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滔滔不绝，嗓音洪亮，他爱笑；他的笑声响亮而热诚。他初到此地，住的是公共工程处的平房，并开始学习语言。别的时间，他用来修建我现时所在的小屋。随后，他进了丛林。

“掸人我无能为力。”他告诉我。“他们是佛教徒，满足于佛教。它适合他们。”他漂亮的黑眼睛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下，然后，他面带微笑，说了下面这番话，而我看得出，这话对他来说很是大胆，令他自己也有些吃惊。“你知道吗，必须承认，佛教是很好的宗教。有时候，我和某个寺庙的和尚长谈，他不是没文化的人，我不能不敬重他和他的信仰。”

他很快发现只能寄望于影响丛林中偏僻小村落的村民，因为他们是鬼神崇拜者，对恶力的畏惧持续不断，令他们不知所措，而它就等着他们落入圈套。但是，那些村子很远，在山里，他常常得走上二十、三十甚至四十英里才能去到。

“你骑马？”我问。

“不，我走路。要是买得起一匹小马，我当然愿意骑马，但我喜欢走路。在这乡下，你需要多锻炼。我想等我老了，我得有匹小马，到了那个时候，我可能有钱买一匹了，但我只要正当壮年，就没理由不用上帝给我的双脚行走。”

到了一个村子，他习惯去村长家找住处。大家晚上收工回来，他把他们聚在阳台，跟他们讲话。现在，经过这么些年，方圆四十英里都知道他，他很受欢迎。有时候，有人捎信来，请他去还没去过的某个偏远村落，让大家可以听他说话。

我想起丛林中遭遇的那个为迫人浓绿所阻隔的偏僻小村。我想在自己心中描出一幅那些人的生活图景。当我问及，神父耸耸肩。

“他们劳动。男人和女人一起劳动。那是一串不间断的艰辛。说真的，在山上那些丛林村落，生活不容易。他们种稻子，你知道这费时费力，然后收割；他们种鸦片，一有空隙，他们就去丛林采集野味。他们饿不死，但仅此而已，因为他们从不休息。”

当我漫游乡野，涉水渡河或跨过乡间桥梁，翻越林木覆盖的山岭，经过稻田，在一座座都是竹屋的村庄停留过夜，跟一长串形容枯槁或面容果敢的村长谈话，我觉得自己就像陈列在某一古老荒芜的宫殿内一幅挂毯中的人物，这是一幅冗长的暗绿色挂毯，你隐约看到其中僵硬的黑色树木，褪色的溪流，有着奇怪房屋的村落，轮廓模糊的人们忙个不停，他们的动作有着一种神秘、神圣和晦涩的意味。但是，有时我到达一个村庄，村长和长老们跪在地上为我奉上礼物，我似乎从他们黑色的大眼睛中看到一种奇怪的渴望。他们谦恭地看着我，仿佛期待我给他们一个渴望已久的信息。我希望自己可以发表一通令他们兴奋的演说；我希望自己可以传达他们似乎渴求的喜讯。但我不能告诉他们自己一无所知的彼岸世界。神父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些东西。我似乎看见他到了某个村子，脚走痛了，人累了，而当夜幕降临，大家不再劳作，他坐在阳台的地上，或许是借着月光，或许只是借着星光，给那些黑暗中的沉默人影讲着新奇的事情。

我不觉得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当然，他有个性，机灵。他很清楚山地掸人让他们的孩子来他这里，只是因为他给他们提供衣食住宿，但他耸耸肩膀不去计较；他们到了适当年纪就要回到山上，虽然有些人将恢复他们祖先的野蛮信仰，其他人却会保持他教给他们的信仰，通过他们的影响，或许可以照亮周围的黑暗。他的日子过得很忙碌，没有太多时间思考，而他内心当然没有令人难解的紧张；他的信念有力，就像一位运动员的双臂肌肉发达，他接受他的宗教教义，就像你我接受独眼或脸红的事实那般毫不犹疑。他告诉我，还是做神学生的时候，他就想去东方传教，并为此而在米兰学习。他给我看一张集体照，跟他一起出来的十二人围着主教而坐，并把那些死去的人指给我看。这一位在中国渡河溺毙，那一位在印度死于霍乱，另一位在掸邦靠北的地方被野蛮的佤人杀死。我问他何时坐船来的，他毫不犹豫就告诉我具体的年月日与星期几来；这些修女、修士和俗僧，他们可能忘掉无论什么周年纪念日，但自己离开欧洲的日子总是脱口而出。随后，他给我看他家里的一张照片，是典型的中下阶层合影，就像你在意大利任何一家廉价照相馆的橱窗所见。他们僵硬、刻板而忸怩，父亲和母亲穿着最好的衣服坐在中间，两个年幼的孩子被安排坐在父母脚前的地上，父母左右是两个女儿，后面依照身高站了一排儿子。神父把加入神职的家人指给我看。

“超过一半。”我评论道。

“这是母亲的一大快乐。”他说。“这是她的功劳。”

她是位粗壮妇人，身着黑衣，头发中分，有对柔和大眼。她看似一位好主妇，我相信要是说起买卖，她讨价还价会很厉害。神父深情地笑了笑。

“我母亲，她是个很好的人，她有十五个孩子，十一个还活着。她是个圣人，善良对她来说，就像好嗓子对一位女歌手那样自然；她做一桩好事，就像阿黛莉娜·帕蒂唱卡拉一角的高音c一样容易。”

他把照片放回桌上。

第二天我又出发了，神父说他想跟我走走，直到我们进山为止，因此，我把马缰挂在臂上，我们徒步而行，其间，他让我给景栋的修女捎话，叫我别忘了把我照的照片寄给他。他扛着枪走路，在我看来，这枝老枪对他本人比对旷野里的野兽更加危险；他戴着破旧盔帽，样子古怪，为不妨碍行走，他的黑色教袍在腰间绑起，他的白裤塞进笨重的靴子。他迈着缓慢的大步，我完全可以想象长路在它下面消减。但是不久，他敏锐的眼睛瞥见矮树枝上一只翠鸟，蓝绿相间，有些颤抖，是个尤物，就像一枚活宝石暂时悬在那儿；神父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臂上叫我停住，他蹑足前行，很轻，悄无声息，直到十英尺内；然后，他开枪了，鸟坠地时，他欢呼一声，跳向前去，把它拾起，扔进挂在他身侧的袋子。

“这会令我的米饭更香。”他说。

不过，我们到丛林了，他又停了下来。

“我要在这里跟你分手了。”他说。“我必须回去工作了。”

我上了马，我们握手道别，然后我骑马小跑而去。到了一个弯道，我回头向他挥手，见他还站在我们分手的地方。他把一只手放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森林之绿将他包围。我继续前行，我想，很快，迈着他那笨重的脚步，好像不是踏着大地，而是带着热情跺在上面，仿佛大地很友好，欣然接受他一往情深的热狂（就像一只强壮的大狗，当你亲热地拍拍它的屁股，它会摇尾巴），很快，我想，他就会走回这一两天我把他诱出的生活之中。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我正继续走向新的未知的经历，而不久，我将回到激动人心、变化多端的精彩世间，但他会永远留在那儿。

其后，很长时间过去了，有时，在一个派对，当涂脂抹粉、颈佩珠链的女人们，坐着聆听胸脯饱满的首席歌剧女伶演唱舒曼的歌曲，或当首演之夜，一幕结束，幕布落下，掌声四起，观众开始愉快交谈，我就想起这位意大利神父，他正沿着森林小路奔波于掸邦山地，跟我离开他时一样，都是没有变化的今日复明日，而他现在老了些，头白了些，人瘦了些，因为从那之后，他得了两三回热病；就这样，直到有一天，老弱交加，他病倒在一个小山村，他太虚弱，不能下到山谷，没多久就死了。他们会葬他于丛林，坟上一柄木十字架，或许（世代相传的信仰强过他教授的新宗教），他们会把一小堆石头放在他的坟墓周围，还有鲜花，以便他的灵魂可以跟他死去的那个村子的村民友好相处。而我有时很想知道，在最后时刻，远离他的亲人，村长与长老们默默坐在他的周围，惊见一位白人死去，在那神志清醒的最后时刻（那些陌生的棕色面孔俯视着他），他会不会恐惧和怀疑，因而察觉在死亡的后面，有的只是毁灭，然后，他是否会有一种强烈的反感，因为他徒然放弃俗世给予的一切，美，爱，安乐，友情，艺术，造化赋予的美妙天资，或者，尽管如此，他是否仍将觉得自己这一辛劳、克己、坚忍的无畏人生很有意义。对于那些以信仰支撑自己整个生命的人，这肯定是个可怕的时刻，此刻，他们肯定终于知道了自己是否真的相信。当然，他有使命感。他的信仰很坚定，信仰对他来说，就像呼吸对我们一样自然。他不是创造奇迹的圣人，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要经受痛苦以及跟上帝结合的不可言说的喜乐，可以说，他不过是上帝的普通劳者。人的灵魂，就像他的家乡伦巴第的田野，没有多愁善感，甚至没有感情，好歹都得接受，他耕地播种，他让生长的谷物免于鸟儿侵袭，他利用阳光，他发牢骚，因为雨水太多或太少，收成不好，他耸耸肩膀，产量丰盛，他认为理所当然。他把自己看成普普通通的工薪族（但是他的工资乃上帝的荣光与永恒的世界），觉得自己谋了生计，这让他有一种满足。他将心与人，却不因此而小题大做，就像他父亲在米兰那爿小店的柜台售卖通心粉所为。

贝思沃特（bayswater），伦敦一处地名。

《约婚夫妇》为十九世纪意大利作家曼佐尼的名著。毛姆随即提到的威弗莱，是英国作家司各特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司各特后来的多部小说都以威弗莱为主人公。

阿黛莉娜·帕蒂（adelinapatti，1843-1919），西班牙裔的意大利歌剧女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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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风情》《过去和现在》《情迷佛罗伦萨》《人性的枷锁》《旋转木马》《面纱》《月亮与六便士》《木麻黄树》《月亮和六便士》《刀锋》《笔花钗影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