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我都出去和他做爱。我带着像要去见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决心快步走向干草房，如同行军的士兵。我脑中有无数个问题折磨着我，我让它们保持沉默，第二天的时候它们会卷土重来，但是每当我进入干草房的时候，它们就被一张网缠住了，没有办法越过我的渴望。

那种不顾一切出门的姿态，是一种叛乱。在我隐秘的孤独中，我感到了一种完整的自由：把自己从生活的强权控制中解脱出来，把一切交由事物的随机性。

我们是情人。找寻成为情人的理由是幼稚的。齐格勒看了我一眼，或者说他见到了我。在彼时彼地，一切就已经足够了。

也许有一天，约瑟夫打开门会看见我们彼此靠在一起，身上盖着一件纳粹军服。为什么这不会发生呢？早晨的时候，我会想，没错，我会被挂在绞刑架上面对所有人的谴责。“这就是那个罪人的故事，”我的同伴们会这么说，“许多问题就都解释得通了。”“一个来自柏林的女秘书，”赫塔会说，“我就知道她不可靠。”

为免在黑暗中跌倒，我紧紧抓住我情人的身体。有一瞬间我觉得我的生命在加速，他在我的身体里快速地运动着，这消耗了我所有机能，让我的头发散掉，指甲也都裂开了。

“聚会那天晚上我就想问你，你是在哪里学的唱歌？”

阿尔贝特还从未问过我私人问题。他真的关心我吗？

“在柏林，一所学校里。我们有一个合唱团，每周有两个下午排练，年末我们会给父母做汇报演出……对家长来说还真是折磨啊。”

“但是你唱得好极了。”

他用十分亲密的语气说话，就好像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其实这是第一次，至少是我记忆中我们的第一次聊天。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他知道如何激励我们。因为我喜欢唱歌，他就给我分配了独唱的部分。我在学校里总是很开心。”

“我以前在学校里就没那么开心了。你想得到吗？我的小学老师还带我们去墓地。”

“去墓地？”

“对，她教我们识字。她让我们看那些墓碑上的字，因为墓碑上的字总是很大，字体工整，既有字母又有数字，她觉得这样还挺方便的。”

“多么实用主义的女人啊！”

我能和他开这样的玩笑吗？

“一到早晨她就让我们排成两排，然后带我们去墓地。为了尊重那些‘可怜的死者’，我们必须保持安静，每个人都要读一块墓碑上的字。有的时候，想到地下有死人我就觉得震撼，所以我一个字也念不出来。”

“别找借口了。”我笑着揶揄他。

可以开玩笑的。他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