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有赶快行动。”我说。
“那就行动吧。”他说。
疲惫的双腿没法一下子聚集起全部力量，迈着缓慢的步伐，我们开始在路上跑起来。在走过那片旷野时朔风迎面。盘旋飞舞的雪花缠绕围袭着我们。泪水从几乎是闭着的眼睛里渗流下来。脚开始麻木，已经不再听我的使唤，它们僵硬地插在靴子里，仿佛就是一段木头。
一辆车开过去了，我们人走路的速度真是望尘莫及，不过瞬间的工夫车就消失在了空地边缘的拐弯处。
“我们走一会儿吧？”扬·维达尔喊道。
我点点头。
“只希望袋子还在那里！”我说。
“你说什么？”扬·维达尔说。
“啤酒袋子！”我说。“希望还没人把它们拿走！”
“现在哪还有他妈的人在外面呀！”扬·维达尔说。
我们笑了。走出了空地的边界，我们又开始飞奔起来。爬上坡，那儿有一条砾石路往下直到在河边那一片丰腴的土地，走过那座小桥，经过峡谷，废弃了的汽车修配站，乡村小教堂和路两旁那些50年代的白油漆小房子，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我放下那两个袋子的地方。我们一人拎着一袋又开始往回走。当我们走到小教堂那里时，听到了身后传来的汽车声。
“我们拦辆车吧？”扬·维达尔说。
“为什么不呢？”我说。
左手拎着袋子，右手的大拇指竖起朝路道上伸出去，我们站在那里对开过来的车满脸堆笑。前车灯光没有减弱毫无停车之意。我们继续缓慢地前行。
“要是我们没有拦下车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扬·维达尔说。
“我们拦得到车。”我说。
“一个钟头里两辆车开过去了。”他说。
“既然你这么问，你有更好的建议吗？”我说。
“不知道，”他说，“但在里卡德那里聚集有一小群人。”
“你他妈的给我赶紧打住。”我说。
“还有斯蒂格和丽芙他们和一些朋友到谢维克那里去了，”他说，“这也是一个办法。”
“我们说过了去瑟姆，是不是？”我说。“你可不能现在建议我们去别的地方跨年！这可是新年前夕啊！”
“是啊，我们站在这路边上。有多快活啊？”
身后又来了一辆车。
“看见了吗，”我说，“又来一辆！”
车没停下。
当我们又站在扬·维达尔家房子的外面时，已是八点半了。我的脚冻僵了，在短暂的一瞬间里我几乎就要建议我们忘了那些啤酒吧，就跟着他进屋去和他的父母一起欢度这个除夕之夜算了。鲁特鱼和饮料，冰激凌，蛋糕和烟火。我们总是这么度过除夕之夜的。当我和他的目光相遇时，明白了他也有同样的一闪念的想法。但我们继续向前。走出了住宅区，经过通向下面教堂的道路，转了一个弯往上走，路过了一小排房子，班上的一个同学科勒住在那里。
“你觉得科勒今晚出去了吗？”我说。
“这我知道，”扬·维达尔说，“他去里卡德那里了。”
“又多了一个不去那里的理由。”我说。
科勒没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也没有什么对的地方。科勒有一对硕大的招风耳，厚嘴唇，稀疏的浅茶色头发和生气的眼睛。他几乎总是这么怒气冲冲的，当然有他自己的理由。在我开始在那里上学的那个夏天，他带着断裂的肋骨和一只折了的手腕躺在医院里。他和父亲一起进城去取购买的材料，其中有好些木板子，他们把木板放在车后面挂着的拖车上，可又没有把它们都固定牢实，于是当他们到了瓦罗大桥那里时，父亲让科勒出去坐在拖车上照管好那些木料不要松散，结果他本人连同那些木板子一起被风刮翻出去，在地上撞了个半死。我们为这事笑了一个秋天，后来只要科勒露面时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这桩事儿。
当他有了轻便摩托车后，就开始跟着其他那些有车的人厮混在一起了。
在拐弯的另一边住着丽芙，一个扬·维达尔始终喜欢的女孩。这对我倒无所谓。她身材很好，但同时她那种男孩子般的幽默感和为人方式让乳房臀部这些部位好像淡化了。另外有一次在公交车上我坐在她的前面，她向着其他一些女孩子挥动起双臂，拼命地发疯一样地挥动，还说“哦，瞧这奇丑无比的！瞧他这双长杆子手！你们看见没？”但没有得到她期待的那种反应，她对着吆喝的那些女孩，只是齐刷刷地直瞪着我，这时她朝我也转过身来脸红了，我可从来没看见她这么脸红过，因为用这样的方式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她发现的那令人作呕的手是长在了谁的身上。
位于下面的是社区会堂，接下去是条短小而陡峭的山坡往下直到商店那里，从那里开始长长的莱恩平原延伸开去，在它的尽头处就是机场。
“我想抽根烟，”我说，朝路对面社区会堂旁边的车站点了下头，“我们在这里站一会儿？”
“你抽吧，”扬·维达尔说，“这可是新年前夕哟。”
“那，我们也来点啤酒吧？”我说。
“在这里？有什么好乐的？”
“你是不是有点情绪不佳？”
“情绪好与不好又怎样。”
“别呀，就干一口，现在！”我说着取下袋子，从里面拿出打火机和一包香烟，打开它，用手做成一个挡风的小屏障点燃了一根烟。
“你要吗？”我把烟盒递给他。
他摇了摇头。
我咳嗽起来，烟就像在我喉头上部那儿卡住了一样，送下一股燃烧的火穿透了我的胃腹。
“哎哟，妈的。”我说。
“舒服吗？”扬·维达尔说。
“我一般不咳嗽的，”我说，“我是烟呛在嗓子眼那儿了。咳嗽不是因为我不习惯抽烟。”
“是吗，”扬·维达尔说，“所有抽烟的人烟都堵在喉头那儿都咳嗽。这不是新鲜事儿。我妈抽烟三十年。每次烟都呛在嗓子眼儿都咳嗽。”
“哈，哈。”我说。
从转弯处的黑暗中开出一辆车。扬·维达尔上前一步竖起大拇指。车停下了！他向车那里走去，拉开车门。然后他对我转过身来挥手。我扔掉香烟，把背包往肩头上一甩，抓起啤酒袋子就开走。苏珊娜从车里下来。她向前弯下身拉了一下操纵杆把车座往前挪。然后她看见我了。
“嗨，卡尔·奥韦，”她说。
“嗨，苏珊娜。”我说。
扬·维达尔正在爬进黑乎乎的车里，酒瓶在袋子里互相敲击出声。
“你想把袋子放在后面吗？”她说。
“不用，”我说，“这样挺好的。”
我坐进车里，把袋子塞在两腿之间。苏珊娜坐进车里。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泰耶扭过头来看我。
“你们在新年前夜路上拦车？”他说。
“这个……”扬·维达尔说，好像他意思是这实际上不算是路上拦车。“我们今晚只是他妈的太背运了。”
泰耶换挡，车轮飞转，发动机开启后车一下冲出去了好几米，我们摇下车窗，汽车驶进一片旷野。
“你们要到哪里去，孩子们？”
孩子们。
是他妈的一个蠢货。
他怎么能顶着那一头烫过了的头发到处晃来晃去就认为自己美得不行？他以为有了胡髭和烫的卷发看上去就显得彪悍？
长大成人吧。减肥二十公斤。刮胡子。剪头发。然后才可以回来亮相。
苏珊娜怎么能同这样的人在一起？
“我们要去瑟姆，那里有个聚会，”我说，“你们要开多远？”
“我们只到哈姆勒那里，”他说，“黑尔格家有个聚会。但我们可以把你们捎到蒂梅内斯路口，要是你们愿意的话。”
“太好了，”扬·维达尔说，“非常感谢。”
我望了他一眼。可他凝视着窗外，没有和我的目光相遇。
“那么，有哪些人要到黑尔格那里去呀？”他说。
“就平常的那帮人，”泰耶说，“里卡德，埃克塞，莫勒，约格，赫贝，谢迪。还有福罗德和约翰，约莫斯和比约恩。”
“没一个女孩？”
“有，有，当然有哦。你以为我们全都是呆子？”
“有哪些啊？”
“克里斯廷，兰迪，卡特琳，希尔德……英厄，埃伦，安妮·卡特琳，丽塔，维贝克……怎么啦，你愿意参加吗？”
“我们是要去另一个聚会的。”在扬·维达尔来得及说点什么之前我抢先说了。
“我们开始出门时晚了点。”
“至少你们拦着车了。”他说。
从机场那里发出的灯光出现在我们前方的视野里。在河对岸，紧接着我们马上要到的路口，在下面的学校那里的一个小型速滑雪坡沐浴在灯光下。雪看上去是一片橙色。
“你读的商科学校怎么样啊，苏珊娜？”
“还行，”她说，坐在我前面的座位上一动不动，“那，你在教会学校如何呢？”
“不错。”我说。
“你和那个莫勒同班吧，是不是？”泰耶飞快地瞅了我一眼。
“对。”
“就是有二十六个女生的那班？”
“是。”
他笑了。
“那，时不时有班级聚会吧？”
窗外公路一边的露营草地出现了，雪覆盖在地面上，没有一个露营者，另一边是乡村小教堂，超市，和埃索加油站。山坡上鳞次栉比的屋顶上空布满了烟花绽开的光亮。在停车场有一群小孩站在那里围着一个树墩，小光球在火光闪耀中冲天而起。几辆车缓慢地相跟着在路上驶过，我们跟着其中一辆并行开了有一段。路的另一边是沙滩。海湾的水面覆盖着一层洁白的冰，冰面裂缝向外延伸有百米长。
“现在到底几点啦？”扬·维达尔说。
“九点半。”泰耶说。
“真该死。我们来不及参加十二点前的全过程了。”扬·维达尔说。
“你们必须得在十二点以前回家？”
“哈，哈。”扬·维达尔说。
几分钟以后泰耶的车停在了蒂梅内斯路口旁的公交车站，我们爬下车来，手拎口袋站在车站的车棚下面。
“不是八点十分车就开过了吗？”扬·维达尔说。
“肯定的，”我说，“但或许车晚点了？”
我们笑起来。
“去他妈的，”我说，“现在至少我们可以来口啤酒！”
我不会用打火机开瓶盖，我把它递给了扬·维达尔。他一声不吭撬开了两瓶啤酒的瓶盖，递给了我一瓶。
“啊哈，太棒了，”我说，用手背在嘴巴上一抹，“要是我们现在灌他两三瓶下肚，就算给待会儿喝酒先垫了个底。”
“我的腿快他妈的冻僵了，”扬·维达尔说，“你冻吗？”
“冻，一样地觉得冻。”我说。
我把酒瓶凑到嘴边尽最大可能地往肚子里灌酒。当瓶子放下时只剩下了几滴。肚腹里充满了气泡。我试着打嗝，但没有气冒出来，只有返回到嘴里的一连串小气泡。
“你再开一瓶？”我说。
“好，你行啊你，”扬·维达尔说，“不过，我们可不能整个晚上都站在这里。”
他又撬开了一个瓶盖，把瓶子递给我。我把它放到嘴边专心致志地闭上了眼睛。大半瓶啤酒又下了肚。紧跟着涌出新一轮的打嗝加气泡。
“哦，我操，”我说，“喝急了可不是好滋味，在这个地方。”
我们所在的这条路是南部地区城镇之间交通的主要干道。通常这里车辆来往频繁。但我们站在这里的这十分钟内，只过了两辆车，还都是通往利勒桑的。
在强烈的灯光下空中漫天的雪花飞扬。纷纷的雪粒显现出了风的存在，它们犹如波浪般的升降着，时而缓慢却依旧伸展连绵，骤然间则又是疾速的漩涡。扬·维达尔用他的一只脚敲打着另一只脚，用另一只脚又敲打着这一只脚，动作一再反复……
“那，现在就喝吧。”我说。把剩下的小半瓶灌了下去，把空啤酒瓶扔到了车棚后面的树林里。
“再来它一瓶。”我说。
“你马上就要吐了，”扬·维达尔说，“悠着点儿吧。”
“干，”我说，“整一瓶。他妈的快到十点了哟。”
他重新又撬下一个啤酒瓶的盖儿把瓶子递给我。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他说。“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公交车没有了。又没有可拦的车。附近连一个公共电话也找不到，要不我们还可以给人挂个电话。”
“我们会死在这儿。”我说。
“喂！”扬·维达尔说。“车来了。一辆去阿伦达尔的公交车！”
“你又胡扯了？”我说着往山坡上望去。他没胡扯，因为在山坡顶上的转弯处驶出一辆高大美丽的公交车。
“赶快，扔掉你的酒瓶子，”扬·维达尔说，“笑得和气点。”
他把手伸出去。汽车的前灯闪烁着车停下了，车门开启。
“两张去瑟姆的。”扬·维达尔说着递给司机一张一百克朗的纸钞。我向车中间一望。黑洞洞的，空无一人。
“你们要等下车后才能喝了，”司机在从夹袋里掏零钞时说了这么一句，“明白啦？”
“那当然了。”扬·维达尔说。
我们坐在车中间的一个座位上。扬·维达尔把身子往后一倒，用脚紧抵住挡住门的那块隔板。
“啊哈，太棒了，”我说，“又暖和又舒服。”
“嗯。”扬·维达尔说。
我俯身向前开始解鞋带。
“你有我们要去那儿的地址吗？”我说。
“埃尔格斯蒂恩什么的，”他说，“我大概知道它的位置。”
我脱下鞋把脚在手掌之间揉搓。我们来到了那个小小的无人加油站，这个加油站在我的记忆里始终立在那里，我们住在阿伦达尔要去看望祖母祖父时它一直是我们快到克里斯蒂安桑的一个标记。这时我把脚又踹进了鞋里，系好鞋带，做完这一切时汽车刚好拐进瓦罗大桥跟前的车站。
“新年快乐！”扬·维达尔跟在我身后跳进黑暗中之前向司机喊了一声。
虽然我从这里开过去了无数次，但我的脚从未踏上过这块土地，除了在梦中。瓦罗大桥是最经常出现在我梦里的地方之一。有时候我只是站在桥头下，看着那上面远处隐约显现的桥柱，或者我朝桥上走去。往往是两边的桥栏杆消失了，所以我不得不在路上坐下试图寻到一个让我可以牢牢抓住的地方，或者整座大桥突然坍塌，我毫无抗拒地滑向路道的边缘。在我年幼的那些日子里，是特罗姆岛桥填充着我那些梦中的场景。现在就是这瓦罗大桥了。
“我父亲出席了大桥的通车典礼。”当我们上路时我冲那桥点了点头。
“他很幸运。”扬·维达尔说。
我们的脚踩踏在雪地上沉默地向住宅区走去。通常从这里望出去视野极佳，人们可以看到谢维克和往深处朝向另一端的峡湾，更远的地方就是大海了。但这个夜里一切都黑洞洞的像是在一个口袋里。
“你看，这风雪是不是小些了？”过了一会儿我说。
“看上去像是这么回事儿，”扬·维达尔向我转过身来，“呃，喝了这么多啤酒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我摇摇头。
“没感觉。这钱算白花了。”
我们走了一段后，周围出现了房屋，四面八方都是。有些房子黑魆魆的空无一人，有些屋里满是穿戴着节日盛装的人们。在一个阳台上站着一群人在放烟火。我在一个地方看见一帮小孩们站在那里在风中挥舞着手里火光四溅的烟花棒。我的脚又冻僵了。没有拎袋子的那只手，我在手套里攥紧手指头，不过这对暖和我的手似乎用处不大。但我们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据扬·维达尔说，我们在十字路口中间停下。
“现在上去就是埃尔格斯蒂恩，”他指了一下，“上那里。下到那里，还有下那里也是。你可以选择。我们要走哪一条路？”
“有四条路叫埃尔格斯蒂恩？”
“看来是这样。但我们要走哪条？现在动用下你那女性的直觉。”
女性的？为什么他这么说？他意思是说我有些女人味？
“你这什么意思？”我说，“为什么你认为我有女性直觉？”
“来吧，卡尔·奥韦，”他说，“哪一条路？”
我指着右边的那条路。我们开始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要去的是十三号。第一栋房是二十三号，接下去的一栋是二十一号，我们选的路没错。
几分钟以后我们站在了这家人的屋外。是70年代的老式房子，给人有一点颓败的印象。通向大门的路上没有铲雪，很久都没铲雪了，从小径深至膝盖的雪上留下的那些走进里面的曲曲弯弯的脚印就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
“他叫什么，那个组织聚会的人？”当我们在门前站下时我问。
“扬·龙尼。”扬·维达尔说，揿下门铃。
“扬·龙尼？”我说。
“他就叫这个名儿。”
门开了，站在我们跟前的应该就是主人了。剪得很短的浅色头发，两颊和鼻梁上都有粉刺，脖子上套着一根金项链，黑色的牛仔裤，伐木工的那种厚质棉布衬衣，白色的运动鞋。他笑了，指着扬·维达尔的肚子。
“扬·维达尔！”他说。
“一点不差。”扬·维达尔说。
“你是……”他说，用食指点着我，“卡伊·奥拉夫！”
“卡尔·奥韦。”我说。
“棒呆了。进来！我们都在这里面！”
我们在走道脱下外套，跟他下楼梯到了地窖里的客厅。有五个人坐在那里。他们在看电视。他们面前的桌上放满了啤酒瓶、薯片、香烟和烟丝盒。厄于温坐在沙发上用手搂着他的女朋友莱娜。莱娜只个是七年级生，但看上去一样成熟美好，又那么的毫无顾忌，让人不会考虑到年龄的差异。当我们进去时，她朝我们笑了笑。
“嗨，二位！”他说。“你们能来真好！”
他介绍了其他几个人。鲁内，延斯和埃伦。鲁内上九年级，延斯和埃伦八年级，而扬·龙尼，厄于温的表哥，上的是职业学校机械专业。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打扮过。就简单地穿着一件白衬衣。
“你们看的什么呀？”扬·维达尔说，在沙发上坐下来，拿起一瓶啤酒。我靠墙站在地窖低矮的窗棂下，户外白雪覆盖着一切。
“李小龙的电影，”厄于温说，“马上就完了。但我们还有一部《光棍俱乐部》，一部《肮脏的哈里》。另外扬·龙尼自己还有一些。你们想看什么？我们看什么都行。”
扬·维达尔耸耸肩头。
“我也无所谓。你说呢，卡尔·奥韦？”
我耸耸肩。
“这儿有开瓶器吗？”我说。
厄于温俯身向前从桌上拿起一个打火机，把它扔给了我。我不会用打火机开酒瓶。又不能问扬·维达尔是否可以帮我打开它，这太娘炮了。
我从袋子里拿出一瓶啤酒把瓶口搁在两排牙齿中间，再向外撬一点让瓶盖刚好挂在臼齿上，牙一咬。瓶盖从瓶口上扭下了。
“别这样！”莱娜说。
“没事儿。”我说。
我急匆匆一口气喝完了它。除了所有的气泡让我的肚腹内充满空气，得把涌回到嘴里的许多小气泡吞咽下去外，我没感受到一点酒的滋味。我可没法再照样这么灌下一瓶。
但脚有了反应，温暖开始回到了脚部。
“这儿谁有烈酒呀？”我说。
众人都摇着头。
“只有啤酒，抱歉，”厄于温说，“但你可以要一瓶，要是你愿意。”
“我有，谢谢。”我说。
厄于温把酒瓶举到空中。
“一醉方休！”他说。
“一醉方休！”其他的人一起说，相互把酒瓶子一阵乱碰。他们笑了。
我从袋子里掏出了一盒香烟，点燃一支。波迈淡烟，不是那种最有劲的，偏偏是这种，当我站在那里手指间夹着这种纯白色的香烟，连过滤嘴也是白色的，我就后悔没买王子烟。但我脑子里的念头始终纠缠在十二点以后我们要去参加的聚会，那是伊雷妮班上举办的，在那里波迈淡烟比较不显眼。再说这是英韦抽的牌子。至少曾经有一次我看见他抽过的，某个周末晚上在花园里，当妈妈跟着爸爸去他叔父阿尔夫那里的时候。
我想再开一瓶，但不想再用牙齿磕了，有人告诉我说早晚会出事的，牙齿早晚会碎裂。现在，我已经让他们看见了我是可以用牙齿来开酒瓶的，让扬·维达尔帮我开瓶酒或许就不会被认为我太娘了。
我向他走过去，在桌上抓起一小撮薯片。
“帮我开一瓶？”
他点点头，眼睛没离开电视屏幕。
最近一年他在学跆拳道。我完全把这茬儿给忘了，每次他邀我去这种聚会或类似的场合我都同样惊讶无比。当然我总是婉谢了。但这是李小龙，看他的武打动作很重要，他可是入门者的先师。
拿着啤酒瓶我又回到了我窗前的位置。没有人说话。厄于温看见我了。
“你坐啊，卡尔·奥韦。”他说。
“我站在这儿挺好。”我说。
“那么，干一个，至少！”他说，朝我举起了酒瓶。我向前两步，用手里的酒瓶跟他的对碰了一下。
“一喝见底啊，约翰！”他说。当他在喝这瓶酒时，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地滑动，就像在数点着他喝下的酒。
在厄于温的同年里他的个头最大，不同寻常的强壮。他有着成年人那样的体格。他也很友善，不太在意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与他人的关系总是淡定放松。他是我们乐队的架子鼓手，是啊，他可以干这个。他同莱娜在一起，是啊，就可以和她在一起。他与她谈话不多，大多数时间是把她扔在自己的那帮人的圈子当中，这也行的，她就是愿意和他待在一起，超过同其他的任何人。我曾一度小试过，就在几个月前，只想试试能走多远，但虽然我比她年长两岁，她却对我毫无兴趣。唉，说起来，这也就奇了怪了。在高中被女孩子们环绕的我想去接近她？一个七年级生？不过她t恤衫下面的乳房看上去如此美妙。我仍然想去触摸。我仍然想知道她的乳房与我的手接触时的感觉，休管她是不是初中生了。无论是她的身体或是她的做派没有哪一点表现出她只有十四岁。
我把酒瓶放到嘴边一饮而尽。现在我真的再这么干不了几次了，我把瓶子放回到桌上又用牙齿打开一瓶时这么想着。肚子里充满的碳酸气顶得我胃疼。若再来一点，我的耳朵里就会冒出小泡沫了。所幸很快就十一点了。十一点半我们就离开这里，然后加入另一个聚会度过整个夜晚。要是不去那儿的话，我早就走人了。
那个叫延斯的突然从沙发上欠起半个身子，从桌上一把抓起打火机放到屁股后面。
“现在开始！”他说。
在他放出一个屁的同时点燃手中的打火机，噗地一股小火苗在他身后冒出来。他笑了。大伙也一块儿笑了。
“哎，别闹了！”莱娜说。
扬·维达尔笑着，没有和我目光相视，一副很享受的样子。我手里拿着酒瓶穿过屋里来到另一端的门那里。门里是个小厨房。我从案桌上探出身子。房子建在一个斜坡上，这里的窗户比地面高出许多，面对着下面的花园。两棵松树在风中摆动晃荡。下面有几处房屋。通过其中的一扇窗户我看见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站在那里手里都握着杯子在谈话。男人穿的都是黑色礼服，女人穿着一件无袖的黑色长裙。我走到屋里的另一道门那里打开了它。一个淋浴间。墙上挂着一件湿漉漉的衣服。还有些什么吧，我想，关上门走回了客厅。他们还跟刚才一样坐在那里。
“你有感觉到了什么吗？”扬·维达尔说。
我摇摇头。
“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你呢？”
他微笑着。
“一点点。”
“我想，我们很快就得走了。”我说。
“你们要去哪儿？”厄于温说。
“到上面的那个十字路口。十二点时大家都去那儿。”
“是啊，妈的，可现在才十一点！我们也上那儿去。他妈的，我们也一起走。”
他看着我。
“你那么早过去干吗？”
我耸耸肩头。
“我和人约好了在那儿踫头。”
“我们会一起的，别担心。”扬·维达尔说。
时钟到十一点半时我们开始住房群里走去。寂静的住宅区，半小时前这儿除了一两家的阳台或是车道上有几个人影外，看不到有人在户外的迹象，现在充满了生气和人的动静。穿着节日盛装的人群不断从房屋里涌出。女人们肩头披着大衣，手里握着玻璃杯，脚上是晚宴时穿的高跟鞋，男人们的西装外面罩着大衣，穿着漆皮皮鞋，手里的袋子装着烟花，孩子们在大人们中间穿越着跑来跑去，好些手里还拿着发出火光噼噼啪啪响着的烟花棒，空气里充盈着他们的笑声和欢呼声。扬·维达尔和我各自拎着装着啤酒的白色塑料袋走着，旁边是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晚上的一群穿日常衣服脸上有粉刺的中学生。我得说，“旁边”这个说法不确切。为避免遇到学校里认识的人，我一直保持着走在他们前面几步远的地方，装着到处东看西看，这样看到我们的人就不会认为我们和他们是一块儿的。实际上我们也与他们有所不同。我看上去穿戴整齐，白衬衣，衣袖卷起，这种穿法是英韦这个秋天告诉我的；在西装和黑色西装裤外套了一件灰色大衣，脚上是我的马丁大夫靴子，手腕处系上几圈细细的皮革带。头发长及脖颈但头顶上的头发短得竖立起来。这唯一坏事的是手里拎的啤酒袋。这事想着就让人头疼。这也是我和那帮晃荡着走在我身后的小流氓样的小子们捆绑在一处的缘由，因为他们手里也拎着装啤酒的塑料袋，都一个样儿。
十字路口那里的地势较高，也就成为了人们聚集的中心，因为从那儿可以俯瞰整个海湾，这里现在是活脱脱的一片混乱。大家人挨人地挤站在一起，绝大多数都是喝得醉醺醺的，所有的人都要把烟火点上天。四处都是噼噼啪啪的烟火爆竹的爆裂声，火药的气味撕裂着鼻腔，空中烟雾弥漫，在低云垂挂的天穹之下绚丽多彩的烟花一个接着一个地爆裂开来。颤抖着的光束，仿佛任何时候它都将绽放出五彩缤纷的烟花光彩。
我们站在这喧闹纷乱的圈子的外面。厄于温自己带着烟火，拿出一个巨大的、有炸药粉的木头座底放在自己的脚跟前。他安排这一切的时候身体一前一后地摇晃着。扬·维达尔打开了话匣子，当他喝醉了的时候总是这样话多，唇边始终浮着笑容。现在他在同鲁内聊着。他们是透过跆拳道认识的。他的眼镜上仍然带着雾气，但他也不在意。我站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目光在人群里扫视。当火箭发射器爆炸的这第一瞬间，一股红色的火光喷射出来，就像是紧挨在我身旁，把我吓了一跳。厄于温乐得哈哈大笑。
“真不赖呀！”他吼道。“我们再来一个？”他说着在身旁又放下新的一枚，没等到人回答他，自个儿又把它点燃。紧接着一串光球从发射器里喷射出来，射出的光球的间歇均等而有节奏，他变得愈加振奋，差不多是心急火燎地，在第一个光球没有熄灭之前，就开始手忙脚乱地开始点这第三枚火箭。
“哈哈哈！”他大笑着。
我们身旁一个穿浅蓝色夹克、白衬衣，系着一根皮质领带的男人跌倒在地上。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人向他跑过去抓住他的胳膊拉了一把，这力量没有强大到能把他拖起来，但足以使他能自己站起身来。他拍打着身体的同时眼睛盯着前面看，仿佛之前那瞬间他不是躺在雪地上，只是停下脚为了好好打量一下自己周围的环境。两个男孩站在车站的车棚顶上，斜伸出的手里各自拿着一枚火箭，点着了它们却仍然握在手里，火箭发出嗤嗤的声响火光飞溅，男孩们侧低着头把脑袋扭开，直到最后把它们扔出去，火箭飞升了几米之远，然后以一种巨大的力量爆裂开来，附近所有的人都向它们转过身来。
“喂，扬·维达尔，”我说，“把这也打开吧？”
他微笑着把我递给他的酒瓶的盖子撬开了。我终于感觉到了什么，但这不是那种喜悦或是一种黑暗，更多的是在意识里快速增长的睡意。我喝了酒，点了一支香烟，看看表。差十分十二点。
“还有十分钟！”我说。
扬·维达尔点点头，继续同鲁内谈话。为了找到伊雷妮我决定要等到十二点以后。十二点以前他们会聚在一起，这我知道，互相拥抱互祝对方新年快乐，他们以前都互相认识的，他们是朋友，是一伙的，所有上高中的同学都有自己的一群一伙，我是远离这种群体的，只是在这一刻里与他们汇聚一处。但十二点以后这种团体便解体了，他们会站在那里喝酒，不急于等着离开回去，但很快地——在这种情况下，这稍稍松散的、没有计划的状况里，我可以继续跟他们待着，不经意地谈点什么。或者至少不流露出对此有着强烈的意愿，把自己融入其中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问题是扬·维达尔。他真的愿意和我在一起吗？那都是些他不认识的人，和这些人我比他有更多的共同点。他站在那里跟人聊天看上去不是很好吗？
呃，我要问问他。要是他不愿意，行，那就不愿意好了。但我至少绝不会将我的脚再迈进他妈的那个地下客厅里去，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她在那里。
她站在有点高的地方，或许离我们有三十米，被一群穿着节日盛装的人环绕着。我试着数数他们，但处于那个核心圈子的外面实在难以猜测究竟哪些是属于她聚会的那一拨，哪些又是属于另外的一拨。但有一处是十到十二人，这个我很确定。几乎所有这些人的脸我以前都见过，这是课间休息时与她在一起的那一伙。漂亮她说不上，稍稍有点双下巴，脸颊略显有点丰满，但不能算是胖，蓝眼珠、金发。她个子不高，从某方面来讲有点像只鸭子。但这一切毫不影响我对她的评价，因为她总有些什么别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她是一个中心人物。每次她来到一个地方开口讲话，她就成为了她，她要讲的东西总是有意义的。要是她没去滑雪中心边上的度假屋或是其他大城市的话，每个周末她都会出去，进城或是一些私人聚会。随时都有跟随她的一帮人。我恨这些一帮一伙的，我真的恨，当我站在这里听着她把她最近干的所有的事都讲出来时，我也恨她了。
这天晚上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长到膝盖的大衣。大衣下面是微微发亮的淡蓝色衣裙，肤色丝袜。她的头上是……是的，那自然应当是，王冠？又像他妈的某个公主？
包围着我的兴奋激动的气氛逐渐浓烈。现在除了爆炸声就是轰响声还有人的大呼小叫，四面八方全面开花。然后，开始响起了警报器的声音，就像来自天上一样，仿佛上帝要把自己对新年的欢乐赐予他熟悉的人们。我们周围响起了欢呼声。我一看表。十二点。
扬·维达尔和我的目光相遇。
“十二点了！”他喊道。“新年快乐！”
他开始步履艰难地向我走过来。
不，该死，他该不会是想来给我一个拥抱吧？
别，别，别这样！
但他来了，用双臂抱住我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
“新年快乐，卡尔·奥韦，”他说，“谢谢过去的这一年！”
“新年快乐。”我说。他的胡子茬在我光滑的脸颊上揉搓着。在我的背上捶了两下，然后退开一步走了回去。
“厄于温！”他朝他走去。
妈的为什么他要拥抱我？这有什么好的呀？我们可从来没有互相拥抱过的。我们是不拥抱的，我们不这样的。
在这儿真他娘的太不是个滋味了。
“新年快乐，卡尔·奥韦！”莱娜说。她对我笑着，我向前弯下身拥抱了她一下。
“新年快乐，”我说，“你看上去很漂亮。”
她的脸，在几秒钟前是四周环绕着的欢乐中的一部分，现在发生了变化，表情突然凝住。
“你说什么？”她说。
“没什么，”我说，“谢谢过去的一年。”
她笑了。
“我听到了你说的话，”她说，“你也一样，新年快乐。”
当她转过身时，我下面的那个东西挺了起来。
啊哈，这来得也不是时候。
我喝完了剩下的啤酒。塑料袋里只剩下三瓶了。我必须节省着它们，但我得有什么东西拿在手里呀，所以我打开了其中的一瓶，用牙齿撬开的，然后开始往喉咙里灌下去。我也点燃了一支烟。这是我的装备，有了它们我整装待发。一只手里夹着烟，另一只手握着啤酒瓶。然后我站在那里把它们一起举到嘴边，先抽一口，然后喝一口。烟，啤酒，烟，啤酒。
过了十分钟我在扬·维达尔背上敲了一下，说我要到我认识的人那儿去了，很快就回来，站在这儿，他点点头，我开始穿过通向高处的道路朝伊雷妮走去。最初她没有看见我，她背对着我站在那里同其他人讲话。
“嗨，伊雷妮！”我说。
她没有转过身来，或许是因为我的声音被淹没在来自周围的嘈杂声中，所以我只得在她的肩头上拍一下。这坏事了，这简直就是他妈的糟糕透了，触到某人的肩头并非一个不经意的动作而是特意而为，那就等着看什么反应吧。
不管怎样她转过身来了。
“卡尔·奥韦，”她说，“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们在附近有个聚会。所以我看见了你在这上面，我想要祝福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她说。“过得好吗？”
“那是肯定的！”我说。“你呢？”
“很好。”
一个短暂的沉默。
“你们有个聚会，是吧？”我说。
“对。”
“在附近？”
“是，我就住在那上面。”
她用手斜指了一下上方。
“就是那边那栋房子吗？”我说向着同一方向点了点头。
“不，在背后那栋。从这路上你是看不见的。”
“嗯，我可不可以参加？”我说。“那我们可以再多聊会儿？这一定很令人愉快。”
她摇着头同时很幽默地皱起了鼻子。
“我不这么认为，”她说，“这不是什么班级聚会，你知道的。”
“这我知道，”我说，“就聊一小会儿？不会更久的。我有一个聚会离这里不远。”
“那么，你就上那里去好了！”她说。“新年后我们在学校见面！”
她总是这样对我不留余地，之后便让人不知道该怎么接茬了。
“看见你真高兴，”我说，“我一直喜欢你。”
然后我转过身走了回去。我始终喜欢她，这句话有点难于启齿，因为不是真的，不过至少将她的注意力从我求着要去参加她们的聚会这事转移开。现在她会相信我求着去那里只是试图接近她。试图想接近她是因为我喝大了。在新年之夜谁不会这样？
婊子养的。他妈的婊子养的。
当我回来时扬·维达尔抬头望着我。
“没有聚会，”我说，“不让我们参加。”
“为什么不让？你说过你认识他们的。”
“只有邀请了的才能去。我们不包括在内呀。我操。”
扬·维达尔吹了口气一副不屑的样子。
“我们回去就是了。那儿也不错的。”
我两眼空洞地望着他打了个哈欠，让他明白那儿到底有多不错。但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两点以前我们是不会给他父亲打电话的。这就是为什么在1984到1985年的这个刮风的新年之夜，我们在瑟姆和这帮穿着日常衣服、长着粉刺的中学生再度混在了一起。
午夜两点二十分扬·维达尔父亲的车停在了这栋房子的外面。我们已站在那里等候。我醉得不厉害，坐在前面的座位，而扬·维达尔，一小时以前他头上戴着个灯罩兜着圈儿地蹦跳，他坐在后座，我们是这么安排的。幸好他已经吐过了，灌下几杯水后又在水龙头下面把脸冲洗干净，这样才能支撑住给他父亲打电话说明我们身在何处。完全清醒过来还说不上，我是站在他旁边听他怎样把每个词的前半截喷射出去的，因为剩下的半截最后都咽了下去，但总之把地址说出来了，在这样的日子，父母们恐怕也不指望我们滴酒不沾。
“新年快乐，孩子们！”当我们坐进车里时他的父亲说。“你们玩得开心吧？”
“那是，”我说，“十二点时外面有好多人。有点吵闹。特韦特那儿怎么样？”
“安宁平静，”他说，把手臂搭在我座椅后背上半个身子扭过去开始倒车，“你们到底是和谁在一起呀？”
“厄于温认识的一个人。你知道的，他在乐队里打架子鼓。”
“知道，知道。”父亲说，换挡驶上了他刚才来的同样的路。一些花园外的雪地上铺盖着残余的烟花碎屑。三五对情侣沿着马路走在路上。几辆出租车开了过去。除此之外到处是一片静谧和安宁。坐在一辆车里从黑暗中缓缓驶出，各种仪器发出光亮，坐在身旁的那个人的动作坚定沉稳，我始终喜欢这样的场景。扬·维达尔的父亲是个好人。他友好又很有趣，一旦扬·维达尔脸上出现了得适可而止的表情时他就不再打扰我们了。他带我们去钓鱼，帮我们解决许多事情——比如一次我骑车到下面他们那儿去时车胎破了，他替我修补好了车胎，没说一个字，当我要回家时车早已准备就绪等我骑上去了；当他们外出家庭旅行时也邀请我加入。他会问我的父母，扬·维达尔的妈妈也同样如此，那些日子里他没少开车送我回家，假如妈妈或是爸爸在，他总是会同他们聊一会儿，邀请他们去他家做客。他们从来没去过，这倒不是他的问题。但他也是个有脾气的人，这我知道，虽然我从来没有见他发作过，这所有的喜怒哀乐的感情扬·维达尔都承袭于他的父亲，其中也包括了恨。
“这就是说现在是1985年了。”我说这句话时，汽车正拐进瓦罗大桥旁的e18公路。
“是啊，没错，”扬·维达尔的父亲说，“后面的那位你说呢？”
扬·维达尔一声不吭。当他爸刚才从车里钻出来的那会儿他也没吱声。他只是两眼僵直地瞪着前方，随即坐进车里。我在座位上转过身去看他。他坐在那里脑袋一动不动，视线固定在前方座位头枕上的一点。
“你失去说话功能了吗？”他父亲说，向我笑了一下。
后面仍然没有丝毫动静。
“你的父母，”他父亲说，“他们今晚在家吗？”
我点了点头。
“我的祖父母和我叔叔都来做客。鲁特鱼和阿克维特烈酒。”
“很高兴你不在场吧？”
“是的。”
开上了去往谢维克的路，经过哈姆雷桑登，到达赖恩斯勒塔顶部。黑暗，寂静，暖和，舒服。我想，我可以像现在这样坐他一辈子。开过他们家的房子，拐进一个弯往上到达克拉格桥，过了桥到达另一端再上一个斜坡。那里没有铲雪，地面上铺有一层大约五厘米厚松软的雪。最后这段路他父亲缓缓地开着。过了苏珊和埃莉泽住的房子，这两姊妹是从加拿大搬到这里来的，谁也不明白其中原委，经过拐弯处威廉的房子，下坡，往上开完最后的这一段路。
“我把你放在这儿了，”他说，“这样避免吵醒他们，要是他们已经休息了的话。ok？”
“ok，”我说，“谢谢你这一路开我回家。回头见，耶维！”
扬·维达尔努力眨巴着眼睛，猛地一下睁了开来。
“好，再见。”他说。
“坐到前面来吧。”他父亲说。
“没这个必要吧。”他说。我把车门再甩上，举手向他们致意，当我转身走上通向家里房子的上坡路时，听到汽车在我身后倒了回去。“耶维”！为什么我这么叫他？叫人的昵称，这标志着互相已成为了伙伴，我没有必要证明这种关系，因为我们事实上已是伙伴，以前我可从来没有用过这昵称的。
房子的窗户漆黑无光。表示他们已经睡了。我真高兴这样，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要隐藏的，而是因为我不想有人打扰我。把外衣挂在过道里后，我走进客厅。新年晚宴之后的所有迹象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厨房里的洗碗机发出低低的单调的嗡嗡声。我坐在沙发上，开始削一个橙子。虽然壁炉里的火已经灭了，但仍感觉到它散发出的温暖。妈妈说得对，在这里的感觉真好。那边藤椅上的猫懒洋洋地抬起头。与我的眼神对视时，它立起身子轻巧地走过地板，跳到了我的膝盖上。我把橙子皮，它最讨厌的东西，扔到了一旁。
“你可以在这儿躺一会儿，”我拍着它说，“这你可以的。但不是整个晚上，知道吧。我很快就要去睡了。”
它开始满意地咪呜咪呜地叫起来，在我身上把身体卷成一团。头慢慢地沉下，歇息在一只爪子上，带着一种心满意足的神态闭上了眼睛，在几秒钟的时间里睡去。
“你真幸运哪。”我说。
第二天早上我在厨房收音机的声音里醒过来，但就想躺在那儿养养神，再说今天起这么早有什么劲，一会儿我又睡过去了。第二次醒过来时，已经十一点半。我穿好衣服来到楼下。妈妈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读着什么，当我进去时她抬头望着我。
“嗨，”她说，“昨晚玩得开心吗？”
“那是，”我说，“玩得很开心。”
“你什么时候回家的？”
“两点半的样子。扬·维达尔的父亲开车送我们回来的。”
我坐下来开始给一片面包片抹牛肝酱，几度尝试最后成功地用叉子挑起一片酸黄瓜片，把它放在了牛肝酱上面，拿起茶壶摇摇，看里面是不是空了。
“里面还有吗？”妈妈说。“我可以再烧点。”
“一小杯还是够的，”我说，“但或许有点凉了。”
妈妈站起身来。
“坐下，”我说，“我自己能干。”
“不用，”她说，“我刚好坐在炉灶边上。”
她给壶里灌了水，把它放在电炉盘上，立时响起一阵嗤嗤的水炸声。
“那，你们都吃了些什么呀？”她说。
“是冷餐，”我说，“我想她妈妈要去参加聚会，所以做的是这种食品。就是那种……嗯，你知道的，虾和蔬菜的肉冻，透明的……？”
“卡巴莱？”妈妈说。
“对，海虾卡巴莱。还有普通的虾。螃蟹。两个龙虾，这不够分给所有的人，但大家都尝了一点。还有，对，有点火腿之类的。”
“听上去不错呀。”妈妈说。
“是啊，是不错，”我说，“然后我们十二点出去到下面的十字路口，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那儿放了些烟火。对了，不是我们放，是其他别的人。”
“认识一些朋友了吗？”
我迟疑了一下。又重新拿一片面包片，在桌上寻找可以就在一起吃的东西。香肠加蛋黄酱，这个搭配不错。
“目前还没有，”我说，“我绝大多数时间是和我以前认识的人待在一块儿的。”
我看着她。
“爸爸在哪儿？”
“上面的粮仓房里。他今天要去祖母那里。你愿意一起去吗？”
“别，最好别这样，”我说，“昨天的人太多了。现在我想一个人待着。或许到下面的佩尔那里去一趟。这就够了。你干什么呢？”
“还不太确定。读点什么吧，或许。然后开始收拾小件东西，是明天一早的飞机。”
“是吗，”我说，“英韦什么时候过去？”
“我想，几天以后吧。所以就只有你和爸爸在这里了。”
“是。”我说。把眼睛落在了祖母做的果酱上。或许下一片面包就着果酱吃，这个主意不蠢吧？然后再来一片羊肉卷的。
半小时以后我站在佩尔家住的房子外面揿响了门铃。是他父亲开的门。他看上去是正要出门的样子，在亮蓝色的运动衫外套了一件绿色双层军用夹克，穿浅色靴子，手上拿着一根狗链子。他们家的狗，一条黄色的老猎犬，在他的两腿间慌忙地窜来窜去。
“原来是这小伙子呀？”他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我说。
“他们都坐在客厅里，”他说，“你只管进去。”
他吹着口哨从我身旁经过走到院里，朝打开的车库走去。我在门外跺了跺脚后走进屋里。这房子高大敞亮，修建的年头不长，是他父亲自己造的，我了解的就这些，几乎从所有的房间都可以望见那条河。里面的厅头一间是厨房，他妈妈正站在那里干活儿，当我经过时她扭过头来，对我笑笑说嗨，然后就是客厅，佩尔和他的兄弟汤姆、妹妹玛丽特，还有他最要好的朋友特吕格弗正坐着。
“你们在看什么？”我说。
“《纳瓦隆大炮》。”佩尔说。
“看多久了？”
“不久。半小时。我们可以倒回去重放，只要你愿意。”
“倒回去？”特吕格弗说。“我们才懒得再看一次，对吧？”
“可卡尔·奥韦还没看过，”佩尔说，“很快就完了的。”
“很快？这得花半小时哟。”特吕格弗说。
佩尔向录放机走过去，在它前面屈着一条腿。
“你不能一个人自作主张。”汤姆说。
“是吗？”佩尔说。
他摁下停止键，然后是返回键。
玛丽特站起来往里走到上二楼的楼梯那里。
“你们看到刚才那个地方时叫我一声。”她说。佩尔点了点头。录放机里咔哒咔哒一阵响动，同时发出一些小的敲打摩擦声，就像那种液压下发出的尖锐声，然后一切就绪，录像带开始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往回倒，快到头的地方突然暂停，最后的一小段转速减慢，这有点近似于一架飞机，人可以这样想象，在穿越空中的高速之后，制动器减速接近地面和跑道，极其平静和谨慎小心地向着机场航站楼滑行。
“昨晚上你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在家里过的吧？”我望着特吕格弗说。
“是啊，”他说，“你是在外面灌酒吧？”
“没有，”我说，“我是在外面喝了点酒。但我真情愿是待在家里的。我们没地方可以去参加聚会，所以我们只好各自手里拎着个啤酒袋子，脚下重得像灌了铅，在暴风雪里跌跌撞撞到处晃荡。直到最后我们去了瑟姆。就等着吧。很快就轮到你们了，手里提着袋子不安宁地在夜里到处流浪。”
“好了。”佩尔说。
“这太有趣了。”特吕格弗说，那时我们跟前的电视屏幕已经显示出了电影最初的一组画面。外面静寂无声，这只可能是在冬季的那些日子里。虽然是多云的天气，天空灰暗，景色中的光线却完全是闪着微光的白色。我记得我当时想，在那一刻里我不愿意在任何其他的地方，就只愿意坐在那里，在这新建的房屋里，这片树林里的亮点，让脑子一片空白，尽兴地犯傻。
第二天早上爸爸送妈妈去机场。当他回来后，我们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了，我们在整个秋季过的同样的生活又回来了。他消失在了粮仓他的那个住所里，我乘车到下面的扬·维达尔那儿去了，我们接入他的放大器坐着弹一会儿吉他，直到觉得烦了，再拖着沉重的双脚到商店去，在那儿也没什么事儿，又拖拉着笨重的双脚回来，在各个电视频道间跳过来跳过去地看，听几张唱片，谈论有关女孩子的事儿。在五点的时候我又乘车回家，在门口遇到爸爸，他问要不要开车送我进城。这没问题，我说。在半道上他建议我们可以到祖母祖父那里去一趟，我肚子饿了，我们可以在那里吃一顿。
当爸爸把车停在车库外面时，祖母从窗户那儿探出头来。
“是你们啊！”她说。
一分钟后她打开了大门。
“谢谢上次的晚餐！”她说。“真高兴你们上这儿来了。”
她看着我。
“听说，你那天玩得很开心？”
“是的。”我说。
“那，抱一个！你现在长大了，你还是可以拥抱一下你的祖母啊！”
我向前弯下身子，感觉到她干枯的皱巴巴的脸贴在了我的脸颊上。她的身上很好闻，是她总使用的那种香水的气味。
“你们吃过了吗？”爸爸问。
“刚吃过，但没关系，我这就马上去给你们热一点。你们饿了吧？”
“我们饿了吗？”爸爸说，唇边带着一丝微笑看着我。
“至少我是。”我说。
在我心里的那个声音，我听到的应当是那个没有发出r的“我是”。
我们在走道里脱下外套，我在打开了的衣帽间的地上把靴子规规矩矩地放好，把夹克挂在那些镀金已有了裂纹的旧衣架当中的一个，祖母站住楼梯上看着我们，身体处于她总是有的那种缺乏耐心的状态。一手托着腮帮。脑袋微侧向一边。身体的重心变换着从一只脚转到另一只脚上。但在保持着这许多细小动作变换的同时她一直在和爸爸交谈着。问及今年那上面的雪是否很大。妈妈什么时候离开的，下一次又什么时候回来。是的，是这样，每一次他说什么她就如此回应。正是这样。
“还有你，卡尔·奥韦，”她说转向我，“你什么时候开学？”
“还有两天。”
“那里都好吧，是不是？”
“是的，是这样。”
爸爸对在镜子里的自己投去了短暂的一瞥。面容平静，但在眼里能看到一丝不满的阴影。它们看上去冰冷且毫无兴致。他向祖母跨前一步，那时她已经转身开始走上楼梯，步子快而轻巧。爸爸跟在她的后面，脚步沉重，然后是我跟随其后，目光直盯着他脖颈上浓密的黑色头发。
“来啦！”我们一走进厨房祖父就说。他坐在厨房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两腿张开，身子往后仰着，黑色的裤子背带在白衬衣外面，衬衣的扣子一直系到脖子下。一缕头发垂落在脸颊上，与此同时他用手把它捋了上去。嘴上叼着一截熄灭了的雪茄烟。
“一路开车怎么样？”他说。“路滑？”
“还不算很差，”爸爸说，“新年前夕那次最糟糕。更别提那路上的交通了。”
“你们坐吧。”祖母说。
“不，那就没你的座位了。”爸爸说。
“我站着，”她说，“我这就去给你们热点吃的。我坐了一整天了，这你们知道的。现在坐下！”
祖父拿着一个打火机点燃那截雪茄烟。啪嗒了几口，屋里飘升起一阵烟雾。
祖母扭开电炉开关，像她通常习惯的那样，手指在厨房案桌上叩击着，口里吹出低低的、轻松愉快的口哨。
爸爸坐在厨房的桌子旁，从某一点上显得过于庞大，我想。不是实体上的那种大，这个座椅对他绰绰有余。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或者是由于他气场的强大，让他更有资格坐在客厅的餐桌旁。
他掏出一支烟点燃了它。
他更适合坐在外面的客厅里吗？假如我们坐在那里吃东西的话？
是的，这样好。那里会更适合。
“1985年了。”在已经有几秒钟的沉寂后我开了口。
“是啊，是的，又一年了。”祖母说。
“那个，你哥到哪儿去了呀？”祖父说。“他回卑尔根了吗？”
“没有，他还在阿伦达尔。”我说。
“是的，”祖父说，“他已经是个阿伦达尔人了，你知道吧。”
“唉，他现在不常到我们这里来了，”祖母说，“他小时候那会儿我们有多开心啊。”
她望着我。
“但你要来哟！”
“他现在在学什么呀？”祖父说。
“不是政治学吗，我想？”爸爸说看了我一眼。
“不，他现在学的是传媒。”我说。
“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儿子学什么？”祖父说着笑了。
“知道。这我很清楚。”爸爸说。他把半截烟在烟缸里揿灭了，转身向着祖母。
“妈，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吃东西了。不必弄得那么滚烫，你知道。现在肯定够热了，你不觉得吗？”
“肯定热了。”祖母说，从橱柜里拿出两个盘子，把它们放在我们跟前，从抽屉里拿出餐具放在盘子旁边。
“今天我做的就是这些。”她说，拿起爸爸的餐盘，把土豆、豌豆泥、肉饼和调味酱放进盘子。
“这就挺好的，这个。”当她把盘子放到爸爸面前时他说，她又拿起了我的盘子。
我知道能和我吃得一样快的人只有两个，英韦和爸爸。祖母把餐盘放在我们面前没几分钟，就风卷残云，一扫而空。爸爸身子后仰，又点燃了一支烟，祖母端来一杯咖啡递给了他，我站起来走进了客厅，看着城外万家灯火闪烁着的光芒，地上灰色的积雪，在沿着码头的一溜仓库的墙跟前堆积的雪几乎变成了黑颜色。那里的路灯投射出的光束在漆黑发亮的水面上颤抖着。
在刹那间里我的心装满了白雪映衬黑水的念头。这白色是如何湮没了环绕着山中小湖或是林间溪流的众多细节的，这样一来存在于景物和水之间的差异便一目了然，躺在那里的陌生的深不可测的水，是世界的一个黑洞。
我转过身来。另一个客厅离我站着的地方只有两级阶梯的距离，是用一道滑门隔开的，现在那道门半开着，我走上两步楼梯到了那里，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我只是心绪不宁。这是间漂亮的客厅，他们只是在特殊的场合才使用它，从来不允许我们单独待在里面。
靠着一面墙放置着一台钢琴，上方挂着两幅早期宗教题材的油画。钢琴上放着他们三个儿子中学时代的照片。爸爸，埃尔林，居纳尔。每一次看到没有胡须的爸爸，感觉总是怪怪的。他笑着，黑色的学生帽扣到后脑勺上。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
地板中央是两个沙发，中间隔有一张桌子。在客厅最里面角落的一方有个砖砌的白色壁炉，在屋内最显眼的是两张黑色的皮沙发和一个古老的、彩色花卉的角柜。
“卡尔·奥韦？”爸爸在厨房里喊了一声。
我赶紧退了四步，回到了日常起居的那间客厅里应声。
“我们要走了吗？”
“对。”
我走进厨房时，他已经站起身来。
“那，再见了，”我说，“下次再见。”
“好的，再见。”祖父说。祖母像往常那样随我们一起下楼来。
“对了，”当我们站在下面走道穿衣服时爸爸说，“我有样东西要给你。”
他走了出去，打开车门又再关上车门，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包裹，他把它递给了她。
“生日快乐，母亲。”他说。
“不，你真不应当这么做！”祖母说。“亲爱的孩子。我需要什么礼物呀！”
“不，你需要，”爸爸说，“打开它吧，就现在！”
我不知道我的眼睛该往哪儿看才好。流露出的某种亲密，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也不知道是否存在过的私密。
祖母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块桌布。
“啊，你太好了！”她说。
“我想这与上方的壁纸很相配，”爸爸说，“你觉得呢？”
“太漂亮了。”祖母说。
“那就好，”爸爸说，他的语调回到了以前那样，不再继续往深里走。“那，我们就走了。”
我们坐进车里，爸爸启动了发动机，射出的灯光照到了车库的门上。当我们在那小斜坡上倒车时祖母站在台阶上向我们挥手。同以往那样，当我们车倒回来时大门在她身后关上，当我们再继续往主干道驶去时她已经不在那里了。
接下去的几天里，有时候我会想起走道里发生的那个小插曲，每一次的感觉都一样：我看到了一些我以前没看到的东西。但这个念头转瞬即逝，我的脑子里不光考虑爸爸和祖母，这几周里还发生了许多别的事。在新学年开始的第一节课西芙就给所有的人发出了请帖，下周星期六她要举行一个班级聚会，这是好消息，一个班级聚会就是一个我有权参加的聚会，在那里没人可以指责我、寻机和我吵闹，在那里有对其他人的信任，这样使得我的行为举止相当靠近课堂上那个真实的我，将会被这个更大的世界所接纳。一句话，我可以喝酒、跳舞、欢笑，或许和谁在某个地方靠着墙亲昵抚摸。从另一方面来讲班级聚会的档次不高也恰恰是因为这个，被邀参加这种聚会不是因为你是某某人，而在于你属于其中的一员，1b班级聚会就是这种情况。但我不会以此而让自己扫兴。不仅仅是聚会，还是1b的班级聚会。问题是到哪儿去搞到酒，就跟新年前夜那次一样，我琢磨着又有点想给汤姆打电话，但想想最好还是自己设法去弄。我十六岁是事实，但我的长相看起来年岁要大些，若我只装作没人事儿一样，一般说来是没人会想到拒绝我的。要是被发现了，那就是一个难堪，不会比这更多，那时我再同汤姆联系让他去办这件事。于是在星期三那天我走进了超市，取了十二瓶比尔森啤酒放进购物筐里，还有作为掩护买的面包和西红柿，我站在排着的队里，把买的东西放在自动输送带上，把钱递给收银员，在她接过钱的同时几乎没有怎么看我，一手拎一个里面哐当响着的食品袋，我满怀兴奋急匆匆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星期五下午从学校回家的时候，爸爸已经去过我的住处。桌上留有一张条子。
卡尔·奥韦，
这个周末我要去参加一个研讨会。星期天晚上回来。冰箱里有新鲜的海虾，面包筐里有白面包。好好享受！吃好喝好！
爸爸
条子上压着一张五百克朗的钞票。
啊，这简直太棒了！
虾是我所知道的最美味的食物。当天晚上我坐在电视跟前吃海虾，然后到城里去逛了一圈，在随身听里先放的是伊基·波普的《渴望生活》（ilustforlife/i），后来就是洛克西音乐乐队（roxymusic）专辑中的一曲，这时候里面的世界与外面存在的现实间便有了距离，我很喜欢这样；当我看到聚在外面的地方所有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人们的面孔，他们好像待在跟我不同的时空维度里，那些行驶过去的车辆也一样，在加油站外面从车上走下来又坐进去的司机，站在柜台后面的售货员疲倦的微笑和机械的动作，还有在外面遛狗的人们。
第二天上午我到祖母祖父家去了一趟，和他们一起吃刚出炉的面包，然后进了城，买了三张唱片和一大包糖果糕点之类好吃的东西，几份音乐报刊和一本平装版的让·热内的《窃贼日记》。看足球直播时我喝了两瓶啤酒，冲淋浴和换衣服时又喝了一瓶，在我抽完最后一支烟要走之前又喝了一瓶。
我和巴森约好七点钟在伦丁根碰头。当我手里拎着晃荡着的袋子步履笨重地朝巴森走过去时他站在那里面带笑容。他背上有个装着啤酒的背包，一看见这个，我就真想拍一下我的脑门。必须的！就该是这个样子。
我们走进库霍尔姆斯路，经过祖母祖父的房子，往上走进入环绕着体育场那一带的住宅区，西芙居住的地方。
几分钟的乱窜之后，我们找到了门牌号码揿响门铃。是西芙来开的门，开门时她发出一声尖叫。
在我清醒之前，我知道发生了一些美好的事情。当我躺在失去意识的深渊，仿佛有一只手向我伸了过来，然后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画面在我眼前飘过。我抓住的那只手，把我慢慢地抬升起来，我越来越接近我自己，直到我睁开眼睛。
我在哪里？
哦，是的，公寓下面的一间客厅。我躺在沙发上，身上穿戴整齐。
我坐起来，用手扶着血管突突跳的脑袋。
我的衬衣上闻到了香水。
一种浓郁的外国香水气味。
我和莫妮卡抚摸亲昵过。我们一起跳舞，我们走到一旁，在楼梯下站住，我吻了她。她也吻了我。
但不是这个！
我站起来走进厨房，接了一杯水，一口气把它喝了下去。
不，不是这个！
发生了一些非常美妙的事情，一道光明被点燃了，但这不是莫妮卡。是另外的什么东西。
但是什么？
所有的酒精都会造成身体上的透支亏空。但你会知道什么可以使它重新恢复活力。汉堡包、炸薯条、香肠。大量的可乐。我需要这些。我需要这些，就是现在。
我走进走道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同时把手插进头发里把它往后捋了一把。看上去还不算太糟，只有眼里的血丝；我可以这样见人的。
我系好靴子上的鞋带，抓起外套穿在身上。
但这是什么？
一个钮扣？
钮扣上有个“笑脸”？
啊，就是它！
真太妙了！
最后的那一个小时我是在同汉娜聊天。
就是这个！
我们聊了很久。她主导着话题，兴致勃勃。她什么也没喝。但我喝了，是喝晕乎了，所以我能跟上她的情绪，处于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之中。然后我们一同翩翩起舞。
啊，我们跟着弗兰基到好莱坞乐队（frankiegoestohollywood）的《爱的力量》（ithepoweroflove/i）跳舞。
爱——的力量！
但和汉娜，是和汉娜！
我觉出她和我是如此靠近。站着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靠近，我们谈着话。她的笑声。她那双绿色的眼睛。她那个精致的小鼻子。
在我们就要离开之前，在朝外面走去的路上，她把那个笑脸符号贴在了我的钮扣上。
这就是发生的一切。没有比这更多，但这曾经发生的小片段美妙无比。
我系好外套的扣子走了出去。城市上空悬挂着低低的云层，冷冽的风横扫在街道间向海边呼啸而去。万物都是灰色和白色的，阴冷的、怀有敌意的天气。但在我的心中，那里面是一片光明灿烂。当我沿着河边向路边的餐馆走去时，我一遍又一遍地听着“爱——的力量”！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汉娜就是汉娜，她并没有改变，还是跟原来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在教室里的那个她一样。我喜欢过她，但对她没有觉得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但现在！看看这个！
就像有一道闪电一下击中了我。快乐平稳一股一股传入神经的通路。心在颤抖，灵魂充满着光明。突然地我不可能等到星期一了，我不能等到上学的那一天。
我要打个电话吗？
我要邀请她出去吗？
我不假思索地买了奶酪夹咸肉的汉堡包和炸薯条，大号的可乐。她和一个人在一起了，这是她告诉我的，一个沃格区高中的三年级生。他们在一起有很长时间了。但她看着我的那种方式，突然就缩短了距离，这不可能没有含义吧？这一定意味着什么。她对我有兴趣，她想接近我。这一定是这样。
星期一，在星期一，我就又能再见到她了。
但到那一天之前的这些时间我又他妈的该如何打发？
这差不多还有整整的一昼夜啊！
她看见我的时候笑了。我也笑了。
“你还没有去掉这个标记！”她说。
“没有，”我说，“每次看到它我就想到你。”
她埋下了眼睛。拨弄着外套上的一颗纽扣。
“你完全喝醉了。”她说又抬起眼睛望着我。
“我是喝多了，”我说，“坦率地讲，我差不多都全忘了。”
“你记不得了？”
“记得，记得，我记得！比如，我记得弗兰基到好莱坞……”
滕内森，年轻的留着胡髭带着曼达尔口音的地理老师从走廊那端过来了，他是我们的班主任。
“嘿，孩子们，这个周末过得不错吧？”他说，把我们正站在外面的那道门打开了。
“我们有个班级聚会。”汉娜说，对他笑了笑。
这是怎样的一个笑容啊。
“哦，这么说没有邀请我呀？”他说，他并没有期待着解释之类的话，因为他并没有看着她，只是径自穿过教室到了另一头的讲桌，放下手里的一小叠书本。
对课堂上发生的一切事我完全没法集中精力。我只想着汉娜，虽然她和我一样也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要不就是这么，想啊想……就这样我的心里充盈着无边无际的情感，容不得有半点其他的想法侵入。就这样度过了整个的冬天和春天。我恋爱了，这不是那种平日里的小情爱中的一种，这是巨大的，人的一生当中只会有三次或者四次的那种爱。这是第一次，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全新的，所以或许也是最刻骨铭心的。汉娜成了我整个人的重心。每天早上醒来我很快乐地去学校，那是有她的地方。要是她不在那里，或许生病或许外出了，所有的一切便立刻变得了无生趣，余下一天的时间就只让它混过去。为的什么？我在等什么，要等到什么时候？至少，这里说的不是紧紧搂抱和深吻的这种事儿，因为人之间关系的程度不是那么如此简单。不，我期待和准备接受的，只是手在我肩头上的一个轻轻触摸，当她望见我或者我说了什么趣事时她的一个让容颜生辉的微笑，以及校外时间我们相遇时如朋友般的一个拥抱。就在那数秒钟的时间，当我把手臂围搂住她，感觉到她的脸贴近我的脸颊的时候，闻到了她的气味，从她使用的洗发水里透出的那种淡淡的苹果清香。我知道，她朝我靠近了，但她自身还有极其严格的界限，知道什么是她可以做的，绝不谈到我们之间会有什么可能。要不，就是我朝她靠近了，这一点我不太确定，这个解释可能很简单，她被自己得到的所有的关注、那些赞美与奉承宠坏了，愿意玩一玩。但无论如何，当我回到自己的住所后，我抱着希望，我分析着她在学校的一天当中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这些将决定我是坠入最沮丧痛苦的深渊或是被送上快乐欢悦的顶峰，找不到第三条道路。
在学校里我开始给她扔纸条了。几句简单的评论，简单的问候语，简单的留言，这通常是我前一天晚上在家里先想好了的。然后她写回条，我读了再答复，把纸条又扔回去，当她读条子的时候仔细地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要是她关闭了我向她敞开的那道门，我的眼前一片漆黑；要是她继续往前走下去，我的心中便颤动不安七上八下仿佛我是一座钟。慢慢地笔记本代替了纸条，往返于我们之间，不是很频繁地传递，我不想她被弄烦了，一天有两三次也就足够。我常常问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电影或是喝杯咖啡，每一次的答复都是，这你知道的我不能。
我们会在课间休息时讨论，一点关于政治的，大多数是有关宗教的问题，她是基督徒，我是狂热的反基督教分子，我的论点她进一步转达给她那个教区的一个年轻的负责人，下一次她再把他的答复带来。和她在一起的那个人跟她属于同一个教区，即使我没有直接威胁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我对她在那里的生活起了对照作用。不管怎样，有这课间休息时短暂相遇的空间，虽不是每天都发生这样的事，谨慎而不留痕迹地将这快乐也进一步带到了校外。我们是朋友、同班同学，我们就不能偶尔一起去喝杯咖啡？就不能偶尔一起走着去搭公交车？
我为这些而活着。那些短暂不经意的一瞥，浅浅的一笑，那些极细微的动作。还有，啊，她的笑声！当我把她逗乐了的时候！
我活着就是为这个。但我还需要更多，比这要多很多很多。我想所有的时间都看见她，所有的时间都同她在一起，被邀请去她家，看望她的父母亲，和她的朋友一起出去，和她一起旅游，把她带回家……
这你知道的我不能。
电影院容易让人联想到男女关系和恋爱，但总有其他活动可以替代，例如二月初的某天我对汉娜的一次邀请。这是在市中心一个地方举行的青少年的政治聚会，我是在学校布告上看到的这个消息，一个上午我写信给她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去？她看了信，然后远远望着我，没有笑容。写下些什么。把本子又递过来，我翻开来读她的回话。那上面写着“好”！
好！我心想。
好！好！好！
当她六点钟来敲响我家的门时，我正坐在沙发上等着她。
“嗨！”我说。“你愿意进来吗，我就换件衣服？”
“可以的。”她说。
她的脸颊冻得红红的。戴着的一顶白帽子拉得很低，一直盖到了眼睛，脖子上围着一条宽大的白围巾。
“你住在这儿啊！”她说。
“是啊。”我打开了通向客厅的门。
“客厅在那儿。里面就是厨房。卧室在二楼。实际上这是我祖父的办公室。就在里面。”我说，用下颚往那里点了点。
“一个人住在这儿不孤单吗？”
“不，”我说，“一点都不孤单。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再说我经常上特韦特那儿去。”
我穿上外套，笑脸符号还在上面，戴上围巾，穿上靴子。
“我去上趟厕所，然后我们马上就走。”我说。厕所的门在我身后关上。听到她开始在外面那儿低声地唱着歌。这里不隔音，或许她想掩盖住这里面传出的声音，或许她只是想唱唱歌。
我打开抽水马桶的盖子，掏出象鼻子。
就在同一瞬间我意识到她在那外面我是没法撒尿的。过道很小，完全不隔音。即使我没尿出来，她也会听出来。
真该死。我操。
我全力以赴地努力着。
一滴尿也没挤出来。
她走来走去地唱着歌。
她究竟会怎么想呀？
半分钟以后我放弃了，打开水龙头让水冲了几秒钟，这样至少里面是发生了一些事儿的，然后关上水龙头，开门走了出去，去与她那羞怯的、低垂着的目光相遇。
“现在我们走吧。”我说。
街道昏暗，刮着风，这个城市在冬天里通常会是这样。路上我们没有谈得太多。说到一些学校的事情，在那里上学的一些人，巴森，莫勒，西芙，托内，安妮。出于某种原因她开始讲述她的父亲，他是个很优秀的人。他不是基督徒，她说。这让我很惊讶。信仰基督是遵从她个人主动的意愿？她说我会喜欢她父亲的。会吗？我想。会的，我说。听上去他是个不错的人。简练。简练是什么意思啊？她说，用那双绿色的眼睛看着我。每一次她这么做的时候，让我全身神威大振。我可以打破所有围绕禁锢我们的框框架架，可以揪住所有的过路人把他们掀翻在地，高高蹦起再重重地踩下直到他们奄奄一息，那双绿眼睛能让我充满如此巨大的能量。我也可以搂着她的腰顺着大街跳一曲华尔兹，把鲜花洒向我们遇到的所有的人，引颈高歌。简练？我说。这很难描述。有点简洁精练，直奔主题的意思，或许更注重于事实，我说，是一种轻描淡写。是这里，对吧？
应该是在女王街的一个地区。对，是这里，门上挂着海报。
我们走了进去。
开会地点在二楼，摆满了椅子，最上方有个主席台，旁边有个投影仪。有一堆年轻人在那里，或许十个，或许十二个。
窗户下面有个大的保温瓶，旁边有一小盘小蛋糕和一摞白色的塑料杯。
“你要咖啡吗？”我说。
她摇摇头微微一笑。
“要不，来块蛋糕？”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拿了几块蛋糕回到她身边。我们坐在最后面一排的座位上。
又来了五六个人，然后会议开始。这是由auf组织的活动，是某种为扩大影响的一种宣传招募性质的会议。至少宣扬了auf的政治观点，然后又谈及有关青少年政治的普遍性问题，为什么组织起来很重要，有多少事实上能够做的事情，还有，作为自己个人来讲，从中也会有小小的受益。
要不是因为汉娜坐在我的身边，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如此地靠近使我燃烧，我会站起身来走掉。预先的想象里，这会是个人群密集的聚会，烟雾缭绕，诙谐机智措辞巧妙的演讲，爆笑声震动全场，也就是那种米克勒式的活动，米克勒的含义就是年轻的男女渴求一些东西，为着一些梦想，为社会主义心里在燃烧，这个50年代神奇的词汇，可不是现在这个穿着单调乏味的毛衣和丑陋裤子的单调乏味的男孩子，把跟他们自己同种类型的一小群男孩子和女孩子聚在一处，谈论那些单调乏味毫无情趣的事务。
当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已熊熊燃烧，谁还会在乎政治？
当一个人渴求生命的燃烧，渴求充满活力的生命，谁还会在乎政治？
至少，我不会。
通知说在三个发言后有个短暂的休息时间，然后就是专题研讨和小组讨论。在休息的时候，我问汉娜我们是否可以撤了，行啊，她说，于是我们离开了这冷冰冰的晚间聚会。在会场里她把她的外套脱下来挂在椅子背上，看到的是里面的毛衣，很厚的羊毛衣，曲线微露让我不知怎么的不断地咽口水，她是如此的靠近我，我们之间的距离微乎其微。
在归途中我谈论自己对政治的观点。她说我对一切都有自己的看法，问我都什么时间研究这个。她自己对所有的这一切几乎一无所知，她说。我说我也宁愿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但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她说。这是哪里来的想法？我几乎不知道这无政府主义者究竟是什么。但你是个基督徒，我说，这是哪里来的想法？你的父母并不是基督徒哟，你的姐妹也不是。只有你自己。是你信仰这个。是，她说，你说得对。但看上去你过于耽溺于沉思冥想了。应该多活在生活里。我尽量试着这么做，我说。
在我的住所外面我们站住了。
“你在哪里坐公交车？”我说。
“在那上面。”她说用头朝那边点了点。
“要我送你去吗？”我说。
她摇摇头。
“我自己单独走。我有随身听。”
“好吧。”我说。
“谢谢这个晚上。”她说。
“没有什么可谢的，真的。”我说。
她笑了，踮起脚尖来吻了一下我的嘴。我把她搂住紧紧贴在怀里，她也紧紧回抱了我然后松开自己。我们互相短暂地对视了一下，然后她离去。
这个晚上我不能再保持平静，在公寓里面兜圈子，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上楼又下楼，在下面的房间里进进出出。我感到我仿佛比世界还大，仿佛我心里已拥有了所有的一切，现在再毫无伸展的余地。人类是渺小的，历史是渺小的，地球是渺小的，对，甚至宇宙，都说是漫无边际的，也是渺小的。我大于一切，无与伦比。这感觉真是太棒了，但它把坐卧不安留给了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渴求，这将要到来的，这我需要做的，我不要做的和已经做了的。
现在我内心装着的这一切是怎样地在燃烧啊？
我强迫自己上床，强迫自己躺着不要动弹，一块肌肉也不动，无论睡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到来。最奇怪的是只过了几分钟，睡意悄悄向我袭来，就好像一个猎手正对着一个毫不知情的猎物，我没留意到什么子弹，这是因为不知为什么突然有只脚向前打了个趔趄，让我在内心里引起警觉，完全处于一种生命的虚无状态；就好像我站在一艘船的甲板上，同时紧靠船旁边一头巨大的鲸鱼迅猛地往下钻入水中，我看见了些什么的，尽管它的位置不可能明确。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梦，我明白的，虽然是梦的手臂将我一下拽了进去，在那里面我周围的环境全然变了，这一切就发生在我打了个踉跄的时候，我是一个梦，那梦就是我。
我闭上眼睛重新再来一轮。
别动弹，别动弹，别动弹……
第二天是星期六，青年队的晨间训练。
我和他们一起踢球，很多人不能理解。我球踢得不好呀。少年队里起码有六个，甚至七个或者八个都比我强。但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比约恩，在这个冬季被选进了青年队。
但我理解。
青年队来了个新教练，他要看看所有的男孩子，于是我们每人有一周的时间参加他们的训练。有三次表现自己的机会。整个秋天里我跑得很多，身体的状态很不错，被选进了校队的一千五百米长跑，虽然我以前从来没有从事过田径运动。轮到我和青年队一起训练的那天，在舍于塔旁的砾石跑道上已经铺满积雪，我知道我要做的就是撒开腿跑。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就这么跑啊跑。每一次到达跑道终点时，我都是第一名。每一次我都是竭尽全力。当开始打比赛时，我在那里也如法炮制，我跑啊跑，拼命地跑，不停地跑，像发了疯一样地奔跑，像这样三次的训练以后，我知道效果极佳，然后通知到了我被选进队里，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然而对于队里其他人那就是另一说了。我听到的是，我每一次的接球都很糟糕，每一次的传球都失误，你他妈的来这队里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他们把你选进队里？
啊，我知道为什么，那是因为我能跑。
那就只管跑吧。
训练之后，同往常一样，在我们更衣时其他的人都会笑话我那铆钉皮带，我让汤姆开车送我去了桑内斯。他把我在邮局那里放了下来，我往上朝房子走去。太阳低低地悬挂在天边，天空清澈碧蓝，围绕四周的都是令人目眩的白雪。
我没说过我要回家来，也不知爸爸是否在家。
我小心翼翼地推门。门是开着的。
音乐从客厅声倾泻而出。他把音量开得很大，整个房子里充满了音乐声。我听出来了，这是艾嘉的歌声，瑞典语版的《感谢生活》（igraciasalavida/i）。
“喂？”我说。
音乐的声音太高太响，我想，他不会听到我的叫声，脱下了靴子和外套。
我不愿意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他跟前，在客厅外的走道里又高喊“喂”！没人应声。
我走进客厅。
他闭着双眼坐在沙发上。脑袋随着音乐的节奏前后晃动着。他的脸颊上泪珠滚滚。
我悄声无息地退回几步，在走道上，在音乐休止的间歇之前，我尽可能快地披上衣服夺门而出。
我背着背包和所有的东西，一路上是跑着去的公交车站。很幸运几分钟以后车就到了。只用了四五分钟到了索尔斯勒塔，我自己琢磨着是应当下车到扬·维达尔那里去还是直接进城。回答完全出自我的真心，我不想一个人待着，我想和别人在一起，和人交谈，想让我的脑子完全被别的事情占据，同扬·维达尔在一起，他的父母与我见面总是那么和善，我想去的就是他那里。
他不在家，和他父亲去谢维克了，但他们很快就会回来，他母亲说，问我是否愿意到楼上的客厅里去等他？
好，我愿意。在客厅里，面前是一份摊开的报纸，桌上的一杯咖啡和一片面包，我坐在那里直到一小时后扬·维达尔和他的父亲回来。
傍晚时分我又往上回到了那所房子，他不在那里了，我也不想待在那里。不仅是因为肮脏邋遢和不舒适，阳光把一切都给美化了，所以那天早些时候我没有注意到这些，还因为我发觉水管已经冻上了。用水的结冻应该有一阵子了，至少已经进入了用桶和雪的这个系统了。在厕所里摆放了几只桶，里面装的雪已经化成了雪泥水，这一定是用作冲洗厕所的。在电炉旁边也放了一只盛有雪泥的桶，想来是要把它们在锅里化开之后用来做饭之用。
不，我可不愿待在这里。待在这城外树林里的一座空荡荡的屋子的空荡荡的房间里，被杂乱肮脏围绕，还加上没有水？
他是可以这么过的。
对了，他上哪儿去了呢？
我耸了耸肩头，即使我完全是独自一人。我穿好衣服向着车站走去，沐浴在月亮清辉下的整个大地仿佛已沉睡过去。
在寓所门外的那个吻别之后，汉娜向后面退缩了一点，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的纸条每一次必有答复，我们也不像从前那样在课间休息的时候站在一起聊天。但出现了这种没有逻辑、不合常规的情况：突然有一天她冷不丁地接受了我的一个邀请，她愿意在晚上跟我一起去看电影，差十分七点在电影院门厅那里碰面。
她一进门就四处寻找我，让我尝到了和她在一起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滋味。我愿意所有的日子都像现在这样。
“嗨，”她说，“你等了很久了吗？”
我摇摇头。我知道已经快要超越界限了，所以我得处之淡定以给她提示我们现在做的一切实际上与其他一对对的观众没有任何区别。总之她不必后悔与我一起来到这里。不必左盼右顾看是否有认识的人在近旁。没有用手臂揽着她的肩膀，没有用手去握着她的手。
是一部法国电影，坐在电影厅里时对其所知甚少。是我建议看这部电影的。它的名字是《37度2》（ibettyblue/i）。英韦看过这场电影，对它极为赞赏，现在到这里的城里放映了，我当然得看，这里不是常能看到有质量的影片，通常大多数是些美国片。
我们在位置上坐下来，脱下外套，背朝后仰着。她显得有点拘谨，是这样吗？好像她其实并不愿意上这里来。
我的手心汗津津的。我所有的力量都在身体里松散了，在我的身体里化解消失，全身绵软，我变得毫无抵抗力。
电影开始了。
一对男女做爱的画面。
啊，不。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敢再瞅汉娜一眼，猜想她也是和我一样的体验，不敢看我一眼，用两手紧紧抓住座椅的扶手，身子后仰盼着这个场景的完结。
但它没完结。他们在银幕上的动作继续再继续。
他妈的就没个完。
该死，该死，该死。
在电影结束前我心里一直这么想着，事实上想来汉娜也是跟我一样的状况。当电影结束时，我只想马上回家。
这也合情合理，汉娜要坐的车从公交车站往城里开，我要坐的是反方向路线。
“喜欢这电影吗？”我说，在电影院门口站着。
“喜——喜欢，”她说，“不错吧？”
“是啊，相当不错，”我说，“起码，是部法语片！”
自由选修的语言课，我们两人都选的是法语。
“你能听懂一些他们的对话吗，我的意思是，不看下面字幕的话？”我说。
“一点儿。”她说。
沉默。
“好，好啦。我想，我差不多得往家赶了。那，谢谢这个晚上！”我说。
“明天见，”她说，“再见啦！”
我回过头去看她，因为想看她是否会回头，但她没有。
我爱她。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她不愿意同我在一起，但我爱她。除了这个我什么都不想，即使在我踢球的时候。球场是我可以有幸避免去思想的唯一地带，在球场上所有一切关乎的是身体，但即或在那里她也闯入我的心中。现在要是汉娜坐在这里看我就好了，我想，我会给她一个惊喜的。每次只要我有了好事，每次讲出一段话后我听到了笑声，我就想，汉娜应当看见这一切。我们的猫，梅菲斯托，她应当看见。我们家的房子，里面的气氛。妈妈，她可以坐下来跟她在一起聊天。外面的河流，她应当看见。还有我的唱片！她应当听它们，一张一张地听。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没走在这条路上，不是她想进入我的世界，而是我想进入她的世界。有时候我想这一切绝不会发生的，有时候我想这好事可能在瞬间里来个大颠覆。我始终都看见她的，既不是那种搜寻的，也不是探究的目光，跟这些都毫不相干，不是的，这里一瞥，那里一瞥，于我足矣。然后巴望着我可以看见她的下一次机会。
在这心灵的风暴当中春天来临了。
在大地被厚厚积雪覆盖着的寒冷日子很难想象出这样的图景，仅仅在几个月之后，在一个寂静的毫无生机的清晨，户外便会是一片绿色的、生机盎然的、温暖的、颤抖着的各色各样的生命，从飞翔在树木间歌唱的鸟儿，到四处成群结伙仿佛是挂在空气当中的群集的昆虫。冬天的大地没有给予任何警报，太阳温暖着的石楠和苔藓的气味透出来了，树木迸发出浆液，冰雪解冻的湖泊水洼春夏时节会将其充盈，让水流奔涌，这时候再没有比自由奔放的情感更能概述这一切了。现在唯一能够看到的白色，是在蔚蓝天空中飘移的云朵，是蓝色的河水上方掠过的云彩，在那里河流带着它完美的冷浸光亮的水面缓慢地朝着下方流入大海，不时有岩石凸显出来，如在熨帖的平滑中，一个个跃出水面的身体。但那里不是这样的，这一切并不存在，一切都是白色和静谧，打破这静谧的，是一股寒风或是一只孤独的乌鸦的聒噪。但它来了……它来了……三月的一个夜晚雪变成了雨，积雪堆缓缓移位互相挤靠。四月的一个下午树上冒出了芽孢，地上青草出土，在一片黄色上硬生生切割出一方绿来。水仙花探出头来，白海葵、蓝海葵也先后亮相。于是突然温暖的空气像柱子一样把山坡上的树木间隙填得满满。向阳的山坡上树叶繁茂，绿叶间到处夹杂着樱桃树怒放的花朵。你在十六岁的年龄，这一切都会留下印记，都会沿着这一切去寻思探索，因为这是你所感知到的第一个春天，用人体所有的器官感受到春的来临，但这也是最后的春天，因为较之人生这第一个春天，以后来临的所有春天便都淡化褪色。若是再加上你恋爱了，是啊，那……这就涉及你是否能承受得住的问题了。承受这所有的喜悦，所有的美，所有未来前景的无限的可能性。从学校走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个在柏油马路外融化了的雪堆，图案看上去好像是一支箭正穿插入一颗心。我看见商店外面的遮阳篷下几箱新鲜的水果，在离那里不远的地上一只跛行的乌鸦走了过去，我仰起头来朝着天空，它湛蓝明净是那么的美丽。我穿过一片住宅区，那时天上落下雨来，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同时我仍然做着我一向做的事情，上学，踢足球，和扬·维达尔傍在一起，读书，听唱片，有时和爸爸碰头——有几次是出于偶然，比如有一次我在超市碰见他，在那里偶遇他看上去有点难为情，或者说是他对这种这极不自然的情势的反应，在那里我们推着各自的购物车若无其事的样子，然后各自走上自己的归路；还有一次是在一个上午，我正走上通向房子的那道坡，他开车下坡来，旁边座位上是他的同事，我现在看到他已是满头的灰白头发，但仍然显得年轻。但我们通常的安排应当是这样：要不他路过我的住所，我们一起去祖父母家吃晚餐，要不就待在他的房子里面，在那里他仍然最大可能地与我保持距离。看上去，他已经对我放手不管了，但也不是完全撒手不管，也可能继续发生那种突如其来的劈头盖脸的训斥，就像那一天我给两个耳朵都扎了眼儿，当我们在过道里撞了个满怀时，他说我看上去像个蠢货，他不能理解我为什么愿意自己看起来像一个蠢货，作为我的父亲他感到羞愧。
三月里一个下午的早些时候，我听到一辆车在住所外停下。我下楼朝窗外望去，那是爸爸，他手里拎着一个包。他的样子看起来很高兴。我赶紧回到楼上的房间里，不愿意像那种好奇的家伙把鼻子挤贴在玻璃窗上。听到他在下面的厨房里一阵翻箱倒柜，我放上大门乐队（thedoors）的唱片，那是扬·维达尔借给我的，在我读了拉尔斯·索比耶·克里斯滕森写的《披头士》之后就想听听它。然后把一叠我收集的有关特雷霍尔特间谍案在报纸上剪下的材料拿出来，因为我确信这次考试会用上的，我坐下来开始读它们，这时候听到了他上楼梯的脚步声。
我朝门那里望去的时候他刚好走进来。他手里拿着的一定是张购物单。
“愿意替我去商店跑一趟吗？”他说。
“没问题。”我说。
“你读的是什么？”他说。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只是一些与挪威语课程有关的东西。”
我站起身来。强烈的阳光倾泻在地板上。窗户是敞开的，听到外面的鸟儿在歌唱，它们停驻在只有几米之遥的那棵老苹果树上嘁嘁喳喳地叫着。爸爸递给我购物单。
“妈妈和我已经决定要离婚了。”他说。
“啊？”我说。
“是。但这不会影响到你。你不会感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再说，你很快就是个大人了，还有两年你就搬出去自己过了呀。”
“是的，的确如此，”我说。
“好吗？”爸爸说。
“好的。”我说。
“我忘了写土豆。或许我们可以来点甜点？不，还是算了吧。这是钱。”
他递给我一张五百克朗的纸票，我把它塞进口袋走下了楼梯，来到街上，沿着河流走，进入超市。我在货架间来回走着，把要买的东西放进篮子里。爸爸没有说过的，我也尽量添加进去。他们要离婚了，好吧，那就让他们离。我想，要是我再年少一些，八岁，九岁，或许这一切有所不同，那确实会意味着什么，可现在其实真的没多大关系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把买回的东西交给他，他做的晚餐，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题。
然后他走了。
我为这点感到高兴。那天晚上汉娜要去教堂唱歌，她已经问过我是否想去看看，我当然愿意。她的男朋友也在那里，我假装自己不知道，当我看见她站在那里的时候，那么圣洁，那么美丽，这是我的那个她，没有任何人对她的情感能像我这样对她的如此靠近。外面的柏油路被尘土遮盖着，余下的积雪填满了那些路面的坑洼处和沿着路两旁阴凉的山坡，她歌唱着，我快乐着。
回家的路上我在公交车站跳了下来，走穿过这个城市的最后一段路，内心的躁动一点没有减少，我的心充满了那么多那么强烈的情感以至于完全无法承受。当我回到家里，我让自己躺在床上，眼里涌出了泪水。这眼泪里没有困惑，没有悲伤，没有愤怒，只是快乐与喜悦。
第二天我们两人单独在教室里，其他人都走了，我们俩的动作都有点拖沓，她或许因为是想听听我对他们昨天举办的音乐会的看法。我对她说她唱得好极了，她完美无缺。她站在那里收拾书包，脸上容光焕发。然后尼尔斯进来了。我不喜欢这样，他就像一个影子一样老是紧紧跟随着我们。我们一起上法语课，他与其他一年级生有所不同，他和那些在城里酒吧里比他年龄大得多的那些人混在一起，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及自己的生活都很独立。他笑得太多了，对一切都奚落嘲笑，也包括对我。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我总是感到自己很微不足道，不知道自己的眼睛该往哪里看，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才得体。现在他开始同汉娜说话。就像有一个圈子围住了她，注视着她的眼睛，笑着，向她靠近，在离她很近的地方站着。对他的这种举动我并不意外，引发我激怒的不是因为这个，而是汉娜的反应。她没有拒绝他，没有排斥他的笑。即使我在场，她也向他敞开自己。和他一起笑，与他的目光对视，当他靠近时，她坐在课桌那儿甚至露出了膝盖。仿佛他已经施展迷魂术蛊惑了她。在他站在那里的瞬间他凝视着她的眼睛深处，目光里含着激动紧张与不安宁，随即爆发出邪恶的笑声，他向后退了几步，来了一番投降缴械甘拜下风的话语，举起手对我做了个致意手势后消失了。我怀着满腔的妒忌之火望着汉娜，像重新审视一个老雇员一样，但没有看出有丁点儿的变化，她在内里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又恢复到平日的样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汉娜，阳光、美丽、俏皮、欢喜，唇边总是带着让人困惑的、常常是很幼稚的问题，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看到的是什么？黑暗、深沉，或许也有暴烈，在她身上含有这样的品质？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只是一点微光，但它毕竟还是显现了。是啊，就在那一瞬间，我一文不值。我被羞辱了。我写给她的所有的纸条，和她讨论的所有的话题，我所有的那些极为简单的愿望和孩子气的渴求，我一文不值，是校园里的一声喊叫，山麓中的一块碎石，汽车发出的一阵喇叭声。
我能对她怎么办呢？我能施加影响，下功夫让她成为我的女友吗？
我能对别人下功夫让其成为我的女友吗？
不。
对她来说我是一文不值。
对我来讲她就是一切。
我试着忽略我所看到的有关她的事情，包括我对她的态度，维持着与从前一样的方式，假装一切都没事。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我知道，这一点确信无疑。我唯一的希望是，她不要察觉到这一切。实际上我相信的又是什么样的梦想？
两天以后，复活节假期开始了，妈妈回到家里。
爸爸说离婚手续已办，一切完全结束。当妈妈来了之后，我明白对她来说不是这样的。她直接开车到了家里，爸爸在那里等候着她，他们在那里待了两天，那时我正在城里四处晃荡着，试着把时间打发过去。
星期五那天她把车停在外面。我从一个窗户里看见了她。她有一只眼睛的周围有一块巨大的淤青。我开了门。
“这是怎么回事？”我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但不是这样的。我摔倒了。我晕过去了，有时候我会这样的，知道吧，于是我就正正地对着桌子上方的边沿栽了下去。你知道的，那张玻璃桌。”
“我不相信。”我说。
“这是真的，”她说，“我晕倒了。除了这个没别的。”
我往后退了一步。她走进过道里。
“你们现在离婚了吗？”我说。
她把箱子放在地板上，把那浅色大衣挂在衣钩上。
“是，我们离了。”她说。
“你难过吗？”
“我难过？”
她那么直率地望着我，好像她没有想到还有这种可能性。
“我不知道，”她说，“或许有点悲伤。你呢？这对于你怎么样？”
“很好，”我说，“只要别让我和爸爸住在一起就行。”
“我们也谈到了这件事。但现在我得先喝杯咖啡。”
我跟在她后面走进厨房，看着她给咖啡壶里灌了水，在椅子上坐下，手提包放在膝盖上，翻出一包香烟，显然，在卑尔根那会儿她已经开始抽巴克莱牌香烟了，她抽出一根烟点上。
她看着我。
“我搬进来。我们俩住那栋正屋。爸爸在这儿住。大概我得先把他的那一半买下来，我还不完全知道怎么样才能把这事办妥，但肯定会有办法的。”
“好。”我说。
“你呢？”她说。“你的情况怎么样？知道吗，现在真是高兴看到你。”
“我也一样，”我说，“自从新年以后我还没有见过你。发生的事太多了。”
“是吗？”
她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只烟灰缸，同时也把一袋咖啡一起拿出来放在了案桌上，水开始发出低低的嘶嘶声，在边上听有点像靠近大海的感觉。
“是的。”我说。
“看得出来，是一些好事吧？”她笑着说。
“对，”我说，“我恋爱了。就这么简单。”
“太好了。是我认识的人吗？”
“你认识的，那会是谁呀？不是，是班上的一个人。这或许恰恰有点傻，但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它也恰恰不是按预想的那样发展。”
“啊，不，”她说，“那个，她叫什么？”
“汉娜。”
“汉娜，”她说着微微一笑，“什么时候我能见到她？”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在一起。她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
“看来这事还不那么容易。”
“对。”
她叹了口气。
“是啊，事情不总是那么随人心愿。但看上去你精神焕发，也显得很快乐。”
“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从来没有。”
因为某种冲动的原因，说这话的时候我眼里涌出了泪花。不是湿润的泪光，像平日看到让我感动的东西时那样，不是这样的，泪珠径自沿着我的脸颊淌了下来。
我笑了。
“这实际上是高兴的眼泪。”我说。我抽泣了一下。最后我得用手把脸上的泪水抹去。幸亏这时水开了，我可以走过去把壶从电炉上拿开倒进咖啡，再把盖子摁下去，把壶在电炉盘上按压住跺了几下，拿出两个杯子。
当我把它们摆放在桌上时，一切又都恢复到了常态。
＊＊＊
半年以后，在七月末的一个夜晚，我搭最后一趟公交车在瀑布前的车站跳下了车。肩头上背着一个水手背包。我去丹麦参加了足球训练营，之后，我没有先回家，而是去参加了在群岛举办的一个班级聚会。我很快活。时间是十点半过了几分钟，夜幕已经降临，像一片灰色的面纱笼罩着整个大地。在我身下的瀑布轰隆隆作响。我爬上坡，走向路边砖石堆砌的公路。在倾斜的草甸下是一排沿着河岸生长起来的落叶树。上面有个老农场，朝向路旁有个敞开着的业已衰败了的粮仓。农场的正房里面没有灯光。我拐了一个弯，那里的下面是一幢房子，一个老人住在那里，坐在开着电视的客厅里。河的对面开来一辆拖车。它的声音先飘进我的耳中，在拖车换挡继续缓缓地往上开的时候我先听到了它，然后拖车上来了。树冠的上方，对着阴霾的天空，两只蝙蝠在空中飞舞，我想到了坐末班车回家时常常撞见的獾。当我迈步往上爬坡时它多半顺着溪流朝着公路往下窜。为保险起见我总是一手握着一块石头。有时候也在路上与它相遇，那时它就停下瞪着我，然后开始跑回它那极具特色的隐蔽处。
我站在那里，把背包从肩头上甩了下来，一只脚放在路沿的石头上，点燃了一支烟。我不愿意就在那一刻回家，想再延迟几分钟。我和妈妈一起在这儿住了一整个冬天和半个夏天，她现在在南伯沃格。她还没有买下爸爸的那一半房产，依照他的权利，他和他的新女友温妮一起住在那里，直到学校开始上课。
树林上空飞来一架巨大的飞机，它缓缓地倾斜，从我头上飞过的几秒钟后机身又再度恢复平衡。两个机翼的尾端发出刺眼的闪光，机身下的轮子正在放下。我的眼睛追随着它直到它在视野里消失，只剩下了轰隆隆的声响，声音越来越弱，直到飞机在谢维克机场降落前，声音也消失了。我一直喜欢飞机，即使在航线下方住了三年，我每回还是带着愉悦的心情看它们起降。
在夏日的黑暗中河水闪烁着。我手里的香烟烟雾没有往上升，它流散开去，像空气中悬浮着的一层薄雾。没有一丝风。现在当飞机的轰鸣消失后，也没有一点声响。不，有声音的：是蝙蝠发出的声音，它们上下盘旋飞舞伴随着翅膀扇动的呼啦声。
我伸出舌头把香烟在上面戳了一下，然后把烟头扔在斜坡上，背包往肩上一撂，继续往上走。有灯光的那栋房子是威廉住的地方。接下去的拐弯处的上方，乔木浓密庞大的树冠把整个天空遮挡得严严实实。在下面道路和河流间的沼泽地带听得见青蛙或者是蟾蜍的叫鸣声。然后我看见下方的地上有一个活动的身影。是獾。它还没有注意到我，小跑着跨上了柏油路。我朝着路的另一边走了几步，试着不想惊动这位过路者，但它看见了我立刻停下。啊，这獾实在太漂亮了，有着黑色带白色条纹的极为时尚的鼻与嘴！毛皮是灰色的，金色的眼睛透着狡黠。我继续大步走着，跨越过砖石路基，静静地站在下面的陡坡上。那獾发出嘶嘶的声音，继续注视着我。很显然它在判断当下的情势，因为以前的几次当我一撞上它，它会立刻掉头马上跑得无踪影。现在它又这么干了，蓦地转身慢腾腾地跑开，在我的巨大喜悦中消失在上方的地面上。当我重新走回路上，我听到了低微的音乐声，这音乐声一直存在着的，只是我现在刚刚听到。
是我们家那儿传出的音乐声吧？
我紧赶着往下走完了最后的一段路，然后再往上爬上斜坡，房子在电灯齐放光明的辉映中。是了，音乐声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大概是从那道敞开的门，我想，那上面有个聚会，草坪上有几个晃动着的黑影，在灰白色的夏季之夜的暗淡光线里显得朦胧而暧昧。通常我是沿着溪流的方向向上到达房子的西面，但那上面有聚会，屋前屋后到处都是陌生人，我不愿意从树林里就这么直接闯入，因此顺着路绕了一大圈。
整个车道上都停满了车，半个车身在草坪上，粮仓房的旁边和院里也停着车。爬到顶部后我停下来让自己镇定一会儿。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从院落那里走过来，他没有瞧见我。屋后的花园里人声嘈杂。我透过窗户望进去，在厨房的桌子旁站着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跟前各人都有自己的酒杯，他们互相笑着一边喝着酒。
我深吸了一口气朝着房子的正门走去。通向树林的花园里放着一张长桌子。上面铺着的雪白桌布在树冠下的幽暗里发着隐约的白光。有六七个人坐在桌前，其中包括爸爸。他一下看到了我。当我与他的目光相遇，他站起来向我招手。我放下背包，把它放在门旁边朝他走过去。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他像这样过。他穿了一件宽松的白衬衣，沿着v字形的领口绣着花边，蓝色的牛仔裤，浅棕色的皮鞋。他那让太阳几乎晒成了深棕色的脸膛，泛着黝黑的光。眼睛闪闪发亮。
“你来了，卡尔·奥韦。”他说把手放在我的肩上。
“我们想你会来得早些。我们这里有个聚会，你看见的。但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坐一小会儿吧？坐这儿！”
我照他说的做了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脊背对着房子。这些人当中我唯一见过的是温妮。她也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或者类似于毛线衫的衣服。
“嗨，温妮。”我说。
她对我报以一个热情的笑容。
“这里是卡尔·奥韦，我的小儿子。”爸爸说，在桌子的对面坐了下来，他的旁边是温妮。我向其他的五个人点了点头。
“这位是博迪尔，卡尔·奥韦，”他说，“我的表妹。”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个叫博迪尔的表亲，瞅着她的时候或许眼里带着一点疑问，她笑着对我说：
“我们是小孩的时候经常在一起，你父亲和我。”
“是在少年时期。”爸爸说。他点燃了一支烟，吸进一口，又喷吐出来，脸上带着一种心满意足的表情。
“这里还有雷达尔，埃伦，玛尔塔，埃尔林和奥耶。这些，都是我的同事。”
“嗨。”我说。
桌上摆满玻璃杯和酒瓶，托盘和盘子。两个大碗里满满的虾壳，毫无疑问这是他们吃过虾后扔下的。我父亲提到的最后一位，奥耶，四十开外的年纪，一副硕大的眼镜，镜架倒是薄而细，坐在那里望着我的时候他喝了一小口啤酒。他把酒杯放下，说：
“是你去过训练营哪？”
我点点头。
“在丹麦。”我说。
“丹麦哪里呀？”他说。
“尼克宾。”我说。
“在莫斯岛的？”他说。
“是，”我说，“我想是那里。是在利姆湾的一个岛。”
他笑了，四处张望着。
“那就是阿克塞尔·桑德莫塞的家乡哟！”他说。然后他又直直地看着我。“你知道他受这个你刚去过的城市启发，创建了一种法则？”
这到底是什么呀，这个？难不成，我们又坐在了学校的课堂里？
“知道。”我说。我不想再多说话，也不想给他机会多说话。
“那是？”他说。
当我抬起目光时与他的眼睛相遇了，他的固执和羞涩并重。
“詹代法则。”我说。
“这就对了！”他说。
“你们在那里过得好吗？”爸爸说。
“很好，”我说，“场地都很棒。城市也漂亮。”
尼克宾：我和一个初遇见的女孩在外头度过了整晚整夜之后，朝住宿的学校走回去，她疯狂地喜欢我。队里其他四个人离开得早些，就只剩下了她和我，当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比平日醉得更厉害，我在城里的一栋房子跟前站住。所有的细节烟消云散，我不记得我如何离开的她，不记得怎么走到那里的，但在那里，就在我站在这栋房子门外的时候，好像又恢复了神志。我把冒着红光的烟卷从嘴边拿开，打开门上的收信口，把烟扔进去让它掉在里面走道的地板上。然后又是一阵晕晕乎乎，不管怎么的我得让自己回到住地的学校，走进去，一头睡下，第二天早饭时被唤醒，之后训练了三小时。我扔进去的那香烟，当我们坐在训练场地边一棵硕大的落叶树下聊天时我猛地一下想到了这茬事。一阵凉气直透心底，我站起身来，把球踢了出去，开始跑着去追它。要是着火怎么办？在这火里有人丧生吗？我又该这么办？
在训练的那些日子里我一直都很快乐，但现在，当我回家后的第一个晚上坐在花园里的长餐桌旁时，恐惧又袭上心头。
“你在哪个球队踢，卡尔·奥韦？”其中的一个人问话了。
“特韦特。”我说。
“你们是属于哪个区的？”
“我在少年队，”我说，“但青年队是第五区的。”
“不是斯塔特俱乐部（ikstart）的，恰恰不是那儿的。”他说。从他的口音里我明白他来自文内斯拉，所以很喜欢较真。
“不是，更属于温比亚特足球俱乐部。”我说。
大家笑了。我埋下眼睛。觉得我得到了过多关注。但这之后当我掠过的目光与爸爸相遇时，他对我笑着。
真的，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你就不想来杯啤酒，卡尔·奥韦？”他说。
我点点头。
“想。”我说。
他朝桌面上扫视了一遍。
“看上去这儿的酒喝完了，”他说，“但厨房里还有一箱。你可以到那儿去拿一瓶。”
我站起来。当我朝门那儿走过去时，又进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两人的身体扭缠在一块儿。她穿着白色的夏季连衣裙。赤裸的双臂和双腿是棕色的皮肤。乳房沉甸甸的，腹部和臀部臃肿。但在同样丰满的脸上的眼睛是温柔的。他，那个穿着浅蓝色衬衣和白色下装的男子，有点小肚腩，但算得上是个身材不错的人。他虽然笑着，那醉意蒙眬的眼睛四处扫视，但我看得出那张脸的表情是僵硬的。在这凝固住的面容上，只有皮肤上的纹路可见，就像干枯的河床那样。
“嗨！”她说。“你是那儿子吧？”
“是，”我说，“嗨。”
“我和你的父亲在一起工作。”她说。
“很高兴见到你。”我说，很幸运不必再说更多的话，因为他们已经挪步往前走了。当我来到过道那儿时，浴室的门打开了。一个矮小、粗壮、戴着眼镜的黑头发女人走了出来。她用眼睛扫了我一眼，然后垂下眼睛走过去，进了屋里。我谨慎地用鼻子嗅了嗅她身上飘出的香水味，随即跟在她身后走进屋里。新鲜的花的香气。我走进厨房，当我来时透过窗户看见的那三个人坐在那里。男人，四十岁左右光景，正凑着他右边的那个女人耳边低语。她笑了，但是那种出于礼节的笑容。另外一个女人坐在那里，在膝盖上放着的一只手提包里翻腾。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同时把未开封的一盒香烟放到桌上。
“嗨，”我说，“我只是来拿一瓶啤酒。”
靠着门边的那面墙那里有满满两箱啤酒。我从上面的那个箱里取出一瓶。
“你们谁有开瓶器？”我说。
那男人站起来，在大腿上一拍。
“我有打火机。”他说。
他的手臂下端往前一个抛送，慢慢地，这样我可以来得及做准备，但还是向前一个趔趄，打火机在空中飞过，撞在了门框上哐当一声坠落在了地板上。要是没有发生这一景，我还真不知道如何让自己走出困境，因为他就会以父辈那样的方式替我开瓶，我不愿意这样，但现在是他先主动向我提出建议，但又途中遭遇失败，这样一来情况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不会用打火机开瓶，”我说，“或许你可以帮我打开？”
我从地上拾起打火机，把它和啤酒瓶一起递给了他。他戴着一副圆形的眼镜，半个脑袋上没有头发，在有头发的那一边头发在头顶边沿向上高高耸起，就像在漫无边际的海滩上最外延的一道波浪，它们永远无法往上攀缘，在这一点上让他有些气馁，少了底气。至少他给我留下了这个印象。他握着打火机，绷紧了的手指头毛茸茸的。一只带银表链的手表套在他的手腕上。
随着轻微的“噗”的一声，瓶盖打开了。
“好了。”他说把瓶子递给了我。我谢过，走进了客厅，那里有四五个人在跳舞，我走出门来到花园。在旗杆前聚了一小堆人，手里都拿着自己的酒杯，他们谈话的时候眺望着外面的河谷。
啤酒的味道是太美妙无比了。在丹麦的时候我每晚都喝，前一天的整个晚上和夜里也都喝，所以现在我得灌上许多才可能让自己醉倒。但我也不愿意弄成这样。要是我喝得酩酊大醉，我就会滑进他们的世界里，让他们把我完全吸收同化，变得和他们不再有区别，或许我甚至会对他们的女人想入非非。这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
我向外面望去。河流缓慢曲折地环绕着那块绿草覆盖的、立放有一个球门网的狭长草坪，进入夹在两排高大的乔木树间的河道，黑魆魆的树木对着铅灰色的泛着白光的水面。河那边是渐渐高上去的小丘陵，那儿地势起伏连绵，最后通向海边，那里也是一片漆黑。位于河流和丘陵间的一溜房屋流泻出的灯光闪耀着，强烈清晰，而天边的群星，靠近大地是灰蒙蒙的色调，夜空的深处，是依稀可见的蓝色星星。
在旗杆旁的那群人在笑着说什么。他们站的地方与我只几米之遥，但他们的脸仍然模糊不清。有小肚腩的那个男人绕着屋子的一角走了过来，好像他是蹭着地面往前走的。我的成人坚信典礼的照片是在那里拍下的，在旗杆前面，站在爸爸和妈妈中间。我喝下一口酒朝花园另一端的深处走去，看来还没有其他人发现这条路。在那里，我靠近一棵白桦树坐了下来，两腿交叉在一起。音乐的声音变得遥远了，说话声和笑声也远了，他们在那边的活动更加模糊不清。他们朦胧的身影像幽灵似的绕着灯光明亮的房子飘来飘去。我想到了汉娜。仿佛她在我心中的一角确实占据有一个具体的地方，我始终都和她在一起。其实我可以到那儿去的，在我愿意的时候，感到非去不可的时候。我们坐在斯瓦贝格露营地外谈着头一天晚上的班级聚会。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是在一起。斯瓦贝格，汉娜，有着低浅的小岛屿的海湾，大海。我们跳舞，游戏，从房子的阶梯走下来，黑暗中在海水里游泳。那真是心旷神怡。这种心旷神怡永不疲倦，一整天里它都活跃在我心中，它现在也活跃在我心上。我永存不朽。我站了起来，意识到这是凭借我自己身体里每一个细胞的力量。我穿着一件灰色的t恤衫，齐膝的军绿色裤子和白色的阿迪达斯篮球鞋，就这些，但这已足够。我说不上强壮有力，但我细长瘦削、柔韧灵敏、英俊如神。
我可以给她打电话吗？
今天晚上她应该在家。
但时间应该接近午夜十二点了。即使她本人不在意被叫醒，对于家里的其他成员这种干扰就说不过去了。
如果那房子被烧毁怎么办？有人在火里丧生吗？
啊，该死，真他妈的该死。
我开始从草坪上走过，同时心里试着将这一切思绪抛在脑后，让目光沿着树篱围墙滑过，经过房子、屋顶，直到远处在草地另一端的一大簇紫丁香树丛，它那沉重的、紫色的花朵让往下走的整条路上都能闻到浓郁的芳香，我走动着同时喝干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啤酒，看见几张红扑扑的女人的脸，她们屈腿坐在阶梯上手指间夹着一截香烟，从桌边经过时我认出了她们，微笑了一下，穿过大门先进入客厅，然后是厨房，现在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又拿了一瓶啤酒，走上楼梯进入我自己的房间，在窗前的椅子上坐下来，把头后仰闭上了眼睛。
就像这样。
客厅里的扩音器就在我下面，整栋房子完全不隔音，每一个音符都清晰可闻。
他们播放的是什么曲子？
昂内塔·费尔特斯科格。去年夏天的热门歌曲。现在流行的又该叫什么了？
这天晚上爸爸穿的衣服有点不般配，不伦不类的。白衬衣或是上衣或不管该他妈的叫什么的上装。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穿着简单、准确得当，偏向保守。他的衣柜里是衬衫、西服、西装外套，多数是带斜纹的，下装是涤纶的、灯芯绒的、纯棉的，毛衣是羊毛或羔羊毛的。他属于那种比较老派的教师，而不是不太注重衣饰的新派老师，但又不是旧时代的老派，其间的差异倒不在于此。差异体现在柔弱和强硬之间，体现在试图消除这个距离和试图保持这个距离之间。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当他突然换上一套很文艺范儿的绣花上衣，或是带褶裥的衬衣，像我在这个初夏里看见他的那个样子，要不就是来一双形式很随意的皮鞋，看上去跟许多人一样的很是享受的样子，这展现出的他与实际上的他之间的距离相去甚远，这一点我十分了解他。我自己是站在弱势群体的一边，我反对战争和当权者，反对各种层次的权力机构和所有形式的强权，我不想在学校被填塞得满满的，但我希望我的聪明才智更有组织性；政治观点上我倾向于左翼，世界资源的分配不公让我想要爆粗口，我希望在分配社会财富上人人有份，那么资本主义和财阀统治集团就是死敌。我的意思是说所有人的价值都是均等的，而一个人内在的品质更比他的外在要重要得多。换句话说，我赞成深度反对表象，褒扬美反对恶，支持弱势反对强势。这么说我应当高兴才是啊，因为我的父亲已经走到柔弱的这一边？不，这只是柔弱的外观表象，就是说这圆框眼镜、灯芯绒裤子、合脚的鞋子、针织毛衣，这些让我感到几近鄙视了，因为同我的这些政治观念并存的还有其他的观念。与音乐紧紧联系的意念，在那个世界里完全是以另一种尺度来衡量什么是优质，什么是酷，总是准确地同我们生活的时间紧紧绑在一起，要表述的将是这个所处的时代，而不是与当时的劲歌排行榜飙在一起的那部分，不是柔和的色彩和发胶的魅力，因为这些都是与销售有关的东西，与外观展示和娱乐相关的东西，不，应当表现出的是具有创新精神又不失传统意识；有深切感受又不乏灵巧活泼；聪颖睿智但又简单直率、不装腔作势。真正的音乐不是为所有人的，不是最畅销的，但它仍然表达着一个时代，我的时代，我的经历与历程。啊，全新的时代。我站在新时代的一边。回声与兔人乐队的主唱伊恩·麦库洛奇（ianmcculloch）在这种思想体系里是位先驱。大衣，军夹克，篮球鞋，黑色的太阳镜。这与我爸爸的绣花衬衣和萨米靴相去甚远。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无可厚非，因为爸爸是属于另一个年代的人，想象着那个年代的人将开始像伊恩·麦库洛奇那样着装，开始听英国的非主流音乐，很在意发生在美国屏幕上的事情，追随m.或greenonred的首张专辑，再不就出现把牛仔饰带混杂于衣柜间诸如此类的事，这几乎是个梦魇。重要的是这有绣花边的衬衣和萨米靴本就不是他。可他依旧要以这种面目悄悄流入这个圈子里，仿佛进入某种无章法和茫然无知之中，几乎就是一个娇弱女子，如同他完全失去了自我。甚至他嗓音里的那种强硬也消失了。
我睁开眼睛回过头去，这样我就可以通过窗户看到树林边的那张桌子。现在那儿只有四个人了。爸爸、温妮、自称为博迪尔的那个她，和另外一个人。在丁香花树丛后面，在他们视线之外的地方，但我能看见那儿，有个人站在那里撒尿，他望着外面的那条河。
爸爸抬起头来目光直直地投向窗户。我的心跳加快，但我没有移动，因为他要是真的看见了我——对这点我不能确定——这就承认了我在偷窥。相反地我等候片刻，直到我确定他看见我看见了他，假如那时他看见了的话，然后我才退开，在书桌前坐下来。
观察爸爸是行不通的事，他总是时时戒备且滴水不漏，什么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他总是事无巨细尽收眼底。
我喝下了几口啤酒。现在再抽口烟就再爽不过。他从来没见过我抽烟，要是我这么做的话或许这将会成为一个话题。从另一方面讲，他不会恰恰要鼓励我再去拿一瓶啤酒吧？
书桌，是我拥有的东西里记忆最长久的一个，它是橘红色的，跟我的床和老房间里的那个柜子门一个颜色，现在除了放唱片的架子外，书桌里完全空了。在学校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清理干净，这里除了睡觉外几乎没有其他功能。我放下酒瓶把唱片架兜转几圈，读着上面的那些名字，那是我自己孩童时稚气的笔迹在唱片盒脊上写下的大写字母：bowie―hunkydory。ledzeppelin―i。talkingheads―77。thechameleons―skriptofthebridge。thethe―soulmining。thestranglers―rattusnorvegicus。thepolice―outlandosd`amour。talkingheads―remaininlight。bowie―scarymonsters(andsupercreeps)。enobyrne―mylifeinthebushofghosts。u2―october。thebeatles―rubbersoul。simpleminds―newgolddream。
我站起身，拿起靠近那个小罗兰cube放大器旁的吉他，弹拨出几个和弦，然后把琴放回原处，再向户外的花园望去。他们还坐在那里，在树冠下的幽暗中，那两盏煤气灯已经黯淡下来，但仍留有余光，从远处看去他们的面孔有点被灯光掩去了色彩。是暗黑的，差不多都是铜色的脸膛。
博迪尔一定是祖父的另一个兄弟的女儿，我从未见过。出于某种理由祖父的这个兄弟很久以前就被家庭排除在外。我自己是几年以前一次偶然情况下第一次知道此人，那是在家族的一个婚礼上，他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是城里五旬节教会里的一名世俗传教士。机械师。他同其他的两个兄弟在所有方面都截然不同，甚至包括姓名。这三个儿子，在他们庄严高贵的母亲的劝说诱导下，在未来规划上他们仨都将进入高等学府的殿堂世界，起步就在大学里，还决定更换了姓氏，让稍许有点与众不同的克瑙斯高取代了很一般的彼得森，他拒绝了。可能这就是他与家庭决裂的理由？
我走出房间走下楼梯。当我来到大厅里时，爸爸站在放置衣柜的那间屋里，那里没开灯，他看着我。
“你在这里？”他说。“你不想和我们坐在一起？”
“想的，”我说，“当然想。只是到处逛逛看一看。”
“一个很棒的聚会。”他说。
他微微扭了一下头，用手把头发理理顺。这个手势他始终是有的，但至于那上衣和裤子，与他完全不搭调，仿佛突然间女性化了。衣着传统保守、着装一丝不苟是他一贯的方式，就像这个已归属于他的手势和严谨的作风。
“你一切都好吧，卡尔·奥韦？”他说。
“好啊，”我说，“一点事儿也没有。我出去坐下就是。”
当我走到外面，一阵风卷过来。树林边树上的叶子微微摆动，有点不情愿的样子，像是从酣睡的梦中被唤醒过来。
没其他的原因，他就是喝醉了，我想。因为这不是我习惯的那样。我父亲从来不喝酒的。第一次我看见他酩酊大醉，是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到他和温妮住在埃尔韦街的公寓去拜访他们，他们招待我吃芝士火锅，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自己家里能想出搞这么一台晚餐，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过的事。我到那里之前他们已经喝过了，虽然他本人还是很友好的样子，但感到仍然有一种威逼；当然，不是直接的，因为我没坐在那里就感到惧怕，是间接的，因为我再不能读懂他。这就像我通过整个儿童时期获得了的所有关于他的知识，我以前已经做到了的能预先判知将会发生的事的能力，就此一击完全失去了效应。这是怎么啦？读不懂了，这是什么事儿呀，这是？
当我转过身继续朝桌子那儿走去时，我遇到了温妮的目光，她对我笑着，我回报她一个笑容。又一阵风吹过，这次风力强劲了些。长在粮仓房阶梯前与人一般高的树丛的树叶儿沙沙一阵响。树上那些最轻俏的枝条在餐桌上方上下摇晃着。
“你挺好的吧？”当我走到了他们那里温妮说。
“挺好，”我说，“但我有点累，我想很快就要去睡了。”
“在这大家吵吵闹闹的时候，你能睡得着？”
“这并没有什么吵闹！”
“你父亲今天晚上说了不少褒奖你的话，你能相信吗。”博迪尔说，在桌子上方她朝前躬下身。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于是谨慎地笑笑。
“是这样吗，温妮？”
温妮点点头。她的长发完全灰白了，可她才刚刚三十出头的年纪。当她在师范学院实习的时候爸爸是她的辅导员。她穿着一件宽松的绿色上衣，跟他身上的款式相似。绕着她的脖子套着一条木珠子的项链。
“春天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朗读了你的一篇作文，”她说，“你或许不知道？我读了你的东西希望你不会有什么不高兴吧？他真为你感到骄傲啊，明白吗？”
啊，我简直无话可说了。我的作文跟她有他妈的什么关系？
但很显然，这话是在奉承我。
“你像你的祖父，卡尔·奥韦。”博迪尔说。
“像祖父？”
“对。一样的脑袋形状。一样的嘴。”
“你是爸爸的表妹吗？”我说。
“是，”她说，“你得哪天来看看我们。你知道，我们也住在克里斯蒂安桑！”
我不知道。在我来到这里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存在。我应当这么说的。但我没这么做。相反地我说很高兴有机会去拜访，问她从事什么职业，慢慢地也说到她有无孩子之类的话。正在她说话的当儿爸爸回来了。他坐下来听她的讲述，像是为了要加入这个话题，但接着他身子往后仰，把一只脚放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点燃了一支烟。
我站起来。
“我一来你现在就要走吗？”他说。
“不是，我只是去拿样东西。”我说。走到门旁边我打开背包，掏出香烟，嘴里叼着一根烟往回走，半道停住一瞬间把烟点燃，这样当我坐下的时候我的烟已经抽上了。爸爸一声不吭。我看见他是想说点什么的，因为他的嘴边已流露出了一丝不满，但在这短暂的、邪恶的一瞥之后一切全都彻底地烟消云散，仿佛他已经对自己说他不再是这样的人了。
至少这是我脑子里是这么想的。
“那，干杯吧，大家一起。”爸爸说，向我们举起了红酒杯。然后他看着博迪尔，又加一句：“为海伦妮干杯。”
“为海伦妮干杯。”博迪尔说。
他们喝下酒的时候彼此看着对方的眼睛。
这个海伦妮又是他妈的什么人？
“你还没有来干杯，卡尔·奥韦。”爸爸说。
我摇了一下头。
“在那儿拿个杯子，”他说，“是干净的。是不是，温妮？”
她点点头。他在桌子上方举起一瓶白葡萄酒把杯子斟满。我们又干了杯。
“海伦妮是谁？”我说，望着他们。
“海伦妮是我姐姐，”博迪尔说，“她已经过世了。”
“海伦妮是……对，在我的成长时期我们很亲近。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一起，”爸爸说，“直到十来岁的时候。后来她病了。”
我又喝了一口。从房子后面走出刚才看见过的两个人。穿着白衣裙的身材结实的女人和那个有小肚腩的男人。他们后面还有另外两个人，我认出其中的一个，那个在厨房里的男人。
“你们在这里坐着呀，”有小肚腩的人说，“我们一直琢磨着。你没有很好地照顾你的客人，我可得这么说。”他把一只手放在爸爸的肩上。“我们先到这上边儿来想看的就是你哟。”
“这是我妹妹，伊丽莎白，”博迪尔低声对我说，“和她丈夫，弗兰克。他们住在下面的莱恩，知道吗，就在河边上。他是个房地产经纪人。”
爸爸认识的所有这些人，他们一直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么？
他们在桌旁坐了下来，立刻有了生气。当我来到这里时这些面孔空洞洞的毫无意义和内容，因此我看到的只是其中的年龄和类型，大约跟看动物差不多，一个四十岁年龄的兽群，其中包含死沉沉的眼睛、僵硬的嘴唇、下垂的乳房、颤抖的肚腹、皱纹和赘肉，现在我看到的是简单的个体，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亲属，他们血管里流动的血液和我的一样，他们是谁，突然变得有了意义。
“我们坐在这儿谈到了海伦妮。”爸爸说。
“海伦妮，是啊，”叫弗兰克的人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但我听说了许多有关她的事。很遗憾，事情会是这样。”
“她临终时我坐在她的床边。”爸爸说。
我凝视着他。现在发生什么事了？
“我很看重她。非常看重。”
“她是你能想象得出的最美丽的人。”博迪尔说，对着我仍是那种低低的嗓音。
“她就这么死了，”爸爸说，“啊，呜呜。”
他哭了？
是的，他哭了。他坐在那里手肘支撑着桌面，两手交叠放在胸前，同时泪珠顺着他的脸颊上流了下来。
“那是在春季里。我们都在外面她却死了。所有的花朵都在外面。啊，呜呜。啊，呜呜。”
弗兰克的眼睛朝下，把玩着手里的那个酒杯。温妮把手放在爸爸的胳膊上。博迪尔望着他们。
“你是跟她最亲近的，”她说，“你就是她最亲爱的人。”
“啊，啊。”我的父亲说，闭上了眼睛用手遮住了脸。
又一阵风在院落上空刮过。桌布垂下去的边角被吹得往上翻飞起来。一张餐巾纸被风刮走飘落到了草坪上。我们头上的落叶树喧闹起来。我举起杯子喝酒，那酸酸的味道充盈口腔令人战栗，立刻又品咂出了人快要接近醉酒的那种清澈和纯粹，但又还没完全进入那个境界，于是渴求追逐那总是会接踵而来的欲醉欲仙。
注释：
friedrichhölderlin（1770—1843），伟大的德国抒情诗人、作家，古典浪漫派诗歌的先驱。——译者注，下同。
挪威语里r的发音特殊，是个卷舌的颤音。生火（fyre）这个词里含r发音。
在挪威的中学阶段里，分数标准是六分制，六分为最高分数。
lutefisk，把鳕鱼置于碱液里制成的一种碱渍鱼，多在圣诞期间食用，是挪威以及多数北欧国家的传统食品。
基督教的一种宗教礼仪，针对年满十五周岁的青少年群体，这是他们是从童年过渡到成年人象征性的一步，一种个人身份的确认。受洗典礼在教堂举行，有一整套的仪式，这一天对当事人及家庭都是一个庄严的日子。
davidbowie（1947—），著名的英国歌手，作曲家，先锋艺术家。广泛地被认为是流行音乐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歌舞表演和音乐剧上善于捕捉和体现新的风格。在个人外观的变换和音乐的追求上始终是位先行者。
若人在装束或举止上表现出了一种没有品味的标新立异和出格，会被挪威人称作哈利（harry），这是一种负面评价。
原文为groundcontroltomajortom，大卫·鲍伊的同名歌曲的歌词。
fjording，起源于挪威西部，是世界古老的小马品种之一。腿短，马的高度（从肩头起）约为140厘米左右，耐寒持久，适宜山区地形使用。
原文为fordsierra，福特塞拉汽车。汤姆在模仿作者不会发r音。
原文为英文，意思是“别再说了”。
挪威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87年，自1927年以来的选举中一直是挪威最大的政党。auf是工党的青年组织。
阿格纳·米克勒（agnarmykle，1915—1994），20世纪挪威最受争议的作家，热衷劳工运动。他最著名的作品《红宝石之歌》（isangenomdenrøderubin/i）被认为是挪威文学的里程碑式作品，却被官方认为“不道德、淫秽”而成为禁书。
larssaabyechristensen（1953—），挪威著名当代作家，也写有大量的诗歌和戏剧。他的作品获多个挪威和国际的文学奖项。1984问世的小说《披头士》（ibeatles/i）是他的代表作。
arnetreholt（1942—）前记者，公务员，政客。特雷霍尔特涉嫌为克格勃情报机关提供服务，1984年在奥斯陆机场被捕，以间谍罪、叛国罪判监禁20年。该事件是挪威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案。
akselsandemose（1899—1965）著名的丹麦裔挪威作家，出生于丹麦，1929年移居挪威。以擅长写心理小说著称，代表作为《水手上岸去》（iensjømanngåriland/i）和《一个逃犯穿越旧日的踪迹》（ienflyktingkryssersittspor/i）。也有大量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下文提到的詹代法则（jantelaw）是斯堪的纳维亚社群中对个人的一种看法，其特点是否定个人的成就，詹代法则首次出现是在桑德摩斯的《一个逃犯穿越旧日的踪迹》中。
agnethafältskog，曾是著名瑞典乐队阿巴合唱团（abba）成员，但加入阿巴前她已经是畅销歌手。
samesko。萨米人是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北部长达数千年之久的游牧民族后裔，分布在挪威、芬兰、瑞典和俄罗斯地区。饲养驯鹿是他们的主要谋生手段，萨米靴由驯鹿皮制作，皮毛方向各异，靴型美观。
依次提到的唱片是：鲍伊《一切都好》，齐柏林飞艇《一》，头部特写《77》，变色龙《桥的剧本》，thethe《开采灵魂》，杀人狂《沟鼠》，警察合唱团《异乡之爱》，头部特写《留在光里》，鲍伊《恐怖野兽（以及特别诡异）》，伊诺与伯恩《我在幽灵丛林的生活》，u2《十月》，披头士《橡胶灵魂》，头脑简单乐队《新的黄金梦》。
pentecost，20世纪初兴起的基督新教运动。五旬节即基督教的圣灵降临日，源自犹太人三大节期之一的七七节。大多数的五旬节教派承认圣经的首要地位和耶稣基督在信仰中的作用，及耶稣的死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