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不会跟伊莎贝拉和马克坦白。我这么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为了保护伊莎贝拉，也不是因为克里斯多夫，更不是因为我对谁做过什么承诺，真正的原因是为了我自己。我希望在别人眼里，我和克里斯多夫从来没有分开过，我们的婚姻没有危机，没有任何离婚的迹象。不知为何，我突然想继续维持这段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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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答应过伊万什么，我知道我不会跟伊莎贝拉和马克坦白。我这么做的真正原因，并不像我对伊万所说的，是为了保护伊莎贝拉；也不是伊万想的那样，是因为克里斯多夫；更不是因为我对谁做过什么承诺，真正的原因是为了我自己。我希望在别人眼里，我和克里斯多夫从来没有分开过，我们的婚姻没有危机，没有任何离婚的迹象。不知为何，我突然想继续维持这段婚姻。
克里斯多夫刚出事时，这其中的道理我又明白多少呢？恐怕当时我也说不清其中的原因，只是凭直觉做事而已。我对克里斯多夫和婚姻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我对这个地方的感受上。我在格罗妮美那就是个骗子，这里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重要。然而，此时此刻，我觉得这里的重要性超越了其他任何地方，仿佛全世界只剩下希腊半岛上的这座小村庄。
离别的时刻逐渐迫近，我的这种感觉也越发明显。直到第二天早餐时间，我才见到伊莎贝拉和马克。他们看上去和往常一样，只是多了几分憔悴。我走到他们面前时，伊莎贝拉抬起头，突然问道：“你明天走吗？这儿没事了，我准备带克里斯多夫回去。”
她戴了一副大墨镜，说话时没有摘下来，大概是想遮住红肿的眼睛。她竟然喊出了那具尸体的名字，直接叫它克里斯多夫。之前，她说尸体时总是以“它”来代替。这个小细节透露着一个重要信息：她已经决定离开，决定接受这份悲伤，承认那具腐烂的尸体就是她的儿子。
关于调查的事，伊莎贝拉倒没说什么，我不知道马克是如何劝服她接受这件事的。按照她的性格，应该会大吵大闹才对。
然而，她没有。她只是不安地摇头，似乎已坦然接受了事实。所以，这会儿她看上去轻松了许多。不过，我估计一回到英国，她的脾气就会爆发。可是不管怎样，她已经决定离开了，决定向前看了。
伊莎贝拉开口说话了，尽管我们挨着坐，可她说话时并不转过来看我。
“我想，”她用虚弱的声音说，“走之前去他离开的地方看一眼吧。”
她没有说“他被杀害或被谋杀”的地方，而是说“离开的地方”，这个措辞就说明了一切。她用这种模糊的说法掩饰这起杀人案的特殊性，好像克里斯多夫并不是被谋杀的，而是自然死去的。
“我知道没用，”她说，“但我还是要去。以后，我永远都不会再来了。”
马克点点头，握住她的手，显然他们事先商量过了。我知道，她想站在克里斯多夫被害的地方，去看看那条死神经过的马路。她想换种眼光去看那个毫无意义的地方，这是种纪念行为。死者在生者的心中留下一片巨大的空虚，每天、每小时对我们来说都是煎熬。
悲伤都是自私的，所有沉浸在悲伤中的人到最后都是为活着的人而非为死者感到悲伤。这样就有了某种寄托：人死后，内在生命就失去了神秘感，他们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就失去了吸引力。
为我们熟悉的活人哀悼比为鬼魂哀悼更容易。有时为了省事，我们对自己的错觉坚信不疑，坚决捍卫。比如说，大多数人找到死者留下的日记本时不会立刻打开，而会将它原封不动地放在最隐秘的地方，免得看见了害怕。所以，死人在我们眼里就是鬼魂。
“我不知道怎么去那个地方。”最后我说。
“马克已经找好车了。”说完，伊莎贝拉转过去看他，拍了拍他的手，他们的关系明显变好了。“我们吃过午饭再去。在这个破地方吃完最后一顿就可以走了，反正我是不会怀念这儿的食物的。”
我顿时心生反感。虽然我之前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是这个酒店毕竟是她儿子选的，是他死前做的最后一个选择。
她又转过去看马克，然后整个人倾过来握住我的手，说：“当然，我们会照顾你。所有都归你。”
我一头雾水。我当然听懂了那句话的字面意思，但她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或者说，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什么呢？是她唐突的说话方式，抑或是源自我潜意识里的本能排斥？还有，她所谓的“所有”指什么呢？难道是指那套公寓？我和克里斯多夫分手时，他倒是确实说过那套公寓会归我所有。
我知道最后会谈到房子的问题，但我没和他商量过。当时，我不理解克里斯多夫所谓的“归你”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让我在公寓继续住，他搬出去——后来，他确实搬走了。没过多久，我也搬到伊万那里，那套房子就空了——还是指那套房子的所有权归我？伊莎贝拉所谓的“照顾你”和“所有都归你”大概指的是那套房子吧，显然，她说的不是私人物品或遗物。
我收回了手。
我和克里斯多夫结婚时，在他的要求下，我们都写了一份遗嘱。虽然很多朋友结婚后都写了遗嘱，但我是排斥这么做的。婚姻总会让我们想到结局，这些文件的作用就是以防万一，除非真的发生了意外才能用上。一般来说，夫妻签订婚前协议是考虑到离婚的情况，遗嘱主要是用来处理死后的问题。
伊莎贝拉和马克询问过克里斯多夫的意见吗？“所有都归你”是克里斯多夫的想法吗？难道早在搬家之前，他就找律师改过遗嘱，说“情况变了，我要改遗嘱，改掉原来的条款和受益人”？或者说，他已经有这种想法了，只是还没来得及实行？不过，他的财产能留给谁呢？我们没有孩子，他也没有兄弟姐妹，他父母又有自己的财产。
我们拥有自己的家庭律师，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先生，我们的个人事务都找他处理。如果克里斯多夫修改了遗嘱，律师肯定会告诉伊莎贝拉和马克。或者，马克听到克里斯多夫遭遇不幸的消息后会立刻打电话给律师，之后他也可能经常打过去，询问调查的事。律师肯定会说：“一两个月前，克里斯多夫找我改过遗嘱，他们准备离婚了。”如果伊莎贝拉和马克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我该怎么解释呢？
“克里斯多夫来希腊之前给我打过电话，”伊莎贝拉说，“我没跟你说，因为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电话。当时，他留言说他有要紧事要说。我在想，他当时要说什么呢？”
她在试探我。我不敢正视她。克里斯多夫肯定想说离婚的事。我靠在椅背上，这种感觉比想象中更煎熬。所以，事实是克里斯多夫彻底心灰意冷了，完全没有复合的打算了。我的脸开始发烫，呼吸加速，眼泪止不住地往上涌。马克突然靠过来，问我需不需要喝点水，我摆摆手，我注意到他偷偷朝伊莎贝拉使了个眼色。
伊莎贝拉清了清嗓子，继续说：“是要告诉我们，你怀孕了吗？克里斯多夫在电话里说有要紧事，而且你又没跟他一起来旅游……”
我看着她，神色慌张。她盯着我，满眼期待，似乎在问：“他是带着我们的爱离开的，对吧？我们想确定，你也爱他。你爱他，对吗？”我无法立刻做出回答。我太惊讶了，虽然她有权力问这个问题。儿子结婚后，母亲最关心的肯定是传宗接代的问题。可他们的期待让我感到恐惧。但我能理解她为什么会有那种期待，我知道，尤其是儿子死后，他们对孙子的渴望就更强烈了。
伊莎贝拉仍用充满渴望的眼神盯着我，我知道此时她脑中正闪过“有要紧事告诉你”“请照顾她”之类的话。她的眼神中流露出贪婪和怀疑，想洞穿我的秘密。看得出，她期待那个孙子。儿子死后，我是她唯一的希望和慰藉，她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试图从中获得些许安慰。
有了孙子，有了克里斯多夫的孩子，她的痛苦就能减轻许多。那个孩子会遗传克里斯多夫的长相，延续父亲的生命。那么克里斯多夫的财产，连同他们的财产，将全部由这个子嗣继承。这才是她最初的想法，毕竟他们只有这一个独子，而我肯定会再婚。
她有这样自私的打算，我并不怪她。这是人之常情，换成我，我也会这么想。我多希望能给她一个肯定回答。某个瞬间，她想不通的事也同样困扰着我。克里斯多夫死了，他什么都没留下，没留下任何有形的遗物，比如一个孩子，他只留下一点儿回忆，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回忆终会随时间渐渐淡去。
然而，我没有怀孕，他们的财产也没有人继承。或许，伊莎贝拉和马克会把钱捐给各种慈善机构。
“我没怀孕。”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