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有趣，我真好奇。我不介意听到他的事，不管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
伊万说他在学校里并不起眼，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不是富二代，外表平平，没有个性又不够幽默。然而，这样平凡的他却强烈吸引了克里斯多夫。克里斯多夫怀抱着一种大学生才会持有的热情执着地追逐伊万的友谊。他们之间的感情，不仅是在男人之间，甚至在女人中都是难能可贵的。或许是因为，克里斯多夫觉察到伊万身上有一种令他佩服但自己又永远无法拥有的特质，那就是，伊万对他所展示出来的个人魅力完全漠视。
伊万简短地讲述着他和克里斯多夫之间的短暂友谊，可我却越听越觉得难受，光是想象着这两个男人在一起的场景就令我反感不已。克里斯多夫极力表现自己，使出浑身解数接近伊万，伊万呢，莫名其妙地被人讨好，面对克里斯多夫的殷勤，既不拒绝也不接受。
伊万感觉到了我的不悦，我还是无法接受两个男人之间的暧昧。
“这件事不提也罢，”他突然说道，“后来我们就疏远了。克里斯多夫放弃了这段关系，我似乎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过客。”
不过，多年后，当他们再次相遇，这段关系又重新建立起来。那一次，我也在场。也是偶遇，只不过是在聚会上，而不是在街上。那次聚会有很多人，他们只匆匆打了个招呼。克里斯多夫认识的朋友很多，伊万不过是其中一个熟人而已。不过，打从第一眼见到伊万，我就喜欢上他了。他简单的处事风格，对周围的事，尤其是对“万人迷”克里斯多夫冷漠的态度深深地吸引了我。
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冷血的人。他对克里斯多夫的感情更多的是害怕而非冷漠。不仅是因为过去的事，还因为克里斯多夫本身就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这一点伊万也发现了。
有一次我问他：“从什么时候起，你觉得我们会在这场命运的‘安排’下走到一起的？”我特意用了“安排”这个词，以此来暗示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件麻烦事。
他立刻回答说：“第一秒，从一开始，或者说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
伊万以惊人的速度采取行动。我和他在街头偶遇时，我还住在原来的公寓里，不可能那么快开始一段新恋情。那时克里斯多夫还没搬走，不过他很少回家。房间里堆满了我们两个人的东西，床单也很少换。我虽然不算老，但也不是年轻姑娘了，像立刻搬去和情人同居那种年轻女孩才做得出的事我已经不会做了。
我们刚确立关系时，伊万就叫我从原来的公寓里搬出来，实施他所谓的“真实场景”。搬出去肯定方便多了。听他说这话，我突然想起某个朋友在饭桌上发表过的犀利观点：女人就像猴子，抓住了新的树枝，才会放开手里的。
说这番话的人是克里斯多夫的一个朋友，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当时克里斯多夫就坐在我旁边，他和他的妻子坐在我们对面。他说这句话时若有所指地看了克里斯多夫一眼。他或许不知道，饭桌上的两个女人，我和他妻子，都听出了他言语中对女人赤裸裸的嘲讽。
当然，或许他并不在乎我们的感受，只是想说给克里斯多夫听。因为当时我就坐在他对面，从那个视角看过去，他挂在嘴边的冷笑和嘴角上翘的弧度都把这种情绪传达得特别明显。或许他并不是在抱怨自己的处境，也不是在暗示他们的夫妻关系，因为他说这番话时，他的妻子就镇定自若地坐在旁边，还时不时地玩弄着桌布和餐具。
但凡事皆有可能。真相也许是，他们在错误的时间认识了对方，虽然她已经爱上了别的男人，但她不愿离开身边这个男人，除非之前那位爱人能给她承诺和保护——没错，从我们认识这个女人那天起，她就一直没工作。她总爱打扮得花枝招展，上哪弄发型、做指甲这种事问她她准知道。她就是那类女人。没错，有时这些花边新闻没啥用处，但有时，正是这些无关紧要的细碎线索帮助我们看清了真相。
这样猜测朋友的婚姻并不是一件乐事，可一旦开始不自觉地胡乱想象，就顾不上礼貌了。或许，结婚多年后，妻子的警告成了争吵的根源。有些人永远也不肯原谅对方的一丁点错误，不管事情过去了多长时间。他们结婚前可能签过协议：婚姻中，如果妻子总是三心二意，妻子必须补偿丈夫所受的羞辱。
尽管如此，我还是站在妻子这边。无论事实如何，嫁给这种当着自己妻子和其他女人的面把女人说得如此不堪的男人就是不幸！每个女人听了这话都要产生怀疑，男人们是不是总在背后这样胡乱批评女人。
自那以后，我就尽量躲着那个男人。每次克里斯多夫说要聚餐，叫我参加他们公司的周末活动时，我就找借口逃掉，直到克里斯多夫终于接受我不想再和这对夫妻做朋友这件事。至少他是这么想的，我也懒得解释。其实，最开始我只是讨厌他朋友一个人，可渐渐地，对他朋友的妻子也失去了好感，跟她在一起时我总觉得不自在。
几年后，再想起那句话——女人就像猴子，抓住了新的树枝，才会放开手里的，我还是无法释怀。跟伊万交往后，我又想起这句话来。我知道，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我不能再以情况复杂为借口逃避了——虽然情况确实复杂。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我仍是克里斯多夫的妻子，我们还没正式办理离婚手续，甚至还没有公开分手的消息。我还住在旧公寓里，克里斯多夫却不知所踪。起初他寄宿在朋友家，后来又搬到他母亲闲置的一间公寓里（那间房本来在出租，现在刚好空出来了，克里斯多夫就骗伊莎贝拉说他要把那里改造成办公室）——而这句话也并非任何时候都适用。
不，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必须要前行。要么去解开眼前的局面，要么就得学会在复杂的境遇中生存。当然，更常见的解决方法是后者。
人越长大，生活就变得越棘手，等到老年时，许多事又会迎刃而解。男人对生活的适应能力更强，他们会逼迫自己迎难而上，所以通常来说，男人离婚后才会再婚——他们这么做仅仅是基于社会经验，并非出于羞耻的缘故。女人则不同。女人会经常地进行自我反省，她们一生都被要求这么做，也特别善于自省。然而，我对伊万的感觉跟对过去的（也是现任的）丈夫的感情是完全不同的。我放不下伊万。
我和克里斯多夫分居不到三个月，我就住进了伊万的公寓。伊万在做记者，凭借这份工作，他过着安逸却并不奢华的生活。他的东西没有克里斯多夫那么多，但都是生活必需品，更具实用性。我把自己的东西搬进他家，居然没有一点紧张感。我们住在一起，经常在一间房里工作，一起吃饭，同床共寝。这间公寓比我和克里斯多夫住的公寓小，不过我们两个人住已足够了，空间太大反而显得不协调。
没过多久，伊万就开始劝我离婚，或者至少让克里斯多夫知道我已经搬出来了。至今为止克里斯多夫还不知道这事。起初，伊万犹豫着要不要开口，他似乎还不确定自己有哪些权利——一段爱情的发展，无论是好是坏，总是被当成权利的累积或失去。然而，随着我们交往的深入，而今我已住进他家，他就不得不明确地告诉我，我已经让他的处境变得十分尴尬了，他想知道我究竟把他放在何种位置。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按理说，我应该亲口告诉克里斯多夫我已经搬离公寓，这很重要。可是，要是事情被别人知道了怎么办？邮筒里堆积的信怎么办？这些都是简单又实际的问题。为什么我不能给克里斯多夫打个电话，直接说明这一切呢？这个消息不可能打击到他。难道我在顾虑克里斯多夫和伊万之前的关系？还是因为尽管我和其他男人（他的朋友）同居了，我也应该继续遵守我们之间那个“不对任何人说”的承诺？
显然，我不能让伊万发现我的犹豫。这种犹豫不决是致命的，它很可能让我和伊万之间的关系变得像我之前讨厌的那对夫妻之间的关系那样糟糕。我跟伊万说我会找克里斯多夫说清楚，不过，到底要跟他说些什么，这一点我们却从未细谈过。他并没有要我马上离婚，或许是觉得这个要求有点过分。无论如何，叫女人跟现任丈夫离婚这种话是难以启齿的。通常，女人为了和爱的人在一起，会自己做出选择的。
可是，我在格罗妮美那待的时间越长，就越不想面对克里斯多夫。我肯定是爱伊万的，但是我越发意识到，关于离婚这件事，我希望依靠理智而非凭借冲动去解决。这样的想法，连我自身都很难接受，更何况是远方那位急不可耐的爱人呢？
这大概是因为年龄的缘故，你不能说自己这么做是因为爱情，因为到了这个年龄，你对爱情早就没了那么大的热情，内心更多地会听从理智做决定。
理智告诉我，婚后不能跟别的男人同居，至少不能长期这样。内心听从理智做决定，可我放弃了婚姻但还没有离婚，跟克里斯多夫分手了，却没有完全摆脱他，继续处在这种犹豫不决的处境里就是最不理智的。我越快解决这个问题越好，不能夹在两个男人相反的期待中摇摆不定。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尽快找到克里斯多夫，就算不是为他，也是为我自己。
“不如我来找你？”伊万再次问道。
“我觉得不用。”我说。
我回答的语气里充满反感和敌意，我担心这会激怒他。我不想缓解他的焦虑，却又不想让他过分担心，他的猜疑对我俩来说没有任何好处。于是我继续说：“我不希望你蹚这浑水，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公平……”我还想继续说，却被他打断了：“当然，你说得没错。但是，我想你。”
“我也想你。”我说。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我告诉他酒店的情况，还提到了玛丽亚。他认为克里斯多夫只是想跟玛丽亚玩玩。
“这是克里斯多夫的一贯作风，”他说，“他这个人坏透了，手段倒很——‘高明’。”
“高明”这个词明显是带引号的。说到这，我们都笑了，这感觉就好像我俩在一起吐槽某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从某些方面来看，也确实是这样。
挂电话前，我又嘱咐他不用担心，说克里斯多夫肯定会同意离婚的。毕竟，上次在电话里他表现得很冷漠。很多时候，他都是急匆匆地挂了电话，像是急着赶去哪似的。
“现在的情况确实有些尴尬，不过马上就结束了。”我继续说，“等克里斯多夫回来，我就提出离婚，那时一切就结束了，剩下不过是一些纸上的协议而已。”
这是我第一次说出“离婚”这个词，隔着电话我都能感受到伊万的激动情绪。
“那样的话，”伊万似乎在极力克制自己激动的心情，故意放低声音，“我真希望他快点回来。”
第三帝国：thirdreich，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1933-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