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响度逐渐膨胀，只有少许声音的棱角能偶尔露出，集市往广场上聚拢，依次驻足，这是它不同于哈利利之处：流动，有出现和消失的端点。我们坐在边缘的餐厅的露天区域，点了一些饮料，暂时置身事外，扮作集市的观众或候补。

星期五端回一份塔吉锅，不清楚里面会是什么。张小莉把手搭在我的额头，她说看我脸色不佳。我说这里的味道和声音都太气势汹汹，有些晕是正常的。

许国强揭开塔吉锅的盖子，蒸汽持续地扑面而来，遮挡视线。我眯起眼睛，感到身子颠簸一下，面前已是一个玩猴的人，可他不只是他，他同时也是我小学时乐队的指挥，指挥领我走进一些帐篷的序列，穿梭于琳琅的小吃之间。说话时他运用一个熟悉的朗读声，我假定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为我介绍所有的食物，它们纷纷被从塔吉锅中揭开，互相重叠，但只是意义上的重叠，并非视觉。

我慢慢注意到几个帐篷是搭建在一些凹陷的地表上的，朗读声告诉我那也是大象的脚印。有一瞬我怀疑起自己身处的国家，又立刻否定了怀疑。大小不一的鼓从身后滚来，指挥交给我一只鼓槌，但我已经忘记它们该怎样使用。滚奏。玩猴的人在告诉我的同时把我的右手握成一个空心，我见到张小莉在斜对面的帐篷里吹奏黑管，她的身后是窗下的墙壁。塔吉锅中的鸡肉被鼓槌打翻，滚奏始终没有成形。鼓也都被人拾起，铜管乐器的声音从勉强的缝隙中跻身而出，指挥告诉我需要变得更加严肃。他的西装与右肩的猴子极不相称，我将自己藏在一只大鼓的后面，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将红色的乐谱收进书包，一本日记被我摆在最前面，蓝色的封皮上用金色的油漆笔写着“cml”。书包的底部有一些饼干碎屑，还有一袋锡纸包装的牛肉干，它们刚刚也出现在塔吉锅里。猴子跳到大鼓上，捞出那本日记，它另一只手拿着铃鼓，跑出了这片帐篷，我紧随其后，身旁的摊贩都在冷却，指挥演奏长笛，铃鼓声在我的耳边响了一下，日记被扔在一只骆驼的身旁，骆驼的主人掏出一个手机，他将它关机又开机，把它凑近我的耳朵，让我聆听厂标闪过时的短暂声效。

我低头发现自己正站在又一个大象踩出的凹陷里，李提向老板买了一瓶精油。他把精油藏在口袋里，拽我回了餐厅。塔吉锅里的食物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口，阿光说是留给我的。星期五拿着一根牙签在剔牙，他的边缘与周围剥离了一些，现在只用简单的几秒就可以看清他，如果心中随便默念一个数字就更加容易。

我感到自己的胃有些难受，悄悄告诉了张小莉，她于是提议回旅馆。我说不用。她就去点了一杯热水来。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次，我和张小莉在一个大礼堂的外面透气，里面的舞台上是同学的弦乐四重奏。我们在阶梯上坐了整首卡农的时间，面前有一个草坪，一个穿蓝色大褂的人拿着水管在浇水。

我问张小莉是否记得王伯，张小莉摇头。我于是意识到张小莉确实未曾见过王伯。几滴水溅到我身上。紧接着张小莉又说她想起来了，说我曾和她讲过小时候王伯的事，是在一个下午的两点多。不远处的那个工人关了水管，离开草坪，走到一块印着这所学校校训的大石块后面。张小莉和我开玩笑说他是去撒尿了。

哈哈哈哈。

我站起来，发现裤子沾了水湿湿地贴在屁股上。马大出来抽烟，他问我们是否在谈恋爱，我摇头。我叫上张小莉返回礼堂，台上的节目已经进行到了下一个，我们需要继续催场的任务。

泳池

薄荷茶装在一只精致的银质茶壶中，我突然感到对这种金属的陌生（气质方面）。尽管马大和张小莉都连连称赞，可我却不太敢喝，因为我的胃仍然感到不适。这家旅馆也有一种浓郁的香精气味，我从小对这些味道过敏，这加重了我的恶心。

旅馆的大门是一扇布满铆钉的木门，每一颗都在用力使这块木板变得肯定。我们坐在中庭的长椅上，中央有一片很小的泳池，大约只有六七平米。池壁与池底都贴满了宝蓝色的马赛克砖，水面与边缘持平，看不出任何的落差，漂浮着一些树叶和枝条，应该很少有人下水。

如果仔细看，可以发现天台的花草倒影。天光勉强还能支撑一会儿视线，我回想起下午的集市，许多的人都不只寄居在一个自己里，他们同时是许多既有印象的混合，不可以被捋清。如同倒影难以从水中提取，倒影与倒影也无法分离。李提从口袋里掏出一瓶精油，滴出两滴抹在手背，放在鼻子前闻。没什么特别的，不冲。他说，也最终不屑于说。马大陪他从狭窄的楼梯往天台上去。星期五哼着一首小曲，他用忽而急切的气息声来表达对某一段落的喜爱。在照度不足的情况下他还是容易与周遭混淆，我担心他染上过多的香精气味，于是给他递去一支烟。星期五接过烟，也放在鼻子前闻。

上了楼的人从天台透过一堆植物向下张望，马大朝水池里丢下一块重物。看不清是什么。它打开一片涟漪，吸收了所有剩下的光，留下一些琐碎的声音在相隔不远的地方逐个发生，轻微标注出几处分界来。

八月二十八日

房间

我确实病了，醒来时我就立刻意识到这一点。张小莉于是说今天哪里都不要去。她把额头贴住我的额头，说，已经发烧了。这是张小莉一直用的方式，我觉得巧妙极了。窦老师也曾这么做，也许张小莉就是从她那里学来的。另一种可能是，在涂涂人的雨林里，她记下来了那个仪式并灵活运用。

阿光靠在两扇窗户的中间，阴影使他看起来像一块存在已久的大洲，但尚待勘探。

我能看见他的眼睛，阿光盯着我的窄床，他直愣的目光将他与床之间距离明确地标记出来，几乎是拧出一道线。阿光想（我能知道），他的头顶，他所去过的高矮河堤，我生病的可能原因，这张床的实际宽度。他继而沿着这张床进一步思索下去，它的尾部，垂下的被子，白色，看起来不薄的厚度，扯盖它时发出的摩擦声，他忽而觉得被子多了，不是这一件，也不是这间房子里的，而是所有的被子，所有的棉被、羽绒被、空调被、蚕丝被，也涉及到被套，材质、花纹、曝晒过后的气味，油污附着的方式，被尿液浸染的痕迹。又有多少被整理，有多少被复合使用，被子过多，我（阿光）却不了解任何一条被子，也无从了解。但我（依旧是阿光）很快否定了这一点，当我（他，不必再说）指出所有上述对于被子的描述时，似乎已经对它们有了某种念想。我记起很小的时候，我曾尿湿过一床薄被，在我的印象中它始终有一块被尿湿后的污渍，其实根本没有。那之后，我从来不盖那床被子，时至今日，我已然接受了它，但拿到它时仍会有一丝迟疑。几个夏天之前，我下意识地检查了上面的污渍，当我将它打开之时，我意识到对它的陌生：并非出于我未曾看过它的全貌，而是一种极难打破的屏障—它与我毫无瓜葛。作为这样一件“物品”，它的花纹与颜色令我费解，淡橙色，一些折线与圆点，它们毫无理由成为这样，当然也毫无理由不成为这样；我也对它的所谓功能感到陌生，它究竟为何进入这样一种境地，它本身又怎么能被我使用呢？我又从何时开始与它产生联系，还有我与其他的被子的联系，被子出现在我眼前，而我不再理解它的所有性状，也不再试图给予它任何功能。它在我的眼前如此独立而令我难以与它有一丝一毫的互动，如果我此刻试想去触碰它—

阿光前倾身子，碰了一下我的被角。星期五问他怎么了，他摆摆手没说话。张小莉让许国强去打一壶热水来，自己则去楼下点了几份清淡的早餐，几分钟后她端来几片面包和一个煎蛋。我所吃过最好吃的煎蛋，是高中时与马大结伴出游的一次，一个热带小城，煎蛋须要用柔软形容。那是最好的一种食物，吃完一盘之后并没有想再吃一盘的欲望，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满足，也不存在满足后的失落，它不要求挤出一方空白来换取定量的愉悦，只是纯粹的美味和饱腹感。

后来，我总是念叨再去一次，马大却说他不敢。他说这是他的老毛病，难以将某些特定的时刻重复。由于这份煎蛋存在于那一趟旅途之中，他就无法接受再度经历一次那样的旅途。这不是旅途的错误，他其实十分喜爱它，可越是对某一次（或某一段时期内）经历的喜爱，他就越不敢在时过境迁后再度涉及。这不是出于对重复的恐惧，而是出于对回溯的恐惧，据马大说，当他起了这样的念头，在设想起将某个事物从头再来一次时，脑海中的画面便会令他不安，那些画面往往是极为纯粹的那些事物本身：比如旅途中的一条街道（但总是缺乏行人的），抑或是某一部影视剧的第一集（在知道了后续的所有情节和结局之后），还有独自前往曾和他人同时待过的某个地方，这些都会使他心慌不已。我曾通过最后一个例子怀疑这是由于孤独感作祟，但马大坚持否认，声称“独自”只是加重了回溯的可怕程度，而可怕本身还是由回溯带来的，不然无法解释连重读一篇文章也会带来等量的不安。

我简单地吃下早餐，煎蛋并不很清淡，但合我的胃口。张小莉给我灌下一大杯热水，又拿出一些我没见过的药让我吃。她说我是水土不服了，而我认为是不慎流失掉一些单元。我最后吃下的药是一勺褐色的粉末，张小莉让我直接吞下，再用水送进胃里。那应该就是某种填充物，我想象它遇水后膨胀发酵，兴许能起些作用。

乐园

很大的风把地面卷起，降落在我与许国强的身后。前方只剩下一座光秃秃的游乐园，半米高的围墙勾出一个长条状，大门开在短边的中间，从大门进去只有一条笔直的道路通向底边，两旁各是一列游乐设施，也一气排到底，尽头是一座过山车，与底边齐宽，入口处是一个卖气球的小摊，但无人看管。除此之外，乐园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没有植物，没有餐厅，没有区域的划分，也没有任何主题的装饰。所有的游乐设施都没有上漆，钢铁赤裸地互相连接和支撑，锈也不存在。这些项目没有名字，只有编号，标在每个入口处。从一号依次玩到了三十二号，我们一直没有尖叫或欢笑，保持沉默是这里的规矩。最后的三十三号是那座过山车，在爬升时，一切变得重起来，黄土在远处慢慢沉落，嗡嗡声越来越响。我们俯冲下轨道，然后转了数个圈，我感到自己被剥离，胸口被水碾过。在驶过最后一个弯道后，车开始减速，许国强脸色惨白，我终于号啕大哭，直至醒来。

花园

由于我的病，大家无法前往花园，它因此也停顿。然而，无法前往并不意味着不可抵达。花园只是花园，不是属于马拉喀什的花园，不可用量词，难以加上定语。它更像是一个操场边的傍晚，空与满在一瞬间里的交替，这个交替就是花园。十一月时花园常常过曝，它失去一些细节，却使肉眼能看见更多事，它们从整块呲了的白色中缓慢显出，模糊，是越过藩篱而来，更接近本质。

几个月的时间在花园里不过是从一株植物到另一株的距离，或者多走几株也有可能。雨季时，路很难走，要身负许多堵墙，它们被浸湿，但不易被拆毁。星期五领我到花园里两条花坛间的一处平台，它被围起来，用红色的砖覆盖，有时候中间也出现一根旗杆。鉴于停顿的前提，我可以拨转整张地图。马大在花坛后的一间小屋子里，那间屋子联通着这边与另一边的楼群，它的门开得很矮，所以有密室的味道。那实际是一间广播室，马大端坐在播音台前，翻阅我的日记，它似乎刚刚从大地里被解救，蓝色的封面上全是湿泥，而细沙布满每一页的缝隙。

我凑上前，看见那里写的是初中时回忆小学的事。字迹介于潦草和端正之间，但每一笔都很用力，摸上去一棱一棱，像是刻上去的：

在乐队里我是打小鼓的，我搬着鼓在走，那个女孩穿着粉色灰色的长毛衣，从我身边路过。她吹长笛，从我身边路过，她问我，需要帮忙吗？我与她并排走，她的毛衣粉色在灰色中间，如果一定要说一个颜色，应该是粉色，她的嘴唇也是粉色的，她扎着马尾，眼睛是笑的，我当时应该穿着非常可笑的演出服，但我想，我穿着她也应该穿着，也或者，她就是全团那个唯一没有穿演出服的人，她从我身后走出来，与我平行，我知道我不是第一次看见她，但这是我记忆中回想起她的美的时候的第一段。她应该帮我搬了鼓，是鼓架而不是鼓面，我红色封皮的谱子在我这里。当我想起管乐队时，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这个画面，那可能是发生在一个类似马戏场入口旁的花坛边，我们刚下校车，我们要去演出，也许是在一个圆形的教室内排练伊克兰布序曲，那里有哈哈镜。那天，另外一个女孩问我，不，是告诉我，她自己是十二月出生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记得这一点。伊克兰布序曲很好听，我至今仍能回忆起这段开头的旋律，和我的敲法。那个十二月出生的女孩，我们叫她黑皮，她挺黑的。她负责跳舞，她不喜欢我们叫她黑皮，我坐在校车靠窗的单坐，她和另一些跳舞的坐在走道的另一边的双人座，我叫她黑皮，她叫我瘦猴子。后来我们下车，那个灰色粉红色毛衣的女孩就走出来。后面我就记得黑皮，记得她说她在十二月出生。还有我们在一个狭长的房间里排练，屋顶有斜度。后来我们在一个明亮的二楼演出，那里墙和门刷的漆的颜色和后来的奖状是一样的。一段时间后我们都拿到了一份复印的奖状，因为真的奖状只有一张，留在学校。之后的日子，也许在那之前就开始了，我总是在排练的时候注意那个灰色粉色毛衣的女孩，黑皮有时候总爱做一些挑逗的事情，但是那个女孩总是很美，我不能说她的名字，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也不能编一个，因为编的名字不能配得上，真名我不愿意说，所以之后叫她粉毛衣女孩。我会看她，我记得在暑假里的一次排练，她穿着红白色的运动服或者t恤，端着长笛在排练场走，因为我们在做行进间演奏的训练，我看着她，很好看，也许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我不能确定。我们平时都在地下食堂吃饭，她坐在我集合整队时旁边区域第四排最靠外的一个，我每次路过她时她都会骂我一句，当然是开玩笑的，我忘记她每天的用词是变化的还是固定的了，我也忘了我是否会回她一句男人婆。可能我搞混了，但这时我们已经熟识。这里还要说到另一位女生，我也非常喜欢她，她和粉毛衣同班，她坐在另一排，每次我都会看向粉毛衣，也会看向她，顺序忘了。她吹黑管。我们不是在排练中认识的，而是在升旗的时候，金色的升旗台，有很多高光。她和另一个女孩负责收国旗，另一个女孩是第一个吸引我的，她符合幼稚的审美，像一个洋娃娃，而我的朋友认为她不好看，我先喜欢她，后来我才也喜欢吹黑管的女孩。这两个女孩，还有黑皮和粉毛衣，我很爱她们。

马大将播音台的旋钮拧开，音响里溢出刺耳的高频声，他挪挪话筒，把声音消去，做出要读我日记的样子，我并未阻止。星期五在这间屋子所通向的另一边，张小莉四处寻找着他，像一个母亲寻找孩子。许国强在更高的楼上，从窗台伸出双臂，做出飞行的姿态。他们三个处在多云天的开发区里，把每一栋新楼里里外外地数上一遍。

马大读出我日记的第一句话，无数藏在花丛里的喇叭都开始播放。所有的植物打了一个哆嗦，我夺过我的日记，关上了屋子的两扇门，防止余音漏出去。马大叹了口气，从广播台边离开，四周打望这个狭小的房间。它堆放着许多沾满灰尘的器材，总是令人感到熟悉但无法记住。

马大抽出一个毽子，在我面前踢起来，一个接着一个。我从来学不会这项运动，他于是有些得意地笑，露出了曾经故意熏黄的两排牙齿。

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