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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看来，我没能就这份工作向柯林斯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算是一个错误。

我完全忘记了提问，那时脑子里充斥着“是你吗，奈顿小姐”的遭遇以及“与古怪的老顽固相处融洽”的问题，还有最重要的是能够在出版社工作的兴奋。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三周后穿着用妈妈的旧衣服改制的崭新棕色小方格套装，带着我最喜欢的钢笔、三支新铅笔还有包里的一条备用手帕开始工作时，心里满是紧张和困惑。

辞去思卓曼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时，同事们都给予了我美好的祝福，还让我不要忘了他们。随后，我便回到了小惠威特菲尔德的家与父母共度圣诞节。马上就要去新工作的憧憬，再加上商店设法摆出了最好的商品陈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虽然我的哥哥杰克没能请假回家。由于是圣诞节，我们所有人都假装不为他悲伤或是担心，实际上我们担心得要命。而邦蒂和她奶奶在节礼日那天看望了我们，让每个人都感到振奋。我还是没收到埃德蒙的回信，但我一点儿也不难过，因为有时会接连几个星期都没有消息，有时会同时收到四封信。我很肯定，自己很快就能收到回信——或许上面还画着一棵圣诞树或是一幅雪景，因为埃德蒙本来就很喜欢画画。当然了，我写信把新工作的事告诉了他，即便他之前对我想要成为一名战地记者的梦想嗤之以鼻，但我相信他会为我开心的。我尽量不去担心我们结婚后，他可能想让我辞掉工作，反正我们还没有确定婚期，我就将这个担忧甩在了脑后。

回到伦敦，一月初的天气真的很冷。即便没有极寒天气的相助，我们也能成功，消防站的姑娘们却认为，德国空军在圣诞节对伦敦猛烈轰炸后，天气确实起到了某些阻碍作用。西尔玛非常肯定，这是一个极好的迹象，而琼确信，如果一点寒流就足以影响德军的情绪，那么战事应该很早之前就结束了。

无论如何，当我手中握着世界上最美妙的那封信来到朗塞斯顿出版社时，感觉简直像是到达了人生的巅峰。

亲爱的莱克小姐：

继你与柯林斯先生的面试之后，我正式通知你，你的兼职初级文员一职于1941年1月6日星期一开始。

工作时间为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包括十分钟的茶歇，但不含午餐时间。

工资为每周19先令，每年有七天的带薪假期。

工作第一天九点整，你需要向本人，伯德太太报到。

代理主编h.伯德太太敬上

伦敦城4区朗塞斯顿大厦朗塞斯顿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40年12月16日星期一

代理主编!我都不知道伯德太太是代理主编，我的职位是要为这么重要的人工作，而且还是位女士。我深受震撼。即便大多数年轻男人都被征召入伍，但由一位女性掌管《纪事晚报》还是非常前卫的想法。

而这次到达朗塞斯顿大厦时，与其说是紧张，不如说是兴奋占据了首位。要是穿着工作鞋，我可以一步两阶地快速冲上去，但理智制止了我，我乘电梯到了最高层，并试图在到达时保持优雅镇定的姿态。

我明白，初级文员要从底层工作开始做起，但我一点儿都不介意。我想象着自己跟活泼的工作伙伴成为好朋友，在异常繁重的工作期间讨论着当天的新闻，疯狂地打着字，又或是速记着难以预料的快语速的采访。或许——等到合适的时机——一个可以迸发出专栏新闻的点子，又或是哪个同事不幸生病了，我挺身而出填补空缺，出现在一个残忍的犯罪现场或是半夜三更的空袭现场。

我干劲十足地冲到五楼，做好了随时被他们派到下面更大、更明亮的楼层的准备，也就是伯德太太办公室所在地。就算在扫帚间里工作我都不在乎。可是，代理主编的办公室必定非常重要，也许是个大套房。

推开双开门，我进入一个空荡荡的走廊。我之前期待过，周一早上的办公室会非常忙碌，毕竟新闻消息层出不穷。我努力不去想自己的工作可能包括打印一些相当糟糕的消息，毕竟这也是我应该完成的任务。我很开心看到奈顿小姐似乎来了，因为她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出了她打字的声音——她打字速度相当快。

我冒着打断一项极其重要工作的风险敲了敲门。

“您好，”我一边说一边偷瞄眼前的狭小空间，“很抱歉打扰您，我是新来的见习记者。能不能麻烦您告诉我伯德太太在几楼呢？谢谢。”

奈顿小姐，一个跟我同龄的雀斑姑娘，有一双美丽的绿眼睛，头发有些杂乱，漠然地望向我。

“几楼？”

“对，请问她的办公室在几楼呢？”

“噢，”她停顿了一下，好像我故意搞恶作剧似的，“就在这层。”

奈顿小姐如果是个怪人，在我看来也太年轻了。我回答说：“好的。”作为一个新人，如果态度冷淡的话是交不到朋友的。

“就在走廊对面，”她补充道，“门上没有名牌的那间。名牌上周掉下来了，还没有人来修。”奈顿小姐的声音降低到了耳语的程度，感觉像犯了重罪似的。

突然有一扇门哐当一声被猛地打开，吓得她差点从椅子里跳出来，随即开始更加快速地打起字来。这或许是个信号吧，我从小房间冲出去，径直撞上了开门人。

“噢，上帝，”我一边后退一边说，抬头看着正在逼近的人，“非常抱歉。”

“那还真得抱歉，”那位女士说，“那是我的脚。”

我低头看到一只擦得锃亮的结实皮鞋，上面被我踩了一个脚印。我尽量稳定情绪不让自己崩溃。我立刻认出了她。她就是面试那天在办公室大厦外面偶遇的那位引人注目的女士。她戴着同一顶羽毛帽子，脸上的表情就跟被希特勒玩弄的丘吉尔先生在新闻纪录片里表现得一模一样。

她好像也认出了我，这下前景更加堪忧了。我又看了一眼她的鞋，准备迎接对方的歇斯底里。

“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我说，“我叫艾米琳·莱克。我是来见伯德太太的。”

将谨慎抛之脑后，我努力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她很有可能认为我是个傻子。

“我就是伯德太太。”那位女士宣布。

“您好。”我低声说，尽量同时展现出惊讶、兴奋和无限的敬意。

伯德太太盯着我，好像我是从月球来的。她约莫七十岁了，但仍然光彩动人，长脸，下巴宽得惊人，一头深灰色卷发。她很像维多利亚女王晚年时候的样子，只不过脾气更加暴躁，很难让人不害怕。

“莱克小姐，你就是通过伤害人来介绍自己的吗？”在我想出回答之前，她继续说道，“这件大衣太热了。”

她身材高大，年纪也不小了，但行动如此敏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转身大步走进对面的办公室，潇洒地关上了身后的门，留下我孤零零地站在冰冷的走廊里，惴惴不安。

过了很久，传来一声极具穿透力的叫喊：“你可以进来了。”喊声如此洪亮，好像谁用了扩音器谁就示弱似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想象着即将进入一间房子，里面有巨大的红木桌子和一个颇具男子气概的餐具柜，柜子里摆满了银色托盘和水晶酒瓶，用来为取得特大独家新闻的记者们举杯。

然而，我完全想错了。这间房间和柯林斯先生的办公室一样大，虽然多了一扇窗户，少了凌乱的杂物。伯德太太坐在一件普通的木制品后面，而不是一张庞大写字台前面的大皮椅上。

那扇占据了半个后墙的窗户在一月的空气中大开着，刺骨的寒风呼啸而来。但伯德太太似乎并不在意。她已经脱下了大衣和帽子，将衣帽挂在了屋角一个快被压倒的衣架上。

房间里除了一个大型钢制文件柜和两把秘书用的速记椅外，显得异常简朴，这根本不像是掌握一家繁忙报社的女性的办公室。桌子上几乎空无一物，只摆着一个镶绿皮革边的没动过的墨水瓶，一部电话机和一个大相框，里面是伯德太太站在人工湖前的照片。她穿着厚厚的羊毛便服，戴着皮质手套，身边围着一大群猎犬，猎犬全抬着头，用炽热而忠诚的眼神注视着她。

“啊哈，”伯德太太说，“你发现那些家伙了。当然了，脑子跟糨糊似的。”

从伯德太太的表情中很容易得知，如果谁胆敢碰那些家伙，她绝对不会手软，她会直接冲上去要了那个人的命。“全是白痴。”她补充道，骄傲地挺起了胸脯。

“伯德太太，它们都是您的吗？”我问道，想要弥补之前的过失。

“是的，”她说，“给你点建议，莱克小姐，”她身体前倾，令我有些担忧，“狗就跟小孩一样。吵闹、可以训练，但一有陌生访客，就会变得疑神疑鬼，嗅来嗅去，”她皱着眉头，“我有八只。”

我又回头扫了一眼照片。

“狗，”伯德太太厉声澄清说，“跟孩子一样，四个足矣。再多的话，主人就会被逼成整天干活的人或是改信天主教了。”

我点点头，不确定要怎么回答。但伯德太太又打开了话匣子。

“当然，如果我们在德国，这些家伙早就死了。肩高21英寸，除非是阿尔萨斯犬，再高一点的狗就会被杀。”她一拳头打在桌面上。

“太可怕了。”我说，我想起了布莱恩·蒂尼阿姨养的那只大丹狗，好奇它会不会愿意学着蹲伏呢？

“那是纳粹带来的。”伯德太太阴郁地说。

我又点了点头。希特勒根本不知道在这里有多少敌人。

“好了，”伯德太太清了清嗓子，“闲聊是没用的。莱克小姐，我听说你在期刊方面有些经验？”

称《小惠威特菲尔德公报》为期刊，有点夸大其词了。

“不完全是，”我说，“但一直以来，我就梦想在一家报社上班。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我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觉得自己还是挺大胆的。

“战争？”尽管整个伦敦每时每刻都在准备着迎接敌军的炮火，但伯德太太还是震惊地喊叫起来，“我们不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你清楚你就是个打字员吗？”

我一脸茫然。

“柯林斯先生跟你说工作内容了吧？”伯德太太皱着眉头，恼怒地用右手食指敲了敲桌子。

我犹豫着。现在我想起来了，他并没有。

“打字。”我说，与其说是在回答，不如说是我正在努力思考。

“没错。当然了，我可能还需要你做其他的打字工作。”

“打字。”我重复道。

伯德太太像看白痴一样看着我，我有种可怕的感觉，那可能是她的真实想法。

“就那样。不是，那个，协助记者做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