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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凯瑟琳一边喋喋不休地嘟囔着自己差点把防毒面具落在了地铁上，一边走进来时，我已经将信塞进了自己的包里，漫不经心地打印起一篇专栏文章，装作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情一样。如果不是我在“一片混乱”的信末尾签上了亨丽埃塔·伯德太太的名字，那感觉就像是给自己朋友写信一样。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伪造了她的签名。

用的是《女性挚友》抬头的信纸。占用了《女性挚友》的工作时间写信。

所以，说实话，这跟我给朋友写信一点儿也不一样。

于是离开办公室时，我小心翼翼地不敢发出一点儿声音，根本不敢正眼瞧凯瑟琳一眼。

“噢，天哪，这么晚了我必须回家了，明天见!”我大声喊道，一口气说完。

接着，我抓起帽子和大衣急匆匆地离开了办公室，她根本就没看到我由于愧疚而涨红的脸。

离开大厦的过程十分漫长。电梯每到一层都会停，我站在里面大汗淋漓，接着，我用半走半小跑的笨拙方式跨过了门厅，全程都在担心有人在我肩头上重重地一拍，当场活捉我。

等踏上外面由于下雪结冰的道路时，我迫不及待地将证据丢进了邮筒，然后跳上了一辆错误的公交车，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

我再也不能这么干了。这错得太离谱了。即便我坚信伯德太太永远都不会发现，但这么做还是太疯狂了。

我在想邦蒂会作何评价。我觉得她会说我的脑子坏了，而且一旦有人发现，我就会被解雇。她这样也没错。我希望自己能够帮上“一片混乱”的忙，但假装是伯德太太给出的建议？邦蒂真的会以为我疯了。至于埃德蒙，我想都不敢想。

我决定对此事只字不提。

在本周剩余的几天里，我发了疯地工作，想要成为那种所谓的好员工。虽然我搞砸了一切，最后落得个在《女性挚友》工作的职位让我失望不已，但我仍保留着消防站的工作，所以算是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看所有报纸的习惯依旧没变，吸收着有见地的政治观点，渴望着有天能得到去《纪事晚报》工作的机会，哪怕只是那么一丁点儿的希望也不放弃。我每天给埃德蒙写信，尽量写得轻松愉快。

在办公室，我用那台古老的打字机快速地打好伯德太太版面上的问题和柯林斯先生的两篇浪漫故事后，主动请缨帮凯瑟琳和其他人，协助完成他们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做的每项工作。慢慢地，当马奥尼太太称赞我是“珍宝”时，我很开心，在《女性挚友》的生活终于有了起色。

然而，接下来的一周，事情又变得棘手起来。

我已经很努力地筛选掉那些令伯德太太不快的来信了，但由于来信数量稀少以及对不道德的定义门槛极低，很难凑够数量。每次打开一封信，我都满怀希望，温和的开头使我备受鼓舞，但只读到第二行中间，就出现了“已经不爱我了”或“我现在怀孕了”的字眼，希望一次次地被打碎。尽管伯德太太坚信，只要态度热忱，再加上一次轻快的散步，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但大多数《女性挚友》读者的烦恼太棘手，以至于整整一辆车的新鲜空气也无法解决。

我还是无法忍受剪掉其中一些不符合标准的来信。于是，我偷偷地将它们藏在抽屉里，虽然并不知道该做何处理。

周一，由于递交了一份咨询出轨丈夫的太太的来信，我被伯德太太狠狠训斥了一顿。我真心为她感到难过。“我的心碎了，”她写道，“当我发现，深爱了二十年的丈夫竟然跟自己的一个同事私奔了……”

但伯德太太根本不在乎。

“莱克小姐，”她厉声说，“出轨。你疯了吗？”

两天后，我又因一个担心自己新婚之夜的少妇陷了困境。“我朋友说她的新婚之夜没什么好写的，但我还是对即将到来的一夜充满了忧虑”再次引发了另一个坚决的回应。

“我能问问你吗？莱克小姐，列表上有没有写‘愉快’二字？”

但我的确也有一些意外的成功。一个特立独行的读者来信询问比顿夫人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很早去世了(“当然存在了，莱克小姐，二十九岁走的。”)；还有一个觉得加拿大的生活十分孤单的海外读者(“情绪低落改变不了任何问题，莱克小姐，我们必须告诉这些人要振作起来。”)。这几封信的反馈都不错，但从“令人不快”的标准提升至可以接受范围的来信还是屈指可数。

“说实话，凯瑟琳，”一天早上，当我在拼命想要凑齐交给伯德太太的来信时说，“如果我们总是拒绝回复，总有一天会没人再写信来的。”

“总会有些坚持不懈的人。”凯瑟琳说。她今天穿了一件式样复杂的双面针织开襟羊毛衫，看上去有些不安。

“不会多的，”我说，“你看看其他的周刊，里面全是关于坏丈夫、生不生孩子，或是当你的男朋友已经驻外参军一年，你对于能否重逢的疑虑所给出的建议。”我想起了埃德蒙，大多数时候我压根都不知道他身在何处。“那才是人们真正关心的话题啊，而不是什么这个六月会不会有蚁患。谁担心那个啊!”

凯瑟琳紧张地盯着门口。

“我的上帝啊，凯瑟琳，她不在。”我说。

不能因为自己很疲惫就胡乱发脾气，这是不对的。前一晚的空袭很猛烈，虽然我在消防站加了个漫长的夜班，但半个伦敦应该也彻夜未眠。我们同病相怜。可我还是觉得，对读者的来信视而不见是错误的。

“我们应该帮助像这样的女士。”我说着，开始读一封署名“困惑者”的来信。

“亲爱的伯德太太，我真的很爱我的未婚夫，但他突然对我变得非常冷淡。他说他是喜欢我，但谈不上痴迷。”

“艾米琳，”凯瑟琳的脸色煞白，轻声说，“别念了。”

我并没有停下来。

“我要跟他结婚，期待他能回心转意吗？”

我凶巴巴地瞪着她，但她根本就不是我生气的对象，这真的很不公平。

“为什么伯德太太不能帮帮她呢？”我问，“如果他真的不爱她，这个女孩会很痛苦的。我们只要告诉她，天涯何处无芳草不就可以了吗？还有，还有，这一封。”我打开抽屉，掏出来另一封绝望悲伤的来信，一封我之前没舍得扔掉的信。

“亲爱的伯德太太，我是一个三岁孩子的母亲，在战争开始前便失去了丈夫。我朋友不多，当一个非常善良的士兵被安置到我家后，我们变得亲密起来。然而现在，让我恐惧的是，我发现自己怀了他的孩子。我给他写信，但没有收到回信。我很绝望——求求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艾米琳，别念了，”凯瑟琳不耐烦地说，“你知道，伯德太太不会搭理这类人的。”

“这类人？”我说，想到了基蒂和她的小儿子，“天哪，凯瑟琳，这种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在你我身上的。这并非只是一类人的问题。你再看这封。”

“亲爱的伯德太太，当初，他们疏散在伦敦的孩子时，我不忍心与自己的小儿子分离。两个月前，我们被炸得很惨，我的小儿子会终生瘫痪。”

我停了下来。我不是个爱哭鬼，但我发现自己的嗓子哽住了。我给伯德太太看过这封信。她只是说，这个女人咎由自取。

“说实话，凯瑟琳，”我说，“如果我们谁的忙都不帮，那《女性挚友》读者问答版面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我知道自己选错了对象。我应该去说服伯德太太的。

凯瑟琳叹了口气。

“艾米，瞧，”她平静地说，“我知道这种情况很糟。有时，我也觉得非常难受。但你无能为力。如果伯德太太说，让我们无视那个，呃，你知道的，那个……怀孕的人，我们只能听命从事。”她同情地摇了摇头，头发也随之晃动，“即便我们不喜欢这么干。”

我弯腰去捡一个掉在桌子下面的信封。

“如果我怀了孩子，”我对着漆黑的木地板说，“我希望有人能帮忙。”

我听到凯瑟琳的椅子蹭地板的声音。接着，传来了一个陌生的、非常冷漠的声音。

“这会发生吗？莱克小姐。”

凯瑟琳办公桌后的挂钟开始报时，提醒我们伯德太太会在十一点回到办公室，她之前去外面的街上解决一个被撞倒的酒鬼的事了。

在挂钟当当响着报时时，我依旧在桌下低着头，不知道是否可能撑到十一声钟鸣。

“莱克小姐？”

“在，伯德太太。”我说着，磨磨蹭蹭地抬起了头。凯瑟琳站得笔直。她的脸色就像是在杜莎夫人蜡像馆里看到克里平医生的蜡像受到惊吓后出逃的女士一样。

“莱克小姐，我相信，”在潜在的堕落状况面前，依旧平静的伯德太太说，“这是一种假设吧？”

“啊，对，天哪，当然了，”我说着，显然是一副完了的样子，“凯瑟琳和我正在讨论一封读者来信。”

我看到凯瑟琳脸色煞白，突然记起来，讨论来信是严重违反规定的，但为时已晚。

“我知道了。”伯德太太说，看上去她并不了解状况。

“那个，我是说我们在讨论，”我解释道，尽力想要恢复最优员工的姿态，“其实基本上都是我在说，真的，凯瑟琳只是被迫在这里做个听众而已。”

我希望自己至少可以将朋友从危难关头中解救出来。

“莱克小姐，你刚刚说什么？”伯德太太问，样子有点像要发怒但又保持着冷漠。她穿着一件又旧又大的裘皮外套，看上去就像是一头大熊刚刚失手弄掉了一条味美多汁的鱼。“我竟然不知道，作为一个兼职文员，你有权说这么多事情。”

我做好了准备。来《女性挚友》不到一个月，我就要被解雇了。

而且，如果我真的丢掉了工作，也就意味着现在根本没有别的工作给我做，这会让父母担心得发疯的。但至少，我有了相关的战争经验，或许将来有一天，这甚至可以帮我找到一份战地记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