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他？”乌拉问我。

“是的。”赫塔低声说道。她的上唇鼓出来拉伸了鼻子下的皮肤，看起来就像我母亲抿线时的样子。

“你们看起来真是一对儿。”乌拉说。

“婚礼的照片呢？”莱妮还真是有些贪心。

我翻了一页：“在这儿。”

在这儿，格雷戈尔的那双眼睛。在我前往工作室面试的那一天，他瞪着眼睛选中了我，好像它们想要翻找出我的核心，隔离它，摒弃其余部分，直接把我最重要的东西取走。

婚礼那天，我笨拙地抱着一束花，花柄刚好戳到了我的胃，我拿花的手摇摇晃晃的。一年之后，他就离开家去参加战争了。下一张照片里的他身穿制服，再然后，他就从相册中消失了。

约瑟夫把扎特从他的膝盖上放到了地上，什么都没有说就出去了，猫跟着他，门“砰”的一声关上，撞上了扎特的脸。

乌拉从我的头上摘下卷发器，用完发刷后，她把刷子也扔到桌上：“好了，绍尔女士，我做得怎么样？”

赫塔毫无热情地点点头。“你现在得赶紧穿上衣服。”她快速地跟我说。

忧郁重新占据上风，这才是我熟悉的更为舒适的情况，赫塔终于解脱了，我了解她。在我的女伴们面前，格雷戈尔的照片已经和乌拉从杂志上剪下的那些明星照片没有多大的区别了，它们都是一些你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人的肖像，你没有和他们交谈过，所以他们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我默不作声地穿着衣服，赫塔专注地坐在床边。她正盯着格雷戈尔五岁时的照片，那是她的儿子，从她身体里长出来的孩子，她怎么就失去他了呢？

“赫塔，你帮帮我好吗？”

赫塔站起来，慢慢地将扣子一个一个扣上：“这件衣服露的地方太多了，”她边说边抚摸着我的背，“会很冷的。”

我走出房间，我的打扮表明我已经准备好去参加这场招待会了。但是我的心里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也许，甚至连赫塔都觉得她被骗了。我的女伴们激动地颤抖着，就像我婚礼上的伴娘一样，但是我已经结婚了，没有人会在最终的圣坛上等我。为什么我在结婚的那一天还会感到害怕呢？

“这件墨绿色连衣裙和你金色的头发很相称。还有你头发上的那个卷，不是我自夸，这个发型很凸显你的圆脸。”乌拉高兴地说着，好像是她被邀请参加招待会一样。

“玩得开心一点。”莱妮在门口对我说。

“就算你觉得没有意思，也都记下来吧，”乌拉提醒我，“我不想错过一个这么好的机会，你知道吗？”

艾尔弗里德已经走在路上了。

“你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柏林人，你想要我跟你说什么？和不同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你别无选择。”

问候男爵夫人是我今晚出席的唯一目的，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完成这个目标。一进到宴会厅我就接过招待向我递来的高脚杯，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我谨慎地啜饮着酒，想在谈话的客人中间漫游，他们显然已经分成了很多小团体，我没有办法突破其中任何一个。所以我坐在沙发上的一群老太太旁边，或许她们比其他人更加感到疲倦或者无聊，她们会考虑与我进行一些交谈。她们中的一个称赞了我的绸缎礼服，背后露出的那一块使它显得更加漂亮了。另一个说，她喜欢肩上带着的那块刺绣。第三个说，她还没有看到过这种式样的衣服呢。“这是柏林一家裁缝店做的。”我回答她。但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人到了，女士们忙着问候他们而忘记了我。我离开了沙发。我把我光裸的背贴上了一面墙。我的酒已经喝完了。

我观察着天花板上的壁画，想象着可以把那些人物的解剖结构画在一张纸上。我用指尖在我的拇指腹上画画，当我意识到我正在这么做的时候，我停了下来。我在沙龙的一扇窗户前面立定，再次观察，注意到终于有接近男爵夫人的突破口了。她不断地被渴望向她问安的人们包围着。我也应该向她问好的，向她倾吐我已经备好的那些话，但是我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妈妈曾经说我太喜欢聊天了，叽叽喳喳个不停，然而到了东普鲁士，我变得寡言少语。

最后，她终于注意到了我，彼时我正半藏在一面长长的窗帘里。她似乎很高兴见到我，朝我走近。

“冯·米尔登哈根男爵夫人，谢谢您邀请我，这是我的荣幸。”

“不客气，欢迎您，罗莎，”她笑着问，“我可以叫您罗莎吗？”

“当然了，男爵夫人。”

“来，我给您介绍我的丈夫。”

克莱门斯·冯·米尔登哈根男爵正吸着雪茄招待两位男客。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人穿着制服，从背后看我根本看不出那是两名军官，他们姿势轻松——浑身的重量都压在其中一条腿上——这已经违背了军人的行为准则。其中的一个愤怒地打着手势，试图在说服对方同意他的意见。

“先生们，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我柏林的朋友绍尔女士。”

军官们转过身，我面前站着的赫然是齐格勒中尉。

他皱起了眉头，仿佛正在计算一个很长的数字平方根。但他确实是在看我，也许他看到了我的惊讶，以及我延迟了一下才袭来的恐惧。这就像你的膝盖撞到了一个尖角，一开始并没有觉得受伤，但过不了一会儿，剧烈的疼痛就蹿上来了。

“这是我的丈夫克莱门斯·冯·米尔登哈根男爵，这是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上校和阿尔贝特·齐格勒中尉。”男爵夫人一一介绍着。

阿尔贝特，这是他的名字。

“晚上好。”我尽量保持着声音的平稳。

“很高兴见到您来这里。”男爵说罢，亲吻了一下我的手，“我希望这个招待会能让您满意。”

“感谢您，这个招待会棒极了。”

施陶芬伯格弯了弯腰，我没有立刻注意到他的残肢，因为我完全被他左眼上缠绕的绷带吸引了，这给了他一种既充满威胁又很善意的海盗的气息。我在等着齐格勒也弯腰鞠躬，但他只是用下巴示意了一下。

“我看你们今晚都挺情绪高涨的，你们刚才在聊些什么呢？”玛丽亚有些不合时宜地发问，我越是接触她越是了解她的性格。

齐格勒还睁着眼睛上下打量我，有人已经替他做出了回答。不知是男爵还是上校，我什么都听不进去了，仿佛有一团雾气遮住了我的视线，最后这团雾气沉积在我裸露的后背上。我不应该穿这件衣服的，我不应该来的。

男爵夫人对我的身份一无所知吗？齐格勒会给予理解而假装不认识我吗？我必须说实话还是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呢？希特勒的试毒员到底是不是一个秘密？还是，如果我藏着掖着，反而成了问题呢？

齐格勒的眼睛——不，阿尔贝特的眼睛，他们是这么喊他的——的距离十分接近，当他加重呼吸的时候，他那像小猫一样的两个鼻孔也会张大，这使他看上去像因为刚刚输了一场球赛而生气的孩子，确切地说，他看起来像一个急于踢球但又没有皮球的孩子。

“唉，行啦，你们别再讨论什么军事战略了。”

她是认真的吗？战争造成的伤亡一日比一日多，她竟然建议男人们讨论轻松的更适合晚会的话题。这女人在想什么？他们说她得了忧郁症，在我看来根本不是。

“我们走吧，罗莎。”玛丽亚牵起我的手。

齐格勒看着她，好像这个手势有危险一样。

“有什么不对的吗，中尉？您今天很沉默，是不是我打扰到你们了？”

“您别这么说，男爵夫人。”齐格勒的声音听起来冷静而轻松，我从没听过他这样的声音，我想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艾尔弗里德。

虽然我最终没有这么做。

“那我就先失陪了。”

玛丽亚拉着我一一向宾客们介绍，好像我真的是她柏林来的朋友一样。她不是那种碰到谁就和谁聊两句然后很快离开，以确保照顾到宴会厅里每个人的面面俱到的女主人。她不停地提问着，简直对什么都想聊聊。比如，她上一次去看的歌剧《乡村骑士》如何如何；我们的士兵虽然处在逆境中，却保持情绪高涨；她还评论了我斜着剪裁的裙子，在大家面前好好赞赏了一番，并宣布她将用蝉翼纱缝制一件相同的裙子，不过颜色是桃红色，也没有这么暴露。“所以那就不是相同的了。”我说得她笑了起来。

后来，她坐到琴凳上，手指按上琴键，弹唱道：“军营前，大门前，路灯立着，它站在前面。”她不时扭头看我，这种坚持让我不得不为了哄她高兴而机械地轻声哼起了歌，但是我的喉咙发干。其他人也渐渐加入我们，到最后，我们都沉浸在对莉莉玛莲的爱情的激动和惋惜之中。实际上，士兵们都知道，我们也都知道，很快她就会将这份爱抛诸脑后。

齐格勒现在在哪里？他也在唱歌吗？现在谁会在那里？我们齐声唱着询问莉莉玛莲，现在路灯下那个和你在一起的人是谁？我不断地想，对于中尉来说，那个离开了政党、远离了德国的女人，那个性感的白种女人，他是否喜欢玛莲娜·迪特里茜呢？我又为什么要在意这些？

玛丽亚停了下来，她拉着我的胳膊迫使我坐到她边上，她说：“让我们来猜猜她会不会唱这首歌。”我立刻听出了她指尖流动的是《薇罗妮卡，伦茨在这里》的音符。我第一次欣赏“六重唱”组合表演时还是一个小姑娘，当时我还没有见到格雷戈尔。整个柏林大剧院座无虚席，现场观众毫无保留地赞扬了六名穿着燕尾服的年轻歌者。那时候还没有种族仇恨的法律。但是不久之后，因为组里有三名犹太人，表演被禁止了。

“现在轮到您了，罗莎。”玛丽亚说，“您的嗓音真好听。”

我甚至来不及反驳，两音节之后她停了下来，我不得不一个人唱完这首歌。我听见我的声音在高大的宴会厅里面回荡，仿佛它根本不属于我。

好几个月以来，我和我的行为之间似乎脱了节：我再也没有办法感知自己的存在。

但是我看得出来玛丽亚很满意，她选择了让我在城堡宽大的舞厅中唱歌。我紧闭着双眼，跟随着这个刚刚认识的年轻男爵夫人不太确定的伴奏唱歌。我们刚认识，她已经随心所欲地让我做她要求做的事情了。

格雷戈尔曾经说我整天都在唱歌：“罗莎，别再唱了。”但是格雷戈尔，唱歌对我来说就像你去潜水。你想象一下，有一块大石头压住了你的胸口，而唱歌就像有人跑过来把那块石头移走了。我有多长时间没有深呼吸了？

我孤独地唱着“爱情它来了，然后又走了”，直到那雷鸣般的掌声将我惊醒，我睁开双眼，看见了阿尔贝特·齐格勒，他远离其他人，从大厅的尽头正直直地朝我跑来。他仍然用那一双没有皮球的孩子烦恼的眼睛看着我，但他现在已经失去了他的傲慢，这个孩子回到了家中，他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