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时辰了。现在，路不成其为路，走不了牛车；只是一条羊肠小道，我们排成一列行进。我们开始攀爬，萨尔温江一条支流汹汹流过我们下方的岩石。道路在山间蜿蜒上下，穿越我们正在通过的山谷，它一会儿与河流平行，一会儿又高居其上。天很蓝，但不是意大利那种鲜明撩人的蓝，而是东方之蓝，苍白柔弱，无精打采。现在，丛林有着你想象中原始森林的所有气氛：八十或一百英尺高的笔挺大树，没有分枝，在阳光下炫耀着他们的伟力。叶子巨大的爬藤缠绕大树，较为矮小的树木则被寄生植物覆盖，就像一位新娘披着面纱。竹子有六十英尺高。野生大蕉到处生长。它们像是由某位灵巧的园丁摆在那里，因为它们一副刻意完成装点的样子。它们很壮观。下面的叶子裂开了，又黄又蔫；就像怀着嫉妒与怨恨面对青春之美的刻毒老妇；但是上面的叶子柔软，青翠，可爱，光彩傲人。它们有着年少佳丽的骄傲与冷漠；丰厚的叶面汲水一般吸收着阳光。
一天，为寻找捷径，我冒险走上一条直通丛林的小路。比起我留在大路上所看到的，那里更多生气；我经过时，野鸡在树梢疾行，鸽子在我四周咕咕叫，一只犀鸟一动不动站在树枝上，让我看着它。看到鸟兽自由自在，它们的天然居所好似动物园，我从来都难掩惊奇，记得有一次，在马来半岛东南角一个偏远岛屿，当我看见一只大鹦鹉盯着我，我四处找它逃跑的笼子，不曾想到它就在家里，从来不知约束。
丛林不是很密，阳光大胆穿越林木，用缤纷奇妙的花纹装饰着地面。但是过了一阵，我察觉自己迷路了，并非像有人迷失在丛林中那般严重与悲惨，而是像在贝思沃特的广场与街道之间迷路了；我不想折回来路，而阳光下的道路很是诱惑：我想我可以再往前走一点，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突然，我发现一座小村庄；只有竹栏围住的四五所房子。令我吃惊的，不仅是发现这座距大路六七英里的丛林村落，而且，村民肯定会看到我，但无论他们还是我，都未表露因此而觉得异样的举止。小孩在干燥多尘的地上玩耍，我一走近就四散而去（我记得在某地，有人问我可否让两个从未见过白人的小男孩来看看我，可他们一见恶心，吓得尖叫，马上就被带走了）；但是，提着水桶或在舂米的妇女满不在乎，继续干活；男人们坐在阳台上，漠然扫视着我。我很想知道这些人怎么来到这里，他们做些什么；他们自立，纯然过着自己的生活，仿佛住在南洋的珊瑚礁上与世隔绝。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也不可能知道。他们跟我全然不同，好像属于另一物种。但是，他们跟我有一样的激情，一样的期盼，一样的欲望，一样的悲伤。我想，对于他们，爱也如雨后阳光，我还想到，他们也会吃得过饱。但是，对于他们，一成不变的日子不慌不忙，不惊不诧，相继累积成为长列；他们跟随自己既定的周期，过着他们的前辈所过的生活。这一模式有迹可寻，他们只需跟随。这难道不是智慧，他们的始终如一之中，难道没有美好之处？
我策马前行，没出几码，再度置身密林。我继续攀爬，道路两次跨过湍急的小溪，然后蜿蜒向下，盘山而行，山上的树木茂密得令你感觉可以在树梢行走，就像走在绿色的地板上，出到阳光下，我看到平原和我那天要去的村庄。
村子名叫勐平，我决定在此休息一阵。天气很暖和，下午，我穿着衬衣坐在平房的阳台上。我吃惊地看到一位白人向我走来。自从离开东枝，我还没见过一位白人。我随即想起出发之前他们告诉我，沿途某个地方，我会见到一位意大利神父。我起身迎接他。他很瘦，就意大利人来说个子很高，相貌端正，有一对漂亮的大眼睛。他因为疟疾而发黄的脸上，虬曲如亚述国王的一大把黑髯几乎盖到双眼。他的黑发浓密而拳曲。我猜他的年龄介乎三十五到四十岁。他穿一袭褴褛的黑色教袍，又脏又破，戴一顶破旧的卡其盔帽，白裤白鞋。
“我听说你要来。”他对我说。“想想看，我十八个月没见过一位白人了。”
他的英语说得流利。
“你要什么？”我问他。“我可以给你威士忌、苦金酒、茶或咖啡。”
他微微一笑。
“我两年没喝过一杯咖啡了。我喝完了，我发觉自己没它也很好。这是奢侈品，我们在这里传教的钱很少。不过，这可是一种损失。”
我叫噶喀仆人给他冲了一杯，他品尝着，眼睛发亮。
“甘露。”他叫道。“真是甘露。人应该过过匮乏的生活。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享受它们。”
“我给你两三听吧。”
“你匀得出来吗？我会送你一些我园子里种的生菜。”
“你在这里多久了？”我问。
“十二年。”
他沉默片刻。
“我兄弟是米兰的神父，说要寄给我回意大利的钱，好让我在母亲去世前见她一面。她老了，活不了多久了。他们以前常说我是她最喜欢的儿子，的确，小时候她把我宠坏了。我当然愿意再见到她，但说实话，我害怕走；我想我要是走了，就没勇气回来见这里的人了。人性很脆弱，你不觉得吗？我信不过自己。”他微笑着，做了一个奇怪的可怜手势。“没关系，我们会在天堂再见。”
然后，他问我有没有照相机。他急于寄一张新教堂的照片给伦巴第的一位女士，因为她虔诚的慷慨，他才得以修建。他带我去教堂，是间朴实无华的大木屋；祭坛背后的屏风贴着一张画得很差的耶稣基督像，是景栋一位修女画的，他请我给这幅画也照一张，等我到了景栋参观女修院，就可让那位修女看看她的作品在这里的样子。有两条小长凳，用于人数不多的集会。他很自豪，也可以自豪，因为教堂、祭坛和长凳都是他跟信众建造的。他带我去他的院子，领我看给他照管的孩子们做教室与寝室的朴实房子。我记得他告诉过我，他们有三十六个。他领我去他自己的小平房。客厅很宽，教堂建好之前，他把这里也用做礼拜堂。后面是间小卧室，大小如僧侣斗室，只有一张小木床、一个洗脸架和一个书架。卧室一旁是间很脏很乱的小厨房。两个女人正在里面。
“你看，我现在很神气，有个厨子，还有帮厨的女佣。”他说。
那个年轻的女人是兔唇，她咯咯笑着，用手竭力掩饰。神父对她说着什么。另一个蹲在地上，舂着臼里的草药，他和善地拍拍她的肩膀。
“她们在这儿快一年了。”他说。“她们是母女。母亲，可怜人，一只手是畸形的，女儿，你看到了，可怕的嘴唇。”
除了兔唇女儿，这女人以前还有丈夫和两个孩子；但几周之内他们突然相继死去，她的村人以为她邪灵附身，把一贫如洗的她和女儿逐出村子，逐到一个她们毫无所知的世界。因为听说基督徒不信邪，她去了丛林中另一个村子，那儿住着一位传教者，他乐意给她提供住处；但是他很穷，不能给她吃的。他让她去找神父。这要走上五天，而且雨季开始了。她和女儿背着自己仅有的东西，不过是她们背得起的一小包而已，然后出发了。她们沿着林中小路前行，翻山越岭，晚上要是碰到有村落，她们就睡村里，要是没有，就睡路旁的岩石下面或者树下。但是，途经村落的村民试图劝阻她们，因为众所周知，神父把孩子们带到他的房子里，过了不久，又把他们带去仰光献给海神换钱。她们吓着了，但没有村子愿意收留她们，神父那里是她们的唯一避难所。她们继续往前走，终于，绝望却又惊恐，她们见到了神父。他说她们可以住外面一间房子，给学校的学童煮饭。
我们到客厅坐下。里面什么舒适物品也没有。有张大桌子，两三张简朴的直背木椅；几个架子，上面很多宗教书，是发霉的平装本，还有大量天主教的期刊。我见到的唯一一册世俗书籍，是那本沉闷的名著《约婚夫妇》。（当曼佐尼与沃特·司各特爵士相会，后者称赞他的作品，曼佐尼则表示自己得益于威弗莱系列小说，说《约婚夫妇》不是他的作品，而是沃特爵士的，对此，沃特爵士答道，那么，这就是我最好的作品了。但是，沃特爵士是出于大度才这样讲；那书闷得令人受不了。）不过，神父每月收到一包意大利日报《晚邮报》，他告诉我，他逐字逐句都读了。
“它令我开心。”他说。“毫无疑问。但是，我还把读报当做精神锻炼，因为我经不起让自己的能力衰退。我知道意大利发生的每一件事，斯卡拉在演什么歌剧，有哪些剧本上演，哪些书出版。我读政坛的演说。一切。通过这种方式，我与世界同步。我的头脑保持活跃。我不觉得自己还会回意大利，但要是回去，我将退回到自己的环境中，仿佛从未离开一样。在这种生活里，一个人决不能让自己有片刻的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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