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一个女人千里迢迢来国外寻夫，若不是为了复合，还能是为了什么呢？男女之间，一个过度的手势或姿态都有可能被对方认作浪漫的信号，即使是在一桩失败的婚姻里，这条原则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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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伊莎贝拉打来的一通电话说起。她想知道克里斯多夫在哪，我却只能尴尬地说我不知道。我能想象她在电话那头的惊讶反应，但我没有告诉她，我和克里斯多夫六个月前就分手了，而且我们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联系。
我居然不知道克里斯多夫行踪这件事让伊莎贝拉难以置信。她回话的语气咄咄逼人，却并不惊讶，这反倒让我更加惴惴不安起来。每次在伊莎贝拉和马克面前我都手足无措，感觉自己受尽羞辱。克里斯多夫说两位长辈跟我相处时也有同样感受，我的过分矜持在他们看来就是高冷傲慢。
“你难道不知道吗，不少人都觉得你有点目中无人？”他经常这么问我。我确实不知道。我们的婚姻，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他早已了然于心的事情我却还被蒙在鼓里。
克里斯多夫头脑聪明，在智力上远胜过我，但我们之间却不仅仅是智力相差悬殊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双方相互掌握的信息严重不对等。简而言之，就是忠诚的问题——背叛总是将一方置于“智慧高地”，而将另一方推入黑暗深渊。
然而，甚至背叛也并不是导致我们婚姻失败的根本原因。很早以前我们就曾口头协议离婚，可真正走到这一步还是经历了一段漫长时期。正是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逐渐瓦解了婚姻的基石。一想到未来，我就畏惧。也许我俩之中已经有人开始后悔了，那些烦琐的程序、令人头疼的文件和网上表格，让人忍不住想退缩。
我们离婚的事伊莎贝拉并不知情，所以她才会打电话来向我询问克里斯多夫的状况，这合情合理。“我已经给他留了三次言，”她说，“打他电话就直接转接到语音信箱，最后一次打他手机时，里头响起的竟然是外国语音……”
她说“外国”这两个字时还是往常那种语气，疑神疑鬼，有点气恼——她一直都想不通，是什么原因让她唯一的儿子选择远离她。然后话题又转到我身上，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婚姻的大道理：“你是外国人，所以你总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你很好，就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根本不了解你。”
接下来，我猜，她一定会提到克里斯多夫是否告诉她我们的婚姻已经结束的事。“这样一来最好，亲爱的，”她会继续说，“反正即使走到最后，你也根本不属于这个家。”我已经在心中为她预设好台词，可是她并没有“照本演出”，而是突然问道：“我只想知道，我儿子到底在哪？”
我的脑袋顿时抽痛了一下。我跟克里斯多夫已经一个月没联系过了，我们最近一次联系是在电话里。当时他说，虽然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复合了，但他还不想经历这个过程，让我暂时别告诉亲戚朋友。他用了“过程”这个词，这意味着离婚是一件连续不断向前发展的事情，而非一蹴而就的突发事件，所以得慢慢来。他说得没错，离婚这件事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比最初这个念头的萌生来得更加突然。
可离婚这事真的瞒得住吗？我将信将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赞同他的观点。在那个时候，这个太突然的变动也让我有点不知所措，而我猜克里斯多夫也有同样感受，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向众人解释我们婚姻破裂这件事。不过我还是不太喜欢事先串通好这种做法，漏洞百出又毫无意义。但不管怎样，最后我还是答应了。克里斯多夫从我的声音中听出了我内心的犹豫，他要我发誓，保证在我们下次通话前不告诉任何人。我勉强答应了他，气愤地挂了电话。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通话。
此时，我反复强调我不知道克里斯多夫在哪，可伊莎贝拉却轻笑一声，说：“别扯了，三周前我和克里斯多夫通话，他说你俩准备去希腊。现在我联系不上他，你人却在英国，我猜他准是自个儿去希腊了。”
我实在是被弄糊涂了，半晌答不上话来。我不明白克里斯多夫为什么要撒这个谎，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出国的打算。她继续说：“他工作很努力，我知道，他一定是去那搞研究了——”
伊莎贝拉的声音突然变小了，我听不清她说什么。或许她真的在犹豫，或许是在假装，不外乎就这两种手段。
“——我担心他。”
即使她这么说也打动不了我，我才不会把她的担心当回事呢。伊莎贝拉认为她和克里斯多夫的关系有所好转，这是做母亲的人常会产生的一种错觉，而且她们还时常会在这种错觉的支配下做出傻事。之前也发生过一次类似情况，当时她的反常举动让我心中莫名产生出一种胜利感——这个女人竟跑来问我她儿子的事，而且是为了六个月前和一年前发生的一些芝麻小事！
现在，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听她继续说。
“他说他不是一个人去，我就打电话问他，说你们俩要不要来乡下透透气。”——她再次提到“你们俩”，显然她还不知道实情，我们离婚的事克里斯多夫还没跟她说——“就是那次，他说你们要一起去希腊，你要把手头的书翻译完，他要去那里做研究。结果，现在呢……”她略带恼怒地叹了口气，“你人还在伦敦，可他的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我确实不知道他在哪。”
这次她停顿了片刻才开口：“无论如何，你得马上去希腊找他。你知道的，我的直觉向来很准，我猜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不然他怎么会不回我电话呢？”
伊莎贝拉打来的这通电话造成了两个后果，即使现在看来，它们仍对我有着特殊意义。其一是，本来我没有去希腊的打算，但在她的一再请求下还是去了，尽管我并不太清楚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没错，克里斯多夫撒了谎，骗她说我们俩要一起去希腊。但他大可不必如此。假如他不想暴露离婚的事，随便就能找到一个独自旅行的借口。他可以说我要参加会议，或者说我有一个同时带着三个孩子的女朋友需要我留下来帮忙照看。
他还可以说得半真半假，也算是为日后的坦白交代开个头。他可以跟伊莎贝拉说我俩都在度假。当然，伊莎贝拉肯定会追问他，为何要度假或者去哪度假。可惜，这两种方法他都没采用。他大概认为，随便撒个谎或干脆让伊莎贝拉自己去胡乱猜测的处理方式更简单。不过他想错了，伊莎贝拉可没那么好骗。
我突然认识到我和克里斯多夫的事该有一个正式结果了。既然我已决定要离婚，那么就亲自去希腊跟他做个了断吧。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尽儿媳的职责了。
一小时后，伊莎贝拉又打来电话，说她已经查到了克里斯多夫入住的酒店信息。我真好奇她是如何办到的。这期间，她还用我的名字订好了第二天出发的机票，并记录了航班编号。伊莎贝拉性格张扬，外表优雅，骨子里精明能干，所以我之前一直把她当成一个可怕的对手，不敢招惹她。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再过不久，我们之间连“战场”都将不复存在。
我发现她不相信我。她大概认为我是那种没有机票，不知道酒店地址，就绝对找不到丈夫的妻子。正因为她的不信任，我才决心要遵守和克里斯多夫之间的约定。这便是那通电话带来的第二个惊人后果：我没告诉她我和她儿子分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这才是我们此次没有同去希腊的真正原因。
大概没有哪个婆婆会怂恿儿媳去希腊跟自己的儿子闹离婚。本来我可以留在伦敦忙自己的事，但因为我隐瞒了事实，所以这趟我就非去不可了。我猜假如伊莎贝拉知道她买的机票是送我去跟她儿子离婚的，她肯定会把我杀了。这种事并不是不可能发生，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她是个精明强悍的女人。不过她还极有可能会这样说：“要知道你们这么容易分开，我就应该早点给你买机票。”
挂电话前，她建议我带上泳衣，并且强烈推荐那家酒店的泳池。
克里斯多夫入住的村子位于希腊最南端，距离雅典约五小时车程。机场外已经有出租车在等我了，伊莎贝拉做事总是面面俱到。雅典的交通异常拥堵，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我们起先遇上了堵车，后来就开进了荒凉无名的高速公路，车窗外的标志我完全看不懂。我累极了，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嘈杂、重复的响声把我吵醒了，醒来时天色已黑。那声音在车内发出回响——咚，咚，咚，然后戛然而止。汽车慢慢驶入一条狭窄的单行车道。我支起身体，问司机是不是快到了，离酒店还有多远。
“到了，”他说，“我们已经到了。”那咚咚的声音再次响起。“是流浪狗。”司机补充了一句。
车窗外，黑夜的轮廓顺着车身蔓延开来，一群流浪狗追在车后跑，狗尾巴打在车身上，发出响声。它们贴得太近了，尽管汽车在减速，但还是很容易撞到它们。司机按着喇叭，想将它们吓走，可这些狗并没有被吓跑，仍然紧追在车后，一直顺着公路跑到一座大型石头别墅前。司机继续按着喇叭，同时摇下车窗，大声呵斥。
车在酒店前停下，门卫打开大门。随着汽车缓缓驶入大门，那些流浪狗终于被甩开了。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它们还围在门口，黄色的眼睛就像汽车尾灯发出的光。这家酒店建在一座小海湾的尽头，所以我刚一出车门就听到了水声。我提上手提包和小旅行袋下了车，服务员问我有没有行李箱，我摇摇头。我只用一个晚上就打包好了行李，在这儿顶多住一星期，根本用不着带行李箱。当然，我没必要跟他多做解释。
司机把他的名片递给我，说我回雅典时可以联系他。我接过名片，说没准儿我明早就回去了，到时候给他打电话。他点点头。
“这么晚了，你还要赶回雅典吗？”我询问道。
他耸了耸肩，钻进车里。
酒店大厅里空无一人，我看了看时间，已经快十一点了。伊莎贝拉没有替我订房间，这太合情理了，一个来找丈夫的妻子何必再另外订一间房呢？
我自己订了一个单间，打算暂住一晚。柜台后的服务员诚实得令人吃惊，他竟坦言相告，说这个时节酒店没什么客人，空房间很多。
“现在是九月底，已经过了旅游旺季。可惜海水比较冷，不适合游泳。”他补充道，“不过，酒店游泳池的水温还是非常舒适的。”
我一直静静等着，直到他登记完信息又给我拿来房间钥匙，这时我才开口询问克里斯多夫的消息。
“需要打他房间的电话吗？”
他露出了警惕的神色，虽然这么说着，可手还放在柜台后，并没有拨电话的意思。现在确实太晚了。
“不用了。”我摇头道，“明早再打给他。”
他同情地点点头，眼里满是疑色。或许是因为他见过太多混乱的男女关系，或许他根本啥都没想，只是不自觉地表露出同情——无疑，这种特质对他的工作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我接过钥匙，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只交待了早餐的事，并且在送我上电梯时抢着帮我提包。
“谢谢。”我说。
“需要打电话叫你起床吗？需要早报吗？”
“再说吧，”我说，“都再说吧。”
第二天早晨醒来，阳光洒满房间。看了一眼手机，里头没有任何留言。已经九点了，眼看就要错过早餐时间了，必须加快速度。但明知如此，我还是在浴室里磨蹭了好一会儿。在此之前我还没好好想过，假如克里斯多夫在酒店看到我或被我撞见时会是什么反应，直到此刻站在喷头下，任热水汩汩流过，水花模糊视线，我才认真思考起来。我猜他的想法很简单，第一反应肯定以为我是来挽留他的。
也是，一个女人千里迢迢来国外寻夫，若不是为了复合，还能是为了什么呢？男女之间，一个过度的手势或姿态都有可能被对方认作浪漫的信号，即使是在一桩失败的婚姻里，这条原则也同样适用。
我就这么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会不会感到不安？会不会陷入沮丧？会不会想知道我究竟为何而来？还是他怕被我抓住，觉得我在纠缠不休？抑或，他会以为家里发生了意外，母亲出了事，后悔没回电话？还是说，他会看到希望，梦想着我们能和好如初？（这希望既是我寄予他的，也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一种相互寄予，毕竟当时我同意了他的那个“保密协议”。）
而如果我在此时提出离婚请求，并且态度坚决，他会不会比之前更觉沮丧，或者说倍感受辱？一想到那场面，我就不禁替我俩感到难堪。大概提出离婚时我们俩都是很煎熬的——毕竟我之前也没经历过，也说不好——不过我猜，如果离婚这件事不是在当下这种模棱两可的情景之下发生的话，场面可能也不至如此尴尬。
楼下的大厅依旧空荡荡的。酒店供应的早餐摆放在露台上，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海景。我没有在露台上看到克里斯多夫。这间餐厅看上去荒废已久，下面的村庄一览无遗，周围静谧无声，仿佛一切都静止了。石堤两旁立着矮小的楼房，海湾一侧悬崖高耸，寸草不生的悬崖在海面投下明亮的白光。从露台上向下望去，目之所及既宁静祥和又激动人心。悬崖底部还残留着烧焦的灌木和杂草一类的东西，这里最近似乎发生过一场火灾。
我正在品尝咖啡。送咖啡的服务员一边放下杯子，一边说，只有他们这有卡布奇诺和拿铁，其他地方只卖希腊咖啡和雀巢咖啡。
这里的布置非常浪漫，却让我感觉难受。克里斯多夫就喜欢奢华的居住环境，对某个阶层的人来说，奢华就是浪漫。这家酒店是夫妻们度蜜月或庆祝结婚纪念日的圣地。我想象着克里斯多夫被一对对夫妻们包围的画面，心再次被一种难堪的情绪刺痛。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竟选了这么个荒谬的地方度假。
服务员端来烤面包时被我拦住了。
“这儿好安静，我可能是最后一个来吃早餐的吧？”
“酒店是空的，现在是淡季。”
“肯定还有其他客人吧。”
“发生了火灾，”他耸耸肩，继续说，“把客人都吓跑了。”
“怎么回事？”
“今年一整个夏天，全国到处都在发生火灾。从这里到雅典，沿途好多地方的山都被烧焦了。你要是到村外去，爬上山顶瞧瞧，就能感受到地表还残留着火灾后的余热。世界各地的报纸都进行了报道，整个夏天都有摄影师在这儿拍照。”他边说边模仿着按快门的动作。
他把托盘夹在手臂下，继续说。“他们在酒店里给时尚杂志拍照片。大火烧到悬崖上，你瞧，那片黑色的地方还在呢。”他指着那些烧焦的岩石表面，“他们让模特站在泳池边，火就在他们后面和大海边烧，”他吸了口气，“场面非常壮观。”
我点点头，服务员转身走了，没再多说什么。我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克里斯多夫在那些照片里的模样。他站在模特和带着苦笑的化妆师、造型师之间，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他在那个“马戏团”里做什么。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局外人。这画面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我心神不宁地在露台上四处打量，已经快十点钟了，显然我错过了他的早餐时间。他一定已经吃过了，没准现在已经离开酒店，开始今天的日程了。
我起身走进了大厅。昨晚替我办理入住手续的男服务员已经走了，来接班的是一位浓眉大眼的女孩。她的头发向后梳拢，呆板的发型和她柔美、饱满的脸蛋非常不搭。我问她今天早上有没有见过克里斯多夫。她皱了皱眉，似乎不想告诉我。我请她帮我往他的房间打个电话，拨电话时，她直直地瞪着我。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无人接听的嘟嘟声，而她那职业性的发际线之下，却露出一脸公然的愠怒。她挂断了电话。
“他不在房间，你要留言吗？”
“我想尽快和他谈谈。”
“你是谁？”
她粗鲁地，甚至带点敌意地问。
“我是他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