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认为他的小说相当让人厌烦。”

罗依宽容地笑了笑。

“难道你就丝毫没有一点不安吗，你竟和每一位权威人士的看法都不一样？”

“没有什么不安。写作这事我已经干了三十五年了，这个期间不知有多少人曾经被人捧作天才，他们也都荣耀过一时半时，接着也就默默无闻了。这种情形我确实见得多了。我常纳闷这些人的近况如何。他们是已经死了，关进疯人院了，还是隐蔽到什么机关办公室里去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在悄悄地把自己的书借给哪个穷乡僻壤的什么医生或老小姐去念。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在哪个意大利人开的膳宿公寓里面继续充当其伟人角色。”

“这话不错，他们不过放了通空枪罢了。我了解他们的情形。”

“不仅了解，你还讲过他们。”

“那也是不由人的。但凡可能，谁不愿意帮人一把，当然谁也明白他们是成不了气候的。算了，不提这些，热心肠总不是坏事，但是德律菲尔毕竟跟这些人的情况不同。他的全集不下三十七卷，沙斯比书店最近新到的全集每套售价也已高达七十八镑。这就说明些问题。书的销售量也在逐年上升，去年要算是最好的一年。这点你相信我吧。上次我去见德律菲尔夫人时，她就把账单让我看过。所以德律菲尔的地位是确定了的。”

“谁又敢说？”

“可你却认为你敢，”罗依的话针锋相对。

但是我并不泄气。我明白我是在有意气他，他生了气我才高兴。

“我总觉得我年轻时候凭着直觉做出的那些判断至今还是对的，人们对我讲卡莱尔是位伟大作家，于是我发现《法国大革命》和《裁缝哲学》读不下去时，我只能感到惭愧。但现在的人谁又读得下去？我总以为别人的看法比我自己的高明，所以也就硬使自己相信乔治·梅瑞狄斯宏伟壮丽。内心之中，我却觉得他矫揉造作，啰里啰唆，并不诚恳。今天不少人不也是这么看吗？因为别人说了，能欣赏华尔特·佩特便说明你是个教养高的青年，我也就能欣赏起华尔特·佩特来，可天知道《玛里乌斯》简直把我腻死！”

“不错，我也觉得现在很少有人读佩特了，当然梅瑞狄斯早已垮了，另外卡莱尔也只是个自命不凡的虚夸角色。”

“但三十年前他们都还是那样一副仿佛万世不朽的神气！”

“可你自己就从来没弄错过？”

“也错过几次。我过去对纽曼并不重视，现在看法变了。我过去对菲茨杰拉德的那些丁丁当当的小诗不免评价过高，我过去觉得歌德的《威廉·麦斯特》让人读不下去；现在我认识到那是他的杰作。”

“那么哪些你过去就认为不错，今天仍然认为不错？”

“好的，比如《项狄传》、《阿米莉亚》、《名利场》、《包法利夫人》、《帕尔玛修道院》和《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华兹华斯、济慈和魏尔伦。”

“如果我这么说你不介意的话，我并不觉得你的见解多么新鲜。”

“我完全不介意你这么说。我也不认为它怎么新鲜。但是你问起我来为什么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我也就作了点解释，意思是，不管（由于胆怯或出于尊重）我对当时最有学问的人的意见发过什么议论，我对某些曾经受到过赞赏的作家并不真正赞赏，而后来情况的发展证明，我当时正是对的。另一方面，我原来就真诚地和凭直觉而喜爱的东西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不仅和我个人的看法一致，也和评论界的普遍看法一致。”

罗依半晌没有作声。他只是将眼睛直盯着杯底，但这是想看看那里还有没有咖啡，还是想找句话说，我就说不清了。我用目光向壁炉上的挂钟扫了一下。看来这工夫我也就差不多该告辞了。或许我误会了罗依的意思，他今天邀请我只是为了我们能在一起随便聊聊莎士比亚和奏乐杯。我不禁责备起自己来，我也许把他想得太坏了些。我不安地望了望他。如果他的意思不过这样，那他此刻一定会感到挺受屈的。如果他今天忽然表现得有点超脱，那很可能是因为他也感到目前外界对他的压力太大了些。但是他瞧见了我看钟的事，于是紧接着讲道：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够一连气干上六十来年，一本接一本地写出那么多的书来，而且使他的读者人数经久不衰，愈来愈多，那么这个人总会是有点不寻常的地方的。至少你从佛恩院的书架上不难看到，德律菲尔的作品已经被译成不少文明国家的语言。当然我完全承认，他笔下的不少东西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免有些过时。他开始享名的那个时期文风不佳，他也确实颇有冗长累赘的毛病。他的不少情节都带有夸张造作的悲欢离合那一套；但是至少有一点你不能不承认它：那就是美。”

“是吗？”

“说千道万，这一项品质还是最了不起的，出自德律菲尔笔下的篇篇页页没有一处不是流溢着美。”

“是吗？”

“真可惜，他八十大寿那天我们赶赴乡下向他奉赠他的画像时，你没能出席。那真是个令人难忘的场景。”

“我在报上看到了。”

“那天到会的不仅有作家，那次盛会是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政治、企业、艺术和社会上的各界人士全都到了；那么众多的名流显贵一齐都在黑斯太堡的站上下车，这真是百年不遇的盛况。当首相阁下亲自将荣誉勋章一枚捧授给老人时，那情景确实是太动人了。首相还发表了一篇漂亮的演说。不瞒你说，在场很多人的眼睛里都噙满泪花。”

“德律菲尔也哭了吧？”

“没有，他倒显得出奇的平静。他还是他那老样子，非常怯生，你知道的，非常平和，很有礼貌，当然也很感谢大家，只是有点乏味。德律菲尔夫人怕他累着，所以人们一进了餐厅，就让他回书房了，只用托盘给他送进点吃的。我趁客人们喝咖啡的工夫溜了进去，只见他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望着那帧画像。我问他觉得肖像画得怎样。他只是笑笑，并不回答。但他问我他能不能把假牙取下来，对这我回答说，那可不行，代表团马上就要进来和他告别。接着我问他，他是不是觉得这是个极不平常的时刻。他只嘟囔了句，‘稀奇，真是稀奇。’但我认为，实际上他已经兴奋得支持不住了。他晚年吃饭和抽烟的样子实在邋遢——装烟斗时总把烟末撒得满身都是；德律菲尔夫人最不喜欢人们看见他那样子，当然她并不在乎我的。我帮他稍稍收拾了一下，紧接着人们便进来同他握手告别，一起返回伦敦去了。”

我站起身来。

“我确实得告辞了。这次会见非常让人高兴。”

“我也正要去参加莱斯特美术馆的预展。我认识那里的人。你要想去，我可以带你进去。”

“谢谢你的好意。他们也向我发了邀请。不过，我不打算去了。”

走下楼梯，我取了帽子。出了街门，我向着皮卡迪利街走去，这时罗依讲道：

“我陪你走到顶头。”说着，跟了上来。“你认识他的前夫人吧？”

“谁的前夫人？”

“德律菲尔的。”

“哦！”我已忘了德律菲尔了。“是的。”

“很熟？”

“还行。”

“我想这人挺糟糕吧？”

“我倒没这个印象。”

“她一定相当平庸。她在酒吧里当过女招待吧？”

“不错。”

“我真不明白他怎么就娶了她。我常听说她对德律菲尔非常不忠实。”

“非常。”

“你还能记得她的样子吗？”

“是的，记得清清楚楚，”我微笑道。“她人很甜蜜。”

罗依竟笑了出来。

“一般印象怕不是如此吧。”

我没有回答他。这时我们已到了皮卡迪利，停下步来，我伸出手来和他道别。他握了握，但我觉得，他已不再像他平日那样热情。我的印象是他对这次晤面感到失望。至于为何失望，我猜测不出。他所有求于我的，我没有能够做到，但这也是因为，他心里藏的什么，他一点也没有向我透露。于是当我走出里兹旅馆的街外拱廊，沿着公园栏杆，最后来到半月街的对面时，一路之上我仍然在想，是不是今天我的态度有点过于生硬。显然这会使罗依觉着，要想求我为他办点什么，目前的时机还欠成熟。

我顺着半月街走了下去。在经过皮卡迪利的一番热闹喧嚣之后，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惬意和幽静。它予人以端庄体面之感。这里不少住宅都出租房间，但不用庸俗的招贴方式；一些人家只像医生那样，门外钉上一方表示这类意思的光净铜牌，另一些人则在门上扇形窗那里清楚地涂出房间一词。个别住户尤其慎重，只将房主的姓名书写出来，这样不了解的人很可能误会是家裁缝或放债的人。这里完全不像杰尔敏街那么交通拥挤，尽管同样出租房间；只是偶尔哪个门前才停了辆不带司机的漂亮汽车，或从出租车里走出位中年妇女。你会觉得，居住在这里的人也不像杰尔敏街的房客那样，多少带有些吃吃喝喝或不正经的味道，例如一些赛马狂早上起来宿酲未醒，头不舒服，还要继续要酒，以求解醒。前来这里投宿的不是为了赶趁这一年一度的社交季节的体面农村妇女，就是属于某些不对外的俱乐部的年迈成员。你会觉得，这些人很可能年复一年地都前来他们的老地方去住，或者因为原来就在那里当差而认识他们的旧主。我现在的房东费罗小姐就曾在这里一些体面人家当过厨娘，但这个你如果从她去夏帕市场购物时的那副神气上是看不出的。她并不像一般厨娘那样，又红又胖，带邋遢相；她身量细长，腰杆直直，穿着整洁而又入时，人虽半老，仍然眉清目秀，另外搽着口红，戴着眼镜。她精干稳当，稍带点冷嘲神气，花钱也痛快。

我目前租的房间就在一楼。客厅墙壁装饰着云石状的贴纸，上悬水彩画多幅，内容多属英雄向美人告别或骑士宴聚华堂等浪漫传奇题材；室内另有凤尾草等多盆，安乐椅上铺着褪色的皮面椅罩，见后颇给人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滑稽感觉，如果探头窗外，你也会觉着入眼的只应当是辆汉孙式的双轮马车，而不该是什么克莱斯勒牌汽车。至于窗帘，全是那厚重带纹面的朱红呢绒。

乔治·梅瑞狄斯，英国小说家（1828—1909）。

华尔特·佩特，英国文艺批评家与散文家（1839—1894）。

佩特所著历史小说（1885）。

纽曼，英国著名主教与散文家（1801—1890）。

菲茨杰拉德，英国诗人，《鲁拜集》的译者（1809—1883）。

这本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德律菲尔在黑斯太堡的住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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