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可以加入空军妇女辅助队，这个主意很不错。经过训练后，我可以打包降落伞，然后加入我哥哥杰克的空军中队，确保自己能搞定他的降落伞。或者去加入航空运输协会，这样我就能够成为一名女飞行员，在各地搞运输，即使有规定我不能朝任何人射击。

在伯德太太训斥我期间，我又有了更多的想法。或许我可以继续待在消防站，参加摩托车课程，成为一名骑摩托车的通信员。我碰到过几个做这份工作的姑娘，她们棒极了——聪明又勤奋，而且总是迅速投入最重要的任务中去。要是杰克知道我学习骑摩托车，他肯定会笑掉大牙，但那也意味着我可以留在伦敦，这也是我非常想要的。邦蒂、消防站的姑娘们、威廉和他的哥们儿可以跟我一起去看电影、跳舞等等，所以，没什么不同。我们还可以邀上凯瑟琳一起。

或许离开《女性挚友》是件好事，虽然说还没上几周班就被解雇会给我留下很糟糕的记录。我会说，这是一个错误，我只是非常渴望去为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离开伯德太太拒绝的读者让我于心不忍，但反正我也帮不上她们任何忙。

“而且我也不认为《女性挚友》的读者会让这类事情毁掉自己一个下午的心情，你说是吧？”

伯德太太的长篇大论终于到了尾声。这个结尾可真是一鸣惊人。

“不，”我坚定地说，“不，她们不想。”

我稳住自己，想要逃脱现场，但事实证明，伯德太太只是喝杯茶暂时休战而已，接着她又决绝地回到了临门射击的关键点。

“莱克小姐，你真是一无所知，”她暴怒着，听起来这就是一个犯罪现场，“你会慢慢知道，并非每个人都是善良的。”

伯德太太双手背在身后，好像检阅部队似的。“尤其像这些人。”她说，朝我桌上乱成一摊的信件点了点头。

“婚外情……失去了理智……孩子……真让人看不下去，”她咆哮着，停下来等我们完全理解，“还有，甚至是，莱克小姐……竟有这个胆。”

那副表情看上去就像是我们犯了叛国重罪。

“当这些女人的丈夫正在前线为自由世界的未来抛洒热血时，她们却在享受着自己的快活时光。我根本不觉得她们值得帮助，你认为呢？”

从我读到的来信内容来看，我不觉得她说得对，但鉴于伯德太太现在正在气头上，所以也没什么争论的必要了。而且，说实话，我为什么要在乎读者问答版面呢？

但当伯德太太开始了她第二阶段的教育，解释着人性有多险恶时，我意识到，我真的在乎，我真的，实实在在地能感到她们的痛苦。

我在乎那些往这个过时的、毫无价值的周刊写信的女性。伯德太太基本没什么信件，所以她完全有时间回复每一封信。然而，她却雇了像我这样一个低级职位的助手帮她把信一封封剪掉，这样她就可以满伦敦跑忙着自己的慈善事业。自己的家被炸掉，你肯定也不好过吧，我这样想着，缄口不语，不顾伯德太太一而再再而三地高谈阔论，也不顾她一遍遍地重复着要挺直脊梁骨。

她或许不在乎这些读者，可我在乎。

来《女性挚友》工作是一个错误，但放弃这份工作会更糟。或许跟伯德太太反抗没什么希望，可如果我丢掉了工作，下一任打字员根本就不想努力又怎么办？如果没人支持那些写信来、绝望透顶的女性又该如何是好呢？

我曾经一直认为，报纸上关于战时的报道都是准确无误的。战争、敌军伤亡还有政治家和领袖们发表的重要通告。但现在，我开始觉得自己可能想错了。政府总说在后方每个人的付出对于战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支持前线战士的同时需要保持正常的生活，就好像一切如初，只有这样，阿道夫才不会认为自己的阴谋得逞了。在男人休假时，我们需要精神抖擞，坚韧不屈，心情愉快地涂上口红，展露自己最美丽的一面，而当他们再次奔赴前线时，我们也不会哭泣或是感到沮丧。当然，我当然同意这一点。

但如果陷入困境或出现了差错呢？报纸上没有提及那些写信给伯德太太的女性，她们的生活因为战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思念自己的丈夫，她们感到孤独以至于爱上了错误的男人，还有那些天真的年轻女孩，在艰难的时候努力想要理清思路。这些问题人们都会有，可现在局势如此混乱，她们只能靠自己坚持下去。

谁又来做她们的后盾呢？

我仍然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一名像我之前读到过的战地女记者，她随身只带两件皮毛大衣，就意志坚决地奔赴西班牙内战的前线探索真相追踪报道。我也想参与到那种行动中去，感受那种激情。

不过成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梦想得推迟一下了。伯德太太还沉浸在另外一个年代。三十年前，或许她的观点还能被人接受，但现在已经过时了。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战争。这是每个人的抗战，是我们大家的抗战。

我想要干好这份工作。我想要留在《女性挚友》帮助那些读者。虽然我还不清楚该如何下手，但人们需要帮忙。

是时候放下身段了。

“伯德太太，”我振奋精神说，“我感到非常抱歉。恐怕我还不了解整体状况，”笨头笨脑似乎是最好的理由，“现在我清楚多了。我真的很抱歉，自己接受的速度太慢了。您不必再强调了。现在我能给您看一封署名‘对法国失望’太太的来信吗？”

我递出一封信，伯德太太接过去了，脸色仍然凶煞。过了好久之后，她微微点了点头。

“莱克小姐，你的道德水准非常低，低得不能再低了。”

她说得好像我是被一群特别可怕的妓女养大的，或是沾染了一身欺负弱小的恶习似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尽力表现出后悔莫及的样子。

“我不想再看到那样的信，”她指着我的桌子发出最后声明，“我不会看的，更不会回信。她们都不是好人。”

她一边说一边将我之前给凯瑟琳读的来信全部扔到了垃圾桶。

接着，就像在一艘恶劣天气下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巨大帆船，她在有限的空间里气势磅礴地出了门。

凯瑟琳和我静静地坐着，直到听见伯德太太办公室的门被砰地狠狠甩上。

“哎呀。”我说，得意得忘乎所以。

“唷，”凯瑟琳悄悄地说，眼睛瞪得有汤盘那么大，“你刚才很勇敢。”

“你觉得我俩算是打了个平手吗？”我说着突然咯咯笑了起来。

“我认为差不多是那样，”凯瑟琳说，“你能帮我澄清，真是太感谢了。”

“嗯，那个也不是这样，”我说，“你早就让我闭嘴的。把你牵扯进来，我很抱歉。我再也不会提那些愚蠢的信件了。”

“没关系，”凯瑟琳说，“说实话，我还挺享受的。现在我得去一下收发室。”争吵结束后，她看上去放松了不少，急匆匆地朝楼梯口走去。

当凯瑟琳离开后，我往后靠在椅背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不想再看到那样的信。我不会看的，我更不会回信。”

看上去清晰明了。我会全力以赴。我会严格遵照伯德太太的指示，绝不让她看到一封不符合列表规定的来信。

如果伯德太太不愿意回信，那我就自己给读者们回信。

当然，这是冒险，冒着极大的风险。但我之前用伯德太太的名义给“一片混乱”回了信，也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没有人知道。我咬着嘴唇思考着。对，我能行。如果我小心再小心，我相信自己能做到的。

我从文件柜里取出来一大沓柯林斯先生的文稿放在办公桌的前面，这样即使凯瑟琳走进来也看不到我在看什么。随后，我偷偷摸摸地从垃圾桶里把之前伯德太太丢掉的信件捡了回来，重新看了一遍。

我对其中的一些人完全不了解。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个人经历根本提供不了任何帮助。我瘫坐在椅子里，咬着指甲，想起了柯林斯先生告诫我的话：只管尽力去做，做到尽善尽美。

我必须刻苦学习了。对于一个合格的问答专栏作家所具备的资质，我需要做一番研究，以免让读者陷入更加糟糕的状况。我瞬间就开心起来了。这就是记者一直所做的工作——挖掘一个大新闻。战地记者懂得如何秘密行事。我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帮助读者的。

即使我自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还是有很多其他有名的杂志提供了答案。我不会照搬它们的说法，但我可以借鉴学习。我对跟同龄的女孩们对话充满了自信，所以即便帮不了别人，我也可以从帮助她们开始。

等到凯瑟琳和因迟到而慌张不已的茶点女服务员布塞尔太太一起出现时，我感到很兴奋。我的垃圾桶里塞满了被剪碎的读者来信信封，而我已经将三封信藏在手提包暗处，准备带回家。我要买回来所有能买到的女性周刊，向邦蒂和消防站的姑娘们借来她们手上所有的藏品。我可以写完回信后通过大厦外面街上的邮筒寄出去，即便有人回信感谢伯德太太“她”所给出的建议，反正看信的第一人都会是我，我也会确保伯德太太不会看到这些信。

她永远都不需要知道其中的细节。

这是最高级别的间谍行动，如果布塞尔太太没有像往常一样警告我早茶的危害，我肯定会感到一阵恶心。

“等着瞧吧，等你四十岁，”她宣称，“你现在正在改变的半路上，一切变化都会在你臀部显现出来。”

听到这个令人心碎的消息，我做出了恰当的回应，转而开始兴致勃勃地挑选饼干。由于种类有限，没过多久，我就带着一杯茶和一块碎了一点点边的姜汁饼干回到了打字机前面。

我对自己的计划感到十分兴奋。而凯瑟琳也因为找回了伯德太太一个丢失的包裹而开心不已，话也多了起来。

“我很高兴自己找回了它，”在布塞尔太太转移到下一个部门给他们提供增肥的食物后，她说，“里面全是新式样和样品。如果我们丢了这个的话，伯德太太肯定会大发雷霆的。鉴于今早发生的事情，我们最好还是低调一点。”

我突然发出了一声尖锐的笑声，这不像是我的行为。

“我想说!”我咆哮着，嘴里塞满了食物。

凯瑟琳将手指放在嘴唇上，发出嘘的声音。

我回到了柯林斯先生的作品上。

《想入非非》。本刊最新浪漫连载小说的更新章节。

“傻乎乎的小克拉拉，”我照着他的手稿打着字，“在这个镀金又幸运的生活中有无数的精彩篇章等着她。真希望她能够睁大眼睛，看看年轻的上校有多爱她……”

都是些令人心碎、风花雪月的内容。我不停地打着字，故事也变得越来越戏剧化。我只是一个兼职的初级打字员，兢兢业业地完成分内的工作。

霍利·哈维·克里平(1862—1910)：通常被称为克里平医生，臭名昭著的谋杀犯，由于谋杀妻子在伦敦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