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正走在山路上，不管刮风下雨。秋雨也开始倾盆而下，但他毫不在意，看上去满心喜悦。来人正是艾瑟克尔·斯特隆，刚刚从城里的法庭上回来——他们释放了他。没错，这个男人很高兴——码头那里还放着他的割草机和耙子，还有就是，他已经被无罪释放。灭婴案与他无关。一切发展得都很顺利！
但那段时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啊！这个在庄稼地里忙碌农活的男人，出庭做证的时候他已经体验到了这辈子最艰难的阶段。把巴布罗的罪恶夸大对他没什么好处，所以他尽量少说，甚至他知道的他都没有全说出来；他的每句话都是挤出来的，大多时候都只说“是”或者“不是”。这还不够吗？他难道还要在原来的基础上乱说一通吗？噢，但毕竟还有一些严重的时刻；有几位身穿黑袍，神情严肃的法官，好像只要看他们心情说上几句就能给他判刑。但他们毕竟还是善良的，没打算把他送上绝路。而且，碰巧还有几位有影响的大人物在试图挽救巴布罗，这些对他也有利。
那究竟还有什么让他烦恼的呢？
巴布罗绝对不会让他把自己的罪行夸大，也不会为难她的前主人兼情人；她清楚这件事的恐怖细节，也知道这一类型的较早的那件案子；她不会这么笨的。是的，巴布罗非常聪明；她为艾瑟克尔说了好话，声称他完全不知道孩子的出生，一直到事情出了以后才知晓。他在某些方面确实和别人不同，他们相处得也并不和谐，但他是个安静的男人，在各方面也都是个好人。没错，他确实挖了一座新冢，把孩子从原处拿到那里埋了，因为原地太潮湿，尽管实际上那里是干燥的，这只不过是艾瑟克尔奇怪的思维方式罢了。
既然巴布罗把一切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艾瑟克尔还有什么要担忧的呢？至于巴布罗自己，还有一些影响力大的人在做工作。
郝耶达尔区长夫人接下了这个案子的责任。她不辞辛苦上下走访，还要求出庭做证，要在法庭上作一番演说。轮到她发言的时候，她站在众人面前，的确是个伟大的女人；她从各方面就灭婴一案进行分析，在法庭上作了一番演说——甚至看起来好像她在演说之前就已经得到畅所欲言的允许一样。是的，不管别人怎么说郝耶达尔区长夫人，但她可以作演讲倒确实是，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她也有所了解，这是毋庸置疑的。她居然能说那么多，真是神奇。好几次首席法官看似想提醒她不要离题，但也许不忍心打断，所以一直由着她说。演说的最后，她主动把有用的一两点信息交了上去，还在法庭说出了一个叫人惊讶的提议。
除去那些法律术语外，她的演讲如下：
“我们妇女，”郝耶达尔区长夫人说，“是占了全人类一半人数的不幸且受压迫的群体。法律是男人规定的，妇女在这上面毫无发言权。但有没有男人站在一个分娩的妇女角度上为她想想？他感觉过分娩的痛苦吗？感受过分娩时的阵痛吗？经历过在分娩时因疼痛而大叫吗？
“在目前这个例子里，一个女佣生下了孩子。一个未婚先孕的姑娘在这期间当然会想尽办法隐瞒自己的情况。她为什么要隐瞒呢？因为社会的压力。社会看不起那些未婚先孕的姑娘。社会不仅没有保护她，还迫害她、轻视她、羞辱她。就是这么残忍！没有哪一个有良心的人在这件事上不会义愤填膺。这位姑娘不仅仅要把孩子带到世界上，这对她来说已经非常艰辛，她还要因为这件事而成为罪犯。我敢说，这位如今站在被告席上的姑娘意外生出孩子，而且在不幸落水时孩子淹死了是一件好事。对她和孩子都好。如果社会一直是这样的态度，一位未婚母亲即便把孩子杀死了也应该是无罪的。”
听到这里，首席法官低声嘟哝了一句。
“不管怎样对她的处罚都不应该那么重。”郝耶达尔区长夫人说，“当然，我们都同意。”她继续，“应该留下婴儿的生命，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没有一部简单而人性化的法律用在这位不幸的母亲身上？想一想，考虑一下她在妊娠期间的情况吧，她要时刻隐瞒自己的身孕，还要时时担心孩子出生后该何去何从。没人可以想象。”她说，“母亲也是出于好心才杀死孩子的。母亲想拯救自己，也想让她心爱的孩子免受活罪。这种羞辱她无法承受，所以这个计划才会在她心里逐渐成形，将孩子置于死地。她偷偷把孩子生下来，在前后二十四个小时内，这位母亲都处于精神混乱的状态，因此在杀死孩子的那一刻，她不应该为这一行为负责。实际上，她整个过程都是神志不清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孩子生出来后她的每一块骨头都还在痛，她就不得不马上把这个小东西杀死并藏起来——想想这需要她多大的努力啊！当然，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可以活下来；每一个生命的消逝都会让我们难过。但这个结果是社会的过错；是这个毫无希望、残忍、喜欢散布丑闻、冷漠而恶毒的社会的过错。它找准机会随时要用自己的权力去摧毁一个未婚的母亲！
“但是——即便被社会如此虐待，受迫害的母亲依旧可以站起来。这些犯错的姑娘往往在自己犯错之后才展现出她们最好的和最崇高的品质。法庭可以去问问那些未婚母亲和非婚生孩子收容所的负责人，情况是不是这样。经验显示，正是这些姑娘——这些因社会压力要杀死自己孩子的姑娘，她们能成为最出色的保姆。这肯定是大家应该严肃思考的问题吧？
“再看一下问题的另一面。为什么男人就不用负法律责任？那些有灭婴嫌疑的母亲会被投进监狱受尽折磨，但那些父亲，那些诱奸者，却连碰都没被碰过。他是孩子来到世上的原因，也是犯罪的一部分，他必须承担；而且，他所负的责任应该比母亲还要重。如果不是他，就根本不会有这次犯罪。他为何就可以逍遥法外呢？因为法律是男人制定的。这就是答案。这种男人制定法律的暴行本身也在祈求上帝加以干涉。而且如果我们在选举时一直没有发言权，我们就根本毫无办法。”
“但是，”郝耶达尔区长夫人说，“如果这是有罪的——或者让我们这么说，明显有罪的——那些杀害婴儿的未婚母亲理应接受这样悲惨的命运，那么那些有犯罪嫌疑但没有杀死孩子的母亲应该怎么判呢？社会给她提供了什么补偿吗？什么都没有！我可以证明我认识这位被告姑娘；她小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她曾经在我家做过事，她父亲是我丈夫的助理。我们妇女敢于直接对男人的控告和迫害提出相反的想法；我们敢有自己的想法。这位姑娘首先因为生了孩子但一直隐瞒，其次是因为将孩子杀死，所以才被拘捕并剥夺人身自由。我毫不怀疑她根本没有犯罪——法庭最后也会得出这个明显的结论。隐瞒孩子的出生——孩子是在大白天生出来的。确实，当时只有母亲自己——但那时候谁有可能会和她在一起？那地方在荒郊野外，能找到的也只是男人——这种时候她怎么能找男人来呢？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想都不用想。接着——说她之后杀死了孩子。孩子是在水里出生的——母亲不小心滑进了冰冷的小河里，孩子这时候出生了。她为什么到水边去呢？她是一个女用人，是一个奴隶，也就是说，她还有日常工作要做；她想去取一些嫩松枝来打扫房子。过河的时候，她滑倒并掉进水里。她那么躺着；孩子出生了，然后被淹死。”
郝耶达尔区长夫人终于停下来。从法官和旁听的观众脸上的神情来看，她知道自己作了一番精彩的演讲；整个法庭陷入一阵沉默，只有坐在那里的巴布罗因为心情起伏而不时擦着眼睛。然后郝耶达尔区长夫人用下面的话结束了演讲：“我们妇女有良心，也有感情。我把自己的孩子留给陌生人照顾，特意长途奔波来此为坐在这里的这位不幸的姑娘出庭做证。男人制定的法律不能阻止女人的思想；我认为，这位姑娘已经为自己的无罪承受了足够严厉的惩罚。请判她无罪吧，让她自由，我自己可以为她担保。她会成为我家最出色的保姆的。”
说完，郝耶达尔夫区长人走了下去。
接着法官说：“我想你刚才说只有杀过孩子的女人才会成为最好的保姆，是吧？”
噢，这位法官不是存心要和郝耶达尔夫人作对，一点儿都不是——他是一位非常仁慈像神父一样宽厚的人。之后当公诉人向证人提出几个问题的时候，坐在那里的法官大多只是在做笔记。
审讯进行到中午再过一点儿便结束了，因为证人不多，案情也简单。坐在那儿的艾瑟克尔·斯特隆本是充满希望的，但是很突然地，公诉人和郝耶达尔夫人好像一致要给他一点苦头尝尝，因为他没有上报孩子的死亡，而是把他埋了。在这一点上他被严厉盘查，要不是他忽然看到吉斯勒也在法庭上估计就顶不住了。是的，吉斯勒在法庭上。这给了艾瑟克尔勇气，他不再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在与法律抗衡，不会再被打倒。吉斯勒朝他点了点头。
没错，吉斯勒到城里来了。不是叫他去出庭做证的，但他来了。开庭之前他自己花了两天时间对事情进行研究，还把艾瑟克尔在曼尼兰跟他说的事情始末记下来了。对吉斯勒来说，大部分文件都不能使他满意；这个郝耶达尔区长夫人明显心胸狭窄，一直费尽心机证明艾瑟克尔是共犯。愚蠢，白痴——他怎么知道荒野里的生活，怎么知道艾瑟克尔只想用孩子来拴住他的这个女助手，让她留在那个地方！
吉斯勒和公诉人说了一会儿，但看起来似乎没有干涉的必要了；他想帮艾瑟克尔，让他回到自己的农场上，但看起来，艾瑟克尔根本不需要帮忙了。案子的发展远比巴布罗预料得顺利，如果她被宣判无罪，那就根本不存在共谋一说。这得看证人的证词来定了。
当很少的几个证人陈述之后——奥琳未被传唤，只有区长、艾瑟克尔自己、坚定的专家以及村里的两个姑娘做证——陈述完后已经是中午休庭的时间了，吉斯勒再次上去找公诉人。公诉人认为情况对巴布罗很有利，这样当然最好。郝耶达尔区长夫人的讲话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就要看法庭的裁决了。
“你很关注这个姑娘吗？”公诉人问。
“嗯，是有一点。”吉斯勒回答——“或者，不如说，关心这个男人。”
“她给你当过帮佣吗？”
“没，他从来没当过我的帮佣。”
“我指那个姑娘。是她争取到了法庭的同情。”
“不，她没在我家当过帮佣。”
“那个男人——嗯，看来情况不妙。”公诉人说，“自己悄悄在树林里埋下尸体——看来不妙，非常不妙。”
“我想他只是想埋得体面一点。”吉斯勒说，“开始时根本没有埋。”
“嗯，一个女人当然不像男人那样有力气去挖土。她那个样子——应该已经筋疲力尽了。总之，”公诉人说，“我想，现在我们对灭婴案的审判都较为人道了。如果我是法官，我根本不会给那位姑娘判刑；而且根据本案这种情况，我肯定不会给她判刑。”
“很高兴你这么说。”吉斯勒说着鞠了一躬。
公诉人继续道：“作为一个男人，从个人角度上看，我还想多说一点，我绝不会对杀死自己孩子的未婚母亲判刑。”
“真有意思。”吉斯勒说，“公诉人您和郝耶达尔区长夫人在法庭上的发表的意见居然一致。”
“噢，郝耶达尔区长夫人啊！……不过，在我看来，她的讲话非常优秀。再说了，给这些人判刑有什么好处呢？未婚母亲在生孩子之前受的苦已经够多了，周围环境的残酷和无情已经让她们的地位变得很低——这些惩罚已经够重了。”
吉斯勒站起来，最后说：“确实。但是那些孩子呢？”
“没错。”公诉人说，“孩子们的结果非常悲惨。但是，从各方面仔细想想，这样也好。私生子的生活很艰难，而且往往也没有好结果。”
或许吉斯勒对这位身材魁梧，扬扬得意的法律界人士有些嫌恶吧。他说道：“伊拉兹马斯就是个私生子。”
“伊拉兹马斯……”
“鹿特丹的伊拉兹马斯。”
“嗯。”
“还有莱昂纳多也是。”
“莱昂纳多·达·芬奇？真的吗？嗯，例外肯定会有，否则就不会有常规了。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对飞禽走兽都有保护措施。”吉斯勒说，“但对我们的小孩子却没有，说起来不觉得奇怪吗？”
公诉人庄严地伸出手去取桌上的文件，好像表示他已经没有时间再谈下去了。
“是的……”他心不在焉地说，“没错，是的，无疑是这样……”
吉斯勒为此次受益匪浅的谈话表示感谢，然后道别。
为了早做准备，他又在法庭上坐了下来。他可能为自己的权力而自鸣得意吧；他知道有一块裹布是用男人的衬衫做的——还有所谓拿来做扫帚的松枝；还知道在卑尔根海港上的婴儿浮尸——如果他愿意，大可以在公堂上让事情的局面扭转；他的一句话就相当于一把利剑。但毋庸置疑，不到关键时刻他是不会多说一句的。没有他干涉，一切仍进展得很顺利；甚至连公诉人都已经说自己要站到被告那方。
整个大厅满是人，再次开庭。
在小城市里这是一出有趣的喜剧。公诉人的满脸森严，被告辩护人的慷慨陈词。法庭好像有责任聆听巴布罗以及她杀害孩子这一案件经过。
虽是如此，但最后做决定也绝非易事。公诉人衣冠楚楚，无疑也是个善良的人，但没准他最近受了什么气，或者突然记起来自己是国家的司法人员，理应照章执法。一件难以理解的事，但很明显他没有早上那么宽厚仁慈了。他说，如果犯罪被证实，那么这就很严重了。从证人的证词来看，情况已经不乐观，如果证词被证明属实的话，那就真的很不乐观了。这就得看法庭怎么判决了。他希望大家注意三点：第一，之前他们是否隐瞒了孩子出生的事，法庭是否清楚地掌握资料。在这一点上他发表了个人看法；第二，包裹布，也就是男衬衫——为什么被告随身带着？是不是已经预谋好随时要用到？他就这个问题进一步作了探究；第三，那个挖好的可疑坟墓，既未向神父也未向区长上报过孩子的死亡。这就是那个应该担负主要责任的人，法庭必须作出正确的判决，这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个男人是共犯，而且私自把尸体埋了，那么很明显他的女佣之前就的确是犯罪在先，才能有共犯一说。
“哼。”庭上有人出声道。
艾瑟克尔·斯特隆感觉自己又身处险境了。他抬头四顾，却没有碰到一个人的目光；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说话的公诉人。但他终究看到了坐在后面的吉斯勒，神情极为高傲，下唇噘起来，很是鄙视的样子，脸朝着天花板。他在肃穆法庭上的分外冷淡，以及丝毫不忌讳的响亮的一声“哼”，让艾瑟克尔充满了力量；他感觉不再是自己孤单一人对抗这个世界了。
如今情况再次好转。公诉人最后觉得自己说得差不多了，已经把所有嫌疑和邪恶尽可能引向了这个男人；现在他停了下来。不止这些，当然，他环视了一下众人，甚至没有提出判刑的要求。他最后只简单说了几句，根据证人的证词，他本人不予提出法庭对被告处以罚刑。
情势大好，艾瑟克尔心想——事实上这件事该是结束了。
现在到辩护人讲话了。这是一位攻读过法学的年轻人，受委托为案件进行辩护。他的语气已显示出他对本案的观点；没有人能比他更擅长为无罪的人辩护了。说实话，郝耶达尔区长夫人在他之前已经先发表了讲话，还抢用了他那天早晨准备好的几个方面；因为她用了“社会”这个主题，这让他大为光火——噢，他本是可以就社会问题长篇大论一番的。首席法官因为不适时的仁慈而没有进行阻拦也让他极其不悦；这只是一场辩护，本来就准备得很简单——接下来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