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当艾格尼丝告诉我你打电话说要过来的时候，我想起了战争中发生过的一件事，也许我写信告诉过你。”

“我不这么认为，格雷戈尔。”我假装生气地说，“你基本上没有跟我说过关于战争的事情。”

见我生气，他笑着说：“你到现在还在责备我，真是难以置信。”笑着笑着他咳嗽了一声，额头上的皱纹更明显了，脸上的黑斑也随之抖动。

“你要喝些水吗？”床头柜上的杯子里还有一半的水。

“那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信里面不准写丧气话，但是我就是整天垂头丧气的……”

“是的，我知道的，你别急，我刚才是开玩笑的。你刚才说的是什么事？”

“有两个女人过来找她们的丈夫，我不知道她们走了多少路，至少有几百公里吧，路上都是雪，晚上她们就睡在冰面上。她们这么艰辛就是为了来找她们的丈夫，但是到了之后才知道她们的丈夫根本不在那里。你真想象不到她们当时是什么表情。”

“那她们的丈夫在哪里？”

“我不知道，可能在另一个战场，也可能已经被带回了德国，或者他们早就死了，谁知道呢？他们不在我们的战俘营里，所以那两个妻子只能原路折返，走同样积雪的路，睡在同样的冰霜里，而且没有一点丈夫的消息。你能明白吗？”

他话一多就上气不接下气，也许我应该阻止他说话，只是默默地和他待着，握住他的手——如果我敢触碰他的话。

“你怎么想起了这件事？我又不是从雪地里走过来的。”

“是啊。”

“而且你也不是我的丈夫了。”

冷场的话脱口而出。我不想这么失礼的。

我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看见了一个储物柜，艾格尼丝把毛巾还有备用的睡衣——他需要的一切——都放在了里面。为什么艾格尼丝还没有回来？

“你要去哪儿？”格雷戈尔问。

“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我就在这里。”

我坐回来，走到床边的时候被地上摆着的拖鞋绊了一下。

“虽然你没有走过雪地，但是你也坐了至少三个半小时的火车，就是为了过来跟我问好。”

“嗯，没错。”

“你觉得为什么人们需要告别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特意赶来了汉诺威，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唉……我想，也许人们不喜欢把事情放在那里不解决吧。”

“所以你今天是来画一个句号的？”

这个问题让我坐立难安。

“我过来是因为我想见你，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罗莎，从1940年开始，我和你的事情就放在那里没解决过。”

分开是我们一致的决定，虽然这令人非常痛苦。通常，当人们说“我们是一致决定分开”的时候，他们想说的是，“分开时没有受多大的罪，或者至少伤害比较小”。但这不是真的。的确，如果两人中的一个始终不肯放弃，另外一个就会更加痛苦，但是无论如何，分开都是痛彻心扉的体验，尤其是在和一般人相比，你有第二次机会的时候。我们本来已经放弃了，但是战后我们重新相遇，在一起了。

战后，我们的关系总共持续了三年，然后我们分开了。我不明白他们说的“是时间结束了一切”。婚姻结束的时间无法确定，它在配偶中至少一人决定结束的时候结束。婚姻是一个浮动的体系，它在波浪中移动，总是可以结束并且总是可以重新开始，你找不到线性的趋势，也找不到遵循逻辑的路径。婚姻的低潮不一定说明它无可救药，前一天你可能还在婚姻的深渊里，后一天你不知道为什么重归于好了，并且你永远不会记得任何一个使你必须要和你的伴侣分开的理由。你没有办法从中讨论利弊，这本就不是什么加减法。总而言之，所有婚姻都注定要结束，所有婚姻也都有继续存活下去的权利，活下去是它的义务。

我们的婚姻靠着感激之情又强撑了很久：我们收获了这样一个奇迹，不可能就这么毁掉它。我们是被神选中的，这是命运般的重逢。但是随后，即使是奇迹给的热情也被慢慢磨灭了。我们投身于重建婚姻，但“重建”只是一个口号——“抛弃过去，忘记一切”。但我怎么能忘，格雷戈尔也不会忘。好几次我问自己：“我们是不是要分享一下我们的记忆？”但是我们不能。我们确乎浪费了这个奇迹，我们没有保护好它，也没有在风雨中保护彼此。在重逢后的几年里，我们曾经努力保护彼此，可到了最后，我们之间满是隔阂。

“嘿，爸爸。”

一个长直发的姑娘走了进来，她穿着一条带肩带的轻薄的亚麻连衣裙，衣服中间有一条直线，她脚上穿着一双凉鞋。

“早上好。”她见到我后朝我打了个招呼。

我站了起来。

“早，玛戈。”格雷戈尔回答道。

姑娘快走近我的时候，我正准备自我介绍，恰巧此时艾格尼丝进来了。“哦，亲爱的，你来了。孩子呢？”

“我把他交给我婆婆了。”格雷戈尔的女儿气喘吁吁的，额头上还有一层汗珠。

“这是罗莎。”艾格尼丝介绍说。

“欢迎您过来。”玛戈握住我的手，我也回握她。她有着一双格雷戈尔的眼睛。

“谢谢，很高兴见到你。”我笑着说，“你刚出生的时候我看过你的照片。”

“你怎么未经我允许就把我的照片给别人了。”她边同她的父亲开着玩笑，边给了他一个吻。

格雷戈尔在给我寄他孩子的照片时，以为这并不会伤害到我，他只是想感受到我还是他生活里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亲昵的姿态——不是保护性的，只是还带着亲昵，他已经不再保护我了，他也忘了他以前是怎么保护我的。他和艾格尼丝结婚了。我去参加了婚礼，我真诚地祝福他们一切都好，虽然我在回柏林的火车上心里满是悲伤。他不再孤独的事实并不会增加我的孤独感。

当火车停靠在沃尔夫斯堡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沃尔夫斯堡。”广播里传来了这样的声音。怎么在去程中我没有注意到呢？也许那个时候我睡着了。为了和我的丈夫彻底分开，我经过了狼的城市。

“爸爸，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玛戈从她的包里拿出一张叠起来的方格纸，把它交给了格雷戈尔。

“等一等，”艾格尼丝说，“我帮你打开。”

那是一幅蜡笔画：一个没有头发的男人躺在粉红色云层下的一张床上，床腿间长出了有彩虹花瓣的花朵。

“这是你的外孙画的。”玛戈解释道。

我就站在边上，没有办法不去看上面的字，上面写道：“外公，我想你了。你快点好起来呀。”

“你喜欢吗？”玛戈问他。

格雷戈尔没有回答。

“你能挂起来吗，妈妈？我们把它挂起来吧。”

“嗯……你需要找个钉子，或者一块胶带……”

“爸爸，你不说些什么吗？”

看得出来，他是因为感动而说不出话来。我突然觉得，此时此刻，在这个不属于我的家庭里，我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我走开了，走到窗前，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到庭院里护士们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病人，还有的人正坐在长椅上，很难看出他们到底是生病的还是健康的。

在间隔很久之后，格雷戈尔第一次试图再次与我做爱，我退缩了，我没有说“不”，也没有找什么借口，我只是浑身僵硬。格雷戈尔温柔地抚摸着我，以为我只是害羞了：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相互触碰了。触摸他的身体，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习惯，每天照料他，我可以说是熟练地与他亲密接触了。战争还给了我一个退伍军人的身体，可是我还很年轻，精力充沛，我可以照顾他。但是我们很久没有因为欲望而互相触碰了，欲望已经是一种我已忘记的感觉了。格雷戈尔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练习慢慢重新学会做爱。但我觉得只有欲望才可以创造亲密，那是一瞬间的感觉，像突然在你眼前撕开一个东西一样；当然也可能是恰恰相反，是亲密重新占有和抓住欲望，就像试图抓住刚刚做过的梦一样，梦境是什么样的你早就记不得了，但梦里的气氛还一直萦绕着。也许是可以成功的，一定有其他一些妻子成功了，可是我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做到的，也许我们一直没找到正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