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尔。”我说。
“还有呢？”
“哈特勒于。西塞尔·哈特勒于。”
他写下“致西塞尔·哈特勒于，来自奥拉夫·h·豪格的问候”，又把它递还给了我。
“谢谢。”我说。
我们要走的时候他把我们送到门口。埃斯彭把要给他看的书拿在身后先做好了准备，等待着，突然地，他脸上有着羞涩和满怀希望的光辉。
“你可以为我们读一首诗吗？”
“嗯，可以的，”豪格说，“你想听一首什么诗？”
“或许就是那首关于猫的？”埃斯彭说。“在庭院里那首？太适合这里了，嘿嘿。”
“让我看看吧，”豪格说，“在这里。”
他开始读诗。
猫坐在
庭院里
当你回家来时。
跟猫说点什么吧。
在花园里最警觉的就是他。
大家笑了，豪格也笑了。
“这只是一首短诗，”他说，“你们愿意再听一首吗？”
“非常愿意！”埃斯彭说。
他再往下翻了几页，然后又开始念起来。
收获的季节来临
九月里这些温暖阳光的日子。
收获的季节来临。林中的酸果蔓
簇簇依旧，沿石筑堤坝的玫瑰果
渐渐变红，坚果松散坠落，
还有树篱上闪亮的串串黑莓，
固执的画眉寻觅着最后的醋栗，
蜜蜂吮吸着甜美的李子。
傍晚时分我放好一架梯
把篮子悬挂在棚屋。单薄的冰川
已盖上一层新雪。
睡下后，耳闻布里斯灵渔民驶船嗵嗵的马达声，
渔船出了海。整夜里我知道它在海面飘摇
伴随强烈的探照灯光航行在峡湾的海上。
站在院里眼睛望着地面听他读诗，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专属于我们的瞬间，但想法一闪而逝，诗歌占据了整个瞬间，作者在作品的创作地点朗诵自己的原创作品，二者俱全的这一刻，比我们伟大多了，是无穷尽的浩大，我们这么年轻，不比三只麻雀更聪明，我们怎么能接受这一切呢？我们不能，不管怎样，当他读诗的时候我微微侧身。这几乎有点让人承受不起。就像开了个玩笑，但至少给我们日常生活中捕捉到了某种形式。啊，是这么的美好，怎么样对待它呢？又怎么样面对它？
我们离开的时候豪格给我们一个举手礼以示告别，在阿斯比约恩把车启动开上马路时，他已经消失在了屋内。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夏天的太阳下待了一整天，疲倦而沉重，虽然除了闭上眼睛躺在某个地方的礁石上晒太阳以外什么都没干。阿斯比约恩把车开到一个咖啡馆那儿去接他的女朋友卡丽，在我们采访豪格时她就坐在那里等我们。大家谈论了一会儿今天发生的事，接着车里一片静寂，我们沉默地坐着望着窗外，外面的阴影延展扩张，颜色愈加浓重，风从海湾那里刮过来了，吹乱了户外行走着的人们的头发，报亭外面售报的旗子被风刮得呼啦啦的响，孩子们都坐在自己的自行车上，永远都会有这些小地方上的孩子们坐在自己的自行车上。一回到家我就开始把录音带里的采访内容写出来，因为根据以往经验我知道这问与答的两方的声音及所提的问题和发生的一切经过，时间越长问题就会迅速增加，所以要是我现在就干，当接近有关的问题时，我的疑惑和羞愧是可以设法克制的。我立刻明白了，既然一切都进展顺利，问题就出在录像带以外的范围。解决的办法是，写出发生的事情，一切都渲染一下，我们获得怎样的第一印象，他说话时如何喃喃自语，他是如何的一个内向之人，日记本的封面，苹果蛋糕，藏书室。埃斯彭写对作家的介绍，其中穿插有许多细节分析，这对发生的那些事会是个很好的反差对照。从tal的编辑、哲学系学生、耶奥耶·约翰内森的弟子、新挪威语使用汉斯·马里乌斯·汉斯廷那里，我们听到了豪格很喜欢这篇报道；他还对约翰内森说，这是对他进行的最好的采访中的一次，这还不够，我们是二十岁的年轻人，当说及豪格评价某人时，礼貌客气话总是多余事实，但他是真喜欢，让他的夫人打来电话索要更多的那期刊物，说可以给他的朋友和认识的人都看看，这就足够了，在读了他的那些日记后我想，给我的印象他不是那种说奉承话的人。带有敌对情绪和老年人的习性他自己对此自然是很清楚的，但在人们对他的敬重里，他的这一面总是消失了，深深地被包裹在文明与正派这层层的外观后面，可他又是那么的真诚，他不总是喜欢这样把它们都掩藏。
半年以后轮到了谢尔坦·弗勒格斯塔。当我给他打电话时，他说他读过了对豪格的那篇采访，愿意接受tal的采访。要是我一个人单独前往，我会真的非常紧张，会怀着尊敬读完他所有的著作，写下足够多的问题可供几个小时的采访，把他所有话都用录音机录下来，因为我的问题可能会很傻，但他的回答不会这样，要是我把它们弄砸了，他的话语会负责贯穿整个的采访，不管如何欠缺我都要把它完成。但当英韦要加入时，我担心的就不是这些，我会依赖他，没读完所有的书，写下了些必要的问题，同时我也注意到一些我和英韦在工作中的关系问题，不愿意被看作一个挑刺的人，我不愿意他想到我可能比他更强。我们出发去奥斯陆会见弗勒格斯塔时是个初春将至的灰色日子，在三月末或是四月的第一天，在比约尔森那里的一个咖啡店外面，我这极糟糕的准备工作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无论是预先或是事后，我和英韦的计划是，我们采访时将不使用录音笔或是录音机，采访过程中也不做记录，我们想，这样会显得很生硬，过于形式化，我们愿意更多的是在做一种交谈，凭借着当时对发生在这里或那里的印象。我的记忆力没什么可夸口的，但英韦他的记忆力跟大象一样好，我们想好了，当采访完之后我们马上把说的一切话都记下来，我们可以互相做补充填补，这样，在双方共同的协助下，整个工作就算大功告成。弗勒格斯塔很礼貌地领着我们进了咖啡馆，那种昏暗的、典型的喝啤酒的那种地点，我们在一张圆桌前坐下来，把衣服挂在椅背上，找出写上了问题的纸单，然后我们说我们想采访时不做笔记也不用录音机，弗勒格斯塔说他很尊重我们的意见。一次他自己接受在瑞典报纸《每日新闻》采访时，一位记者也是没有做记录，文章刊载出来后完全无可挑剔，由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采访进行的过程中，我把注意力一分为二放在对英韦说的话和弗勒格斯塔的反应上，不只是弗勒格斯塔的回答，还有他的语调和他的肢体语言，以及访谈的内容。我自己的问题和大部分谈论弗勒格斯塔著作的这些问题占有同样的分量，相比起来，这些问题更多的是在对一些情况的填充或者添加。采访用去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同他握手告别，谢谢他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他的回答也切中我们希望的要点，我们是相当的振奋和高兴，因为一切进展顺利，难道不是吗？我们和弗勒格斯塔交谈过了！实在是太兴奋，以至于我们俩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坐下来就刚才大家讲的那些话写一点摘要，我们可以明天再做，现在是礼拜六，电视上很快就要播挪威足球联赛了，我们可以到一个酒吧去看这场球赛，然后再去到处逛逛，我们又不是经常到奥斯陆……第二天是乘坐火车，那我们也没时间写什么，当我们回家后，又是各奔自己的地方。这已经过去了三天，那我们就不能再等三天？然后又是三天，又再是三天？当我们最后总算坐下来的时候，已没有多少能记得了。提到的问题我们当然还是有的，这帮助很大，然后我们对他可能就这些问题的看法做了些猜测，一部分基于我们事实上还记得的那一些，一部分是我们觉得他会做这样的回答。我的任务是把这些都写下来，是我发现的如何让这一切都运作起来的方法，当我这么拼凑了几页之后，立刻明白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意思模糊很不准确，于是我向英韦建议我们给弗勒格斯塔打个电话，问是否可以通过电话里再补充几个问题。在布勒克巴肯英韦寓所的房间里，我们坐在桌前草草写下几个新的问题。我在拨弗勒格斯塔的电话号码时，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当他的声音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响起时，心里的狂跳还没有缓下来。为我们又再占用了他半小时的时间，我怀着敬畏之情向他做了一番解释，尽管从他的声音中我猜得出他已开始明白了个中原委。在我提问题他回答的同时，英韦像一个特工人员那样坐在旁边，耳朵紧贴着另一个话筒记录下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所以我们就全有了。在所有的细节材料和选择材料之间，我把它们重新组成新句子，从某种方式来讲是很认真负责的，其他的文句也都带有真实可信的痕迹。在我额外写下了有关弗勒格斯塔的作家生涯，搜集了更多的具体事例或者是一些作品分析的印象之后，看上去觉得很像回事儿。事实上看上去相当不错。弗勒格斯塔提出在我们付印之前他要阅读整个的采访稿件，于是我把文章，同时加上一些友好的话语，寄给了他。要是预先知道他是需要读所有采访的稿子，或者只是针对我们，我想，那么当时不做笔记我就真的是蠢到家了，但因为我最后做了这么一个补救，所以也就不再担心。对那些不明确的部分，不舒服的感觉肯定有那么一点，但我不在乎这个，据我所知没有必要对被采访者的每一句话都重复。于是几天后来自弗勒格斯塔的回信躺在了家里的邮箱中，我站在那儿把信拿在手里，估摸着是平安无事万事大吉。但我的手心里还是有点出汗，心跳加速。春天来临了，太阳暖暖地照着，站在那儿的我脚上是跑鞋，身上穿t恤衫、牛仔裤，正要出门去一所音乐院校，我堂兄的一个伙伴约恩·奥拉夫在那里给了我学打击乐的学时。或许最好是放下这封信不拆开它，因为我时间不够了，但我太好奇，在我开始慢慢朝往车站走去的路上，我把信拆了。抽出这次采访的文稿。上面划满了红道道，在纸页边上是用红字写的评语。我看见“我从来没有这么讲过”。我看见“不准确”。我看见“不，不”。我看见“？？？”。我看见“你这些都是从哪儿想出来的？”。几乎每一个句子都以某种方式做上了标记。我站在那里完全呆住了，盯着这张纸。感觉自己完全倒下了。直接坠入了黑暗中。他附上的一封短信，我以飞快的速度将它读完，好像读完最后一个字时羞辱会就此结束。“觉得这封稿件最好什么地方也别刊出”。“友好致意，谢尔坦·弗勒格斯塔”。当我再步履蹒跚地开始往前走时，内心里是一片翻江倒海。羞愧让我身上发热，几乎哭了出来，我把信塞进后裤袋，等在巴士站，汽车在这同一时间内开了过来，上车后在最后一排靠窗的座位上坐下。当汽车慢慢往上朝着霍达兰地区蜗牛般地爬行时，羞耻在我身上燃烧，这同样的念头在我的意识里咬噬揉搓。我太差劲了，我不是什么作家，永远都不会是。这让我们那么兴奋不已的、同弗勒格斯塔交谈过了的自豪，现在只是可笑和痛楚。当我回家以后，给英韦去了电话，我很惊讶相对地他没把这事看得很重。这有点遗憾，他说。你肯定不能再修改一下这稿子，然后再给他寄去改写稿？当这最低落的心情过去之后，我又再次读这些评语和这封信，看见弗勒格斯塔对我的评论也做了评论，比如形容词“科塔萨尔式的”，肯定他就不能这么做吗？我在里面表达了我对他书的看法了吗？我的点评？我把这些写在一封信里寄给了他，采访稿件的有些地方，有些不确切之处，正如他提到的那样，但我知道，有些话他事实上是讲过了的，因为在电话的采访里我做了记录，另外他也有些针对我的反对意见，对记者的，对评论，这些都超过出了他的工作范围。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会以他的修改为基础，或许再做一次电话采访，然后把新写的稿件寄给他？几天以后收到了他的一封客气但态度很明确的信，在信里他表示，我有对他关于我的一些评论的解释权利，但这核心的问题仍然不改变，即采访稿不应当付印。于是我被羞辱和自我贬低所鞭挞，这持续了半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无论是看见弗勒格斯塔的面容、他的书或是他的文章没有不觉得深深羞愧的，这个时期成了我生活中的一段笑料。我们付出了代价，英韦不喜欢这样看，在这贬低的当中他看不到可笑之处，或者更正确地说，他在其中并没有看到什么贬低。我们的问题很有水平，同弗勒格斯塔的交谈很有意义，这是他想从中获得的东西。
在卑尔根生活的四年里几乎完全平淡无奇，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我想写作，但写不出来，似是而非的什么都不确定。英韦选了大学里的学科，过着他想过的那种生活，至少在外观上看是这样，但在某个时间点上停滞了，他从没完成他的主要学业，也没怎么在那上面花工夫，或许因为他生活在老一套规避的模式里，或许他的生活里有正在进行的许多其他事情。在有关电影明星汇集的这一题目的论文最后交卷之后，他有段时间失业了，与此同时我作为义工开始在学校电台里工作，慢慢进入了一个与他不相同的另一个环境，尤其是与托妮耶的相遇，我是那么疯狂地爱她，就在那个冬天我们在一起了。我自己都还没有明白过来，我的生活就有了一个新的根本的转折，我在卑尔根最初的这些年的发展中，有很多年我就固定在这样一个形式里，那时英韦突然离开了这座城市，在巴勒斯特兰市找到一份文化顾问的工作，这或许不是他自己期望的那样，但在他的那个部门当中没有多余的人，所以实际上他是文化部门的一个头儿，那里的爵士音乐节就是他自己一手操办，后来他的朋友阿尔维德也搬迁到那里，他把他招进了这个部门。他遇到了卡丽·安妮，他在卑尔根就认识了她，她在那里当教师，他们在一起了，有了个孩子，于尔娃，一年以后又搬到了斯塔万格，英韦也一头扎进了他未来的职业——平面设计中。我很高兴他这么做了，但也有点替他担忧，一张给红沃格音乐节的海报和当地聚会活动的飞机宣传广告，这些就足够了？
我们很久不见面，见面也从来没有握过对方的手，一次也没有过，我们也很少互相对视。
在1998年这个温暖的夏季的夜晚，在祖母家的房子外面的阳台上，这一切都涌上了心间，我的背冲着花园，他坐在靠墙的一张躺椅上。他思考着我刚刚讲过的话，我想把这里的一切事情都接管过来，包括这花园，或许他对这无所谓吧，从他脸上的表情不可能看出他的想法。
我转过身，把烟头摁在着黑色铁艺围栏朝里的一面上。细微的烟火颗粒连同余烬一起飘散在水泥地上。
“这里哪儿有烟灰缸？”我说。
“我知道是没有的，”他说，“用那儿的那个瓶子。”
我照他的话做了，把烟蒂塞进了那个绿色的喜力啤酒瓶的瓶颈里。我建议在这里举行葬礼仪式，他肯定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俩将会有分歧，显而易见，这是我不愿看到的。他会是那种现实主义和注重实际的人，而我是那种理想主义和感情用事的人。爸爸对我们两人都是父亲，但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我想把这个葬礼当作是一种再现，连同我那些一直不断的眼泪一起，而英韦至今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我猜想，像我的这一层关系被更多地理解成是内里的，英韦对这一点是有掩藏起来的批判方式。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确实害怕会被理解成这样。同时希望我们的意愿互为支持。唉，就这芝麻大的一点事嘛，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意我们之间存在隔阂。
一缕青烟从靠墙的那个瓶子里飘升出来。可能那烟头还没有完全熄灭。我寻找着可以放在瓶口上的东西。或许，用祖母给雀鸟喂食的那个烟灰缸？那里面还有两小块肉饼和一点凝固了的调料酱，我想，上面已经罩着一层露水，我掌握住平衡把它小心地放在了瓶口上。
“你到底在干什么呀，你？”英韦看着我说。
“做一个小小的雕塑作品，”我说，“花园中的肉饼和啤酒，或者叫carbonadeandbeerinthegarden。”我说。
我直起腰，向后退了一步。
“精妙处就是这袅袅升起的烟雾，”我说，“从某方面来讲，这是在与世界相互作用。这不仅仅是个普通的雕塑。剩余的食物，是一种腐败衰变。也是一种互动，一种过程，有些东西在运动中。或者是自身运动。与静止逆向。啤酒瓶是空的，它不再有任何作用，为什么一个容器不容纳东西在其内？那它就什么都不是了。但这个什么都不是有它的形状，明白吗？这个形状我已经试着把它在这里展现出来了。”
“是吗。”英韦说。
我从放在围栏上的烟盒里又掏出一支烟，虽然我没有想再抽一支的欲望，还是点燃了它。
“我想说。”我说。
“什么？”他说。
“我在想一件事。事实上，想得很多。我们是否要在这里举行葬礼的事。在这所房子里。一周的时间我们来得及把这一切弄好的，要是我们同心协力的话。这跟他把这儿的一切都毁掉了有关系。在这儿我们找寻不到自己。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当然明白，”英韦说，“但你认为我们来得及吗？星期一晚上我得赶回斯塔万格。而星期四以前我不可能返回这里。或许是星期三，但很可能是星期四。”
“这行的，”我说，“你加入吧？”
“加入。但，问问居纳尔是不是也愿意参加。”
“这不关他的事。这是我们父亲。”
我们抽完烟没有再说一句话。在我们的下方，夜晚开始把景物变得柔和；它清晰的线条，也包括那些人们的活动，都渐渐地淡化下来。许多小船正驶回海湾，我想到了它们甲板上的那些气味，塑料，盐，汽油，它们都是我童年生活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西边那里来的一架客机在城市上空掠过，它飞得那么低，以至让我能看见机身上布拉森航空的字样。在一阵轻微的轰鸣声中它在视野里消失了。下面的花园里，躲藏在一棵苹果树的树叶里的几只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
英韦喝光了瓶里的饮料，站起身来。
“再干一会儿，”他说，“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休息。”
他看着我。
“你在下面干多少了？”
“我把整个地窖的洗衣房，还有浴室的墙都清洗过了。”
“好。”他说。
我跟着他进去了。我听到上面从电视机那儿传出来的很高的但压缩了的声音，于是我想到了坐在里面的祖母。我不可能为她做点什么，没人能够，但我想要是让她看见我们，可以提醒她我们在这里，预感这或许要轻松一些，于是我走了过去，站在她椅子的旁边。
“你需要什么吗？”我说
她迅速地抬头看见我。
“是你？”她说。“英韦在哪里？”
“他在里面的厨房里。”
“哦。”她说，她的目光又转向电视。她具有的灵敏还没有消失，但她消瘦了，这是个变化，或者可以这么来解释，这种灵敏只是与她的动作有关，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是她性格上的体现。祖母以前灵活敏捷，快乐，社会交往广泛，语速很快，在她为了把她讲的一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区别开来时，常挤一下眼睛。现在她的身上是黑暗。她的心里是黑暗。我看到了这一点，这显而易见。但或许这黑暗一直就在那儿存在着？她一直就在把黑暗填入？
她的两只手臂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双手握住它的末端，仿佛她正在飞快的旅行途中。
“我下去清洗一下浴室。”我说。
她把头扭向我。
“是你吗？”她说。
“是我，”我说，“我下去清洗一下浴室。有什么你需要的吗？”
“不用，谢谢。”她说。
“好吧。”我转身就要走。
“你们俩，通常在晚上的时候不喝两口吗？”她说。“你和英韦？”
她自己要喝酒也拽着我们俩一起喝？这不仅是毁掉了爸爸的生活，也要他的儿子们跟着一起毁掉？
“不喝，”我说，“绝对不喝。”
祖母看上去还想说更多，我走下楼梯去地窖了，虽然臭气的来源清除掉了，那儿仍然有很熏人的恶臭味，把那只红桶洗了，又换上新的、滚烫的水，继续擦洗浴室。先是擦镜子，那上面有一层棕黄色的印痕，几乎不可能把它去掉，我跑到楼上的厨房取来一把刀，我用刀子刮，用很粗糙的清洁泡沫在上面搓擦，算弄干净了，其次是水槽，然后是澡盆，澡盆上方的窗户窗棂，坑坑洼洼的、又长又窄的玻璃窗，马桶，门，浴室门槛和门框，最后我擦洗地板，把这污黑的脏水倒进马桶里，拎着垃圾袋出浴室走上楼梯，我在那儿站立了几分钟，望着外面夏季朦胧的黑暗，那其实不算什么黑暗，看上去更多的是缺乏光线。
在那边主要街上高声的喧闹忽高忽低，大概是一群进城去的人，让我想到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为什么她要问我们喝酒的事？只是由于爸爸的命运导致这一切发生，还是她联想到了其他？
我想到了十年前，在这城里我曾经是茹斯的那会儿，在游行队伍里我喝得酩酊大醉，祖母祖父站在沿街两旁的人群当中招呼我到他们那儿去，当他们明白我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时，他们脸上的表情紧张得要命。在那一年复活节我开始猛喝酒，当时我正随足球队一起去瑞士训练，那个春天一直这么继续喝下去，总是有一种机会，总是有一种聚会，总是有一些愿意去参加的场合，穿着茹斯的服装，为所欲为，一副天经地义的样子。对我来说，这真是天堂里的日子，但对于与我单独住一起的妈妈来讲，那就大不一样了，最后她把我赶出了家门，在这世上我最不在乎的事，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就是找个睡觉的地方，眼下就是或者在一个同伴家地下室的客厅里的沙发上还是在茹斯的公交车里还是在一个地方的公园里的树丛下。祖母和祖父也经历过从茹斯时期过渡到大学校园的日子，祖父是这样走过来的，他的儿子们也是这么走过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我的毫无意义的酒醉如泥，毁坏了这一切。那时我是《茹斯报》的编辑，为一个主要的报道做插图说明，那是有关从弗勒克岛放逐犹太人的事件，有一张犹太人从贫民区被驱赶出来送进集中营的照片。这也是一种传统；当我父亲在学校最后一年时也是《茹斯报》的编辑。是我把这一切都拽进了大粪里。
但当时的我压根儿也没想过这些，在那个时期我的一些日记里有很清楚的描述，那时我唯一注重的是，情感上的快乐愉悦。
现在我把所有的日记本和那些记录下的文字都烧掉了，到我满二十五岁以前的那些日子几乎没有留下痕迹，这样做一点没错；从那里面全都是些混账事儿。
空气里预示着一点凉意，在干活以后我的皮肤热乎乎的，我注意到了，空气是怎样包裹着我，触及着我的肌肤，当我张开嘴时它如何涌进。包裹着我面前的树木，房屋，车辆，山崖。当一个地方的气温降低时它如何流动着去填补，这些一直在天空中，而我们又看不见的气流，它们怎样像一种巨大的膨胀波动在我们的上方漂流，始终处于运动状态，缓缓下降，疾速飞转，在所有的这些肺叶里进进出出，碰撞着所有的这些墙壁和边缘，始终不为所见，却又始终存在。
但爸爸不再呼吸了。在他身上发生的就是这件事，与空气的联系被中断了，现在它压迫他如同压迫任何一样东西，一根木棍、一个汽油罐、一张沙发。他不再需要进入空气里，因为当人在呼吸时才需要空气，需要接通，人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与世界的外界接通。
现在他躺在这里城里的另一个地方。
我转身走进屋去，这时候街道的对面有人打开了窗户，音乐声和高声的说话声喷涌而出。
虽然另一间厕所小一些，也不是那么破旧肮脏，但擦洗它还是用了一样多的时间。做完以后，我拿上洗涤剂、抹布、手套和桶走上二楼。英韦和祖母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他们身后墙上的钟正指着九点半。
“现在你应该擦洗完了吧！”祖母说。
“是，”我说，“今晚我的事干完了。”
我看着英韦。
“你今天给妈妈打电话了吗？”
他摇摇头。
“昨天就讲过了。”
“我答应她今天给她打电话。但我现在没精力了。或许，也有点晚了。”
“明天打吧。”英韦说。
“但我现在得给托妮耶说会儿话。我现在就要和她说。”
我走进饭厅，把厨房门在我身后关上。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一会儿贮备精力。然后我拨响了家里的电话号码。她立刻就接了，好像她就坐在电话跟前等着一样。我熟悉她声音里所有细微的差别，现在我在意的是这些，而不是她讲的内容。首先是一种温暖，传递，思念，然后好像这一切卷裹在一起变得小了，好像它们想完全地贴近我。我自己的声音里含着一种距离。她想靠近我，我也需要她靠近我，但我没有靠近她，我不能这样。我简短地告诉了她这里发生的事情，没有说到细节，只是说糟透了，我一直在哭着。然后说了一点她在干什么，虽然她先不太想说这个的，然后说了一点她什么时候过来。当我放下电话后，走进厨房，那里没人了，我喝了一杯水。祖母又坐在那里看电视了。我向她走过去。
“英韦在哪儿，你知道吗？”
“不知道，”她说，“他不是在厨房里吗？”
“没有。”我说。
一股骚臭味在鼻孔里撕扯着。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我应该干什么了。拉出的屎，这是最简单的解释。他一直醉得那么厉害，失去了对自己身体功能的控制。
但那时候她在哪儿？她又做了些什么？
我这时真想冲到电视那儿去一脚把那荧屏给踹了。
“你和英韦就不喝酒呀？”突然她说，眼睛并不看着我。
我摇摇头。
“不喝。或者说，这种情况很少见。并且只喝一点点。绝不多喝。”
“那么，今天晚上呢？”
“不喝。你真是疯啦！”我说。“不，绝不要把我拉进去。英韦也绝不会被拉进去。”
“什么绝不会把我拉进去？”英韦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我转过身。他从上面的那个客厅走下来，向前走上来两步。
“祖母问我们是不是习惯于常喝酒。”
“偶尔有时候也喝一点吧，”英韦说，“但不能经常。现在我有两个小孩，知道吧。”
“有两个？”祖母说。
英韦笑了。我也笑了。
“是呀，”他说，“于尔娃和托耶。你见过于尔娃的哟。托耶你会在在葬礼上见到。”
在祖母脸上显现出了的微小活力和生机消失了。我和英韦的眼神相遇。
“今天这一天够长了，”我说，“或许是上床的时间了？”
“我先到阳台上去一趟，”他说，“你也去吗？”
我点点头。她走进了厨房。
“你通常晚上要在这上面坐这么久吗？”我说。
“什么？”祖母说。
“我想，我们现在很快就要上床睡觉了，”我说，“你坐在这上面吗？”
“不。啊。不。我也要去睡了。”
她向上望着我。
“那，你们在下面睡，在我们的老房间里？那儿没人睡了哟。”
我摇着头，抱歉地扬起眉毛。
“我们想是在上面睡，”我说，“在阁楼。我们已经把行李放在那儿了。”
“好，那也行的。”她说。
“你来吗？”英韦说，他站在下面的客厅手里有一杯啤酒。当我来到阳台上，他坐在户外的跟桌子相连的木椅上。
“你在哪儿找到这个的？”我说。
“它藏在这里下面。我想我记得在这儿曾经看见过的。”
我把自己倚靠在阳台栏杆上。在那边很远处丹麦渡轮的灯光在闪烁着。它正横渡在海面上。我可以看到那些小船，所有的灯都亮了。
“我们得搞到一把那里的电动大镰刀，”我说，“或者现在叫它什么来着。一般的那种割草机在这儿是不行的。”
“星期一我们在黄页上找一家出租农具的公司。”他说。
看着我。
“和托妮耶谈过了？”
我点点头。
“对了，我们人不多，”英韦说，“我们俩、居纳尔、埃尔林、奥尔夫和祖母。十六个人，如果把孩子们也算上。”
“不，那种国葬他是没份儿的。”
英韦放下杯子，身子往后朝椅背上一靠。树木上方高处，朝向罩着一层灰色轻纱的天空，一只蝙蝠扑闪着翅膀。
“我们得做些什么，你有考虑过更多吗？”他说。
“葬礼吗？”
“是呀？”
“没有，眼下没有。但我至少不想有他妈什么的人文主义协会的葬礼。这一点极为肯定。”
“同意。那就是，教堂式的了。”
“对，能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方式吗？但他不再是挪威国家教会的人了哟。”
“他不是？”英韦说。“我知道他不是基督徒，但他没有退出教会呀？”
“退出了。有一次他这说过的。满十六岁那一天我退出了教会，在他住河街时的一次晚餐桌上我告诉了他。他很为光火。温妮说他自己已经退出了，也就不能对我相同的决定生气了。”
“他不会喜欢这样的，”英韦说，“他不愿意自己跟教会有任何关系。”
“可他死了，”我说，“至少，我是愿意这样。我不想以一种弄虚作假的仪式站在那儿，朗读几首他妈的诗。我要那种正正经经的仪式。很郑重其事的。”
“我完全同意。”英韦说。
我又转过身去，向前方的城市望去，一种均匀的喧嚣声从那儿升起，时而在这背景声里突然冒出一声摩托车加速的声响，通常是在从桥头那里，这会儿年轻人在以超速驾驶取乐，也来自那长长的笔直的女王街那里。
“我去睡了。”英韦说。他走进客厅，没有把身后的门关上。我把烟蒂在地板上揿灭，也跟着进去了。当祖母明白我们要去睡觉了时，她要站起来去给我们找床被单。
“我们会弄的，”英韦说，“没问题。你去睡吧，你！”
“你肯定吗？”她说，站立一会儿，在通向楼梯的门口那儿，身子弯着朝他看。
“肯定，”英韦说，“我们自己能行。”
“好，好，”她说，“那，你们俩晚安。”
然后她慢慢地走下楼梯，没有再转过身。
我不愉快地震颤了一下。
最上一层楼没有水，所以我们上去取来牙刷，站在厨房的水槽前刷牙，在水龙头那儿向前弯下腰用水漱口，就像我们又回到了小孩子的时候。在夏季的度假日里。
我用手抹去嘴唇上的牙膏泡沫，接着是在裤子上擦手。时间是十点四十分。好多年来我从没有这么早睡过。但这一天相当漫长。我疲劳得身体都麻木了，满脑袋里乱糟糟的就仿佛像是一锅粥。然而现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或许我打过预防针。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我们上去以后，英韦把打开窗户，把窗挂钩搭上，把床头的灯打开。我在床的另一边也像他一样打开了床头灯，把天花板上的灯关掉。闻到了一种封存已久的气味，不是来自空气里，而是从放在这里没有动用过的家具，地毯和地板上那些几年或是更长时间的尘埃里渗透出来的。
英韦坐在双人床的那一边脱下了衣服。我在这边也是跟他做的一样，脱下了衣服。睡在同一张床上有点过分亲密，在我们小时候都没有这样做过，我们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互相接近。但至少我们各有自己的被套。
“你有没有想过爸爸绝不会读你的小说？”英韦说，把头转向我。
“没有，”我说，“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件事。”
在小说写完后，在六月初的时候，英韦得到了书稿。他读过之后首先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爸爸将会起诉我。他说的就是这句话，一字不差。那会儿我站在机场的电话亭旁，我和托妮耶正要一起去土耳其度假，我不知道他是要发怒还是支持，猜不到我写下的这些东西对我身边的人会是怎样的反应。“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他说了，“但爸爸肯定要起诉你。这个我敢担保。”
“这句子在那书里，讲了一次又一次，”现在我说，“‘我父亲死了。’你记得这个吗？”
英韦把被子掀到一边，腿往床上一撩，背朝下躺在了床上。又探起半个身子，顺了一下枕头。
“大概记得。”他说。然后又躺下了。
“那时候正当亨里克逃离乡下。他需要一个托辞，这就是他唯一能想到的。‘我父亲死了’。”
“是这样。”英韦说。
我脱下了裤子和袜子，直接就上了床。先是平躺着，双手叠合在肚腹上，直到心里看到的是我像个死人那样躺着，然后又扭动着侧身躺着，于是我就直接看到了我的衣服，在地板上就像一个包袱。我他妈操，心想着，怎么像这样躺在那儿，又翻身起来脚踩地上，把裤子和t恤上叠放在一起，放在旁边的椅子上，袜子放在衣物上面。
旁边的英韦把灯打开。
“你要读书什么的？”他说。
“不，至少不会干这个。”我说。用手摸索着灯的拉线开关。没有，我有点明白了。那么，开关在电灯上吧？对，是在那里。
我摁下开关，手很重，因为这老式的机械不灵活要用强力。电灯一定是50年代时期的产品了。从他们搬迁到这里的时候。
“那，就晚安了.”英韦说。
“晚安。”我说。
啊，我真心高兴他在这里。要是我独自一人，我的脑袋里会全塞满爸爸的形象，所有我想到的有关他的一切，都是具体的死亡的画面，他的身体，手指和腿，瞎了的眼睛，头发和指甲在继续生长。他躺在那里的房间，或许像那种抽屉式的盒子，就跟美国电影里面总是有的那种停尸房一样。但现在英韦呼吸的声音和他身体的那些微小动作给了我安宁。只需要闭上眼睛让睡眠来临。
几小时后英韦起身站在地板上把我惊醒了过来。起初他有点迟疑地张望着四周，然后他抓住被子，把它卷在一起夹在腋下穿过房间走出门，转身又走回来。当他开始要重新再做这么一遍时，我说，
“你梦游了，英韦。躺下来睡觉。”
他看着我。
“我没有梦游，”他说，“被子必须要经过门框三次。”
“ok，”我说，“好，就像你说的这样吧。”
他又这样在地板上一来一回地走了两遍。然后他在床上躺下，展开被子把它盖在身上。脑袋往左右两边甩了几下，嘴里咕哝着什么。
他不是第一次梦游了。在我们俩小的时候，英韦是一个出了名的梦游者。一次妈妈在澡盆里发现了他，他赤身坐在那里脚踩踏着水，另一次他正要走出我家屋外的路上时妈妈及时拦住了他，当时他要到罗尔夫的那栋房子那儿去，为了问问他要不要一起去踢足球。他把被子竟然直接从窗户那儿扔了出去，不可思议的，剩下的一晚上就冻缩着躺在那儿。爸爸也梦游。发生时他半夜三更来到我房间里，就穿着一条内裤站在那里，或许打开了一个柜子往里面瞅，或许朝着我这边看，眼里一片茫然。有时候我听到他在客厅里面翻箱倒柜的，那是他在挪动家具。一次他睡在客厅的桌子下，当他起身时脑袋狠狠地磕在桌上，撞了个头破血流。在他睡觉没犯梦游的时候，他就在梦里说话或者喊叫，不说梦话不喊叫时，他就磨牙。妈妈常说她是跟一个打仗的士兵结婚。我自己在夜里朝柜子里撒尿，或者只在梦里讲话，说我正在干的事儿，等我到了十来岁时，在有段时间里这闹出的动静就大多了。那年夏天我在阿伦达尔街上卖磁带，住在英韦的学生宿舍里，我拿着他的文具盒，赤身露体地来到了外面的草坪上，站在每一个窗户跟前朝里面张望，直到英韦想办法找到我。我是在梦游，但我拒绝这一事实，证据就是这文具盒，看看这个，我说，这是我的钱包，我正要出去买东西。我有无数次站在窗户跟前，看着地面陷落下消失或是膨胀而起，看着墙壁倒下或是水面的漫升。一次我站在那里，双手撑着屋子的墙壁同时高喊托妮耶，要她在房屋坍塌下之前赶快跑出来。又一次我就认定了她被锁在了柜子里，为救她出来我把所有的衣物都扔了出去。当我不是与托妮耶而是要同另外的人过夜的时候，通常我会提前警告他们，有可能要发生的事，两年以前，同我的伙伴托雷一起，为了写一个电影剧本我们在紧挨着克里斯蒂安桑外的一个大农场里租了一处地方称之为作家寓所，我们俩根据安排同住一间房，午夜时分我从床上起来，向他走过去，掀开他的毯子，抓住他的胳膊肘对他说，你只是个木偶，当时的他惊骇万状地瞪着我。但最经常反复重现的场景是一只水獭或是一只狐狸钻进了我的被窝，于是我把它掼在地板上用脚去踩踏，直到我确信它是死了。可能有这么一年夜里什么事也没发生，但突然地又进入了另一个时期，那就是没一个晚上我不出去上上下下地走动的。醒来的时候在阁楼上，在过道里，在草坪上，总是自然而然地完成某种似乎看上去极有意义的事情，但醒过来之后这一切总是无丝毫的意义。
英韦夜间生活里最奇葩的一件事是，有时候他在梦里会说南方口音。他四岁离开的奥斯陆，将近有三十年他没有说那里的地方话了。但当他入睡后这种口音仍然可以他的唇间冒出。这是有点让人惊骇的地方。
我看着他。他平躺在那里，一只脚伸在被盖外面。大家说我们俩很相像，但这应当是从总的印象上来看，我们都一副容光焕发的样子，但若分别是从一个个的表情来看，我们并非很相像。形成这种错觉的唯一可能性是在眼睛那部分，在这点上我们俩都随我妈妈。当我搬到卑尔根以后，遇到英韦的不是很熟悉的那种外围朋友时，比如他们可能会问“你是英韦吗？”我不是英韦，那跟着就有了一个问题，因为要是他们认为我是的话，自然就不会这么问了。他们问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俩明显的相似之处。
他把头扭到了枕头的另一边，好像他预感到有人在注视着他，而他不喜欢这样。我闭上了眼睛。他常说爸爸用某种机会彻底地摧毁了他的自尊，爸爸竭尽所能地让他感到屈辱，在他一生当中的一段时期，他感到自己一无所能，毫无价值。而其他的时期里，一切都那么顺利，轻松容易，没有半点的质疑困惑。现在看到的就只是他最后的这种形象。
我的自信当然也受到爸爸的干扰，但或许是以另一种方式，至少我从来没有过质疑接着之后是信仰的这种时期，与我来讲是始终是二者相伴着一起来，这怀疑，很大一部分是受到我思想境界的影响，从不朝向那些宏远的目标，总是对着那些微小的，完全与我正在干的事很接近的那些环境，朋友，认识的人，女孩子，我总是确定把自己看得很低，估摸自己就像个傻子，内心里怀有一些东西在燃烧，每一天都在燃烧，但一旦面对了这宏大，我绝不怀疑我可以抵达我所愿意的最远处，我知道我身上是具有这种能量的，因为我的渴求是巨大的，它绝不会有半刻的安宁。它怎么样才能安静下来？我怎么样才能脱颖而出击败所有的人？
第二次我醒来的时候，英韦站在窗前系上他衬衣的扣子。
“几点了？”
他转过身。
“六点半。对你早了点？”
“对，可以这么说。”
他已经穿上了一条轻便的卡其色的五分裤，到膝盖下一点，一件灰色条纹的衬衣，没有系在裤腰里，宽松地晃荡着。
“我下去了，”他说，“你跟着来，是吧？”
“是的。”我说。
“那，你别再睡过去了？”
“不会。”
听到他的脚步在楼梯上消失，我脚一晃站在了地板上，一把抓起椅子上的衣服。不满意地瞅了一眼肚子，肚腹的两边有两道肉褶子就像挂着了两个游泳圈。用手去感觉下背部，还好，没捏住一手的肉。但不管怎样一回到卑尔根我就要开始跑步，至少这一点相当肯定。每天早晨的仰卧起坐。
我把t恤衫朝头上一套，衣服蒙住脸我闻到了气味。
不，这可不行。
我打开行李箱找出一件白色的布拉德利（booradleys）t恤，那是几年前他们在卑尔根演出时我买下的，剪下了裤腿的深蓝色下装。虽然外面没有太阳，空气还是很闷热。
英韦在下面已经开始煮咖啡，从冰箱里找出了面包和要放在面包片上的那些肉和奶酪。祖母坐在桌旁，抽着烟，她还是穿着昨天的那件衣裙。我不饿，犹豫着端了杯咖啡到阳台上去抽一支烟，然后拎起桶，拿着抹布和清洁剂，到下面一楼去开始干活。为了看看昨天的工作成效我先走进了浴室。除了一些斑点和昨天我也不知是怎么的就让它挂在那里没动的粘腻的淋浴窗帘外，看上去一切都还不错。当然，陈旧与磨损，但是洁净了。
我取下了横挂在墙与墙之间浴盆上方的那根棍子，扯下浴帘把它扔到了垃圾袋里，把浴帘杆和那两个固定构件都洗擦干净，再把杆子又安放回原处。现在的问题是我下一步该干什么。洗衣房和两个浴室都洗擦完毕。剩下的就是下面的祖母的房间、外走道、内走道、爸爸的房间和那个大房间了。祖母的房间我不想去碰，感觉会像是对她的一种攻击，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那她会很清楚我们将知道她到底是怎样生活的，洞悉了她所有的秘密；其二，这种情况有一些超过了应有的权限，孙辈去清洗祖母的卧室。爸爸的房间我也受不了现在就开始清洗，也因为那里还有我们必须要先整理分类的纸张和其他东西。墙到墙的地毯我们得等弄到了地毯清洁机再说。那剩下的就是楼梯了。
我给桶里灌好水，拿上一瓶克洛林、一瓶绿肥皂水和一瓶日夫结合霜，开始工作，首先解决这个阳台栏杆，它至少有五年没擦洗过了。在栏杆的空隙之间堆积着各种各样的污垢垃圾，碎裂的叶子、小石子、干枯了的昆虫、陈旧的蜘蛛网。栏杆是污黑的，有的地方几乎就完全是黑颜色了，到处都是粘腻腻的。我喷上了日夫霜，拧干了抹布，完全彻底地蹭搓着每一寸的面积。当用这种方法弄干净一段后，又部分的接近了它原本有的棕黄颜色，我再把另一块抹布浸入克洛林里继续用它擦洗。克洛林的气味和那蓝色的瓶子将我的思绪带回了70年代，我好像看到了厨房里的水槽下方那个放清洁剂的橱柜。那时还没有日夫这牌子。但有阿雅克斯洗衣粉，纸盒包装，有红、白、蓝三种。绿肥皂放在那里。克洛林放在那里；那蓝色塑料瓶上设计了儿童安全瓶盖，从那时起就没改变过。一种叫做奥妙的洗涤剂牌子。一个装着洗衣粉的纸盒，盒上的图画里有个孩子手里拿着同样的纸盒，这纸盒上自然是这同一个男孩手里拿着同样的纸盒，然后这么继续再继续。可能这是布兰达吧？不管怎样我常常是在这追索上被打断思绪，原则上来讲这是漫无边际的，就仿佛我们到了另一个地方，比如站在浴室的镜子面前，在那里你可以举起一面镜子放在脑袋后，这样镜子里的图像前后变换着，同时画面往里再往里，越来越小，遥远到眼睛能所及之处。但眼睛可以看到的那背后又发生着什么呢？那里在继续微缩？
整个世界处于那时和现在的产品名称之间，当我想到它们的时候，世界带着自身的声音，味道和气味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是完全的不可抗拒，正如人失去的一切，所消失的一切，实际上始终存在着一样。当夏天的一个下午训练之后，站在足球场上，闻着那刚剪了的草皮又重新浇上水后那草坪上的气味，静止的树木拖曳下的长长的阴影，道路另一边的池塘里游泳戏水的孩子们的尖叫声和欢笑声，品着xl-i饮料那尖锐但仍然是甜的味道。或者会尝到难以避免的满嘴的盐味，那就是当人跳水扎进海里时，虽然水面之下是紧闭嘴唇，水下是混乱的激流和泛着泡沫的水，也有发着光亮的海藻和海草和光秃的山崖，一簇簇的贻贝和一方方的藤壶，都微微发光，举止安静，因为这是万里无云的仲夏的一天，太阳在这蓝色的高高的海洋上的天空里燃烧。当攀住了山崖上的一个孔洞跃身而起时，水从身体上流下来，水珠在被热气把它们蒸发之前还会在肩胛骨间停留短短的几秒钟，然而游泳裤上的水还在继续滴滴答答地往下流，直到人在大毛巾上躺了下来。快艇在波涛上滑行掠过，切碎浪花动荡起伏，船首的双弓推进器拍击在水面上，透过马达的轰鸣声发出短促的嗵嗵声响，这小艇显得像是一种虚幻，因为周边的环境是如此浩瀚开阔，只因它的接近在脑子里才能留下印象。
这一切还仍然继续着。裸露着的岩石就跟这一样，海水以同样的方式，往里拍击着它们，水下的景物，那些小的低谷和洞穴，陡峭的石壁悬崖，星星点点散落着的海星和海胆，螃蟹和鱼儿，它们全都一样。人们可能继续买史莱辛格网球拍、特莱顿网球和罗西尼奥尔滑雪板、特雷欧卡固定器和科弗莱雪靴。我们居住的房屋，还继续矗立在那里，全都在那里。这唯一的不同是，孩子们和成人的现实世界的唯一区别是，二者不再充满意义。一双法国公鸡（lecoq）足球鞋，就只是一双足球鞋。当我现在握着这样一双球鞋在手里，我只会感觉到一种来自童年时代的混响，除此之外再没别的，它自身已不含有任何意义。对海洋来说也一样，这同样的岩石，夏天的半年里天天都能尝到那摆脱不了的钻进嘴里的同样盐味，现在尝到的也就只是盐味，完了，没别的。世界还是同样的世界，但它仍然不是同样的世界，世界里的意义发生了错位，错位继续着，它将越来越接近失去意义。
我拧干抹布，把它搭在桶的边沿上，观察着我劳动的成果。漆上的光泽显出来了，虽然这里或那里有些黑的污渍，像是蚀刻进了木料里的脏污。我洗擦完了一楼到二楼的楼梯扶手，大概完成了三分之一。然后就再是到三楼的扶手。
外面听到了英韦的脚步声。
他手里拿着一只桶出现了，腋下夹了一卷垃圾袋。
“你下面弄完了，是吧？”当他看见我时说。
“没有，你昏头了。我只清洁完了浴室和洗衣房。还想着等等看去干哪里。”
“我开始收拾爸爸房间了。”他说。看得出来，那儿呀，是最需要花时间干的。
“厨房你打扫完了？”
“是。还差一点点。但橱柜里还得收拾。但看上去不错了。”
“好吧，”我说，“我现在休息一下。我想，吃点东西。祖母在厨房里吗？”
他点点头，从我身边走过去。我在靠着大腿的衬衣襟上擦了擦手，水的湿润在上面留下了皱褶和柔软，朝楼梯的扶手投去了最后的一瞥，然后上楼去厨房。
祖母静默着坐在椅子上。当我进去时也没抬头望我一眼。我走到药那儿去。她自己服药了吗？肯定没有。
我打开柜子，拿出药盒。
“你今天吃了这个吗？”我把盒子举起来问她。
“是什么？”她说。“药吗？”
“对，昨天给你的。”
“没有，我没吃药。”
我从碗柜里拿出一个玻璃杯，倒上水，把它和药片一起递给了她。她把药片放在舌头上用水冲了下去。她看上去不再想多说什么，为了不再陷入不说话的沉默中，我把几个苹果拿出来，而不是最初想的几个面包片，又倒上一杯水和一杯咖啡。灰色的天，温和的，跟昨天一样。从海那边吹来一阵轻风，有几只海鸥在海洋的上空中尖叫着，近处听到金属的锤击声。码头里面街区的屋顶上方矗立着一个高高的建筑起重机。最上面的部分，是黄颜色的、带有操作员坐在里面的白色操作室或者叫做机舱。奇怪的是我刚才怎么没有看见它。我很难找到有比塔式起重机更美丽的东西，它那像骨架般的构建结构，伸出的悬臂上下运动着的钢缆绳，那硕大无比的吊钩，那些重物被提升在空中缓缓地晃荡着的状态，而人们看见临时支架在那儿的这套机械装置永远都是背衬蓝天。
我刚刚吃下了一个苹果，连核带茎一起全解决了，正要准备吃这第二个的时候，英韦穿过花园走了过来。他手里握着一个厚厚的信封。
“看我找到的什么。”他说把信封递给了我。
我开启了封口，往里瞧。信封里装满了一千克朗面值的钞票。
“那儿差不多有二十万。”他说。
“我的天，”我说，“它们放在哪里的？”
“床底下。这一定是他从埃尔韦街的房子那儿得到的钱。”
“妈的，”我说，“这么说剩下的就这些啦？”
“大概是这样。他从不把钱放银行里，就把它们塞在床底下。然后他就把它们都喝了个光，干干脆脆的。一千克朗一千克朗的。”
“我操，这些钱，”我说，“只是他在这里的生活真他妈的太惨了。”
“可以这么说。”英韦说。
他坐下来。我把信封放在桌上。
“我们拿它怎么办？”他说。
“不知道，”我说，“我想，把它们分了？”
“我想得更多的是遗产税和诸如此类的事。”
我耸耸肩头。
“问问别人，”我说，“比如，约恩·奥拉夫。他是个律师。”
在房子下面的小街上响起了发动机的轰鸣声，从它停下、倒车和再往上开的这种方式，我明白它这是要往这里来。
“这可能是谁？”我说。
英韦站起身来，抓住信封。
“谁保管这个？”他说，
“就你吧。”我说。
“现在至少葬礼的费用问题算解决了。”他说，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我跟在他的后面进去了。下面的过道里听到了声音。是居纳尔和托薇。他们上楼来时我们站在过道门和厨房门之间，身上感到了有点不自在，仿佛我们仍然是孩子时那样。英韦的一只手攥着信封。
“嗨，你们俩！”她说，笑了。
“嗨，”我说，“我们很久没见面了。”
“是，”她说，“很遗憾我们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见面。”
“是。”我说。
他们到底有多大年纪了？快五十了吧？
在厨房里的祖母站起来了。
“是你们来了？”她说。
“坐下，母亲，”居纳尔说，“我们只是想着我们可以帮英韦和卡尔·奥韦收拾一下这里。”
他向我们挤了挤眼。
“那你们可以喝点咖啡吧？”祖母说。
“我们不要咖啡，”居纳尔说，“我们要继续赶路。男孩们还在度假屋里等着哪。”
“好，好。”祖母说。
居纳尔几步走进厨房。
“你们已经干得可真不少了，”他说，“佩服。”
“我们想在葬礼后在这里搞一个聚会。”我说。
他看着我。
“但这恐怕不行哟。”他说。
“行的，”我说，“我们有五天的时间。这行的。”
他把眼睛看到别处。或许是因为我眼里的泪花。
“这个是由你们决定的，”他说，“要是你们认为行，那就只管去干。但眼下至少我们得马上动手干！”
他转身走进了客厅。我跟在他后面。
“我们把毁坏了的一切都扔了。在这里要省下点什么没有任何意义。这些沙发，看看怎么样？”
“一张还行，”我说，“我们可以清洗它。但那另一张，我想……”
“那我们把它解决了。”他说。
他站在那张宽大的、木头座底的皮沙发跟前。我走到沙发的另一端，弯下腰去搂住了底部。
“我们从阳台的那道门把它抬出去。”居纳尔说。
“你可以帮我们把门打开吗，托薇？”
当我们搬着沙发经过客厅时，祖母站在厨房门那里。
“你们要把沙发怎么啦？”她说。
“我们要把它扔了。”居纳尔说。
“你们是完全疯了吧！”她说。“为什么你们要扔它？你们不能把我的沙发就这么扔了！”
“它已经坏了。”居纳尔说。
“这跟你们没关系！”她说。“这是我的沙发！”
我停住了。居纳尔看着我。
“我们必须把它扔了，你明白吗，”他对她说，“动手，卡尔·奥韦，我们把它弄出去。”
祖母朝我们走出几步。
“你们不能这样做！”她说。“这是我的房子！”
“不，我们得这么做。”居纳尔说。
我们来到通往下面客厅的那道小楼梯。我往旁边走了几步，没有看祖母，她正伫立在钢琴旁边。她的心愿灼烧着我的心。居纳尔看来没留意到。或许他也一样的心情？他也在努力克制吗？她是他的母亲。
他倒退着两步走下楼梯，慢慢地在地板上移动。
“不能这样！”祖母说。在最后的几分钟里她完全变了。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刚才她那被动的、把自己封闭在内的身体，现在向外摆出了姿势。站在那里的她手臂夹紧身体手放在臀部，口里发出恨声。
“哦……哼哼！”
然后转过身去。
“不，这个我可不愿意看见。”她说，又走进了厨房。
居纳尔对着我笑了。我走下了这两步楼梯，脚落到地板上，往旁边走了几步这样才可以正对着门。沙发通过了门，我感到风吹在了我裸露着的腿、手臂和脸的肌肤上。窗帘飘拂飞扬。
“怎么样，行吧？”居纳尔说。
“还行。”我说。
我们把沙发放在了阳台上，休息了几秒钟然后我们抬着它走完最后一段，下了阶梯，走过花园，来到了停在车库门外的拖车那里。当我们把沙发放到了拖车上一切就位后，沙发的一端或许有一米左右伸在了车外，居纳尔从车后备箱里拿出一根蓝色的绳子，把它捆绑固定好。我完全不知道我该干些什么，就站在那里看着他，看是否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别再去想她的事了，”他一边捆扎一边说，“她现在不知道什么是对她最好。”
“对，不想。”我说。
“你一定比我有更好的通盘考虑。还有什么东西必须得扔掉？”
“他房间里有一部分。她房间里的。还有客厅里的。但不是大件。不像沙发那样。”
“或许，她的床垫？”他说。
“对，”我说，“还有他的。但要是我们要把她的扔了，我们得弄一个新床垫。”
“从你们那间老卧室里拿一个就行了。”他说。
“这件事我们可以做。”我说。
“你们单独在这里的时候，要是她有什么抗议之类的事，不用管她好了。只管做你们该做的事。这是为她好。”
“好的。”我说。
他把剩余的绳子集中在一处，打了一个结，又把它在拖车上固定好。
“这样行了。”他说，直起身子。看着我。
“对了，你们看过车库里没有？”
“没有啊？”我说。
“他所有的东西都在那儿。满满的一个移动箱。这个你们得解决。但现在先把它查看一遍。这里很多的东西肯定已经扔掉了。”
“我们会干的。”我说。
“拖车上我们不能装更多的东西了。但我们能装多少装多少，把它们都拖到垃圾场去倒掉。拖车开走的时间里你们把东西都搬出来，然后我们可再拉一趟。我想这就可以了。要是东西还多，可能，在下周我会再到这里来一趟。”
“谢谢你。”我说。
“在这里，你们也不容易，”他说，“这我理解。”
当我和他的目光相遇时，他注视着我有几秒钟的时间，然后把目光转到别处。在那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他的眼睛看上去几乎和爸爸的眼睛一样清澈、碧蓝。
他拒绝接纳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比如，从我这里奔涌出的一切情感。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头上。
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爆裂开来。我一阵抽泣。
“你们俩都是好孩子。”他说。
我得把身体从他身边扭转过去。往前倾斜，把脸放在了手里。身体颤动着。等这一阵过去后，然后我又直起身体，深深地吸进一口气。
“你知道有什么地方可以租用机器吗？知道吧，就是地板砂光机和更大的锄草机这一类的机器？”
“你们要打磨地板？”
“不，不，只是举个例子。但我想过了，比如要把这里的草剪了。用一般的锄草机可不行哟。”
“雄心不小呀？不觉得最好还是集中精力解决那里面的东西吗？”
“是的，或许。但假如有额外时间的话。”
他的头微微前倾，一根手指头在头发上挠了挠。
“在格里姆有个出租机器的公司。他们应当有类似的东西。但还是看看电话黄页。”
我们旁边房屋的那白色的基墙开始微微发出光亮。我抬起头来。云层里出现了一道裂缝，太阳的光芒从这道缝中倾泻而下。居纳尔走上台阶进到了屋子里。我跟随其后。爸爸房间外走道的地板上有两个垃圾袋，里面装满了衣服和垃圾。它们的旁边还放着那把污秽不堪的椅子。英韦站在房间里，朝外望着我们。他手上戴着黄色的做清洁的橡皮手套。
“我们或许得把床垫扔了，”他说，“有地方吗？”
“现在满了，”居纳尔说，“我们下一趟拉吧。”
“另外我们在床底下发现了这个。”英韦说，他抓起放在贴墙的那个玄关桌托架上的信封，把它递给了居纳尔。
居纳尔启开了封口，往里瞅。
“那，这里是多少？”他说。
“大约二十万。”英韦说。
“好，它们现在就是你们的了，”他说，“但分钱的时候现在得记住你们的妹妹。”
“当然。”英韦说。
他想过这事了吗？
我没想过。
“要不要通知税收部门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居纳尔说。
一刻钟以后居纳尔把装得满满的拖车开走了，留下托薇做清洁。房子所有的门窗全都打开了，空气在屋内流通，和投射在地板上的阳光以及清洁剂的气味混合，至少在二楼有着极明显的变化，这就使得整栋的房子好像完全把自己敞开，成为了一个像世界那样畅通无阻的地方，这些都深深触及了我的情感世界，我留意到了并且非常地喜欢。我继续清洁楼梯，英韦在爸爸的房间里干，同时托薇做上面二楼的客厅，那间当时发现了他的客厅。窗框、墙壁条、门、搁架。过了一会儿我到楼上的厨房去换水。当我在倒脏水时，祖母抬起了头，但眼神空洞毫无兴趣，很快的眼光又转向了桌上的那盆植物。水在水槽里慢慢地兜着圈儿旋转而下同时越来越少，灰褐色的、浑浊的，到最后，白色的泡沫沉下消失，只留下了一层晦涩的沙粒、头发和各种各样的杂物碎片映衬着水槽底发光的金属板。我打开水龙头，让水流冲射了一会儿桶壁，让所有的脏物洗涤而尽，我可以再用新的、冒着热气的水装满它。当我紧跟着走出客厅时，托薇向我转过身来，笑了。
“是啊，这里样子全变了。”
我停住了。
“至少，开始有改观。”我说。
她把抹布放在搁架上，用手迅速地插进头发里梳理了一把。
“她从来没有擦洗过。”她说。
“这里平时看上去相当干净，不是吗？”我说。
她轻轻一笑，摇了摇头。
“哦，不。或许看上去是这样，但不是……只要我来到这栋房子里，这里总是脏兮兮的。是的，不是到处都这样，是在那些墙的角落。在家具下面。在地毯下面。你知道，那些地方是不被看见的。”
“是吗？”我说。
“就这点来讲她绝不是什么家庭主妇。”
“或许不是。”我说。
“但她应当享受比这更好的生活。我们本想在祖父去世后她应当过上几年的好日子。我们给她找了家庭护理到这里来，你知道，他们替她把屋里所有的事儿全都包下了。”
我点点头。
“我听说过了。”我说。
“我们也做了些事。以前总是我们去照顾他们的。无论是什么事情。他们早就上年纪了。你父亲他是那样的状况，埃尔林又在特隆赫姆，所有的事就落到了我们身上。”
“我知道。”我说，摊开两只手臂同时扬起眉毛做了个对她表示同情，但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手势。
“但现在她得进老人院，那儿有人照顾她。看到她现在的模样真是太不忍心了。”
“是的。”我说。
她又展开笑容。
“西塞尔怎么样了？”
“很好，”我说，“她住在约尔斯特，我想她很喜欢那儿。在弗勒的护士学校工作。”
“你跟她通电话时一定替我问候一声。”托薇说。
“我一定替你问候。”我说，也对她报之一笑。托薇又拿起抹布，我走下了楼梯，当我走到大约一半时，把桶放下，一把拧干抹布，在楼梯扶手上面喷一些日夫。
“卡尔·奥韦？”英韦说。
“哎？”我说。
“下来一趟。”
他站在过道的镜子面前。一大叠纸片放在他身旁的燃油型壁炉上。他两眼炯炯发光。
“瞧这里。”他说，把一个信封递给我。上面的地址是寄往斯塔万格，给于尔娃·克瑙斯高的信。里面有一张纸上面的抬头写着“亲爱的于尔娃”，除此之外是一张白信签。
“他给她写信了？从这里？”我说。
“显然是的，”英韦说，“这一定是给她生日祝福什么的。然后他半道又停下了。你知道吧，他没有我们的地址。”
“我几乎很难相信他知道有她的存在。”我说。
“但他也是一样的难以置信，”英韦说，“他一定甚至还想到过她。”
“她是他的长孙女。”我说。
“是，”英韦说，“但我们这里说的是爸爸不是别人。不必要包含着什么意义。”
“他妈的，”我说，“这真太可悲了。”
“我还找到了另一样东西，”英韦说，“看这个。”
这一次不是机器印刷的字体，他递给我的信外观上看去是一封公函。这是来自国家教育贷款基金的一封信。知会他已还清了他的教育贷款。
“看这日期。”英韦说。
我读着。6月29日。
“他临死前两周。”我说，与英韦的目光相遇。我们开始放声大笑了。
“嘿嘿嘿。”他笑起来。
“嘿嘿嘿，”我笑起来，“无债一身轻，真的是了无牵挂了。嘿嘿嘿！”
“嘿嘿嘿嘿！”
当居纳尔和托薇离开一小时后，房子里的氛围又改变了。只有我们和祖母在一起的那个地方，仿佛将发生过了的这一切又关闭上了，仿佛我们太柔弱不能让它们敞开自己。或许也就是这样，我们发现这发生了的一切与我们联系紧密，在很大程度上其中的一部分比居纳尔和托薇要贴近得多。不管是如何，喷涌而来的生命和运动在沉寂消退，那里面的每一样物件，那里的电视、椅子、沙发、客厅间的滑动门、黑色的钢琴、挂在墙上的两张巴洛克油画，都以其自身合理合法的、沉重而坚定不移的，饱含着昔日的风姿而展现了出来。外面的天空又是云层叠起。天穹下那灰白色的云层将大地上所有景物的色彩褪减。英韦在把纸张清理分类，我擦洗着楼梯，祖母坐在厨房里沉陷在她自身的黑暗中。四点钟的时候英韦要开车出去买晚餐的食品，环绕着我的是整个房子，内心里希望祖母不要在这房子里四处走动，走到我这里来，因为我感到我的心是那么的脆弱敏感，现在其他人很容易给我施加影响，我会无法承受她靠近的这种压力，而将随之相伴，那几乎就会像她一样的被忧伤和阴郁撕成碎片。但希望也是徒然，因为只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了楼上的桌子腿在地板上的摩擦声，紧接着是她的脚步声，先是走进客厅里，然后出来到了楼梯口那儿。
她牢牢地抓住楼梯的扶手，仿佛是站在悬崖边上。
“你在这里呀。”她说。
“是，”我说，“但我这里很快就完事了。”
“那，英韦在哪里？”
“他去买东西了。”我说。
“是，这是真的，是真的。”她说。久久地站在那里看着我的手，攥着抹布的手指沿着楼梯扶手一上一下地滑动揉搓。然后她又瞅着我的脸。我与她的目光相遇，一阵寒噤沿脊梁而下。看上去她对我很仇恨。
她叹了口气。把始终掉下来盖住了一只眼睛的一缕头发拨到了一边。
“你很勤快，”她说，“你确实很勤快。”
“唔，”我说，“我们已经开始了打扫工作，能干一点是好事，不是吗？”
外面响起了汽车马达的轰鸣声。
“他回来了。”我说。
“谁？”她说。“居纳尔？”
“英韦。”我说。
“他，不是在这里的吗？”
我没有回答。
“啊，对的，”她说，“我已经开始糊涂了。”
我笑了，把抹布扔进了几乎完全变得浑浊不清的水里，抓住桶的提手。
“我们来做点吃的。”我说。
我在厨房里把桶里的水倒掉，拧干抹布把它搭在桶的边沿上，祖母这会儿又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我拿起放在桌上的烟灰缸时，她撩开窗帘最下面一截儿往外张望。我冲洗烟灰缸，又走回去取杯子，把它们放在水槽里，再把厨房用的抹布浸泡在水里弄湿，在餐桌上喷了一点清洁剂，然后开始擦洗桌面，这时候英韦一手提着一个购物袋走了进来。他放下袋子开始把买的东西一一取出来。首先是我们晚餐的食物，他把它们放到了案桌上，四块真空包装的三文鱼肉、一袋带着泥的土豆、一个花菜和一袋冷冻的豆子，然后就是剩下的其他东西，1.5公升的雪碧、1.5公升的cb啤酒、一袋橙子、一盒牛奶、一盒橙汁、一个面包。他把它们分类，一些放在冰箱里，一些放在旁边的一个橱柜里。我扭开电炉的开关，在案桌下的柜子里找出一只煎锅，在冰箱里拿出一点黄油，切下一小块放在锅里，给一只煮水锅里放满水，把它放在后面那个电热板上，剪掉塑料袋开口，把那些土豆倒进水槽里，扭开水龙头开始搓洗它们，同时黄油块在煎锅黑色的锅底里慢慢地流动。让我又想到了这些包装有多么的洁净，让眼前的这些东西都有理由显得一副欢欢喜喜的样子，如装着豆子的绿白色塑料袋，还有上面的红色字样和红色标志，色彩那么清晰，或是那个包裹着面包的纸袋，开口那端有个圆乎乎的暗色的面包硬壳像是向外探出的脑袋，就跟住在自己房里的一只蜗牛一样，或者在我看来，它倒有点像套着一件斗篷的僧侣。装在袋子里的橙子都往外凸显。怎么能知道它们的数量，又怎么能将每一个单独的橙子与其他那些区别开来，它们看上去就像教科书上的一个分子模型。它们在被削皮或是被切开时立刻在房间里散发出的那种气味，总是让我回想到爸爸。在他居住过的这些房间里，气味是香烟的烟雾和橙子。当我一走进我自己的办公室，嗅到了这气味，心里总是充满了愉悦之情。
但为什么是这样？这种“欢愉”是什么造成的？
英韦把两个空购物袋团在一起，把它们放进最下面的抽屉里。黄油在锅底吱吱作响。从水龙头冲下来的水柱在我手里握着的土豆上飞溅开去，沿着水槽边沿流下的水，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土豆上所有的泥都冲洗掉，所以在底部绕着那些圆孔的周围留下了一层薄薄的泥沙，直到土豆洗干净我把它从水流下拿开，在极短的一瞬间里，水流带走了一切，于是水槽底部的金属板又变得干净明亮光洁了。
“是啊，是啊。”祖母在那边的桌旁说。
她那深陷下去的眼眶，生辉的眼睛里是一团黑暗，整个身躯到处看到的都只是骨头架子。
英韦站在地板中央喝着一杯可乐。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他说。
他把空杯子放在案桌上，打了几个嗝。
“没有，一切都好。”我说。
“那我出去走一圈。”他说。
“去吧。”我说。
我把土豆放在水里，变热了的水里已经开始有了动静，小水圈直往上冒。我在油烟机上找到了盐，装在一个小小的银质维京船里，船桨就是把小勺子。我撒了一点盐在水里，把花菜切好，又重新拿来一只锅在里面装好水，把花菜倒进去，然后用一把刀子打开三文鱼的包装，取出四块鱼块，撒好盐，把它放进一个盘子里。
“晚餐吃鱼，”我说，“三文鱼。”
“啊，是啊，”祖母说，“那一定很不错。”
她应当冲个澡，洗洗头发。换上新的、干净的衣服。这几乎是我渴望的事。但谁来照料这一切呢？她看上去是不会自己主动去做的。我们又不能请求她这么去做，这不行。要是她不乐意呢？我们也不能强迫她。
得问问托薇。让一个同性别的人来为她做这事至少不会让她感到轻侮与贬低。同时她们之间也只有一代之隔。
我把鱼片放在煎锅里，打开了油烟机。几秒钟的时间内在鱼肉下面，几乎从深粉红的肉色变为了极淡的粉色，我看着这新的颜色是如何在这肉里浸润渗透的。关小了煮着土豆的电炉盘的开关，那锅里的水已经煮沸了。
“哦……唔唔。”在那边的祖母说。
我看着她。她坐在那里跟她以前一样没有一点变动，我没法明白刚刚那个呻吟是从怎么从她嘴唇里挣脱出来的。
他是她的第一个孩子。
不可理解孩子将会死于她的父母之前，这是不可理喻的。不可理喻。
对我来说，爸爸又是谁呢？
一个我巴望他死的人。
那所有的这些眼泪又是为什么？
我剪开了豆子的包装袋。豆粒上罩着一层很薄的毛茸茸的雾状物，看上去几乎是灰色的。现在也要煮一煮花菜。我关了电炉盘上的开关，望了望墙上的挂钟。四点四十二分。花菜再煮四分钟，就一切都完毕。或者是六分钟。土豆或许十五分后就好了。我要给各个餐盘分配好。无论如何我们要的又不是什么盛宴。
祖母望着我。
“你们吃饭的时候喝啤酒吗？”她说。“我看见英韦买了一瓶。”
她看见了吗？
我摇摇头。
“有这种情况，”我说，“但难得一次。事实上很少。”
我把鱼肉翻了个个儿。一些棕黑色的油渗出来在泛白的肉上流得到处都是。但鱼肉没有烤焦。
我把豆子倒在锅里，在水里加了盐，把多余的水倒掉。祖母在朝前躬着腰朝窗户外张望。我把煎锅端到一旁，关掉了电炉开关，走到阳台上英韦那儿去。他坐在椅子上看着前方。
“饭很快就好，”我说，“五分钟。”
“好。”他说。
“你买的啤酒，”我说，“是想吃饭时喝吧？”
他点点头，有一会儿眼睛没看着我。
“那又怎样？”
“是祖母，”我说，“她问我们是不是吃饭的时候经常喝啤酒。我只是想当她在那儿的时候，或许没必要这么做。这里已经有过太多的酒了。她没必要多瞧见酒这类东西。虽然吃饭时就只是一杯酒。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当然。但你有点多虑了。”
“是，有可能。但恰恰这里说到的，又不是要做出什么大的牺牲。”
“没事的。”英韦说。
“那，我们一致同意？”
“是！”他说。
他声音里的恼怒我不会听不出来。我不愿意让这事这么悬挂在空中就从那里走开。同时我又没有任何可以让这事化解的能力。于是几秒钟的犹豫不定后，我的双手无力地垂下，眼泪哽在喉咙，走回了厨房，开始铺桌子，倒掉煮土豆的水，让湿漉漉的土豆在那儿往上冒着热气，用锅铲把煎好了的三文鱼块铲起放在一个大餐盘里，找出一个装土豆的钵，把这一样样一起摆放到餐桌上。浅红色，浅绿色，白色，深绿色，棕褐色。我把水罐倒满水，把它和三只杯子一起摆上桌时，英韦从阳台上进来了。
“这看上去不错哟，”说着他坐了下来，“但或许刀叉还没就位？”
我从抽屉里找出它们，给了他们一人一副，然后自己坐下来开始削一个土豆的皮。滚热的土豆皮烫痛了我的手指尖。
“你削土豆皮？”英韦说。“这是刚出土的土豆呢。”
“你是对的。”我说。把叉子扎进一个新的土豆，把它放进餐盘里。当我用刀压在土豆上一划，土豆皮就松松地脱离。英韦向嘴边举起一块三文鱼。祖母坐在那里把盘里的食物再切得更小块。我又站起来到冰箱里去拿来黄油，切下一块放到土豆里。当我咀嚼着这第一块三文鱼时，那个嘴里往外哈气的老习惯又回来了。英韦看上去正常多了，他是与鱼类相伴一起长大的。现在他甚至吃起了鲁特鱼，这曾经一度是恶心当中的最恶心的东西了。事实上它和培根以及其他配料一起吃还是很美味哟，我听到他在我心里说，同时他坐在我的旁边在沉默中用餐。和朋友们一起在午饭吃鲁特鱼，这可完全是个在我之外的世界。不是因为我没法做到去吃这种碱渍鱼，是因为我并没有被邀请去参加那样的社交聚会。为什么会这样，我猜不出来。我也不再去在乎这种事了。但曾经有在乎的时期，那段时期我站在外面受着煎熬。现在我就只是站在外面。
“居纳尔说在格里姆有个出租机械的公司，”我说，“明天在殡仪馆之后，我们去那里吧？能在你走之前把这事办了最好。我的意思是说，这会儿我们有车。”
“可以的，就这么办。”英韦说。
祖母现在也在吃东西了。她吃东西的样子有点像啮齿动物，是门牙在使着劲。每一次她挪动，我都闻到一股尿骚味。唉，我们得把她放进澡盆里去。让她穿上干净的衣服。让她有食物可吃。很多的食物，稀粥、牛奶、黄油。
我把杯子举到唇边喝水。嘴里凉丝丝的，水里有一股淡淡的金属味道。英韦的刀叉在餐盘里一阵叮当作响。一只黄蜂还是蜜蜂在饭厅里那半开着的门后的一个地方兜圈子。祖母叹息着。同时她把身子扭到椅子的一边，仿佛她脑子里的念头，不是在她的意识里经过，而是顺着她的身体跑了下去。
在这房子里他们甚至在圣诞夜也吃鱼。在我小的时候，这事看上去显得就太不合常理了。圣诞夜吃鱼！但克里斯蒂安桑是座沿海城市，有着古老的传统，圣诞前几天在鱼馆里供应的鳕鱼都是精心挑选的。一次我和祖母去到那里，我记得我们走进鱼馆里感受到的那种气氛，在外面照射在雪上的强烈阳光后的那种黯淡，那些肥大的鳕鱼在它们的鱼缸里安静地游动，它们那褐色的鱼皮上，有的地方是黄色，有的地方是绿色，鱼嘴缓慢地张开又闭上，白嫩的下颚下方是一片阴影，那金色的、僵死的眼睛。在那里干活的人，套着白色的围裙戴着橡皮手套。其中一个人用一把巨大的几乎是方形的刀砍下了一条鳕鱼的头。紧接着，把这沉重的鱼头扔到了一旁，划开鱼的肚腹。内脏在他的手指间滑出来。一团白花花水汪汪的内脏被扔进了他身旁的一个大垃圾桶里。为什么它们是这样的白呀？另一个人刚刚把一条鱼包在纸里，现在站在那里用一根手指头在收银机上敲着。他敲打收银机键盘的方式与其他商店里的收银员完全不一样，我留意到了这一点，就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优雅，一个粗鄙；一个室内，一个室外。这里，卖鱼者迅速和确定的敲击，用的是这种不惯常的手指动作，但这两个世界依旧并存。里面闻到的是盐的气味。在柜台里鱼和虾都放在冰块当中。戴着皮帽、穿着黑色长大衣的祖母排在一个柜台前的队列里，这时候我就走到了一个装满了活螃蟹的木箱那里。蟹上面的部分是深棕色的像是一片腐烂的树叶，下面是黄中带白的蟹脚。黑色的、活像图钉般的眼睛，它的触角，当它们互相爬伏在对方身上时螃蟹爪子发出格格的声音。我觉得，螃蟹就像是某种容器，一个装着肉的容器。它们来自海的深处，也像所有那些活着的鱼类一样，被打捞上来躺到了这里，这是个神奇的历险记。一个男人在给水泥地喷水，水漫延开来，带着泡沫流向排水孔。祖母向前弯下腰身，指着一条完全扁平的鱼，绿色的鱼皮上带着铁锈红的斑点，售货员把它从包裹着的冰块里举起来再把它放在磅秤上。然后是纸，他把鱼包在了纸里。把这纸包放进一个袋里，把袋子递给了祖母，祖母把钱从她的小钱包里掏出来又递给了他。但所有这一切围绕着鱼的离奇感觉，一旦它们躺在了我的餐盘里时，在这白色的、颤巍巍的、加了盐和满身是刺的鱼肉面前，全都消失殆尽，正像当爸爸和我在图鲁姆岛外的海上捕鱼那会儿，或是我们一起在靠近大陆的海峡，用夹具、曳绳或者是鱼竿钓鱼，然后把捉到的鱼又放掉，感到的同样惊险刺激一样，但当一切就绪最后要吃鱼的时候，看见它们躺在一个1970年代我们在蒂巴肯的房子里吃晚餐用的一个棕色餐盘里时，激情也全然消失。
我是什么时候和祖母一块儿去鱼馆的呢？
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里这样的日子是不多的。大概是在我和英韦一起回到这里的那一个寒假。当时我们独自坐长途公共汽车到克里斯蒂安桑来。这就是说，英韦也应当在这一天到达。但在我的记忆里他没有来。螃蟹，它们也没有在那里出现；寒假通常是在二月里，那时是没有活的螃蟹可买。要是仍然有的话，那一定不会是在一个木箱里找到它们的。那这样的画面到底是来自哪里，那么多的细节，如此的清晰逼真？
恐怕它们是无所不在的。要说我的童年里充斥着什么，那就是鱼和螃蟹，虾和龙虾。我多次看见爸爸从冰箱里取出吃剩的鱼，他站在厨房里吃，在夜晚或者在周末的清晨。他最喜爱的仍旧是螃蟹；到盛夏的季节来临，到处都开始看见螃蟹，通常他在放学后的时间到阿伦达尔的渔码头去买几只，他也经常自己去捉螃蟹，在傍晚和夜里，在群岛的一个小岛外，或是沿着岛屿外侧的岩石。也有带着我们一起去的时候，有那么一次让我记忆非常深刻，在深蓝色的八月的天空下托龙根灯塔外的一个夜晚，当我们从船上下来在一个小岛上走过时，海鸥向我们发动攻击，之后我们带着两只装满螃蟹的桶，在一个低洼处点燃了篝火。噗噗上窜的火苗直指天空。环绕我们四周的是凝重的大海。爸爸的脸闪着光辉。
我放下杯子，切下一块鱼肉，把叉子戳了进去。围绕着三个叉齿下的肉松散裂开，这深灰色的、肥滑的肉是那么的柔软，舌头往上颚一顶它就被全部揉碎了。
下午我们继续清洗屋子。楼梯部分完了，我开始接着干托薇剩下的活儿，英韦开始做饭厅的清洁。外面下雨了。玻璃窗上铺上了一层排列整洁的细水珠，阳台上墙的颜色变深了些，外面的峡湾口那里，那儿的雨一定下得更猛，地平线上的云层里倾泻出一注注的雨水。我把所有这些小装饰物都擦拭干净，电灯、照片和在搁架上摆放得满满的纪念品，我把它们一个个放在地板上，再擦干净这些搁架板。一个看上去像是来自《一千零一夜》里的油灯，在同一时期的便宜和昂贵的物品，有着弯弯曲曲的装饰花纹和金色的饰物；一个威尼斯的凤尾船模型亮闪闪的就像一盏灯；祖母和祖父站在埃及金字塔前的一张合影。正当我站在那里看着照片的时候，听见祖母在厨房里站起身来。我擦去了玻璃片和镜框上的尘土把它放回原处，又拿起了那老式样的单盘唱片的小支架。祖母手背在身后瞅着我。
“不用，你真的没有必要去擦它们，”她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没事的，很快就完，”我说，“我已经动手打扫，顺便一起也就干了。”
“是，是，”她说，“弄干净也好。”
当我把这个支架上的灰尘擦去以后，把它放在地板上，唱片放在一旁，打开柜子，拿出放在里面的那个老式的立体音响。
“你们平常不在晚上的时候喝一点儿，是吗？”她说。
“对，”我说，“至少，不是每天都喝。”
“我想也是这样。”她说。
在河对面的城里已是华灯初上，一片灯光闪烁。现在可能是几点了呢？五点半？六点？
我把搁架板都擦洗干净，把立体音响放回原处。祖母明白了她在这里什么也得不到，转过身，小声说着是呀、是呀，到楼下的那间客厅去了。紧接着我听到了她的声音，英韦也在接话。我走进厨房去取玻璃窗喷雾剂和一点报纸，通过那敞开的门我看见她已经在里面的餐桌旁坐下想和正在干活儿的英韦说话。
喝酒这事已经真正地在她脑子里扎了根，我想，从柜子里取出喷雾剂，撕下了几张放在挂钟下那张椅子上的报纸，又回到了客厅。这一点都不奇怪，我现在算明白了。他按部就班地把自己喝到送了命，再没有其他可解释的原因了，她在这里，看着这一切。每天早上，每天上午，每个晚上。有多久？两年？三年？就只有她和他。母亲和儿子。
我在搁架柜的玻璃门上喷了点清洁剂，把报纸搓揉成一团，用它在滴下的泡沫上擦拭了好几遍，直到水干，玻璃变得发亮。一边干一边看看周围还有没有我可以一起擦洗的玻璃，但除了我决定要留到以后再擦的玻璃窗外，没有其他地方了。于是我继续完成搁架的工作，把所有东西都放回原处，然后开始清洁放在柜里的东西。
现在下面港口上方的空中只见雨线密集。紧接着雨滴开始敲打着我面前的玻璃窗。沉重、硕大的水珠顷刻间开始往下流，在整个玻璃窗上形成了歪歪斜斜的水纹图。祖母在我身后经过。我没有转过身去，但她身体的移动仍然充满在我的意识里，她停下来，抓起遥控器，摁下开关，在椅子上坐下。我把抹布放在隔板上，到英韦那里去了。
“这里也到处都是酒瓶，”他说，朝沿着一整堵墙放着的橱柜点点头，“但餐具和其他的东西都一点没问题。”
“她也问了你我们平常是否喝酒？”我说。“从我们到这里以后她这样问我，至少不下十次。”
“对，她也这么问我的，”他说，“问题不在于她是否要喝点酒。她是不需要得到我们的准许的，但这是她的一种请求。所以……你觉得呢？”
“你在说什么？”
“难道你不明白？”他说，又抬起了眼睛。他的唇边有一丝并不快乐的笑意。
“理解什么？”我说。
“她是想喝一点点酒。她在绝望当中。”
“祖母？”
“是啊。给她喝一点，你觉得呢？”
“你很确信这一点吗？我想我倒是持反对意见的。”
“这也是我最初的想法。当开始的时候这么认为是很自然的事。他住在这里这么久。她还能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忍受坚持下去？”
“她是酗酒者？”
英韦耸耸肩头。
“现在的问题是她想喝一点。她需要我们的认可。”
“我操，”我说，“这是个他妈该诅咒的地方。”
“对。但她现在喝一点儿没什么关系吧？她是受到了一种刺激。”
“那我们现在该干什么？”我说。
“不做什么，我们只是问问她是不是想喝一点酒？然后我们和她一起喝一点？”
“好。但不是现在马上就喝，是吧？”
“我们把晚上的活儿干完。然后再去问她。一副很自然、没什么特别意思的样子。”
半小时后我把带搁架的柜子的清洁做完了，走到外面的阳台上，雨已经住了，空气里充满了来自花园里的清新。桌上盖着一层水膜，木座椅因为水的湿润加深了颜色。那些躺在水泥地上的塑料瓶，上面水珠点点。它们的瓶颈处让人想到枪口，仿佛是躺在这里设置好了的朝向四面八方的小炮筒。沿着在铁艺手工围栏下端垂挂着一串串的水滴。不时地落下一颗水珠，以几乎听不到的空洞声响坠落在下面的水泥地上。爸爸三天以前曾在这里，这让人难以置信。三天前他也看到同样的景物，走动在这同样的屋里，像我们一样地看见祖母，想着仅仅是三天前那会儿他在想的事情，这让人难以理解。这就是说，他不久前就在这里，恰恰是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无法理解他看不见这些了。阳台，塑料瓶，邻居亮着灯光的窗户。一片已经脱落的黄油漆掉在红色的露台上，就在生锈了的桌腿旁边。雨水继续从屋檐排水沟那里往下流，一直流进草坪里。他再也不能看见这一些了，让我不能理解，不管我是如何努力地去设想。他不想见我和英韦，这我理解，这是与感情生活相关的事，而这交织在内的死亡，与具体的、环绕着我的现实，它完全是另一种形式。
空空如也，只是一片空白。甚至连黑暗也没有。
我点燃一支香烟，用手在湿漉漉的椅子上抹了几把，坐了下来。只有两支烟了。我得在下面的报亭关门之前去一趟。
沿着草坪另一端的院篱一只猫鬼头鬼脑地进来了。它一身灰白花斑毛，看上去是只老猫。它在门口那里停下，举起前爪，朝下注视着草皮一会儿，继续前行。我想到了我们的猫，南森，托妮耶把她的爱都倾注给了它。是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小猫，跟托妮耶睡在同一个被窝下面，把个小脑袋探了一点儿在外。
在这一整天里我一次也没想过托妮耶。一次也没有过。这意味着什么呢？给她打电话，我又不愿意，因为我没什么可说的，但我必须打，为着她的缘故。要是我没有想着她，我知道，她是想着我的。
大海上高高的天空中一只海鸥平滑着飞了过来。它的目标直指向阳台，我注意到我自己笑了，这是祖母的海鸥到这里来觅食的。但我正在那里坐着，它是不敢往下飞的，于是它落到了房顶上，在那里立刻脖子后仰发出一声海鸥尖锐的鸣叫。
可以给一小块三文鱼么？
我在地上揿灭了烟，把烟蒂塞进了一个塑料瓶的瓶口，站起来走进屋到正在看电视的祖母那儿去。
“你的海鸥到这儿来了，”我说，“要我给它喂点三文鱼吗？”
“啊，”她说，“但我自己可以喂的，你知道的。”
她站起身佝偻着身子进了厨房里。我拿起遥控器关掉了音量开关。然后走进饭厅，那里空无一人，我在电话跟前坐下来。拨动了家里的电话号码。
“嗨，这是托妮耶？”
“嗨，是我，卡尔·奥韦。”
“哦，嗨……”
“嗨。”
“你怎么样呀？”
“不太好，”我说，“这里的一切都很沉重。我几乎一直在哭。但我不太清楚我哭的是什么。爸爸死了，当然。但不只是这个……”
“要是我和你在一起就好了，”她说，“我想你。”
“这是座死亡的房屋，”我说，“我们在屋里走来走去地洗刷他的死亡。他就死在这儿里面的那张椅子上，椅子还在那儿立着。以前这里发生了的一切还留存在这里，我是说，以前发生的事，当我在这里长大的时候，一切也都还在这里，它们都在眼前冒了出来。明白吗？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那么贴近它们。我就是小时候的我。爸爸就是那时的爸爸。从那时候的所有的情感全都喷涌而出。”
“可怜的卡尔·奥韦。”她说。
祖母从我面前的门外走过，她手里端着一个放着一片三文鱼的盘子。她没有看我。我的目光追随着她直到她在另一间客厅里消失。
“别，你别替我难过，”我说，“要难过的应该是为他。他的生命以这种可诅咒的方式结束，你真的难以相信。”
“那，你祖母的反应如何？”
“我不完全清楚。她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看起来几乎老年痴呆了。她消瘦得真是可怕。他们就坐在这里灌酒。她和他。”
“她也喝酒？你的祖母？”
“也喝呀。真不敢相信。但我们已经决定要把这里的一切都收拾好，让葬礼在这里举行。”
通过阳台的玻璃门我看见祖母把盘子放在了阳台上。她后退几步，四下张望着。
“这听上去是个好主意。”托妮耶说。
“我不知道，”我说，“但现在我们要这样做。洗刷这该死的整个房子，然后把它装饰起来。买桌布、鲜花还有……”
英韦的脑袋从门那里探进来。当他看见我正在打电话，眉毛扬了扬，脑袋缩了回去，就在同一时刻祖母从阳台外面进来了。她站在下面的窗户跟前从那里望出去。
“我想，我提前一天来，”托妮耶说，“那我就可以帮把手。”
“葬礼在星期五举行，”我说，“那你请一天假，还是？”
“对，请一天假。所以上午我就赶到。我那么的想你。”
“今天你干什么呢，你？”
“不干什么，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到妈妈和汉斯那里去吃晚餐。我要替他们问候你，他们想着你的。”
“啊，太好了，”我说，“你们吃什么？”
托妮耶的母亲是个非常出色的厨师，到她那里去吃饭对喜爱食物的人来说是一种体验。我不是这种人，吃东西对来说我是件最无所谓的事，吃普通的炸鱼条和吃烤大比目鱼一个样，吃肉肠和吃惠灵顿牛肉片也没什么不同，但托妮耶是，一说到食物她的眼睛就放光，在这方面她自己就是个天才，极为享受在厨房里做菜的时光；哪怕就是做一份比萨饼，她也总是将自己整个的身心倾注其内。她是我所遇到过的最感性的人。就这样，她和一个把与家人朋友同桌进餐互相接近和欢聚看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人在一起。
“比目鱼。所以你不在这里也好。”
我听见她在笑了。
“但它是相当的美味。”
“我毫不怀疑，”我说，“谢蒂尔和卡琳他们也都在那儿，是吧？”
“对。还有阿特勒。”
这个家庭里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就像所有的家庭一样，但谁都对这些事只字不提，大家都保持着沉默，就像某个地方的宣言，其中的每一个成员，处于大家共同造就的这种气氛中。托妮耶最喜欢我的一点，我想就是我恰恰很注重这点，在不同关系中有相互关联或存在着可能性的这一切，一些她不习惯于参与的事，她绝不涉及其中去推测，当我让她看的时候，她总是满怀兴趣。我这一点是从我母亲那里得来的，打我从上中学的时候起关于我们遇到的或是认识的人我就同她有过长时间的谈话，他们讲了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可能讲这些话，他们来自哪里，他们的父母是谁，他们住什么样的房子，所有的问题都和政治、伦理、道德、心理和哲学有关，这种到今天都还继续进行着的对话，给了我关注的方向，我总是注视着人们之间发生的事，试图从中找到答案，很久以来我也认为，在观察其他人的方面我很有远见，但并非如此，我到处看到的只是我自己，或许这首先也不是跟我们所谈到的话题有关，这是另外的问题，这是关于妈妈和我。就是这样，在语言和反应上，我们彼此接近，在这里我们彼此相关，在这里我也寻求着我与托妮耶的连接。这是好事，因为她需要这个，如同我需要她强健旺盛的感官一样。
“我想念你，”我说，“但我高兴你不在这里。”
“你得答应我现在不要把我从你发生的这些事情里排除在外。”她说。
“我不会的。”我说。
“我爱你。”她说。
“我也爱你。”我说。
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总是想知道这实际上是不是真话。最愉悦的情感已经结束。显然地我爱她，我当然爱她。
“你明天打电话吗？”
“那是一定的。现在，再见了。”
“再见。问候英韦。”
我挂了电话，走进厨房，英韦靠着厨房案桌站在那里。
“是托妮耶，”我说，“她要我问候你。”
“谢谢，”他说。“你一定替我回问候一声。”
我在椅子边上坐了下来。
“今天晚上我们就干到这儿了，你说呢？”
“好。至少再干我是干不动了。”
“我要到下面的报亭那儿去一趟。然后我们可以……对，你知道的。你要买点什么吗？”
“可以帮我买包烟吗？要不再来点薯片之类的？”
我点点头站起来，走下楼梯，穿上了我挂在那里衣柜里的夹克，检查了一下在衣服里层口袋里的银行卡，出门之前我在镜子跟前看了看自己。我看上去疲惫不堪。虽然我最后一次掉眼泪是在好几个小时以前，但从眼睛上还是看得出来。它们没有红肿，更多的是眼睛上带着的不清爽和湿漉漉。
在楼梯上突然地我站下来。我想到了我们有好些要问祖母的事。到现在为止我们是太过于谨慎小心了。比如说，救护车是什么时候到的？来得是否及时？当他们到达之后要是还有生命的迹象，采用了什么样的紧急措施？
救护车一定伴随着闪烁着的警示灯和警笛的长鸣，直接开到了上面的车道上。司机和大夫走下车，带着仪器匆匆跑上阶梯，到了门前，门是锁着的吗？这儿的门总是上锁的，她有没有足够的精力能摸下楼梯，在他们到来之前把门打开？或者他们站在这里摁响了门铃。他们进门以后她都给他们讲了些什么，他躺在那里面？然后把他们领进客厅？那时他坐在那椅子上吗，他躺在地板上吗？他们做了些什么抢救生命的急救措施，心脏按摩、输氧、人工呼吸？或者当时他们立刻确定他已经死亡，没有了生命的迹象，只是把他抬上担架，把他搬了出去，之后同祖母谈了几句话？她明白了多少，她又说了些什么？这一切发生在清晨、中午，还是晚上？
在我们弄清楚有关他死亡的所有细节之前我们不能离开这里，不是吗？
我叹了一口气开始往下走。我的头上是一片开阔的天空。在几个小时前还是很单调的、被浓厚的云层所遮盖住的天空，现在那里铺撒开的形式像是一道纵深的风景，那广阔无垠的田野，陡峭的山壁和高耸的尖塔，有的地方洁白丰腴犹如白雪，其他的地方灰色坚实犹如山峰，同时那被落日余晖照射着的大片平坦地方，没有金光闪耀或者光芒万丈或者如一团燃烧般的火红，像平常可能出现的那样，而更多地看上去像是被浸泡在了一种溶液里。悬挂在城市上空的是黯淡无光泽的红，深的玫瑰色，环绕四周的是能想象出的所有不同层次的灰色调。场景是野性和美丽的。我想，实际上应该所有的人都蜂拥着来到街上，车辆应该停下，车门打开，司机和乘客都伸出脑袋，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对美好事物的渴求，因为就在我们头顶上方的天空究竟在搞什么把戏呀？
但最多有几次抬起目光望望高空，同时来几句简单的“今晚的天空真美丽”之类的议论，因为人并不会认为这是有多么的无与伦比，相反地，没有哪一天的天空不是充满着奇幻无比的云彩形状，被光照耀下的每一朵云都各具一格，千姿万态，绝没有重复的形式，因为人们始终是看着它们的，而变得了熟视无睹，所以我们过着的生活中已没有这不停变幻着的天空，也便不去想它或是看它了。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假如这不同的形成结构中有着某种意义，比如在这其中隐含着迹象和要给我们传递的信息，要是解读正确的话，就会理解那上面发生着的不可避免的一切并始终给予关注。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这变幻不定的云彩形式和光线没有任何含义，它们看上去是亘古不变，形态完全取决于唯一的巧合，一些云彩若是呈现出了某种迹象，在其最纯净和最完美的形式里的只是毫无意义。
我来到了那条较宽阔的路上，那里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再往下朝十字路口走去，也是星期日的那种休闲气氛。一对老年夫妇在另一条人行道上漫步，几辆车缓缓地下行向桥头驶去，紧接着交通灯变换为红色但并无等候过马路的行人。零售店旁边的公交车站那里停有一辆黑色的大众高尔夫，司机是个穿短裤的年轻人，他手里攥着钱包下车，小跑着进了杂货店，同时车停在那里没有熄火。当他出来的时候我在门口那儿碰上了他，他手里拿着冰淇淋。这不有点孩子气么？让车不熄火停在那里就为买一个冰淇淋？
现在替代白天那个穿运动服的售货员的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姑娘。她身材丰满，一头黑发，面部带有波斯人特征，我猜想她的原籍是来自伊朗或是伊拉克那些国家。虽然脸圆圆的，身材略胖，但不失美丽。她根本懒得瞅我一下眼。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放在她面前柜台上的一本杂志。我拉开冰箱门，取出三瓶半公升的雪碧，眼睛沿着货架搜索着薯片，找到后抓起两包，把它们一起放在了柜台上。
“另外拿一包蒂德曼斯黄烟丝和卷烟纸。”我说。
她转过身在背后的架子上取下一包烟丝。
“瑞兹拉卷烟纸？”她说，仍然不看着我的眼睛。
“很好。”我说。
她把桔黄色的卷烟纸塞进黄色的烟丝包装下面，把它们放在柜台上，同时用另一只手开始在收银机上打出金额。
“一百五十七克朗五十欧尔。”她说，一口纯正的克里斯蒂安桑口音。
我递给她两百克朗。她在收银机上一敲击，下面的现金抽屉滑出来，她从里面找出小票。虽然我站在那里把手伸出去，她却把找的零钱放在了柜台上。
怎么了？我有哪儿不对了，让她看了不喜欢？或者她就是这么个闷葫芦？商店售货员在售货过程中和顾客间或的目光交流不是很正常的吗。要是顾客把手伸出去，你把钱放在另一个地方这就近乎于一种冒犯了吧？至少摆明了是这样。
我看着她。
“我能要一个包装袋吗？”
“当然。”她说，膝盖稍稍一屈从柜台下面抽出一个白色的塑料袋。
“这里。”
“谢谢。”我说，把买的东西装进袋里，走了出去。有想与她睡觉的欲望，但并非如通常那种欲火上身的情况，那种强硬、急不可待，身体所有的器官紧缩准备全力对付猎物的强势，我的体内感觉更多的是那种情窦初开的温柔与怜爱，这种情怀一直持续存在于朝上走回祖母房子的整个归途中，但这也不是唯一的念想，因为围绕着它的还有始终都在的悲伤，它以那灰色的不明朗的天空，我想任何时候它都可以再度将我完全笼罩。
他们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英韦坐在爸爸的椅子上。当我走进时他转过头站了起来。
“我们想要喝一点儿酒，”他对祖母说，“现在我们干了整整一天。你也想来一杯吗？”
“这可就太令人高兴了。”祖母说。
“那，我就给你兑一杯，”英韦说，“或许我们可以在厨房里去坐坐？”
“好的。”祖母说。
她走在地板上的脚步或许比平时快一些？或许在她那黑洞洞的眼睛里燃起了一点光芒？
啊，真是这样的。
我把一包薯片放在案桌上，把另一包打开倒进一个碗里，放在桌上，与此同时英韦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蓝色的绝对伏特加——它混杂在一大堆食物中间，当我们把能找到的所有酒都翻找出来时发现的——然后从搁架上取下三个玻璃杯，冰箱里拿出一纸盒果汁，开始和伏特加一起兑酒。祖母坐在她的座位上看着他。
“你们也喜欢在晚上喝点酒提神啊。”她说。
“是啊，”英韦说，“我们干了一整天的活儿。应该放松一下哟。”
他笑着递给了她一杯酒。然后我们围着桌子坐下，三个人一起喝酒。快十点了。外面开始暗了下来。祖母很爱喝酒，这毫无疑问了。她的眼睛很快地开始回到了从前那种闪闪发亮的光泽，苍白瘦削的脸上有了红润，她的一举一动变得柔和了些，当她喝完了第一杯后，英韦又重新给她倒上一杯，她的神志也好像清醒多了，因为很快地，她坐在那里跟从前的日子里一样谈话和欢笑。头半个小时我坐在那里就像块石头，不舒服而全身僵硬，因为她像一个吸血鬼一样身上终于又获得了鲜血，我看见了，就是这样：生命回到了她的身上，一步步一寸寸地将她充盈。这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但我自己注意到了酒精发挥的效应，思想变得柔软，意识变得清醒开放，她坐在这里饮酒谈笑，在她发现自己的儿子死在客厅里的两天之后，好像不再那么阴郁，这没什么可怕的，她显然需要这个；在厨房的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坐了一整天后——其中只有过几次站起身来，不歇气地、困惑迷茫地在房子里来回走动，一直保持着沉默不语，看见她又生命恢复精神再现真是欣慰。我们，我们也绝对需要这个。于是我们坐在那里，祖母给我们讲故事，我们笑了，英韦附和着，我们笑得更欢。他们总是在使用双关语上互相找到对方的感觉，但从来没有像这个晚上的那么心领神会。偶尔祖母她擦拭着眼睛里欢笑的泪水，偶尔我与英韦目光对视，我在他的眼睛里看见的是快乐，首先含着一丝愧疚之意，之后渐渐剩下的便只有愉悦了。我们喝的是一种有魔法的酒。这晶莹的液体味道是那么的尖锐爽口——虽然其中还掺有橙汁，它改变了我们的关系，把在那里发生过的事情从意识里推出去，就像是来自外面的光亮，为身为正常人的我们，为我们正常的思想打开了道路，为我们是谁和我们怎样思想，以一种光芒和温暖倏地照亮一切，在我们前面的路上没有了任何障碍。祖母仍然闻着有尿臊味，她的衣服上仍然满是油污和食物的斑斑污渍，她仍然是可怕的瘦骨嶙峋，她在最后的几个月里仍然在这老鼠窝里与她的儿子、我们的父亲一起生活，他仍然是在那里死于酗酒，那里仍然是有点冷浸浸的。但她的眼睛，它们已在闪烁。她的嘴唇，已荡出笑意。她的手，到那时为止它们静静地放在膝盖上，倘若不是那根抽了一半的香烟占据着它，它们会开始不停比划了。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她变换回以往的她，灵活轻快，始终笑意盈盈笑声不断。她讲的那些故事，我们以前听过，但问题的奥妙恰恰在于此，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在讲述的过程中，祖母回到了她的以往，这样从前发生在这里的生活回来了。在这些故事当中没有一个故事本身有什么好笑的地方，一切都在于祖母讲述它们的方式上，添加了故事的感染力，和她自己从中发现的好笑之处。她总是在每一天当中发现滑稽可笑的事，每一次都笑得同样欢。她的儿子们也参与其中，所以他们总是把自己每一天当中发生的许多小故事都告诉她，这些故事触及她的心灵，她为此而发笑，并把它们积累于心，让它们成为她自己剧目当中的一部分。她的儿子们，特别是埃尔林和居纳尔，他们都对双关语俏皮话有癖好。他们不是把居纳尔派到商店去买个“力克巧”回来吗？还要买个“长记性”？他们不是作弄英韦，让他相信“排气管”和“汽化器”是最严重的脏话，让他发誓绝不从嘴里说出这些话来吗？爸爸也和他们一起参与这种蠢事，把这当脏话来骂他，我可从来没这么干过；另一方面当爸爸用这脏话骂人时我也不表示出惊讶。他掺和在编造的一个故事里面，像祖母那样笑话它们，实在不可思议。
虽然这些故事以前讲过了一百遍了，她还是说得头头是道身历其境一般，就像是第一次在讲它。紧跟着就是打哈哈，总是那么完全彻底地开怀大笑：这是因为其中找不到一丁点儿不自然的东西。我们喝了好些酒，酒精已经把我们身上所有的黑暗都照亮了，另外还摈除了互相审视的目光，我们现在可以毫无困难地与她目光对视。一串串的笑声在桌上滚动着。祖母把她从八十五年的生活里积攒起来的那些由琐碎小故事汇成的洪流成捆打包，但她不就此停止，于是更多地陶醉其中，自我意识下降，她继续讲他们熟悉了的那些故事，对发生的事情讲述更多的添加，这样一来最终那些故事都变得有些面目全非。比如那个1930年代初期她在奥斯陆当私人司机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这也是家庭神话中的一部分，因为那时候获得证书的妇女很少，或者对这个问题来说就是当女司机的那时为数不多。她回复了一个报上的广告，她说，在奥斯高斯特兰那里的家中她读《晚邮报》时看见了这条招聘广告，她写了封信去，就得到了这份工作，后来搬迁到了奥斯陆。她替一个性格古怪的有钱老太太工作。那时候的祖母刚二十出头，住在主人极为宽大的宅第中的一个房间里，她开车载着她按她的心愿四处转悠。老太太有条狗，那狗时常站在窗户把脑袋伸出去对着所有的行人狂吠，当讲到这里时祖母乐了，那时她多难为情啊。还有为了要准确描述那个老太太有多么古怪——或许她当时已经是老年痴呆了吧——祖母还有一件总要提到的事。那就是她观察到了这房子里到处都藏着钱。在冰箱下面有一叠叠的钞票，在锅子和茶壶里，在地毯下，在睡房的枕头下。当祖母讲到这里时，通常会笑起来同时摇着脑袋，因为我们得记住她是刚从家里搬出来，是从一个小乡镇来的，她所遭遇到的不仅仅是外面的世界，而是外面的一个美好世界。这一次，当我们一起围坐在她的厨房里灯光明亮的餐桌旁时，我们脸上的阴影对着黑暗的窗户，我们中间放着一瓶绝对伏特加，突然她开口问话了：
“你们说我能做什么？你们知道，她是个大富婆哟。到处都扔着钱。要是其中一些钱不见了她是不会注意到的。要是我拿了那么一点点又有什么关系啊？”
“你拿钱了？”我说。
“是，我当然拿了。但拿得不多，对她来说完全不值一提。她没有注意到这个，那这还有什么关系呀。她给的工钱太少！是的，她给得太少了，我得到的工钱少得可怜。因为我不光给她开车，我也得干所有那些杂七杂八的全部活儿，所以多给我一点工钱完全是公平合理的事！”
她用手在桌面上捶了一下。然后她笑了。
“拿了一百克朗，就一百！当我们在奥斯陆城里开车时我们有点招人注意。那时候的私车不多呀。所以我们很引人注目。是的，他们都瞧着我们呢。”
她轻轻一笑。然后叹口气。
“啊呀呀，”她说，“生活就是混斗（奋斗），这老太太说，她不会发f这个音。嘿嘿嘿。”
她把杯子举到唇边，把酒喝了下去。我也像她那样把酒喝干了。抓起酒瓶把酒倒进了我的空酒杯里，瞟了一眼英韦，他点点头，把他自己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还来一点儿吗？”我说，看着祖母。
“好啊，”她说，“再来一点儿。”
我也给她的酒杯斟了酒，英韦开始倒橙汁，但只倒了半杯就没有了，他把纸盒摇了几下。
“空了，”他说，看着我，“你买雪碧了吗？”
“买了，”我说，“我去拿一瓶来。”
我站起来朝冰箱那儿走去。除了我的那三瓶半公升的雪碧外，那儿还有一瓶1.5公升的，是英韦那天早些时候买的。
“你把这忘了？”我说，把大瓶子举起给他看。
“真是忘了。”英韦说。
我把大雪碧放在桌上，走出房间下楼去洗手间。这些黑暗铸就的宽大的空荡荡的房间包裹着我。但脑袋里酒精的火苗燃烧着，我没留意到那里的阴郁气氛或许会充盈我的周身，因为虽然我不是直接的高兴，但我欢呼、振奋，被内心的渴望驱使着继续这样，即使想到爸爸的死亡也不能有所动摇，那只是一个黯淡了的阴影，非常靠近，但毫无结果，因为生命已经取代了那个位置，所有的画面和声音，急切追逐着沉醉于其中的这发生着的一切给人以错觉，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地方和许多人在一块儿，心里充满了无比的欢乐。我知道不是这样的，但感觉却是如此，是感觉主宰着我，当我踩在一楼褪色的墙下的地毯上时，只有通过大门上的玻璃透进来的一点微弱光线发出的光亮，走进洗手间，有嗖嗖地声响，至少三十年来就一直这样没变过。当我从洗手间出来，听到了他们在上面的声音，我赶快走上楼梯。在客厅里我往深处走了几步，以另一种，一种更加漠然的心情去看他死去的那个地方。就在那会儿出事了，蓦地我有了一种感觉他曾经就在那里。我看不见他，不是像这样的，但我感觉到了他，完整的一个他存在着，就像他在最后的时光在这些房间里一样。啊，实在是太奇异了。但我不愿意让此时此景把我留住，或许也是不可能，因为感觉只在瞬间，然后思想伸出爪子将它击倒降伏。我走进厨房，那里的一切都跟我离开的时候一样，除了饮料的颜色变了，现在它们是晶莹的，充满了许多灰白色的气泡。
祖母开始讲起了更多她居住在奥斯陆那时期的事情。这也是属于家庭的一个神话，也是这件事让她始料未及，对我们来说是从未听说过的最后颠倒了的结局。我知道，祖母最初是同祖父的大哥阿尔夫在一起的。祖母和他大哥原先是一对恋人。他们兄弟俩一起在奥斯陆读书，阿尔夫主修自然学科，而祖父学的是经济。在和阿尔夫的关系结束以后，祖母同祖父结婚了，搬到了克里斯蒂安桑，阿尔夫也到了那里，但那时和他结婚的是索尔维。在少年时代她就患了肺病，一个肺叶是气胸，她的一生都是病怏怏的，不能够生孩子，所以在他们年龄相对大一些的时候领养了一个亚洲女孩。在我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大多数的聚会和欢宴都是阿尔夫一家和祖父母一家为我操办的，是他们来我们家做客，阿尔夫和祖母之间的事常常被提起，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在祖父和索尔维去世后，祖母和阿尔夫一周见面一次，每个星期六上午祖母到他在格里姆的那栋别墅里去看望他，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事，但也有人会意地笑着，或许他们俩到底是应该在一块儿的？
现在祖母开始讲到了她和这兄弟俩的第一次见面的情况。阿尔夫性格外向，而祖父更表现内向，但两个人都对这位来自奥斯高斯特兰的女孩同样感兴趣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祖父注视着他大哥是如何在朝这条道上走的，用他自身特有的机智和幽默去赢得她的好感，他低声对她说：他口袋里有戒指！
当讲到这里时祖母笑了。
“你说什么？”我说，虽然我非常明白他讲的是什么。他口袋里有戒指！他又重述一遍。什么戒指啊？我说，然后他说，订婚戒指！“知道吧，他还以为我不明白这个！”
“后来阿尔夫和索尔维订婚了吗？”英韦说。
“是啊，他跟她订了婚。但她住在阿伦达尔，还生着病。他预先也没有想到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最后他们仍然还是在一起了！”
她又喝了一口。然后舔舔嘴唇。接着是静默，她又沉陷下去，就像这最后两天里她多次做的那样。双手交叉坐在那里，凝视着前方。我把杯里的酒喝干，又倒上一杯，掏出卷烟纸来，放一长溜烟丝在里面，把它们理理顺，最大可能让烟丝紧在一处，把烟纸卷几下，向一端压紧后再封口，舔一下胶，揪下露在外面的烟叶，把它们放回烟丝盒里，把这有点弯曲的烟放进嘴里，用英韦那个绿色的，几乎是半透明的打火机把烟点燃。
“祖父去世的那个冬天我们正要去南方度假，”祖母说，“我们买好了机票，一切准备就绪。”
我从嘴里喷一口烟，看着她。
“知道吗，那个晚上他在浴室里倒下了……我只听见那里面轰然一响，我从床上起来，他躺在地板上对我说得叫救护车来了。当我照他的话做了以后，我坐下来，握着他的手，同时等待救护车的来临。那时他说我们要去南方的。我在想你要去的肯定是另一个南方！”
她笑了，但笑的时候她埋下了眼睛。
“你要去的肯定是另一个南方！”她重复了一句。
长时间的沉默。
“呵呵，”她说，“生活是一场混斗，这老太太说，她不会发f音。”
我们都笑了。英韦把他的杯子挪动了一点，向下注视着桌面。我不愿意她去想祖父或是爸爸的死亡，试着把她引到她以前讲过的另一个话题上去。
“当你们到克里斯蒂安桑来时，不是搬到的这里吗？”
“哦，不是，不是这里，”她说，“是比库霍尔姆斯路远得多的地方。这里的房子是我们战后买的。对，其实我们买的只是块地。这片地的位置很好，是隆最好的地方了，因为我们的房子是带风景视野的哟，你们知道的。面对大海和城市。地势这么高没人能看到我们的房子里面。当我们买房时，这里站着的是另一所房子。或者把它称作房子都有点过了。呵呵呵。它就像是窝棚，一个放杂物的房子。住在这里的是两个男人，我记得是这样，对，就是这样……一句话，他们就知道喝酒。第一次我们到这里看房时，我记得很清楚，那儿到处都是酒瓶！当我们一进去，过道里、楼梯上、客厅里，还有厨房也一样。到处都是！有点地方的都让酒瓶子塞得满当当的，连个放脚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们买这房子的价钱相当便宜。我们把房拆了，然后修建起了这栋房子。原先是没有花园的，只是一道山壁，靠山的一个破房子，这就是那时我们买下的。”
“那，你一定在花园上花了不少时间吧？”我说。
“啊，是呀，这你可说对了。啊，是的，是的。外面的那些李子树，知道吗，它们是我从我父母在奥斯高斯特兰的家里那儿弄来的。它们真的够老了。它们看起来跟从前不一样了。”
“我记得我们常常拎着装满李子的口袋回家。”英韦说。
“我也记得。”我说。
“它们还结果实吗？”英韦说。
“还结，我想是吧，”祖母说，“或许不像以前那样多了，可是……”
我拿起酒瓶，现在里面只有半瓶了，给自己的杯子里重新倒满一杯。祖母想到了她的轨迹现在已经结束，包括这里发生了的一切，我想，这一点或许并不奇怪。我用拇指抹去挂在瓶口的一滴酒，把手指头放进嘴里舔干净，这时候在桌子另一端的祖母正把一盒烟丝打开，捏起一些放进了卷烟机里。因为无论这最后的几年里她过的是一种多么可怕而难以忍受的生活，但这一切只是她所经历过的困难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当她看着爸爸的时候，在她的眼里他是婴儿、儿童、少年、成年男人，他所有的性格特点和所有的个人属性都凝聚在这一瞥当中，她看见他醉得不省人事躺在她的沙发上拉屎拉尿，那是短暂的一瞬间，她那么衰老，较之她多年积攒的与他共处的许多时光，这不足以组成一幅画像。我想，这房子也是一个同样的例子。最早的有许多酒瓶的那房子本身就是一个“酒瓶屋”，而这栋房子就是她的家，一个在她这里度过了自己最后四十年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酒瓶，再不可能对她有任何的意义。
或许仅仅是她自己醉醺醺的脑子不能再清醒地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她把一切掩饰得很好，除了她有很大程度上的青春复萌，有一种她沉溺于自己举止形态中的迹象。另一方面在判断估计任何事情上我都不是把握最正确的人。酒精的刺激不断地显现更多的光明，似乎澄清了头脑里越来越多的问题，我开始把酒吞下肚去，几乎跟喝果汁水一样。然后发现这是一个无底洞。
在我喝了一杯雪碧后我拿起绝对伏尔加酒瓶，放在了窗台上，刚好挡住了祖母的视线。
“干什么你！”英韦说。
“你把酒瓶放在窗台上！”祖母说。
我红着脸困惑不解，抓起酒瓶把它又放回桌上。
祖母开始笑了。
“他把烈酒瓶放在窗台上！”
英韦也笑了。
“显而易见，邻居们一定看见我们坐在这里喝酒了！”
“是，是，”我说，“我根本没想这个。”
“不是，应当这么说！”祖母说，把笑出来的泪花从眼睛上擦去。“呵呵呵！”
在这栋房子里，人们总是非常在意防止其他人往屋里看，总是非常在意地让能被看见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从衣着到花园，从房屋外墙到汽车，还有孩子的举止行为，要是放一个烈酒瓶在窗台上，将屋内的一切信息暴露无遗，一个靠近房子的人可以毫不困难地知道里面在搞什么名堂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以及后来也跟上来的我，都这样笑了起来的原因。
天空中的光照在路对面的小山坡上，透过厨房炫目的灯光让道路上有了点黯淡的光亮，那上面横着我们三人像潜艇般的蓝灰色的影子。这是个应该像那样的一个漆黑夜晚。英韦开始有说话含糊不清的苗头了。一个不了解他的人，不可能看出来。但我注意到了，因为他醉酒的时候总是这样，先出现含混呓语，然后就是越来越多的鼻音，直到最后完全大醉，顷刻间便会栽倒在地，这一点几乎不难理解。而我大醉之后的表现不太明显，主要是一种内在的变化，几乎总是口齿清楚表达明确自己，这就是个麻烦事，因为人们看不出我究竟有多醉了，因为我走路和说话几乎跟往常一样，也就找不出在后来因为我可能在言语和行为上宣泄出的一切而原谅我的理由。另外野性暴烈在其中总是占更大比重，因为醉酒没有被昏睡或是与他人的沟通协调问题所止住，而它只是继续深入到达一种晶莹透明、空茫和原始的状态。我爱这一点，我爱这种感觉，这是我再好不过的感觉了，但它并从来没有带给我美好，一天以后，或者几天以后，它就像愚蠢一样跟无节制紧紧连在了一处，这是我内心里深为痛恨的。但当我身在醉酒时，看不见未来，也不思过去，只是在眼下，这就是我为什么愿意待在那里，为了我的世界，在整个难以忍受折磨人的平庸里，闪耀着光辉。
我转身望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十一点三十五分。瞅了一眼英韦。他显得很疲倦。眼睛变小了，眼眶周围有点发红。他的酒杯空了。他只是没想着走去倒在床上！我独自一人是不愿意和祖母坐在一起的。
“你再来一点儿？”我说，朝桌上的酒瓶点了点头。
“唔，那或许来一点吧，”他说，“但这是最后一杯了。我们明天一大早得起床。”
“哦？”我说。“为什么？”
“我们九点钟有个约会，你不记得了？”
我在脑门上拍了一下，这是自从我上高中以来就没有再做过的手势了。
“但这没问题，”我说，“这不就一个约会嘛。”
祖母看着我们。
我想，她千万别问我们要去哪里！殡仪馆职员的这个词汇无疑会打破魔咒惊走眼前的这份和美愉悦。然后坐在这里的又会是一个失去了自己儿子的母亲和失去了自己父亲的两个孩子。
考虑问她要不要再来一点酒，但我还不敢冒昧。这里有一个限度，这跟符合规矩有关，这早已超过了限度。我拿起酒瓶给英韦倒上一杯，然后给我自己的杯子斟满。当我在倒酒的时候，碰到了祖母的眼光。
“你想再来一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或许，一小杯吧，”她说，“时间有点晚了哟。”
“是呀，是晚在地球上。”我说。
“你说什么？”
“他说晚在地球上，”英韦说，“这是瑞典著名诗人的一句名言。”
为什么他这样讲？他想抬高我吗？唉，该死，说这句话真是他妈的一件蠢事。“晚在地球上”……
“卡尔·奥韦很快要出一本书了。”英韦说。
“是吗？”祖母说。
我点点头。
“是啊，你也这么说了，我是听到有人说过的。我想，这是居纳尔说的？是你，出了一本书。”
她把酒杯举到嘴边喝酒。我也做着和她一样的动作。这仅仅是出于想象，还是她的眼睛里已又是一片黑暗？
“这么说，在战争期间你们没有住在这里啊？”我说，重新喝下一口酒。
“没有，不是战争一结束就住这里，几年以后，我们才搬到这里。战争期间我们住在那外面。”她说，用手指了指背后。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我意思是说，在战争期间？”
“哦，那几乎跟平常一样，你们知道吗。在弄到食物方面有点困难，但没有太大的区别。德国人是普通人，跟我们一样。我们还认识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吧。在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还到下面去看他们。”
“在德国？”
“对，对。在他们必须离开这里的时候，那是1945年的5月，他们打电话到这里说，要是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到他们那里去取他们留下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把最好的酒给了我们。还有收音机。和许多其他别的东西。”
我以前倒是没听说过在德国投降以前他们接受过德国人的礼物。但是德国人竟然去过他们家。
“他们都把东西留下了，”我说，“放在哪里呢？”
“在一个地方的碎石堆里，”祖母说，“他们打电话来准确地说出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它们。然后当天晚上我们就去了那里，东西在那里，完全跟他们描述的一样。他们很友好，是的，确实是这样。”
祖母和祖父曾经在1945年5月的一个夜晚爬上山麓碎石堆，去那里四处搜寻德国人的饮料？
一束汽车的灯光穿过花园照射进来，投射在了窗户下的墙上几秒钟，直到车身一个完整的转弯然后慢慢地在下方的小巷里驶过。祖母弯着身子朝窗外看。
“这个时间会是谁呀？”她说。
她叹了口气坐回椅子里，把手放在膝盖上。看着我们。
“你们在这里真好，孩子们。”她说。
一个长时间的静默。祖母又再喝了一口酒。
“记得你们住在这里的那会儿吗？”突然她说，看着英韦的眼睛里含着温暖。“你们父亲来看你的时候，他留着胡子，你飞奔上楼梯高喊着‘那个人不是我爸爸！’呵呵呵！‘那不是爸爸！’……那时候你你可真逗啊，知道吗？”
“我记得很清楚的。”英韦说。
“然后就是我们在这里听‘九小时’节目时，他们在同挪威最老的一匹马的主人对话。你记得吗？那时你就说‘爸爸，你跟挪威最老的马一样老！’”
她把脑袋朝前弯下去同时笑了，用食指擦拭着眼角。
“还有你，”她说看着我，“记得那会儿你一个人和我们一起去度假屋的事吗？”
我点点头。
“一天早上我们在楼梯上发现了你，你坐在那里抹眼泪，当我们问你为什么哭啊，你说‘我好孤单’。你才八岁啊，知道不！”
那个夏季里妈妈和爸爸去德国度假。英韦在南伯沃格的外公外婆家里，我在这里，在克里斯蒂安桑。我记得的是什么呢？和祖父祖母的距离很大，关系相当生疏。突然间我就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比以往显得更加陌生，因为我们之间找不到任何人或事可以传达沟通。一天早上我在牛奶里发现了一只小昆虫，我不愿意喝，祖母说我不应该这么挑剔，只要把虫子拨出去就行了，在外面的大自然里就是这样的。她说话的声音有点尖锐。我把牛奶喝下去了，一直犯着恶心。为什么恰恰就回想到了这段记忆？没别的啦？一定还有其他的吧？对了，妈妈爸爸给我寄来了一张拜仁慕尼黑的明信片。我是多么的渴望拥有这么一张明信片，又是多么高兴终于到手！当他们终于回家来以后带回的礼物是：给英韦的一个金红两色足球，给我的是一个绿红两色的足球。这些个颜色真是……啊，心情有如刚出生那般快乐……
“还有一次你站在这里的楼梯上喊着叫我，”祖母说，她望着英韦，“‘你在上面还是下面？’我回答‘在下面’，你喊着‘为什么不在上面？’”
她笑了。
“是啊，有好多好玩的事……在你们搬到蒂巴肯后，你就直端端地跑去敲邻居的门问那里有没有住着孩子。你说：‘你们这里住着小朋友吗？’呵呵呵！”
当笑声完全停住后，她坐在那里又独自轻声笑了一会儿，同时开始在卷烟机里重新裹一支烟。卷好的烟外面一段是空的，当她用打火机点燃烟时，火苗往上猛地一窜。有一点烟灰片飘散到了地板上。当烟叶点燃后，一片暗红火星点点，每当她吸滤嘴一次火光就变得愈加强烈。
“但现在你们都长大成人了，”她说，“这太奇怪了。一切就像在昨天，你们都是这里的小孩子……”
半小时后我们上床睡觉。英韦和我把桌子收拾干净，酒瓶放回了水槽下面的柜子里，烟灰缸倒干净，把酒杯放进洗碗机里，我们干活的时候祖母坐在那里看着我们。当我们把所有事做完后，她也站起身来。一小股尿从她的座椅上流下来，她全然没有注意到。在她出门的时候撞到了门框上，先是厨房的门，然后是过道的门。
“晚安！”我说。
“你们俩也晚安。”她笑着说。我的眼睛一直追随着她，当她的脸转开的那一瞬间笑容倏地消失，然后开始走下楼梯。
“唉，是啊，”当我们几分钟以后站在我们房间里时，我说，“就是这样。”
“是啊。”英韦说。他几把抓扯下了身上的毛衣，把它搭在椅背上，又脱下裤子。酒精让我周身上下充满了热度，让我真想给他说些中听的话。所有坑坑洼洼的东西都变得平顺了，不存在任何的麻烦，一切都是那么简单。
“好忙碌的一天啊。”他说。
“是啊，这话不假。”我说。
他又躺回床上，把被子拉来盖在了自己身上。
“那，晚安。”他说然后闭上眼睛。
“晚安，”我说，“睡个好觉。”
我走到门旁边的电灯开关那里，摁灭了天花板上的灯。在床上坐下。我现在很不想睡觉。在疯狂的一秒钟里我想到了走出门外。现在户外那些地方离关门时间还有好几个小时。这是夏天，城市里充满了人，或许其中还有几个我认识的。
但困倦向我袭来。突然我唯一想的事就是睡觉。突然地，我几乎无法举起手臂。想到要把衣服褪下来这事都觉得极为困难，于是我走回床边和衣躺下，闭上双眼，坠落进了那柔软的、最深层里的光明。肢体上有一点微小动弹，我的小拇指头动了动，在肚腹上挠了几下，即将入睡时，嘴角挂着笑容。
在深沉的睡眠中我已经知道外面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在等待着我。在我进入了快要返回到意识的状态时，我试着让自己掉头再回转到熟睡中，我也肯定做到了，要不是英韦声音里的那份固执，清楚地知道我们这天早上有一个重要事情。
我睁开眼睛。
“几点了？”我说。
英韦已经穿戴完毕站在门口那里。黑裤子，白衬衣，黑色西服。他的脸看上去有点肿胀，眼睛小了些，头发有点凌乱不干净。
“八点四十，”他说，“起了床就走。”
“啊，真该死。”我说。
我坐起来，感到酒劲还没有完全从身上消失。
“我先下去了，”他说，“你要赶快。”
当我把昨天的衣服穿在身上以后，有一种很强烈的不舒适感，好像那些关于我们干完了的那些事情的不愉快的想法加倍地放大，席卷而来。我把这些缠绕我的念头从身上撕扯下来。我做的所有动作都是沉重迟缓的，即使我站起身把脚随意放立在地板上也要花费力气，就别提如何举起胳膊把衬衣从挂在衣柜里的衣架上取下来拿在手里这事，该有多难了。但我必须这样，那就这么只管这么做好了。右边的木头手臂伸进去，左边的木头手臂伸进去，先扣好袖口纽扣，然后再系上衣襟前的纽扣。我们为什么他妈的喝这酒啊？我们怎么会这么愚蠢？我也不愿意的，但事实上最后那会儿我是愿意的，坐在这里，全世界的这个地方，和她一起喝酒。我就还是这么做了。这怎么可能？这他妈的就怎么可能？
我心怀愧疚。
我蹲在箱子前，在衣服堆里翻找一遍，找出了那条黑下装，坐在床沿把裤子穿上。再没有比坐着更舒服的事了！但我又得站起来，好把裤子完全拉上去，好找出西装外套穿上，好下楼到厨房里去。
当我倒满一杯水喝下去时，额头上已都是汗。我朝前低下头把脑袋伸在流着水的水龙头下。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凉快凉快，一方面是为了头发——我头发虽短，但还是睡得像个鸡窝，这样会让它变得像样些。我的下巴滴答着水，身体重得像个口袋，我走下楼到了过道里，再走到外面的阶梯上，英韦和祖母一起站在那里等候着。握在他手里的车钥匙发出叽嘎的声音。
“你有口香糖吗？”我说。“我没来得及刷牙。”
“今天的这种情况你不能不刷牙，”英韦说，“来得及，要是你赶紧的。”
他是对的。大概我身上能闻到酒味，在殡仪馆里是不应当闻到什么酒味的。但要加快速度我没法办到。在二楼的过道里我得停下歇歇，拽住那里的楼梯栏杆，似乎我的心也累了。在床边的桌上去拿了牙刷牙膏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在厨房的水槽前刷完了牙。现在我只要把牙膏牙刷放在那里，然后尽快下楼即可，但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这样不行，牙膏牙刷不能放在厨房，它们应当放在上面的卧室里，于是这又花去了两分钟。当我再跑到外面的阶梯上时，时间是差四分九点。
“我们出发了，”英韦说，向祖母转过身，“这花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很快就回来。”
“好的。”她说。
我坐进车里，系上安全带。英韦一屁股在我旁边的座位坐下，把车钥匙插进点火装置，一拧转，侧过头去往那道小坡上倒车。祖母站在屋前的阶梯上。我向她挥手，她也向我挥挥手。当我们倒车进入了那条小巷子，不可能再看见她了，我想知道她是否还站在那里，像她一贯那样，因为当我们继续再往前开时，就是我们双方最后一次进入对方的视野，在她转过身走进屋里以前，这可能是最后一瞬的告别，我们把车开上了公路。
她站在那里。我挥手，她也挥手，然后她走进屋里。
“她今天也想跟着一起去吗？”我说。
英韦点点头。
“我们就照我们对她说的那样做。别用更长的时间。虽然我想过了在一个地方的咖啡馆里坐坐。或者去几家音响商店。”
他用左手食指打方向灯，同时换挡往上方看着右面。一切顺利。
“你身体如何？”我说。
“完全正常，”英韦说，“你呢？”
“能感觉出来，”我说，“事实上还有点晕乎。”
他望了我一眼同时把车一下开到了路外面。
“哦，天哪。”他说。
“对，是有点糟糕，这个。”我说。
他笑了笑，又换成低挡，紧挨着白线后停下。一个白头发的老年人从我们前面的人行横道上走过，他有个大鼻子，身子几乎瘦得像根钉子。他的嘴角往下耷拉着。暗红色的嘴唇。他抬起眼睛先朝我右边的斜坡望望，在他埋下眼睛盯着脚下的路面之前向着道路另一面的一排商店也溜过了一眼，大概是在确定那人行道的边沿在哪里出现。他的这一行动好像他是完全孤独一人。好像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接受他人的目光。就像乔托画笔下的那些人物。他们看上去也都是全然的旁若无人。让画笔下的人物处于毫无庇护的光环里，乔托是唯一这么画的人。这或许也是由这个时代所造就，因为后来几代的意大利画家，那些伟大的几代巨匠，总是有与他们画中的目光交织在一处的意识。这样使得他们的画中人物少了一份天真，同时也多了一份隐晦。
从路的另一侧过来了一位红头发的女人，她推着一辆童车匆匆走过。与此同时交通灯为过街的行人换成红灯，但她朝上瞅了一下交通灯，那儿仍然显示着红灯，她选择要过马路，在下一秒钟小跑着从我们面前过去了。她的孩子，可能一岁左右吧，胖嘟嘟的脸，小小的嘴，坐在童车里，在他们从跟前过去的当儿看上去有点晕头转向的样子。
英韦的脚松开离合器踏板，小心地踩下油门进入十字路口。
“已经过了两分钟了。”我说。
“我知道，”他说，“但我们马上就会找到一个停车位，不要紧的。”
当我们驶过桥后，我抬头看那大海上的天空。轻薄的流云，有的地方云彩单薄得以至让白云间已透出了蓝，仿佛上面罩着一层半透明的膜，有的地方云彩厚重浓黑，那灰乌的云层边沿，犹如在白云上飘荡的烟雾。被云层遮蔽住的太阳，一片橙黄色。没有天空下被蒸腾起的光线那么强烈，但同时看上去又是那么的无处不在。这是一个任何东西都不会投下阴影的日子，但所有的一切却又依旧存在自立。
“今晚你就动身，是吧？”我说。
英韦点点头。
“嘿，那有个位置！”他说。
接下去的一瞬间他把车拐进人行道旁，灭了火，拉起手刹。殡仪馆就在街道的对面。我倒情愿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时间，这样我才可能对下面接着要发生的一切有所准备，但现在没有任何余地了，这里要做的就是投身其中接招。
我走下车，把车门关上，跟着英韦过了马路。在里面的接待室里柜台后面的女人笑着对我们说只管进去就是。
门是敞开的。那个壮硕的殡仪馆职员当他看见我们时，从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站起身，走上前来，同我们握了握手——由于所在的特定环境关系，客气地但并非发自内心，唇边挂着笑容。
“我们又碰见面了，”他说，手伸向那两把椅子，“请坐。”
“谢谢。”我说。
“在这个周末你们一定想了一些跟葬礼有关的事情。”他说，自己也坐下来，拿起放在书桌上他面前的一叠薄薄的纸页，开始翻阅。
“我们现在来了，”英韦说，“我们需要一个教堂仪式的葬礼。”
“是吗，”殡仪馆职员说，“那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得到牧师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我们接手所有具体的事务，但你们仍然可以同他本人交换一下意见。有关你们的父亲他会说上几句话，要是你们能告诉他一点你们父亲的事，这样会很好的。”
他抬起眼睛看着我们。脖颈下挂在衬衣领子外的那道肉褶子，仿佛像蜥蜴一般。我们点着头。
“举办这种葬礼会有很多形式，”他接着往下说，“我这里有一个单子，里面有不同的选项。其中包括了，比如，有关你们希望放的音乐，在这种情况下，得采用怎样的形式。有人愿意选择现场音乐，其他的人则情愿播放录制的。但我们有我们用得很多的一个教堂歌手，他也会弹奏多种乐器……用现场音乐，会制造出一种独特的气氛，一种价值，一种人性的尊严……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想的，有什么愿望？”
我和英韦的目光相遇。
“这个现场音乐或许不错？”我说。
“肯定的了。”英韦说。
“那我们就这么说了？”
“行，就这么做。”
“那这件事就定下来了？”殡仪馆职员说。
我们点了点头。
他的手从写字台上方伸过来，递给英韦一张纸。
“关于音乐的问题这里有几项选择。但除此之外你们要是自己喜欢的音乐，也完全没问题，只要提前几天通知我们就行。”
我朝一旁弯下身子，英韦把纸挪动了一点，这样我也能读到纸上的东西了。
“巴赫或许不错？”英韦说。
“对，他喜欢巴赫的音乐。”我说。
近一昼夜以来这是第一次，我又开始抽泣了。
我他妈的千万别使用他的一张舒洁纸巾，我这么想着，用手肘弯在眼睛处擦抹了几次，深呼吸几次，让情绪慢慢恢复了平定。我注意到英韦向我投来了短暂的一瞥。
他在为我的哭泣担心？
不，他不会的。
不会的。
“没事的，”我说，“我们到哪儿啦？”
“巴赫可能是不错的，”英韦说，他看着殡仪馆职员，“比如，那段大提琴奏鸣曲……”
他望着我。
“你在听吗？”
我点点头。
“那我们就这么定了，”殡仪馆职员说，“通常我们有三段音乐。另外再有一首或是两首大家一起唱的歌。”
“deiligerjorden（美哉主耶稣），”我说，“我们可以用这首歌吗？”
“当然。”他说。
哦呜呜呜。哦呜呜呜。哦呜呜呜。
“卡尔·奥韦，你怎么样了？”英韦说。
我点了点头。
我们同意让教堂歌手唱两首歌，集体再唱一首，另外额外添加大提琴曲子和“美哉主耶稣”。我们也同意没有人会在灵柩旁讲话，因此这样葬礼将按计划完成全部过程，因为其他的环节是属于礼仪部分，有自己固定的程序。
“你们希望有鲜花吗？摆放在灵柩上的花环，诸如此类的？许多人认为这会增添气氛。我这里有些可供选择的样式，要是你们愿意看看的话……”
他递给英韦新的一张纸。英韦指着众多类型中的其中一项，看着我，我点点头。
“这件事也算妥了，”殡仪馆职员说，“那下面就是棺材了……我们这里有不同的照片……”
又是一张新的纸从写字台上递过来。
“白颜色的，”我说，“你同意吗？就这个。”
“好，就这个。”英韦说。
殡仪馆职员又再接过那张纸单，做了一些记录。然后抬起头望着我们。
“你们要求今天实地参观一下，是这样吧？”
“对，”英韦说，“最好是在下午，如果可能的话。”
“当然可以的。但……是的，你们知道他是死于什么样的状况吗？是那种……与酒精相关的情况？”
我们点着头。
“好，”他说，“面临这种不知将有什么等待着你们的情况，有时候事先有点思想准备比较好。”
他把这些纸页收在一起，在桌面上齐整了一下。
“很抱歉，今天下午我没办法亲自接待你们。但我的同事会在那里。在奥德内斯教堂旁的小教堂里，你们知道在哪里吗？”
“我想我们知道的。”我说。
“四点钟，合适吗？”
“合适。”
“那我们就这么定下。四点在奥德内斯教堂旁的小教堂。要是你们还想到了什么，或者你们有一些修改意见，只管打电话来。你们有我的电话号码吗？”
“有。”英韦说。
“好。但是，还有一件事。你们希望在报纸上登讣告吗？”
“我们愿意的？”我说，看了看英韦。
“愿意，”他说，“这个我们得要。”
“但或许在这上面得多花点儿时间，”我说，“决定要写些什么和哪些人的名字要附上，考虑下这一类的事……”
“没问题，”殡仪馆职员说，“在你们想好这事后只管在这里来一趟，或是打个电话。但最好不要太晚了，报纸登载需要几天时间。”
“我明天就可以给你打电话，”我说，“可以吗？”
“好极了，”他说站起身来，手里又是新的一张纸，“这上面是牧师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和地址。我不知道你们谁愿意要这个？”
“我拿着吧。”我说。
当我们走出来停在人行道旁的车前停下时，英韦掏出一包香烟递向我。我点点头，抽出一支。实际上我心里想着现在抽烟会令人恶心呕吐——就像我醉酒之后的第二天总会有的那种感觉，因为这烟，它尝不出什么味道也没有它本身具有的那种气味，它只是造成了今天和昨天之间的一个联系，像是一种知觉的桥梁，那时候这所有的画面开始漫涌，铺天盖地的，于是环绕着我的一切，黑灰色的柏油马路，顺着人行道边沿的这些浅灰色的水泥石，这灰色的天空，天空下飘飞着的鸟儿，一排建筑物上的那些黑洞洞的窗户，停在我们身旁的红色汽车，英韦稍偏在一边的身影，都被渗透进了内里极强烈的画面中，但与此同时会有一种破坏性的感觉和烟雾在肺叶里游走产生的缓解作用，这是我需要的，或者说是我想要的。
“这一切还是很顺利的。”我说。
“还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落实，”他说，“或者说，是你必须要得搞定的。比如这个登讣告的事情。但办这事时你只管给我打电话。”
“嗯。”我说。
“另外你注意到了他用的那个词汇吗？”英韦说。“‘参观？’”
我笑了。
“是。看来这个行当里也有些像房地产经纪人的行事风格。他们的工作是要让一些东西尽可能地看起来更精美华贵，再以最昂贵的价格把它推销出去。你看见那些棺材的价格了吗？”
英韦点点头。
“不过，当人处于这种情况的时候不应当把钱攥得紧紧的。”
“这有点像在饭店里买酒一样，”我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人没经验的话。要是很有钱，他会买第二贵的酒。钱不多的人，就会买倒数第二便宜的酒。绝对不会去点最贵的和最便宜的两种。所以他的棺材肯定也属于这样的情况。”
“对了，你在那里是很有决断力的，”英韦说，“我是说，就应当是那副白棺材。”
我耸耸肩，把还闪着点点火光的烟扔到了路外面。
“纯净，”我说，“这是我所想到的。”
英韦松开手里的烟，烟头掉落地上，他在上面踩了一下，打开车门坐了进去，我也坐进车里。
“我真害怕见到他。”英韦说。他用一只手系好安全带，同时用另一只手把车钥匙插进锁孔一拧。“你害怕吗？”
“害怕。但我必须去看。要是我没看见他我绝不会明白他真的是死了。”
“我也一样。”英韦说，瞅了一眼镜子。然后车灯闪烁着，车启动了。
“那，我们现在回家吗？”
“还有那些机器的事，”我说，“地毯清洁机和锄草机。要是在你走之前能把这事办理了就太好了。”
“那，你知道在哪里去办吗？”
“不，我不知道，”我说，“居纳尔说在格里姆有个出租机器的公司，但我不知道具体的地址。”
“ok，我们去找一个电话簿，查看那黄页。附近有公用电话吗？”
我摇了摇头。
“但在埃尔韦街的最后一段路上有个加油站，我们可以去那里试试。”
“很好，”英韦说，“反正在今晚走之前我得加油的。”
几分钟以后我们开到了加油站。英韦把车停在油泵前，在他给车加油时，我走进了加油站的小卖部。那儿的墙上有一个公用电话，电话下面挂着装有电话簿的三个盒子。我找到了那个机械租赁公司的地址，记住了它，然后走到收款台想买包烟丝。当我走到那里排队时，站在我前面的那个人转过身来。
“卡尔·奥韦？”他说。“你在这儿？”
我也认出了他。我们在一起上的高中。但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嗨，好久不见了，”我说，“你怎么样？”
“很好！”他说。“你呢？”
他语气里那么兴奋的语调让我很吃惊。在茹斯时期里我在家里搞过一个聚会，他也在那里，当时脾气上来了把我家浴室的门踢了一个窟窿。事后他拒绝赔偿，我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还有一次他是茹斯汽车的司机，我和比约恩一起坐在车顶上，我记得应该是，当我们要开去那个娱乐中心时，突然地，在蒂梅内斯十字路口后的坡路上，他踩油门车猛地加速，我们得俯卧在车顶上，紧紧抓住铁杠子，他至少是以每小时七十或许是八十公里的速度在开，当我们到那里之后他只是哈哈大笑，我们那时给他好一顿骂。
现在为什么这么友好了？
我和他的目光相撞。脸上或许多了些肉，要不他看上去完全跟从前一个样。但他的神情里有些僵硬，是那种纹丝不动的死水一潭，仿佛那笑容非但没有让脸面柔和反倒更加重了它的这种凝固。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呢？”我说。
“在北海工作。”
“啊哈，”我说，“这么说你挣钱不少啊！”
“那是。还有很多空余时间。所以相当不错。你呢？”
和我说话的同时，他看着售货员指着烤肠，向空中伸出一根指头。
“还在学习。”我说。
“学什么？”
“文学。”
“对，你一直是对文学有兴趣的。”他说。
“是，”我说，“你跟埃斯彭见过面没有？还有特隆？吉斯勒？”
“特隆就住在这个城市哟，有时候我能和他碰面。埃斯彭圣诞节时要回来。你呢？你和那些老同学有联系吗？”
“只有巴森。”
售货员把烤肠塞进面包里，再把它放进了一张餐巾纸里。
“番茄酱和芥末酱？”他问。
“哦，谢谢，两样都要。还有洋葱。”
“生的还是煎的？”
“煎洋葱。不，还是来生的吧。”
“生的？”
“对。”
买完吃的后，他手里拿着夹着烤肠的面包站在那里，头又向我转过来。
“看见你真高兴，卡尔·奥韦，”他说，“你一点没变！”
“你也是。”我说。
他张开嘴在烤肠上咬了一口，递给售货员一张五十克朗纸钞。当他站在那里等找回零钱时出现了一点小小的窘迫，因为我们已经结束了谈话，该说的都说完了。他淡淡一笑。
“好，好，”当他把得到的那些硬币握在手里时他说，“或许我们会再见！”
“我们会的。”我说。买了一包烟丝，在摆放杂志的架子跟前站了几秒钟装着我对它们很有兴趣，其实为的是不想在外面与他再打照面，英韦这时进来付账了。他付款用的是一张一千克朗的纸钞。当他把它从钱包里抽出时我把眼睛调到一边，我不想表现出我知道这是爸爸死后的那些钱，同时口里咕哝着要出去一趟，我朝门口走去。
汽油和水泥的气味，在半昏暗的加油站的屋顶下面，还能联想到其他什么东西么？发动机，速度，未来。
同时也有热狗，还有席琳·迪翁和埃里克·克莱普顿的光盘。
我打开了车门坐进去。接着英韦也坐进了车里，发动引擎，我们从那里开车上路没有再说一句话。
我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地锄草。我们租来的割草机，是由一个要固定在人背上的设备和下端带有一个转动着的刀片装置的杆子组成。当我戴着一个硕大的黄色护耳罩在那里走动着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个机器人，好像被这轰鸣的、震动着的机器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在我走过的地方，所有的那些小树，所有的花和草都纷纷有序倒下。我一直都在哭泣。当我在那儿走着，在那里锄草的时候，一股股的浪潮穿透过我的全身，我已无能为力加以抵挡，泪水什么时候想来就来。在十二点钟的时候英韦在阳台上叫我，我走进屋去和他们一起吃东西，他已经把茶和圆面包放到了桌上，祖母总是招待我们吃圆面包，在电炉盘上的铁丝板上把它烤烤热，这样原本是松软的面包皮就变得硬脆了，当牙齿一咬在上面，大块的面包皮散落下来，但我不饿。所以很快地出去了想继续干活。独自一人走到外面的花园里是一种自由和释放，也有成就感，因为工作的成效立时可见。天幕已经关闭，挂在那里的灰白色的云层就像是罩住下面的一个盖子，显现出暗黑的海面与这清澈透明的反差，这城市，在这敞开的天穹之下，只不过像是一小群微不足道的房子，一泡吐在地上的、变得了更加厚实和坚固的唾沫。我就站在这里，我看到的就是这些。因为我的目光大多数是投向那转动着的刀片上的，草叶就如士兵般纷纷倒下，绿草不多，更多的是灰色和黄色的草，间或也夹杂一些浅红色的毛地黄花和金黄的太阳帽花，我有时候也抬起头来，望着天空那一望无际的浅灰色的被盖和海洋辽阔无边的深灰色地板，望着码头上的一片忙碌和混乱，船檐和船体，桅杆和舰首，集装箱和褐色的锈迹斑斑的铁件废物，望着那座具有自身的色彩和韵律的城市，犹如机器一样地在颤抖着，望着所有这一切，此时的我泪涌如泉，泪水沿着脸颊流下来，为了爸爸，他是在这里长大的，他死了。或许我也不是因为这个而掉眼泪，或许有着完全不同的原因，或许我把这过去十五年里的悲伤和痛苦都聚集在了自己身上，现在把它们宣泄出来。这没有什么要紧的，没什么事情是要紧的，我就在那花园里来回地走着锄草，这些草长得实在太高了。
三点一刻我关掉了这该死的锄草机的开关，把它放在阳台下的杂物棚里，在我们出发前进到屋里去吃中饭。在阁楼房间里取出换洗衣服、毛巾和洗发水，把它们放在浴室里，关上门，脱下衣服，迈腿站到浴缸里去，把淋浴喷头扭到一旁，拧开了水龙头开关。当水热以后，再把喷头转过来，热乎乎的水流冲在我的身上。平日里跟着来的会是舒服愉悦的感觉，但不是现在，不是这里，接下来我是以最快的速度洗我的头发再把它们冲洗干净，关掉水从浴缸里出来，擦干自己穿好衣服。到外面的阶梯上时掏出了一支烟同时等着英韦从楼上下来。我满心的恐惧，当他打开车门时我看到了他露在车顶上方的那张脸，也是同样的恐惧。
小教堂位于在那个大的室内运动场的背面斜插过去的地方，我曾经在那体育馆里上过课，我们开车行驶的这道路，是我在祖母祖父在埃尔韦街上的公寓里住的半年里走过的同样的路，但眼里这些熟识的地方在我心里却什么也不能唤起，意义空洞，毫无气氛。这里的一道栅栏，那里的一栋白油漆的十九世纪的房屋，一些树木，一些灌木丛，小片的草地，一道交通栏杆，一个路标。天空中循规蹈矩地飘移着的云彩，大地上循规蹈矩运动着的人们。把树上的树枝高高掀起的风，让数以千计的树叶在以千篇一律的同一模式中变幻不定地颤抖着。
“你可以从这里进去。”我说，那时候我们刚驶过那个室内运动场，看见了在石头围墙后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教堂。“小教堂就在那里面。”
“我以前来过这里。”英韦说。
“哦？”我说。
“成人坚信典礼那次。你也在那里的，不是吗？”
“我记不得了。”我说。
“但我记得。”英韦说，向前微微低下头，为的是可以看前方看得更远些。
“停车场在那后面吗？”
“应该是。”我说。
“我们出来早了，”英韦说，“现在还有一刻钟的时间。”
我下了车关上车门。在石头围墙的另一边一架锄草机向我们开了过来。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人在操纵它。当锄草机轰隆隆地从我们身边经过，不到五米远的距离，所以我看见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根银质项链，上面套着一个近似于刮胡须刀片样的饰件。在东边，在教堂的上空，天空是黑沉沉的。英韦点燃了一支烟，朝教堂的方向走了几步。
“是，是啊，”他说，“我们在这里了。”
我朝小教堂那里望去。在入口的上方有一盏电灯，在白日的光线里几乎看不见它。一辆红色的汽车停在门旁边。
我的心跳动得更剧烈了。
“是啊。”我说。
在我们头上高高的天空，仍然还是一片浅蓝色，几只鸟儿在空中盘旋着。荷兰画家雷斯达尔总是在高高的天空中画着飞翔的鸟儿，为了体现画面的纵深感，这几乎成了他画的一种特征，至少我在我的一部有关他的书里见过一张又一张这样的画。
在离我们不远地方的树下几乎完全是一片黑色。
“现在几点了？”我说。
英韦把胳膊往前一伸，这样西服袖子向上露出了一截，他可以看到手表上的指针。
“差五分。我们进去吗？”
我点点头。
在我们离小教堂十米远的地方，那儿的门开了。一个穿深色西服的年轻人看着我们。他的脸被太阳晒黑了，金黄色的头发。
“克瑙斯高？”他说。
我们点了点头。
他跟我们一一握手。他鼻翼上的皮肤红红的，显得让人觉得有些恼怒。心神不定的一双蓝眼睛。
“我们进里头去吗？”
我们又点点头。他先进去，到了过道那里他站住了。
“就在那里面，”他说，“但在我们进去之前，我必须得让你们有点思想准备。这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画面，有许多的血迹，你们知道的，所以呢……是的，我们是尽可能努力地把一切都弄干净，但仍然能看得出来。”
血？
他看着我们。
我周身一阵发冷。
“你们准备好了？”
“是。”英韦说。
他打开了门，我们跟在他身后进入了一个很宽大的房间。爸爸躺在屋中央的一个担架上。他的眼睛是合上的，脸上的表情柔和。
啊，上帝。
我站在英韦的身旁，就在父亲的跟前。他的脸颊是红色的，就像被血浸泡过的那般充盈。这一定是当他们试图擦去血迹时血得以留存在了皮肤的毛孔里。还有他的鼻子，鼻梁断裂。但虽然我目睹了这一切，却仍然是视而不见，因为有关他的所有细节都消失在了其他的更广泛的层面当中，他那些优秀的一面，如同他的死亡一样，我以前从未靠近过，对我来说，他是一个父亲，这一切存在于生命当中永不会改变。
在我目送英韦开车向斯塔万格的方向驶去后，在我走回祖母的房子时，首先我想到的就是那些血。那里怎么可能弄上血的呢？祖母说过了，她发现他是死在椅子上的，除了这个信息之外最能让人相信的就是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心脏病发作了，或许正发生在他睡觉的时候。然而殡仪馆不只是说有血，而是说有很多的血。还有鼻子，鼻梁断裂了。所以在他被发现的那里应该是另一种形式的死亡？他是否是站起身来，在剧痛里，撞在了壁炉的砖石上？跌倒在了地板上？但如果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在墙上或是地板上都没有任何血迹？怎么可能会祖母没说到有血的事？因为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仅仅是血这类东西，让他不可能静静地入睡。她把那些血迹擦洗掉，然后全忘记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没擦洗什么东西也没把什么东西藏起来，在她身上看不到有要这么做的必要。同样奇怪的是我把这事也很快地忘掉了。啊，或许这也并不奇怪，现在要涉及的有许多其他的事情。但不管怎样一回到祖母家我就得马上和英韦通话。我们必须要和负责将他的身体转到医院的大夫联系上。他可能会告诉我们当时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我尽可能快地走在那通向上方的缓坡上，好像时间仓促不能按时到达一样，沿着一道翠绿的在院篱内长得紧密繁茂的树栅栏，与此同时我的脑子里仿佛酝酿着另一种念头，那就是希望尽可能地延长我一人独处的时间，甚至想到了或许去找一个咖啡馆在那里读一张报纸或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和英韦在一起与祖母待在一块儿是一件事，而让我单独面对祖母那又是另一回事。英韦知道怎么样去应对她。他们之间的那种轻松的、充满诙谐幽默的语调，和埃尔林和居纳尔经常使用的手段一样，说得婉转一点的话，这方法我就压根儿没用过，在参加体操课训练的那一年里因为我住得很近，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好像我的态度与举止跟他们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我带去了一些他们不希望的行为方式，这种猜想在几个月后以某种方式得到了验证，一个晚上妈妈告诉我祖母给她打电话说我不应当这么经常去他们那里。大多数的指责我可以对付，但恰恰这一条我不能接受，虽然他们不欢迎我，但他们是我的祖父母，对此我很震惊，以至于没法再能控制住自己，就在妈妈的面前，我开始抽泣起来。她，站在她的角度上，也十分生气，但她又能做什么呢？同时当时的我对这些事不能理解，认为没什么可说的，就一句话他们不喜欢我，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猜想这不招人喜欢的地方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组成。我不能想象这个画面，不能进入这个角色，我把自己身上的那些高中生的习性带进了这所房子里，还始终固守着它，迟早他们也都得慢慢适应，于是就产生了这种不平衡，因为他们的习惯是绝不强迫我去做任何一件事情，于是要做的便是最后他们给我母亲打了电话。我到那里去总是有求于他们，或是具体的，那就是去吃饭，因为我是在放学以后去那里，在训练之前，那我就会一直到晚上的八九点前都没吃东西，再不就是这钱的事，只有下午的公交车学生才可以免费乘坐，我又不能总是有钱自己买车票。吃饭和钱，这两方面，他们倒并不是反对提供给我，激怒他们的，大概是我的这种非要不可，于是他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吃饭和车票钱不再是免费的礼物，但也还有其他因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和他们之间的联系上，他们不愿意再做什么。那时候我不理解这点，现在我懂了。在那里我的所作所为，是用我整个的生活和我的思想完全地去接近他们，这是同一模式中的其中一部分。他们不可能，或许大概不会给予我的这种贴近，我也接受其中的一些。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所有这些拜访他们的时候我总是想着他们，总是说一些我认为他们愿意听的话；即使是那些我极个人极私密的事情，我说这些是因为我认为他们听听这个会有好处，而不是因为我本人需要说出来。
这是最不愉快的事了，我这么想着，那时候我走在了朝向隆的那条林荫路上，午后排成了一长串的汽车队列在身旁经过，路过了被尘埃和排气变得污黑的一段段的树干，与上方树冠里那一大簇繁茂的葱翠和轻俏的树叶儿相比较，它们沉重如石柱一般，不过我还是觉得，事实上那时候我还可以算是个识人者。我能做到的就是设身处地，这是我的长处。理解他人。但我自己仍然更多的是个谜。
啊，真太蠢了！
我笑了。立刻抬头去察看旁边路上的那些坐在车里的人是否能看见了我。但没有人看见。所有的人都沉溺在自我当中。
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我可以变得聪明一点、会来事儿一点，但我仍然不能继续佯作不知。不说谎，不演戏。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让英韦去应对祖母。但现在我必须个人去面对。
我停下点燃了一支烟。当我继续往前走时，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变得了振奋起来。是因为我左边这些原本是白色的，但被排出的废气弄黑了的砖石外墙吗？或者是在林荫路上的那些树木？这些静止不动，被绿叶覆盖着的，带着自身代代衍生永不衰竭的树叶，这沐浴在空气当中的生灵？因为当我的眼睛刚刚触及它们，心中便总会充满喜悦。
我格外使劲地深吸了一口，再弹掉香烟上银灰色的烟灰，同时向前走去。当英韦和我一起开车去小礼堂的那会儿这周边的环境对我没有唤起任何回忆，但现在它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向我袭来。我想到了以往的两段时期；首先是在我小时候来这里的事，和祖母祖父一起在克里斯蒂安桑，这个城市图画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犹如童话般的景象一样呈现出来，然后就是当我在十来岁时住在这里的情形。几年前我来过这里，从那时起我就注意到这些印象中的地方是如何地蜂拥而来，部分原因是它与我记忆世界里的一部分联系在一处，部分是与其他的相关，同时存在于三个独立分离的时间段。我看见了药店，记得有一次我、英韦和祖母一起去过那里；店外面路边高高的雪堤，天下着雪，她穿着长大衣戴着毛皮帽子，站在窗台前的队列里，穿着白大褂的药剂师在屋里面走过来走过去的。不时地她扭转头来看我们在干什么。那目光不是冰冷的，但至少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在第一次的目光搜寻后，她露出了笑容，眼睛里充满温暖，变换就在那一瞬间。我看着通向隆桥的坡路，记得祖父通常在下午从那儿往上骑着自行车回家来。在外面他看上去是多么的不同啊！好像骑在上坡路上这轻微的摇摆动作是个原因，不单是他骑着的这辆车，也是他这个人：在一瞬间里他是个穿着外套戴鸭舌帽的任何一个上了年纪的克里斯蒂安桑老头，在接下去的一瞬间他又是祖父。我看着下面路上延伸开去的住宅区里那一片房子的屋顶，想到了十六岁时的我在夜里是怎样在它们中间穿过，心里充满的那些情感的起伏剧变。于是我看到了的那一切，甚至是花园后面一个生了锈的、歪歪斜斜的晾衣架，甚至是一棵树下的地上那些腐烂的苹果，甚至那条被篷布包裹起遮挡好了的船，和那伸在外面的湿漉漉的支架，船底下那些发黄的，扁平的草，都是辉煌般的美丽。我看见马路的另一面那些建筑物背后的草坡，想到了一个蓝色的、凛冽的冬日我们曾和祖母在那里乘雪橇滑下坡。在阳光照射下的雪是湿润的然而又是那么刺眼，像是在高山上的那种强烈光线，位于我们下面的城市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很奇怪的，把在那里发生着的事情完全敞开来，在我们下面的街道上走过的人们、驶过的车辆，路的另一边在一家当地公司外那个在车道上扫除积雪的男人，其他的小孩子都在坐雪橇玩，仿佛没有其他任何的地方聚会，就单单在天空下的这里兜着圈子玩。当我在往下走去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在我的心中活了起来，所有这一切包裹着我的环境都进入了视野同时让我思索，但这只是流于表象的，只是在意识里最外的一层，因为爸爸死了，这让我在心中感到悲痛，这种情绪辐射到我所有的思考和情感里。在这些个回忆里也能找到他，但他在那里面无足轻重，这一点着实令人奇怪，在那里有关他的什么念想都没有。在70年代初期的一次，爸爸沿着人行道走在我前面几米远的地方，我们去小卖店买烟斗清洁器，然后要去祖母祖父家，他扬起下颚仿佛同时他对自己发笑，我知道他的这种快乐，还有就是爸爸在银行里，他一手拿着钱包，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把头发往后拨，在柜台跟前的玻璃上看着自己发光的身影，要不就是爸爸坐进汽车把车开进城：在这些回忆中我没有感受到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这就是说，我回忆的当时，我有感受，而不是现在，在我想着它们的时候。带着他已经死了的这个念头，与他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在这个念想里，他就是一切，这很自然，念想也是一切，因此当我去到那里时，在一个飘着轻轻的、蒙蒙细雨的日子里，好像发现自己进入另一个天地。居于这个天地之外的没有任何意义。我在看，我在想，然后我所看和我所想的又已然退去：这跟它们没干系。跟什么都没干系。只有爸爸，他死了，仅仅和这有关联。
在我这么走着的时候，那个信封，那里面装有他死亡时带在身边的物件的棕色信封，一直在我的意识里。在药店那条街的对面的综合商务公司外我停下来，身子稍稍偏向墙那边，把信拿了出来。我看到了上面父亲的名字。一种陌生的感觉。我指望的是克瑙斯高这个姓。但只要没有拼写错误，当他死时用的就是更换后的这个可笑和华而不实的名字。
一个老太太一手拖着一个带轱辘的购物袋，另一只手牵着一只小白狗，当她从门里出来时瞅了我一眼。我朝墙那里迈出了几步，摇晃着手里拿着的东西。他的戒指、首饰、几枚硬币、一根针。就这些。这些东西本身看起来只可能是些平常的日用品。但是他把它们带在了身上，那戒指一定是戴在手指上的，首饰是戴在脖子上的项链，当他死了之后，就给它们罩上了一种特殊的光环。死亡和黄金。我把它们在手掌里一个一个地摆弄着转圈，它们让我心里充满不吉祥的感觉。我站在那里对于死亡的恐惧就跟我在小时候那会儿对死的恐惧一个样。不是因为我自己会死，而是对那些死者。
我把这些东西放回了信封里，再把它放进我的衣袋里，在两辆汽车的空隙间跑过马路，进到小卖店里买了一份报纸和一块狮子巧克力，我吃着巧克力走完了通往那栋房子的最后的几百米。
即使在那里发生了这一切之后，那里依旧悬浮着令人缅怀往事，从我童年时代就记得的那种气味。那时候我就揣摩出了这种现象，我进入的每一所房子它有着怎样的气味，所有的邻居和所有的家庭，它们都有着完全属于自身的东西，特别是那气味，那是绝不会改变的。所有其他的人家，除了我们的房子。它没有这种自己的、特殊的气味。在那里什么气味也没有。在祖母和祖父来看望我们的时候，他们把他们房子的气味带到了这里；我特别记得这么一次，祖母出人意料的来我家，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当我从学校回到家在过道里闻出了气味，我还以为是屋里进来了贼，因为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家里来了客人。在车道上没有停着车，过道里也没有衣服和鞋。只有气味。但这不是家里进了贼：当我走上楼，看见祖母全身披挂着站在厨房里，她是乘坐公共汽车来的，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这可这完全颠覆了她往日的风格。二十年过去了，这里面发生了多少的变故，现在房子里的气味还是跟以前一样，真是太奇怪了。你可以想象这与习惯有关，使用一样的香皂，一样的洗涤剂，一样的香水和剃须水，用一样的方法做的一样的饭菜，每天干着一样的工作，在下午和晚上的时候干着同样的事情：那就是鼓捣下汽车，修理一下这里那里的，对，有了汽油和矿物酒精的痕迹，金属和空气中排出的废气这些东西，搜集旧书，对，那书里就有了泛黄的纸页和陈旧的皮质封面的气味。但在一栋房子里所有以前的习性已经终了，这里的人已经不在人世，而剩下的那些已经年迈的人干着他们一贯干着的事情，但这些房子里的气味又是如何，它们就怎么能没有改变？四十年的生命都渗进嵌印在了这一面面的墙壁里，这就是我每一次步入这里嗅出的气味么？
我没有立刻上楼到她那里去，而是打开了通向地窖的门，在那个狭窄的楼梯上往下面走了几步。向我扑面而来的这阴冷、晦暗的空气，仿佛是浓缩了的空气，抑或是这房子的一个浓缩，这恰恰就是我记忆里的感觉。就在那下面在秋季里他们储藏着一箱箱的苹果、梨和李子，连同那些老墙和泥土的气味一起，这些综合气味成为了这房子地下的一道气味，另外所有其他的气味夹杂在一起作为反衬一块儿散发了出来。我到地窖下面去没有超过三四次；阁楼上的那些房间也一样，那是我们的禁区。但我是多么经常地站在过道那儿，看着祖母从那下面上来，手里拎着给我们的装满一口袋的黄澄澄的、多汁的李子或是红红的、虽有点皱了皮但味道却格外美妙的苹果？
唯一的光线是来自下面墙上的那个小小的类似船舱里天窗的窥视孔。因为花园的地势比房子的进口处要低些，所以人从这里可以一直望出去。透视的效果似乎扑朔迷离，对空间的感觉如同溶解了一般，在短暂的一瞬间它彻底在我面前消失了。然后，在我的手抓住楼梯栏杆的同时，一切又如此清晰地展现在我跟前：我在这里，窗户在那里，花园在那里，房子的入口在那里。
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从窗户那里望出去，目光没有固定在一点，脑子里没有想着特别的事情。然后我转身走上了上面的过道，把夹克挂在衣帽间的一个衣架上，在楼梯旁墙上挂着的镜子里望了一眼自己。眼睛周围仍然挂着一圈疲倦。当我走上楼梯的时候，刻意重重踏着步子，这样祖母将听到我的到来。
她坐在餐桌旁边，就像我们几小时前离开她时的那个姿态。她跟前放着一杯咖啡、一个烟缸和一个她吃下了的圆面包后满是碎末的餐盘。
当我走进门，她用一个迅速的、像鸟一般的方式抬起头。
“啊哈，是你呀，”她说，“一切顺利吗？”
她大概已经忘了我去哪里了，但我还不能完全确定，所以用一种适合这种情势的严肃语调回答了她。
“是的，”我说点了点头，“一切都好。”
“那就好。”她说，把头掉了过去。我朝屋里面走了几步，把我买的报纸放在桌上。
“你不想喝点咖啡吗？”她说。
“想的，我想喝一点。”我说。
“壶在电炉上。”
她语气里含着的某种意味让我看了她一眼。她以前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同我讲话。奇怪的是她就没怎么改变，不像我的变化那么大。在最后的那段时间她就是用这种口吻同爸爸讲话的。她现在的讲话，是在对着他讲，而不是对我。假如祖父还在的话她是不会用这种方式对爸爸讲话。这是母子之间在没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讲话用的那种口吻。
我不认为她把我当作了我父亲，只是她讲话的习惯使然，就像一艘船在关掉发动机后它自身还持续向前滑行。尽管如此这还是让我心里还是打了个寒噤。但我不能让自己为此而受干扰，于是从橱柜里取出一只杯子，走到电炉旁边，用手指感觉了一下烧水壶。它早已经没有了热度。
祖母吹了一下口哨，用手指头在桌面上敲着鼓点。在我的记忆里她很久没这样做过了。看见眼前的她令人感到些许的快慰，因为要不这样，她就真的是变化太大了。
我见过她在30年代初期的照片，她那时很漂亮，不是夺人眼球的那种，但足以让人注意到她，以一种别出心裁的那个时代典型的方式：深色的、很戏剧化的眼影，樱桃小嘴，短发。当她在50年代末已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中年女人时，在一张他们在旅行途中景点前拍下的照片里，尽管是以一种较柔和的、不太明显但又并非模糊的方式，那种能让人留意到的容颜依旧存在，人们依旧可以使用美丽这个词汇来形容她。当我长大成人时，她已经是六十岁末尾七十出头的年龄，自然我所看见的已经不是当年的她，她只是“祖母”，她曾有过属于自己的有着她个人特征的风采，我对此并不知晓。一个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老年女人把自己保养得极好，衣着穿戴优雅得体，这一定会让人对在70年代末期时的她有着印象，还有对她那乘坐公交车来看望我们的意外之举，就这么突然一下子坐在了我们在蒂巴肯家的厨房里的这个记忆。充满活力，亲和近人，身体健康。直到几年以前她都始终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她身上有了些改变，这不是因为年龄的缘故，也不是由于生病，而是其他的原因。她失去了自我，不是属于一般老年人通常有的那种程度不深的专注于精神世界或者有满足感的那种情况，盘踞在她躯体内里的是强硬尖锐，就像她瘦削干枯的身体。
我看见了，但我对它无能为力，也不能在上面架起一座桥来，不能帮助或是安慰她，我只能看着，这就让我同她待在一起的每一分钟紧张万分。唯一的办法是保持一种运动状态，不要同那儿存在的一切，在这房子里或是她身上的东西，绑定在一处。
她用一只手从嘴唇上拿下粘着的烟丝。然后朝我望过来。
“要我也给你煮点咖啡吗？”我说。
“那咖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她说。
“它不太热了。”我说，手里拿着水壶朝水槽那里走过去。“我重新煮一点。”
“你是说，它不太热了。”
她对我恼怒了吗？
没有。因为她笑起来了，拂去了膝盖上的一点碎末。
“我一定又开始有点犯糊涂了，”她说，“我肯定刚才我的脑子里就在拌浆糊。”
“那咖啡不是很凉，”我说着打开了水龙头，“只是我喜欢滚烫的咖啡。”
我把咖啡渣倒了出去，让水流射向水槽底部直到所有的渣子都消失在排水孔里。然后把水壶重新灌满水，水壶的内壁几乎完全变黑，在水壶外壳上布满了手指上的油腻留下的纹印。
“犯糊涂”，这是家庭里对老年痴呆症的一个委婉说法。当祖父的兄弟莱夫“犯糊涂”时他一次又一次地从老人院跑出来到他小时候住的房子去，站在那里高声呼喊，傍晚和夜里时去捶打人家的门。他的另一个兄弟阿尔夫，在他最后的那些年里也开始犯糊涂；因为他表现出的多数情况是把过去的事和现在的事搅在一起分不清。祖父他自己在生命最后的阶段也有点犯糊涂，半夜三更爬起来擦拭他搜集的那些数量极可观的钥匙，既没人知道他有这些东西，也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是家里的遗传问题；他们的母亲最后的时间里也没少犯糊涂，要是我父亲说的那些话都可信的话。在最后的时间里她不消说是犯糊涂的，当听到警报拉响时，她不是下到房子的地窖去而是往阁楼上跑；据我父亲讲她从阁楼那很陡的楼梯上跌下来送了命。这是否真的如此，我不知道，我父亲可以对任何事情都撒谎。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但没有找到任何方式来验证。
我拿着水壶到了电炉那里，把它放在电炉盘上。摁下了厨房里到处都有的安全开关。紧接着沾了水的水壶底开始哔哔啵啵一阵爆裂声。我双臂抱在一起站在那里，望着窗户外那陡峭山坡的顶峰，那栋白房子就像矗立在那里的宝座王基。我想到了在我过去的这一生中都这么往上看去的这栋白屋子，就没有一次看见过有一个人在里面或是在它的周围。
“那，英韦在哪里呀？”祖母说。
“他呀，今天去斯塔万格了，”我说，朝她转过身来，“回他家去了。然后他会回来，到……星期五。”
“是这样啊，哦，”她说。自个儿点了点头，“他去斯塔万格了。”
当她抓住烟草盒子和那小小的红黑的色的卷烟器时，她说话了，没有抬起头：
“但你在这里吧？”
“对，”我说，“我一直都待在这里。”
很明显地看得出她愿意我留在这里，这使我很高兴，尽管我明白她特别需要的并不是我，而是只要有人在那里。
她用出乎意料的一股猛劲把卷烟器的手把拉开，抽出填充了烟丝的纸卷，点燃了它，再拂去膝盖上的烟灰，坐在那里凝视着自己跟前的空中。
“我想我还要继续去打扫清洁擦洗，”我说，“今天晚上我得干得晚一点，再打几个电话。”
“好的。”她抬起头来看着我。
“但你就这么忙，不能在这里坐一小会儿？”
“那，那倒不是。”我说。
水壶里的水发出了嘘嘘声。我把壶使劲往炉盘上摁了摁，水开的声音更响了，然后我把它移在一旁，倒了些咖啡进去，用叉子在里面搅动几下，重重地把它放回炉盘上，再把壶放到桌上的铁丝垫上。
“咖啡好了，”我说，“现在让它再闷出点味儿。”
咖啡壶上我们没擦洗掉的指纹，一定也包括有爸爸的。我眼前看见的是他那被尼古丁熏黄了的手指头。这里有些不相称的有损尊严的东西。这熏黄的手指头显示出的平凡琐碎的生活，与庄严的死亡不能相提并论。
或许我愿意这二者同步。
祖母叹了口气。
“啊，是啊，”她说，“生活就是混斗，这老太太说，她不会发f这个音。”
我笑了。祖母也笑了。然后目光里又是那恍惚不定的神情。说了些话以后我的脑子里轻松些了，变得空空如也，给杯子里倒上了咖啡，虽然它的黄色多于黑色，还有小的咖啡渣粒漂浮在水面上。
“你要咖啡吗？”我说。“有点淡，但……”
“好的，想来一点。”她说，把她的杯子在桌面上推出了几厘米。
“谢谢。”当杯里的咖啡到了一半时她说。拿起装有奶油的黄色纸盒，给咖啡里倒进一点。
“英韦到哪里去了？”她说。
“他去斯塔万格了，”我说，“回他家里一趟。”
“对的。他是要去那里的，是啊。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是星期五。”我说。
我在水槽里把桶涮了一下，重新放好水，倒进了绿肥皂水，戴上橡皮手套，一手抓起放在案桌上的抹布，一手拎起水桶，走进了客厅最里面的那一块。外面的天色开始有点暗了下来。在最接近地面的光线里，在环绕着树木的树冠周围，在它们的树干上，在朝向邻居地盘篱墙的树丛中看得见一抹微弱的淡蓝色。虽是那样的淡薄但颜色依旧可见，就这样以一种反向力，渐渐超越了夜色，因为这光线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再闪光眩目，这淡化给予它们的丰富和充盈交代出了一种背景。但在外面的西南方向，人们仍旧可以看见峡口处的灯塔，那里白日的光线并未受到挑战它依旧存在。那里的几朵燃烧着的红云彩，像是来自自身的威力，因为那时的太阳已经掩面不见。
过了一会儿祖母进来了。她打开电视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广告的声音总是比节目的声音要高出许多，它不仅充满了整个客厅，也在墙壁上激起了轻微的回响。
“现在是新闻了吗？”我说。
“那是肯定的，”她说，“你不想来看看？”
“想的，”我说，“只是我得先把这里的活儿干完。”
当我沿着一整堵墙把这护墙板擦洗干净后，拧干了抹布，走进厨房里，玻璃窗上看得见一点反射出的我的影子，形状模糊不清，较亮的和较暗的两个区域则很明显，把水倒进水槽，抹布搭在桶上面，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了一刻，然后打开橱柜，把放在里面的纸巾推在一边，拿出了一瓶伏特加。我从水槽上方的柜里找出两个玻璃杯来，打开冰箱取出一瓶雪碧，给一个玻璃杯倒满，另一个杯里的雪碧掺上了伏特加，端着两个杯子进了客厅。
“我想我们可以享受一点点酒。”我笑着说。
“真是太令人愉快了，”祖母说，她也回报我一个微笑，“我们可以这样做的。”
我把兑有伏特加的那杯递给了她，自己拿着那杯雪碧，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可怕，真是太可怕了。我的心被撕裂成碎片。但对这事要做点什么，我也办不到。她需要这杯酒。就是这样。
至少应该是威士忌或是波特酒就好了！
那我就可以用托盘再加上一杯咖啡一起端上桌，这才有模有样，虽还不是完全合乎章法，但起码不会像把掺有雪碧的伏特加就干脆倒在杯里那样直截了当的饮酒。
我看见她怎样张开那年老的嘴，把酒一口吞下。我已决定不应当再度发生这样的事。现在她就坐在那里双手捧着一杯酒。心里像被扎了一刀。万幸的是她没有开口再要。
我站起来。
“我去打几个电话。”我说。
她向我转过头。
“在这时候了你给谁打电话？”她说。
再一次她又好像是在对另一个人讲话。
“现在才八点钟。”我说。
“不是更晚些的时候？”
“不是。我想，我要给英韦打个电话。还给托妮耶打一个。”
“给英韦电话？”
“是。”
“他不是在这里吗，他？哦，不，他不在这里。”她说。然后她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电视上，好像我已经离开了房间。
我把一把餐桌的椅子拉出来，坐下来拨了英韦的电话号码。他刚刚走进门，一切进展顺利。在背景里我听到了托耶的尖叫声，卡丽·安妮在呵斥他。
“我在想那血的事。”我说。
“是呀，那是什么呢？”他说。“这一定发生了比祖母告诉我们的那些更多的事情。”
“他一定是跌倒了还是怎么的，”我说，“撞击到了硬物。因为他的鼻梁断裂了，你看见了吗？”
“当然。”
“我们应当和那些当时在这里的人谈谈。说白了，就是同医生谈。”
“殡仪馆那里会有他的名字，”英韦说，“你要我给那里打电话吗？”
“对，你可以吗？”
“我明天就打。现在有点晚了。那我们明天再谈吧。”
我想过了要说说这里发生的事情，但从他的声音里感觉到了一点不耐烦，这也不奇怪，两岁的女儿于尔娃在楼上等着他。自从我们俩分手后虽然不过几小时。但他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要结束我们俩的谈话，所以这得我来这么做。当我放下话筒后，拨响了给托妮耶的电话。从她的声音里我听出来，她一直在等候我的电话。我说我相当累了，我们可以明天再多聊聊，她其实几天后就会到我们这里来。谈话只持续了几分钟，但在这之后我仍然感到自己好多了。我从厨房的桌子上找到香烟和打火机拿在手里，来到了外面的阳台上。这个晚上海湾里拥挤着返航的船只。温暖的空气里充满了这个城市特有的木材的气味——当风从北方刮来时总是这样，在我脚下的花园中有树木的气味，和一种淡淡的、几乎难以觉察出的海洋的气味。屋内从电视屏幕上发出闪动的光。我站在阳台的另一端在黑色的铁艺围栏跟前抽着烟。当烟抽完后，我把烟蒂在墙的外侧上揿灭，发着红光的烟灰像小星星般往下面的花园里飘散而去。又走进屋里我首先看了看坐在客厅里的祖母，然后走上通向阁楼卧室的楼梯。放在床边的行李箱敞开着。我取出装着书稿的纸板盒，在床沿上坐下来，打开纸盒盖撕开上面的胶布。想到事实上一本书就即将要问世了，当第一页上的书名进入眼帘时心上涌起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校对稿和我自己写的且习惯了的那个手稿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我马上把这念头压了下去，我不能坐在这里想这个，从箱子里的一个内袋里找出了一支铅笔，拿起校对符号概述的那张纸页，移到床上坐下，背倚靠着床的档头，把一摞书稿放在膝盖上。时间催得急，所以我计划在这里的几个晚上从头至尾尽可能多看些。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时间读它。乘着英韦在斯塔万格，现在又还不到八点钟，我眼下至少有四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要是不能再多的话。
我开始阅读。
分别挂在床对面靠墙的半开着的衣柜门上的那两件黑色西服，很干扰对文稿的校对，因为当我在阅读时，一直都想着它们，尽管我知道这不过就是两件衣服，但它们的阴影进入了我的意识里，想象着这就是两个活生生的躯体。为了要让它们在眼前消失，几分钟后我从床上爬下来。一手托着一件西服站在那里，四下寻找着一个可以挂它们的地方。挂在窗帘的横杆上？那地方会让它们比在什么地方都更引人注意。在门框上？不行，我得在下面走呀。最后我走出了房间，进入了旁边晾衣服的阁楼间，我把它们挂在了那里的晾衣绳上。在那里，自由地挂着，它们看上去再没有比任何时候更像两道阴影了，我能嗅出死亡的气味，但不管怎样这让它们在我的视野之外了。
于是我再走进屋里，在床上坐下来继续工作。在下面很远地方的街道上一辆汽车加速飞驰。下面一楼传出的电视里的声音。在这空荡沉寂的房子里听上去是一种完全彻底的疯狂，流动着充斥在这一间间屋子里的疯狂。
我往上抬起眼睛。
我写出了一本给我父亲的书。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事实如此。这本书就是为他写的。
我放下手里的书稿，站起来，走到了窗边。
他对于我真有着这么重大的意义？
啊，是的，他就是这样。
我希望他将会看见我。
我第一次明白了我写作，确实是为着什么的，不仅仅是为了我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装着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当我写到有关我爸爸的一个章节时开始哭泣了。我一写到爸爸泪水就沿着脸颊往下流，让我几乎看不清键盘或是屏幕，只是敲打着字符。当这些伤痛已经在我身上消失后，我感觉不到它曾经的存在，我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寻到它。我的父亲是个蠢货，一个我不想与他有什么干系的人，和他保持远距离对我来讲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了。这里说的不是保持距离，而是根本就没有他，他的什么事也触及不到我。一直就是这样的情况了，然而现在我坐在这里写着，眼泪哗哗地直流。
我又坐在床上，把书稿放在膝盖上。
但这里面还有更多。
我也想显示出我比他出色。我比他强大得多。或者就只是这样的情况，我希望他将会为我而感到骄傲自豪？真正地认识我？
他从来不知道我将会出版一本书。在他死之前，我们最后一次的单独见面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他自然是又问起我那段时间在干什么，我回答他我刚好开始在写一本小说。我们走上了女王街，出去吃晚餐，虽然天很冷，汗水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问话的时候，并不看着我，他问这书将会怎么样，一次非常明白清楚的谈话。我点着头回答说有一个出版社对此很有兴趣。当我们走在路上时他向我投来的那一瞥的样子，好像他还继续待在某一个他曾经待着的地方，或许他可能还会在那里。
“你干得不错，很好，卡尔·奥韦。”他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我对这个记得很清楚？通常我把人们对我说的一切几乎都忘得一干二净，不管是多么亲近的人，在那种情势下没有任何的征兆显示这是我同他在一起那些日子里的最后一次。我记得或许是因为他使用了我的名字，我听到他最后一次这么叫我应当是四年前的事了，出于这个原因，让我感到和他有意想不到的亲近。我记得或许是因为就在当时的几天前我写到了他，直率地写出了与他现在向我示好的态度完全大相径庭的感情。或许我记得是因为我痛恨他把我攥得紧紧的，显而易见，我很高兴我还是小孩。在这个世界上我绝不会为他的缘故去做什么，为他的缘故去受人指派干什么，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因素。
现在这种意愿已全无意义。
我把这摞书稿放到床上，笔放回了箱子的插袋里，弯下腰从旁边的地板上拿起那个纸盒，试着想把书稿再放回去，但放不进去了，于是我就把书稿放回箱子里的老地方，在箱的最下层，仔细地用衣物把它盖上。那个放在床上的纸盒，我站在那里长久地盯着它，每一次看着它的时候，对小说的诸多的想法便有了头绪。拿着它下楼把它扔到厨房的垃圾袋里去，这是我最初的冲动，进一步想想这不行，不应当用这种方式把它搅和在这栋房子里。于是我又把箱子里的衣服拿到一边，把纸盒放在箱底书稿的旁边，上面盖上衣物，放下箱盖，在走出房间以前，把箱子拉链拉上。
祖母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当时在播一个电视辩论节目。我想，这对她来说根本无所谓。下午电视二台的青少年节目和挪威电台晚间的纪录片她也一样看。我从来不明白这种疯狂的、充斥着无休止情欲的年轻人的真人秀节目，和那些没完没了的新闻节目以及电视辩论节目，能够给她带来些什么。她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来自一个真正的昨日的欧洲，固然是处于最边缘的地带，但还是欧洲的地域不是？1910年时代是她的儿童时期，20年代是她的青年时期，30年代时她长大成人，1940年到1950年她做了母亲，在1968年就业已成为了一个老妇人？这其中一定会有些什么吧，因为每一个晚上她都坐在这里看电视。
就在她身下的地板上有一小滩褐黄色的水。沿着椅子旁边一片较深颜色的水痕显示出了它的源头从哪里流来。
“英韦给你问个好，”我说，“他回家一路顺利。”
她抬头向我投来短暂的一瞥。
“那就好。”她说。
“你需要什么吗？”我说。
“需要？”她说。
“是啊，一些吃的还是别的什么。要是你愿意，我可以给你做一点。”
“不用，谢谢，”她说，“你可以给你自己弄点。”
爸爸尸体的画面让我对食物感到恶心。但一杯茶很难会让人联想到死亡吧？我在电炉上用一只平底锅烧水，把茶袋放进冒着热腾腾水气的杯子里，站在那里看着那颜色怎样在茶袋里释放出来，慢慢地旋转着地流失在了水里，直到水完全变成了透明的黄颜色，我端起杯子拿着它走到了外面的阳台上。在远远的海峡口处丹麦的海洋游轮发出停泊信号驶进了港口。在黑暗的天空中，仍旧能看到一抹蓝色，给人一种材质的感觉，仿佛它实际上就是一方巨大的桌布，我也看见了星星，就像是穿透千万个小洞里发出的光芒，它们是从背后的光线里派生而出。
我喝了一口茶，把杯子放在窗台上。我又想起来那个晚上我父亲更多的事情。人行道的地面上有了较厚的冰层，东面吹来的风穿过街道一扫而过，街上几乎空无一人。我们走进了一家饭店的餐馆里，把外套脱下挂上，在一张餐桌旁坐下。爸爸呼吸沉重，用手在额头上一抹，拿起菜单来看，他的目光在菜单上从上到下扫视一遍。又开始从上方起再看。
“看上去这儿好像不卖酒。”他说，站起身来，走到餐厅主管那里。他对他说了些什么。当那人摇头时，爸爸转身走了回来，几乎是一把抓起了挂在椅背上的外套，穿上它同时朝门道走去。我急忙跟在了他身后。
“怎么啦？”我说，那时我们已站在了外面的人行道上。
“那里不卖酒，”他说，“我的天，这是家禁酒的饭店。”
然后他望着我笑了。
“我们吃饭得要喝酒，你不明白呀。但不要紧。这里直走下去有另外一家饭店。”
我们在苏格兰人饭店前停下，在窗边的桌前坐下后，各自吃自己的牛排。应该是说，是我在吃牛排；当我吃完以后，在爸爸餐盘里的牛排几乎没动。他点燃一支烟，把最后的一点红酒喝下，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说他计划着要开始当一名长途货车司机。我不知道对此该如何应对才好，只是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当个长途货车司机是很不错的，他说。他一直喜欢开车，喜欢旅游，现在有机会做这件事还有人给你报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德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他说。是呀，这是个好工作，我说。但现在我们就到这里吧，他说。我结账。你只管走。你肯定还有好多事要干。看见了你我很高兴。我按照他说的做了，起身拿起夹克，对他说再见，然后走进饭店的大堂，走到外面的街道上，有一瞬间的踌躇，是不是要打车回家，最后决定不坐出租，朝公交车站走去。通过窗户我又望见了他，他正穿过那一带的酒店街区，走向街另一端的一道门，那里直通酒吧，我又看见了他走动着的身影，那庞大沉重的躯体，是那样的匆忙和急不可待。
这是他生前我最后一次看见的他。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始终是他在端正形象尽量律己。在这两个小时里他用尽所有的力量在克服自己，努力塑造一个正面的形象，不心神恍惚，将身心都集中一处，做一个他曾经就是如此的那样一个人。
这个想法让我的内心疼痛，我在阳台上来回走着徘徊不已，很快地一会儿盯着城里的方向，一会儿又朝向大海。我思忖着是否要出去一趟，到下面的城里，或是到体育场外面去，但我又不能让祖母独自一个人待着，于是强迫自己哪儿也别去了。再说明天一切都将会是另一番光景。第二天的到来总是会有更多的光亮。不管在自己的心里有多么的沮丧低落，不可能不受到这新开端带来的影响。于是我拿上杯子进到了屋里，把它放在洗碗机里，把放在那里的那些杯子和玻璃杯，大大小小的餐盘也都一起放了进去，倒进洗涤粉，开动了洗碗机，用抹布擦干净桌子，再拧干抹布把它搭在水龙头上，虽然这湿漉漉的、粗糙的布料和这锃亮的镀铬水龙头有些不般配，我走进客厅，在祖母坐着的椅子跟前站住。
“我想我要去睡觉了，”我说，“这一天够漫长的了。”
“时间有这么晚了吗？”她说。“是的，我也很快要上床了。”
“那，晚安。”我说。
“晚安。”
我转身就要走开。
“呃？”她说。
我又向她转过身来。
“你没想过今晚就在那上面睡觉吗？你睡在下面也行的。在那间老房间里，你知道的。你就在那旁边的浴室冲澡。”
“是这样，”我说，“但我想我还是在上面睡。我们已经在那里把东西都安置好了。”
“好，好，”她说，“随你的便。晚安。”
“晚安。”
当我来到上面的房间里，平静地脱下了衣服，这时候首先明白了她建议我在下面房间睡不是为着我的缘故，是为她自己。我立刻把t恤衫再穿上，把床单从床上拉起来，把被子卷起夹在一只手臂下，另一只手提起箱子，又下楼去了。在楼梯的平台那里我碰见了她。
“我改变主意了，”我说，“像你说的一样，最好睡在下面。”
“是的，不是这样吗？”她说。
我跟在她后面走下楼梯。在过道里她对我转过身来。
“那么，你需要的东西都齐全了吗？”
“什么都不缺。”我说。
然后她打开自己那间小房间的门，不见了。
我要住的这间房，是他们俩没有碰过的，但里面都是些她的东西，像发梳、卷发器、首饰和首饰箱、衣架、睡衣、衬衫、内裤、毛巾、洗浴用品、化妆包，到处分散地放着，在床头柜上，在床垫上，在打开的衣柜里的搁架上，在地板上，在窗台上，我不能顾及这乱七八糟的一切，眨眼工夫三两下把摊在床上的东西弄干净，然后铺上床单放好被子，脱下衣服，关掉电灯上了床。
我一定是立刻就入睡了，因为这之后我记得的就是，我醒过来打开了床头上的灯看表，时针正指两点。门外的楼梯上有了响动。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爸爸已经回来了，那时的我还处在睡后醒来的朦胧里，大概这与我所梦到的东西联想在一起了。不是鬼魂，而是活生生的人。我的心里完全不排斥抵触这种想法，于是我害怕了。但它不是猛然而生，而是画面场景的那种延续着的缓慢，我明白这很荒唐可笑，我走出去来到了过道里。祖母的房间的门留着一道缝隙。我望进去。她的床上没有人。我走上了楼梯。或许她只是想去倒一杯水喝，也或许她没有睡意，上楼去看看电视，但为保险起见，我还是想去确定一下看看是否是这样。先看看厨房。她不在那里。然后是日常起居的大客厅。她也不在那里。那么她一定是去那间小客厅了。
对，她就站在那里的窗户跟前。
出于某种理由我不想让她发现我。在那昏暗的拉门的阴影里我停了下来，站在那里看着她。
好像她又陷入了那种神志恍惚的状态中。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凝视着外面的花园。她的嘴唇不时地蠕动着，好像她在对自己喃喃低语。但嘴里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没有一点预兆，她突然转过身，直端端地向我走来。我完全被弄了个措手不及，只有站在原地看着她过来。在离我有半米远的地方她走了过去，虽然她的目光在我脸上掠过，但她并没有注意到我。她经过我的身旁，仿佛我就是其他那些家具之中的一件。
我一直等到听见下面的那道门关上以后我才开始挪步下楼。
当我再走进卧室时，我真害怕了。死亡无处不在。死亡在外面过道里的外衣上，死亡在装着我父亲东西的信封里，死亡在她在上面客厅发现了他的椅子上，死亡在他们把他抬下去的楼梯上，死亡在浴室里，祖父曾在那里跌倒，腹腔里满是血。我闭上眼睛，满脑子里都是那些死而复归的人，没法逃逸无处藏身，就像我在孩童时一样。但我得闭上双眼。若是我这些荒谬的孩子气的幻想灵验的话，想象中爸爸的尸体就会突然停止从这里经过。那双手交叉在一起的手指上毫无血色的苍白指甲，蜡黄色的皮肤，深陷下去的脸颊。在浅睡里随着这些画面深深地浸入，从某种方式来讲意识在其中开启唤醒时，很难说清这是属于一个现实的或是一个梦幻的世界。意识像这样开启时的一次，我非常确定他的尸体在衣柜里，我打开柜子，把那里面所有的衣服都翻了个底，接着把其他柜子都敞开，一个接一个地，当我这么做完之后，我又回到床上去继续睡觉。在梦里他一半是死人，一半是活人；一半在现在，一半在过去。好像他完全控制着我，掌控我的一切，当我最后终于醒过来，是早上八点钟，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夜里他来家看过我了，第二个想到的是我得再去见他一面。
两小时后我关上了通向厨房的门，祖母坐在那里，我走到电话那里，拨响了殡仪馆的电话号码。
“安德奈斯殡仪馆。”
“是，你好，这里是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前天我和我哥哥一起去过你们那里。这是关于我父亲的事。他是四天前去世的……”
“明白了，你好。”
“我们昨天见过他了……但现在我想知道我是否有可能再见他一面？最后一次，要是你理解……”
“好的，那是当然的，你可以再见他一面。你什么时候合适？”
“好，嗯，”我说，“下午的一个时间？三点？四点？”
“那么，我们就定在三点？”
“好。”
“小教堂外面。”
“好。”
“好的，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很好。”
“谢谢。”
“不客气。”
这个谈话让问题解决了，我心里感到松快，走到花园里继续锄草。天空中高挂着白云，日光柔和，空气温暖。我在两点钟结束工作。于是进屋对祖母说我要去会一个朋友，换好衣服后我奔那个小教堂去了。小教堂进口处的外面停放着同样的一辆车，当我敲门后给我开门的是同样的一个人。他向我点点头，打开了前一天我们进去过的那间屋子，他自己没有进去，我又站在了爸爸跟前。这一次我有思想准备，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场面等待着我，他的身体，皮肤在过去了的这一昼夜里一定是变得更加暗黑了，再没有唤起我前日里的那种撕裂心肺的情感。现在我看到的是没有生命的躯体。这曾经是我父亲的那个人和他躺着的这张桌子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区别，或者和这张桌子所在的地板不再有任何区别，或者和窗户下面墙上的插座不再有任何区别，或者和旁边的台灯一段垂落下的电线不再有任何区别。因为人只是在所有其他形态当中的一种形态——如造物世界一再显示出的那样，不只是当其有生命的时候，也包含那些生命不再的物质，以沙土、石头和水的形态而存在。死亡，像我始终感觉的那样，在生命里它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幽暗而令人销魂，它如爆裂开的一根水管，风中折断的一个树枝，从衣架上滑落坠地的一件衣衫。仅此而已。
注释：
petergreenaway（1942—）英国电影导演，作家，画家。他的电影的共同特征是景区组成，光照和服装与裸体，自然和建筑，人和家具等之间的反差，他的电影作品带有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风格绘画的特点。
hejdå，瑞典语的“再见”。
johnconstable（1776—1837），英国浪漫主义画家，他的作品描绘山水的语言使他成为英国最受喜爱的画家之一。作品《干草车》和《戴德姆谷》是其最著名的画作。
指克洛德·洛兰（claudelorrain，1600—1682），法国风景画家。
pederbalke（1804—1887），挪威风景画家。
即心理防卫机制，这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学名词。是指自我对“本我”的压力，形成的一种潜意识的自我防御功能，以防止受心理打击后引起的心理障碍。
心理学中的一种实验法，人在特定的情景下，绕过内里的心理防御机制，不自觉地把真实情感与态度反应出来。
edvardmunch（1863—1944），挪威画家，版画家，被称作是现代表现主义绘画的先驱。著名作品有《尖叫》《圣母玛利亚》《病孩》《桥上的女孩》等。
jeremyirons（1948—），英国著名影视演员。国际影坛上一位杰出的男演员，无论饰演正反角色，他的表演都能抓住人物的精髓，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曾斩获多项国际电影大奖，包括奥斯卡奖。
thomasbernhard（1931—1989），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被称为战后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
stefanzweig（1881—1942），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记者和传记作家，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商家庭。著名的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让他闻名于世。在他的自传《昨日的世界》完成的前一天自杀。
bjok（1965—），冰岛歌手、作曲家和艺术家。
指美国绘本大师艾瑞·卡尔（ericcarle，1929—）创作的著名图画书《好饿好饿的毛毛虫》（itheveryhungercaterpillar/i）。
指美国儿童文学作家、画家李欧·李奥尼（leolionni，1910—1999）创作的著名图画书《田鼠阿佛》（ifredrik/i）。
jensbjørneboe（1920—1976），挪威50到60年代期间著名的作家之一，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散文家和剧作家。他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作品里的叛逆行为和藐视权威，让他在年轻一代中拥有很大的读者群。他生活动荡，后来酗酒和患上了忧郁症，最后以自杀结束生命。
在挪威语里亲嘴（kysse）和撒尿（tisse）两个单词的发音极为接近。
iblindpassasjer/i，1978年挪威制作的第一部科幻题材的电视系列剧，在一艘宇宙飞船上载有一位不明身份的乘客而生发的一系列怪异事端，其中的音乐与画面含有恐怖和惊悚的元素。
theedge，u2乐队的吉他手。
visconti（1906—1976），意大利戏剧、歌剧和电影导演。1971年执导的《威尼斯之死》是他最为知名的电影之一。
原文kafkatrakterne，将卡夫卡（kafka）和挪威语的咖啡机（kaffetrakter）谐音组合在一起。
mauriceblanchot（1907—2003），法国作家，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gunnarekelöf（1907—1968），瑞典现代诗歌的领军人物。
georgtrakl（1887—1914），奥地利著名诗人。
johnlawrenceashbery（1927—），美国诗人，1976年获得普利策奖。
eldridlunden（1940—），挪威诗人，也是挪威第一位创意写作教授。
olavh.hauge（1908—1994），战后时期最重要的挪威诗人，用新挪威语写作。他的诗被称为现代主义，就他而言，是指由实验过渡到了自由诗。他一生居住在农场，一直过着园丁般的生活。
指英国小说家阿利斯泰尔·麦克林（alistairmaclean）以及德斯蒙德·巴格利（desmondbagley），两人均以写作大众喜好阅读的军事、间谍小说著称。
kjartanfløgstad（1944—），用新挪威语写作的挪威知名作家，诗人和散文家，他的作品不仅数量丰厚且获得多个文学奖项。
原文为英语，与“花园中的肉饼和啤酒”的意思同。
由船王ludvigg.braathen创办的挪威航空公司。公司经营始于1946年，直至2004年部分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sas）合并。
russ，一年一度的茹斯庆典（russfeiring）是挪威的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自1905年起每年5月就有了这种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欢庆活动。他们穿特制的红色（根据不同学科也有蓝色的）茹斯服装、戴茹斯帽，有自己的组织机构，经费，车辆等。在此期间茹斯们可尽情享受自由，饮酒、聚会干些荒唐的事，直至5月17日挪威的国庆那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