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问。
“我不想当着马克的面提这件事，他对儿子的印象还不错。”
警长沉默片刻，说：“我懂了。”
“不过，别担心，”他继续说，“我们调查过这位女性，他们只是普通朋友。克里斯多夫走后，她还留在那儿。她没有丈夫、兄弟，父亲也死了，不过有个男人证明了事发时她不在场。”
我沉默了。这些警察比我想象中厉害。这样看来，这件案子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几乎找不到其他线索和答案了。然而，突然得知那个女人的消息让我更紧张。在这之前，克里斯多夫的这位情人对我来说是个谜，而现在我对她的了解变得具体了。我只需要开口询问，就能获知更多信息，比如问她的名字。现在我就已经知道了，她未婚，没有兄弟，没有父亲，住在特纳罗海角上，按照某些标准看，她过着淫乱的生活。
“我们常在书中看到‘犯罪冲动’这个词，你丈夫……”警察顿了顿，“看似与当地居民相处得不错，不过，我认为那只是表象。”
“有人不喜欢他？”我脱口而出。
我们都默然。
“是的。”良久沉默后他说。
我只能重复那句话：“我认为那只是表象。”
很快我们的通话就结束了。我刚放下电话，红色信号灯就亮了，是伊万打来的未接电话。我拨回去，他立刻接了。
“到底怎么了？我给你发了三条信息你都没回。”
“对不起。”
“你还好吗？”
“嗯。伊莎贝拉和马克来了，这儿有一大堆事要处理。”
“那是自然。”
“我想我们很快就回来了。”
“调查得怎么样了？”
“他们很可能找不到凶手。”
“怎么回事？”
“没有负责人。找不到嫌疑人和证据。警长的意思是调查工作陷入了瓶颈，叫我们别抱希望。”
他没说话，我继续说：“从某些方面来看，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如果凶手根本不存在，那么克里斯多夫的死就是由环境造成的，换句话说，都归咎于当时的情况就好了。”
我停下来，电话那头没有回应。
“嗯，我在听。”他说。
“好的。”
“继续说。”
“没什么要说的。”
“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我做不了主。”
“你是他的遗孀，”伊万说，“是他的妻子。”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你没跟他们说，是吗？”
“我怎么开得了口？”
“你会说吗？难道你觉得不重要了？”
“我不知道。”
“从法律上讲，你还是他的妻子。”
“根据法律来看是没错，可根据其他……”
“其他什么？”
“我指我们内心的原则。我们要努力做正确的事。”
“根据我们内心的原则，那么……”
“我决定让马克和伊莎贝拉做决定。虽然我知道，他们一直对我是克里斯多夫的好妻子、遗孀这件事深信不疑。”
“因为怕他们会伤心失望？”
“因为我，因为我们，我们应该这样做。有些真相会打破他们的幻觉，一些他们有权利保留的幻觉，毕竟他们已经失去太多了。比方说，他们从未想过，白发人会送黑发人。”
“这么做是为了克里斯多夫吗？”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伊莎贝拉和马克，是为了克里斯多夫吧？”他哽住，继续说，“克里斯多夫已经死了，你对他的承诺早就失效了。”
我沉默了，望向前方。
远处的酒馆里，一群男人面朝大海围坐着。天色渐晚，夕阳缓缓沉入大海，那些男人在纵情饮酒，似乎喝了好一阵了。从我这里看过去，那些人的脸是模糊的，不过就算看得清楚，我也不认识，毕竟我刚来不久，认识的人寥寥无几。我听到从那里传来阵阵笑声，他们在纵情畅饮。
“你还在听吗？”
“嗯。”
当然，他是对的。我曾经译过一本书，书名叫《夏蓓尔上校》，这本书主要讲丈夫死而复生后夺回财产和身份的故事。我翻译得并不成功，因为我发现很难译出巴尔扎克散文的独特风格，就放弃了原作的文体，直接把它翻译成了小说。故事的主人公夏蓓尔上校在拿破仑战争中被误认为已经牺牲了，他的妻子认为再婚是合法的，很快便携带财产改嫁他人，做了伯爵夫人。之后，上校回来，与妻子展开争夺财产和身份的战争，再往后就进入了叙事部分。
原著在感情上更倾向于上校，伯爵夫人被塑造成一个无知、肤浅、心狠手辣的女人。但是，翻译到后面，我越来越同情伯爵夫人了，以至于我担心这种个人情感会被我带到译文中。或许，或许巴尔扎克的写作意图就是想引起读者对夏蓓尔夫人的同情。毕竟夏蓓尔夫人不知道自己的丈夫还活着，她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才背叛丈夫和别人结婚的，她的命运是多么悲惨。
背叛让我联想到夏蓓尔这个人物。译者在翻译时总是力求忠实原文，事实上，要达到百分之百的忠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忠实的表现方式有很多种，有形式上的忠实，有内容上的忠实，甚至有些忠实还是自相矛盾的。故事中，夏蓓尔上校的意外死亡而不是意外出现引发了忠诚危机，正是死亡挽回了那段关系，重新开启了一段尘封的记忆。
这难道不是伊万害怕的吗？他怕我们被淹没在废墟中，担心生与死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过去的人和事纠缠不休。重生的夏蓓尔就是鬼魂，不再属于人世，然而唯独夏蓓尔自己看不到这个事实，这便是他的悲剧所在。他是鬼魂，是“神圣的人”，即超越法律的人，因为从法律上讲，他已经死了。书中，除了夏蓓尔和他那阴险狠毒的妻子之外，另一个重要角色是律师德维尔，而书中很少出场的弗劳德伯爵，就是现实中伊万的角色。
我们误以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规范行为的法律，一套道德标准和法律体系，实际上，除了这种法律外，还有其他法律存在。这就是我想让伊万明白的。《水手比利·巴德》就是一个例子，书中的人物威尔船长就面临两种法律——军事法和上帝法——他因此陷入了两难困境。他一直被比利·巴德的死折磨着，临死前还叫着比利·巴德的名字。（在福斯特创作的歌剧剧本中，福斯特和布里顿没有采用歌剧的俗套剧情——让其他歌手倒在死者身边——而是让这个角色继续活着。）
对伯爵来说，夏蓓尔上校只不过是一缕魂魄，在活人身边阴魂不散。只有当夏蓓尔认识到法律上的存在和肉体存在是两码事，认识到规范人类行为的法律具有多样性时，他才甘愿被送进精神病医院或疯人院，承认自己是“神圣的人”。夏蓓尔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将上校的身份和伯爵夫人丈夫的名份都转让出来。他掉进了漏洞，游离于法律承认和管理的范围之外，已经不存在了。
然而，克里斯多夫终究不能复活，法律恐怕也无法判断我和他的关系。我们还是夫妻，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们的关系就像上校和伯爵夫人，就算德维尔律师发现什么证据，我们也只是名存实亡的夫妻。因此，现实和小说有明显的差异，而现实在小说中几乎找不到雷同之处，这正是小说的创作目的。我和克里斯多夫之间的问题和小说中的情况相似，都面临字面上的法律和个人实际情况之间的矛盾，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服务和保护的是谁。
“没事，”伊万说，“现在不适合谈这些。”
远处，有个男人起身走出酒馆，来到堤坝上。他张开手臂，手里举着类似酒杯的东西。另一个男人在欢呼，大概在邀杯或聊天。如今，这种兄弟情义越来越少见了，只有特殊场合大家才会聚在一起，比如说周日约去公园踢足球或每月约一次扑克牌。那些喝酒的人算不上铁哥们，他们之间更多的是虚情假意，逢场作戏。我知道，那群人里肯定没有克里斯多夫。不过，或许就在一周前，他也去过那儿。
当往事如烟散去，当你不用做选择，不用挽救婚姻，不再左右为难时，昔日人事会以惊人的方式再现脑海。所以，真正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是那些死去的人，而非生者。当那个人活着时，和他相处，你就会想起对方令你反感的点点滴滴——或者大多数情况下，就像我和克里斯多夫一样，根本想都不用想——然而，当那个人离开人世后，你就会开始怀念他。
“不，”我说，“我们得谈一谈，趁现在还不晚。”
伊万半晌不说话，然后才说：“行，说吧。”
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的人物，唆使丈夫采取残忍的手段登上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