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军部派我们到布加济奇去整编。该镇战争之初就被波兰人占领，但它很快就让我们夺回。黎明时分，骑兵旅缓缓开进小镇，我天亮时到达。好住房都给占了，我分到一户小学教师家。在一间低矮的房子里，在一些栽在木桶里的果实累累的柠檬树之间，一个瘫痪老头坐在安乐椅里。他戴着一顶插有羽毛的基罗尔式帽子，灰色的胡子垂到落满了灰尘的胸前。他一边眨巴着眼，一边嘟囔着求我。我洗了把脸，便到旅部去了，夜里才回来。传令兵，从奥伦堡来的哥萨克米什卡·苏罗夫采夫向我报告情况：这家除了瘫痪老头，还有他的女儿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托米琳娜及五岁的儿子米沙，也姓苏罗夫采夫；女儿自从当军官的丈夫在对德国战争中阵亡后，便一直守寡，表现尚好，但据苏罗夫采夫的情报，她若碰到好人也会以身相许。

“我来张罗。”他说着冲进厨房，把锅碗瓢盆弄得叮当乱响。教师的女儿给他帮忙。苏罗夫采夫做饭的时候，谈起了我的勇敢表现，讲述了我在战斗中如何把两名波兰军官拽下马，苏维埃政权如何尊敬我。托米琳娜拘谨地、小声地回应他。

“你在哪儿睡？”苏罗夫采夫临别时问她，“你靠我们近点儿睡，我们可都是大活人哪……”

他把盛着煎蛋的大煎锅端进屋来放到桌上。

“她应了，”他坐下后说，“只是没说出口……”

蓦地，房中响了断断续续的低语声、沙沙的摩擦声和沉重而谨慎的小跑步声。我们还没来得及把我们这顿战争大餐吃完，拄着拐杖的老头们和裹着头巾的老太婆们便进了屋。小米沙的床被挪到了餐厅，挪到了柠檬树丛里，外祖父的安乐椅旁边。老弱病残的客人是来保护维护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荚娜贞操的，他们就像一群遇上了坏天气的母绵羊，扎成一堆儿，堵住门口，整晚都在无声地玩扑克，轻声细语地说出谁得分不够，一有声响就静止不动。我在门后辗转难眠，好不容易挨到黎明。

“我有句话对您说，”在走廊里碰上托米琳娜后，我说，“我有句话对您说，我毕业于法律系，我就是那些所谓知识分子的人……”

她呆呆地立在那儿，垂着手，身上披着的旧式斗篷，如浇铸在她苗条的身体上。她睁大了一双泪光闪烁的碧眼，直勾勾地看着我。

两天以后我们便成了朋友。教师一家，这家人善良又软弱，生活在深深的恐惧和茫然之中。波兰官吏给他们洗脑，说俄罗斯就像罗马帝国那样在硝烟和野蛮中完结了。我给他们讲列宁、席卷着未来风暴的莫斯科以及艺术剧院的时候，孩童般的胆怯的喜悦攫住了他们。每天晚上都有几个22岁的布尔什维克将军到我们家，他们都蓄着蓬如乱草的淡红色胡子。我们抽着莫斯科的烟卷，吃着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用军粮做的晚餐，唱着大学生歌曲。瘫痪老头从安乐椅里转过身来，贪婪地听着歌，基罗尔式的帽子随着我们歌声的节拍晃动着。老头度过了这些急风暴雨般的、始料未及的和朦胧理想的日子，生怕幸福被蒙上阴影，尽量忽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残忍的夸耀，以及我们当时按此解决所有世界问题。

家庭会议上这样决定，打败波兰人后，托米琳娜举家搬迁莫斯科：我们找位名教授给老人治病，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到讲习班深造，而小米什卡，我们就把他送到他母亲曾经学习过的大牧首水塘学校去。我们以为，未来是不容任何人质疑的私有财产，战争是获得幸福疾风暴雨般的准备，幸福本身则是我们性格特点。只有细节还没有敲定，在讨论中，黑夜，浓重的黑夜一个接一个滑过，当蜡烛头的火光，映照在家酿酒不透明的瓶子上时。神采焕发的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是我们无声的听众。我还从未见过比她更冲动、自我和怯懦的人。每天晚上，有心眼儿的苏罗夫采夫都用还在库班时征来的栅栏式轻便马车，把我俩送到小山上，贡西奥洛夫斯基公爵兄弟的遗宅在晚霞流火中闪光。几匹虽精悍但颀长而健壮的马儿，套着红色缰绳，步调一致地奔跑着；一只无忧无虑的耳环在苏罗夫采夫的耳朵上摇晃着，一座座圆塔，从铺盖了黄花的壕沟里隆起。一道道被毁坏的围墙，在天空中画了一道弯曲的、被红宝石般的鲜血胀满的线条，一丛野蔷薇掩盖了颗颗野浆果，而湛蓝色的台阶，那时一段数位波兰皇帝登临过的、残留的扶梯，在灌木丛中闪着光。有一回，我坐在上面，搂过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头，亲吻了她。她慢慢地挣脱开，站起身来，双手抓住围墙，朝它低下了头。她一动不动地站着，一道火红的、尘埃飞舞的光线在她那迷人的脑袋旁沸腾，而后，她浑身一颤，仿佛在倾听，托米琳娜抬起了头，她的手指从墙壁收回，脚步慌乱而又迅速——她朝山下跑去。我喊了她一声，但她没答应我。山下，脸蛋通红的苏罗夫采夫，正四仰八叉地躺在栅栏轻便马车里睡觉。夜里，我等别人都睡着后，悄悄来到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的房间。她正读书，那书放得离自己很远：那垂在桌子上的手像是假的。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听到敲门声，转过头，从桌旁站了起来。

“不，”她凝视着我说，“不，我亲爱的。”她用裸露的纤纤长臂拥住我的脸，并热烈地、不间断地、无声地吻我。隔壁房间里的电话铃声使我们彼此分开。旅部副官来的电话。

“我们马上出发，”他对着电话说，“命令传达给旅长……”

我连帽子都没戴就跑了，一边跑一边塞文件。骑士们从各家院子里牵出马，在黑暗中喊叫、狂奔。我们从站在那儿系斗篷的旅长那里得知，波兰人突破了卢布林城下的防线，我们奉命打一场迂回战。两个团一小时后出发。被吵醒的老头从柠檬树叶后不安地注视着我。

“告诉我，您还回来。”他抖动着脑袋，不停地说。

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在麻纱短睡衣外面加了件羊皮短大衣，到街上送我们。看不见的骑兵连在黑暗中狂奔。我在田野的拐弯处回首望去——托米琳娜正俯身把羊皮短大衣给站在她前面的男孩披上，窗台上那盏灯明灭不定的光芒，洒在她那温柔而瘦削的后脑上……

我们没用一天就走了100俄里，同第十四高加索师会师，打退了敌人，便转移了。我们在马鞍上睡觉。在休息地，我们这些困得要命的人，便一头栽倒在地，战马便拉扯着缰绳，在收割过的田野里拖着我们这些睡着的人。入秋了，加利奇的细雨无声地飘洒。我们都成了闷声不语、头发蓬乱的躯体，兜着圈子，绕来绕去，时而钻进波兰人的口袋，时而又从里头爬将出来。我们丧失了时间感。我直到准备在托尔辛教堂过夜都没想到，我们离布加济奇只有十俄里。苏罗夫采夫提醒了我，我们彼此使了个眼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