分激动而还在喝，开始有点醉意了。不喝一瓶瓶烈酒的人就着那些传来传去的皮酒袋喝，有个人把皮酒袋递给我，我喝了一大口，让皮袋里凉丝丝的葡萄酒顺着喉咙灌下，因为我也渴极了。

“‘杀人使人口渴得慌，’拿酒袋的人对我说。

“‘怎么，’我说。‘你杀了人？’

“‘我们杀了四个，’他神气地说。‘民防军不算在里面。你杀了一个民防军，是真的吗，比拉尔？’

“‘一个也没杀，’我说。‘墙倒时我朝烟尘里开枪，跟别人一样。就这么回事。’

“‘你从哪儿搞来了这手枪，比拉尔？’

“‘巴勃罗给的。他干掉了那些民防军，把手枪给了我。’

“‘他就用这手枪干掉民防军的？’

“‘正是这一支，’我说。‘之后他就用这家伙武装了我。’

“‘我可以看看吗，比拉尔？可以握一握吗？’

“‘干吗不行，伙计？’我说着，从束腰绳里拔出枪来递给他。但是我在纳闷，为什么另外没人出来，就在这时，没料到出来的竟是堂吉列尔莫·马丁，那些连枷啦，牧人的棍棒啦，木草叉啦，就是从他的铺子抄来的。堂吉列尔莫是法西斯分子，但除此之外，没什么反对他的理由。

“不错，他付给制连枷的工人的钱不多，但他卖出的价钱也不高，而且如果不想向堂吉列尔莫买连枷，也可以只付木头和皮革的成本费自己做。他说话的态度有点粗鲁，而且毫无疑问是个法西斯分子，还是他们俱乐部的成员，中午和傍晚，他总是坐在俱乐部的藤椅上看《辩论报》，一面叫人擦他脚上的皮鞋，一面喝苦艾酒和矿泉水，吃炒杏仁、虾干和鳀鱼。可是人们不会因为这点而要人的命的，我敢说，要不是堂里卡多·蒙塔尔沃的辱骂和堂福斯蒂诺那丢人的惨状，还有酗酒对他们和其他人在情绪上产生的后果，准会有人大声说，‘让堂吉列尔莫太太平平地走吧。我们用的连枷还是他的。放他走吧。’

“因为这镇上的人善良的时候善良得很，心狠的时候同样心狠得很，他们生来有正义感，主张公道。但是这两排人已经起了杀性，而且还喝醉了酒，或者说，开始醉了，这两排人的心情已不像堂贝尼托走出来时那样了。我不知道别的国家的情况怎么样，我可比谁都喜欢来一杯，乐一乐，但是在西班牙，不是因为酒，而是因为其他因素造成的沉醉，就极其可怕，人们就会干出不该干的事来。你的国家不是这样吗，英国人？”

“是这样，”罗伯特·乔丹说。“我七岁的时候，跟母亲到俄亥俄州去参加一次婚礼，人家要我在拿花的一对男女小傧相中当男傧相——”

“你当过这个？”玛丽亚问。“真好！”

“在那城里有个黑人被吊在灯柱上，后来被烧死了。那是盏弧光灯。这灯可以从灯柱上给放低到人行道上。这黑人先被人用吊弧光灯的滑车吊上去，可是滑车断了——”

“烧黑人，”玛丽亚说。“真野蛮！”

“这些人喝醉了？”比拉尔问。“他们醉得那么厉害，要烧黑人？”

“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因为我仅仅在屋里从窗帘底下望去看到的，那幢房屋就在有弧光灯柱的拐角。当时街上挤满了人，他们第二次把黑人吊上去的时候——”

“如果你那时才七岁，又在屋里，就不可能知道他们醉不醉，”比拉尔说。

“我刚才说到，他们第二次把黑人吊上去的时候，我母亲把我从窗口拉开了，所以没再看下去，”罗伯特·乔丹说。“反正后来我有过类似的经历，说明醉意冲昏了头脑在我国也一样。这种事是残忍而野蛮的。”

“你七岁，年纪太小，”玛丽亚说。“你太小，不该看到这些事。我从没看到过黑人，除非在马戏团。除非摩尔人就是黑人。”

“有的是，有的不是，”比拉尔说。“我可以给你们谈谈摩尔人。”

“你没我清楚，”玛丽亚说。“可不，你没我清楚。”

“别谈这些了，”比拉尔说。“谈了身心不快。我们刚才说到哪儿啦？”

“说到两排人醉了，”罗伯特·乔丹说。“说下去吧。”

“说他们醉了是不公平的，”比拉尔说。“因为那时他们还远远没有醉。但是他们的心情已经起了变化，那时，堂吉列尔莫走出来了，站得直挺挺的，目光近视，一头灰发，中等身材，衬衫上有一粒硬领扣子，但没佩硬领，站在那儿，在胸口划了一次十字，眼睛望着前面，但没戴眼镜看不大清楚，却还是镇静地一步步往前走，他这模样真惹人怜悯。但是有人从队伍叫着，‘过来，堂吉列尔莫。到这儿来吧，堂吉列尔莫。朝这个方向来。我们这儿都拿着你铺子里的货哪。’

“他们刚才取笑堂福斯蒂诺非常得手，所以没法想象堂吉列尔莫是不同的一种人。如果说堂吉列尔莫该杀，就该马上让他死去，留一个面子。

“‘堂吉列尔莫，’另一个叫着，‘要我们派人到府上去拿你的眼镜吗？’

“堂吉列尔莫不是大户人家，因为他不很富裕，当法西斯分子无非是想谄上欺下，并且不得不靠开一家木制农具铺子，多少赚几个钱来聊以自慰。他当法西斯分子还因为他爱老婆，因此接受了她对法西斯的宗教般的虔诚感情。他住在大楼的一套公寓里，在广场上过去三家门面的地方。当堂吉列尔莫站在那儿，眯起近视眼望着那两排人，那两排他知道不得不从中穿过的人的时候，有个女人从他家公寓露台上大声尖叫起来。她从露台上可以望到他，那就是他老婆。

“‘吉列尔莫，’她大叫。‘吉列尔莫。等一等，我要陪你一起去。’

“堂吉列尔莫扭头转向叫声传来的地方。他没法望到她。他想说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接着他朝他老婆叫喊的方向挥挥手，开始走进这两排人中间。

“‘吉列尔莫！’她大叫。‘吉列尔莫！啊，吉列尔莫！’她两手抓住露台栏杆，身体前后摇晃着。‘吉列尔莫！’

“堂吉列尔莫又朝那喊声的方向挥挥手，昂着头走进两排人的中间，你没法知道他当时的感受，只能凭他的脸色来猜测。

“这时队伍里有个醉汉学他老婆失声尖叫的声音号叫，‘吉列尔莫！’堂吉列尔莫这时脸颊上淌着眼泪，盲目地向那人冲去，那人对准他脸面就是狠狠一连枷，堂吉列尔莫由于这一击分量很重，坐倒在地上，他坐在那儿哭着，倒不是因为害怕，这时有几个醉汉连连打他，还有一个跳上去骑在他肩上，用酒瓶砸他。在这之后，不少人离开了队伍，顶替他们的是那些原来在镇公所窗外朝里说嘲笑话和下流话的醉汉。

“当初看到巴勃罗开枪打死民防军，我自己感到很激动，”比拉尔说。“这么干可怕极了，可是我认为，如果非要这么干不可，也只能这么干，至少不能说残暴，只是叫人丧命而已，这些年来大家都懂得，叫人丧命是件可怕的事，但是为了胜利，为了保住共和国，也不得不这么干。

“当广场被堵住、人们排成队伍的时候，我很佩服巴勃罗这个主意，并且也理解，尽管我认为有点异想天开，觉得如果这一切非干不可，也得干得格调高些，如果不想招人厌恶的话。当然，如果法西斯分子该由人民来处决，最好全体人民都参加，而我愿跟任何人一样，分担一份内疚，正像我希望等这个镇子归我们的时候，也分享一份胜利成果。可是堂吉列尔莫被杀之后，我觉得有一种羞耻感，而且感到不是滋味，再加上队伍里来了醉汉和二流子，又因为有些人在堂吉列尔莫被杀之后不干了，离开了队伍表示抗议，我就希望自己可以和那两排人完全脱离关系，因此穿过广场走开了，在一棵大树树阴下的长椅上坐下。

“队伍里有两个农民走了过来，彼此在谈，其中一个对我大声说，‘比拉尔，你怎么啦？’

“‘没什么，伙计，’我对他说。

“‘不，’他说。‘说呀。出了什么事？’

“‘看来我受够了，’我对他说。

“‘我们也是，’他说着，他们俩都在长凳上坐下。其中一个拿着皮酒袋，把它递给我。

“‘漱漱口吧，’他说，另一个继续他们二人刚才的话题，说，‘最糟的是，这么干会给我们带来恶运。谁也没法保证，像那样把堂吉列尔莫整死不会给我们带来恶运。’

“另一个接着说，‘如果有必要把他们全干掉，而我并不相信有这必要，那也得让他们体面地给干掉，别受嘲弄。’

“‘嘲弄堂福斯蒂诺还情有可原，’另一个说。‘因为他总是胡闹，从来不是正经人。可是嘲弄堂吉列尔莫这样的正经人，真是不公道。’

“‘我受够了，’我对他说，而这确实是实在话，因为我真的感到五脏六腑都不舒服，身上出汗，胃里折腾，好像吞食了坏海鲜。

“‘那没关系，’这个农民说。‘我们别再参加在内了。但我不知道别的镇上情况怎么样。’

“‘他们还没修好电话线，’我说。‘这是得补救的一个不足之处。’

“‘这很清楚，’他说。‘谁知道呢，我们倒不如加强这镇子的防守，而别这么慢吞吞而残暴地大批杀人。’

“‘我去跟巴勃罗说说，’我对他们说，就从长凳上站起，向通往镇公所大门的回廊走去，队伍从那儿直排到广场对面。这时这两排人既不整齐又没有秩序，而且很多人酩酊大醉了。有两个人栽倒了，仰天躺在广场中央，正把一只酒瓶传来递去。一个动不动就呷口酒，仰天躺着，疯子似地高呼，‘无政府万岁！’他脖子上围着红黑两色的领巾。另一个高呼，‘自由万岁！’两脚凭空乱踢，接着又大吼一声，‘自由万岁！’他也有红黑两色的领巾，一手挥舞领巾，一手挥舞酒瓶。

“有个离开了队伍、这时站到回廊阴影里的农民，厌恶地望着他们，说，‘他们该高呼“酗酒万岁”。他们只相信这个。’

“‘他们连这一点也不相信，’另一个农民说。‘这些人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相信。’

“正在这时，有个醉汉站起来，紧握拳头，双臂举过脑袋，高呼，‘无政府万岁，自由万岁，我操你奶奶的共和国！’

“另一个醉汉仍旧仰天躺着，抓住了那个正在高呼的醉汉的脚踝，翻了个身，这一来那个高呼着的家伙跟着也跌倒了，他们一起打了个滚，然后坐起，那个拖人跌倒的醉汉用一臂搂住那个高呼的家伙的脖子，然后把酒瓶递给他，还亲吻他围在脖子上的红黑两色的领巾，二人一起喝酒。

“正在这时，队伍里响起一声狂吼，我向回廊一头望去，没法看到走出来的是谁，因为镇公所门口挤满了人，那人的脑袋被别人的脑袋挡住了。我只看到有人正在被拿着猎枪的巴勃罗和四指头推出来，但没法看到是谁，就朝挤在大门口的那两排人走近去，想看一看。

“那时人们推搡得很厉害，法西斯分子咖啡馆的桌椅全翻了身，只有一张桌子没翻倒，上面躺着一个醉汉，他的脑袋垂在桌边，咧开了嘴，我就拖了把椅子，把它靠在一根柱子边，登上椅子，这才能从人群的头顶上望过去。

“正在被巴勃罗和四指头推出来的是堂安纳斯塔西奥·里瓦斯，这确实是个法西斯分子，是镇上最胖的家伙。他收购粮食，是几家保险公司的掮客，还放高利贷。我站在椅子上，看到他走下台阶，向那两排人走去，脖子上的肥肉鼓起在衬衫硬领后边，秃顶在阳光下闪亮，可是他终究没走进那两排人之间，因为那时不是几个人，而是大家一齐喊起来了。那是一种难听的喊声，是那两排醉汉的齐声狂吼，于是这两排人突然散开，大家向他冲去，我看到堂安纳斯塔西奥两手抱住脑袋，翻身在地，接着就没法看到他这人了，因为大家一个个的堆压在他身上。等他们从堂安纳斯塔西奥身上爬起，他已经完蛋了，因为脑袋被撞在回廊里铺着的石板地上，队伍已乱了套，只成了一伙暴徒。

“‘我们要进去啦，’他们开始大叫。‘我们要进去收拾他们啦。’

“‘这家伙沉得没法拖，’有一个踢踢扑倒在那儿的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说。‘让他呆在那儿吧。’

“‘我们干吗要花力气把这口肥猪拖到峭壁边去？让他躺在那儿吧。’

“‘我们要进去，在屋内干掉他们，’有一个大叫。‘我们要进去啦。’

“‘干吗整天在太阳底下等着？’另一个叫喊。‘快。我们走。’

“这伙暴徒这时正往回廊内挤。他们大喊大叫，推推搡搡，发出的吼声这时像野兽的，他们全都在大喊着，‘开门！开门！开门！’因为队伍散开时，看守们把镇公所的门都关上了。

“我站在椅子上，隔着装上铁栅的窗子可以望见镇公所大厅的里面，里面的情形和刚才一样。那神父站着，剩下的那些人在他面前围成半圆形跪着，全都在祷告。巴勃罗坐在镇长座椅前的大桌子上，背上挎着猎枪。他的两腿垂在桌边，他正在卷烟。四指头坐在镇长的座椅里，两脚搁在桌上，正在抽烟。所有的看守都拿着枪，坐在镇公所大厅的几把椅子里。大门钥匙在桌上巴勃罗近身处。

“暴徒们像吟唱似的一声声在大叫，‘开门！开门！开门！’而巴勃罗坐在那儿，只当没听到。他对神父说了句话，可是暴徒的闹声使我没法听到说的是什么。

“神父像刚才一样，不答理他，只顾祷告。很多人在推我，我就端起椅子，跟他们在我身后推我一样，把椅子朝前面推着，移近墙边。我站在椅子上，脸紧贴着窗铁栅，紧紧抓住了铁栅。有个人也登上了我的椅子，站在椅子上，两臂抓住外档的那两根铁条，把我连人带胳膊抱住。

“‘椅子要塌啦，’我对他说。

“‘那有什么关系？’他说。‘瞧他们。瞧他们在祷告。’

“他呼出的气喷在我脖子上，气味像那伙暴徒身上的一样，酸臭得像吐在石板地上的呕吐物和醉汉的酒气，接着他把脑袋挨在我肩膀前，嘴巴凑着铁栅的空当，大喊，‘开门！开门！’当时好像那伙暴徒全都压在我背上，就像梦中魔鬼压在背上一样。

“那时那伙暴徒挤得顶紧了大门，所以前面的人被所有后面的人挤呀挤的快挤扁了，并且有个大个儿醉汉，身穿黑罩衣，脖子上围着红黑两色的领巾，从广场上奔来，一头撞向成群的暴徒，朝前倒在推推搡搡的人们身上，然后站起身倒退几步，又向前冲去，撞在那些正在推推搡搡的人的背上，高呼，‘老子万岁！无政府万岁！’

“我望着望着，这家伙转身离开了那伙人，走过去坐下，就着瓶子喝酒，他往下坐的时候，看到了堂安纳斯塔西奥仍旧扑倒在石板地上，但这时身体已被狠狠踩过，这醉汉就站起身来走到堂安纳斯塔西奥身边，弯下腰，把瓶里的酒浇在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头上和衣服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火柴盒，擦了几根火柴，想点火烧堂安纳斯塔西奥。但这时风正吹得紧，把火柴都吹灭了；不一会，这醉大汉就在堂安纳斯塔西奥身边坐下，摇摇头，喝瓶子里的酒，还不时地探过身去，拍拍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的肩膀。

“在这段时间里，那伙暴徒始终在大叫开门，那个跟我一起站在椅上的家伙抓紧了窗铁栅也在大叫开门，直到他的吼声在我耳旁响得我什么也听不到，他呼出的臭气喷在我脸上，我掉转脸去不看那个一直想点火烧堂安纳斯塔西奥的醉汉，而再望着镇公所大厅的里面；那情景仍旧和刚才一样。他们仍旧和先前那样在祷告，全跪在地上，敞开着身上的衬衫，有的耷拉着脑袋，有的抬起了头，目光对着神父，对着他手里的十字架，那神父祷告得又快又着力，目光越过他们头顶望去。巴勃罗在他们背后，这时已点上烟卷，正坐在桌上，晃着两腿，背上挎着猎枪，手里在摆弄那把钥匙。

“我看到巴勃罗从桌上俯下身，又对神父说话了，可是人们在叫喊，我没法听到他说些什么。但神父不答理巴勃罗，只顾继续祷告。这时，围成半圆形在祷告的人中有一个站了起来，我看到他想走出去。那是堂何塞·卡斯特罗，大家都叫他堂佩贝，是个死硬的法西斯分子，还是个马贩子，这时站起来，个子显得矮小，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即使没刮脸，身穿睡衣上装，下摆塞在灰色条纹的长裤里。他吻了吻十字架，神父就为他祝福，然后他站起身，望着巴勃罗，还朝大门歪歪头。

“巴勃罗摇摇头，继续抽烟。我能看到堂佩贝对巴勃罗说了些什么，可是听不到。巴勃罗不答理；他只不过又摇摇头，朝大门点点头。

“我接着看到堂佩贝直盯着大门，才领悟到他并不知道大门已锁上。巴勃罗让他看看钥匙，他站着看了一眼，然后转身走开，又跪下了。我看到神父扭头望望巴勃罗，巴勃罗对他咧嘴笑笑，让他看看钥匙，神父好像这才初次领悟到大门已锁上，看他样子似乎想摇摇头，但只低下头去，又祷告起来。

“我弄不懂他们怎么会不理解大门已锁上，除非他们一心在祷告，只想自己的心事，但这时他们当然理解了，而且理解了那叫嚷声，他们现在准知道，情况全都变了。但他们的神色还和原来一样。

“到了这时，叫嚷声大得叫人什么也听不到，那个跟我一起站在椅子上的醉汉两手摇着窗铁栅大叫，‘开门！开门！’直到他嗓子都嘶哑了。

“我注意到巴勃罗又跟神父说话，但神父不答理。接着我看到巴勃罗解下猎枪，伸出手去，用猎枪戳戳神父的肩膀。神父没理睬他，我看到巴勃罗摇摇头。接着他扭头对四指头说了说，四指头就对其他的看守说了说，于是他们都站起来，走回到房间的另一头，提着猎枪站在那儿。

“我看到巴勃罗对四指头说了几句，四指头就把两张桌子和几条长椅搬过去，看守们就握着猎枪站在桌椅后面。这一来，房间的那一角搭成了一道屏障。巴勃罗弯下腰，又用猎枪戳戳神父的肩膀，神父不理睬他，但我看到堂佩贝注视着巴勃罗，而别人都并不理会，只顾祷告。巴勃罗摇摇头，看到堂佩贝在望自己，就对堂佩贝摇摇头，举起手中的钥匙让他看。堂佩贝领会了，就垂下头，开始赶快祷告。

“巴勃罗两腿一晃，从桌上跳下，绕过桌子，走向长会议桌后面加高的讲台上那把镇长的大座椅。他在椅上坐下，卷了支烟，眼睛一直注视着那些跟神父一起祷告的法西斯分子。你根本看不出他脸上有什么表情。钥匙就放在他面前的桌上。那是一把一英尺多长的大铁钥匙。巴勃罗接着对看守们大声说了几句我没法听到的话，一个看守就朝大门走去。我看得出他们全都祷告得越来越快，我知道他们现在全明白了。

“巴勃罗对神父说了些什么，但神父不答理。接着巴勃罗向前弯下身去，捡起钥匙，低手扔给门边的看守。看守接住钥匙，巴勃罗对他笑笑。接着看守把钥匙插进门锁一转，把大门向内拉开，闪身到门后，让那伙暴徒冲进去。

“我看到他们冲了进去，正在这时，跟我一起站在椅上的醉汉开始大叫，‘嗳唷！嗳唷！嗳唷！’并且探出了脑袋，弄得我没法看到，接着他大叫‘干掉他们！干掉他们！用棍子揍他们！干掉他们！’他用双臂把我推到一边，我就什么也没法看到了。

“我用胳膊肘捅了下他的肚子，说，‘酒鬼，这是谁的椅子？让我看。’

“但他只顾用双手双臂不停地捶打窗铁栅，并且大叫，‘干掉他们！用棍子揍他们！用棍子揍他们！着啊。用棍子揍他们！干掉他们！这帮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

“我用胳膊肘狠狠撞他，说，‘王八蛋！酒鬼！让我看呀。’

“这时他双手按在我头上，想把我推下去，这样他可以看清楚些，还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我头上，并且不停地大叫，‘用棍子揍他们！着啊。用棍子揍他们！’

“‘揍你自己吧，’我说着，猛撞那使他不好受的地方。这一下使他不好受，他两手松开我的脑袋，急急护着自己，说，‘这个，太太，你可不能干啊。’这时，我从窗铁栅中望去，只见厅内挤满了人，他们正抡着棍棒，挥舞连枷，用已经折断尖齿、这时被鲜血沾红的白木草叉刺呀，敲呀，推呀，还扔向众人，厅内到处都在这么干，巴勃罗呢，坐在大椅子里旁观，膝上搁着他那支猎枪，其他人叫的叫，揍的揍，刺的刺，挨到的人尖叫着，像在火中的马儿般嘶叫。我看到神父撩起袍子，正往长椅上爬，追赶他的人用大镰刀和镰钩在砍他，接着有人抓住了他的袍子，只听得接连两声尖叫，就看到有两人趁另一个拉住了他的袍子下摆时，用镰刀砍进他的背脊，于是神父举起了双臂，死命抱住一把椅子的椅背，这时，我站着的椅子坍了，那醉汉和我跌倒在发出泼翻的酒和呕吐物的臭气的石板地上。那醉汉用一个手指点着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干，太太，你可不能这么干。说不定你伤了我啦。’人们在我和他身上踩过去，想走进镇公所大厅，我能见到的只是跨进大门口的一条条腿儿，那醉汉坐在我对面，双手捂着被我撞过的地方。

“我们镇上杀掉法西斯分子的经过就这么结束了，幸亏后面的情形我没见到，要不是有了那个醉汉，我准能全部看到。所以他倒做了件好事，因为镇公所里的惨状，看了会叫人难受的。

“可是另一个醉汉竟更加古怪。椅子坍了之后，我们爬起来，人们仍旧在不断拥进镇公所，这时我见到广场上那个围着红黑两色领巾的醉汉又在堂安纳斯塔西奥尸体上浇着什么。他正左右晃着脑袋，要坐直身子非常困难，但是他在浇着什么，擦了火柴，接着又浇，又擦火柴，我就走到他身边，说，‘你在干什么，不要脸的东西？’

“‘没什么，太太，没什么，’他说。‘别管我。’

“大概因为我站在那儿，所以我的腿儿挡住了风，火柴就点着了，一道蓝色的火焰沿着堂安纳斯塔西奥外衣的肩部烧起来了，直烧到他的脖颈，那醉汉抬起头来，扯高了嗓门大喊，‘有人烧死人啦！有人烧死人啦！’

“‘谁？’有人说。

“‘在哪儿？’另一个大声说。

“‘在这儿，’那醉汉狂叫。‘就在这儿！’

“接着有人朝这醉汉的脑瓜一边猛揍一连枷，他就向后倒去，躺在地上，抬眼望望揍他的人，然后闭上眼睛，双手交叉在胸口，躺在堂安纳斯塔西奥身边，好像睡熟了。那人没再揍他，他就躺在那儿，等到当天晚上打扫镇公所之后，人们抬起堂安纳斯塔西奥，把他和别的尸体一起装上大车，拖到峭壁边缘，把他们全扔了下去，那时这醉汉仍旧躺在那儿。如果人们把这二三十个醉汉，尤其是那些围着红黑两色领巾的醉汉都扔下去，那么这镇子就会太平些了，如果我们再闹一次革命，我认为一开头就应该把这些人搞掉。我们当时可不知道这一点。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就得到了教训。

“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并不知道会出什么事。镇公所大屠杀之后不再杀人了，但我们当夜没法开会，因为醉汉太多。要维持秩序是不可能的，所以会议被推迟到第二天。

“那天晚上，我跟巴勃罗睡觉。我不该对你说这事，美人儿，但是另一方面让你什么都知道知道也好，而且至少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听着这个，英国人。情况很古怪。

“我说啦，那天晚上我们吃饭，情况很古怪。好像经历了一场暴风雨，一场水灾，或者一场战斗，人人都累了，谁也不大说话。我本人觉得空落落的，不好受，羞愧得很，有一种干了坏事的感觉，我还有一种巨大的压抑感和倒霉的预感，就像今天早上来了飞机之后的心情。坏事确实不出三天就来临了。

“巴勃罗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很少说话。

“‘你喜欢刚才这么干吗，比拉尔？’他终于问，嘴里塞满了烤小山羊肉。我们在公共汽车起点站边的一家小客栈吃饭，房间里挤满了人，大家在唱歌，挤得端菜端汤也困难。

“‘不，’我说。‘除了对待堂福斯蒂诺之外，我都不喜欢这么干。’

“‘我喜欢这么干，’他说。

“‘全部吗？’我问他。

“‘全部，’他说着，用刀子切了一大片面包，动手拿它抹净盘子里的肉汁。‘全部，对神父除外。’

“‘你不喜欢对神父这么干？’因为我知道，他恨神父比恨法西斯分子还厉害。

“‘他使我的理想破灭了，’巴勃罗伤心地说。

“正在唱歌的人太多，因此我们几乎不得不喊叫才能听到彼此说的话。

“‘为什么？’

“‘他死得非常窝囊，’巴勃罗说。‘他说不上有什么体面。’

“‘他在被这伙暴徒追逐着，你要他怎样体面呢？’我说。‘我本来以为他以前一直都很体面呢。做人能有的体面他享尽了。’

“‘是啊，’巴勃罗说。‘但是到了最后一刻他害怕了。’

“‘谁能不害怕？’我说。‘你看到他们拿着什么东西在追逐他吗？’

“‘怎么会不看到？’巴勃罗说。‘但是我觉得他死得窝囊。’

“‘碰到这样的情况，谁都死得窝囊，’我对他说。‘由你看，你要怎么样呢？镇公所里发生的每件事都是粗野的。’

“‘对，’巴勃罗说。‘缺乏组织。但神父不同。他该做出榜样。’

“‘我一向以为你恨神父呢。’

“‘是的，’巴勃罗说，又切了块面包。‘但西班牙神父不同。西班牙神父应该死得漂亮。’

“‘我想他死得够漂亮的，’我说。‘因为当时根本不能讲究礼节。’

“‘不，’巴勃罗说。‘他使我的理想大大地破灭了。我整天在等待那神父死去。我原以为他会最后走进那两排人之间。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我指望多少会出现一个高潮。我从没见过神父死去。’

“‘会有机会的，’我挖苦他说。‘运动今天刚开始嘛。’

“‘不，’他说。‘我的理想破灭了。’

“‘得了，’我说。‘我看你要丧失信心了。’

“‘你不懂，比拉尔，’他说。‘他是西班牙神父。’

“‘西班牙人是何等样的人哪，’我对他说。他们这种人呀，自尊心有多强，呃，英国人？这是何等样的人哪。”

“我们得走了，”罗伯特·乔丹说。他望望太阳。“快到中午了。”

“是啊，”比拉尔说。“我们现在就走。但我要跟你谈谈巴勃罗。那天晚上他对我说，‘比拉尔，今晚我们什么也不干了。’

“‘好，’我对他说。‘这合我的心意。’

“‘我觉得干掉了那么多人之后，干那个不得体。’

“‘什么话，’我对他说。‘你真是个圣徒。你以为我和斗牛士们呆了多年，还不知道他们斗牛后的心情？’

“‘真的吗，比拉尔？’他问我。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对他说。

“‘这倒不假，比拉尔，今晚我不中用啦。你不怪我？’

“‘不，伙计，’我对他说。‘可是别天天杀人啦，巴勃罗。’

“那天晚上他睡得像个宝宝，早晨天亮了我才把他叫醒，但那一夜我睡不着，就起身坐在椅子里，望着窗外，月光下，我能看清白天那两排人站队的广场，只见广场对面的树木在月光下闪着光亮，树阴黑黑的，月光下，一张张长椅也是亮光光的，乱丢的瓶子闪着亮，峭壁边沿那一头，就是法西斯分子全都被抛下的地方。除了喷水池的哗哗水声，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我坐在那儿，想到我们一开头就干糟了。

“窗子开着，我能听到广场上喷水池那儿有个女人在哭。我走到外面的露台上，光着脚站在地上铺的铁板上，月光照着广场边所有房屋的外墙，哭声正从堂吉列尔莫家露台上传来。那是吉列尔莫的老婆，她在露台上跪着，哭着。

“我接着回到房内，坐在那儿，不愿思索，因为在另一天来到之前，这是我这大半辈子的最糟糕的一天了。”

“另一天是怎么回事？”玛丽亚问。

“那是三天后法西斯分子占领这镇子的时候。”

“别跟我说那情形了，”玛丽亚说。“我不愿听。这些就够了。叫人太难受了。”

“我对你说过你不该听的，”比拉尔说。“瞧。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听的。现在你要做恶梦啦。”

“不会，”玛丽亚说。“不过我不要再听了。”

“希望你改天给我讲讲，”罗伯特·乔丹说。

“准讲，”比拉尔说。“但玛丽亚听了不好。”

“我不要听，”玛丽亚可怜巴巴地说。“求求你，比拉尔。我在场时别讲，因为我会忍不住要听的。”

她的嘴唇在哆嗦，罗伯特·乔丹觉得她要哭了。

“求求你，比拉尔，别讲了。”

“别担心，短头发的小妞儿，”比拉尔说。“别担心。不过我改天要讲给英国人听。”

“但他到哪儿我就要跟他到哪儿，”玛丽亚说。“啊，比拉尔，千万别讲了。”

“我可以趁你在干活的时候讲。”

“别。别。求求你。千万别讲吧，”玛丽亚说。

“讲一讲才公平，既然我已经讲了我们干下的事，”比拉尔说。“不过你绝对不能听了。”

“就没有愉快的事情可以讲讲吗？”玛丽亚说。“我们老是非讲吓人的事情不行吗？”

“今天下午，”比拉尔说，“你跟这个英国人。你们俩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得了。”

“那么就让下午到来吧，”玛丽亚说。“让它飞快地到来吧。”

“它会到来，”比拉尔对她说。“它会飞快地到来，同样也会飞快地过去，而明天也会飞快地过去。”

“今天下午，”玛丽亚说。“今天下午。让今天下午到来吧。”

本章注释

据《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第38节：“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一地区。

《辩论报》（“eldebate”）为天主教保守党的机关报，革命前在马德里出版。

人民阵线也包括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组织，这里写到的就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在地方上的狂热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