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奥克斯霍夫，斯德哥尔摩众多郊区卫星城中的一个地区，在一个地下室的房间待了几个月，那时正写着我期待中的第二部小说，地铁就在窗户外的几米之远，这样当每天下午夜幕降临时，车厢像一排亮着灯火的房间穿过树林而来，直到2003年末我终于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得到一间办公室。这是琳达朋友的房子，相当不错，事实上这是一个单间公寓，有个小厨房、小淋浴间和睡觉的沙发，加上一个写字台和一个书架。我是在圣诞节到新年之间把我的东西搬过来的，这就是说，一大摞书籍和一台电脑，在新年的第一天开始在那里工作。小说事实上已经完成，一百三十页的一个奇怪的事件，一个关于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捕捞螃蟹的小故事，慢慢转成关于天使的一个随笔，又渐次进入其中一个儿子的故事，他现在已长大成人，某些时候他会在一个岛上生活，在那里他一人独居，写作，自残。

出版社说他们想出版这本书，我为此心动，但又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在我让图勒·埃里克读了这部书稿后，一个夜深的晚上他给我电话，在声音和用词的选择上都很不同于往常，好像多喝了一点，为的是可以说出他必须得说的话：太简单了，这样不行，这不是小说。你得说个故事，卡尔·奥韦！他说了好几遍。你得说个故事啊！我知道他是对的，所以在2004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我坐在新的书桌前望着这空白的屏幕。半小时后我把身子往后靠，目光扫视过书桌后的那张海报，这是来自多年以前我和托妮耶一起在巴塞罗那看过的皮特·格林阿维画展，我从前生活里的一次经历。海报上有四张画：一张我很久以来一直以为是撒尿的小天使，一张鸟的翅膀，一张是个1920年代的飞行员，一张是尸体的一只手。我朝窗外望去。路对面医院上方的天空清朗湛蓝。低低的阳光闪耀在窗户、路标、栏杆和驶过的汽车上。走在人行道上的人呼出的白雾让他们看起来像着了火。所有的人都严严实实地包裹在衣服当中。帽子，围巾，手套，厚实的外套。脚步匆匆，神情木然。我让目光在地板上飘移。实木复合地板，相对还算新，这棕红色的色调同上一个世纪变换了的式样毫无关联。就在离我座椅或许两米远的地方，我蓦地看见了地板上的树节疤和木纹，它们形成的画面是戴着荆棘头冠的基督。

对此我毫无反应，我只是记住它了而已，因为这种画面在所有的建筑物上都能找到，不规则地形成在地板和墙壁、门和木条上——这里天花板上的一块潮湿的水迹看上去就像一只奔跑的狗，那儿门前阶梯上斑驳的油漆看上去像积雪覆盖的山谷与天边的群峰，其中的一朵云彩仿佛像被倒了一个个儿——但一定还是我看见了有什么在移动，因为十分钟以后我站起身去给茶壶灌满水时，突然想到了很久以前的一个傍晚发生的事，远远回溯到我的童年时代，在新闻里有关一艘失踪渔船的报道中，我在水里看到了类似这样的画面。在灌满水的几秒钟的工夫里，我家客厅里的画面出现在了眼前，柚木框子的电视机，窗外那昏暗的山坡上到处都是雪花片片，电视屏幕上的大海，那张脸突然在水面显现。接踵而至的画面也是当年的气氛，春天里，住宅区中，70年代里，当时的家庭生活。那种气氛与场景，几乎令人怀念了。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我惊得一跳。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的号码。

电话铃声响了五次以后才终于停了。水快开了，发出了嗤嗤声，以前我经常觉得这声音听起来像是有人在慢慢靠近。

我拧开咖啡盒，舀了两勺倒进杯子把水灌进去，在杯壁之间黑色的水翻滚冒出热腾腾的水汽，然后我穿上衣服。出门之前我止住脚步，为的是再望一眼木板上的那张面孔。看上去真的是基督。他的脸半侧着，像是在痛苦中，目光望着田野，脑袋上套着荆棘头冠。

值得注意的不是这里看到的一张面孔，也不是70年代中期那次看见的在海里的一张脸，值得注意的是我忘却了的事，现在突然再现。除了一些单独事件的发生经过，如我和英韦时时聊起的事情，对它们的熟悉程度几乎跟圣经里的那些故事一样，但对童年的事情我却模糊不清。换句话说，我记不得事情发生的经过始末。但房间里的那些陈设，我记得。所有我去过的那些地方，我到过的那些场所，我记得。只是不知晓其间的那些来龙去脉。

我手里拿着咖啡杯来到了街上。在这里看到它心里有些微的不适感，咖啡杯属于室内而不是户外；外面让这杯子有一种赤身露体和公之于众的感觉，在横过马路时，我决定以后早上的咖啡在7-11买，用他们的杯子，厚纸杯，在外面的时候使用，就从那时开始。医院外有几张长凳，我朝那里走过去，在结了冰的板条凳上坐下，点燃一支烟看着下面的道路。咖啡已经开始变得温凉。今天早上家里厨房外的温度计上标出的气温是零下二十度，太阳虽然照耀着，但现在可能并没有暖和多少。或许，零下十五度。

我从袋里掏出手机看是否有谁来过电话。要不就是没有：我们在等待着一周后要出生的小孩，所以现在我已做好准备琳达任何时候来电话说孩子马上要生了。

缓坡上的十字路口，交通灯开始滴答滴答响。紧接着下面的街上便没有来往的车辆了。我下方的那个进口处走出两个中年女人，各自手里都夹着一根香烟。她们穿着医院的白大褂，两只手臂贴近身体夹紧腋窝，为了不至于冻着一直小步地走着。我想她们俩看上去像一种古怪的鸭子。然后上面交通灯的滴答声停住了，在接下去的一秒钟汽车像一群气喘吁吁的狗一样，从坡上的阴影里飞驰而出，冲进下方阳光铺洒的道路。镶钉的冬季车胎滚压在柏油马路上。我把手机放回口袋，两手握住咖啡杯。水雾缓缓地上升，与嘴边散开的烟雾混杂。夹在两栋公寓楼之间的学校从我的办公室往上走只有二十米之远，突然孩子们的呼喊喧闹声静了下来，我首先就注意到了他们。上课铃声响了。这里的声音对于我来说是新的也是不熟悉的，而声音来源的周边环境也是一样的新和不熟悉，但我很快就适应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切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人所知不多，它不会存在。人知道太多，它也不会存在。写作就是从我们所知道的阴影当中把它们抽离和展现出来。这就是写作的真谛。不是那里发生了什么，不是事件过程的展开，这个那里，在其自身。那里，这就是作者的地点和方向目标。但如何让自己到达那里？

这就是当我坐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城区喝着咖啡，同时因寒冷而肌肉紧缩，香烟的烟雾升起又飘散在我头上的空气中那会儿我在思考的问题。

校园里的呼喊声以固定的间歇时间来到，这是处于交通要道地区每天体会到的众多节奏中的一种，从清晨时分街道上拥塞的车辆开始，要驶往城市的另一端一直是这么个势头，到下午晚些的时候车辆开始稀疏。劳动者清晨六点半聚集在不同的咖啡店和面包房用早餐，穿着安全靴，强壮和积满了污垢的灰褐色的手，卷尺插在裤袋里，他们的手机没完没了地响着。在接下去的一个小时填满了街道的那些男男女女们就难以为其归类了，从他们柔软且质地优良的衣着外观来看，只能知道他们的一天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他们可能是律师也可能是电视台记者，或许是建筑师，可能是广告公司的文案策划或者是保险公司的专案经理。

护士和助理护士在医院前面的公交车里涌了出来，大多数是中年人，大多数是妇女，但间或也有一个年轻人在内，接近八点的时候一股股的人流越来越多，之后越来越稀疏，最后就只有一两个退休老人拖着拉杆箱出现在人行道上，在这安静的上午时光里母亲或是父亲分别推着他们的童车露面了，这时候街上的交通便以货车、大卡车、小吨位货车、公交车和出租车为主流了。

这时候，太阳的光辉在办公室街对面的窗户上闪耀，这时候听不到，或者说至少很难听到外面走道的楼梯上有脚步声，能有点动静的是走过去的一群幼儿园的孩子，几乎不比一群羊高出多少，都套穿着一模一样的反光背心，常常有点一本正经，就像被山妖施了魔法就要走进童话里的人物，而幼儿园老师的严肃，像是那种高过孩子们一头的牧羊人，更多地看上去倒像是快接近了无聊的边缘。这段时间也有来自周边地区所有进行着的劳作发出的声响，声音大到足够让附近一带都能感觉到他们活动的存在，现在园林区有人在草坪上打扫落叶或修剪树枝，让草地干净美观，道路那里有人在把柏油路上不平的地方修整好，或者房产主人在把附近地区的一处租房粉刷一新。突然一群白领员工和商务人士涌上街道，把路边所有的餐馆挤得满满：这是用午饭的时候了。这一人潮又突然很快地退下，给街面留下一个与上午时分差不多的空寂，但依然有其特性，因为这一模式将再度重复，只是以逆向的顺序展开：放学后的小学生现在从我窗前经过，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大家都轻松自在情绪高扬，但他们清晨在去上学的路上，身上都带有前一天夜里睡意未消后的缄默，人与生俱来的那种小心谨慎对他们来讲还没有开始。太阳光现在刚好照射进窗户内的墙上，外面走道开始有了上楼梯缓慢沉重的脚步声，我每一次向窗外望去时，在医院正门口的公交车站等候的人不断增加。街上大多数是私家车了，沿着人行道直通往高楼群，路上的行人也越来越多。活动的高潮在五点时，之后整个住宅区便是一片安宁，这种静谧一直持续到晚间十点开始的外出夜生活，一帮一伙的大呼小叫着的年轻男人和嘻嘻哈哈的年轻女人，甚至有一次是在半夜三点以后的喧闹。六点钟的时候公交车又开始在路上行驶了，交通开始堵塞，人们从所有的院门口和阶梯处那儿走出来，新的一天开始了。

从这里严格的模式和分离开的截然不同的生活同样可以理解到规整的几何图形和生物的多样性。在同宗同源的沸腾着的、率性的混乱无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其他的种类，比如大量积累的来自蝌蚪或是鱼卵及昆虫卵，在那里生命看上去是从永无止境的井里爬上来的，这一切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这混乱无章和不可预见合二为一，生命的条件和生命的消亡在同一时间里，二者互为依存难以分割，即使我们几乎竭尽全力为了避免消亡的结果，它也只是瞬间的放弃，使我们得以生活在光明里，而不是在阴影当中，像现在这样。这混杂无章是某种万有引力，人们可以在历史长河里猜测思量它的韵律，文明的兴起和文明的消亡，或许这就是其中的缘由。很显然它们在终极上彼此相似，至少在意识里，因为在大量的混乱无章中和严格的模式里，分离是死路一条，生命是一切。正如心脏不在乎为哪样的生命跳动一样，城市也不在乎是谁占据着各个区域让这一切运转。当所有行走在这个城市的人在这一天里死去，就说是一百五十年后吧，人们所做出的反应仍是继续以其模式经过十字路口。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填充这个城市的是新面孔，但也不算全新，因为他们会和我们很近似。

我把烟屁股扔地上，喝下最后一点已经完全凉了的咖啡。

我看见的是生命；我思索的是死亡。

我站起身用手在大腿上搓了几下，朝着下面十字路口的交通灯那儿走去。从跟前驶过的车的尾部都翻卷起一股雪泥。下面一台巨大的拖车开了过来，铁链子稀里哐当的一阵响，一踩刹车车身就一个颠簸，在交通灯转变成红色时，它刚好来得及在人行道跟前停下。但凡汽车因我的原因而停下我总是会有一种愧疚感，有了某种不平衡感，觉得仿佛亏欠了他们。车越大，亏欠越多。因此当我从车前走过时试着和司机的目光相对，这样我就可以向他点点头以纠正这个不平衡。但他的眼睛望着自己的手，正在把一个举起来的东西再放回驾驶室里——或许是张地图，因为拖车是波兰的——我，他是没看见的，但这也没关系，无论怎样他都得踩下刹车的。

我站在门口按下密码，门开了，在走上通向第一层楼的阶梯时我掏出了钥匙，我的办公室在那里。电梯的机器发出嗡嗡声，所以我赶紧尽可能快地开了门，灵巧地窜了进去，将门在身后关闭。

脸上的皮肤觉出了突然的温暖，手上有针刺的感觉。无数救护车当中的一辆鸣着刺耳的警笛在屋外驶过。我为新的一杯咖啡开始烧水，等待水开的时候我写下了最阴郁沉闷的东西。尘埃在斜射下的一片宽阔的光线里飞舞，不安分地追随着空气中每一次微小的流动。里面那间公寓的邻居开始弹奏钢琴了。壶里的水嗤嗤地叫起来。我写下的东西，不好。不是拙劣，但也说不上好。我走到柜子那里，扭开装咖啡的盒子，舀了两勺到杯子里把水灌进，深颜色的水在杯壁间冒起一股热气。

电话铃响起了。

我把杯子放在书桌上，让电话铃再响了两次才举起话筒。

“哈罗？”

“嗨，是我。”

“嗨。”

“我只是想知道情况怎么样？你喜欢那儿吗？”

她的声音听起来满心欢喜。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才只有几个小时，你是知道的。”我说。

静默。

“你很快就要回家了吗？”

“你不必这么唠唠叨叨的，”我说，“该回来的时候就回来。”

她没有回答。

“要我买点什么吗？”过了片刻之后我说。

“不用。我已经买了。”

“ok。待会儿见。”

“好。再见。要不，买点可可？”

“可可，”我说，“还要别的吗？”

“没有了。就这个。”

“ok。再见。”

“嗨多。”

放下话筒之后，我在椅子上坐了很长时间，不是为了沉淀思绪，也不是为沉淀情感，更多的是为着一种气氛，一个空荡的屋里的气氛。当我不知什么时候下意识地把杯子举到唇边喝了一口时，咖啡已经温凉。我动了一下鼠标关闭屏幕保护程序，为的是看看现在几点了。差六分三点。然后我把写在屏幕上的文字又读了一遍，按切换键，让它存入草稿页面。我为一部小说已经花费了五年工夫，若出来的结果不如曾经的设想，那它就太经不起推敲了。呈现出的内容太单薄。同时解决的办法就在现有的文字里，这我明白，蕴藏在这些字里行间的精髓我需要去捕捉。我觉得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存在那里了，只是被整个压缩了。用一个想法让文字运转起来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事件发生的过程在19世纪80年代，但其间所有的人物和具体事物源于20世纪80年代。多年以来我试图写写我的父亲，但没能做到，一定是由于这太贴近我的生活，这就很难迫使自己进入另一种形式，假设这是文学作品的话。文学的唯一法则是：一切必须隶属于形式。要是文学其他的元素强过形式，诸如风格、情节、主题，其结果将甚微。这就是为什么有着强烈风格的作家常常会写出反响不大的书。这也是为什么有鲜明主题的作家常常写出没有影响力的书。主题和风格上的强烈与鲜明必须打破才能让文学有一席之地。这一破除我们叫做“写作”。关于写作说到更多的是破坏甚于创建。再没有比兰波更清楚这一点的了。他的卓越非凡不是因为他在骚动烦乱的年少时期就有此顿悟，而是他将这一原则也付诸自己的生命。因为兰波崇尚的一切是自由，在他的写作里是这样，在生活中亦如是，这是因为自由被奉为至尊，他可以把写作置于身后，甚至或许是必须把写作置于身后，因为写作也成为他的一种羁绊，必须要被打破。自由就是破坏加上行动。另一个熟谙此道的作家，是桑德莫塞。不幸的是他只是将其贯穿在文学这最后的一部分里，而不是融汇在生活中。他打破了，但驻留在这破坏之中。兰波去到了非洲。

在这些潜意识里的一种冲动让我蓦地一下抬起眼睛，我和一位女人的目光相遇了。她刚好就坐在在窗外的一辆公交车里。已经是夜幕降临的时候，房间里唯一的光亮是书桌上的那盏灯，它一定吸引了来自外面的注意力，就像吸引蛾子一样。当她看见我看见了她时，把目光转向一旁。我站起来走到窗前，解开了百叶窗把它垂放下来，与此同时外面的汽车也缓缓启动。无论如何这是该回家的时候了。我说过的“很快”，已经是一小时以前的事。

当她给我来电话时她是那么快活。

不愉悦的感觉在心上猛地一击。我怎么能想得出来，用这种恼怒，来对待充满着不安和思念的她？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地板中央，仿佛想把这种痛楚辐射出体外，让它自行消失。但它绝不会自行消失。这必须用行动来化解。我必须要把一切再做好。这个想法会有帮助，但不只是通过个人希望弥补的这一愿望，也需要付诸行动，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一切重新做好呢？我关掉电脑，把它放在书包里，用水涮了涮杯子然后把它放在洗碗槽里，拔下松动的电源线，关了电灯，在百叶窗的缝隙间慢慢移动着如月光般的街灯的光线下，我穿上了外套，在我心底深处的眼睛里始终是她在那宽大的寓所里的画面。

当我走上街道时寒冷啃噬着我的脸。我把大衣的连衣帽拉上去罩住了头上的帽子，低下头去以避免空中旋舞着的小雪粒袭面而来，然后开始迈步向前。在心情好的日子我通常走滕纳尔街往下直到女王街，再沿着街道到达草场地，再从那里走上一段很陡的坡路到圣约翰教堂，然后再往下到达内阁街，那就是我们公寓所在的地方。这个地区有许多商店、购物中心、咖啡馆、饭店和电影院，总是被人塞得满满的。那里街道上蜂拥着如流水般的风姿各异的人们。在耀眼的商店橱窗内陈列着五花八门的商品，商城里滚动着的扶梯像是转动着的一个庞大的、神秘的机器，电梯上上下下，电视屏幕上那些漂亮的人物像幽灵般出没，数以百计的收银台前排着队，人们聚拢又散去，这种聚散的形式无法预计，就像飘浮在城市上空那些变幻的云彩一样。在心境很好的时候我喜欢这样，那时可以是人流如潮的，我在人流中穿过去的当儿，可以看到他们美丽的或是不太美丽的面孔，他们眼中流露出的所有神情都是固定的一个模式。在心境差一些的时刻，相反地，对这同样的场景我会反感，所以要是可能的话，那我愿意选择走另一条路，一条更僻静的路。最经常的是沿着罗德曼街，然后往下走荷兰街到达滕纳尔街，在那儿穿过瑞典路十字路口，顺着德贝尔恩街往上走到圣约翰教堂。这条路线住宅区居多，绝大多数碰到的人，都是独自一人急匆匆地穿过街道，那里也有商店和餐厅，但不大好。驾驶学校的橱窗被汽车排气弄得灰蒙蒙，旧货店门外摆放着装有连环画册和唱片的货箱，还有洗衣店、一家理发店、一家中国饭馆和几家破败的酒吧。

这一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为了避免飞扬的干雪粒，我低垂着头穿过街道，公寓楼凸出的墙垛和积雪覆盖的屋顶间看上去像是小小的山谷，在经过那些窗户时我不时地往里瞅瞅：小旅店里空无一人的问询台，金鱼在衬以绿色背景的水族缸里游来游去；一家做招牌、宣传册子、不干胶、展示架的公司的大型广告；一家非洲人开的理发店里站着三个黑人理发师正在给三个黑人顾客理发，其中一个客人稍稍扭过头去看最里面坐在楼梯上笑的两个孩子，理发师不耐烦地把他的脑袋瓜又扳了回来。

在街道的另一边矗立着斯德哥尔摩天文博物馆。那里的树木生长繁茂，从山顶上延伸出去，房屋建筑物里透出的黯淡光线在树冠下扩散开来，因此看上去上方像罩着一个幽暗的王冠。树叶是如此的浓密，即使天文台上的穹顶，这个在18世纪这座城市鼎盛时期完成的建筑物，它自身发射出的光芒，也不为人所见。现在那上面是个咖啡馆了，在我第一次去到那里的时候，这里的18世纪和挪威的18世纪时代是那么接近，这是给我最强烈的一种感受，或许特别体现在乡村地区，从建立一个农场的地方，我们就说18世纪20年代吧，听起来已够古老了，但在斯德哥尔摩所有那些华丽壮观的建筑物都出现在同时期，几乎是同一个年代。我记得外婆的一个姊妹博格希尔，她就住在自家农场里的一幢小房子里，一次我们坐在她家外面的阳台上时听说那里的房子从16世纪就在那儿，一直维持到20世纪60年代，后来为给更现代化的建筑物腾出地方才把它们拆掉。这一轰动消息与那时候这里人们日日所见的这栋建筑物一样的引人注意。因此对我来讲，或许涉及的是对于家庭的亲近这一问题？约尔斯特市的过去较之斯德哥尔摩的过去在我看来是完全没法比拟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吧，我现在这么想着，把眼睛闭上了几秒钟，为的是驱赶走自己像个傻瓜的那种感觉，因为显然这些思想都是建立在错觉的基础上。我没有历史，于是我就编造一个，有点近似纳粹党想在一个郊区卫星城区干的那样。

我继续沿着街道往下走，拐过街头后进入荷兰街。空无人迹，两排毫无生气的车顶堆满着积雪的汽车，被夹挤在这城里最重要的街道，瑞典路和女王街之间，这应当是后街中的后街了。我将手提袋换到左手，同时用右手抓住连帽大衣抖落上面的积雪，同时我向前微微勾下身以避免我的头撞到竖立在人行道上的脚手架上。那上面高处的篷布在风中使劲地拍打着。当我走出那个隧道样的小街后，在我跟前迎面走来一人。他做了个让我止步的手势。

“你得走街对面的人行道，”他说，“这边起火了。据我所知，可能房屋里头有东西爆炸。”

他掏出手机放到耳边，然后又把手机放下来。

“情况很严重，”他说，“过马路去对面街上。”

“哪里起火了？”我说。

“那里。”他说，指着前面十米远地方的一个窗户。窗户上部敞开了，烟雾渗了出来。我斜着横跨过街道，这样我可以看得清楚些，同时我也部分考虑到他要我保持距离的强烈愿望。房间里面被两个聚光灯照着，满塞着各种仪器设备和线路。油漆罐，工具箱，钻子，一卷绝缘材料，两把用来挂窗帘的短梯。烟雾从这些东西当中弥漫出来，慢慢的像是在做一种试探。

“你给消防站打电话了吗？”我问。

他点点头。

“他们已经在路上。”

他再次把手机放到耳边，接下去的一瞬间又把它拿下来。

我看见烟雾是如何在那里面形成了新的模式，一点点地向屋外蔓延，同时那个男人在街的对面发疯般地走来走去。

“我看不见里面有火苗，”我说，“你看得见吗？”

“它在闷烧着。”他说。

我又在那里站立了几分钟，感到一阵寒意，看上去就这样了，不会再发生什么，我继续往家走去。在瑞典路的十字路口前我听到了第一辆救火车发出的尖锐刺耳的警笛声，紧接着出现在了坡顶上。周围的人们都转过身去。警笛唤起了急迫感，在坡路上的大汽车却奇怪的与之相反，以不紧不慢的速度爬下坡来。这时绿灯亮了，我穿过马路进了街对面的超市。

这个晚上我睡不着了。通常我是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入睡，不管这一天经过了多么烦心的事，或者将会有多么烦乱不安的第二天，除开我梦游症的那段时间外，我总是整个夜里都在熟睡。但这个晚上，在我的脑袋挨着枕头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晚上没法睡着。我躺在那儿，脑子里十分清醒，我听到了来自城市的声音，追逐着在户外活动的人们的那些声响，时高时低，从那些住在我们公寓上方的和住在我们下方的，渐渐的声音变得响亮，最后便只是来自通风设备的一种呼啸声，与此同时我的思绪漫天一会儿东，一会儿又是西。琳达睡在我身旁。我知道她肚里有了小孩，这也会影响到她的梦境，令人不安的因素常常是关于水的：巨大的海浪涌上岸边淹没了她正在散步的海滩；公寓被洪水淹没了，水可能灌进所有的地方，或者顺着墙滴流下去，或者从地下水管道出口和厕所里水往上漫升；城里的湖泊挪了地方，比如说就在火车站外面，而孩子可能放在一个她够不着的储物盒子里，或者孩子就这么从她身边消失，她站在原地双手都拎着行李。她也可能在梦里看见她生的孩子，长着一张成年人的脸，或者这孩子根本就未曾有过，在生产孩子的过程中从她身上流出来的除了水还是水。

我的梦呢，它们又会是怎样？

我从来没有梦见过孩子。当你觉察出了从涌出的众多意识里非自愿的成分比那些自愿的要真实得多，有时觉得有愧疚感，我就是如此，很显然等待一个孩子的出生，对我来讲不是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从另一方面来讲，就没什么对我有意义的事。有关我二十岁以后的生活，我几乎没有梦到过。好像在我的梦里我没长大，还是个孩子，环绕我四周的人和地方都是在童年时代里。虽然事情的发生与展开每天夜里都是新内容，但充满我心中的感觉始终是相同的。始终是被贬低的感觉。常常可能是在我醒过来好几个小时以后，这种感觉才慢慢从身体里消退。同时在醒过来之后我几乎记不得有关童年的事情，那些微小的记忆，再不能在我身上唤起什么，于是在以往和现时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称，形成了一种黑夜和梦境与记忆联系在一起，白日和遗忘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奇妙的系统。

仅仅在几年以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直到我搬到了斯德哥尔摩，感到了仿佛我的生命里有了一种连续性，仿佛它延伸着从我的童年时代里决裂出来，进入到了现在的时期，并不断地与新的事物关联在一起，把我每天看到的现象以复杂而巧妙的模式挂在一处，这样可以唤醒我的记忆，让它在我的情感里泛起出小小的漩涡，有的会觉察出源头所在，有的则不知来自何处。和我接触的人，来自我曾经住过的城市，认识我遇到过的朋友，这就是一个社会网，非常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但当我搬到了斯德哥尔摩以后，这种回忆中的燃烧便越来越淡薄，有那么一天完全消失殆尽。这就是说，我能回忆，能够继续下去；但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再会在我身上唤醒起什么。没有怀念，也不再希望时光流转，什么感觉也没有。只是回忆本身而已，对触及到的所有的一切还有着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厌恶。

思绪让我睁开了眼睛。我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盯着挂在床头上方黑暗里的那盏犹如微型月亮般的纸皮灯。这看上去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怀旧不只是愧疚羞愧，这也是一种古怪疯狂。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从自己儿童时代的怀念里挣脱出来，实际上得到的是什么呢？从自己的青年时代的怀念中挣脱出来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有点近似一种病态。

我转过身看着琳达。她侧身躺着，脸朝向我。腹部已经很大了，同她身躯的其他部位在一处有点格格不入，虽然身体也已经膨胀起来。就在不久前的昨天她站在镜子面前对自己大腿上叠起的赘肉哈哈大笑。

婴儿在腹部里的位置是头朝下对着盆腔的，他将一直保持这种位置直到生产。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不动弹，是很正常的事，医院的产科是这么说的。很快地，心脏会跳动，同时身体跟着长大，当该来到的时间到了，自然会瓜熟蒂落。

我小心地起身，走到厨房里去倒一杯水。在外面纳伦音乐厅的进口处站着几群老人在讲话。一月一次在那里为他们安排了舞蹈之夜，他们成群结队陆续前来，那些六十到八十之间的男人和女人们，大家都穿着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当我看到他们在那里排着队，那么的跃跃欲试，会有一种刺入心底深处的痛楚。特别是他们当中的一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穿着浅黄色的西装，白色的跑鞋，头上一顶软草帽，在一个秋天的夜晚他第一次出现在面包师大卫街的十字路口，步履有些不稳，不是因为他的衣着与其他人有多么不同，而是他散发出的存在感，因为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了其他人都是作为一个结合体的一部分出现，老人们出来高兴都带着自己的妻子，都成双成对的，没有例外，所以看一眼之后脑子里不存留任何印象，但在这里他是独自一人，虽然他站在外面和什么人说着话。最明显的一点是他引人注意的那种意向，是这个聚集的群体当中很不一样的地方。当他快步走进门厅里的人群当中时，我心里刷地一亮，他是在寻觅着什么，而在那里他是不能找到的，或许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找到。时光已离他而去，与之相伴的，还有世界。

外面的一辆出租车拐进了人行道。离得最近的一组人合上雨伞，高高兴兴地把伞上的雪花抖掉，然后坐进车里。在街道的下面更远的地方开过来一辆警车。闪着蓝色的灯光，但没有警笛声，沉寂更带来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过了一会儿又开来一辆。当车驶过时都减慢速度，当我听到他们在一街区远的地方停下来时，我把手里的杯子放在了案桌上，走进了卧室的窗户那里。

两辆警车一前一后紧挨着us音像店前停下。第一辆是普通的警车，第二辆是面包车。在我瞅见了一切的同时后门关上了。六位警员朝大门跑过去，消失在了建筑物中，还有两个站在巡逻警车跟前守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从那里经过，没有朝那些警察多看一眼。我猜想实际上他是想着进去，但看见门外的那些警察后他畏惧不前。从早到晚在这家音像店的门里进进出出的男人一直不断，我在这里已经住了近一年，我十之八九可以判断出谁是想着要走进去，谁只是路经此处。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他们的肢体语言。要进那儿去的像通常那样，当他们开门时，做出的动作意思是要看上去如前面的那位一样自然。让人注意到的是，他们很仔细小心不东张西望的。要保持住面部呈现出的自然与正常是很辛苦的。不只是他们溜进去的那会儿，从门里出来的时候也一样。门打开之后，不作任何的停留，他们溜出来到了人行道上，其步态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是继续走在这段街区的路人。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有，从十六岁到有些过了七十岁的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的看上去是替人跑腿到那儿的，另外的人有的是从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在夜生活后的次日清晨去那儿的。我自己虽然没去过那里，但我清楚地知道那里面是怎样的图景：长长的一段往下的阶梯，进入很深的、昏暗的地下房间，那里有一个付款的柜台，一排黑漆的带电视的座位，有许多的影片可供挑选，人的一切性偏好应有尽有，仿真皮的黑色座椅，旁边的凳子上有成卷的手纸。

阿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strindberg）一次在他思路极度紊乱时严肃地宣称，天上的星星是墙上的一个窟窿。当我瞧着这源源不绝的灵魂的河流沿着阶梯而下，各自坐在地下室长椅上的黑暗里一边看着发亮的电视屏幕一边手淫时，有时候我就会想到他说过的这句话。他们周围的世界关闭了，他们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些窗口。对他们看见了的，他们绝不会向别人说起，这属于不提及的事，这与普通人的行为很不协调，绝大多数到那里去的人，都是这种普通的男人。这种不协调并不只限于与上面那个世界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它对下面的人也有着影响，至少我们可以从他们自身的行为举止上判断出来，在他们所有的人都走着的这唯我的轨道上，在阶梯之间，在放置影片的搁架，在收款台，在u型隔间，然后又是阶梯上，他们不互相对话，不互相对视。对于发生的这一切也会很有理由地让人难免不发笑，坐在那里的一溜男人裤子都褪到膝盖处，在自己的u型隔间里受着煎熬，呻吟着，拉扯着自己的生殖器，同时看着银幕里的女人同马或者是狗进行交媾，或者是一群男人同另一群男人的交媾，他们不能视而不见，但也不能真的认同，因为这与真实的笑声和真实的情欲无法相比，但又是情欲是色欲驱使他们去那里的。不过为什么要去那里呢？他们在那下面看到的所有影片也可以从网上看到，既可以在绝对私密的环境观影，又没有被其他人看见的危险。这一定是他们寻求的这个难以启齿的处境自身意味着什么。或其中带有低下、粗俗、肮脏，或是它的封闭。我对此毫不知晓，对我来说这是块陌生的地域，但我又没法不去想着它，因为每一次我的目光投向下面的路上，总是有人朝那里走去。

警察的出现不是不寻常，但最常见的是他们的到来总是和那家商店门外定期发生的示威游行者有关联。警方不去动这个处所让这里保持着原状，示威者对此极为不满。他们除了站在那里咒骂或是喊几句口号外什么也干不了，只是每次看见有人从那里进去或出来时，他们会在警察的严密注视下发出呸呸的轻蔑声，警员们拿着盾牌肩并肩地站在那里，头戴钢盔手持棍棒，监视着他们。

“出什么事啦？”琳达在我身后说。

我回过身去看着她。

“你睡醒了？”

“刚醒。”她说。

“我只是睡不着，”我说，“外面有几辆警车，你再去睡会儿吧。”

她又合上了眼睛。下面的街上那道门开了。两个警员出现了。他们身后还有两个。他们两人之间架着一个人，由于贴得很近那个人的脚在地上不能动弹。看起来有点残酷，但或许是有必要的，因为那人的裤子滑倒了膝盖上。他们出门以后，就松开了他，那人跪在了地上。最外面的那两个警员走出门来。那人站起身把裤子提了起来。其中一个警员用手铐把他的手铐在背后，另一个引着他坐进车里。当外面的两个警察坐进车里时，在那里工作的两个人走到了街上。他们双手插在裤兜里站在那里看着警车启动，看着车往街道下方开走消失了，这时候落下的雪花让他们的头发一点点地变成了白颜色。

我走进客厅。在窗户下面横过街道的电线上挂着街灯，微弱的灯光淡淡地照射在墙壁和地板上。我看了一会儿电视。我一直在想要是琳达醒过来走进这里或许会不安宁的。一切不规则的和所有象征着的模糊不清，都可能会让她回想起成长过程中的那段该死的躁狂时期。我把电视又关上，于是决定用读书来代替。我从沙发上方书架上的一叠艺术书籍中取下一本，坐下来开始翻阅。这是我刚刚买的一本关于康斯特布尔的书。多数是油画速写，对云彩、风景和大海的一些习作。

我只是快速浏览这些画作，眼里已经满含泪水。其中一些画页把我深深地吸引住。其余留给我的是漠不关心。说到绘画艺术，我唯一的参照标准是这美好的情感。永不衰竭的情感，美丽的情感，贴近的情感。所有这一切瞬间里汇聚一处是如此的强烈，有时候可能难以承受。完全无法解释。因为我曾研究过给我留下极为强烈印象的一幅画，一张作于1822年9月6日的天空的油画速写，没有任何东西能解释它带给我的强烈情感。最上方是一块蓝色的天空。天空下是一层白色的雾霭。然后就是那些往前翻卷着的云彩。白光刺射在云朵上的地方，在最浅的阴影处显现出了淡淡的绿颜色，深绿色和几近黑色的地方阴影最深，离太阳最远。蓝色，白色，绿松石色，绿色，墨青色。就这些。这幅画的文字说明写着：康斯特布尔是在汉普斯特德的一个“下午”画的，一位威尔科克斯先生对时间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理由是在同一天里在十二点到下午一点之间画的另一张速写，那里显示出的一切迥然不同，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天空，但据伦敦地区当日天气预报的一份资料显示，这个质疑站不住脚，因为两张画的天空里都有云层。

我曾经一度学习过艺术史，习惯于描述和分析艺术品。但从来没有动笔写过它们，唯一重要的是，对艺术感受经历的过程。不是因为我不能写，而是由于画面的情感在心中产生的激荡，与我所学到的所有那些关于何为艺术，以及艺术的目的方向诸如此类的东西背道而驰。于是我保持着自己。独自一人在斯德哥尔摩的国家博物馆或是奥斯陆的国家博物馆或是伦敦的国家博物馆里且行且观赏。在那里找到了自由。我不必给自己的情感找出理由，没有人要我站在那里去加一番纠正，没有什么事我须得搬出一大套理论材料解释出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由，但不是安宁，因为即使是那些田园牧歌式的绘画，比如克洛德的古典风景画，当我离开它们时心里始终难以平复，因为它们有一种绵绵不绝的无穷尽的东西，包含在人物、风格，以及画面呈现的核心中，这种无穷尽带给我的可以说是某种贪婪。我只是没法把它说清楚。贪婪自身就是追寻一种无穷尽无休止的摄取。然后又是这个夜晚。我坐在那里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翻阅着康斯特布尔这部书。我始终翻回到有绿色云彩的那张画，每一次在心中的感受都一样。仿佛是不同的思考方式在意识里起落升降，一方面是思索和推理，另一方面则是情感和领悟，即或二者处在对立面，但双方的见解并不因此相互排斥。这是一幅无与伦比的画，它跟所有那些卓越的画一样让我充满情感，但当我要来解释其缘由，要来说明它的无与伦比基于何处，我会词穷的。这幅画让我内心战栗，但为的是什么？这幅画让我充满思念，但思念的什么？这里云朵就足够了。色彩就足够了。表达出瞬间里的那个意境就足够了。这三者的统一结合也足够了。我们时代的艺术——就原则上讲它也与我相关，作为价值而言情感并不被看重。情感的价值微不足道，或者甚至可说是一种不被指望的副产品，一种废品，或者说，说得好听些，一种可操纵控制的材料。那种重现自然的现实主义绘画也价值不大，被视为幼稚，是一个早已逝去了的阶段。走回头路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就在我的目光投向这幅画的同一瞬间，所有的那些逻辑论点在我心中涌升起的力量和美丽的波涛中消失殆尽。是的，是的，是的，我听到了这个声音。它们就在那里。就是那个地方我非去不可。但这个“是的”含义是什么？这个我非去不可的地方又在何方？

四点钟了。这依旧是半夜里。我不能深更半夜到我的办公室去。但到了四点半，难道不是清晨了么？

我站起身走进厨房，把装有肉丸子和面条的餐盘放进微波炉里，因为前一天的中饭后我还没有吃过东西。我走进浴室冲了个澡，主要是为打发食物热好前的这几分钟，把衣服穿好，找出刀叉，倒了一杯水，把餐盘端过来，坐下立刻吃起来。

外面的街道还是一片沉寂。五点以前的时间是一昼夜当中这个城市唯一休憩的时刻。在我早年的日子里，在卑尔根的十二年当中，我通常这样，确实是尽可能地在半夜起床。我从没有去想过控制处理，只要是我喜欢的事，我就去做了。开始的时候怀着一个高中生的理念，这一概念的基础在于夜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和自由相关。这不在于自由本身，而是在于和白日里这种朝九晚四制的对立，像我，还有几个和我一样的伙伴，认为这是有闲阶级者，是一种循规蹈矩。我们想要的是不受束缚，所以我们在半夜起床。我还依旧保持有这种习惯，但这样做跟想要自由的目的关系不大了，更多的是增强了独处的需要。在这一点上，现在我明白了，我和父亲有共同之处。在我们居住的那栋房子里，他设置了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小公寓，在那里他的每一个晚上都过得那么舒心。那是他的夜晚。

我把餐盘在水龙头下冲了冲，然后放进洗碗机里，走进卧室。当我在床前停下时琳达睁开了眼睛。

“你可真能睡呀。”我说。

“几点了？”她说。

“四点半。”

“你一直都在上面吗？”

我点点头。

“我想到办公室去一趟。行吗？”

“现在？”

“我反正睡不着，”我说，“利用这时间干点事也不错啊。”

“不要嘛……”她说，“来，躺下。”

“你没听见我的话吗？”我说。

“可我不愿意一个人躺在这儿，”她说，“你不能明天早上早点去办公室吗？”

“现在就是明天早上的早点。”我说。

“不是，现在是半夜三更，”她说，“实际上现在我随时都可能生孩子。一个钟头以后就可能发生，你知道的。”

“再见。”我说，门在我身后关上。在过道里我穿上外套，一把抓起装电脑的背包走了出去。白雪覆盖着的人行道上寒冷的空气袭面而来。在街道的下方驶来一辆除雪车。沉重的铁犁轰隆隆地撞击着柏油路的地面。她总是要把我往回拉。为什么就非得让我待在那儿，她睡着了，我在那里其实还不是注意不到？

房顶上的天空昏暗沉重。但雪停了。我开始往前走去。除雪车驶过去了，轰响的发动机，吱吱嘎嘎的铰链声，蹭刮着地面的铁犁板。来自地狱的一小股声音。我往上拐进空无一人的静寂的面包师大卫街，朝上面的分水岭街走去，那里引人注意的是那个标有kgb字样的餐厅。在老人院的门口外我停住了。她说得不错。那个孩子任何时候都可能到来。她不喜欢一个人待着。那么我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在凌晨四点半我在办公室能干些什么？写作？这过去的五年里我都没准备好，在今天就会成吗？

我是怎样的一个蠢货啊。她等待的是我们的孩子，我的孩子，她不需要独自一人担着这一切。

我走了回去。当我在过道里放下背包开始脱下外套的时候，我听见她在卧室里的声音。

“是你吗，卡尔·奥韦？”

“是我。”我说，走进去来到她的身边。她看着我眼里带着疑问。

“你是对的，”我说，“我不动脑子。很抱歉，我就这么走了。”

“道歉的应该是我，”她说，“你当然应该去工作！”

“我晚些时候再工作。”我说。

“但我不想拉你的后腿，”她说，“这儿一切都挺好的。我发誓。你只管去。要是有什么情况我给你打电话。”

“不。”我说，在她的身边躺下了。

“可是卡尔·奥韦……”她说，然后笑了。

我喜欢她用我的名字这么叫我，我始终喜欢这样。

“现在你是我刚才的意思，而我也是刚才的意思。但我知道的，你实际上说的是反话。”

“这对我来说太复杂纠结了，”我说，“我们不能就一块儿睡觉好了？然后在我走之前我们一起吃早餐，愿意吗？”

“很愿意。”她说，向我靠近过来。她的身体像火炉那样温暖。我把手在她的头发里掠过，在她的唇上轻轻一吻。她闭上眼睛，头往后仰着。

“你说什么？”我问。

她没有回答，抓住我的手把它放在她的肚腹上。

“在那里！”她说。“感觉到了吗？”

在我手掌下的皮肤突然冒出了一块。

“啊呀。”我说，把手举起来一看。有什么在里头往上挤压肚腹，使得皮肤向外凸起，是一个膝盖还是一只脚，一个胳膊肘还是一个拳头，现在在朝外鼓捣。看上去就像是在平静水面下的波动。然后又消失了。

“她失去耐性了，”琳达说，“我知道的。”

“那是脚吧？”

“嗯。”

“她好像是想试着从这条路走出来。”我说。

琳达笑了。

“让你疼了吗？”

她摇摇头。

“我能感觉出来，但不疼。只是觉得很奇妙不可思议。”

“完全理解。”

我让自己紧紧靠近她，把手又放在她的肚腹上。门厅里的邮箱盖子啪嗒一声响。一辆货车在外面驶过，这一定是那种重型大货车，玻璃窗都震动了。我闭上了眼睛。在意识里所有的思想和画面立刻开始朝着一个我没法掌控的方向运动，我就这么躺在那里想着它们，像一条思想的懒洋洋的牧羊犬一样，我知道睡眠已在近处。只管沉陷下去进入它的黑暗。

琳达在外面厨房里翻腾着东西，我醒了过来。壁炉架上的座钟差五分十一点。该死。这样的一个工作日。

我穿好衣服走进厨房。电炉上的小咖啡壶嘶嘶地冒着热气。桌上摆放着果汁和就着面包片吃的各种食物。盘子里有两片烤脆了的面包片。旁边的多士炉里这时又弹出烤好了的两片。

“你睡好了吗？”

“睡好了。”我说，在桌边坐了下来。我给面包片抹黄油，油立刻溶化了，填满了面包片表层上的许多小孔。琳达把咖啡壶移到一旁，关掉了电炉开关。那硕大的肚子让她看上去一直都是身体向后仰着的，当她用双手干活的时候，她的手看上去活像是从一堵看不见的墙里伸出来的。

外面的天空是灰色的。但屋顶上一定又覆盖着积雪了，因为屋内的光线要比平日亮一些。

她端来咖啡倒进她已经放在面前的两个杯子里，把一杯放在我面前。她的脸有些浮肿。

“你觉得不舒服吗？”我说。

她点点头。

“我浑身不舒服。还有点发烧。”

她身子笨重地坐下来，给咖啡里倒进了一点儿牛奶。

“越怕的事越要来，”她说，“现在我要生病了。恰恰就在眼下我最需要体力的时候。”

“产期可能会延迟的，”我说，“身体恢复健康之前孩子不会来的。”

她把眼睛落在我身上。我吞下最后一口面包，把杯里的果汁全喝了。要是说最后这几个月我学会了一样东西的话，那就是所有的人能听到的有关怀孕的女人的摇摆不定和不可预测的情绪，这话千真万确。

“难道你就不明白这是个灾难吗？”她说。

我和她的目光相遇。喝下一口果汁。

“明白，明白，那肯定的，”我说，“但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

“当然会过去的，”她说，“但跟这个没关系。我要说的是在我生孩子的时候我不想生病不想虚弱。”

“我明白，”我说，“但你不会生病的。这还有几天的时间。”

我们在沉默中继续吃饭。

然后她又望着我。她有一双极美的眼睛。灰绿色的，有时候，常常是那种很疲倦的时候，它们微微有点斜视。在她出版的诗集里的照片，她的眼睛斜视着，里面含有一种脆弱的东西，她神情里流露出的自信与之对抗着，但它依然没有消除，这是一度让我完全着迷的地方。

“对不起，”她说，“我只是太神经质了。”

“你不必这样，”我说，“你是个对什么都先做好充分准备的人。”

她确实是这样的一种人。对将要发生的事完全做到心中有数；阅读了大摞的书籍，每天晚上她都听那种冥想教程录音带，催眠曲一般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疼痛是不危险的，疼痛是件好事，疼痛是不危险的，疼痛是件好事。我和她一起参加了训练班，到产科的实地现场去，在那里按照计划对将发生的事演示一遍。每次同助产士一起的时候她都把预先准备好的问题写下，从那里获得的所有的曲线图表和测试方法，她都实心实意地把它们一一地记在日记本上。她进一步依照要求，预先给医院产科寄出一封信，上面写着她在那里会不安宁，需要更多的鼓励支持，但同时又足够强壮，希望生产时不用麻醉药。

这让我心痛又感动。我是去过产科的，虽然他们试图把那里营造出一个家的环境，在将要分娩的屋里设置有沙发、地毯、cd机，墙上挂着画，另外还有可以看电视的客厅和自己做食物的厨房，在婴儿出生后有一间自己单独的带浴室的卧室，但这同时又是另一位妇女在她生产前住过的同一房间，虽然以最快的速度清洗打扫过，换下床单送上新毛巾，但这是无数次的一再重复，所以那里面依然能闻出些微的悬挂在空气里的血和内脏的金属气味。待婴儿出生后我们将要在这温度不高的房间里住一昼夜，另一对产下了新生儿的夫妻刚刚在这张床上睡过，对于我们来讲这是全新的和生命的改变，而对在那里工作的人来说就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周而复始。助产士总是对那里一排排等候生产的孕妇负责，她们一直在不同的房间里进进出出，那儿的妇女各式各样的嚎哭叫喊、低声呻吟，各自等待着自己生产时刻的来临，就是这样继续发生着，日落日出，年复一年，她们对这一切无能为力，这就像琳达在她的信里描述的那样，在期盼中只有保持着内心的那份激情。

她望着窗外，我追随着她的目光。在对面的那栋建筑物的房顶上，或许与我们相隔十米远的距离，一个腰间系有一根绳子的人站在那里铲除积雪。

“这个国家的人都疯了。”我说。

“在挪威不是这样吗？”

“不是，你没疯吧？”

在我来到这里的前一年，有个男孩被屋顶上掉下的一块冰坨砸死了。打那以后所有房顶上的雪都要弄干净，因为积雪是随时随地都会从屋顶上滑下来的，从一个不愉快的推断来看的话。于是当温暖的季节来临时，有一周的时间所有的人行道上都被红色和白色的封条拦住去路，这倒不错。到处都是一片混乱。

“但所有的这些防范措施至少让就业人数上升。”我说，几口就把面包囫囵吞下，站起来喝下最后剩下的一点咖啡。“我现在要走了。”

“好吧，”琳达说，“回家路上去租几部影片回来可以吗？”

“当然。随便什么都行？”

“对。你只管挑。”

我到浴室去刷了牙。当我到过道上穿衣服的时候，琳达跟在我后面。

“你今天要干什么？”我说，一手从衣柜里取下大衣，同时用另一只手把围巾缠在脖子上。

“不知道，”她说，“或许去公园一趟。再冲个澡。”

“你行吗？”我说。

“行，没问题。”

我弯下腰去系鞋带，此时的她，一只手支着腰部，在我上方显得格外庞大。

“ok，”我把帽子往头上一摁拿起装电脑的背包，“我走了。”

“ok。”她说。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我会的。”

我们亲吻道别，门在我的身后关上。走道旁的电梯正在上升，当住在楼上那位邻居朝前面的镜子垂下脸从我的目光经过时，我短暂地瞅了她一眼。她是个律师，最常见她穿的是一条黑裤子或者是长及膝盖的黑衬衣，打招呼很短暂，总是双唇紧闭，一副敌意的样子，至少是对我而言。有一段时间是她的兄弟住在那里，一个瘦削的人，阴沉沉的眼睛，烦躁不安和有点凶悍的外观，但不失为一个美男子，琳达的一个女友就已经注意到他并且爱上他了，他们之间有了某种关系，看上去他鄙视她的程度与她崇拜他的程度一样深。他同她的女友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看上去这让他很烦，在过道里我们停住交谈几句的时候，我看得出他的眼睛里游移不定在追逐着什么，虽然我想这跟我了解他比他了解我多有关，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他是个典型的吸毒者。我对这种事所知不多，对这些事及类似这些范畴的知识我一无所知，在这方面我确实有点像盖尔——在斯德哥尔摩我真正唯一的朋友——认为的那样，他常常把我同卡拉瓦乔的《老千》那幅画里的那个被欺骗的人比较。

当我来到下面通向外面的过道时，决定继续走之前先要抽口烟，沿着经过地下室洗衣房的长长的过道来到了外面的院子，我把背包放在地上，背倚靠着墙朝上望着天空。房子的通气管道口在我的正上方，靠近房子的空气里充满了热乎乎的、刚洗干净了的衣物的气味。从里面的洗衣房还能听到一点来自洗衣机的脱水转动发出的尖锐叫声，与头上那方远远的天空里缓慢移动着的、灰色的云彩两相映衬，它是如此的匆忙与急迫，令人不可思议。随处都可见到云彩背后蓝色的天空，白日如同一方光盘云彩在上面轻轻拂过。

我走到院子最里端和后面幼儿园临界的围墙边上，园里空荡荡的，这是小孩们在室内用餐的时间，我把肘部靠在围墙上站在那里抽烟，同时望着从国王街指向天空的那两座塔楼。塔楼是以一种新巴洛克建筑风格建造的，它们是1920年代的见证物，让我心里常常充满怀念。在夜里塔楼光芒四射——白日的光线将塔楼相互间许多不同的细节遮掩住了——这样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墙壁上和窗户上的建筑材料是何等的不同，那些镀金的雕像与有绿色锈斑的铜板何等的不同，与人工的灯光交相辉映。可能是它们自身的光泽，可能是与周围环境的光线的辅助有关；不管出于何种缘由好像那些雕像在夜里会开口说话。不是他们活了，他们像以前一样没有生命，更多的是好像他们死亡的表情有了改变，以一种强化了的方式。在白日里他们面无表情，在夜里他们的这种漠然变为了生动。

另外在白天充满许多其他的难以保持专注的干扰因素。街道上所有的汽车，在人行道上、阶梯上和窗户里的人们，在天空中盘旋着像蜻蜓一样的直升机，小孩子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跑出来在泥地或是雪地上爬，骑着三轮小车飞跑，在操场中央的大滑梯上快速滑下，攀登上装满了各种工具的“大船”上的桥梁，在沙坑里玩，在小“房子”里玩，互相扔球或是满院子东奔西跑，呼喊着尖叫着，于是整个院子里就这样从一大清早到下午的早些时候都充满了几乎如山林中的群鸟发出的那种刺耳声音，但是，就在眼下，吃饭时间将这一切喧嚣归于平静。其他时候是没有可能待在外面了，倒不是由于噪音，我是很少注意到这点的，而是由于小孩子们有可能朝我一窝蜂拥过来。这个秋天我就遭遇到几次，他们开始攀爬到了把这院子隔为两半的篱墙上，有四五个孩子，他们悬挂在那里，要是他们对越过这道警戒线觉得无趣的话就会跟路过的我搭话同时放声大笑。爬在最前面的那个男孩，也常常是吊挂在篱墙上的最后一个。好几次我从这条路上回家，多次看见过这样的情况，要是他没用手攀在门口的篱墙上，就坐在那里一个人在沙坑里捅来捅去的折腾着，也或许是和另一个无精打采的家伙待在一块儿。那时候我通常会给他打个招呼。若周围没有任何其他人，这个地球上就我们俩的话，或许甚至我会举帽致意。多半不是为他的缘故，是为我自己，因为他每次看见我都是一样凶狠的表情。

有时候我想，所有这些脆弱的情感都可能像膝盖受伤的田径运动员后来切掉受伤部位周围的软骨组织一样被清除，那是一种何等的解脱。和所有那些多愁善感、所有的怜悯、所有的同情一起，统统抛掉……

在空气中爆发出了一声尖叫。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吓了一跳。虽然常常听到尖叫声，还是很不适应这种声音。这叫声来自幼儿园对面的那栋公寓里，这是属于老人院的房子。我可以想见有那么一个人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完全与周围的世界失去联系，这种尖叫声在夜里与早上或是上午一样都能听到。一个男人通常坐在外面的阳台上抽烟，不歇气地咳嗽，咳得惊天动地的，一咳就是好几分钟，除开这些外，老人院将自己本身封闭了起来。当我去办公室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出现，我看见对面房子里玻璃窗后面的几个护士，她们在那儿有一间休息室，有时在街道上也能看见几个住户，有几次是警察领着他们回家来，有时是他们独自在街边不知所向踟蹰彷徨。但我一般不去想老人院这地方的事的。

如同他的尖叫。

所有的窗帘都是拉上了的，朝着阳台的门也放下窗帘，门敞开着一条缝，声音就是从这里透出来的。我朝上方瞅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朝着院子的大门走去。从地窖洗衣房的玻璃窗后面我看见邻居站在下面把一条白色的床单收叠好。我抓住背包穿过了那条放置垃圾桶的狭窄的像洞穴般的通道，打开金属大门来到了街上，急匆匆地朝着kgb的方向走去，从阶梯向下直到隧道街。

二十分钟以后我办公室的门在身后关上。我把大衣和围巾挂在壁钩上，鞋放在门垫上，煮了杯咖啡，把电脑连接上电源，坐下来喝咖啡同时盯着写着书名的那一页，直到屏幕保护程序跳出来，用无数的光点填满整个屏幕。

“美国灵魂”。这是我的题目。接下来屋内所有东西的焦点都指向了这个题目，或者说指向了它在我心底涌起的情感。威廉·布莱克那幅著名的、看上去有点模糊不清、仿佛在水下面的牛顿画像的复制品挂在我身后的墙上。旁边两张镶嵌在框子里的是丘吉尔所作的十八世纪探险时代的画，那是一次在伦敦买下的，两张画里一张是一条死鲸鱼，另一张是解剖了的甲虫，两者都用多张图将整个变化过程呈现出来。佩德尔·巴克画的夜色挂在那堵短墙上，绿黑色相间。格林阿维的海报。火星上的地图是我在一份旧《国家地理杂志》里找到的。旁边是托马斯·沃格斯特伦（thomaswågström）的两张黑白摄影，一张是有光泽的童装裙，另一张是黑色水面下一只水獭闪闪发亮的眼睛。那个绿色的小金属海豚和那个绿色的小金属头盔，是我有一次在克里特岛上买的，现在摆在我的书桌上。还有书籍：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巴西莱奥伊奥斯（basileios）,卢克莱修（lukretius），托马斯·布朗（thomasbrownes），奥洛夫·鲁德贝克（olofrudbeck），奥古斯丁（augustin），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阿尔伯特·西巴（albertusseba），沃纳·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雷蒙德·罗素（raymondrussell），自然还有《圣经》，及关于民族浪漫主义和珍宝柜的，关于亚特兰蒂斯的，关于阿尔布雷希特·杜勒（albrechtdurer）和马克斯·恩斯特（maxernst）的，关于巴洛克和哥特式风格的，关于原子物理学和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关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森林与科学的书籍。这里要说的不是知识的本身，而是罩在它们上方的那种光晕令人为之惊叹不已，这些知识的源头，几乎所有的都是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之外发现的，但它仍然是来自内里，来自这纷杂的、充满了多重性的空间里所有带着历史光泽的每一个物件和艺术品。

最近这些年的感觉里，世界变小了，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尽管在理性上明白实际上这之间的关系刚好相反；世界是毫无边际扑朔迷离的，无数的变化永无休止地进行着，同时它又敞开一扇门来让历史的风吹进。但感觉上是另一回事。觉得世界仿佛是已知的，不再去探索和印证，也不再朝这不可预测的方向迈步，再没有全新的和令人惊讶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理解我自己，理解我周围的环境，理解环绕着我的社会，要是有一种看上去不明朗不清楚的现象出现，我知道该怎样做才能弄明白它。

理解不应当同知识混淆一处，因为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比如说在亚洲某地方的一个前苏维埃共和国内发生边界冲突，要是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些城市，对这些居民所有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从他们的服装到日常使用的语言和宗教，事实也证明他们的争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双方开始发生争斗要追溯到千年之久，但我个人的愚昧无知和学识短浅不会妨碍我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脑里的思想对最陌生的东西会自己归类处理。同样，它和其他所有事物的关系亦如此。假如我看见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昆虫，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见过它并在脑海里编录在册。假如在天空中看见一个发光体，我知道这要不是一种罕见的天体现象就是一架飞机的轨迹，也或许是个气象气球，第二天的报纸上就会刊载出究竟哪一样推估算是正确的。要是我忘了童年时期发生的一件事情，这肯定是抑制反应；要是我对什么真的动怒了，说到的一定是投射反应；如果我总是试着对我所遇到的人友好，那是因为和我父亲以及我与他之间的关系有关。没有人不理解自己的世界。能理解到一点的，比如孩子，比那些能理解更多的，只是在这个小范围的大千世界里有些微的进展。但对那些能理解更多的人，总是对理解的范围有很高的洞察力；认识到他们之外的世界，人不能理解的一切，不仅存在，并且也总是比里面的世界要广阔浩瀚得多。有时我想着这发生了的一切，至少对我来讲，是一个孩童的世界，在那里面知晓一切，对不知道的一切的关系是，仰仗于其他那些人，那些明白其内里同时又有解决办法的人，这样的孩童世界实际上是绝不存在的，这仅仅是经过了所有这些岁月里自身的成长壮大。当我十九岁时遇到了世界就是语言的结构这一断言，我拒绝这个说法，同时觉得这个否定是健康而明智的，因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呀，我手里握住的笔，它会是一种语言？那太阳光照射下的玻璃窗？在我下面的庭院岔路口上穿着秋装的学生？讲师的耳朵，还有他的手？那刚刚走进门里现在正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她衣服上淡淡的泥土和树叶的气味？在圣约翰教堂外面给自己搭建帐篷的修路工人，他们挖掘地面发出的声响，那变压器电流平稳的嗡嗡声？来自城市下面轰隆隆的声响——也是一种语言的轰隆隆声响吗？我的咳嗽，难道是语言的咳嗽？不是。这是一种荒唐想法。世界就是世界，我触摸它遭遇它，吸进和呼出，吃和喝，流血和呕吐。许多年以后我开始第一次看到了它的不同。在我读到的一本关于艺术和解剖学里，是尼采写的引文，那里这样写着：“物理学也只是对世界的一种诠释和分类整理，而不是对世界的诠释。”也写道：“我们在分门别类的帮助下计量世界的价值，说的是一个纯粹的虚构世界。”

一个虚构的世界？

是的，这个建构起的世界，这个精神世界，没有重量而且抽象，就像编织起我们思想的同样材料，所以它可以在其间畅通无阻任意穿越。回溯过去三百年自然科学的历史，毫无神秘可言。一切都有所解释，一切都有其概念，一切都在人们理解的范围之内，从那巨大恢宏的宇宙，它那最古老的可以观察到的光，那最遥远的边缘，追溯到远古的一百五十亿年前，到所有那些微小的质子、中子和介子。甚至对于那些致命的现象我们也知悉并且理解，比如侵入我们身体内的细菌和病毒，攻击我们的细胞让它们长大或者死亡。自然及自然的法则历来就是如此的抽象与透明，但现在，在这个推翻一切旧事物的时代，就不再只有自然的法则了，也有自然世界下的地方和人。这整个的物质的世界被举升到了这样一个领域，一切都被纳入虚构的王国，从南美热带雨林和地中海的岛屿到北非的沙漠和东欧的灰色颓败的城市。我们的思想充溢着从未去过的地方的图像，但我们仍然能辨认，充满着我们从未谋面的人，但依旧与之熟悉，而他们是今后我们漫长人生中的旅伴。情感给予我们的是让世界变小，更加自我封闭贴近自我，不向他人敞开，几乎是一种乱伦，虽然我知道这是极度的不真实，因我们其实对什么都一无所知，所以也将难以摆脱情感的困惑。渴求始终是我最熟悉的，几天以前一个强烈的冲撞几乎让我难以把持，完全迸发而出势不可挡。部分原因是为缓解情绪我开始写作，通过写作我将打开世界，为我自己，与此同时这也是让自己失败。在未来是找不到情感的，它只和现实相伴，这就是说任何一个乌托邦都是毫无意义的。文学却始终同幻想的王国源于同族，当幻想的乌托邦失去意义，则文学亦然。我试图用小说来为小说而抗争，我知道，或许所有的作家都在做这样的尝试。我应当要做的是断言它们的存在，断言它们现存的状态，若是自己在这世界里狂欢作乐而不是去寻求一条离开这里的出路，以这种方式无疑地我会获得一种更好的生活，但我没法这样，也不能这样——在我身上有某种固有的、坚定的信念，虽然这是本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一种标志，还添加上浪漫——我迈不出这一步，理由很简单，这不仅是头脑里的思想，也是阅历经验，通过这些状态蓦然间清晰明了豁然开朗，仿佛一切是如此的熟悉，在几秒钟里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与瞬间前自己发现的那个世界迥然不同，这个世界的跻身而入，是一种短暂的闪现，之后它又回缩恢复以往，留下的一切与从前一样……

我最后一次体验到的这种感觉，是前几个月坐在前往斯德哥尔摩的通勤列车上时。窗外的风景是纯白色，灰色的湿润的天空，我们正在穿越一个工业区，空荡荡的火车厢，天然气罐，当地的工厂地段，一切都是白色和灰色，西边的太阳坠落，那绚丽辉煌的云彩在云雾中浮动着，我乘坐的火车，不是这条路线上通常的那种老式的、晃晃荡荡的破旧座椅，它是完全崭新的座椅，能闻到一股新的气味，我跟前那道滑门开关时毫无摩擦声响，我什么也没想，只是注视着天空中那鲜红的燃烧着的火球，心里充盈着欢乐，那种欢愉之情在心头的冲击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很难把它与疼痛的感觉区分开来。我感受体验到的这一切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不可估量的意义。当这一瞬间过去，这感情上的重大意义并非被减少，只是它陡然间变得不合时宜：准确地讲，这重大意义是什么？又为什么？就这一辆火车，一个工厂区，太阳，云雾？

我又体会到了情感，它仿佛是一件独特的艺术品，能够让我的内心苏醒。伦敦国家博物馆里伦勃朗老年的自画像就是这样的一件艺术品。陈列在同一博物馆内特纳的那张老码头外的海上落日也是这样的一幅画，还有卡拉瓦乔画的耶稣在客西马尼。维米尔的作品也同样唤起情感，还有一些克劳德·莫奈的画，雷斯达尔（ruisdael）和其他荷兰风景画家的画，j.c.达尔的一些画，汉提维格（hertervig）几乎所有的画……没有鲁本斯的，没有马奈的，没有法国还是英国18世纪的画家，但夏尔丹是其中的一个例外，没有惠斯勒，也没有米开朗基罗，只有一个莱昂纳多·达·芬奇。这种情感体验的钟爱与赞同没有固定的时代，也没有固定的画家，因为这可能是关于某位画家的某些作品，让这位画家其他的所有作品安稳自守吧。这种体验也与人们通常称之为质量的东西无关；我可能站在莫奈的十五幅画面前无动于衷，而可能在扬名于芬兰国外的一位芬兰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前会感觉到自己体内血脉偾张。

这些画带给我如此强烈印象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很明显，所有这些在19世纪以前完成的画，都是在这个艺术的模式之内，它们绝不会完全脱离对这视觉世界的参照。也因此总是这其中存在的某个物体，这就是说，在真的现实和画面的现实之间有一个距离，而一定是在这个距离、这个空间里“发生了什么”，它出现在视野里，我看到了这个它，这时候这个世界就好像从真实的那个世界向前迈出了一步。人不仅在其中看到了难以理解的部分，也完全接近了它。这点无法表述，此时语言无能为力，总是感觉在我们的能力企及之外，但我们仍在其中，因为它不仅包围着我们，我们自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自己。

触及到了我们的这些陌生和神秘，引领着我的思绪朝向天使，这些神秘的造物者不仅仅分属于神性的一部分，也分属于人性的一部分，因此在这陌生的自然界里最好以另一种形式来表述这种双重性。同时画和天使也有某些令人极度不满意之处，因为基本上二者都属于过去，一些过往之事我们也已经把它们抛在脑后，它不再适合进入，在我们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那里是浩大的、神性的、圣明的、神圣的、美丽真实的，不再拘泥于任何尺度，相反的更趋于质疑甚或是荒诞可笑。这意味着外面的世界是浩瀚而漫无边际的，直到启蒙时代神明的来临，它给我们带来启示，大自然的浪漫主义，而这启示的思想是庄严崇高的，不再有什么能为此描述。在艺术里的那个外在世界就是社会的一个同义词，也是人类体验的积累，其中充满了概念和相应的正确的实践。在挪威的艺术史里是蒙克打破了这一规戒，在他的画里是人首次占据了所有的篇幅。在那个启蒙时期里人从属于神明，在浪漫主义的范畴里人从属于描绘出的风景——山脉雄伟壮丽，气势磅礴，海洋汹涌澎湃，气势磅礴，树木高大粗壮森林宽广无边，也是气势磅礴，但人却是毫无例外的渺小而微不足道——人与自然维持的这种关系到蒙克这里颠倒了过来。好像人饥肠辘辘地把所有的东西一口吞噬，一切以己为中心。山脉、海洋、树木和森林，这一切为人而生辉。不是人正在从事的活动及他们外在的生活，而是人的情感和他们内在的生活。当人们首先占据了这个舞台，看上去已经没了回头路，也没有在我们时代最初的一百年里开始如森林之火般扩展蔓延遍及整个欧洲的基督教的回头路。蒙克画笔下的人物是创造者，他们的内心世界用外在形式表达出来，让世界震荡，当这扇门被打开之后剩下的世界就是造物者：蒙克之后的画家他们让自身有了色彩，有了形式，不是出于他们的想象，而是饱含激情。那时候我们在绘画世界里自己内心的表达就是一切，当然这就意味着在艺术的内与外之间不存在动态，只有一种分离。在高度现代化的时代，艺术和世界之间的区别极为接近，或者换一种说法，艺术就是一个自我的世界。占据着这个世界的，自然是有关裁量评判的问题，很快地这个裁定自身就成了艺术的核心，为了不自我消亡，因此会以可能的方式，并在某种程度上，它必须得为这个真实世界及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里的物件敞开自己，在这里艺术品的物质材料已经不重要了，所有的重心取决于如何表达，也不是看它是什么，而是看它如何思考，其作品承载着什么思想，于是这样一来最后剩下的就是客观现实，这些人主观外的东西也参与了进来。艺术品成了一张凌乱的床，一间屋里的几个复印机，天花板上挂着的一辆摩托车。艺术家反映的方式，让他们自身已成为了观众的一部分，报刊评论员如是说。艺术家是位扮演者。事实就是如此。艺术没有来自外面的东西，科学没有来自外面的东西，宗教没有来自外面的东西。我们的世界把自己关闭了，把我们关闭了，再也找不到出去的路。在这种情势下那些呼唤更多的精神，更多的灵性神灵的人，心里只是一片空白，这就是问题，精神的东西已经占领了一切。一切都成为了精神，即使我们自己的肉体，也不再是肉体，而是有关肉体的观念，一些出现在绘画里的天空中、在我们的内心以及悬置在我们头顶上方的那些想象里可以找到的东西，它们越来越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中的一大部分。为我们所不知的、令人费解的极限已被打破。我们明了一切，这是因为我们做的一切是为我们自己。极为典型的是所有这一切以其无性、无色彩、消极否定，为艺术中的非人性所占领，在我们的时代面临的是语言，在语言里我们对不理解和陌生的东西已经进行了探询，仿佛它已经到了人类所能找到的表达方式的边缘，也是在我们自身能够理解的边界，实际上这也很符合逻辑：否则在外面那个不再熟悉的世界上将在何处去寻觅答案？

在这束光亮里我们一定看见奇怪暧昧的死亡角色已经步入。在另一端却来自四面八方，我们铺天盖地的有关死亡的报道、有关死亡的画面；对死亡的尊重是没有极限的，它是巨量的，取之不尽，无处不在。但这是一种想象中的死亡，没有肉体的死亡，死亡作为思想和图画，一种精神死亡。这类死亡如同名字的消亡一样，人们使用死者名字时就指的是肉体消亡了的这人。因为当人活着的时候，名字表明的就是名字与肉体为一体，身体的处所，身体的行为，当死亡时姓氏就与其肉体剥离开来，姓名是与活人在一起的，提起名字时总是意味着他那时候是如何，绝非指现在，一具躺在某个地方腐烂着的肉体。属于肉体死亡的部分是具体的、有形的、物质的，这种死亡被以一种极为精心差不多是疯狂的一丝不苟隐瞒，这很有效果，只需听听当人们意外成为一则死亡事故或是谋杀事件的目击者时，他们通常是怎样用语言表达的。他们总是说同样的话，“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虽然他们的意思与此恰好相反。它是那样的真实。但我们不再生活在这个真实里。对我们来说一切都被颠倒了，对我们来说真实的就是不真实的，而不真实的就是真实的。死亡，死亡就是最后的大跨越。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得把它掩藏起来。因为这死亡在这个词汇之外，在生命之外，但它不在世界之外。

我自己是在近三十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一具死亡的肉体。这是1998年夏天，七月的一个下午，在克里斯蒂安桑的一个小教堂里。我的父亲死了。他躺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天空阴间多云，房间里是灰色的光线，窗户外的草地上一台锄草机在草坪上缓慢地兜着圈子。我和我哥哥一起待在那里。殡葬职员先出去，为的是让我们和死者单独待一会儿，我们站在离尸体几米远的地方，盯着那里。眼睛和嘴闭上了，上身穿着一件洁白的衬衣，下身套着条黑裤子。想着这是第一次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审视这张脸，几乎令人无法忍受。感觉像是我在猥亵他。同时又感觉到我是如此的饥饿，有某种贪得无厌的需求，我得一再地不断地看着他，这死去的躯体几天前还是我的父亲。我熟悉这个容颜，我是伴同着这张脸长大成人的，虽然最后这些年我没有像从前那么经常看见这张脸，但几乎没有哪一个晚上不梦见它。我熟悉这个容颜，但不是现在这副样子。黝黑的、泛黄的肤色和这张僵硬的面孔使它看上去像是从树上切割下的一块木雕。活像树一样的脸让人没有任何想与他接近的情感。我看见的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与人相似的物体。同时他来自我们当中，他曾经就是我们中间的一员，现在他依然在我的心里，像是覆盖在死亡上的一缕生命的面纱。

英韦缓缓地向走桌子的另一端。我没有看他，当我抬起头望出去的时候，只是注意到了他的动作。开着锄草机的园艺工不断地在座位上扭过头来控制车轮走在上一轮割过了的草地的边界。没有被卷起装进袋子的那些草碎末，在他身体上方的空中飞扬旋转。其中的一些草屑一定粘贴在了机器的下方，因为这些湿润的草碎末被挤压成块状，以规律的时间间隔从机器上掉落出来，这些湿漉漉的草团子看上去总是比同一片草坪里的草要深绿得多。在他身后的砾石路径更远一点的地方相跟着过来三个人，都低着头，其中一个穿着红大衣，映衬着绿茵茵的草地和灰色的天空更加鲜艳夺目。再往后的公路上有接二连三的汽车在路上滑动，它们正向着市中心的方向驶去。

小教堂的墙外骤然响起了锄草机马达的轰鸣声。想象着这猛地响起的巨大噪音，是否会让爸爸睁开眼睛，这一画面是如此强烈逼真，以至于让我立刻往后倒退了一步。

英韦朝我看了一眼，唇边浮起一丝微笑。我觉得死者会复生？觉得这树会再变成人？

这真是令人惊骇的一刻。但当情绪平复下来后，我才明白过来事实上他已经不存在了，即使这所有的声响，即使脑子里翻腾着奇思怪想的画面，他仍然静止不动。那时胸中腾然升起的自由之情，如不久前经历过的悲痛波涛一样难以遏制，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完全违反我的本意的，在接下去的一瞬间里又一声抽泣，把它释放了出来。

我与英韦的目光相遇，笑了。他走过来静静地站在我的身旁。与他的贴近和靠拢的感觉一下子充满我的全身。我是多么高兴他站在那里，我得努力奋争不要再度失去控制而破坏了这眼下的一切。这就是说要去想别的事，这就是说要集中精力去搜寻那些与此毫不相干的事。

隔壁房间里有人在翻找东西。声音不大，但打破了我们站在那儿的气氛，朦朦胧胧的，就像人睡着的时候，在其周围从现实世界里闯入梦中的那种似幻似真的声音。

我低头看着爸爸。手指头互相交叉在一起放在腹部，食指的边沿是尼古丁暗黄的颜色，就跟泛黄的旧墙纸一样。指关节上的皮肤是不成比例的极深的皱褶，现在看上去就跟人造的一般，而非天然而成。再看这张脸。它还是看不透，尽管躺在那里的他平和安静，但不是空白一片，仍然在上面存留有一些我只能用意愿这个词来解释的痕迹。我想到，我以前总是试图去确定他脸上有着什么样的表情。我总是在看着它的同时试着去解读它。

但现在它关闭了。

我向英韦转过身去。

“我们现在走了吧？”

我点点头。

主持葬礼的殡仪馆职员站在外面的房间里等候着我们。我出来之后仍然让门开着。虽然我知道这不合礼仪，但我不愿意让爸爸一个人单独待在里面。

我们和经办葬礼的殡仪馆职员握手，讨论了关于几天后将举行的葬礼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后，我们走出门外，向停车场走去时各自点燃了一支烟，英韦紧靠着汽车站在那里，我坐在一块砖石边上。天上飘着雨。小教堂背后的树木迫于愈来愈强的风势都弯下了腰身。在数秒钟里震耳欲聋的树叶的喧哗声盖过了从草地另一端车辆行驶的声音。接着两边都安静了下来。

“啊，有点不可思议。”英韦说。

“是啊，”我说，“但我很高兴我们办到了。”

“跟你一样。我得看见了才能相信。”

“现在你相信了吗？”我说。

他笑了。

“难道你不相信？”

我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回他一个笑容，而是又开始抽泣。用手拼命压住脸，把头低下了。一声接一声的抽泣使我的身体颤抖起来。当它们止住后，我抬起头朝他瞟一眼，轻轻一笑。

“在这里就像我们俩回到了小时候一样，”我说，“我哭泣，你看着。”

“你确定……”他说，搜寻着我的目光，“你确定接下来你可以独自一人待着？”

“当然，”我说，“没问题的。”

“我可以给家里打个电话说我不回去了。”

“你开车回家吧。事情反正都安排好了。”

“ok。那我现在就走了。”

他把手里的烟扔掉，从口袋里掏出了车钥匙。我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但没有近到可以握个手或者可以互相拥抱的程度。他打开车门，坐进去，当他在插进锁里的钥匙时向上方望了一眼，车的马达启动了。

“那么，再见了。”他说。

“再见。开车小心。问候家里人！”

他关上车门，车往后退进，停留了一下，把安全带系上，换挡，然后缓缓地向主干道驶去。这之后我开始向前走。突然他的后车灯亮了，他把车又倒退开了过来。

“最好你拿着这个。”他说，手从摇下的车门里伸了出来。这是葬礼殡仪馆职员交给我们的那个棕色信封。

“我把它一直带到斯塔万格去没有意义，”他说，“最好还是留在这里。ok？”

“ok。”我说。

“那么下次再见。”他说。车窗关上了，最后的几秒钟里，停车场上空响起了高扬激荡的音乐，猛地听上去仿佛是水底下传来的声音。我一动不动站着直到他的车转弯拐上主干道不见了，这是从孩提时期有的一种冲动；要是我不这么做的话就会有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然后我把信封装进夹克内层的口袋里开始往城里走去。

三天前，在下午两点钟光景，英韦给我来了电话。从他的声音里我立刻听出了有些异常，我首先想到的是，爸爸死了。

“嗨，”他说，“是我。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说出事了。对……有事发生了……”

“是吗？”我说。站在过道里一手撑着墙壁，另一只手握着话筒。

“爸爸死了。”

“哦……”我说。

“居纳尔刚刚给我电话。是祖母今天一早在椅子上发现他的。”

“他是怎么死的？”

“我不知道。应当是心脏的问题吧。”

过道里没有窗户，天花板上的灯关掉了，那里面唯一的光亮是一端的厨房和另一端打开的卧室里透出的微弱灯光。我凝视着在镜子里的那张脸，朦胧不清，像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注视着我。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我是说，具体的该做什么？”

“居纳尔等着我们完全接手这件事。所以我们直接到那儿去。事实上应该是越快越好。”

“好，”我说，“我要去参加博格希尔的葬礼，实际上，现在就该走了。所以行李是早打点完毕。我现在就可以动身。我们在那地方碰头吧？”

“行，就这样，”英韦说，“那么，明天我就开车过去。”

“明天？”我说。“现在我得想想。”

“为什么你不坐飞机到我这儿来，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开车下去？”

“好主意。我就这么办。等我知道了我坐的是那一趟班机再给你电话。ok？”

“ok。那我们明天见。”

我放下话筒，走进厨房，给茶壶灌好水，在橱柜里取出一袋茶，把它放进一个新杯子里，身体紧靠着厨房案桌，冲上方望着从屋旁经过的那条死胡同路，在小花园尽头生长起来的茂密翠绿的树丛间，隐约看得见它像灰色的斑块那样时隐时现，再往上直到公路的边沿。在另一边矗立着一些硕壮高大的落叶树，树荫下的幽暗中一条小道往上蜿蜒直到主要公路，海于克兰医院的塔楼高高耸现。我唯一能想到的是，我没法去想那些我应当想的事情。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应当。我想，爸爸死了，这是一件很大的重要的事，它应当完全占据我的全部身心，但它没有。因为我站在这里瞅着烧茶的水壶，心里恼怒着为什么水还不开。我站在这里望着外面，就像每次我看见花园的时候一样，想着我们是多么幸运有了这样的一套公寓，因为房东老太太会拾掇花园，没想着爸爸死了，即使这是唯一的实际上有着一定含义的事情。这应当是一种震惊吧，我想，把水冲进杯里虽然水还没有烧开。这个贵重的有着时尚款式的锃亮茶壶，是英韦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杯子，这金色的赫格娜斯（höganas）陶瓷杯，记不得是谁送的了，只是列在了托妮耶的礼品心愿单上。我抓住茶袋上的线在水中提了几下，然后把它扔进水槽里，袋子触到槽底时发出噗嗒一声响，我手里握着杯子走进了饭厅。还好，至少是我独自一人在家，谢天谢地！

我在客厅里走了几分钟，试图给爸爸的死寻找某种意义，但我没能做到。他的死没有意义。我理解他的死亡，我接受他的死亡，从一方面来说这也不是没有意义，已经颠覆了的一艘生命之舟跟它颠覆之前没什么区别，另一方面来说，这是众多事实当中的一个事实，不应当让它占据着我的意识里。

我手里握着杯子在客厅里兜圈子，户外的天色是灰的、轻柔的，景色渐次往下展延开去，眼里满是屋顶和葱绿繁茂的花园。我们前几周才从沃尔达搬来这里，托妮耶在那里读广播新闻专业，我写了一部小说将于两个月后出版。这是我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沃尔达的那个寓所不算，只是暂时的，但这里是永久的，或者说看起来像是永久的，这是我们的家。还能闻到墙上油漆的气味。餐厅里是牛血的红色，是根据托妮耶母亲的建议刷的，她是个艺术家，但她绝大多数的时间是花在室内装饰和做饭上，这两方面都是高水准——她自己的家看上去就像在装潢杂志里的房子，她招待客人的餐点，总是制作精致色味俱佳；她家的起居室跟其他房间一样是蛋壳白的颜色。但我们这里完全没有装潢杂志里的那种范儿，过多的家具、海报和书架，显示我们才刚摆脱学生生活。我是靠学生贷款完成这部小说的，因为我还挂着一个文学研究专业的名号，到七月这笔钱就不再提供，因此眼下我是弹尽粮绝囊空如洗了，我得向出版社预支稿费。爸爸死了，这一切的到来就像是个征兆，因为他有钱，应当是有钱吧？他们三兄弟卖了在埃尔韦街的房子，把卖掉的钱平分了，这是不到两年前的事。他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把这钱都挥霍了吧？

我父亲死了，我在想着我会从他那儿得到的钱。

又怎么样呢？

我想着我想的事，抱歉，就是这样的，可以么？

我把杯子放在饭厅的桌上，打开那扇单薄的门，来到阳台上，僵直的手支撑在栏杆上，向外望去同时呼吸着夏天温暖的空气，将满满一股充满着植物、汽车和城市的形形色色各种气味的空气吸至肺底。接着我又回到客厅四下张望。我要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出去买点什么？

我来到过道里，朝卧室望进去，宽大的、还未整理的床，一道通向浴室的门。这我可以做的，我想，冲个澡，这不错，我马上就要动身外出了。

脱下衣服，站在水流下面，蒸腾的热气萦绕在我的头上，热气沿着身体直通全身。

我要打一发吗？

不，真该死，爸爸死了呀。

死了，死了，爸爸死了。

死了，死了，爸爸死了。

站在热水下面也索然无味了，我关上水龙头用大毛巾擦干身上的水，在腋下抹了点除臭剂，穿上衣服来到厨房里看现在几点钟了，同时用一条小毛巾揉搓头发。

两点半。

还有一个小时托妮耶就回家了。

当她从门里进来时，把这一切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地再来一遍，我甚至连想想这个都受不了，于是我走进过道，把毛巾从敞开着的浴室里扔进去，拿起电话拨她的号码。她立刻就接了。

“我是托妮耶。”

“嗨，托妮耶，是我，”我说，“你怎么样，好吧？”

“好。实际上我现在正在剪辑，只是到办公室来取点东西。把手里的事弄完了，我就回家。”

“好。”我说。

“你在干什么呀？”她说。

“没有，没干什么，”我说，“英韦来电话。爸爸死了。”

“你说什么？他死了？”

“是。”

“哦，真可怜！哦，卡尔·奥韦……”

“没事的，”我说，“事实上，这是意料中的事。但不管怎样今晚我得过去。先到英韦那里，然后第二天一早我们开车过去。”

“要我一起去吗？我是可以的。”

“不，不用。你得工作！待在这儿，然后来参加葬礼。”

“哦，真可怜，”她又说了一句，“我可以让其他人接手剪辑的事。然后我立刻回家。你什么时候走？”

“不用急，”我说，“我几个小时后就要动身。一个人独自待一会儿没事。”

“肯定？”

“是，是。非常肯定。其实我心里没感觉。我们已经谈论这事很久了，要是他继续这样的话要不了多久就会一命呜呼。所以我是早有准备的。”

“好吧，”托妮耶说，“那我就把活儿干完，然后尽快回家。你自己要好好的。我爱你。”

“我也爱你。”我说。

当我放下话筒时，想到了妈妈。她也应当知道这件事。我又拿起话筒拨响了英韦的电话。他已经把一切告诉她了。

穿好衣服坐在客厅里等着时，我听到了托妮耶已在门口。她像一阵夏日的风那样进到了公寓里，那么新鲜而又充满活力。我站起身来。她的动作有点慌乱，眼神里满含关切，她拥抱了我，说她愿意跟我一起去，但我是对的，最好她还是应该在这里，于是我打电话叫出租车，和她一起站在门外的阶梯上，等了五分钟后车到了。我们是夫妻，我想，我们是丈夫和妻子，我的妻子站在屋外向要离去的我挥手，想着想着就笑了。这想象的画面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难道我们是在扮演丈夫和妻子，难道我们不是真的夫妻吗？

“你在笑什么？”

“没什么，”我说，“只是想到了一些事。”

我捏了捏她的手。

“车来了。”她说。

我朝远处那一溜房子望去。黑色的、像是一辆车开动的样子，出租车在那边的坡路上往上匍匐而行，在十字路口那里车停住，犹豫着，然后谨慎地朝右边的方向继续向上爬行，那条街与我们现在站着的这地方同名。

“我叫他一声？”托妮耶说。

“不，为什么？我自己也一样可以叫啊。”

我拎起箱子走上通向公路的阶梯。托妮耶跟在后面。

“我到十字路口那儿去，”我说，“我从那里上车。今天晚上给你电话。好吗？”

我们互相接吻道别，当我转身朝十字路口走去时，出租车正从那条坡路上倒车下来，她挥动着手。

“克瑙斯高？”当我打开门把头探进车里时司机说话了。

“对，是我，”我说，“去弗勒斯兰机场。”

“坐进来吧，我去拿你的箱子。”

我佝偻着身子坐进后座，然后身体坐直。出租车，我爱出租车。不是醉酒之后坐车回家，而是旅游时坐着它去机场或是火车站。还能找到比坐在出租车后座上让它带着你穿梭在城里城外去往某个地方更有劲的事吗？

“这儿的路，不好找啊，”当司机坐进来时他说，“我听说过这里，这路有岔道，但我自己从来没来过。二十年了。这还真有点怪。”

“是啊。”我说。

“我想现在我是什么地方都去过了。我想这一定是我没走过的最后一条路。”

他在镜子里冲我笑了一下。

“去旅游吧？”

“不，”我说，“恰恰不是这样。我父亲今天去世了。我要过去安葬他。在克里斯蒂安桑。”

简短的交谈就这样结束了。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望着窗外一路上出现的房屋，没有特别想什么，只是这么注视着。明德，凡托夫特教堂，霍普。加油站，车行，超市，独立小区，树林，水流，建筑工地。当我们进入最后一段路时，我可以看到机场的调度塔楼，我从上衣内的口袋里找出银行卡，弯下身去读前面计程表上的数字。三百二十克朗。所以最聪明不过的还是不要去坐出租车，乘公交车到这里只花十分之一的价钱，现在我手里缺少的，就是这钱了。

“可以给我三百五十克朗的发票吗？”我说，把卡递给了他。

“可以，当然。”他说，从我手中把卡一把抓了过去。刷了表上的数字，紧接着发票噼啪冒了出来。他将它连同一支笔和一张厚卡纸递给了我，我在上面签字，他又撕下一张新发票给我。

“谢谢你。”他说。

“谢谢，”我说，“我自己取行李。”

虽然行李箱很重，但我自己提着它走进了候机室。我讨厌这些带小轱辘的推车，因为首先它们很女性化，这不适合一个地地道道的男子汉，一个男人就应该自己搬运，而不是去推车，这第二个理由是因为它们勾画出了一个便利、快捷、省力和明智的画面，这些我都厌恶，我愿意任何事都尽可能地自己干，虽然在这里是一桩不足道的小事。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去感受一下地球的引力？我们是生活在图画里吗？人们在节省力气但我们省这个力气究竟又为的是什么？

我把箱子放在这间小小的候机室地板的中央，抬头看班机起飞的时刻表。五点钟有一班开往斯塔万格的班机，我完全来得及赶上。但还有一班是六点钟的。因为我喜欢坐在机场，或许比我更喜欢坐在出租车里，所以我决定坐后面那一班。

我转过头朝检票口那儿望去。除了最里面的三个外，那儿看上去混乱不堪，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不像是这些旅行者中的一员，他们几乎都是无一例外的轻松愉快，行李箱都是大型的，个个都是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那种兴致勃勃的劲头，只差找一个可以端起酒杯的地方了，让人立刻明白他们乘坐的是去南方的旅游包机。在我站着的值机柜台前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我买了机票，检票进去，缓步走向墙那一边的公用电话给英韦挂个电话。他立刻回答了。

“嗨，是我卡尔·奥韦，”我说，“六点一刻的班机。那我就是差一刻七点到苏拉。你来机场接我，还是……？”

“我来接你。”

“又有什么新消息吗？”

“没有……我给居纳尔去了电话说我们来。他也不知道更多的情况。我想我们可以明天一大早就出发，那我们就来得及在殡仪馆关门以前去那里一趟。明天可是星期六。”

“好，”我说，“这听上去不错。那，我们待会儿见。”

“好的，再见。”

我放下话筒走上了去咖啡店的楼梯，买了杯咖啡和一张报纸，找到一张可以从那儿俯视下面大厅的桌子，把夹克挂在椅背上同时对周围扫视一遍看那里有无我认识的人，然后坐了下来。

有关爸爸的思绪循环着冒了出来，自打英韦给我打了那个电话之后就开始这样，但内心不含有任何的情感，始终像是在做一种清醒的确认。这已经足够了，因为我对此早有思想准备。自从他和妈妈分手的那个春天起，他的生活便只朝着一条道了。那时候我们还不理解这个，但在某一时间的十字路口他越界了，从那时起我们就知道任何时候他都可能出事，并且是那种最糟糕的事。或许这也是件好事，就看你怎么去诠释了。我长期以来就巴望他死，自从我明白他的生命很快就可能完结那一刻起，我就开始这么期望。当电视里报道有关他居住的那一地区的死亡事故，这可能是火灾或是车祸，在树林或是海洋里发现尸体，我立刻觉得有了希望：或许那是爸爸。然而从来都不是他，他且活着呢，他继续这么活下去。

直到现在，我想，看着下面大厅里四处走动着的人们。二十五年以后他们当中的三分之一会死掉，五十年以后会是三分之二，而一百年以后他们会统统死去。死后的他们又怎样回归呢，那时候生命还有什么样的价值？就这样嘴巴张开，眼眶里空洞的两个黑窟窿，待在泥土下最深处？

或许判决的日子事实上是要到来的。所有的这些骨头架子和头盖骨在数千年的岁月里会被那时活在地球上的人们挖出地面，稀里哗啦地把它们都拼在一处，这些骷髅架子立了起来，朝着太阳龇牙咧嘴，而上帝，墙上的天使都簇拥在他的上方和下面，这天庭的主宰，将会判决他们。大地上一片郁郁葱葱，宽广富饶，神圣的号角吹响了，所有的平原和山谷，所有的沙滩和平地，所有的海洋和河流，这些死亡了的人们立起身来，走向那权力无边的神明，他们将被上升到上帝跟前，审判后沉重的、魔鬼的心被遣放下降至燃烧着烈火的地狱，审判后轻灵的、善良的心被引领上升到充满光明的天堂。现在在那里走动着的人群，拉着带轱辘的箱子提着免税商店的塑料袋，带着他们的钱包和银行卡，散发着香水味的腋下和他们的眼镜，他们染过的头发和他们的助步车，所有这些人也都要在沉睡里被唤醒过来，他们和那些死于中世纪时期或是石器时代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不可能看出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死去的人，死了就是死了，死了的人将在末日被审判。

在大厅后头的行李传送带那里，一群日本人走过来，或许有二十个。我把冒着烟的香烟放在烟灰缸里，喝了一口咖啡，同时我的眼睛追随着他们。他们看上去是陌生人，不是因为他们的装束或是外貌，是因为他们的举止，非常令人着迷，住在日本，被一群陌生人包围住，人看见一切，但不能理解，或许能猜出它的含义，但又绝不能完全肯定，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坐在一栋日式房子里，斯巴达的简单生活方式，滑动门和纸墙，这些应该算作是与我个人和我的北欧式的浮躁相比极其遥远的陌生，所以这自然是梦幻般的事情。坐在那里写一部小说，如何观望着周围，缓慢地构思我手下写的东西，因为思考的方式自然同我们身在其中的具体环境有着紧密联系，就如我们同人的谈话和我们阅读的书籍一样。日本，还有阿根廷，在欧洲人的眼里来说完全是另一种类型，是完全移身到了另一地方，还有美国，比如缅因州那儿许多小城镇中的一个，有着挪威南方海岸的自然风貌，在那里又该会是如何的一个景况？

我放下杯子，又拿起了香烟，往椅背上靠了靠，朝那边的街上看去，那里已经坐着好些旅客了，虽然现在还差几分钟才到五点。

现在说的是卑尔根。

一股冰冷的风从我身上穿过。

爸爸死了。

自英韦给我打电话后，这是我第一次在心里唤起他的面容。不是他最后几年的模样，而是我同他住在一起直到成年的那些日子，那时候我们和他一起在冬季里到特罗姆岛外面去钓鱼，那时风在耳边怒号着，巨大的、灰色的波浪膨胀鼓拥着在我们身下的山崖上被撞击得粉碎，空中含着浪花的飞沫，他手里拿着钓鱼竿，摇动竿上的曲柄同时朝我们笑着。浓密的、黑色的头发，黑色的胡须，有点不匀称的脸颊上挂着一层小水珠。蓝色的油布衣衫，绿色的胶筒靴。

就是这样的形象。

我想看见的他是处于较好状态之中的那个样子，这就是典型的我。在潜意识里我愿意选择那些我对他怀有温暖之情的时刻。这是尝试着想自我掌控，明确地说，就是想为排除那种非理性的多愁善感扫清道路，要是那个出口很快被打开，便会放荡不羁不可收拾，将我毁于一旦。这种潜意识里的活动，作为某种对思想和意愿的训诫，它一定是审视自我的，脑子里可以想到的一切被加热了，与那些内心明智的考虑处于对立面。爸爸活该死，他死了是好事，我心里发出的另一种声音，那是谎言。这说的不仅仅是我成长时期他同我相处的日子，这也包含他在生活的半道上切断了所有那些旧的关系，一切重新开始。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所以也有与我的接近，但这无助于事，他要成为怎样的他，我也并不想知道。那个春天他与妈妈断了之后，他开始饮酒，整个的夏天他坐在那里一直喝，他们就是这么做的，爸爸和温妮，他们坐在太阳下面喝酒，那些漫长的、愉快的、令人陶醉的日子，然后开学了，情况仍然继续，但只是下午、晚上和周末的日子。他们搬到了挪威北方，一起在那里的同一所学校工作，那时候我们开始猜想他会怎么样了，因为我们有一次坐飞机去看他，英韦，他的女朋友和我，在爸爸开车来接我们的车里，他脸色苍白，手在哆嗦，他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当我们回到他的寓所，在厨房里他有节制地喝了三杯啤酒，他立刻像又活了过来，手不再发抖，把我们招待进去，开始谈话，继续喝着酒。这些日子，是放寒假的时候，他一直喝着酒，而且自己强调说这是在假日里，所以人们是可以喝点儿的，尤其是在这里北部，整个冬天是那么的黑暗。那时候温妮在带着孩子，所以现在他是独自一个人喝酒。同年春天，他到克里斯蒂安桑地区的一所学校视察检查工作，他邀请了英韦，他的女朋友和我去酒店共进晚餐，那是卡勒都尼恩酒店，但我们站在酒店前台将和他碰头的地点时，他不在那里，我们等了半小时，问询前台服务，回答说他在自己房间，我们上楼去到了那里，敲门，没人回答，他一定睡着了，我们更重地敲门喊着他的名字，没有任何反应，就这样我们空跑了一趟然后离开了酒店。两天以后，卡勒都尼恩酒店失火，有十二人丧生，我那时在上高中二年级，在课间吃东西的休息时间同巴森一起开车下来到了酒店，看着那里正在进行灭火。要是我父亲在那里，依他的那种状况，他一定会是死者当中的一名，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我对巴森说，但我或是英韦谁都不明白他到底出什么事了，我们对酗酒者的情况毫无经验，家里也没有人是这样，虽然我们知道他喝酒的，因为慢慢地我们见识了他许多个醉酒的夜晚，最后是哭天抹泪的，大吵大闹，抱怨嫉妒，失去了人所有的价值和尊严，但这时间维持不长，到第二天早上又一切恢复正常，他一直可以胜任工作，这是他的骄傲，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做到不喝酒，或许他压根儿就不愿戒酒。现在这是他的生活，现在是他在过自己的日子，虽然那时孩子已经出世了。在一些早上可以喝几口让自己脑子清醒过来，使自己可以去学校上班，但绝不会喝醉，一天之内喝几瓶啤酒影响不大的不会有事的，只瞧瞧那些丹麦人吧，他们吃中饭时也喝酒，丹麦那儿不是也挺好的吧，不是吗？

冬天里他们去南方，旅行社负责人收到了他们的投诉信，一次我住在他们家时偷看到了这封信，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他一下子瘫倒在地，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他感到胸口剧烈疼痛，之后他投诉了这家旅行社，因为他认为医院是把他作为心肌梗死来处理的，于是旅行社明确答复，这不是什么心肌梗死，引发父亲倒地的原因是与酒精和药片有关。

最终他们离开了北方，搬回到南部，在那里他终日喝酒，现在的他身体皮肉松弛肥胖，挺着一个硕大的肚腹。为接我们要他脑子清醒待在车里几个小时，现在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他们离婚了，爸爸再次搬迁到了一个南方小城，在那里他找到了新工作，几个月后工作也丢了，那时候他一无所有了——没有婚姻，没有工作，也几乎没有了孩子，因为温妮希望他同孩子住在一起，事实上也让他这么做了，但结果弄得很糟糕，他最后被取消了对孩子的探视权，其实这对他来讲是件无所谓的事，但他仍然怒火万丈，或许因为这是他的权利，而这一点，他的权利，是现在他在任何事上都抱着不放的东西。更可怕的事发生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就是南方的这套公寓，他坐在那里面喝酒，要是他不去城里的酒吧的话，他就一直坐在家里喝。他庞大的身躯像只桶，虽然皮肤还依旧是棕色的，但它黯淡、委顿，就像上面罩上了一层失去了光泽的膜，加上胡须和头发还有懒散邋遢的衣衫，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野人在那里四处搜寻酒喝。一次他突然失踪了，仿佛他沉入了地下几个星期。居纳尔给英韦打电话直接通知他说他已经给警方报了失踪。当他再度见到他时，那是在南方某地的一家医院里，他躺在那里不能走路了。那是暂时性而不是永久的瘫痪，他又重新站立起来，在一家戒酒精中毒的诊所里待了几周后，他又跟从前一样了。

这段时间我没有跟他联系。而他越来越经常地去看祖母，每次去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最后他搬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他把他还剩下的所有东西搜罗在一起，放进车库里，那时居纳尔为单独生活已经很困难的祖母安排了家庭护理，但他赶走了看护，把门锁上。直到他死他都一直在那里和她住在一起。居纳尔一次给英韦的电话里偶然提到了那里发生的情况。其中一件事是，有一次他过去那里看他们，发现爸爸躺在客厅的地板上。他的腿摔折了，但他不叫祖母打电话叫救护车来，这样可以送他进医院，相反地他威胁她不许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也不许告诉居纳尔，就这样，他躺在那儿，周围满是留有吃剩食物的餐盘，啤酒瓶和酒杯，还有她端给他的来自他大量存酒当中的酒。他在那里躺了多长时间，居纳尔不知道，或许是一天，或许是两天。他给英韦电话告诉了他，他明白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他认为唯一的办法是我们应当介入此事，把父亲从那里接出去，因为他这样会死的，我们商量了这事，但决定就让他这样，他在自己的海里航行，过着自己的生活，死也是自己的死。

现在他已经这么做了。

我站起身走向柜台想去再倒点咖啡。一个穿着深色的、高档精致很有品位的西服的男人站在那里，他脖子上有一条丝质围巾，肩头上落有头屑，当我走到那里时他正要倒咖啡。他把白色的杯子，放在红色的托盘上，满当当的一壶黑咖啡，当他把手里的壶举起了一点时用问询的目光望着我。

“谢谢，我自己来。”我说。

“请便。”他说，然后把壶放回到两个炉盘中其中的一个上面。我猜想他是属于那种学院派类型的人物。服务员，一个五六十岁之间的身材宽大的女人，肯定是个卑尔根人，因为在那个城市居住了八年之久的我在城里到处都看到这样的面孔，在公交车里在街上，在柜台后商店，都是剪得短短的、染过了的头发，戴着只有那种年龄段才显得合适的正方形的眼镜，我伸出手让她看见我手里杯子中的咖啡。

“再一杯咖啡。”我说。

“五克朗。”她说，字正腔圆的卑尔根口音。我把五克朗放在她手里，又回到我的桌子跟前。我口里发干，胸膛下面的心跳得很快，好像我十分兴奋，但我并不兴奋，相反的，我坐在那里心情平静而沉重，注视着悬挂在巨大的玻璃天花板上的那个小飞机，白日的光线正凝聚在上面，然后朝航班时刻表望去，那里的钟显示现在正是五点一刻，再将目光下移看着那些聚在一起排队的、在地板上来来往往的、坐着看报的、站着在谈话的人。这是在夏天，下方的人们衣着轻盈明快，棕色的身体，声音轻松愉快，旅行时聚集在一起的人们总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也像他们一样坐在那里，可以感受到明亮的色彩、清晰的线条、棱角格外分明的脸庞。这是意义的储存。没有这些意义，就如同现在我与他们的关系一样，那是遥远的和某种方式的模糊不清，不可能抓住要领有所感受，就像没有黑暗的阴影，只是灰蒙蒙的一片。

我转过身去看着出口。一群一定是刚刚抵达的旅客，正从飞机沿着地道般的空桥走上来。登机口的那道门开了，叠好的外套搭在手臂上，手提袋和塑料袋在大腿上碰来撞去的旅客们进来了，抬起头寻找显示行李传送带号码的指示牌，继续向右往前走，然后消失。

两个男孩走过来经过我身旁，每人都提着一个装可乐的纸袋，手里拿着冰棍。一个在唇上和下巴处看得出有胡须，应当是十五岁左右。另一个个子小些，嘴上无毛干干净净的一张脸，不必因为这一点就认定是年少。这大一点的有个不能合上嘴的厚嘴唇，加上他一副空洞洞的眼神，看上去很蠢。小个子眼神灵动，有十二岁孩子的那种机灵劲儿。他说了点什么，二人哈哈大笑，当他们朝桌子那走去时，他一定又重复了这句话，因为坐在那里的人也笑了起来。

我想知道他们究竟是多大的年纪，无法想象我也有过十四五岁那么小的时候。但一定是有过的。

我把咖啡杯推开，站了起来，把夹克搭在手臂上，拎起箱子朝登机口走去，紧挨着检票柜台坐下，那儿穿着制服的一男一女在自己的电脑面前工作。我身子后仰，把眼睛合上了几秒钟。爸爸的脸又出现在我眼前。仿佛它躺在那里等待着。雾霭中的花园，被踩过的带一点泥土的草，一架梯子竖着靠在树旁，爸爸朝我扭过来的一张脸。他用双手扶着梯子，穿着长筒靴和一件厚针织毛衣。在他身旁两侧地上放着两个白色的木盆，在梯子的最高一层的钩子上挂着一只桶。

我睁开眼睛。我不记得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不是什么回忆，但如果它不是回忆，那又是什么呢？

啊，不，他死了。

我吸了一口气，站立起来。在检票柜台跟前已经站着一小队人，在这里旅客们揣测着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从他们的动作看来，显然登机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

死了。

我站到队伍最后一位的后面，这是个肩头很宽矮我半个脑袋的男人。后颈上的头发乱蓬蓬的，耳朵里也长着毛发。他身上有股剃须水的味道。我后面又站上来一个女人。我将头微微扭转，为的是瞟她一眼，看看她的面容，精心涂抹的大红色唇膏，画了眼线扑了粉，看上去不像人脸更像是张脸谱。不过她身上的气味很好闻。

从飞机上下来的清洁工一溜小跑着上了空桥。穿制服的女人对着电话讲话。她放下话筒，拿起一个小麦克风说现在一切就绪开始登机。我打开手提袋外层，取出机票。我的心跳又开始加快，好像是它要独自出外旅行。几乎有点承受不了。但我必须忍受。我把身体的重心从一条腿挪到了另一条腿上，向前稍稍低下头，这样我可以看到窗外的跑道。那些小拖车中的一辆装载着行李开过去了。一个穿连身工作装，戴着耳罩的人向那里走去，他手里拿着用来指挥飞机降落地点时用的像乒乓球拍的东西。排着的队开始往前移动了。我的心脏怦怦跳。手心出汗。我盼望坐下，我盼望着坐在高空中往下看。我前面的那个矮胖的小个子拿回机票票根。我把我的机票递给那个穿制服的女人。不知出于什么理由，当她接过我的票时直视着我的眼睛。她很漂亮，是那种绷住了的严肃的美，五官端正，或许鼻子稍有点尖，一张小嘴。眼睛清澈碧蓝，虹膜外的深色圈显得格外分明。我直视着她短暂的一会儿，然后垂下眼睛。她笑了。

“一路顺风。”她说。

“谢谢。”我说，跟着前面的人走下那地道般的空桥进入飞机，舱门处有位中年女人站在那里向每位进去的旅客点头，我接着通过中间的过道，直到最后一排座位。把手提袋和夹克放到上方的行李架里，在狭窄的座椅上坐下，系上安全带，双脚向前，上半身往后一仰。

就像这样。

我坐在飞机上前往安葬我父亲的路上，同时我想着我坐在飞机上前往安葬我父亲的路上，我的元认知突然增强了。我所看见的一切，所有的这些脸孔和身体，在这里经过机舱缓慢走过去把行李放上去的、在座位上坐下的，在那里把行李放上去、在座位上坐下的，都被一个反射的阴影跟随着，它必须得告诉我，我看见这个了，同时我意识到自己看见了，然后进一步陷入荒谬，同时这个无所不在的思想的阴影，也或者说思想的镜子，也隐含着批判意味，指责我没有感受到的比感受到的更多。我想着，爸爸死了——然后他的样貌突然闪现在我面前，仿佛我需要“爸爸”这个词的图解——我，坐在飞机里是为去安葬他，却对这一切表现淡漠，我想着，当我看着那两个或许只有十岁的女孩子在一排位置上坐下，过道另一侧的那两位一定是她们的母亲和父亲，我想着我想着我想着。这一桩桩事情以飞快的速度争抢着肆掠侵袭全身，却都毫无道理可言。我开始感到恶心想呕吐。一位妇女把她的手提箱放在我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脱下外衣把它放在箱子上，与我的目光相视，礼节性地笑了一下，然后在我的身旁坐下。她四十岁左右，有一张柔和的脸、温暖的眼睛、黑头发，个子不高，身材略微丰满，但不是胖。她穿的衣服是一套的，就是说，裤子和衣服是同样的颜色同样的款式，女人们穿这种衣服叫什么来着？套装？里头是一件白衬衣。当我看着她的时候，我想着，虽然我像是看着前方，但我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目光投向的位置，而是眼角余光之处，在那里的才是这个“我”。她刚才手里一定拿着一副眼镜但我没有注意到，因为现在她把它架在了鼻尖上，翻开了一本书。

她身上有一种与银行工作相关的气息。不是出自于她的柔和，然而也不是因为她皮肤白皙。当她在椅子上坐下时，包裹在裤子下的大腿仿佛要被挤压出来，她的肌肤究竟有多么白皙，只有在深夜某地某旅馆房间的朦胧中才能知晓吧？

我试着咽口水，但口里那么干我的那点唾沫还不足以咽下喉咙。又一位旅客停在了这排座位，一个精瘦的中年男子，肤色蜡黄，面容可怖，穿一身灰色西装，他在最外面的位置上坐下，既没对她也没对我看一眼。“登机完毕”，扩音器里的一个声音说。我朝前弓下身，这样我可以看见机场上方的天空。西边天上的云层裂开了缝，下面那一片在成长中的小森林在太阳的万道光芒下，呈现出一片带有光泽的、几乎是闪动着的绿色。发动机启动的声音响起来了。窗户微微震动。身旁的那位女人把手放在书页上，凝视着前方。

爸爸一直有飞行恐惧症。在我长大过程中的记忆里，这是他唯一喝酒的场合。通常他避免坐飞机，当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就开车代替乘飞机，几乎不管有多远，但有时他也得乘机，那时候他就强迫自己灌下在机场咖啡店找到的任何一种含酒精的饮料。还有许多其他的事他也避免去做，但我从没看见过，那时我也从来没有特别细想，因为一个人做的事总是比那不做的事明显，那些爸爸不做的事情，就很难察觉到，这完全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神经质的问题。他从不去理发店，他总是自己剪头发。他从不坐公交车。他几乎从不在就近的商店买东西，总是到郊外的大超市购物。所有这些能够与人接触，或是可能被人看到的场合，虽然他是教师，每天也站在课堂上讲话，周期性地召集学生家长开会，也每天在教师休息室与他的同事聊天，他仍旧一贯地避免这些社交场合。这些事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或许他不想偶然地掺入某个集体？在那种场合他会被看见一些他不能自控的东西？在公交车上，在理发店，在超市的收银台跟前，他脆弱易受伤害？像这样的情况都完全是可能的。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却没能留意到。很多很多年以后，首先我突然想到了，我从来没有看见爸爸坐过什么公共汽车。他也从来没有参加过英韦和我所参与的那些社会活动，也注意到他从来不那么引人注意。一次他参加了我们学校期末的聚会，他坐在靠墙的地方准备观看我们表演的剧目，我在里面扮演主角，但非常遗憾，上一年的成功让我还沉浸在小孩子的自高自大之中，我没有下足够的功夫去排练，没必要把所有的台词都记得那么准确，一切都会顺利的，我想，当我站在那里，或许也是因为受了我的父亲就在近处的影响，我几乎一行字都记不起来了，这是个有关一座城市的长剧，我演的是市长，我们老师只能从头到尾给我提词。在回家路上坐在车里时他说他从来没有这么被羞辱过，他也绝不会再参加我们学校期末的聚会了。他守住了他的诺言。他从来没有看过我成长过程中踢过的无数次的球赛，他从不属于那些把我们开车送到外面的比赛场地的家长中的一员，在当地比赛时也从来不和其他人的父母一起站在球场边观看，对这些我也从没有什么反应，或者认为这不正常，他就是这样，我的父亲，和他一样的许多父母都这样的，因为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时期，那时候作为父亲较之今日的父亲有着不同且比较狭义的意义，至少在许多实际的层面上。

对了，他看过一次我踢球。

这是在我上九年级的冬季里。他要开车前往克里斯蒂安桑，顺道带我去谢维克的土地球场，我们有一场和北方来的球队的训练赛。如往常一样我们坐在车里缄默无语，他用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支撑着窗户，我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我突然有一股冲动，就问他能不能去看这场球赛。不，他当然不能够的，他还得继续往下开往克里斯蒂安桑。我也没有指望着你会去看，我说。我的话里没带有失望情绪，实际上也没有非常希望他去看这场比赛的意思，这并不重要，只是说说，我也没有认为他会去的。在后半场快结束的时候，突然我看见他的车停在球场的边线外，在几米高的雪堆后面。挡风玻璃后面那个黑影子，我猜想就是他。就在比赛还剩下最后几分钟的时候，球门前的哈拉尔从边上给了我一个极漂亮的传球，只需我往前一伸腿就成，我也这么做了，但用的左腿，这是我不太能控制的没什么感觉的一侧，球踢偏了，没射进球门。在回家的路上坐在车里他开始评论了。你没利用进球机会，他说。在门前你有那么好的一个机会。我真不相信你会踢飞。是的，我说。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赢了。那比分是多少？二比一，我说，很快地瞅了他一眼，因为我希望他问是谁进的这两个球。他问了，谢天谢地。那，你进球了吗？他问。进了，我说，两个球都是我踢进的。

我的额头靠着窗户，那时飞机在跑道尽头停下来，在发动机开始加足马力发出剧烈轰隆声的时候，我开始哭了。泪水莫名其妙地涌了出来，直到滴落我才察觉，这真是蠢到家了，我想，这是多愁善感，是愚蠢。但毫无帮助，我已经陷入柔软、模糊、没有边际的情绪里，没法走出来，直到几分钟后飞机轻轻地离开地面，嗡嗡地开始爬升至高空。这时候，我终于又思绪清晰了，我朝胸前的t恤衫低下头来，在我拇指和食指间握着的票根上揉搓我的眼睛，就这样久久地坐在那里看着外面，直到我不再感到邻座乘客的目光。我把身体后仰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但这没有完结。我注意到了，这仅仅是开始。

飞机上升到高空之后机身恢复水平位置，然后又调整机鼻开始飞行。空乘员开始急急忙忙地推着她们的手推车在过道里穿梭，给所有的旅客送上咖啡和茶。下面的大地，最初只是透过云层难得的缝隙展现出的单个的画面，起伏有致的美丽的绿色岛屿和蓝色的大海，陡峭的山峰和峰顶上的斑斑白雪，但渐渐的地势变得舒缓平整了，与此同时云层消失了，突然可将那平坦的罗加兰郡的地貌尽收眼底。此时的我心内动荡混乱。没有意识到的那些记忆，潮水般向我袭来，翻卷纷乱，同时我又试着要将自己从中摆脱出来，因为我不愿意坐在那里淌眼泪，一直分析这发生了的一切，但又没有实际的结论。他又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次是我们一起去霍夫滑雪，我们穿越在树林里的树木之间，在每一处有光亮的地方都可以望见大海，灰色、厚重，浩瀚无际，要不就是总能闻到点什么，闻到雪和松树气味的同时也闻到了盐和海藻的味道，爸爸在我前面十米，或许是二十米远的地方，虽然他是全新的滑雪装备，从罗特菲拉（rottefella）固定器到斯普利特肯恩（splitkein）滑雪板和蓝色的滑雪衫，可他不会滑雪，他蹒跚向前，老年人的步态，没有平衡，没有快进，没有向前的冲刺速滑，我不愿意与这个影子捆绑在一起，所以我总是让自己掉在后面一段距离，脑子里装的全是有关我自己和个人风格的想法，仿佛我知道，有朝一日或许我会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简言之，我为他感到羞愧。他购买了所有的滑雪装备，开车带我到特罗姆岛外为的就是想接近我，那时我自然猜不出这内中的含义，但现在，坐在那里闭上眼睛假装睡觉时，听到在广播里通知要系好安全带、座椅背调回原位的同时，心里又涌上一股新的悲恸袭遍全身，为掩饰夺眶而出的泪水，我再一次弯下身，将头抵在前座椅背上，但又不敢完全发作出来，因为在飞机起飞那会儿其他旅客就知道在他们身旁坐着一位年轻人在抽泣。喉头一阵压迫感，我什么也控制不住了，所有的情绪都迸发出来，我把自己完全敞开了，不是朝向那外面的世界，那里我几乎没法做到去瞅一眼，而是朝着内里，我内心的情感完全掌控一切占了绝对上风。为保持住剩下的一点点价值和尊严，我唯一能做到的是，自己不要发出一点声音。不要有一声哭泣，一声叹息，一句怨言，一声呻吟。每一次对爸爸死亡的醒悟又达到一个高潮时，便只有流淌下的泪水，和脸上各部位都不停扭曲着的扮鬼脸。

哦呜呜。

哦呜呜。

然后突然地，低落哀伤的情绪烟消云散，仿佛刚才完全充盈着我的十五分钟内所有的那些软弱和模糊不清，就跟涨落的潮水一样，退了回去，那时候我抵达了它最疯狂的边界，这一切让我爆发出轻轻的笑声。

“嘿嘿嘿。”我笑出了声。

我把手臂抬起来，用它在眼睛上左右搓了几下。想到坐在旁边的那个女人看见我在那里淌着眼泪把一张脸歪来扭去地不断扮鬼脸，现在又听到我在笑，于是我不禁又发出了一阵新的笑声。

“嘿嘿嘿。嘿嘿嘿。”

我看着她。她目光专注，凝固在她跟前的书页上。我们身后的两个空姐在两张小小的折叠椅上坐下，系上了腰间的安全带。窗户外面是太阳和一片绿色。地面上的阴影跟随着我们，越来越近，像一条被网拖住的鱼，直到机身的轮子触到地面的那一刻，阴影就完全进入了机身之下，像是被制动器和滑行的飞机牢牢地拽在了那里。

周围的人开始站起来。我深深地吸进一口气。感觉情绪好多了，强壮了。说不上高兴，但轻松了，像摆脱了突如其来的重负后总会有的那种轻松。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身旁的这位女人读的是什么书，因为她把书合上，拿着它站了起来，在中间的过道上踮起了脚尖为的是能够到上面的行李架。她在读的这本书是彼得·霍格（peterhøeg）写的《女人和猿猴》（ikvinnenogapen/i）。我曾经读过一次。构思不错，但整本书有些单薄。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我会就这本书同她交换看法吗？如像现在这种情况下？不，我不会的，我愿意这么坐着思考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曾经有过这种同陌生人谈话的情况吗？

没有，从来没有过。

没有任何征兆显示出我今后会这么去做。

我弯下身朝窗外看去，望向下方尘土覆盖的停机坪，就像二十年前那样，我总是奇怪的但又十分清晰的回忆起当时我看到的一切，没有一次例外。当时也如现在在一架飞机上，如现在在苏拉机场，但那时是去卑尔根的路上，再从那里继续飞去南伯沃格的祖母祖父那里。每一次我坐飞机出行，都要强迫自己回想起这段记忆。以至于它成为我刚完成的小说的开头，这部书稿现在就放在我身下的飞机货舱内我的箱子里，是一部六百四十页的书稿，我得在一个星期内做完校订。

至少这是件好事。

我也将马上同英韦见面。自他从卑尔根搬走后，先去的是巴勒斯特兰，在那里他遇上了卡丽·安妮，和她一起有了孩子，后来去了斯塔万格，在那里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他不再是一个我在没事干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去串门，可以一起去咖啡馆或是演唱会的那个他了，而是我可以偶尔去拜访几天的人，一切内容都是有关家庭生活的事。但我喜欢这样，我总是喜欢在别人的家里过夜，有自己的房间和新铺好的床，到处都是陌生的东西，浴巾和擦脸巾很温馨地备好，从这里就直接深入地进到了这个家庭内部的生活，尽管也总是有些不舒服的地方——几乎不管我拜访的是谁，因为有客人在家时，主人试图要避免那些不安定的因素，但又总会感觉到，你绝不会知道是因为自己的来临造成这种不安宁，还是本身这所房子里正发生着一些事，却因你的到来反而减轻了这种不安宁。第三种可能的情况是，显然的，这些不安宁仅是在我自己脑袋里生出的“不安宁”而已。

过道上的人稀疏了，我站起来，取下我的手提袋和外套，往前走去，出了机舱走进过道，然后进入到达大厅，这儿不算大，但有纷杂的通道，商店和咖啡馆，主要进口哪儿进进出出的旅客，他们有站着的、坐着的、吃东西的、看书报的。不管英韦身处哪一群人里我都能立刻认出他来，我不必看面孔来识别他，一个后脑勺一个肩头就够了，或许什么都不需要，因为对和自己一起长大的人会有一种感应，在那个个性形成和个性展现的时期彼此很接近，所以可直接判断，不需要思想从中做媒介。对自己的兄弟几乎无所不知，就凭直觉了。我从来不知道英韦在想什么，很难猜得出为什么他做着他正在做的事情，大概也难得参与他的判断，但我只能猜测而已，就这些方面来讲他和别人一样陌生。但我了解他的肢体语言，我了解他的手势，我知道他的气味，我自信知道他所有声音里的细微差别，还有，特别是这一点，我知道他会从哪里冒出来。关于这一点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也很难得在脑子里去琢磨，但知道他就在那里。所以我不必用眼光在比萨饼店里搜寻，不必从坐在通道前面椅子上的或者是在大厅下面还是上面走动着的人们的脸孔上一一掠过，因为只要我的脚踏进那里，我就知道他在哪里。我朝那里望了一眼，朝着看上去很老的像是一家爱尔兰酒吧的门面望去，他真的就站在那里，两只手臂交叉在一起放在胸前，穿着一条绿色的，但不是部队里的那种裤子，白色的t恤衫上面印着音速青春乐队（sonicyouths）的《goo》专辑封面图案，浅蓝色的牛仔夹克，和一双深棕色的彪马。他还没有注意到我。我看着他的脸，对这张脸比对任何事物都熟悉。他的高颧骨是从爸爸那儿遗传来的，但稍稍有点歪着的嘴唇，和脸型有所不同，他的眼睛那部分，更像妈妈的和我的。

他扭过头来和我的目光相遇。我是想笑一下的，但与此同时我的嘴唇扭曲了，以一种不可抵御的压力，最初盘踞在我心上的那种情感倏地一下又往上涌起。在一声哭泣声里它们迸发了出来，我开始哭了。手臂朝脸那儿举到了一半，又垂了下来，又泛起一道情感波澜，面孔又是一次新的扭曲。此时英韦望着我的目光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看着我是一幅难以置信的样子。但这里面不含有任何的判定，更多的是像看到了一些他不理解的又没有料到的事，所以完全是一种猝不及防的表情。

“嗨。”我含着眼泪说。

“嗨，”他说，“我的车在这下面。我们马上就走？”

我点点头，跟着他下了楼梯，经过机场大厅，来到外面的停车场。西部地区的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冷冽尖锐，不管是多么暖和的天气都一样，当我们踏入巨大屋顶形成的阴影里时，体会就更明显，这让我心情好了许多，很难形容，或许是我情感的那一方禁区已向外面完全敞开，但当我们在他的车跟前停下时至少我是从情绪里走了出来了，这时英韦戴上了墨镜，躬身向前，把钥匙插进了驾驶座那道门的锁眼里。

“你就只带了这么一点行李？”他说，朝我的手提袋点了点头。

“该死，”我说，“等在这儿。我马上去取。”

英韦和卡丽·安妮住在斯托尔海于格，一个离斯塔万格市中心有一小段距离的社区，是一个连栋房末端的一套公寓，房屋的另一端有一条路，路后面是片树林，再往下的树林边紧傍着一道延续几百米远的海湾。在附近还有一个公共花园，在那后面，是另一个住宅区，英韦的一个老朋友阿斯比约恩就住在那里，他们俩刚刚合伙开了一家平面设计公司。办公室就在阁楼上，他们刚购置的所有设备都放在那里，那时正学着使用。他们俩没有一个人是学平面设计的，而且他们都是卑尔根大学媒体专业的，和这个行当中有门道的人也没有联系。他们就这么坐在那里，在各自的大容量苹果机后面，干着他们接到的那些活儿。一份洪沃格节日海报，一些折页和宣传单，到目前为止就这些。他们可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押在了一张牌上，就英韦这边来讲我可以理解：大学毕业后他在巴勒斯特兰市里做了几年的文化咨询顾问，这恰恰不是有许多路都向你敞开的那种地方。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他们唯一拥有的是自身的品位，对这一点很有自信，渐渐地这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对不同种类大众文化的解读就变得很有经验了，从电影和唱片封面到服装和音乐，杂志和摄影书籍，从不引人注目的到最具商业价值的，始终是在致力于把好与次区别开来，包括一切过去和现在所有那些相关的东西。我记得，一次我们到下面的阿斯比约恩那里去，在那里喝了三天酒，那时候英韦给我们弹奏小精灵乐队（pixies）的曲子，一个当时很新的但不知名的美国乐队，阿斯比约恩躺在沙发上身子翻滚着打哈哈，因为我们那时听着觉得它相当不错。太棒了！他在很大声的音乐声里喊着。哈哈哈！哈哈哈！太棒了！在我十九岁到卑尔根时，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的一天，他和英韦到我的学生公寓里来，无论是我挂在写字台上方的约翰·列侬照片，还是我那张与前景一小片生长葱郁的青草形成巨大反差的麦田海报，或者是杰里米·艾恩斯主演的电影《教会》（ithemission/i）的海报，都没有荣幸留住他们的一瞥。一点机会也没有。列侬的照片是我对高中最后一段时间的回忆，那时候我同其他三个朋友一起讨论文学和政治，听音乐、看电影和喝酒，歌颂内在生活，并让自己和外在的东西保持距离，列侬是作为内在生活的使徒挂在我墙上的，虽然我始终是如此——远从童年时代就开始了，最喜欢的是麦卡特尼的那种略带甜味的风格。但在这里披头士完全不算是个符号，什么情况下都不算，没有过多久的时间列侬的照片就从墙上被取了下来。他们的好品位不是在大众文化上；是阿斯比约恩最先给我推荐了托马斯·伯恩哈德，他已读过了在金谷出版社（gyldendal）的维塔系列中的《水泥地》（ibeton/i），早于所有挪威文学爱好者对他关注十年之前，而我，我记得，我不能完全理解阿斯比约恩对这个奥地利人为何如此迷恋，十年以后，最初是同挪威其余的那些文学工作者一起，我才发现了此人的不同凡响。观察力是阿斯比约恩最大的天赋，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有人像他那样对自己的嗅觉确信无疑，除了名字在学生圈子里被提起外，但它能派上什么用场？观察力的意义在于判断，为了判断，人必须置身于外，而不是在那里创造什么。在很大程度上英韦是身在其中，他在乐队弹吉他，写自己的曲子，在那里听音乐，除此之外他也有分析能力，学院派方面的东西阿斯比约恩在很大程度上不具备或是不能派上用场。从很多方面来讲平面设计非常适合他们。

大约在我的小说被出版社接受的同时，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这样就有了让他们设计书的封面的可能性，然后以这种方式将一只脚伸进出版业的地域，但事情不这么简单。出版社自然是不会这样来看的。编辑盖尔·古利克森提到他将联系一家设计公司，询问我对书的封面设计有没有什么想法。我说我非常愿意我的哥哥来做这个事。

“你哥哥？他是封面设计师？”

“嗯，他是，他刚刚开始。他和他的一个合伙人在斯塔万格成立了一家公司。他们很有才干，我可以保证。”

“我们的程序是这样，”盖尔·古利克森说，“他们拿出一个方案来，然后我们再来看。要是不错，那好，这完全没问题的。”

情况就是这样。六月我到他们那里，带去了一本关于50年代以来的太空旅行的书，这书是爸爸的，里面全都是50年代那种乐观主义、未来主义风格的插图。我有个想法，就是采用奶油黄色，我看过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那本书的封面。后来经过英韦的权衡之后选出了几张飞艇的照片，我觉得适合这本书。于是他们坐在阁楼里他们办公室的新椅子上，伴着户外强烈的阳光，做他们的样稿，我坐在他们身后的扶手椅上瞅着。晚上我们喝啤酒看世界杯足球赛。我高兴乐观，因为一个时期结束新的时期开始，这一感觉在我心里极为强烈。托妮耶刚好完成她的学业，在nrk电视台霍达兰郡分台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的处女作即将问世，我们刚刚搬进了我们第一间真正意义上的公寓，在卑尔根，这个城市是我们初次相遇的地方。在我整个学习期间始终和他们傍在一处的英韦和阿斯比约恩，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他们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给我的书做封面设计。一切都建筑在有可能性的基础上，一切都指向了未来，像这样的经历这应当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

几天下来的结果很好，我们有了六七个很不错的方案，我非常满意，但他们还想试试其他完全不同的方式，阿斯比约恩拿来了一袋美国摄影杂志，我们从头至尾翻看一遍。他给我看了几张乔克·斯特奇斯（jocksturges）的照片，它们真是相当出色，我从来没有看过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选出了一张，一名长腿女孩，或许十二岁，或许十三岁，赤身站在那里，背对着我们面向一汪水。很美，但也极有震撼力，纯洁清爽，但也含着某种危险性，拥有一种几乎是标志性的水准。在另一份杂志里找到了一张广告，白色字样背景是蓝色的条形，或是正方形，他们决定抓住这个构想，但采用红色，半小时后英韦就完成了封面样图。出版社得到了五个不同的封面方案，毫无疑问，斯特奇斯的这个变异是最佳选择，这本书将在几个月后出版，封面上将是这个年轻的女孩。也有可能是自找麻烦，斯特奇斯是个有争议的摄影师，我读到过，他家的房子被联邦调查局的警员翻了个个儿，在网上搜他的名字时，总是关联到一些儿童色情网站。同时我还没有见过有摄影师用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重现这个丰富多彩的儿童世界，莎莉·曼（sallymann）算其中的一个。所以我很为此高兴。也因为是英韦和阿斯比约恩来完成这个工作而高兴。

在这个不平常的星期五晚上离开苏拉机场开车上了路，我们没怎么说话。说了些跟等着我们的事情有关的那些具体的细节，像葬礼这类事，无论我还是英韦以前都没有这种经历。低低的太阳光让我们开车经过的这些房子的屋顶发出耀眼的白光。这里的天空高远，地势平坦葱绿，这一切空间给我一种荒凉的感觉，即使有众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也没法将它填满。我们看见的都是小小的人儿，他们站在车棚外面等候着进城的汽车，他们沿着公路向前骑行，身子躬在车把上方，他们坐在拖拉机上行驶在田野里，他们从加油站商店的门里出来，一手拿着一根腊肠另一只手握着一瓶可乐。城里也是一片荒凉，街道空荡荡的，一天结束了，夜晚还没有开始。

英韦车里的音响放着比约克的音乐。窗外出现的商店和办公楼越来越稀少，住房越来越多。小花园，篱墙，果树，坐在三轮车上的小孩，跳绳的小孩。

“我不知道那时为什么我开始哭了，”我说，“但当我看见你时某种情绪触动了我。我一下子意识到他死了。”

“是啊……”英韦说，“我不知道到现在我是否明白了这一点。”

当我们在转弯处时他换挡减速，开上最后一段上坡路。右边有一个儿童游戏场地，两个女孩坐在那里的长凳上，手里拿着像是纸牌一样的东西，再往上一点，在路的另一边，我看见了英韦家房子前面的花园。花园里没有人，但客厅的滑动门是开着的。

“到了。”英韦说，缓缓地开进了打开的车库。

“我的行李就放在车里好了，”我说，“我们明天一早还要继续上路。”

屋子的门打开了，卡丽·安妮手臂里抱着托耶走了出来。站在她旁边的于尔娃抓住她的裤腿，朝我这边看，就在同时我关上车门，朝他们走去。卡丽·安妮侧着脸颊用一只手臂围住了我，我拥抱了她，在于尔娃头上揉了一把。

“听到你们父亲的事我很难过，”她说，“节哀。”

“谢谢，”我说，“其实这倒也不是很意外。”

英韦把车库门砰一声关上，手里拎一个袋子走了过来。他一定是在去机场的路上就把东西买好了。

“我们进去吧？”卡丽·安妮说。

我点点头，跟在她后面进了客厅。

“啊，好香啊。”我说。

“这是我常做的菜，”她说，“火腿意大利面和绿花菜。”

托耶还抱在手里，她用另一只手把一只锅从电炉上拿下来放到旁边，关了开关，弯下身去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漏勺，这时英韦进来了，把食品袋放到地板上开始把它们分类放到该放的地方。于尔娃除了一个尿不湿外身上一丝不挂，她站在外面的地板中央一动不动，眼睛在我和他们身上打转儿。然后她向放在书架旁边的那个玩具床跑过去，拿起一个玩具娃娃，手臂直直地向前捧着它同时向我走过来。

“瞧这个娃娃多漂亮啊，”我说，在她跟前蹲下来，“给我看看好吗？”

她把它紧紧贴在胸前，脸上是一种很决断的神情，把身子向旁边一扭。

“你得把娃娃给卡尔·奥韦看，知道吗？”卡丽·安妮说。

我站起身来。

“要是不碍事的话，我出去抽口烟？”我说。

“我也去，”英韦说，“我把这里收拾完就来。”

我从向阳台敞开着的门走出去，关上门，在外面平台上放着的三把白色塑料椅子中的一张坐了下来。下面整个的草坪上都是些玩具。最外面，靠近篱墙的地方，有一个圆形的充气的塑料游泳池，里面灌满了水，水面上漂浮着杂草和小虫子。一副高尔夫球杆抵靠着一堵背风的墙，它的旁边还有一副羽毛球拍子和一个足球。我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点燃了一支，把头往后靠了靠。太阳已经躲在了一朵云彩的后面，就在几分钟前还被阳光照射得闪着光亮的绿草和树叶，陡然间变得灰蒙蒙一片，光泽尽失，没有了生命的活力。邻居花园里传来手推人工锄草机的声音，匀速的、向前推向后拉的声响。在公寓的房间里传来了叮叮当当的杯盘餐具的碰撞声。

啊，我喜欢待在这里。

公寓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没有距离；要是我烦躁，寓所里的一切也都让人烦躁。但这里是有距离感的，这里环绕着的一切与我和我做的事情不相干，所以就免去了这种烦扰。

我身后的门开了。是英韦。他手里端着一杯咖啡。

“托妮耶让我向你问好。”我说。

“谢谢，”他说，“她怎么样了？”

“不错，”我说，“星期一她刚开始上班工作。星期三她在晚间新闻有一条节目。一桩死亡事故。”

“你说过了。”他说，他坐了下来。

这什么意思，他生气啦？

我们坐了一会儿，二人无话。住房上方的天空中从我们的西侧飞过一架直升机。发动机的声音遥远，几乎是沉重的轰隆声。在儿童游乐场的那两个女孩朝上坡路走过来。在下面远些的一个花园里有人在喊着一个名字。听上去好像是，比约那。

英韦拿出一支香烟，点燃了它。

“你开始打高尔夫球了，是吧？”我说。

他点了点头。

“你也应当试试。你肯定会打得很好。你个子高，又踢过足球，一定有竞争意识。你想不想来打几杆？我这儿有些较轻的训练用的球。”

“现在？不行吧。”

“只是玩笑，卡尔·奥韦。”他说。

“什么玩笑，那我就挥一杆。不是让我现在立刻就打？”

“你现在立刻就打。”

邻居站在把两个花园隔开的篱墙内，停下手中的活儿，直起身子，手在脖子背后和冒着汗水的脑袋上抹了一把。阳台上的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穿白色t恤衫和白色裙子的女人，她在看一本杂志。

“你知道祖母怎么样了吗？”

“不，其实不知道，”他说，“但是她发现他的。所以可以想象情况一定不太好。”

“在客厅里，是吗？”

“是。”他说，把烟头在烟缸里揿灭，站了起来。

“不说了，我们进去吃点东西吧？”

第二天早上我被站在外面过道楼梯旁大声尖叫的于尔娃唤醒了。我在床上支撑起半个身子，打开了百叶窗，这样才能看我的表是几点了。五点半。我叹了口气，又躺下来。我睡觉的这间房里，堆满了搬家的纸箱、衣服和在这所房子里找不到地方放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一个支起来的熨衣板靠着一面墙放着，上面是一大堆叠好的衣服，旁边是一个亚洲式样的屏风，被合起来靠墙立着。我听见外面传来英韦和卡丽·安妮的声音，接着听到了他们在旧木楼梯上的脚步声。楼下的收音机打开了。我们已经决定七点钟出发，这样可以在十一点左右到达克里斯蒂安桑，但我想，早点动身对我完全不是问题，我一脚踩到地板上，穿上裤子和t恤衫，站到穿衣镜前照照自己的样子，用手指穿过头发往后一捋。看不出昨天情感迸发后留下的任何痕迹；只显得疲惫不堪。我已回复到了最初的状态。因为没有看到昨天自己内心起伏的蛛丝马迹。情感如水，它总是跟着周边环境改变形式。甚至是巨大的悲痛也没有留下痕迹；当情感泛滥且持续时间过长，这不是因为情感已僵死，它不会的，它只是保持静止，就如湖泊中的静水。

操，我心想。这是我脑子痉挛的表现之一。我操，还有他妈的别的什么东西。它们以不定的间隔时间交替闪现在我意识里，停不下来，为什么我要阻止它们，反正没什么坏处。想这些的时候又不会被人发现。他妈的，我想着，一把拉开了门。直望进他们的卧室里，我垂下眼睛，有一些我不应当知道的东西，我把那个小木栅门推到一边，走下楼梯进了厨房。于尔娃手里拿着一片面包坐在自己的节节高儿童椅上，面前放着一杯牛奶，英韦站在电炉面前煎鸡蛋，卡丽·安妮这时候在餐桌和碗柜间走来走去，把桌上的东西放好。咖啡机上的开关灯亮着。从咖啡滤纸渗下的最后几滴正落入那几乎已经满了的咖啡壶里。通气扇呼呼地吹着，鸡蛋在煎锅里哔哔剥剥地响，收音机里正在播出当日的交通信息。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卡丽·安妮说。

“哈啰。”英韦说。

“卡尔·奥韦。”于尔娃说，指着她自己跟前的那张椅子。

“我坐那里吗？”我说。

她点点头，使劲摆动着脑袋，我把椅子拉开坐了下去。她最像英韦，有他的鼻子和眼睛，相当奇怪的是，她脸上有许多和他一样的表情。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从婴儿时期的那种肉乎乎的体型脱离，所有的关节和身体其他部位都是柔软、圆润的，因此当她皱起眉头，眼睛里闪现了英韦的那种狡黠的神情时，你没法不笑出来。这没有让她看起来年长些，但让他年轻了些：突然间我明白他那些表情特征之一不是来自阅历、成熟或生活的体验，而是来自他自己一成不变的简单生活，并不依靠那张早已从60年代初期就成形的脸。

英韦用锅铲把鸡蛋铲起，一个个地放进一个宽大的盘子，把它端到桌上，放在装面包的篮子旁边，再把咖啡壶拿来，给三个杯子倒好咖啡。早餐我通常是喝茶的，自打我十四岁那会儿就这样了，但真不忍心说出口来，于是拿起一片面包，用英韦放在托盘旁边的铲子把鸡蛋放在了面包上。

我的目光在餐桌上扫视了一遍搜寻着盐。但没找着。

“哪儿有盐呀？”我说。

“这里。”卡丽·安妮说，从桌上方递给了我。

“谢谢。”我说，打开塑料瓶上的小翻盖，看着那些小小盐粒慢慢渗入金黄色的蛋黄里，一点点地在它的表层形成小孔状，同时下面的黄油开始熔化渗进了面包里。

“呃，托耶在哪儿？”我说。

“他在上面睡觉。”安妮说。

我在面包片上咬了一口。煎炸过的蛋白下面变得有点高低不平，当我咀嚼的时候，那很大一块煎得焦黄的蛋白在上颚和舌头之间被压碎了。

“他睡的时间还是很长，是吗？”

“嗯……大概一天十六个小时？我不知道。你说呢？”

她向英韦转过身。

“不知道。”他说。

我在蛋黄上咬了一口，黄色的汁液热乎乎地进入了我的嘴里。喝下一口咖啡。

“挪威进球那会儿他吓坏了。”我说。

卡丽·安妮笑了。当时我们在这里看世界杯挪威队的第二场比赛，托耶在房间另一端的摇篮里睡觉。进球之后我们的狂呼大叫声正缓下来，从那角落里响起一阵歇斯底里的尖叫。

“同意大利的那场比赛太遗憾了，”英韦加了一句，“我们到底聊过这事没有？”

“没有，”我说，“但人家知道该怎么干。只消把球传给挪威，然后就等着我们全军覆没。”

“在对抗巴西那场比赛后，可能是体力耗尽了吧。”英韦说。

“我也一样精力耗尽，”我说，“对我来说，最糟糕的就是罚点球决胜负那会儿。差点没胆子看了。”

这场球赛我是在莫尔德看的，同托妮耶的父亲在一起。当比赛一结束，我立刻给英韦打电话。我们两人都哭了。在我们哽咽的嗓音后面是从童年时代起就追随着的一个毫无机会、从未有建树的足球队。之后我同托妮耶一起去了市中心，整个城市充满了汽车喇叭声和挥舞的旗帜。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拥抱，所有的地方都是欢呼声和歌声，到处都是跑来跑去激动的满脸通红的人们，挪威在一场关键性的世界杯比赛赢了巴西，而谁也不知道这个球队还可能走多远。或许能乘胜追击到底？

于尔娃从她的椅子上蹭着滑了下来，拉起我的手。

“来。”她说。

“卡尔·奥韦得先吃饭，”英韦说，“吃完饭再说，于尔娃！”

“不，不用。”我说，跟她走了。她把我领到沙发那儿，自己从桌上拿来一本书坐了下来。她那短短的小腿儿还够不到沙发座位的边沿。

“要我念吗？”我说。

她点点头。我在她身边坐下来翻开了书。这讲的是一个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吃掉的毛虫。当我读完了这本书，她从沙发上把自己挪动下来，又从桌上拿来一本新书。这讲的是一个叫阿佛的老鼠，它和其他老鼠不同，它在夏天里不去搜罗寻找食物，而是坐在那里做美梦。别的老鼠都说它是个懒虫，但当冬天来临，天寒地冻四处一片白茫茫时，是这只老鼠给它们的生命带来了色彩和光明。这就是它所搜集的，也就是它们现在正需要的，色彩和光明。

于尔娃紧挨我坐着，非常的安静，对每一页书都全神贯注，时不时地指着一样东西问，这叫什么。和她一起坐在那里很温馨，同时也有点乏味。我想着去窗户外的阳台那里待着，单独一人，一支烟一杯咖啡。

故事到最后一页，阿佛成了脸红扑扑的英雄和救星。

“这个故事立意不错哟，很好！”当这书读完以后我对英韦和安妮说。

“在我们小时候那会儿，我们也有这样一本书，”英韦说，“你不记得啦？”

“好像记得，”我撒了个谎，“这是同一本吗？”

“不是，那一本在妈妈那里。”

于尔娃又朝着那一大摞童书走过去。我站起身来到厨房的桌上拿起自己那杯咖啡。

“你吃好了吗？”卡丽·安妮说，她手里端着一叠盘子正走向洗碗机。

“吃好了，”我说，“谢谢早餐。”

我看着英韦。

“我们什么时候走？”

“我得先冲个澡，”他说，“再收拾点东西。或许，半小时以后？”

“ok。”我说。于尔娃安安静静听读书的那个时间段已经到此结束，她现在到了过道里，正在那里穿我的鞋子。我打开通向阳台的滑动门走了出去。天空多云，气候很温和。椅子上盖满了一层精致美丽的露珠，在坐下之前我用手掌把它们抹去。我从来没有这么早起过，通常我的早晨开始于十一点、十二点和一点左右，现在我所有的感官全部打开往里呼吸，这让我回想到了童年时期那些夏日的清晨，我六点半骑自行车出门到一个花工那儿去干活。天空多数时间是雾蒙蒙的，我经过的那条路上空无一人，灰色的空气像一股洪流一样扑面而来，冷浸浸的，几乎难以相信这一天的晚些时候我们弯着腰干活的土地上方，可能会是那样的炎热，在中午休息时间我们飞车到耶尔斯塔湖，浸泡在水里直到再开始干活时。

我喝了口咖啡点燃了一支烟。不是我非要喝咖啡，也不是我想感觉烟味直灌入胸腔的滋味，不是这样的，我很难将它们分开，这样做的重点在于就得这么做，这是一个例行程序，跟所有那些程序一样，它是整个系统中的一环。

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是真恨烟味！在我们开车出游时，坐在前排的父母在烟雾缭绕之中，后座的我们在炎热的烟雾中受着煎熬。清晨厨房里飘散着的烟味从我房间的锁眼里钻进来，在我还没有预防的情况下，它们充满了我睡眠中的鼻孔里，我惊得一怔，感到很不舒服，直到我自己开始抽烟以前每一天都是这样的状况，于是我对烟味有了免疫力。

不同的是那个时期爸爸抽的是烟斗。

现在那烟斗会上哪儿去呢？

叩击烟斗把上那些黑黄色的烟垢，一切难弄干净的东西都倒腾出来，再用那白色弯曲的烟斗清洁器把烟斗收拾干净，装进新的烟丝，坐在那里咂巴嘴开始点烟斗，火柴伸进去，吧嗒吧嗒，又一根火柴伸进去，再吧嗒吧嗒，然后身子往后一仰，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烟斗上飘出了烟雾。奇怪的是，我觉得这跟他的户外活动时期有关。针织毛衣，连帽厚夹克，靴子，胡须，烟斗。在国内的长途纵深旅行就为的是在冬天里去采集浆果，有时候上山去寻找黄莓，浆果之最莓中之冠，但最经常的是从大路旁边进入树林深处，车停在路边上，大家都一手拿着采莓篓，另一只手拿着铲叉，一路搜寻蓝莓或者是小红莓。在河边或是更高些能俯瞰四周的地方，稀里哗啦的弄出一片动静。有时候从山上下到最低处沿着河滩走，有时候是在里面堆放着砍伐后的木材的一个松树林里。当沿着路边看见有木莓浆果出现时，就把汽车停下。拿着铲子下车，因为这是在1970年代的挪威，那时候的周末路边都是一家一家人在采集木莓，在车子行李箱里放有巨大的、四四方方的塑料冰箱和干粮。1974到1975年那个时期他也钓鱼，在放学以后一个人到岛外去钓鱼，或是周末的时候带着我们一起去，在冬天的时候站在这里的水域里，等着钓到大鳕鱼。虽然我的父母没有一个人和60年代的那些运动有关，他们二十岁的年龄就有了孩子，又由于工作，那些思想意识方面的东西我父亲知之甚少，但他也并不是没有受到那个时代精神的影响，他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意识，当人们看见他坐在那里手里拿着烟斗，留着胡子，虽不是长发，但头发浓密，一件针织毛衣，一条喇叭裤腿的牛仔裤，一双闪光的眼睛笑眯眯地望着人，人们就有可能把他视为新产生的温和型父母中的一员，尽职尽责的，推着童车走、换尿布、坐在地板上和孩子们一起玩，对于这类事一点不陌生。然而这些与事实相去甚远。他和那些人唯一的共同之处，是这支烟斗。

哦，爸爸，现在你在我心上死去了吗？

楼上敞开的窗户突然传来哭声。我扭过头。安妮坐在厨房里面，一样样地取出洗碗机里的杯盘，正把两个杯子放到了案桌上，她急步在地板上走过到楼梯那里。于尔娃推着一个装着玩具娃娃的小推车，跟着妈妈的路线在后面慢慢跑。接着我听到窗户里传出她哄孩子的声音，上面的哭声渐渐静下来。我站起来，打开门，走了进去。于尔娃站在楼梯前的小木栅门旁，朝上面望去。墙内的水管里一阵呼呼的响动。

“你愿意坐在我的肩头上吗？”我说。

“愿意。”她说。

我弯下身把她举起来，放到肩上，用手握住她的两条小腿，在客厅和厨房之间来回跑了几趟，同时我自己像马那样发出嘶叫声。她笑了，每一次我停下向前弯下身子假装要把她扔下去时她就尖叫。几分钟以后我觉得差不多够了，但还是又跑了几趟算特别服务，然后我蹲下来，把她从我肩上抱下来。

“还要坐！”她说。

“下一次吧。”我说，朝窗外望去，下面的路上一辆公共汽车这时正拐弯驶进站，停下来让从住宅区出来的数量不多的几个乘客上车。

“现在就坐。”她说。

我看着她，笑了。

“ok，那，就再来一次。”我说。又把她举到了肩上，又跑过去跑过来，停下假装要把她扔下，发出马的嘶鸣声。谢天谢地，紧接着英韦走下楼来，这样很自然地结束了。

“准备好了吗？”他说。

他的头发湿漉漉的，脸上是刮胡子后的光洁。他手里拿着那个旧的蓝红两色阿迪达斯手提包，这是他从高中时就开始用的。

“好了。”我说。

“卡丽·安妮在上面，是吧？”

“是，托耶醒了。”

“我去抽支烟，然后我们就走，”英韦说，“你照看下于尔娃，行吗？”

我点点头。看上去好像她自己已经找到事儿干了，所以我可以一屁股坐进沙发里，翻开那儿的一本杂志。那些对音乐专辑的评论和乐队采访我没什么兴趣看进去，于是放下了杂志，拿起了他的吉他，它在沙发旁边的一个架子上，在放大器和光盘盒子的前面。这是把黑色的芬德“播音员”（telecaster），相对说来还很新，但晶体管放大器是旧的音乐人。除此之外他还有一把哈格斯特伦吉他，放在上面的办公室里。我不假思索随意地弹出一个和弦，这是鲍伊的《太空怪人》（ispaceoddity/i），我自己开始低低地哼唱起来。我没有吉他很长时间了，这么些年来我弹奏吉他从来没有过比初级阶段更高的水平，在十四岁时我曾想去中级班学一个月。但五年前花了高价钱买的架子鼓至少还在阁楼上，这次当我回卑尔根以后，或许会再把这爱好捡起来。

我想，在这里只应当弹弹《长袜子皮皮》（ipippilongstocking/i）这类东西。

我放下吉他，又拿起一本流行音乐杂志，正在这时卡丽·安妮手里抱着托耶走下楼梯来。他咧开嘴笑着，身子前后摇晃。我站起来，向他们迎上去，然后弯下身子，对着他“波”了一声，这对我是不熟悉和不自然的事情，我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很蠢，但这对笑得喘不过气的托耶，那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当他笑声停下来后用充满期待的目光盯着我，他是想再来一次。

“波！”我说。

“咯嘎嘎，咯嘎嘎，咯嘎嘎！”他说。

不是所有的仪式都有正式的过程，不是所有的仪式都有严格的定义，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有这样的过程，只是让自己感觉出它的吸引力并全身地投入进去，或者是很平常地突然间就获得了。当这天清晨我迈步走到这栋房子的前面，跟在英韦后面向汽车走去时，就在一瞬间里我仿佛步入了一个比我自己的故事更大的故事里面。儿子们动身回家去安葬他们的父亲，当我站在汽车那扇我要打开进去坐下的门边那会儿，我发现了自己是在故事当中，与此同时英韦正打开后面的行李箱把手提包放进去，卡丽·安妮、于尔娃和托耶站在门口看着我们。灰白色的天空，天气温和，整个住宅区静悄悄的。关上汽车后备箱的短促的砰响声，撞在房屋另一端的墙壁上发出了回音，声音几乎是急促、尖锐和清晰的。英韦打开车门坐进去，弯身帮我打开我这边的门。我向卡丽·安妮和孩子们挥了挥手，然后钻进车里在座位上坐下，关上车门。他们也向我们挥手。英韦发动引擎，手臂搭在我的座椅背上开始倒车，再朝右边往上开。然后他也向他们挥一下手，我们开上了公路。我身子往后靠着椅背。

“你疲倦吗？”英韦说，“要是你愿意的话只管睡。”

“确定吗？”

“当然。如果我能放点音乐的话。”

我点点头闭上了眼睛。听到他摁下cd播放器，在仪表板下的那个小搁架上摸索一张光盘。发动机发出低低的轰鸣声。然后光盘滑了进去，紧接着，传出一段民谣式的曼陀林前奏。

“这是什么？”我说。

“十六马力乐队，”他说，“喜欢吗？”

“听上去不错。”我说，又闭上了眼睛。那种伟大故事的感觉烟消云散。我们不是两个儿子，我们是英韦和卡尔·奥韦，我们不是回家，是去克里斯蒂安桑，我们要去安葬的不是一个父亲，是爸爸。

我不疲倦，我不会睡着，但像这样坐着真舒服，最主要的是没有任何压力。当我们一起长大的时候，英韦是一个我可以跟他随便聊天，没有任何秘密的人，但到了某个时期，或许是在我进入了高中以后，这一切就变了，从那时候起当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就很清楚地意识到他是谁和我是谁，所有自然的状态消失了，我要讲的每一个观点，要不是预先有所准备就是事后要加以分析，最经常的是两者都有，除了在我酒醉之后，那时候我又赢回了从前的自由。除了托妮耶和我的哥哥以外，对其他所有的人我都是这样的，我不能就这么坐在那里同他们聊天，要是意识到那个场合太大，那我就坐在圈外。至于英韦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不是，当我看见他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不像是这样的。他是否知道我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但有人告诉我他是知道的。我常常感到我是不是虚假，或者是不真实，因为我从不玩一张公开的牌，总是坐在那里预估和推测。我也不在乎这些事了，这已是我的生活了，但眼下，当爸爸死去，在这长途的汽车旅程开始的时候，我所明白了的一切是，我渴望从自己逃逸，要不然它会在我身上死死地守着我不放。

他妈的烦透了。

我坐直身子，在他放在那里的一摞光盘里扫了一眼。强烈冲击（massiveattack），波提斯黑（portishead），blur，左外野（leftfield），鲍伊，劲草（supergrass），水逆（mercuryrev），皇后合唱团（queen）。

皇后？

从他小时候起就喜欢他们了，并且始终坚定不移，随时随地都准备好为他们辩护。我记得他是怎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用他的新吉他——那把黑色的莱斯·保罗（lespaul）仿制品，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仿效布莱恩·梅（brianmay）的一段独奏，这吉他是他用成人坚信礼得到的钱买的，那段时期他还会收到皇后合唱团粉丝俱乐部寄来的会员期刊。他继续等待着世界成为一个更理性的世界，给皇后一个应有的合理与公正。

我笑了。

当弗雷迪·默丘里（freddiemercury）辞世后，令人震惊的并不是他被披露出是一个同性恋者，而是他是个印度人。

谁能想到呢？

车窗外的房屋开始变得有点稀疏零散。在快接近早晨的高峰期时，另一条车道上的交通流量有一段时间加大了，现在又开始减缓下来，慢慢地我们驶进了城市间无人居住的地带。经过了一些很宽阔的金黄的麦田，大片大片的草莓地，一方方绿色的牧场，一些刚刚犁过的农田里裸露着深棕色的，几乎是黑色的泥土。之间也穿插着小树林，村庄，几条小河和几个水洼这样的地方。然后地貌景物的特征变化了，几乎进入了高山区域，覆盖着绿色的植被，但没有树木，没有耕种土地的地表。英韦把车开进了一个加油站，把油箱灌满，把脑袋伸进车内问我想买点什么，我摇了摇头，但当他回来时，递给了我一瓶可乐和一块邦蒂巧克力。

“我们抽根烟吧？”他说。

我点点头，从车里钻出来。那块地方的最远端有一张长凳，我们朝那里走去。凳子后面有一条流动着的小溪，在不远的溪流上游横过一座桥。一辆摩托车呼啸而过，接着是一辆拖拉机，然后又是一辆。

“妈妈到底说了些什么？”我说。

“说得不多，”英韦说，“她需要时间把这些事好好理一理。但她很难过。我认为，想得最多的还是我们。”

“今天应当是博格希尔安葬的日子。”我说。

“是。”他说。

一辆从西边过来的重型卡车开进了加油站，伴着一声呻吟，车在另一端停下，一个中年男子从车上跳下来，他把被风高高扬起的头发按下去，同时朝加油站的大门口走去。

“最后一次见着爸爸，他说他考虑当一个卡车司机。”我说，然后笑了。

“哦，是吗？”英韦说。“什么时候的事？”

“在冬天，是的，一年半以前。那时候我在克里斯蒂安桑写东西。”

我扭开瓶盖，喝了一口可乐。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我说，用手背在嘴上一抹。

英韦凝视着道路另一边的草坪，抽了几口那根很快就要燃尽的烟。

“那应当是埃伊尔成人坚信礼的时候。去年五月。可你不也在那里？”

“妈的，真是这样，”我说，“这是最后一次。到底是不是那次吧？”

现在我突然对这点不确定了。

英韦把脚从长凳上放下，把饮料瓶盖扭上，朝汽车走去，就在这时那个卡车司机从门里出来了，胳膊下夹着一张报纸，手里拿着热狗。我把冒着烟的烟头扔在人行道上跟着走过去。当我到车那里时，车已经发动了。

“好了，”英韦说，“我们现在大概还有两个钟头到。我们开到了以后再吃东西，这样可以吗？”

“行。”我说。

“想听点儿什么呢？”

他启动了车，前后张望了几次，然后我们又驶上了主干道，车加速向前。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你定吧。”

他放了劲草的歌。这张音乐是我在巴塞罗那买的，那是我跟着托妮耶去的，她要到那里去参加一个欧洲广播电台的讲座，后来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乐队的真人，从那时候起在我写作的时候就继续放这一盘和其他几个光盘的音乐。从那一年我猛地一下子感觉到心里非常的充实。于是这一切已成为了记忆，我惊讶地想到。于是这一切又到了那个时刻：我在沃尔达昼夜不停地写作，同时把托妮耶扔在一旁不管不顾。

再不能这样了，后来她这么说了，在我们住进卑尔根新居的第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要去土耳其度假。要是这样的话我就离开你。

“事实上后来我又见了他一面，”英韦说，“在去年夏天，当时我和本迪克、阿特勒一起在克里斯蒂安桑。知道吗，当我们的车开过的时候，他坐在伦丁根车站的候车亭。他样子看上去有点精明狡猾的样子哟，本迪克看见他时这么说。这他没说错。”

“可怜的爸爸。”我说。

英韦看着我。

“要是有一个人不该怜悯的话，那就是他。”他说。

“我知道。但你明白我的意思的。”

他没有回答。在最初的几秒钟已进入默然，继续下去的便只会是沉默。我望着窗外的风景，这段贫瘠的未被开垦的土地，风变得强劲，接近海边了。有漆成红色的粮仓，白色的农舍，还有在田野里带着饲料收割机的牵引机。庭院里有一辆没有车轮的旧车，一个黄色塑料球被风刮进院里的篱墙下，放牧在斜坡上的羊群，离公路数百米远的一辆火车在架高路基的铁轨上慢慢驶过。

我一直猜想，我们俩和爸爸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区别不是很大，但或许意义非同小可。我知道些什么呢？有段时期爸爸与我很接近，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妈妈去奥斯陆进修和在莫杜姆实习的那一年里，我们和他一起住在家里。对十四岁的英韦他好像已经完全放弃了，对我还继续抱着希望。至少不管怎么样每天下午我得坐在家里的厨房，在他做晚饭的时候给他做伴。我坐在椅子上，他站在电炉跟前煎着什么东西，同时问着我各种的事情。受到老师表扬了吗，今天我们英语课上学到什么了，下午打算干什么事，我是否知道这个礼拜六足球超级联赛是哪两个队对抗。我简单地回答并在椅子上扭动着。也是在那个冬季他带我去滑雪。英韦他爱干吗干吗，只要走的时候打个招呼，晚上九点半以前回家就行，我记得，那时真羡慕他。另外妈妈不在的这一年，这个时间往后延长了，因为入秋后爸爸会在早上上学以前带我去捕鱼，我们在六点钟起床，户外还像是在幽深的井里那样昏暗，很冷，特别是在外面的湖面上。我冻坏了想回家，但这是爸爸带我出来的，抱怨没用，说什么都没有用，那就只有忍着坚持住。两小时以后我们才又回到家里，那时我刚好赶上坐学校的公交车。我痛恨捕鱼，我始终冻得要死，海水是刺骨的寒冷，是我去抓起飘在水面的浮标，再把头一段渔网从海里提起来，同时他手操纵着船，那时要是我没抓住浮标，他就冲我劈头盖脸地一顿辱骂，对，这样的情况多次发生难得有个例外，我含着眼泪努力地试着去抓住那该死的浮标，与此同时他驾着船忽前忽后地这么开着，在特罗姆岛外秋天的阴郁里用他那双恶狠狠的眼睛盯住我。我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我的缘故，他绝不会为英韦做这样的事的。

另一方面我也知道英韦四岁之前的生活，那时候他们住在奥斯陆的特蕾泽街，爸爸在上大学，晚上干活儿值夜班，妈妈在上护士学校，那时候英韦在上幼儿园，那是美好的，或许甚至是快乐的日子。爸爸快活，英韦快活，当我出生时，我们搬到了特罗姆岛，先是在霍夫一栋原来是军队住的旧房子，在靠着海边的树林里，之后又到了蒂巴肯住宅区的房子，从那个时期我唯一听到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在外面的阶梯上摔倒了，呼吸上气不接下气，昏厥过去，妈妈把我抱在怀里跑到邻居家去借电话，联系医院，因为我的脸色变得越来越紫，那一次我哭喊得厉害没完没了的，最后我的父亲把我举起来掼到澡盆里，打开水龙头用冰冷的水在我头上冲下直到我停止哭声。妈妈告诉了我那一段时间的事，这事过去以后，她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再有这样的一次，她就离开他。这样的事再没有发生过，她留下了。

爸爸试图接近我，但这并不意味他不揍我或是不冲着我狂怒地大喊大叫，或者不找那些最难以想象的方式来惩罚我，但这一切意味着对爸爸的印象是含混不清的，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对英韦是来讲是很明确的。他对他的仇恨更深些，更简单些。除此之外英韦和他的关系，我就不知晓了。想象着有了孩子的那一天对我来讲这件事情会很复杂，当英韦告诉我卡丽·安妮怀孕了，我几乎难以想象英韦将会是怎样的一位父亲，如果爸爸的精神传承给了我们，深入了骨髓，或者说它们有可能——或许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从内里释放出来。对我而言，英韦就是块试金石：要是他没问题，那我将没问题。一切顺利，在与孩子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英韦身上找不到丁点儿爸爸的影子，一切都不一样，而且似乎能一直保持下去。他从不拒绝他们，当他们需要陪伴或是需要帮助时，他总是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但也从不试图接近他们，我的意思是他自身和他的生活没有什么需要他们填补的。他可以处理于尔娃的各种突发状况，比如当她双腿乱踢，身子扭动翻滚，大声尖叫不想穿上衣服时，他很简单地就把问题解决了。他同她一起在家里待了半年时间，那时的这种接近让他们互相认可对方，现在看来仍继续保持着这种关系。不过英韦和爸爸也是我手上唯一的分析范例。

我们四周的景物又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的车正在森林里穿越。南部地区森林的树木间散布着光秃秃的岩石，山丘上长着云杉树和橡树，白杨树和白桦树，不时有一块暗黑的沼泽地，突然又是一片草甸，平坦的荒原上有排列紧密枝干茂盛的松树。我小的时候，常想象着海水升起来将树林填满，这样一来那些斜坡和丘陵就成了小岛，人们可以在这些岛屿之间行船和游泳。在孩提期间所有的那些幻想当中最令我神往的是这个：想着一切都在我施了魔法的水下面，想着在现在人走路的地方可以游泳，在候车亭和屋顶上游泳；或者潜入水下从一道门滑进去，漂游上楼梯，进入一个客厅；或者就在树林里穿越，游在斜坡、岩石与老树之间。在童年的某段时期里，我最热衷的一个游戏是在溪流中筑起一道堤坝，看着水面上涌漫流开去，淹过了苔藓、树根、青草、石头，以及溪边小径上踩踏得发硬了的泥土。催眠下的臆想。更不要说我们发现的那个还未完全盖好的房屋下的地窖了，那里头充满了发着亮光的黑水，我们坐在两个泡沫塑料箱里航行，大概是五岁的时候。催眠下的臆想。还有那冬季里的冰，当我们在冻结的溪流上滑冰前行时，在晶莹剔透的冰面下已结冻的那些草叶和枝干，细枝条和一些小植物，尽在脚下。

当初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哪里去了？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时候我的另一个幻想是从车子两边伸出两根大锯子，将开车所经之处的所有东西都锯成两截。树木和街灯，房子和外屋，还有人和动物。如果有一个人正在等公交车，就会将他从中斩断，上半截像锯断的树干般倒落，而两腿和腰留在原地，断面不停冒出血。

至今我对这个幻想还有亲历其境的真实感。

“下面就是森纳了，”英韦说，“老是听说这地方，但从来没去过。你去过吗？”

我摇了摇头。

“上高中时有几个女孩子是从那里来的。但我从没去过那里。”

只有十公里的路程了。

紧接着，景色开始从乡野风光变成我依稀记得的风貌，然后越来越熟悉，直至我看见窗外的景色完全与我心里的那些图像吻合，感到仿佛是我们驶进了一种记忆。我们驱车在其间移动的过程，就是一幅幅来自青年时代的场景。车道通向沃格区，那是汉娜住过的地方，亨尼格·奥尔森冰淇淋工厂，鹰桥镍矿公司，暗黑而肮脏，被四周死沉沉的山峰环绕，然后右边是克里斯蒂安桑港，公交车站，轮渡总站，喀里多尼亚旅馆，奥德岛上的大型筒仓。爸爸的叔父之前一直住在小镇左边那个区，后来因患老年痴呆住进了某个地方的老人院。

“我们先吃点东西吗？”英韦说。“或者直接去殡仪馆？”

“先把吃饭的事放放，没问题，”我说，“你知道殡仪馆在哪里吗？”

“埃尔韦街还是什么别的街。”

“那我们得先在外面找到进去的路线。知道是哪一条车道吗？”

“不知道。我们就这么往前开，路上会有道路指示牌出现的。”

我们在十字路口的红灯前停下了，英韦弯身向前，朝各个方向瞅。绿灯亮了，他换挡跟在一辆车斗上盖着灰色肮脏篷布的小卡车后慢慢向前开动，同时不断地往两边张望，卡车加快了车速，他注意到两车的间距增大了，他坐直身子，也加快了车速。

“往下到那里，”他说，朝右边点了点头，“现在我们得穿过隧道。”

“这无所谓的，”我说，“我们只要从另外一边进去就行。”

这还真有所谓。当我们从隧道开出来进入桥上时，我曾住过的学生宿舍就在右侧，我从路上就能看见它，而几百米外的河的另一边就是祖母的房子，我们这里看不见的，爸爸就在前日死于此地。

他仍然在这座城市里，他的尸体躺在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地下室里，在陌生人的手下照应着，但是我们坐在这里，在驶往殡仪馆的一辆车上。他就是在我们看见的这些街道上长大的，直到几天前他还从它们中间走过。我的记忆也同时从这里渐渐鲜明，因为就在那不远的地方是我就读的高中，那里有每个清晨和下午我都要穿过的独立房住宅区，有爱便会让人感到痛，在那所房子里我有过那么多的孤独。

我哭了，但哭得不很厉害，只是几滴泪沿着我的脸颊流下。英韦在看我之前没有留意到。我挥了一下手像是把什么赶走了一样，很高兴自己能发出声来，我说：“在那儿向左拐。”

我们往下开进托里达尔路，路过两个硬地球场，我十六岁的那个冬季在那儿的少年足球队受过艰苦的训练，经过舍于塔再往上到了东路的十字路口，我们顺着过了桥，到了桥的另一端又再往右开，进了埃尔韦街。

“是几号？”

英韦看着房子的门牌号码，同时慢慢地往前开。

“在那里，”他说，“现在就是找到停车场的问题了。”

在左边的一所木头房子门前，挂着一块写着金色字的黑色牌子。这就是居纳尔提供给英韦的那个殡仪馆的名字。在祖父过世时他们用的就是这一家，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一家人总是会用同一家殡仪馆。那一次我身在非洲，在托妮耶的母亲和她的丈夫那里待了两个月，祖父的葬礼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消息。爸爸是负责通知我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不过在葬礼上他说他已经通知我，但我说我不能来参加。这个葬礼我是愿意参加的，虽然实际上有些困难，但不是完全不可能，我愿意知道在他过世当时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三周以后，那时候他已长眠地下。我对这件事很恼怒。但我又能做什么呢？

英韦拐进了一条小岔道，把车停在了那里的人行道上。我们很准确地同时松开安全带的卡扣，很准确地同时打开车门，相视一笑下了车。车外的空气是温暖的，但比起斯塔万格这儿有些闷热，天空有将要变得更黑沉的迹象。英韦朝停车场自动投币机走去，我点燃了一支烟。外婆的葬礼我也没有参加。那时我和英韦一起在佛罗伦萨。我们乘火车去的，住在一个便宜的家庭旅馆，因为这一切发生在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根本没法联系上我们。我们归家的那个晚上，阿斯比约恩坐在那里喝着我们带回来的酒，告诉了我们发生的事。所以我唯一参加的葬礼是外公的葬礼。我是扶棺人的其中一个，这是很完美的一个葬礼，教堂墓地在海湾上方的高地上，太阳照耀着，当妈妈在教堂里讲话时，当一切程序结束他已安葬入土后，当她在那敞开的墓穴跟前停下来的那一刻，我哭了。她独自一人站在那里，低垂着头，绿草茵茵，下面远处碧蓝的海湾，水面如镜，另外一面的山峰沉重幽暗赫然耸现，墓穴中油黑的泥土闪出亮光。

之后我们喝了肉汤。在一起咕嘟咕嘟喝汤的五十个人的嘈杂和喧闹中，再没有比盐肉更能对付感伤的东西了，暖呼呼的汤水抵挡着情感的波涛。约恩·奥拉夫的父亲马格纳讲话时哭了，所以几乎不明白他都讲了些什么。约恩·奥拉夫在教堂里也试着要上台讲话的，他与外公平日是最亲近的，但最终不得不放弃，因为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带着有点僵直的双腿往前走了几步，朝街的上方望去，那里几乎没有一个人，除了街道另一端的尽头，城里的一条商业街在那里穿过，隔着距离远远看过去，那儿几乎是黑压压的一片人群。烟雾在肺部里弥漫开来有刺痛感，当我几小时没抽烟又抽上时它总会那样。大约五百米远的地方一辆车停下了，一个人走下车来。他向前微曲着身子，向车内让他在那里下车的人挥手道别。他有一头黑色的卷发，有块秃顶，可能是五十左右的年龄，穿一条浅棕色的灯芯绒裤和一件黑色的西服，一副细细的、四方形的眼镜。当他走过来时我把身子扭到了一边，这样他就不能看到我的脸了，因为我已经认出了他，是我们高中一年级的挪威语老师，他叫什么来着？菲耶尔？贝格？反正都一样，我想，当他走过去以后，我又转回身来。他是个热情的好心人，但也有严厉锐利的一面，不常常显示出来，但一旦显露，我想会是很恶毒的一手。为要看手腕上的表，现在他把握在手里的手提包完全举起来，加快脚步，消失在了路的转弯处。

“我也得抽一根。”英韦说，他在我的身旁停下。

“我以前的一个老师刚刚走过去。”我说。

“是吗？”英韦说，点燃了一支烟。“他没有认出你，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转过身去了。”

我扔掉了手里的烟屁股，在裤袋里去摸索口香糖。记得那里还有零散的一块。果然在那里。

“就这一块了，”我说，“要不也给你一块。”

“信你的话。”他说。

泪水已在近处，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做了几次深呼吸，同时把眼睛鼓得大大的，为的是能看清楚些。刚才没注意到斜横在我们对面的阶梯上坐着一位醉汉。他将头抵靠在自己身旁的墙上，昏昏欲睡的样子。他脸色黯黑，皮革般的皮肤，布满裂纹。油腻腻的头发，样子就像头上盖着一堆抹布条，穿着很厚的冬季的夹克，虽然这时的气温至少有二十度，身旁还有一个装破烂的口袋。他头上方房子的檩条上停着三只海鸥。当我的目光凝视着它们时，其中一只扬起头发出一声尖叫。

“好了，”英韦说，“我们马上行动吧？”

我点点头。

他手指头一捻把香烟扔掉，我们开始往下走去。

“我们到底需不需要什么预约？”我说。

“没有，我们不需要这个，”他说，“但用不着这样急迫吧？”

“肯定一切顺利。”我说。

在树木间的一瞥里我可以看到一点下面的河流，当我们拐过路口，所有的招牌，商店的橱窗，还有在女王街上跑着的汽车，尽在眼前。灰色的人行道，灰色的建筑物，灰色的天空。

英韦推开殡仪馆的门，走了进去。我跟在他后面，把门在身后关上，当我再回过头来，已是面对这个接待室一样的房间了，一个沙发，几把椅子，沿着一面墙放着一张桌子，另一面墙那里是一张办公柜台。那里没有人，英韦向那里走过去，朝里面的房间里张望，用指关节在玻璃的隔板上敲了几下，那会儿我正站在地板中央。短一点的那堵墙上的那道门开了一条缝，我看见房间里有个穿黑西服的身影。他看上去年纪不大，比我还年轻。

一个浅色头发的女人出来了，近五十岁的样子，肥硕的臀部，她在柜台后坐了下来。英韦同她说了几句话，我没听见他说的什么，只是听到他的声音。

他转过身。

“很快就会有人来，”他说，“我们得坐下等五分钟。”

“听上去我们像是去看牙医。”当我们各自在椅子上坐下，往那屋里瞅的时候，我这么说了一句。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就该在我们的心口钻窟窿了。”英韦说。

我笑了。想起了口香糖，我把它从嘴里拿出来，藏在手里同时寻找着扔掉它的地方。没地方可扔。我从桌上的一张报纸上揪下一小片，把口香糖放在里面卷了几下，然后把这小纸团放进自己口袋里。

英韦的手指在椅子的扶手上敲打着。

想起来了，我还参加过一次葬礼。我怎么能把这给忘了呢？这是一个青年人的葬礼，教堂里的气氛喧闹混乱，有啼哭、嚎叫，有呼喊、呻吟，有抽噎和啜泣，但也有哈哈笑声和嘻嘻的窃笑，像波浪一样时起时伏，一声呼唤就可能触发一轮新的情感风暴大崩溃，那里面就是一场暴风雨，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放置在神坛上的那个白色灵柩，那里面躺着谢蒂尔。他是车祸身亡的，在一个凌晨，他伏在驾驶盘上睡着了，车冲到了马路外撞进一道栅门，一根铁棍从他的脑袋里穿过。那年他十八岁。他是个大伙儿都喜爱的人，一个总是乐呵呵的人，对所有的人都没有威胁。我们中学毕业后，他同扬·维达尔一样开始上职业学校，这就是他为什么这么早开车外出，他在一家面包房工作，每天清晨四点钟开始。当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车祸消息时，首先想到的是扬·维达尔，当我明白不是他时松了口气，但也难过，但没有我们以前那个班上的那些女同学那样难过，她们表现出了完全难以抑制的悲伤，我是知道这一点的，因为在出事以后为了以班上的名义送花圈，那几天是我和扬·维达尔一起挨个儿登记名字和收钱的。要说我完全适合这个角色还说不上，好像我这样做需要有一种与谢蒂尔的交情，而我并不具备这种权利，于是我保持低调，当我和扬·维达尔一起开车在岛上转悠时，我尽最大可能把自己放在最不起眼的位置，他悲伤、愤怒，心怀内疚。

我对谢蒂尔记得很清楚，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出现在我眼前，在我的心底听到他的声音，但在我认识他的四年里只有一件具体发生过的事情还留存于心，这完全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在学校的公共汽车上有人用立体音响播放疯狂乐队（madness）的《我们的房子》（iourhouse/i），站在我旁边的谢蒂尔笑那个主唱唱得太快了。其余所有的事我全忘了。但在地窖里我还有一本他借给我的书，《驾照考试abc》。扉页上还有他，同时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有的那种幼稚的笔迹。我应当把这本书还回去，但还给谁？这书肯定是他父母最不想看到的东西。

他和扬·维达尔读过的学校离我和英韦现在坐在这儿等候的地方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除开两年前的几个星期外，从那次以后我几乎没有到过此地。一年在挪威北部，半年在冰岛，在英国也是差一点半年，一年在沃尔达，九年在卑尔根。除了巴森我还保持偶尔的联系外，再没有与我住在这里时的其他人有过接触。我最老的一位朋友是埃斯彭·斯蒂兰，是我十年前在卑尔根学习文学研究基础课时认识的。这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但结果就是这样。对我来说克里斯蒂安桑是个沉落了的城市。那时候我认识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还继续在这里居住和生活，在我的脑海里留存一些记忆，但并不含有情感因素，因为对我来讲克里斯蒂安桑的时间已经停在了我高中结束的那个夏天，从那里离开便算是一个了断。

自从我们进房间门的那一刻起，那只苍蝇就在玻璃窗户上嗡嗡地撞来撞去，突然屋内的沉闷气氛改变了。我用眼睛追随着它在天花板下面那儿兜了几个圈子，然后停在黄色的墙壁上，轻轻再起身，绕着我们划出了一个小小的弧形，最后落在了英韦没有用手敲打着的那个椅子的扶手上。前腿往前伸出又收回接着双腿交错，重复好几次，好像它是在把什么掸落下来，然后向前走几步，做了一个小小的腾跃入空，翅膀簌簌有声，落在了英韦的手背上，自然是随着手的一个短促抖动再是一挥举，于是苍蝇倏地逃逸而去，然后就以一种几乎是令人心烦的方式在我们的身前身后转悠。最后它又歇在了那头的窗户上，以令人困惑的轨迹在那上面爬上去又爬下来。

“实际上我们还没说起过怎样安葬他，”英韦说，“我说，你考虑过这事吗？”

“你是说是按照教堂传统仪式还是一般的公民葬礼？”

“是的，比如说这个。”

“没有，我还没想过这事。那，我们有必要现在做决定吗？”

“我们不必这么做。但我想，快了。”

当那个穿西服的年轻人在半敞开的门那儿经过时，我又扫到了他一眼。我立刻想到或许尸体就在这里。他们是把死者遗体运到这里来安排换衣修容。要不他们会上哪儿去做呢？

好像那里面有人已经注意到了我，门关上了。又好像门的移动是经由某个秘密系统调节的，所以在同一瞬间，对着我们的那道门又打开了。一个可能年龄在六十五六岁的胖男人从门里跨出一步，黑西服白衬衣，衣着完美无瑕，他看着我们。

“克瑙斯高？”他说。

我们点点头，站起身。他说了他的名字，与我们一一握手。

“跟我来。”他说。

我们跟着他进到一个办公室，面积大小适中，窗户对着外面的街道。椅子是深色的木头，黑色的皮坐垫。他坐在后面的那张写字台很宽大，也是黑颜色。他的左侧放着一个多层的放纸张的搁架，它的旁边是电话，除此之外桌面上空空如也。

不对，不完全是这样，靠近我们的这一侧，桌边上放着一个舒洁纸巾盒子。是啊，这是很实用，但从效果上来讲是否有点嘲讽意味？看着它，人也就看到了一天当中所有到这里来的那些哭哭啼啼的人们，于是明白了每一个人各自的悲伤并非不一样，不是那么独一无二无可匹敌的，因此也就不是特别的有价值了。舒洁纸巾盒在这里是对哭泣、对死亡的一种夸张了的标记。

他看着我们。

“我能帮你们做些什么？”

他下颚下一叠厚厚的晒黑了的皮肤褶子吊挂在洁白的衬衣领外面。灰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一道阴影落在他的脸颊和下巴上。他的那条黑领带不是挂着的，而是躺着的，沿着他肚子隆起的曲线平躺着。他是个胖子，但也是结结实实的那种，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挪动，一副一言九鼎的架势，所以也是安全和可信赖的。我喜欢他。

“我们的父亲昨天去世了，”英韦说，“我们想知道，是的，你们是否能接手来具体操作这件事。葬礼以及接下去的一系列事务。”

“可以的，”殡仪馆的这位职员说，“那我们先开始填写一张表格。”

他打开写字台的一个抽屉，拿出一张纸来。

“在我们祖父去世时用的就是你们这家。觉得你们很专业。”英韦说。

“我记得这事，”他说，“他是个会计，对吧？我跟他很熟。”

他把放在电话旁边的一支笔拿起来，抬头看着我们。

“我现在需要一些有关你们的资料，”他说，“你们的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说出了他的名字。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因为他死了，而是因为有许多年我没有说过这个名字了。

英韦望着我。

“不是……”他说得很谨慎，“他几年前改名字了哟。”

“哦，我把这事忘了，”我说，“的确如此。”

他换了一个很蠢的名字。

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蠢人。

我垂下眼睛，眨了几下。

“你们有他的身份号码吗？”殡仪馆的这位职员说。

“没有，不全有，”英韦说，“抱歉。但他是1944年4月17号出生的。然后我们会去找出后面的几个号码，要是有这必要的话。”

“没问题的。地址？”

英韦把祖母的地址告诉了他。然后他瞅瞅我。

“不过，不敢肯定这是他对外正式的地址。他死在他母亲的家里。之前他住在那里。”

“我们会弄清楚的。现在我也需要你们的姓名。一个我可以联系到你们的电话号码。”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我说。

“英韦·克瑙斯高。”英韦说，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他。当他把这些都记下来之后，放下笔，又看着我们。

“你们考虑过如何来安排这个葬礼吗？想没有想过什么时候举行葬礼合适，以及什么形式的葬礼？”

“没有，”英韦说，“我们没考虑过。但一般不是在逝世后的一周之后安葬吗？”

“对，通常是这样。那么可能下周五或许就合适？”

“行，行，”英韦说，他望着我，“你说呢？”

“星期五不错。”我说。

“那我们先就这么定了。要说到那些具体细节时，我们可以再碰面，对吧？要是这样的话，假如葬礼是在星期五，那下周的前几天就有事要安排。或许我们就在星期一把一切都决定下来。这时间合适吗？”

“好，”英韦说，“或许我们可以早点开始？”

“可以。那我们九点钟见面？”

“九点好。”

殡仪馆职员把这些都记在了一个本子上。当他写完以后，站起身来。

“现在我们就接手这件事了。要是你们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尽管给我来电话。任何时候都行。下午我就外出去我的度假屋，整个周末都在那里，但我带着手机，你们只管来电话。别有什么顾虑。那我们星期一见了。”

他伸出手来，我们先后同他握手，然后我们走出房间，他简短地笑了一下点点头，门在我们身后关上。

当我们来到外面的街道上，开始朝车那儿走去时，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我看见的是，我们被四周包围着，眼里的视线变得模糊，我就像是被推进了背景里，我的周围仿佛有一个隔绝的地带，所有的意义被抽去只有一片空白。世界沉陷下去了，这是我的情感，但我已对它完全不在意了，因为爸爸死了。办公室里所有的那些细节完整无缺、生动而清晰地出现在我的意识里，与此同时外面城市的景物却灰蒙蒙一片依稀模糊，我经历了这些事，因为我别无选择。我的想法没有改变，但我的内心变了，唯一的区别是现在需要有更大的空间，因此要把外面的现实世界从自己身边推开。除此之外我不能有别样的解释。

英韦弯下身去开车门。我注意到有一条白色的带子绕着车的门边直到车顶，带子闪着亮光，就像人们用来包扎礼物的那种缎带，但这是可能的么？

他给我打开车门，我坐了进去。

“过程还算顺利。”我说。

“是啊，”他说，“现在，我们开车去祖母那里吗？”

“我们去吧。”我说。

他打了方向灯后将车开上路，先向右拐了个弯，又向左再拐弯，进入女王街，很快地，从桥那里我们看到了祖父母的房子，黄颜色，就在海边停泊船只的小码头上面那道斜坡的最高点。往上到库霍尔姆斯路，进入一条小街，街面很窄，得先把车往下开出一小段然后再往后倒到可进入这条街的街口，然后才可以再往上开，把车停在房子的阶梯跟前。这一整套行动在我的成长时期我看见父亲或许做过有上百次，看到英韦现在的停车过程也是完全的一模一样，眼泪马上又涌上了意识的边缘，脑子里只是这么猛地一个拉扯阻止了它的发生，一切又恢复正常。

当我们开上那个小坡时两只大海鸥从阶梯上飞起。车库门前的那块地方满是垃圾纸箱和垃圾袋，这就是海鸥正忙活着的对象，把各种各样塑料类的东西都撕扯了出来，它们四处搜寻着可吃的东西。

英韦关掉了发动机，但仍然坐在那里。我也坐在原处不动。外面的花园枝叶蔓延杂草丛生。草坪上及膝的野草，灰黄的颜色，有些地方已经被雨水淋得倒伏塌下。荒草蔓延渗透到各个地方，遮掩住了所有的花圃，假如我不知道花朵是长在什么地方的我就没法看到它们，现在我只好从这儿或那儿颜色的斑块随便猜测一下。一辆生锈的小推车躺在最靠近篱墙的这一边，看上去已经被生长的荒草蔓藤缠绕在一处。那些树下面的泥土被腐烂了的梨和李子弄成了棕红色。蒲公英四处疯长，我看见，在个别的地方一些小树也长起来了。我们好像是停在了林间的空地上，而不是在克里斯蒂安桑市中心的一栋独立房跟前。

我微微向前躬身，朝上看那房子。防水板都湿透了，一些地方的油漆脱落下来，但房子没有明显要倒塌的迹象。

几滴雨水打在车窗上。车顶和引擎盖上有轻微的噼啪声响。

“看样子，居纳尔不在这里，”英韦说，松开了安全带，“但他不时地要上这里来的。”

“他应该在上班。”我说。

“休假期尽管降雨量的数字会增加，但会计们手里的数字不会增加。”英韦说话的语调干巴巴的。他抽出车钥匙，把钥匙串放进了夹克兜里，打开车门下去了。

我宁愿就这么坐在这里，但自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也像他一样下了车，又甩上了车门，朝上望了望二楼厨房的窗户，我们来这里时祖母的目光总是在那里与我们相遇。

但今天没有。

“希望我们来的这会儿，门是开着的。”英韦说。走上了曾经油漆成深红色的，但现在已经是灰颜色的六个阶梯。两只海鸥站在邻居的房顶上，眼睛密切地追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英韦按下门把，把门往里一推开了。

“妈的，我的天。”他说。

我爬上阶梯，跟在他身后进了门，来到了前门厅里，我得立刻把头掉开。那里面的气味令人无法忍受。腐烂和尿的臊臭味儿。

英韦站在厅里四下张望。铺在两墙间的蓝色地毯上满是污秽的斑块和渍印。那与墙壁相连的敞开的衣柜里满是酒瓶和装着酒瓶的袋子。衣服到处散乱地扔着。更多的酒瓶、衣架、鞋、没有开封的信、广告杂志和塑料袋散落在地板上。

最糟糕是那恶臭味。

该死怎么能有这种气味？

“他把一切都毁了。”英韦说，缓缓地摇着头。

“是什么气味呀，他妈的这么难闻？”我说。“有什么东西在哪里躺着腐烂发臭吧？”

“快走，”他说，朝楼梯走去，“祖母在等着我们。”

楼梯走到一半，阶梯上又是空酒瓶了，或许每一级梯上有五六个，但越是靠近二楼平台那里瓶子就越多。屋门外的二楼平台已经几乎被酒瓶和装着酒瓶的袋子盖满了，楼梯继续往上通向三楼，那是祖母和祖父以前的卧室，这每一级梯上也满是酒瓶，除了中间几厘米宽的地方空着，那是为下脚留出来的地方。大多数是1.5升的塑料瓶和伏特加酒瓶，也有些其他牌子的酒瓶。

英韦打开了门，我们走进客厅。钢琴上放着酒瓶，钢琴下放着的一个袋子里也满是酒瓶。通向厨房的门开着。她总是坐在那里的，这一天也同样，在厨房的桌子跟前，眼光落在桌上的盆花上，手上一支冒着烟的香烟。

“嗨。”英韦说。

她抬起眼睛。最初她的眼里没有认出人的反应，但接着眼里有了闪光。

“是你们来了呀，孩子们！我想我是听到了有人进门来了。”

我咽下一口口水。她的眼珠完全陷入了眼眶里，突出的鼻子就像枯瘦的脸上突起的一个鸟嘴。皮肤苍白皱纹密布。

“我们听到发生的事情后就尽快赶来了。”英韦说。

“是的，啊，简直太可怕了，”祖母说，“但你们现在这里。这样，就真太好了！”

她身上穿的衣裙污渍斑斑，空荡荡地挂在看上去令人不舒服的瘦骨嶙峋的身躯上。衣衫的意义在于盖住身体，在胸部最上方的一片，显现出了皮肤下冒出的肋骨。肩胛和臀部的骨头凸出在外。手臂就只是皮包骨了。手背上流动着的血脉像细细的、深蓝色的网络。

她身上有股尿的臊臭味。

“你们要喝点咖啡吗？”她说。

“喝点吧，谢谢，”英韦说，“或许这不是个坏主意。但我们自己来弄吧。小壶在哪里？”

“我其实是知道它在哪儿的。”祖母说，她朝自己身子周围张望着。

“在那儿。”我说，指着桌子。壶的旁边有一张纸条，我把脑袋稍稍偏了一点这样我好看清楚上面写的什么。

孩子们十二点钟来。我一点左右下来。居纳尔

英韦取来烧水的小壶，走到水槽那儿去倒掉咖啡渣子。那里面堆满了没洗的脏餐盘和玻璃杯。沿着整个厨房的案桌都是包装食品的纸或袋子，大多是用微波炉加热就可以吃的那种食品，其中有很多剩菜饭。在这些乱七八糟的食物当中还立着酒瓶，一些喝得瓶底只剩下几滴，一些还剩下半瓶，还有几瓶没开的，也有烈酒瓶，在酒类专卖店卖的最便宜的伏特加，一些半升装的upperten混合威士忌。到处都有干了的咖啡渣子、奶油、没吃完的干缩了的食物。英韦把那其中一堆食物包装纸或包装盒推到一边，举起几个餐盘，把它们放在案桌上，然后把壶里的咖啡渣冲掉，重新灌了水。

祖母还是像我们刚才进屋时那样坐着，目光落在她面前的桌上，但现在手里的烟灭了。

“你有咖啡在哪里吗？”英韦说。“柜子里？”

她抬起头。

“什么？”她说。

“哪儿有咖啡？”英韦又说了一次。

“我不知道他把它放在哪里了。”她说。

他？是爸爸吗？

我转身走进了客厅。我一直记得，这里只有在宗教日或其他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才使用。现在爸爸的大电视放在地板中央，大皮椅中的两张被拉出来放在电视跟前。一张小桌上摆满了酒瓶、玻璃杯、烟丝盒，在这些东西之间是被塞得满满的烟缸。我走过小桌，进到了客厅的最深处。

靠着墙的组合沙发跟前堆着些衣服。我看见有两条裤子和一件夹克，一些卫生裤和袜子。它们发出恶臭的气味。那儿也有几个打翻了倒在地上的酒瓶，烟草盒，几块干了的圆面包，和其他一些杂物垃圾。我慢慢地走过它们。沙发上有粪便，屎像浆糊般抹得到处都是，也有些块状的。我向那些衣物弯下身。上面也糊满了屎尿。地板上有一张床垫，上面好些地方侵蚀开大片的形状不规则的痕迹。

是尿渍吧？

我感到了有种想摔东西的冲动。把桌子举起来，扔到窗外去。拉扯下搁架。但我是那么软弱周身无力，我能做到的只是把自己一点点地挪到窗户边。把额头抵在玻璃窗上望着下面的花园。翻倒在地的花园家具上的油漆几乎完全剥落了。它们看上去倒像是从地面上长出来的什么东西。

“卡尔·奥韦？”英韦站在门口那儿说。

我扭过身走了回去。

“那里面完全是一塌糊涂。”我说，声音很低，这样她听不见的。

他点点头。

“我们和她在一起坐一会儿。”他说。

“ok。”

我走进去，把桌旁边她对面的一把椅子拉出来坐下。厨房里充满了扑哧扑哧的声音，是从一个近似于恒温器的装置发出来的声响，或许它将会自动关闭电炉。英韦在桌面短的那一侧坐下，从不知什么原因还没有脱下来的夹克里掏出了一包烟。我注意到了，其实我也还穿着外套。

我不想抽烟，感觉它很脏，同时我又很需要它，我把香烟找了出来。我们俩在那里坐下来，对祖母起了一种推动的作用。她的眼睛里再一次闪现了光芒。

“那么，你们今天是一直从卑尔根开车过来的吗？”她说。

“从斯塔万格来的，”英韦说，“我现在住在那里。”

“但我住在卑尔根。”我说。

我们身后电炉上的小壶噗噗地响着。

“原来是这样，懂了。”她说。

屋内沉寂下来。

“孩子们，你们想喝点咖啡吗？”她突然说。

我和英韦目光对视。

“我已经烧了一点水，”英韦说，“马上就好了。”

“哦，是啊，你烧水了呀，”祖母说。她的眼睛落在自己了手上，一个很大的动作，好像她现在第一次注意到手里拿着的烟，她抓起打火机，把香烟点燃。

“你们今天是一直从卑尔根开车到这里来的吗？”她说，在看着我们之前，她啪嗒吸了好几口烟。

“从斯塔万格来的，”英韦说，“只要四个小时。”

“是啊，现在的路好多了。”她说。

于是她叹了口气。

“啊呀呀。生活就是混斗（奋斗），这老太太这么说，她不会发f的这个音。”

她笑了一下。英韦微笑了。

“喝咖啡最好有点东西就着吃，”他说，“我们下面车里有点巧克力。我去拿来。”

我真想对他说他别去了，但当然这不可能的。当他在门那里消失时，我站起身来，把刚刚开始有点燃着的烟放在了烟缸的边沿上，朝电炉那里走去，把小壶往电炉盘上摁了摁想让水快点开。

祖母又陷回到了原先的她自己，朝下凝视着桌面。她躬着背坐在那里，耷拉着两个肩头，身子一前一后微微地晃动着。

她可能在想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脑子里面空空如也。不可能有什么。只有寒冷和黑暗。

我松开放在小壶上的手，四下寻找着咖啡罐。在案桌上靠冰箱的这边没有，在案桌另一端的水槽旁边也没有。或许在碗柜里？要不是在……啊，不，英韦早就把它找出来了，但他把它放在哪儿了呢？

在那儿，真见鬼。他把它放在排气扇上面，那里放着好些旧的玻璃调味瓶。我把它拿下来，把烧水壶从电炉上拿开，虽然水还没有完全开，打开盖子，放进几勺咖啡。咖啡很干，看上去已经不新鲜了。

我抬起头来时，祖母坐在那里正盯着我看。

“英韦去哪儿了？”她说。“他该不是走了吧，是不是？”

“没有，”我说，“他只是到下面他车那里去一趟。”

“哦。”她说。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叉子，在锅里去搅了搅，把叉子在炉盘上敲了几下。

“现在就让它这么煮一会儿让味道出来，咖啡马上就好了。”我说。

“那个早晨我上去的时候他坐在椅子上，”祖母说，“他一直这么静静地坐着。我试着叫醒他。但他不醒。一张惨白的脸。”

我有了一种想呕吐的感觉。

听到了楼梯上英韦的脚步声。我打开碗柜想找个玻璃杯，但那里没有。它们都躺在洗碗槽里，要用它喝水我甚至连这么想想都受不了，于是我向前弯下腰，直接就着水龙头喝，这时英韦走了进来。

他已经脱下了夹克。他手里拿着两块邦蒂巧克力和一包骆驼牌香烟。坐下来撕下了一块巧克力的包装纸。

“你要一小块吗？”他对祖母说。

她看着巧克力。

“不用，谢谢，”她说，“你们自己吃。”

“我不想吃，受不了，”我说，“但至少咖啡好了。”

我把壶放到桌上，再打开碗柜，找出三个杯子。我知道祖母咖啡是要放糖的，又把另一面墙上的那个长碗柜打开，那是放食物的地方。有两块半截的长面包，上面几乎全长了绿霉，一袋发了霉的圆面包，几袋速食汤、花生，三包应该放置在冰箱里的加有面条的即食食品，烈酒，同样的廉价牌子。

还是别动它们的好，我想，我又重新坐下来，举起装咖啡的壶，把它灌进了杯里。咖啡没有冲出味道来，只是浅棕色的水，里面含有许多小颗粒。我打开壶盖，把它倒了回去。

“你们在这里太好了。”祖母说。

我开始哽咽了。我深深吸进一口气，动作做得非常小心，手捧着脑袋，来回地揉搓着，像是一副很疲倦的样子，而不像在哭泣。但不管是什么祖母也不会留意到的，她已经又消失在了自我当中。这一次或许持续了五分钟之久。英韦和我都没吭声，喝着咖啡，凝视着各自的前方。

“啊呀呀，”她说，“生活就是混斗（奋斗)，这老太太这么说，她不会发f的这个音。”

她一把抓起那个红色的卷烟器，打开烟丝盒，彼得洛（petterøe）牌薄荷烟丝，她把烟丝飞快地压进卷烟器里，把空纸卷放在一端的小卷筒里，封好口，再用力把它推出来。

“或许我们去把行李拿进来，”英韦说，看着祖母，“我们可以住哪里？”

“下面那间大的卧室是空的，”她说，“你们可以在那里睡觉。”

我们站起身来。

“那我们现在到车那里去一趟。”英韦说。

“是吗？”她说。

在门前我站住了，向他转过身。

“你在里面看过了吗？”我说。

他点了点头。

当我们走下楼梯时我忍不住大放悲声，这一次就别提要去掩盖自己的哭泣了。整个胸腔剧烈起伏，浑身颤抖，我呼吸急促，透过全身发出了深深的抽泣声，脸部变形松垮下来，我完全失控了。

“呜呜呜……”我哭着，“呜呜呜……”

我注意到英韦已经站在了我身后，我强迫自己继续向下走完楼梯，经过过道，出门去汽车那里，当走在房子和与邻居相隔的篱墙间那狭长的草坪上时，我的心里继续翻腾着。抬起头望着天空，我试着深深地匀速地呼吸，做了好几次以后身体不再颤抖了。

当我平复过来之后，英韦正弯腰站在打开的后备箱后面。我的行李放在他身旁的地上。我拿起行李，拎着它走上阶梯，在过道的地板上把它放下，朝英韦转过过头去，他肩上背一个包，手里提一个袋子跟在我身后进了门。在户外几分钟的新鲜空气后，这屋里面的恶臭味儿变得更重。我开始用嘴呼吸了。

“我们，是不是要住在那里面？”我说，头朝着祖母祖父最后十几年住的那间卧室点了点头。

“我们先看看那里面是怎样的一个情况。”英韦说。

我打开门，往里瞅瞅。房间里一片狼藉不堪，这就是说眼前的画面是，衣服、鞋、皮带、手提包、梳子和化妆包扔得到处都是，在地板上，在床上，在五斗柜上，尘埃和灰尘结成的球到处都是，但倒不像上面客厅里那样的不堪入目。

“你觉得怎么样？”我说。

“我不知道，”他说，“你认为他睡在哪里？”

他打开了旁边的一道门，那曾经是埃尔林的房间，走了进去。我跟随其后。

地板上满是垃圾和衣物。一张桌子看样子是被击碎成了几块，堆在窗户下面。纸张和未开封的信一大堆。一定有人呕吐过了，一块干皱了的黄红色的陷痕，就在床面前那里的地板上。衣服上肮脏不堪，那暗红色的污渍一定是旧的血迹。一件衣裤的内里是黑色的粪便。所有的东西都有一股尿骚味。

英韦大步走到窗前，打开了窗户。

“这看上去就像是吸毒者在这里住过，”我说，“看上去就是他妈该死的吸毒者在这里。”

“是这样。”英韦说。

在床和门之间靠墙的那个五斗柜很奇怪地没有被动过。上面放着爸爸和埃尔林戴着黑色的学生帽的照片，那一定是在大学录取后照的这张像。引人注目的是没有胡须的爸爸跟英韦样子很像。同样的嘴唇，眼睛上面那部分也一样。

“他妈的我们该怎么办？”我说。

英韦没有回答，他打量着屋内的四周。

“我们来收拾。”他说。

我点点头，走出了房间。打开通向洗衣房的门，沿着楼梯有一个隔间，一直连到车库那里。当我吸进了那里面的空气时，我开始咳嗽。地板中央有一大堆衣物，与我的身高一般高，几乎抵着天花板了。腐烂恶臭味儿应当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我扭开电灯。毛巾，床单，桌布，裤子，毛衣，裙子，内裤，他们把这一切都抛扔在了那里。最下面一层的不仅发了霉，它们全腐烂了。我蹲下去，把手指戳进去搅了搅。里面是黏糊的，湿漉漉的。

“英韦！”我说。

他来了，在门边站下。

“瞧这里，”我说，“臭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在上面的楼梯上听到了脚步声。我站起身。

“我们得出去，”我说，“这样她就不会觉得我们在四处窥探。”

她下来的时候我们正站在地板中央的行李前面。

“你们可以住在那里面吗？”她说，打开了门，朝里面张望。“我们把里面都收拾一下，那还是可以的。”

“我们想了想还是阁楼上的那房间，”英韦说，“你认为可以吗？”

“那也是可以的，”她说，“但那上面我很久没上去过了。”

“我们上去看看。”英韦说。

阁楼上的那个房间，很久以前曾是祖母和祖父的卧室，但在我的记忆里，这里一直是作为客房使用的，这是整栋房子里他唯一没碰过的房间。那里面所有的一切都保持着原样。地板上盖着一层灰，被褥或许有一点被封闭久了的味道，但一点不比人们自从上一个夏天就离开了没在里面待的那种度假屋的情况更糟糕，在经历了楼下的那一系列噩梦后来到这里，觉得一阵轻松。我们把行李放在地板上，我把我的西服挂在一个柜子的门上，英韦走到窗户那里，把手臂撑在窗台上望着窗外城市的风光。

“我们可以先把所有的瓶子都清除掉，”他说，“赶快去商店把瓶子换了，这样我们也可以出去透透气。”

“就这样。”我说。

当我们下到厨房那里时，听到了外面有一辆车开进来了的声音。是居纳尔。我们就站在那里，等着他上来。

“你们来了！”他说，笑了。“上次见面后，好久不见了。”

他的脸孔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头发发亮，身上的肌肉发达。他的身体保养得很好。

“孩子们到这里来了，我想我真高兴。”他对祖母说。然后他又转身向着我们。

“太可怕了，一塌糊涂，这就是发生在这里的一切。”他说。

“是的。”我说。

“你们已经把到处都看了一圈吧？那你们就看见了他是怎样照管这个家的？”

“是。”英韦说。

居纳尔摇着头，怨恨交加地。

“我不知我该说什么，”他说，“但他是你们的父亲。对于他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一切我很难过。你们一定知道了下一步该怎么做吧。”

“我们要把整个房子上上下下地洗刷干净，”我说，“从现在起我们接手这一切。”

“很好。今天早上我把厨房里最糟糕的一部分都解决了，扔了些垃圾，但当然，还剩下一些。”

他简短地笑了一下。

“我有一个拖车在外面，”他继续说，“你能把拖车开出去吗，英韦？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弄到车库旁边的草坪上来。家具我们不能放在这里了。还有所有的衣物和其他所有的东西。我们把它们都拖到垃圾处理场去。这样做行吗？”

“行。”我说。

“孩子们和托薇都上度假屋去了，实际上我是中间抽了个空子来看看你们。为了把这拖车也弄来。但我明天上午会再来。那时候我们再从那里开始干起。太糟糕了，这里的一切。但它就是这样的。你们能干好的。”

“我们会的，”英韦说，“可你的车停在了我的车后面？所以你得先把车开出去？”

在居纳尔进来后最初的几秒钟里祖母看着我们，然后对他笑了，接着她又回到了她原来的自己，坐在那里凝视着前方，就像她独自一人的时候那样。

英韦往楼梯下走。我站在那里，想着我要同她待在一块儿。

“你也要一起去，卡尔·奥韦，”居纳尔说，“我们得把拖车推上来，这相当的重。”

我跟着他下去了。

“她说什么了吗？”他说。

“祖母？”我说。

“是呀？发生了什么事吗？”

“几乎什么也没发生，”我说，“只是她在椅子上发现了他。”

“你父亲总是和她在一起的，”他说，“现在她是受到惊吓了。”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说。

“不用，你们可以做什么？只有时间能帮助这一切好起来。葬礼一结束，她就进老人院去。你亲眼看见了她自己是什么样子。她得需要人照料。葬礼一结束，尽快把她送进老人院。”

他转过身走下了楼梯，朝着明亮的天空眯缝起眼睛。英韦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车上了。

居纳尔又对我转过身来。

“我们想办法给她安排了家庭护理，你知道吧，他们每天来这里照料她。然后你父亲来了，把他们都赶走了。把门关上，把他自己和她一起锁在里面。就是我到这里也不让进去。但有一次母亲给我打电话来，那时候他摔折了腿，躺在外面的客厅的地板上。他把屎尿拉在了裤子里。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就躺在那儿的地板上喝酒。她端菜端饭地伺候着他。在救护车来之前，我对他说，再不能这样了。你在这里是祸害麻烦。你现在要改弦易辙。你知道你父亲他怎么说？‘你现在是想再把我往屎里按呀，居纳尔！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想把我往粪坑里推呀？’”

居纳尔的头摇晃着。

“这是我的母亲，你得明白，现在就坐在那上面。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设法帮助她。他把这一切全毁掉了。这里的房子，她，他自己。一切。这所有的一切。”

他把手很快地放到我肩上。

“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

我哭了，他看着远处。

“好了，我们现在得把拖车安放就位。”他说，往下走到汽车那里去，坐进车里，发动了车，把车缓慢地朝着下方左侧倒了出去，道路让出来后摁响汽车喇叭，英韦跟着把车倒出来。然后居纳尔再开车向前，走下车把拖车卸下。我向他们那里走下去，抓住拖车上的挂钩开始往坡上拉，同时英韦和居纳尔他们在后面推。

“放在这里就好。”当我们在花园里走进一段距离后居纳尔说，我把拖车的尾部放在了地上。

祖母站在上面二楼的窗户那里，望着我们。

在我们收集起瓶子，把它们都装进塑料袋里，再搬进汽车里的时候，祖母一直坐在厨房里。当我把所有那些还剩下有半瓶的啤酒和烈酒都统统在水槽里倒掉时，她注视着我。或许这些东西都消失了她会感到轻松，或许她根本不在意发生的事情。车装满了，英韦走进屋里，为的是跟她说我们要到商店去一趟。她站起身，跟着一起到了过道那里，我们猜想她是要看着我们把车开走，但她走出门来，立刻走下楼梯到了汽车这里，抓住车的门把，打开了门，马上要坐进去的样子。

“祖母？”英韦说。

她停住了。

“我们想自己单独去。这里得有人看房子。我想，你最好还是不去，你就待在这里。”

“是吗？”她说，往后退了一步。

“是。”英韦说。

“好，好，”她说，“那我就待在这里，我在这里。”

英韦把车向下面的车道那里倒出去，祖母又走进了屋里。

“看这闹的，活见他妈的鬼。”我说。

英韦的目光扫过我，盯着左侧方向，车慢慢开出去了。

“显而易见她是受到惊吓了，”我说，“我想或许我应该给托妮耶的父亲打个电话听听他的意见？他肯定可以开一点安神片之类的处方。”

“她已经在服药了，”英韦说，“在厨房的搁架上满满一托盘的药片。”

他的目光又扫过我一次，这一次是看着朝上的库霍尔姆斯路，有三辆车正往下开了过来。然后他望着我。

“但你还是可以和托妮耶父亲说说这事。这样他可以帮拿个主意。”

“等我们一回来我就打电话。”我说。

这最后一辆车，也是其中最新的一辆，大声地很不客气地开了过去。几滴雨点打在了车窗上，我估摸着这开始了的雨，就像是一个过客，迟早会后悔的，想下就让它洒几滴吧。

这一次可是继续下着，没停。当英韦亮着灯把车往下开去后，车窗上的雨刷开始摆动。

夏日的雨。

啊，落下的雨滴打在干燥、炎热的柏油路上，先是掀起一股热气，或是被尘埃吸进了，但雨滴还是完成了它的第一道工序，因为接着落下的雨滴让地面降温了，灰尘湿润了，然后在地面流散开一片深色，一片一片再互相连接，那儿的柏油路就成了湿漉漉的黑颜色。啊，这夏季灼热的空气顿时凉爽了，要是雨滴掉到了脸颊上，它就变得温乎乎的，人们会把头往后仰起，享受它给予的这种特别的愉悦。在雨滴轻轻触摸下的树上的叶子颤抖了，雨滴落在地面上高高低低的地方那轻微得几乎听不见的击鼓般的嗒嗒声响，它们落在路两旁有裂缝的山崖和下面沟渠里的草叶上，落在另一边房子的屋顶上和紧靠院篱墙锁着的自行车的坐垫上，落在花园里的吊床上和交通指示牌上，落在人行道边上的排水沟里和停放在街上的车的引擎盖和车顶上。

我们在号志灯前停下，雨下得更大了，现在落下的雨滴更粗重，更多也更急促猛烈。在几秒钟之内环绕着伦丁根十字路口的整个地区完全变了。黑沉沉的天空让所有的路灯显得分外明亮，现在落下的雨甚至在地面上溅起了水花，形成一片雨雾。行驶的车的雨刷都在左右摆动，行人们把报纸举在头上遮挡，或者把连衣的帽子拉起来盖着脑袋飞跑在路上，只有那些有伞的人，他们像没事儿一样继续走在路上。

号志灯变成了绿色，我们开下了坡路朝桥那儿驶去，经过了那家老唱片店，很久以前它就关门了，那时候我和扬·维达尔曾忙着每个星期六上午固定地要去那里走一趟，我们会把城里所有的唱片店走个遍，然后走过隆桥。我最早的童年时代的记忆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曾和祖母一起走过这座桥，在那里我看见了一个很老很老的人，他长着白胡子白头发，拄着拐杖走路，佝偻着背。为看他我停住脚步，祖母继续拉着我向前走。我父亲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海报，一次我和父亲在那办公室里，还有邻居奥拉·扬，他和爸爸在同一所学校教书，罗利赫登初级中学，他也教挪威语，我指着那张海报说，我见过照片上的这个人。因为是同样的白胡子白头发，也佝偻着背。挂在我父亲办公室海报上的那个老头儿，在我看来一丁点儿也不奇怪，我四岁，世界上没有什么我不理解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回事。但爸爸和奥拉·扬笑了。他们笑着说，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易卜生呀，他们说。但我非常肯定，这是同一个人，我说就是他。可他们还是摇着头，当我再指着易卜生说我见过他时，爸爸不再笑了，把我推出了办公室。

桥下的河水是灰色的，雨滴在水面上溅起无数的水纹。同时水里中也含着些绿色调，这儿始终是这样，来自奥特拉河的河水在这里与海水交汇。我曾经有多少次站在这里凝视着下面的水流？有时候它们就像一条河那样奔泻向前，水兜着圈儿形成了许多小漩涡。有时候它们绕着桥柱溅起了白色的水花。

然而现在的它是静静的。上面盖有篷布的两只小艇，在朝外面靠近海湾口的水面上互相碰撞。两艘生锈的废船靠在码头的另一端，它们的背后，一艘洁白的帆船闪亮夺目。

英韦在路口的号志灯那里停住了，与此同时又换成了绿灯，我们继续向左开，那里有一个小超市，屋顶是停车场。我们开上坡道，根据交通指示灯开过水泥车道，上到了屋顶，这是国家节日期间的星期六，运气真不错，在最远的那边有一个空车位。

我们下了车，我把头向后扬起，让温热的雨滴落在我的脸上。英韦打开车的后行李箱，我们尽可能多地拿起那些塑料袋，提着它们进了电梯一直下到商场的第一层。我们觉得把烈酒瓶子拿去回收没有意义，决定一会儿拉到垃圾场去，所以现在我们手里提着的这一堆东西大多数是塑料瓶，不重，只是体积有点碍事。

“你先把瓶子放进去吧，我再去取其他那些塑料袋？”当我们站在空瓶回收器跟前时英韦这样说。

我点点头。把瓶子一个一个地放到传送带上，在塑料袋空了之后把它们卷成一团扔进特意放在旁边的一个垃圾桶里。可能会有人会看着我，对这么大数量的啤酒瓶心生狐疑，对这点我无所谓。我对一切都无所谓。当我们从殡仪馆出来后在那儿发生的情况，使得环绕着我的一切都是死亡，或毫无意义，这种感觉增长了，在尺度上更宽，程度上更强烈。商场沐浴在耀眼强烈的光线之中，所有的商品都是那么的五彩缤纷光艳夺目，我几乎没留意到，我情愿站在外面某个地方的沼泽里，对我来说都是一回事。通常我总是对自己外观的形象，对其他人看见我之后他们会如何看我很敏感，有时候情绪高涨很自豪，另外的时候很自卑，变得痛恨自己，但绝不会无所谓，那些看着我的眼睛，不含有任何什么意义，或者我处的环境，似乎被擦拭去了一般。就像现在这样，麻木了，这种麻木的感觉把所有的一切都驱之于外。世界如同一道阴影包围着我。

英韦拿着更多的塑料袋从屋顶下来了。

“换我来做一会儿吧？”他说。

“不用，”我说，“你可以赶快去买点东西。我们至少需要清洁剂、橡皮手套和黑色垃圾袋。还有食物，该死。”

“车里还放着一堆。我先把它们拿下来。”他说。

“ok。”我说。

当最后一个瓶子送进回收器后，我得到了一张收据，我走到英韦那里去，他正站在放有各种清洁剂的货架前。我们从架子上拿了日夫（jif）浴室清洁剂、日夫厨房清洁剂、阿雅克斯（ajax）全效清洁剂、阿雅克斯清洁玻璃水、克洛林（klorin）抗菌消毒水、绿香皂、专门对付顽固污渍的威猛先生（mr.muscle）、电炉清洁剂、沙发专用清洁剂、含清洁剂的钢丝卷、海绵、厨房抹布、地板墩布，还有两只桶和一把扫帚；到食品柜拿了些新鲜的肉饼，蔬菜柜那里拿了些土豆和一个菜花。另外还有涂抹面包的各种奶酪，牛奶，咖啡，水果，一板盒装酸奶，几包饼干。当我们去商场时我所渴望的一切，就是用所有这一切崭新的、新鲜的、发出光泽又没人碰过的东西，把厨房填得满满。

当我们回到屋顶上，雨已经停了。在车的后轮周围，水泥地面有一个小凹坑，已经形成了一片水洼。上面的空气清新，闻起来有海洋和天空的气味，而不是城市的气味。

“你觉得实际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说，那时我们正从光线黯淡的停车场穿过把车往下开出去。“她说她发现他坐在椅子上。他就只是坐在那里睡觉？”

“大概是这样。”英韦说。

“心脏就这么停止跳动了？”

“对。”

“对。或许这也不奇怪，就像他活着时那样。”

“不奇怪。”

在回家的路上再没有说话了。我们把买来的东西扔在了上面的厨房里，祖母一直透过窗户往下看着我们进门，她问我们去哪儿了。

“去了商店一趟，”英韦说，“现在我们得吃点东西了！”

他开始把买的东西从口袋里拿出来。我拿了一副黄手套和一卷垃圾袋下了楼。这首先要清扫出去的，是地窖洗衣房里的那堆腐烂了的衣物。我朝手套里吹气，然后把它们戴在手上，开始把那些霉烂的衣服往垃圾袋里塞。我一直在用嘴呼吸。垃圾袋慢慢地都填满了，我把它们拽出去，堆放在车库门口边那两个绿色的大垃圾桶前。我几乎把所有的烂衣物都扔光了，只剩下最下面，粘接在一起的滑腻的那一层还没弄，这时候英韦喊着该吃东西了。

他已经把厨房案桌上的垃圾秽物收拾干净了，餐桌也收拾了，上面摆着一个装有烤肉饼的大餐盘、一碗土豆、一碗菜花、一小罐棕色调味酱汁。桌上他摆放的是祖母最老的那套餐具，最近这些年它们一定一直放在碗橱里没有动过。

祖母什么都不想吃，但英韦还是把半块肉饼、一个土豆和一朵菜花放在了她的餐盘里，试着说服她尝尝。我自己饿得像只狼，吞下了四个肉饼。

“你在调味汁里加了奶油，是不是？”我说。

“嗯。加了点棕色奶酪。”

“太好吃了，”我说，“现在我需要的就是这个。”

吃完饭后我和英韦走到了外面的阳台上，抽支烟，喝杯咖啡。他提醒我给托妮耶父亲打电话的事，我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要不或许是排除了这念头，这不是我喜欢做的那种事。但我必须做，于是我上到房间里去，在行李袋里找出我的地址簿，在饭厅的电话那里拨响了他家的电话号码，同时间里英韦在厨房里收拾桌子。

“嗨，是我，卡尔·奥韦，”当他接了电话后我说，“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帮我办一件事？我不知道托妮耶是不是已经给你说过了，我父亲昨天去世了……”

“说了，她打电话来告诉我的这件事，”他说，“听到这事我很难过，卡尔·奥韦。”

“是啊，”我说，“但至少现在我已经在克里斯蒂安桑这里了。是我祖母发现的他。她已经八十多岁了，看上去受到了惊吓。她几乎不讲话，只是坐在那里。我想或许能找到些安神剂或者其他能让她情况减轻的药物。她倒是已经在服用药片了，大概其中也包含有这类安神的药物，但我想……好的，你明白。她在受着煎熬。”

“你知道她服用的是什么药吗？”

“不知道，”我说，“但我可以马上去看看。等一下。”

我把话筒放在桌上，走进厨房，来到她放药片的搁架那里。在那下面，我依稀记得见过几张黄色和白色的纸片，想必就是处方单吧。

在那里，可只有一张。

“你见到这些药的药盒子了吗？”我对英韦说。“那些药品包装盒？我正给托妮耶的父亲打电话。”

“在你身旁的柜子里有几个。”英韦说。

“你在找什么？”祖母从她坐着的地方出声了。

我不想凌驾于她，在我站在那里翻找东西的时候，敏感地感觉出她的目光就在我的背上扫射着，这时我也就不能顾及不到那么多了。

“我在和一位大夫打电话。”我对她说，这就可以解释一切了。很出人意料的是她又恢复了安静，我把处方和药盒半遮掩着拿在手里走出了厨房。

“哈啰？”我说。

“我还在。”他说。

“现在我找到了一些药的名字。”我说，把这些药名一一念给他听。

“是这样，”他说，“她已经有了所有那些抗焦虑的药物，我可以再写一样给你，会好的。我们这里一放下电话我就打电话给药房。你住的那地方附近有药店吗？”

“有，在隆那里就有一家。那是一个城区。”

“我这就把一切安排好。现在你自己要多保重。”

我挂了电话，又回到了阳台上，朝海湾通往大海的那边望去，天空中仍是多云，但有了变化没那么厚重，云层里透出了些光亮。托妮耶的父亲是个热心肠的人，是个好人。他绝不会做出那些粗鄙的事，或者无论在哪一方面走得太远做过了头，他是个可敬的行为端正的人，但也不死板教条或中规中矩，相反地他常常热情奔放，像个男孩子那样，当他不往前走得太远时，不是因为他不愿意或是不能够这样做，而是因为在他的字典里找不到，我曾这么想过，总而言之这对他就是不可能。我喜欢他这点，这里面包含着什么东西，做到那么完美又是那么的恰到好处，这是我始终在追寻的，当我找到了它时我总喜欢靠近它，虽然同时我也认识到，我这么喜欢他和他的这一点是因为我父亲以前就像他，曾经一度就是他那样的人。我二十五岁时结婚，因为我愿意过那种布尔乔亚式的生活，建立起稳定有保障的生活，但同时我们实际上过着的生活恰恰与此大相径庭，不是这种布尔乔亚式，没有建立起稳定有保障的生活，事实上人们不再这么早地结婚了，因此这不是当时的初衷，但至少算是一种原创和与众不同。

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当然也因为我爱她，在莫桑比克马普托城外的一个阳台上我和她单独在一起的一个夜晚，在煤黑色的天空下，空气里充满着蝗虫的咝咝声，几公里外的一个乡村里传出了遥远的击鼓声，我向她单膝跪下，问她是否愿意嫁给我。她说了一些我没听懂的话。至少我没听到“我愿意”这句话。你说什么？我问。你是不是问我是否愿意嫁给你？她说。你真的这样问我了吗？是你在问我这句话吗？是的，我说。愿意，她说。我愿意嫁给你。我们互相拥抱，两人的眼里都涌出了泪花，就在此时天空里发出轰隆隆的声响，深沉奇妙，隆隆声飞跑而过，托妮耶颤抖了一下，然后就开始了一场倾盆大雨。我们俩笑了，托妮耶跑进去拿相机，当她出来以后，她一只胳膊搂着我，拿相机的那只手伸出去拍照。

我们是两个孩子。

透过窗户我看见英韦走进客厅。他朝那两把椅子走去，盯着它们一会儿，然后继续往里走不见了。

就是在这外面也到处都躺着酒瓶子，一些瓶子被风刮到了挡风栅栏那里，一些被至少是在春天就放在这里的两把生了锈的躺椅给卡住了。

英韦又出现在了视线里，我看不见他的脸，只有他穿过客厅时的身影，他又消失在了厨房里。

我走下阶梯来到花园。下方没有其他的房子，山峰太陡峭了，但在最下面的底部有一个停泊小船的地方，那里朝外对着一个狭长的海湾。然而在东边的地界是靠着邻家的一个花园。那里还像从前那样完好，篱墙修剪美观精致，草坪上的草剪得又短又整齐，五颜六色的鲜艳花朵开得灿烂精神，显示出一切都在人的精心照料下，我们这里的花园看上去是一片凋落颓败，像是病了。我含着泪在那里站了几分钟，然后又绕到了房子的前面，到地窖里去继续干活。当最后一包衣物搬出去后，我在地板上泼洒上克洛林抗菌消毒水，用去了半瓶，然后用长柄刷子刷地板，再用水管把它们都冲进排水管道里。接着往地板上四处泼洒绿色皂液，重新清洗地板，这一次用的是抹布。在我洗完后再用水管把地板冲得干干净净之后，我想这该差不多了，又上楼回到厨房那里。英韦正在擦洗碗橱内侧。洗碗机开始运转了。厨房的案桌已经收拾擦洗完毕。

“我要休息会儿了，”我说，“你也歇歇吧？”

“我先把这儿干完再说，”英韦说，“或许你可以烧点咖啡？”

我照他的话做了。然后突然想起了给祖母的药。这可不能等。

“我去趟药店，”我说，“你想要点什么吗，那里有个报亭。”

“不用，”他说，“呃，还是要点吧，一瓶可乐。”

当我来到外面的阶梯上系上了夹克的扣子。那个极漂亮的50年代的木质车库大门前堆着一大堆塑料垃圾袋，在夏日灰色的光线下微微泛着光亮。深棕色拖车的连接杆倾斜着靠在地上，像是有点屈辱的样子，我想，当我从它旁边经过时它就仿佛是个鞠躬的仆从。我把手插在裤袋里向下面的车道走去，走过人行道上了主干道，现在路面的雨水已完全干了。但在往那边被炸开了的斜坡上有许多平坦地方还是湿漉漉的，那里长着青草，在暗黑的背景映衬下这些叶片格外葱翠，比起干焦焦的、被尘土掩盖着的那会儿要鲜绿得多，那时候色彩间的反差要小得多，在天空下的一切看上去显得那么无动于衷，毫无特征，就这么裸露着，广阔而空洞。有多少像这样裸露的空洞洞的日子里我在这里徜徉徘徊？看着房子里黑洞洞的窗户，望着穿越在田野里的风，太阳光芒耀眼，在阳光下的一切变得刺眼和了无生气？啊，就在那时候人们在这城里开垦种植，就在那时候人们看见的是城市最好的时节，它显得那么的富于生机。蓝色的天空，令人目眩的太阳，盖满尘土的街道。一辆敞篷汽车把立体声音响开到了最大音量开过来了，两个戴着墨镜，只穿着游泳裤的年轻人坐在前排，他们是要去海滩……一个牵着狗的老太太，全身被衣服遮盖得严严实实，戴着一副很大的太阳镜，脖子被套着的狗一蹦一窜的，想往一户人家的篱笆那儿扑。一架飞机身后拖着长长的一面幡旗，体育场明天有一场比赛。一切都裸露无遗，一切都空洞洞的，世界死了，到晚间的时候户外便到处都是这些让太阳晒黑了的，穿着浅色衣服的欢天喜地的女人和男人们。

我憎恨这座城市。

沿着库霍尔姆斯路走一百多米，我来到了十字路口，药店往前再走一百多米就到，正在这个小城区的中心。背后是一片长着青草的斜坡，坡顶上是几栋50年代或是60年代建筑的房屋。在路的另一边，再往坡道上走一段，那里是艾勒维涅（elevine）餐饮公司分店。在葬礼结束以后或许我们可以用这个地方聚会？

想一想不仅仅是对我来说他死了，对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他的叔叔和婶婶们来说也是一样，这让我不禁又开始掉下眼泪。这正是在人行道上的那会儿发生的，人们一直来来往往的，我顾不了这么许多，我几乎没看他们，但还是用手将泪水抹去，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实际，因为我得看清楚脚下的路，同时一个念头涌上心来：葬礼之后的聚会我们将不在艾勒维涅餐饮公司那里搞，而是要安排在属于祖父祖母的这栋房，这栋被他毁坏了的房子里。

这个想法让我激动起来。

我们要清洗这该死的每一个房间里该死的每一英寸的地板，扔掉他毁坏了的所有的一切，从那些还剩下的里面找出可以使用的东西，让整栋房子要像个样，然后再把大家集中在那里。他可以毁坏一切，但我们将使它重新恢复原貌。我们是受人尊重有担当的正派人。英韦会说这样做不行，这么做有什么意义，但我还是会坚持主张这么做。我和他有同样的权利决定葬礼将如何办。知道这他妈肯定行的。需要做的只是清洗房子。清洗，清洗，清洗。

药店里没人等着排队，在我身份确认后，穿白衣的店员立刻走进药架中之间把药找出来了，写好药的标签贴在药盒上，把它放在一个袋里，通知我去对面的收银台付款。

这里感觉出了一种愉悦美好，或许只是被一阵触摸到肌肤的凉爽空气给唤醒的一种预感，让我在阶梯上停下脚步。

灰色，灰色的天空，灰色，灰色的城市。

闪着光泽的车身。明亮的窗户。电线从一根灯柱跑到另一个灯柱。

不，这里什么也没有。

慢慢地我开始朝那边的报亭走去。

爸爸多次说起过自杀，但总是作为一个泛泛的话题来讲。他认为对自杀的数字统计在撒谎，很多或许几乎是所有一人独自驾车的车祸就是一个伪装了的自杀。他多次提到的是，通常开车撞到山崖上，或是与对面开过来的车相撞，就是为了避免暴露自杀的这一羞辱。那时候他和温妮在挪威北方居住多年后又搬回了南方，两人继续相处在一起。爸爸的皮肤几乎全黑了，他吸收进了所有的日光，身体圆得像一只桶。他躺在屋后面花园里的躺椅上喝酒，他坐在屋前的阳台上喝酒，晚上的时候他已喝得醉醺醺的了，像在水里游泳的动作一样。只穿着短裤站在厨房里烤肉饼，这是我看见他吃的唯一的食物，没有土豆，没有蔬菜，只有烤得焦黑的肉饼。一个这样的晚上他说，延斯·比约布是脚朝上自尽的，人头朝下脚挂在屋梁上，他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步骤和过程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韦厄兰的那个房子里，他怎么能够一个人完成这一切？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不明白这一点。最不给人添麻烦的办法，他说，那就是找一家旅馆，写一封信给医院，说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人，然后喝酒吞下药片，躺在床上睡过去。现在我想，把他表达的这个话题只当作普通谈话而完全不带有其他含义，实在是难以置信了，但事实上就是如此，这时我已接近汽车站后面的报亭了。有关他的那些画面是那么的强烈深刻以至于眼前我除了他什么也看不见，现今的他与他的行为，与曾经的他是那么的倒行逆施不相吻合，无论在外貌还是性格上，几乎看不到有一丝近似的地方，而曾经的那个他始终与我联系在一起。

我走上阶梯打开门进到报亭，除了售货员那里没有一个人，在柜台前的报架上取了一份报纸，把冰柜的玻璃门拉到一边拿了一瓶可乐，把两样东西放在柜台上。

“日报和一瓶可乐，”售货员说，同时他把它们举起来对着扫码机，“还需要什么别的吗？”

说这话的时候他没有和我的目光对视，当我进门那会儿他大概看到了我在哭。

“不需要，”我说，“这就很好。”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币看着它。是五十克朗。在我把钱递给他以前把票子抹了抹平整。

“谢谢。”他说。他的手臂上长着浓密的浅色汗毛，一件阿迪达斯t恤衫，蓝色训练裤，肯定也是阿迪达斯的牌子，他看上去不像在报亭这里工作的人，更像是替伙伴在这里顶替几分钟的那种角色。我抓起我的东西转身就走，这时两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进来了，已经把钱都捏在手里。他们的自行车扔在外面倚靠着阶梯。马路上两边都堵上了的车在慢慢向前移动。在今天晚上之内我得给妈妈打电话。还有托妮耶。我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过了报亭前面一点的很窄的人行横道，又进入库霍尔姆斯路。葬礼当然将要在那里举行。在……六天之后。那时候就得万事俱备。在此之前我们要在报上登个讣告，计划安排葬礼，邀请客人，把整个房子弄得像个样儿，花园里要粗略地收拾一遍，搞定餐饮的事。要是我们早起晚睡，其他什么事都不做只干这个，这事会顺利成功的。需要的只是让英韦参与进来。还有，居纳尔也算一个。虽然关于这葬礼的事他没有怎么表态，但这是关于房子的事。不管他妈的这么多了，这事能行的。他会明白这个理由的。

当我走进厨房时，英韦站在那里用铁丝卷擦洗电炉。祖母坐在椅子上。在椅子下的地板上有些一定是尿溅出的痕迹。

“你的可乐，”我说，“我把它放桌上了。”

“放那儿吧。”他说。

“那，你那袋里装的什么？”祖母说，她看着药店的袋子。

“这是给你的，”我说，“我岳父是大夫，当我把这里发生的情况告诉他以后，他给你开了一些安神药片。我想这不是个坏主意。你在经历了这么多这一切之后。”

我把那个四方形的纸盒从袋里拿出来，打开盒子，拿出装在里面的塑料盒。

“那上面写着什么？”祖母说。

“早晚各服一次药片，”我说，“你现在要一片吗？”

“好，要是大夫这么说的话，那就吃一片。”祖母说。我把盒子递给她，她打开它拿出一粒药。目光在桌上搜寻着。

“我去倒点水来。”我说。

“用不着。”她说，把药片放在了舌头上，举起装着凉咖啡的杯子送到嘴边，脑袋这么一缩一歪把药吞下去了。

“哦呀。”她说。

我把报纸放在桌上，朝英韦那边看了一眼，他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擦洗完毕一遍。

“你们在这里真好，孩子们，”祖母说，“但你就不歇会儿啊，英韦？你也不应当把自己累垮了呀。”

“或许这不是个坏主意。”英韦说，他摘下手套，把它们挂在电炉前的手把上，把手掌在自己的t恤衫上搓了几下，然后坐了下来。

“我琢磨着到下面去冲个澡。”我说。

“或许我们俩都待在同一层楼，”英韦，“这样我们可以随时联系？”

我明白他不愿意一个人单独与祖母待在一起，我点点头。

“那，我就去收拾客厅。”我说。

“你们两人都这么干活，”祖母说，“这没有必要啊，这个。”

为什么她这么说？是因为她对这房子目前如此的状况及她自己没法改善它而感到羞愧？还是仅仅不愿意我们离开她？

“清洗一下不会坏事的。”我说。

“是，知道它不坏事的。”她说。然后她看了一眼英韦。

“你们和殡仪馆联系过了吗？”

我的脊梁骨一阵发凉。

她心里一直都是明白的吗？

英韦点了点头。

“我们上午路过时去了那里。一切都办妥了。”

“那就好。”她说。她静静地坐着，沉陷了一刻。然后她继续讲下去。

“我看见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活着。我是要下去睡觉了，给他说一声晚安，他没有回答。像往常那样，他就坐在那里面的椅子上。然后他死了。苍白的一张脸。”

我与英韦的目光相遇。

“你是要去睡觉？”他说。

“对，我们已经看了一整晚的电视，”她说，“在我要下去的时候他一动不动。”

“外面的天是黑的吗？你记不记得？”英韦说。

“是，我想是吧？”她说。

我差不多快呕吐了。

“但当你给居纳尔打电话的时候，”英韦说，“那是在早上啊。你记得吗？”

“那或许是早上，”她说，“当你这么一说。对，那就是早上。我上楼来，看见他坐在那里的椅子上。就在那里面。”

她站起身来，走出了厨房。我们跟在她后面。她走进了客厅的一半时停住脚，指着电视前面的那把椅子。

“他坐在那里，”她说，“他死在那里。”

她把脸捧在了手里一小会儿。然后她快步走回了厨房。

这完全不搭边啊，我想。这没法解决了。我可以放一桶水去做清洁卫生，可以清洗这该死的整栋房子，但毫无用处，我们将要征服这房子让葬礼后的聚会在这里举行的这个主意，也是毫无用处，我找不到任何有帮助的办法，我无处逃遁，谁也救不了我。

“我们需要在一起谈谈了，”英韦说，“到外面的阳台上去好吗？”

我点点头，跟着他下去到了另一个客厅，出外到了阳台。一丝风也没有。天空还是跟以前一样的灰色，但城市上空有了光亮的预示。在房子下面那狭窄的巷子里有一辆车正往上开，低低的马达声。英韦两手握在阳台的栏杆上站在那里，朝外面的海湾望去。我在那个被晒得褪色的躺椅上坐下，紧接着又站起来，把在那里的瓶子捡在一块儿，把它们一起汇集到墙边，四处张望想找一个袋子，但没看见哪儿有。

“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吧？”英韦说，他终于直起了身子。

“我想是的。”我说。

“只有祖母见过他，”他说，“她是唯一能找到的证人。居纳尔没看见他。她早上给他打的电话，他电话叫救护车。但他没有看见他。”

“对。”我说。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是，他可能还活着。祖母怎么能理解这一点呢？她在沙发上发现了他，她给他说话时他没有回答，她给居纳尔打电话，然后救护车来了，满屋子里都是医生和救护人员，他们把他用担架抬走，消失了，这就是发生的一切。但想到过他没有死吗？想到过他只是烂醉如泥？或者处于一种休克状态吗？”

“是啊，”我说，“我们来时，她说她是早上发现他的。现在她又说是晚上发现他的。就看这点吧。”

“她开始老年失忆了。同样一件事她一直问了又问。当屋子里满是那些救护人员时，她到底明白了多少？”

“这就是那些该死的药物给她弄的。”我说。

“对。”

“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这一点，”我说，“我的意思是，为保险起见。”

“嗬，妈的，想到他还活着。”英韦说。

我打小起就不知道的一种恐惧，充满了我。我沿着阳台的栏杆走过来走过去，停下来通过窗户看看祖母是否在那里，转身走向英韦，他现在已经两手交叠放在栏杆上望着地平线。唉，我操，我操。这个推理一清二楚明白无误。这唯一见过爸爸的，是祖母，我们仅有的只是她的证明，而她又是那么困惑迷茫，完全糊涂了，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她说的都是正确的。当居纳尔下来的时候，这里的一切都已经完结，救护车已经载走了他，之后没有人同医院或是来过这里的工作人员联系过。殡仪馆还不知道这一切。从她发现他到现在只有一昼夜多一点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他本来可以躺在一家医院里。

“我们是不是给居纳尔打个电话？”我说。

英韦转过身来对着我。

“他知道的不比我们多。”

“我们再和祖母谈谈，”我说，“或许给殡仪馆打电话。他应当会把这事搞清楚。”

“我也是这么想的。”英韦说。

“你打吗？”

“我可以打。”

我们走进去。猛地刮来一阵风把挂在门前的窗帘高高掀起，飘进了屋里。我关上门，跟着英韦走到二楼的饭厅，进了厨房。下面的大门砰的一声响。我和英韦对视。出什么事了？

“能是谁啊？”祖母说。

是爸爸？

他回来了吗？

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惊恐。

楼梯上的脚步声。

是爸爸，我知道这个的。

妈的，该死，现在他来了。

我转过身走进了客厅，走到通向阳台的门，准备穿过门出去，从草坪上跑过，跑到城里去，永远不要再回来。

我强忍住，静静地站着。听着那脚步声在走到楼梯的转弯处那儿时扭动了一下。走上楼梯的最后几步，进入了客厅。

他一定是气得发狂了。我们在他妈的干什么啊，用这种方法把他的东西翻个底朝天，跑这儿来，大踏步地走进他的生活？

我往后退了一步，看见居纳尔走过去，进了厨房。

当然毫无疑问是居纳尔。

“我看见，你们已经干了一部分了。”他说着走进去。

我上楼到他们那里去。我不再感到自己傻而且更轻松些了，因为假如是爸爸来了而居纳尔在场的话，对我们来说容易多了。

他们围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

“我想今天下午我可以拉一趟去垃圾场，”居纳尔说，“这是去度假屋的路。然后明天上午我再把拖车拉回来，再帮你们干一点儿。我觉得车库前的那堆垃圾差不多就够装满一车了。”

“我也觉得是这样。”英韦说。

“我们可以再装满几袋，”居纳尔说，“他房间里的衣物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

他站起来。

“那么，我们现在立刻动手干。这要不了多少时间。”

他在客厅里停下了，往那里面看。

“可以马上把那里面的衣服拿走，你们说呢？这样你们在这儿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再瞅着它们了……让人起鸡皮疙瘩……”

“我可以拿走它们，”我说，“我觉得，最好戴上手套。”

我戴上那双黄手套同时朝里面走去，把所有堆在沙发上的东西都装进了一个黑色的垃圾袋里。在手里抓起那些干了的粪便时闭上了眼睛。

“那些枕头也拿上，”居纳尔说，“还有那里的毯子。看上去也不干不净的。”

我照他说的话做了，把它们都搬下楼梯，走出门来到到屋子前面，把它们扔进了拖车里。英韦也拿来一袋，我们开始把堆在那里的垃圾袋，一个个地扔进车里。居纳尔的车停在另一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拖车很快就装满了，他和英韦又重复一次车往前开再倒车的程序，直到居纳尔的车尾部对着拖车停下，只需要和拖车的挂钩套上就完事。当他把车开走后，英韦又把车停在车库跟前，我在阶梯上坐下。英韦倚靠着门框。他额头上是亮晶晶的汗珠。

“我肯定走上楼梯的是爸爸。”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也是。”我说。

一只喜鹊从花园另一头的屋顶上飞下来，在我们头上方的空中平滑着飞来。扇动了几下翅膀，发出叫声，像是在学着叫出声，声音很不真实。

“他肯定是死了，”英韦说，“他死了。但我们需要确定。我要去打这个电话。”

“我就知道他妈的，”我说，“对这事我们只有祖母的话。在这房子一直里有太多的酒醉和糟心事，他完全可能只是烂醉如泥了。事实上可能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越怕的事越要来，你说是不是？他回来的同时我们却正在这里干着，窥视抄翻着他的东西？可她说……怎么可能她先是在早上发现他，然后又是在晚上？这两件事怎么能联系在一块儿？”

英韦看着我。

“或许他是在晚上死的。但她认为他只是在睡觉。然后她在早上发现了他。这是一种可能性。她为此受到折磨困扰所以她不能承认。于是编造出他是早上死的这事。”

“对，”我说，“这是可能的。”

“但这关键的问题还是没有改变的，”英韦说，“我上去打电话。”

“我也去。”我说，跟着他上到了二楼。当他在钱包里翻找殡仪馆那人的名片时，我关上了通向厨房的门，祖母坐在那里面，所以越小心越好，往下走进第二间客厅。英韦在拨号。我几乎受不了听他们的这场对话，但又忍不住想听听。

“嗨，是我，英韦·克瑙斯高。今天一早我们到你那儿去过，要是你还记得的话……？对，是这样。现在我们想知道……对，想知道你们是否知道他在哪里？知道吗，这里的情况有点不清楚……在他出事的地点唯一在场的，是我们的祖母。她相当老了神志不是一直都清楚，一句话，我们不是完全知道发生了的事情。你是否能为我们调查一下这事？……对……对……对。很好。谢谢你……太感谢了。好……再见。”

英韦放下话筒时朝下望着我。

“他在度假屋。但他说，他会打几个电话，把事情弄清楚。然后晚些时候他会给我们打电话。”

“好。”我说。

我走进厨房放了一桶水，里面倒了些绿肥皂水，找到一块抹布，走到客厅里去，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完全不知道应当从哪里开始着手。在我们把这些家具扔出去之前做地板的清洁毫无意义，因为在接下去的几天里我们将会在上面走过来踩过去的。擦洗窗框和门框，门和踢脚线，书架，桌子和椅子。这类东西都太小，都是些零碎事，我想干些能有帮助有效果的事。下面的浴室和厕所是最好的选择，那里每一厘米都得冲刷。这也很符合逻辑，因为我是从地窖的洗衣房那儿的一切开始的，浴室就在它的正上方。同时在那里我也可以独自一人。

觉察出我的左侧有个什么东西“嗖”地一下过去，我转过头。一只巨大的海鸥站在窗外往里面瞧。它用尖嘴壳子敲打着玻璃，敲了两下。站住不动了。

“你看见了吗？”我高声对在厨房里的英韦说。“这儿有只很大的海鸥站在窗户外，在用嘴壳啄玻璃。”

我听到里面的祖母站起来了。

“我们得给它找点吃的东西。”她说。

我朝开着的门那儿走过去。英韦正在腾空碗柜里的东西，在柜子下面的案桌上一大堆玻璃杯和餐盘。祖母站在他的旁边。

“你们看见海鸥了吗？”我说。

“没有，”英韦说，“我从来都不看海鸥。”

他笑了。

“它总到这里来，”祖母说，“那是它想要点吃的。就是这样。在这里它可以得到点食物的。”

她把一块肉饼放在一个小盘里，腰佝偻着，瘦骨嶙峋的她站在那里，一缕黑头发垂挂下来遮在眼睛上，已经凝固了的调味汁把肉块淹没了一半，她把肉饼切割成块，动作疾速。

我的眼睛追随着在客厅里的她。

“它总来这里吗？”我说。

“是，”她说，“差不多每天都来。已经一年多了。你知道，它总是会得到点吃的。这个它懂。所以它来这里。”

“你敢肯定这是同一只海鸥？”

“是，肯定是。我认得它。它也能认出我。”

当她打开了阳台的门，那海鸥跳到了地板上，朝她放下的那餐盘走过去，毫无半点惧怕。我站在门框那里，看着它怎样用嘴壳在小肉块里啄食，在它咬住了一大口时怎样把头往后一扬。祖母站在它的身旁，注视着远处城市的上空。

“对，就是这样。”她说。

里面的电话铃声响了。我往后退了一步，这样我可以看到电话，确知英韦是否去接电话了。谈话时间很短。当他放下电话时，祖母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海鸥跳到了栏杆上，在那里站了几秒钟后它展开巨大的翅膀，一个扑身向前。扇动了几下翅膀，海鸥高高地飞翔在了草坪上方。我用眼睛追随着它平稳地朝着海那边飘移而去。英韦在我身后停下。我关上门朝他转过身来。

“他绝对是死了，”他说，“他躺在医院的地下室里。星期一上午我们可以看他，要是我们愿意的话。另外我得到了上这里来过的那个医生的电话号码。”

“我要眼见为实。”我说。

“那么，我们就去见。”他说。

十分钟后我把装有热气腾腾的水的一只桶，一瓶克洛林和一瓶日夫洗涤剂放在了浴室外的地板上。我把带去的一个垃圾袋拿在手里抖动了几下，让袋子开口见底，然后开始把浴室里的东西都倒个空。先是在这地板上的，用过了的、干了的肥皂，粘腻的香波瓶子，卫生纸的硬纸卷筒，有着褐色斑痕的浴室板刷，锡箔纸的和塑料的药片包装，一些零散的药片，也有几只袜子、几个卷发器。当把这些杂物弄完之后，我开始把墙上柜子里的一切都倒腾一空，除了那两小瓶看上去很贵重的香水外。剃须刀片，剃须刀，发卡，更多的香皂，陈旧的、里面干了的润肤油和油膏，一个发罩，剃须水，除臭剂，眼线膏，唇膏，几个上面有裂纹的我不知道作何之用的小粉扑，大概应该是和化妆相关的一类东西，头发，有小而卷曲的，有长而直的，一把指甲刀，一卷塑料，牙线，梳子。当我把这一切清空之后，隔板上留下了一层棕黄色的，也是很厚的污垢，我决定最后来清洗这里。在厕所马桶座旁边挂着手纸卷筒的瓷砖上，满是棕色的污渍，下面的地板上是黏糊糊的一片，对我来说这是最当务之急的地方，于是我在瓷砖上喷射了一层日夫洗涤剂，开始冲刷它们，有条不紊地有程序地清洗，从上面的天花板那里开始一直到下面的地板处，先洗右边的墙壁，然后是镜子旁边的墙，再是沿着浴缸的墙，最后是门边的那一面墙。我把每一块瓷砖都擦洗干净，这所有的一切，用去了一个半小时。有时候我在想，祖父是在这里摔倒的，六年以前，一个秋天的夜晚，呼喊着祖母，她给救护车打电话，她坐在这里握着他的手直到救护人员到来。这是我第一次明白这里的一切都跟从前一样直到那一刻的来临。他长时间以来有大量的内出血，当他去医院后知道了这一点。只要几天以后，他就会死亡，因为他身上几乎再也找不到血了。他一定是知道身体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他一定是拒绝去看医生。然后他倒在了浴室的地板上，差一点死去，虽然及时送去医院，在危急时候抢救了过来，但身体的伤害过于严重，他日渐虚弱衰竭下去，直到最后的死亡。

在我小时候，很怕到楼下的这个浴室里来。一个蓄水箱，应该是50年代那时候的产物了，是金属外壳旁边有个小黑球的那种类型，总是竖着放的，有人用水后，在那黑暗深处，它就发出簌簌的声音，一楼没人使用，里面空荡荡的，蓝色的、洁净的墙到墙的地毯，在衣帽间里整齐地挂着女人的外套和男式大衣，放帽子的搁架上是祖母和祖父的帽子，鞋架上是他们的鞋，在我想象的世界里它们全都是代表着芸芸众生，那时候它们对我无所不及，朝二楼大张开嘴的楼梯，总是以它的一种魔力让我惊怕，我必须要蓄积起所有的说服力来抵御战胜这种胆怯，进入浴室的房间。我知道那里面什么也没有，我知道簌簌声只是水声，外套只是外套，鞋只是鞋，楼梯只是楼梯，但大概就是这种明了更加重了胆怯，因为我是不愿意独自一人同这些东西在一起的，这是我害怕的原因，这些死的不具生命的东西让我的心更加恐惧。我会继续以这种态度来体验这个世界。马桶盖看上去是个有生命的东西，还有水槽，浴缸，和这个在地板上杵着的有一个贪婪大肚的黑色垃圾袋。

然而恰恰就在这个晚上这种不快的感觉又接近了，因为祖父是在这里倒下的，因为父亲一天前死在楼上的客厅里，这样死去的这些生灵们就和死去的他们，我的父亲和祖父，捆绑在了一块儿。

怎样才能把这种情绪排解开呢？

哦，那就只有清洗。刷了又刷，擦了又擦。看着这一块又一块的瓷砖怎么样变得洁净而光亮。想想这里的被毁坏掉了一切，将会重新再放光彩，这所有的一切，这每一样东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将绝不会在他结束的地方结束。

当我洗刷完墙和地板后，把水倒进马桶里，按开关放水冲走，褪下那黄色的手套，把它们搭在红色空桶的边缘上，同时我想着我得记住尽快买一把洗厕所的刷子。要是那另外一间厕所也没有放着一把的话。我打开门进去。啊哈，那儿真放着一把。现在我就用这个，不管它是什么一种状况，星期一去买把新的。在走向楼梯的地板上我走了一半停下。祖母卧室的门开了个缝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向那儿走过去，推开门，往里面瞅。

啊，我的天。

她睡的床的床垫上没有罩着床单，她就直接睡在那粗糙的、上面到处都是斑斑尿渍的床垫上。床旁边放着一张类似于马桶座那样的椅子，一只桶放在它的下面。衣服扔得遍地都是。窗台上有一排盆栽植物。一股氨水的气味直刺鼻腔。

这儿真他妈臭气熏天。这臭狗屎，我操，我他妈操。

我把门开到跟刚才一样的位置，露个小缝，慢慢地走上二楼的楼梯。楼栏杆上有的地方几乎有了一层乌黑。我把手放在上面，感觉出它的黏腻。当我走上最后一级阶梯听见了电视的声音。我走进客厅，祖母坐在地板中央的椅子上盯着电视。她看的是电视二台的新闻节目。那时间就应该是在六点半到七点之间。

她怎么就能够坐在那个已经死了的人旁边的椅子上？

我的肚腹紧缩在一起，眼泪流出来了，连续不断，我不能够控制脸上肌肉的各部位扭曲，发现自己远不能避开那呕吐的反射症状，那失去了平衡、不对称的感觉，以一种近乎惊惶失措的方式将我击倒压垮了，仿佛我被撕成了碎片。如果可能，我愿意跪下双膝，两手十指交错握在一起，向上帝呼唤，呼唤，但我不能这样，在这点上无怜悯而言，一切最糟糕的事情业已发生，它也结束了。

当我走进厨房时，那里已经清扫一空。所有的柜子都洗过了，虽然那里仍然还有许多东西，墙和地板，抽屉，桌子和椅子，里面看上去清爽多了。案桌上放着的东西里有一瓶半公升的塑料瓶装的啤酒。细密的雾气水珠遮盖了瓶子的标签。它旁边是棕色奶酪，一个奶酪刮片器放在上面，黄色奶酪和一盒奶油，一把抹黄油的刀斜放在下面，刀柄有点朝向桌子的边缘。菜板拉出来了，上面放着一块可奈普面包，半截还装在红白色的纸袋里面。它的前面是切面包的刀，面包皮，奶油。

我从最下面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塑料袋，把桌上两个烟灰缸里装满了的烟蒂倒进去，系紧袋口，把它扔进了蹲在屋角已经装了一半的黑色垃圾袋里，找来一块抹布，把桌上的烟灰和沾上的黄油弄干净，把她的烟丝盒子和卷烟器放到桌子另一端装有烟纸卷的盒子上面，就在窗框的下方，顺手打开玻璃窗，用窗闩固定。然后去看看英韦在什么地方。他坐在外面的阳台上，正如我的预料。他一手握着一瓶啤酒，另一只手夹着一支烟。

“你要来点吗？”当我出去后他说。“在厨房的案桌上有一瓶。”

“不要，谢谢，”我说，“这里的所有东西以后我不会要的。我绝不会再喝塑料瓶装的啤酒。”

他看着我笑了。

“你太敏感了，”他说，“那瓶酒没开过。是放在冰箱里的。他没有喝过的，完全不是你想的这样。”

我点燃一支烟，背抵着阳台栏杆站在那儿。

“这花园我们怎么办？”我说。

英韦耸了耸肩头。

“我们也不能把这儿所有的事都干完呀，我们。”

“我愿意。”我说。

“是吗？”

“是。”

现在我想过了要告诉他我的全部计划。但我没让它说出来。我知道从这个双方对立的意见出现那一刻起，英韦就会拿出一个相反的安排，一个我既不愿听到也不想去参与的计划。对，都是些小事，是些微末细节，但在我的一生里曾经有过一次决定吗？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敬佩英韦，像弟弟敬佩他们的哥哥那样，再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他，虽然我们在外面因为年龄悬殊的缘故不能相遇一处，但在家里时我们同在一起。不是出于什么平等的这类原因，自然，通常都是依照着他的意愿办事，但也还是差不离很接近的。也是因为我们为了共同的敌人站在一起，那就是爸爸。

发生在童年时代的许多细节我记不太清了，但它们一再重现，那是无数次的。我们怎么能笑，为着一丁点儿小的事笑得那么欢，就像1976年夏天在英国的那一次帐篷露营，那时是难以预料的炎热，有一天晚上走在我们宿营地附近的一个坡路上，一辆车从我们身边开过，英韦说，里面坐着的两个人在亲嘴，我听成了两个人在“撒尿”，我们站在那里爆发出大笑，持续了足有好几分钟，声音比平日高出两倍，剩下的整个晚上若有一点点最小的机会，笑声又再度爆发。

对童年时代要是有什么值得我怀念的话，那就应当是这个了，同自己的哥哥一起对不含任何意义的一些小事无节制地开怀大笑。就在同一次的露营旅行中，和两个英国小孩一起，我们在帐篷旁边的草坪上踢了一晚上的足球，英韦戴着他的利兹联俱乐部的帽子，我戴着我的利物浦俱乐部的帽子，太阳从整个大地上沉落下去，环绕着我们的夜色愈加浓重，从附近帐篷里传出低低的话语声，我对他们讲的话一句也听不懂，英韦骄傲地为我翻译。在我们就要继续往前赶路的前一天早上，我们去了游泳池，那时我还不会游泳，我仍然进到了深水区，搂着一个塑料球，冷不丁地，球从手里滑落飘开，于是我沉到水下，游泳池里只有我们两人，英韦呼喊着救命，一个年轻人跑进来，把我从水里拽了上来，当我喝下了几口游泳池里的氯化水后，当时涌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妈妈爸爸不必为发生了的这一切害怕。发生这种事故的日子，是不计其数的，建立在我们之间的纽带，是牢不可破的。他可以对我比对其他人更恶毒一些，但这改变不了我们的关系，这是一种依属，在我们生活的这种环境中，我对他的感觉不会有恨，更是像一道溪流之于大海，黑夜里的一道光明。他很准确清楚地知道说什么话会让我气得完全失去理智。他非常安静地坐在那里，脸上带着一种调侃戏谑的笑意，让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发热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毫不夸张地说，我眼前是一片黑，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手脚无措。我可以用尽全力，把手里拿着的杯子向他砸过去，或者是面包片，要是我手里拿着的是它，或者是一个橙子，要是那时我没有冲过去攻击他，朝着他一阵拳头地疯捶狂打，只是气得噙着泪水，浑身发抖，他就会把这一切都收起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好啦，好啦，小朋友，现在你生气了，可怜的小东西……他也知道所有我害怕的事情，于是在妈妈上夜班，爸爸去市政委会开会时，电视里又在重播《偷渡者》，这个电视剧在夜里很晚的时候播出，目的恰恰是不让我们这种年龄段的人看的，对他来讲这就是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事了，关掉整个房子里的灯，锁上大门，向我扭过身来说，我不是英韦，我是一个偷渡者，我立刻惊骇得大声叫喊，央求他要他说他是英韦，说啊，你说啊，你是英韦，我知道的，英韦，英韦，你不是什么偷渡者，你是英韦……他也知道我害怕的另一件事，那就是拧开热水龙头时水管里的声音，先是一个刺耳、尖锐的声音，紧接着便是咚咚的重锤声，对我来讲，除了赶快逃开外几乎不可能有别的处理办法，这样我和他之间就有了一个约定，每天早晨他在盥洗盆里洗完脸后不要放掉水，把它留给我。或许在有半年的时间里，每天早上我就是在英韦的洗脸水里洗我的脸和手。

他在十七岁的时候搬出了家，自然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当日常生活里的他消失了，他和他的生活状态在我心里却增长了许多，特别是当他在卑尔根的那会儿，在那里他慢慢地开始了自己的学业。他就这样走过来了，我也希望自己能这样。

在进入高中一年级的那个秋天我去看他，在阿勒克学生宿舍，他在那里有一个房间。从前往市中心的机场班车下车后我首先做的一件事是找到一家报亭，买了一包王子香烟和一个打火机。我以前从来没有抽过烟，但长久以来计划着有一天要这么做，我想过了，一个人在卑尔根，就可能有这种机会。于是我站在那儿，在圣约翰教堂绿色的尖顶下，我前面是市中心的集市广场，到处都是人和车辆，闪闪发光的玻璃。天空是蔚蓝色的，背包放在人行道上我的身旁，我把香烟叼在了嘴角上，当我现在用手作屏遮挡住风、用这黄色打火机点燃烟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几乎是势不可挡的自由的感觉。我独自一人，我可以为所欲为，整个的生活在我眼前敞开。我咳嗽了一下，烟在撕裂我的咽喉，在这资格认证后一切顺利，在这剧烈的过程中自由的感觉一点没减少，当我抽完之后，把这红白两色的香烟盒放进夹克的口袋里，将背包往肩上一甩，去和英韦碰头。在克里斯蒂安桑的高中什么也不是我的，但英韦是我的，他有的，我也就有了，所以不单单是高兴，同时我也感到了自豪，当一个小时后我跪在他房间的地板上，把他搜集在靠近墙壁的三个酒箱里的唱片翻了个遍，那时太阳光从窗户的排气窗里透射进来。当天晚上我们和他认识的三个女孩子一起出去，我借用了他的老香料牌体香剂，他的发胶，我们出门之前站在过道的镜子跟前，他把我身穿的黑白格纹衬衣的衣袖往上挽起来，就像u2乐队的刀刃在许多照片里穿的那样，又把我的西服领子理正。我们在其中一个女孩子的住处和她们碰头，她们真是太好玩了，我只有十六岁，他们认为当我们在门卫面前走过时，我应当挽着其中一个女孩的手，这是我第一次在外面去了年满十八才能入内的地方。第二天我们去了歌剧院咖啡馆和画廊咖啡馆，在那里我们也和妈妈见了面。她和她的姨妈约翰娜住在南斯科格路的一个公寓里，英韦后来接手了那个住处，后来我去卑尔根时就去那里找他。这一年后的一次，我带着录音机去采访美国的伏都之墙乐队（wallofvoodoo），那个晚上他们在夜总会“洞穴”（hulen）演出。我没有提前预约，但我凭着记者证在调音时顺利进去了，我们站在进入舞台的过道处等着他们，我穿着白衬衣，黑色的牛仔装，饰带扣环是一只巨大的发亮的鹰，黑裤，皮靴。但当乐队成员来到时，我突然不敢跟他们搭话了，他们看上去令人胆怯，像是一个来自洛杉矶的三十岁圈的吸毒团伙，是英韦挽救了这个场面。嘿，先生！他吆喝了一句，贝斯手转过身走了过来，英韦说：这是我小兄弟，他从南边的克里斯蒂安桑市大老远的专程来这里采访你们伏都之墙。你们觉得行吗？

漂亮的饰带！贝斯手说，紧接着我红着脸跟他们进了乐队的房间。他穿一身黑衣，手臂上有一大片文身，长长的黑头发，牛仔靴，极其友好，给了我一瓶啤酒，对所有我写下来的类似学校报刊级别的那些问题都做了详尽的回答。还有一次，是刚刚离开了燕尾服月亮（tuxedomoon）的布莱恩·赖宁格（blainereininger），我在卑尔根采访了他，在画廊咖啡馆里一张柔软的皮沙发上。就是这里，这个大都市，还有它的那些咖啡馆、音乐厅和唱片店，在高中毕业以后我将迁往此地，对这一点我绝没有片刻的犹豫踌躇。

在伏都之墙音乐会后，我们坐在“洞穴”，决定等我来这里后就组建一个乐队；英韦的朋友波尔可以弹贝斯，英韦是吉他，我是鼓手。乐队主唱到时候再找。英韦可以作曲，我写歌词，就在那个晚上我们对彼此说，有一天，我们将在这里，在“洞穴”演出。那时候对我来说，走进卑尔根就是走进我的未来。离开我现时的生活，到未来的生活里去过几天，然后又再返回原地。在克里斯蒂安桑我是独自一人，我得单枪匹马地为一切战斗，在卑尔根我是同英韦在一起，他所拥有的，也提供给我。不仅是外出的地方，咖啡馆，商店和公园，阅览室和礼堂，也包括他所有的朋友们，当我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仅知道我是谁，同时也知道我在干些什么，我在地方电台有自己的一套音乐节目，在当地的《家乡友人》报（ifædrelandsvennen/i）上宣传推介唱片和演唱会，和这些朋友见面之后，英韦总是告诉我他们都对我评论了些什么，经常总是些女孩子们的评价，说我帅或者好时尚，等等。但也有些男孩的议论，特别从阿尔维德那里冒出来的一个评论是，说我跟维斯孔蒂执导的《威尼斯之死》里的那个男孩很像。我在他们眼里是个人物，这是托了英韦的福。他把我带到维尼尔度假屋，他和他的朋友们每一年的新年前夕都在那里聚会，有一年的夏天我在阿伦达尔的街上卖了磁带，手里有了很多钱，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出去，有一个晚上，我记得，我一下子喝干了五瓶酒，之后举止还未失态，英韦对此大为惊讶，同时也很骄傲。夏天结束后我和英韦女朋友的妹妹在一起了。那段时间他用他的尼康单反相机给我拍了好些照片，全都是黑白照片，全都是糟糕透了的摆拍，一次我们也一起去了照相馆，本意是要在圣诞节送给祖父母和外婆外公的照片，他们都得到了照片，但这照片也挂在了摄影师在克里斯蒂安桑电影院门厅里的橱窗中，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将有可能看到我们两个那80年代装束和80年代发型的摆拍。英韦穿浅蓝色衬衣，一只手腕上缠着皮革的细绳，头发长及脖子，头顶的头发剪得很短，我是黑白条纹的衬衣，黑西装的袖子卷了起来，我的铆钉皮带和黑色下装，到脖子的头发比英韦更长些，头顶的头发又更短些，除此之外，一只耳朵上还吊着个十字耳环晃来荡去。那段时期我常去电影院，最常常一块儿去的是扬·维达尔，或者其他来自特韦特的朋友，当我看着挂在明晃晃的橱窗里的照片，几乎没法完全把自己与它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我在克里斯蒂安桑的生活，有一些外在的、可显示于人的特性，在这种意识里它与一个固定的空间联系在一块儿，如像学校、体育场、市中心，以及到固定的人群那儿去，我的朋友、同学、球队伙伴，但照片上的那个我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和一些亲密的、被隐藏着的联系在一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内部的，我也曾一度身在其中，只是我从这里面脱离了出来。英韦对他的朋友们谈到我，但我从来没有向我的朋友提起过他。

在这外在的空间当中注视到这内部的世界，会令人扑朔迷离与烦乱。但除了几句评论外没人在乎，因为我就是一个没人在乎的人。

1987年，当我高中毕业后，由于某种原因我并没有搬到卑尔根，而是去了挪威北方一个岛上的小镇，我在那里当了一年的老师。我的计划是可以在晚上写我的小说，用教书挣的钱去欧洲待一年；我买了一本书，上面写的是在欧洲国家做小工的所有可行和不可行之处，我早就想好了，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干点工作，写点东西，过一种自由和独立的生活，但我这一年里写出来的文字让我进了霍达兰郡新设立的一个创意写作学院，我对被能接纳入学极为满意，因此改变了所有的计划，十九岁的我向卑尔根进发，尽管怀着所有的梦想和到外面的世界去当一个流浪汉的种种想象，我在那里一待差不多就是九年。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不错。当我从鱼市场那里的机场班车上跳下来时，阳光普照，英韦周末和假日在欧莱恩旅馆当接待人员，但当我走进旅馆前台时，他兴致很好，他还要工作半小时，之后我们俩买了些虾和啤酒庆贺我开始了新生活。我们坐在他宿舍前的阶梯上喝酒，从客厅里的音响那儿传来低调乐队（undertones）的音乐，汹涌澎湃地灌进我们的耳朵里。到了晚上，我们已经有点晕了，叫了辆出租车，开到住在下面的英韦的一个朋友乌拉那里去，在他那里又喝了一点，然后我们去歌剧院咖啡馆，我们一直坐到那里打烊，不断地有人来到我们的这张桌旁。这是我的弟弟，卡尔·奥韦，每一次英韦都这么说，他搬到卑尔根来了，刚开始上创意写作学院。他要当作家。英韦给我找到了一个学生宿舍，在桑德维肯外，原本的女住客要去南美一年，到房间腾出来以前，我和英韦住一起睡在他的沙发上。他为着许多小事情斥责我，就跟他从前做过的许多次一样，只要我们住在一起超过了几天他总是那样，自打从他的阿勒克时期就如此了，比如他指责我棕色羊奶酪片刮得太厚或者是没有把唱片放回原处，同样的许多细节的纠正这次也发生了，我淋浴之后没有擦干浴室的地板，我吃饭时把黄油弄到了地板上，我放唱片时放下针头时不够小心，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受够了，我站在他的车旁边，他告诉我说上次我坐进车里时如何把车门摔得太重。我一下子光火了，冲他生气地大喊别对我发号施令。他照办了，打这次纠正我之后再没有过这样的事。但在关系的平衡上依旧如此，我踏入的是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是小弟。学院里的生活很复杂，在那里我没有交到什么朋友，部分原因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比我年长，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在他们与我之间完全找不到共同点，于是绝大多数时间我就晃晃悠悠地去找英韦，给他打电话问他这个周末要干点什么，他倒是总有事情可做，问我是否能来参加。我当然可以。独自一人星期天在城里转悠一整天或躺在宿舍床上读书后，晚上太想去他那里串门了。虽然我对自己说不应当这样，我应当自己解决问题不依赖他人，但这个诱惑太强烈，因此我还是经常陷进他电视机前的沙发上。

后来他搬进了集体宿舍，对我来讲这就是件坏事情，因为我对他的依赖就显示出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天我没进他的那房间门，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坐在他们的客厅里，不是他其中的一个室友出于尽责陪我拉话儿，就是一个人在那儿待着，同时翻一本音乐杂志或是一份报纸，活像是他妈的一个不快乐的卡通人物。我需要英韦，但英韦不需要我。就是这样。当他在那里的时候我完全可以和他的朋友们谈上一通，这里存在着一种关系，但我一个人呢？单独一个人到他其中的一个朋友那儿去？那就只会显得很异样，有点过于死乞白赖的意味，这不行的。另外再加上我个人行为举止不是很检点，说得委婉一点，我常常喝得醉醺醺的，而且每次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就止不住想跟他们找茬。特别是他们的外貌，或是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的那些微小的、愚蠢的特性。

当我在学院写的小说被退稿后，我开始上大学，懒心无肠地主修文学，再没法继续往下写东西，返回到我写作的现实里是我所希望的一切。这回归的意愿是强烈的，但在大学校园的环境中有多少人不怀有如此的愿望？我们的乐队，卡夫卡制造者，在“洞穴”演出，在“车库”演出，我们演奏的一些曲目在电台里播出了，在音乐报刊上我们获得了好评，这不错了，但同时我知道的，我能参与其中的唯一理由是，我是英韦的弟弟，因为我确实是个很糟糕的鼓手。当我二十四岁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意识到事实上这就是我的生活，它准确地展现出了这一状况，或许它原本一直就是这样的。学生时代，人的一生当中令人困惑而又被提及最多的这个时期，从那以后人们总是会愉快地回想起它，但对我来说除了一连串惨淡的、孤独和不完美的一些日子外什么都没留下。在上大学的目标实现以前，我心里一直希望满满，所有那些二十岁的年轻人都有的可笑的那些梦想，有关女人和爱情，朋友和欢愉，自身有的秘密天赋突然间得以突破和发挥。但当我二十四岁的时候，我看到了它的真实原貌。那也行吧，就这样了，我自己也有许多的小快乐，但不是这样的，我可以忍受它将有的那些孤独和退化，我这里是无底的，尽管来吧，这些日子，我可以思考，我可以接纳，我是一口井，我是那倒霉的、糟糕的、可怜的、渺小的、尴尬的、不快乐和可鄙的一口井。只管来吧！向我撒下一泡尿！要是你们愿意，也冲我拉屎！我都接着！我受得住！我自己就是个忍者！我想得到的这些女孩子，她们在我眼睛里看到的一定就是这个，雄心壮志，希望甚微，对此我从未怀疑过。但是英韦，在这整个的时期里都有他自己的朋友、他的学业、他的工作和他的乐队，就别提他的那些女朋友了，没一个他得不到的。

他到底有着什么我没有的？为什么他就总是有机会，而在我同那些女孩子谈话的时候，看上去不是惊吓着了她们，就是遭她们白眼？不管怎样，我还是和他靠得很近。那些年里我得到的唯一朋友，是埃斯彭，在文学院里念书时他比我低一年，在上文学基础课的时候我们相识了，他请我帮忙看下他写的诗。对诗我一无所知，但我还是阅读了，说了一下他表达不通畅的某些含混之处，在这之后，我们逐渐地成为朋友。埃斯彭是在高中时期就阅读贝克特作品的那种类型，听爵士音乐，下象棋，留着长头发，有某种紧张、焦灼不安的样子。他很内向，帐篷里有超过三个人的聚会他会闭口不言，但他的聪慧是显而易见的，在我们相识后的第二年他的处女作诗集出版，从我这方面来讲自是艳羡不已。英韦和埃斯彭代表了我生活中的两面，很典型的二者不会交汇一处。

埃斯彭本人自然不知道，是他把我拽升到这个更先进的文学世界里，因为我总是装作对大多数事情都无不知晓，在这里人们可以就但丁的一行文字写一篇文章，没有一件事不足以妙笔生花，以极繁杂为能事，在这里艺术是与一些最高层次——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高层次——打交道的，因为它是我们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从现代主义文学的规则里搜罗出的，这一切最好用布朗肖对奥菲斯的凝视的描述来诠释，夜之夜，否定之否定，这些对于我们生存的这个琐碎沉闷，在很多方面来可说是极悲惨的生活要高出一大截，但那时候我学会的是，我们荒唐的渺小生命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没法弄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什么也没有，所有的一切都在我们的能力与权限以外，因此也就是在这个最高的层面里，有书籍的存在，只需去阅读它们，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人能把我封闭在它们之外。此外要说的只是如何抵达顶峰了。

现代文学是个带有全套部件的器械，是一种认知形式，当它一旦开始同化吸收时，其洞察与见解可能会遭到抵制，但其精粹并未流失，其形式依旧存在，然后它也将适用于你个人的生活以及个人魅力，那时候它将会突然展现在一种全新的、充满着无穷意义的光芒之中。埃斯彭走的是这条路，我跟着他，像一条愚蠢的小狗，但确乎如此，我追随着他。我翻看了一点阿多诺，读了几页本雅明，在布朗肖上面伏案几日，瞥了一眼德里达和福柯，研究了一会儿克里斯蒂娃、拉康、德勒兹，同时在诗歌方面有埃凯洛夫、比约林、庞德、马拉美、里尔克、特拉克尔、阿什伯里、曼德尔斯塔姆、伦登、汤姆森、豪格，都做了粗略浏览，每个人我用的时间绝没有超过几分钟，阅读他们像阅读散文，像一本麦克林或是巴格利的书，什么也没学到，什么也不明白，但只是同他们的接触，有他们的书在书架上，导致了下意识里的一种替换，只要知道他们的存在，就感到受了滋养；但若是他们没有用这些见解知识灌满我的脑袋，我的直觉力和情感就更强烈。

在一次考试或是讨论当中宣扬自己的观点很容易，但那不是我——一个善于预估的人——所追求的。我追求的是丰富。比如当我读阿多诺的时候，这种丰富的感觉不存在于我阅读的字里行间，而是当我读他的时候产生出的认知。我是一个读阿多诺书的人！在那些沉重的、复杂费解的、繁琐的、极为准确的语言当中，寻求思绪的不断飞升，那每一个句号处仿佛就是一个登山者的绳扣，其中也存在着别的东西，一种对现实氛围的独特理解，在这些语句的影响下，唤醒了我心中模糊的欲望，想使用这种独特氛围的语言来说出某些真实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不是用来描述一个论点，而是具体的，比如说一只山猫、一只乌鸦，或是水泥搅拌机。语言不是被包裹在现实的氛围里，恰恰相反，现实是从语言当中被体现出来。

我没有把这一点明确表达出来，它不存在于思想，也几乎难以预知，更多的是某种模糊的动力。我没有让英韦知道自己的这一面，首先他对这一点不感兴趣，同时他也并不相信。他学的是媒体，在这个学科里全力证明的是不存在客观的特性，一切的评估都是相对的，一切受欢迎的与不受欢迎的是理所当然的一样好，但慢慢地出现了差别，我向后退回，更加充实自己，逐渐地，就我们两个人来说，我和英韦之间的距离实际上相当大，我不愿这样，给我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我也不愿这样。我有计划地渐渐疏离了关系。假如我遭受到挫折，假如我在某件事上失败，假如我误解了某些重要的事件，我会毫不踌躇地告诉他，因为把我往下拽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好事，而对于那些我理解的含有深意的事情，我却常常并不提及。

从这件事本身来讲或许不要紧，但在意识里开始觉得这是个事儿，就很糟糕了，因为我坐在这里想着，当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不再表现得自然和冲动，不再坐下来就说个没完，以前我和他在一起时总是这样的，而是开始盘算、估量、思考。和埃斯彭一起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只是反过来，我表现出随和、生活方式偏重娱乐的一面。在这同一时期我还有一个从来没爱上过的女友，不是真爱的那种，她对这些自然都一无所知。我们在一起有四年。于是我坐在那儿，扮演着一个角色，这里那里，始终都在演戏。好像这还不够，我也在一家心理康复机构工作，我不仅跟随那儿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有护士专业背景的人，也跟着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在有钢琴师和各种歌者的大众酒吧里，在这个城区里的学生们是回避这种事的，在那里我逐渐适应了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娱乐方式及场景。对自身的那些小想法我并不当回事，或者我只是把看法藏在心里并不言及。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性格上有点鬼祟和含糊其辞，对在这个时期我所遇到的人当中我所敬重的那些人，谈不上有什么确定的态度和纯净的情感。我与英韦过于接近，若要做估量，在思想上，在眼里看到的只是好的、很优秀的一面，这是一大弱点，也就是说，这取决于要保持某种距离才能有效果。在这个距离之内摒弃情感因素。这就是我对他的感情为什么开始往后退回了一点的缘由。他不被允许失败。我母亲会失败，这对我无碍，我父亲和我的朋友会失败，我也无所谓，尤其我自己，我失败了，我是绝对绝对他妈的不在乎，但英韦不应当失败，他不应当显得很蠢，他不应当暴露弱点。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我怀着羞耻看着他，但这仍然不是为在这件事上他的表现而羞耻，而是他不应当注意到我在为他感到羞耻，他不应当知道到我怀有的这种情感，在这种场合中我用躲闪的目光来掩饰自己的情感，而不是把它们流露出来，否则这一定会引人注意，那就很难解释了。要是他说了些愚蠢或者是油嘴滑舌的话，那不会改变我同他的关系，我仍旧按照心中对他的基本的、固有的看法评判他，只是他可能会认为我为他感到羞愧。

就像那一次，一个深夜，我们坐在“车库”讨论着很久以来我们计划要做的一份期刊，我们周围是一群能写作能拍照的人，所有的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像信任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一样信任1982年度的利物浦队，像信任挪威作家一样信任英国乐队，像信任美国电视连续剧一样信任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创办一份有新闻导向的杂志，对多方面的兴趣都严肃看待，足球、音乐、文学、电影、哲学、摄影、艺术，只要有创意的都要关注。这个晚上同我们坐在一起的有英加·米金，她当时是学生报《斯杜威斯特》（istudvest/i）的编辑，还有汉斯·米耶尔瓦，除了在我们乐队唱歌以外，他还是英加他们那个学生报的前任编辑。当英韦开始说起办杂志时，我突然听到他在对着英加和汉斯两人说话。声音听起来干巴巴的，当然，我垂下眼睛望着桌子。英韦讲话的时候几次朝我使眼色。我要说说我的看法呢，还是去纠正他的观点？或者我他妈的什么都不用管，不讲自己的想法，就支持他所讲的？那英加和汉斯就会认为我坐在这里就只是为了附和他。我不愿意这样做。于是我选择了一种折中的办法，什么也不说，试图用这种沉默的方式来表示既认可英韦又接受他们对他讲话的评价的做法。

我常常就是如此的胆怯，我谁也不想支持，把自己的想法收回来，但这一次的情况危急尖锐，不仅是因为英韦——在家里我俩的位置中，我总是把他看高一头，也是因为这场景引发出的虚荣心，即这种隶属感，这样我就不愿意去附和谁了。

在英韦说了算的前提下，大多数是我和他一起共同完成一件工作，而阅读和写作方面绝大多数是我自己一个人独立而为。有时候这两个世界也会相撞，这无法回避，因为英韦也很热衷于文学，虽然他和我的观念不尽相同。就说那一次我为学生杂志去采访作家谢尔坦·弗勒格斯塔，英韦建议我们一起去，我忙不迭地答应了。弗勒格斯塔在大众化的同时也是理智知性的，他的理论有深奥有浅显，他那非教条的、独立的，近乎贵族的、左倾的观点，尤其是他的双关语，使他成为英韦最喜爱的作家。英韦自己也是因这双关语和低级笑话有个坏名声，他大学里所修的专业导致他形成的思想是，看一件作品的价值不在于作品自身，而是取决于社会上产生的认知度，就形式的问题来讲真实表述与非真实表述具有同样的分量。对我来说，弗勒格斯塔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挪威作家。对他做采访是新挪威语的一份学生小刊物tal安排的，以前我曾采访过诗人奥拉夫·h·豪格，散文作家卡琳·穆厄。采访豪格我是同埃斯彭一起去的，还有英韦的朋友阿斯比约恩，他负责拍照，所以英韦这次想要参加，也是极自然的事情。那次采访豪格开头很糟糕，之后一切顺利，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我们去的是三个人，于是当我们的车拐进他的院落时，他等待的只是一个人，所以根本不放我们进他家的门。你们的人太多了，他站在他家的门口那儿说，那种坚决的、西部地区人的口吻让我突然感到自己像个快乐的、轻松的、傻乎乎的、过分热切的、冲动的、脸色红润的南方人。豪格是智者星球的永驻者，他坚守自己，不为一切所动，而我是那个世界的一个行者，随身携带着已知的问题将接近我的一切现象收入行囊。是我的情感，我粗暴的、几乎是含有敌意的态度来判断豪格，大概他对我们也是怀着同样的情绪。但最后他说，那，你们进来吧，在我们前面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客厅，我们在那里放下了背包和照相器材的包。阿斯比约恩把相机拿出来，对着光线举起了相机，埃斯彭和我掏出了各自的笔记本，豪格坐在靠墙的长凳上，眼睛望着地板。或许你可以坐在窗户跟前的那地方，阿斯比约恩说，那里光线很好，所以我们可以拍几张照片。豪格抬起眼睛看着他，一缕灰白的头发遮在额头上。这里没什么他妈该死的照片要拍，他说。好，随你便。阿斯比约恩说。对不住了。他退到了一旁，把安全摄像头放回了照相背包里。埃斯彭坐在我的旁边，开始把他的那本笔记本翻了个遍，另一只手握着一支笔。我了解他，知道就在眼下，他是不可能集中精力去看他本子上写的那些东西的。很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说话。埃斯彭望着我。望着豪格。我有一个问题，他说。可以问问你吗？豪格点了点头，用手把那缕头发拨了去，让它回到原处，这个手势是如此出乎意料的轻柔，与他那份很有阳刚之气的岿然不动和沉稳的坐姿对照，竟带着点女性化了。埃斯彭开始提问题了，他读出了本子上写下的那些东西，又长又复杂，内容是对一首诗的小小的分析。当他说完之后，豪格说他不会对这些诗说什么的，说话的时候他没有抬起眼睛。

我读过埃斯彭的那些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与豪格的诗歌紧紧相关，要是豪格不愿意谈他的那些诗，那所有的问题都没用，全是白搭。

接下去又是静默，持续的时间更长。现在的埃斯彭像豪格一样黑沉着脸完全封闭了。他们是诗人，我想，他们就是这样的。与他们的沉重与黑暗相比较，我感到自己轻快多了，对什么东西都没有见解的一个外行，对一切只是表皮的浮光掠影，看足球赛，知道几个哲学家的名字，喜欢最简单变化的流行音乐。我替我们乐队写的歌词中的一首，它叫《你摇曳的步态多么优雅》，这是我写的最接近诗一类的东西了。我不得不介入了，因为很清楚在整个的采访过程中埃斯彭不会再说什么了，于是我提出了一个有关约尔斯特的问题，那是我母亲的居住地，因为画家阿斯图普来自那里，豪格对此人很有兴趣，甚至为这个地方他写过一首诗。在两者之间显然这是个选择。但他对这个也不愿谈。他反倒开始说起了很久以前他去那里的一次旅程，他提到的所有那些名字，听上去像是60年代中的，他眼睛盯在地板上，用一种很肯定的方式说起一个个名字，仿佛我们都认识他们一样。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人，所有这一切看上去并不神秘，除了含有个人的因素外至少并未有任何特殊的意义。我提出了一个有关翻译的问题，埃斯彭提了另外一个问题，他都是用同一种方式回答，一种决断的口吻，仿佛他就是坐在那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或者，就是在跟地板对话。作为采访来说，这是一场灾难，但或许就这样持续了一小时后，又一辆车开进了院里。这是挪威国家电视台霍达兰郡台，他们来是想请豪格读一些诗歌，他们刚要开始，就发现连接电线忘带了，得开车回去取，这时候就出现了新情况，豪格变了，他突然对我们非常友善，笑着说些幽默的话，现在是我们在和电视台对着干了，冰河解冻，当他们完成他们的采访任务开车走后，豪格依旧保持着他的友善，是那种平易近人的态度，他完全敞开了心灵。他的夫人端着刚刚烤好的苹果蛋糕走了进来，当我们吃完蛋糕后，他领着我们参观了他的整个房子，把我们带到了二楼的藏书室，平日他也坐在那里写作，我看见写字台上放着一个笔记本，封面上写着“日记”，他拿来了几本书，对我们谈起它们，我记得其中一本是克里斯蒂娃的书，因为我想，至少这本你没读过，豪格可从来没上过大学，即使你上过大学，至少你不会明白这本书，然后，我们就走下楼梯，他讲了一些闻所未闻、饱含着有深刻意义的关于死亡的话语，语调简洁带有一点无奈，但又不乏幽默，我想着这我得记住，这很重要，我将终生铭记，但后来我们坐在车里沿着霍达兰海湾回家的路上，我就已经把它们忘了。他在我身后还有几步时，埃斯彭和阿斯比约恩已经在外头等着了，这是拍照的时间。豪格坐在石凳上翘起了二郎腿，阿斯比约恩在同一瞬间蹲下，接着又站起来，从不同的角度摁下快门，我和埃斯彭站在几米外的地方抽烟。这是个秋季里美丽的一天，寒冷清澈；那天早上我们从卑尔根开车出来的时候，海湾上飘荡着一层寒雾。山腰上的树叶子黄红相间，海湾的水面犹如一幅镜面，一道道宽大的白色瀑布直泻而下。我很快乐，采访结束了，也进行顺利，但也有些许的触动，豪格让我心里充满了骚乱，有某种无法平静的东西，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他是个老人，着装像老人，绒布衬衣和老头裤，拖鞋和帽子，老年人的步态，但他身上仍然看不出那种老人的迹象——比如像外公或是我父亲的叔父阿尔夫，恰恰相反，当他突然向我们敞开他自己，想要给我们看什么东西时，是一种率真的、孩子气的方式，非常友好，同时也非常容易受伤害，就像一个没有朋友的男孩在突然有人对他表示出兴趣时会有的反应，你可以想象，若是外公或是阿尔夫，这完全不可思议，他们这么向人敞开自己恐怕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要是他们曾经这样做过的话。或者不是的，这不是他在向人敞开自己，而更多的像是他的本性，比如当我们刚到时他的表现，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我看到了一些我不愿看到的东西，因为这个人并未察觉自己对我们显露出了什么。他已经八十多了，但在他身上没有任何死亡或是僵化的迹象，像这样活着实际上太痛苦了，我现在这么想。这只会让我心里不安宁。

“可以在苹果树那边也拍几张吗？”阿斯比约恩说。

豪格点点头，站起身跟着阿斯比约恩去了苹果树那里。我弯下腰在地上揿灭了烟头，然后直起身子四处张望看有没有扔它的地方，在他家的院里是不能到处随便扔烟头的，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就把烟头放进了衣服口袋里。

四面都被山峰围住，感觉我们好像站在一个巨大的拱顶上面。空气里仍然含着一丝柔和温暖的气息，我知道的，西部地区的秋天里常常就是这样的。

“你认为，我们可以问问他能否给我们读一点诗吗？”埃斯彭说。

“要是你敢的话，那就问。”我说，看着阿斯比约恩在那边微笑着。若豪格对埃斯彭来说是个诗人，对阿斯比约恩就是个传奇了，现在他站在那里用世界上所有的时间来为他拍照。当他干完之后我们一起回到客厅去拿我们的背包。我拿出在来这里的路上在一家书店里买的一本书，一本豪格的诗集，问他能不能替我在上面写一句给我母亲的问候语。

“她叫什么名字？”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