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三日
坑洼
有一架棕色的飞机坠毁在此，女人因此而失忆。我与张小莉看过这部电影，在曲阳影都。灰尘满满，身旁的男人向他的妻子解释红茶的来历。
石砾之上浮起一座木板桥，刻意地曲折后将我们放下。眼前的庞然大物被复制粘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美术馆前、大学中央、摊铺的第一排、一些自然段的开头，或者一个四等站的办公室—我和张小莉就看到过一次，前往雨林的中途，窗外是许多松树，韩站长用它压住了我们的车票，它是一个极小的金字塔。他试图挽留我们，多等几班火车。张小莉同意了。当天最后一次火车到站前，韩站长亲自骑车去镇里，他买了一箱酸奶和一袋面包送给我们。酸奶是过期的，我们后来发现。
此时面前的这一个是不同的，和所有缩放过的分身都有所区别，它远离光滑和完整，经得起反复解开。我们攀上两级石块，目光所及都是细节的瀑流。
李提说，他遇上一个常年在这儿喂鸟的人，那人说最初的金字塔是一个立方体，从顶部开始慢慢地脱落和流失，才逐渐变成一个锥形。老发问，那现在呢？李提说，喂鸟的人说，锥形和摄影术是一个巧合，作为锥形的金字塔只存在了短短的一瞬间，他指指顶端，金字塔的顶部已经坍塌了一小部分，它还在缓慢地流失，只是在这几百年里，它仍会近似一个锥形。
张小莉说，是他的鸟在啄走金字塔。
我贴紧身旁的石块，把目光塞进一个坑洼里，随即涌现出更多的坑洼来。金字塔的历史是剥落的历史，小一些的坑洼被掩埋在大一些的坑洼之中，再逐渐暴露。我可以不断地走进一层又一层的坑洼里，无限地嵌入它的表面，途经的每一个洞室都被前人不同程度地雕塑出一些痕迹。其中可以看到一些正在剥落的立方体，佐证了喂鸟人的说辞。它们是生长在体内的一些微小分形，负责那些离散在底部的点状事实，像突然梦见的许多嘌呤，都难以捉摸。老发、马大、李提和张小莉都没有跟随我进来，这里有些发冷，分散的坑洼越发变得像岛屿，走得越往里，它们间就隔得越远，我也越不能停下，扳着壁往里。每走进一个，就势必与其他的失之交臂。我曾走过两个迷宫，在洛阳和武汉，灌木和冰块。它们的终点不约而同是一张黄色的塑料大布，中间长出一个红色圆点。我曾经梦见过很多次穿破那张布的情形，都是一个商业中心的底部，俯视的停车场边缘，露出了一部分更大的迷宫，由更多的黄色塑料布组成。一个短发的高个女孩站在门口，是幼儿园里彩虹班的最后一位插班生，她告诉我，被我视为午睡结束前提示的音乐，其实是不远处一所小学每天下午眼保健操的铃声。那时几十张床铺都压在我的身上。只有一次，我睡在了上铺，那天我试图装睡，但潘老师走到我的面前说，装睡时闭起的眼皮也会眨。相邻的周三，窦老师在午睡时把我叫到教室，教我用点彩的方法画了一张脸谱和一个金字塔，几乎用尽了所有的颜色，背景是淡淡的蓝。后来，脸谱的那张得了奖，窦老师给我和奖状拍了照片。张小莉在那天送给我一个她打的藻井结，说祝贺我，我揪了揪她的辫子，把没得奖的金字塔送给了她。张小莉拍拍我的头，我发现她也进到了这层坑洼里，土黄色的洞室，积灰至小腿。我问她，你怎么找到我的路线。她不说话，把我拽了出来。李提眯着眼看着一群鸟，马大则已经爬上人工的台阶。
他说，老发回车上睡觉了，我们进金字塔里面吧。我们于是跟上。我走在张小莉的后面，又很快超过了她。
甬道
大走廊过于庄严，它的宏大将你拔高后再按扁，陡峭叫人匍匐。马大一言不发，但心情明显肿了起来，节奏呼哧。
对内部空间的共同迷恋是我们成为朋友的原因，五年级的那次春游，我俩在一个桥洞底下相向而过，两艘船在蹭出一段半米的噪音后，卡在了洞里。我们同时研究起拱形的内壁，上面刻满了成对的名字。下午，在电信博物馆里，马大告诉我他是四班的马大。我们钻过重锤电报机后的一扇小门，经过一席黑暗，眼前慢慢展露出一间贮藏室，贮藏室的格局和学校天文台地下的很像—那是教学楼地下一层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里面堆放着陈旧的乐器、礼服、桌椅和许多毽子，一个人偶保持着练习腹语的姿态（马大坚持这样认为），拨开它，就可以看到几级楼梯，接着楼梯盘旋往上，同样无光、极其陡峭，顶层就是天文台—我和马大在上初中后回到小学，第一次进入那里，天文台从未向学生开放，所有的仪器都处在灰尘底部，马大与我在墙壁的积灰上写下了我们名字的缩写，如果不出意外，它们应该还在那里—位于望远镜左边半米，圆形拱顶的内壁上。
马大乐于在黑暗中向我讲述一些事情，大多数时候，黑暗都是我们探险的过场，最初我怀疑他是想排解恐惧或者无聊，但逐渐了解马大后我得以确信，这两者他都不会经历。剩下的一种可能就是他认为不可见的环境是谈话的好时机，他总把讲述的时间控制得刚好，结束的下一秒，必定迎来一个光亮或是宽敞—马大嗜好这样微小的仪式感，他追求氛围的营造，尽管有时也令人生厌，不过自己总能乐在其中。和平公园由防空洞改造的鬼屋里，马大告诉我他的父母都是齿模师，他在成堆的假牙模具中长大，致使他对成排出现的牙齿极度过敏。模具是拙劣模仿的元凶，马大厌恶。他从小学开始就偷偷抽烟，目的便是试图将自己的牙齿熏得黄一些，马大说，他几乎每隔二十分钟就会用舌头顶向不同的牙齿，他认为这样能使他的牙齿不那么整齐，马大最无法接受的是看见别人的牙龈，李提曾因向马大龇牙咧嘴而遭到长达半年的不予理睬。我有时猜想，马大之所以选择在黑暗处与人交谈，也许正和他不愿意见到牙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张小莉拉住我的包，她显得很累，李提也在喘气。我们放缓速度，终于到达甬道的顶端。
必须低头进入墓室前的隔间，其中的气味每隔三秒就变换一次。可以感受到一些深灰色的粒子正在发霉，那是它们焦虑讨论的信号。内容大致为是否要突然地进行一些反常行为，从而造成某种意外的神秘现象。它们的天生使命是伪装成随机运动，于是它们几乎从不释放小概率事件（比如突然聚集在一个墙角，造成其余地带的真空），而总是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不引起人的注意。但此时的马大令它们觉得意外：从未有人在此流出眼泪，人们通常要进入墓室之后才开始自我感动，这种陌生的分泌物引发了空气湿度的微妙变化，从而掀起了一些奇怪的化学反应。
马大一动不动，仰头看着侧面的墙壁。李提和张小莉进入了墓室，他们在那儿用不变的脚步采集一个新地点的回声样本。而马大却停在途中，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倾斜的墙壁上刻满了游客的名字和话语—这是一些新型化石，但很难说刻字和石壁哪一方成了标本。马大转动脖子盯着我，他说他第一次觉察到这些刻字人的伟大。
我没有立刻回应马大的话，但我想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河畔
老发说去河岸走走，用门缝悄悄叫的我。
离开吉萨后我们来到这座城市，老发说就住河边。其他人睡了，他睡不着。
总是想起曲阳图书馆，曲图。老发说。你知道吗，保定也有一个曲阳，我查过，是个县，有十二个乡，六个镇。我觉得我一定不会去那个曲阳，这辈子都不会去。如果曲阳不位于保定，那才是我们的那个曲阳。我们那个曲阳的曲图从马路往里拔立三层，有近道，后来只能绕路，只能走出去再拐进来，对吧。其实，三层上面还有第四层，但通常是被阻隔了，写着办公区，你总想去，我说不太好，就一直没去过。曲图的一层有保安、报纸、老人和冒着热气的茶水。二层有两层。一层有管理员、厕所、有些中学生和盛有茶水的茶杯，我们有段时间也是曲图的中学生；另一层也有这些，但矮点儿，有槽，有梁，有隔断和大字典。第三层有三端。一端有孩子、大孩子、凳子；中端有孩子、老人、椅子；末端有插座巡视员，有电脑，有影视期刊，有很多盛有冒着热气的茶杯留下的杯印。我们总去的，是三层的末端，你记得吧？三层末端的人大约固定。总有一个长臂的老人，快速走到期刊柜，抽几份报纸，又快速坐下看，咔哧咔哧的。他手臂过膝盖，眉毛往外飞。有一个拖着买菜小车的奶奶，坐得一般离我俩不远，她看杂志，或者书。目的性不强。盯着她看觉得她有点凶，不盯就还好。有一些参加会计师考试的和一些考研究生的，他们和做作业的学生穿插着坐，比较匀。插座变了几轮，规则和位置都是。一开始我们用，后来不怎么用了。偶尔也还是用，但不成体系。我自己也用过几次带电脑的位子，电脑不能用，但是比较独立的一块地方，你不肯用，说像在家，可那里确实光比较好。曲图厕所很好用，有禁烟标识，但还是可以抽，偷偷地呗，我也看到过别人的烟头。我不怎么上外面的厕所，但曲图的我愿意。楼下的麦当劳也受曲图影响，有些人要在里面做在曲图做的事，可能把两者当作一个了。这比我要好，我只在里面买吃的。曲阳影都去得少，别人似乎比较认可，但我觉得它反而像那个保定的曲阳了，我没去过，我也不会去的。不得不说啊，它的门面，还有麦当劳一并都是曲图的一部分。曲图很不一样，你走了以后，我总路过那个门面去曲图。我给自己规定，如果我在曲图，出来吃饭可以从小火锅店门口的小路斜穿出来，但回去必须走一个直角的大路，没有什么原因，但我一直是这么走的。哎。
老发往岸边坐下，伸手想够河水，但有些远。
我告诉老发，其实有一次我去过曲图的四层，和马大一起。老发停下动作。上面就是有个馆长室，几盆花，别的就没了。我说。老发不响，过了半天把右手用力一抻，打起一点水花。
老发说，来之前我想这条河还泛不泛滥，好像泛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说，肯定不了，修了个坝的。老发说，对，我也查到了，修了个坝。老发念叨着修坝修坝，从地上站起来。他搓搓手，说有点冷，回屋了。
我说好。老发走在前面，走到一半又回头和我说，你也想曲图啊。我点点头。
我们回到旅店时，河水的语气有些不稳，一只水鸟从河面上拾起几个叹词。它衔着它们回巢，孩子们需要以之为食。
八月二十四日
气球
我们上升的同时，许国强把手伸出篮筐。他说如果大地向他抛起一颗弹力球，他需要提前做好准备才能接住。我们都知道不会有球，许国强把手送出篮筐，是称一称起飞后不断减少的大气重量，以确保自己真的在飞，他有时也往下按一按，不同厚度的天空弹性不同，鸟的翅膀就在反复进行这些操练。
许国强喜欢鸟，或者说他迷恋飞行。乘热气球是他的决定，张小莉第一个同意，马大、李提、老发和我也都报了名。十分钟前，火焰怂恿几张大皮鼓胀起来，后被人盯上了天。
缺少云，确切地说是没有，高空可以闻见地面的味道。牛和驴在不同的隔间甩尾，几只鸡把一个天台翻新，用腐败掉落的羽毛散发一些刺鼻的信号，再进一步矗立，挺拔后凝固，巍然不动，一片沉默的宣誓。许国强在我耳边说，这是它们可以到达的最高地带，周围没有更高的屋顶。但这里的屋顶都有向上生长的趋势—它们无一不在顶部还露出几根柱子的半成品，等待着某种阻力消去，也可能是拆除不彻底的痕迹，就像哈利利路边的天桥。
热气球开始掠过许多的地面，它把高度控制在听觉和嗅觉的边缘，进行一种匀速直线运动，令人想起物理课本右下角的一段考点。在李提看来，这又是不同于其他交通工具的体验：实体都在可感的距离之内，而清晨的凉意与理想的移动方式则带来失真。类似于在船的甲板，但俯视与眺望又不一样，相同点是可以呼吸风。田地里藏着几个穿白袍的男孩，他们埋伏一阵即将蔓延的影子。
张小莉很兴奋，指着远处说日出了。
我曾和她去过一次黄山，住在山上的旅馆。我就是在那间胶囊大小房间里的电视上看到那个男人的新闻：他长着一对翅膀，在世界的各个机场间穿梭，短暂地出现和消失。第二天清晨我们上了山顶，那天下雨，日出不显。张小莉把手电筒从大衣里掏出来，打向云，说再找找。李提在一旁把身上的雨水汇集到一处，再装进一只空水瓶。当盛满，他说不会有日出了，就催我们离开。张小莉很是不快，李提一手遮在她的手电筒前说，看，日食。我们都很生气。
废墟
绕着甲虫的雕像走上几圈，水池就越来越清晰。
卢克索高温显著，轮廓大多在融解。池里有绿色的水，水位不高，但可以觉出它的厚，又有一些油腻，显得迂腐。马大蹲下，盯了一会儿，说池里有条鱼。我不相信这样的池水中有活物，但顺着马大的手指看去，确实有一条鱼在底下兜圈，这样水面就化开了。张小莉说，这里原来应该是一个游泳池，但会不会太深。她不切实际的话令我不明缘由地陷入了一些能见度极低的幻想里，反复出现的是一条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古老鱼类，一直存放在自然博物馆的一堵墙后，鱼缸中悬浮着标本剥落的腐烂物。还有一些水下的突然袭击，边界不可见的恐惧，深绿色，咕咚咕咚。试想如果把眼前这个池子里的水抽干，将露出的东西精心放置在独立的展柜中林立在池底（想到这里我轻松了许多），一些模糊而混乱的画面闪过，试图表现这些展品的林林总总、目不暇接，蔫软的水草穿插出现在戴白手套的手中和西南角的第一个展柜里。可除此之外呢？所有其余物品都只是寄居在一个“丰富庞杂”的概念下，只要尝试列举一二就瞬间化为乌有，它们只能沦为虚化的背景，时而走动以调整节奏，测不准。我为自己的想象力匮乏而感到沮丧，当一艘木船的残骸出现在我的猜想之列时，我彻底放弃了这一行为。这一行为擅自袭击我的意识，又很快牵引我堕入自己经验的陷阱里，最终在套出了我的缺点后功成身退，使我诞生于被动的主动也失败了，只能独自面对一些思绪上的划痕，并伴随一点儿恶心。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依靠研究池壁上的挖凿痕迹才能使我回到明朗而干燥的日光里。
老发拍拍我，示意我大家已经去了另一边。
李提和马大在最前面，往一道高地上走，他们说旁边的城门被栅栏门封上，这一条应该就是城墙的遗址。两人试图翻过这片废墟的边界，尽管透过城门已经可以看出那边并不存在什么特别的景色，但他们（其实也包括我）依旧期待站在高处可以俯瞰到一些被遮掩的真相。李提在一次同我和老发吃粉的时候说，他对界线无比敏感，在很多时候，他意识到了界线，却并不清楚界线两旁的究竟是什么，也并不知道这界线因何产生。只能说，界线存在，界限也存在，它们存在在界线两旁的填充物之前，是独立的、与生俱来的、难以撼动的，致密而光滑，直溜溜，反光标准，浮在空旷的地方，随时可以附着上一些情况，几乎是用扑的。李提嗦一口粉。自我懂事起。他接着说。就频繁地这么感觉了，它让我清晰，变成明白的一个人，不黏稠。你们听过装枪的声音吗，咔嚓铿锵那种，我觉得我就是那样的一个家伙，像装枪声的人。李提喝下一大口汤。哈（喝完热汤后的回味）。这是智能，是理智，高阶形态。李提很少对我们说这么多，他通常是编一些故事。李提去买单时，老发侧过来和我说，他可能受了什么打击。我不置可否。不过后来他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一个黑袍女人拦下了马大和李提，向他们摆手，摆出一些否定的词语，告诉他们不能上去。许国强突然找到一块石头坐下，端起自己的脚看。他被荆棘划了一道口子。张小莉拿出创口贴递给他，说，许国强，你怎么都快秃了。
许国强笑笑，说最近头发掉得多。许国强原来是自然卷，而脱发算是遗传。我们在同一个寝室时，许国强告诉我，他不怕脱发，但他怕脂肪瘤。他说他爸爸手臂上长满了脂肪瘤，大大小小。我告诉他，脂肪瘤是良性的，也不太会遗传。许国强连连摇头，说不可接受。有一次许国强的爸爸把许国强的手压在脂肪瘤上，问他硬不硬，还说能左右轻微移动。他爸爸哈哈大笑，许国强汗毛直立。太可怕了，不能想不能想。他说。头摇来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