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格雷戈尔的床上仔细端详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从床头柜上的镜框里抽出来的。照片中的格雷戈尔四五岁，我看不出他具体的年龄，他穿着厚厚的雪地靴，眼睛因为太阳光而半眯着。

自从来到格罗斯-帕特斯奇，我就患上了失眠症。其实，在柏林的地窖里和老鼠为伍的时候，我就开始难以入睡。霍勒先生说，当我们把猫和麻雀都吃完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们也吃了。它们的消亡得不到任何值得纪念的荣耀。霍勒先生还说过，他一紧张，肠胃里就翻江倒海，而如果他退到我们放着木桶的角落里，他就只能在那里留下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了。

我们的行李一直都是准备好的，就是为了发生意外时可以立刻逃走。

不登格斯爆炸之后，我又上楼去了我们的房间。屋子全被淹了，水管被炸坏了，所以水没过了膝盖。我打开了床垫上放着的行李箱，在一堆衣服中找到了一本相册，它没有被弄湿。我又打开了妈妈的那只箱子，嗅着她的衣服。它们闻起来就像我的一样，现在她已经去世了，而我还活着。我是这个味道的接管者了，我是她唯一的继承人。这种感觉让我觉得更不适了。我在她的行李箱里找到了一张弗朗茨的照片，那是1938年他到美国几个月之后寄过来的。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我的弟弟。这些相册里面没有我的照片，如果早知道要流离失所，我们一定会在一起拍一张照片的。妈妈一定会这么做的，只是现在她已经死了。

轰炸结束后，我安葬了妈妈的遗体。而我进了好多间空无一人的房子，翻找出橱柜里能吃的东西，狼吞虎咽，并且偷走了所有我能够拿走的杯子和茶壶，把它们与妈妈曾放在玻璃展示柜里的一套瓷器一起在黑市上卖了。

安妮·朗汉斯收留了我。我们躺在一张床上，小保利娜睡在我们中间，有时候我会假装认为她是我从未有过的孩子，她的呼吸声让我感到安慰，它现在已经比我母亲的呼吸声更让我熟悉了。我相信，有一天格雷戈尔会从战场上回来，我们会把家里的水管重新修好，然后我们会生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在睡梦中，他们会像保利娜一样张开嘴巴缓慢地呼吸。

当格雷戈尔陪着我在菩提树下大街散步的时候，他显得尤其高大。道路两旁的椴树都不见了踪影：那时，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想要看清阅兵式中的元首，所以两旁的椴树都被砍去了。我将将够得到格雷戈尔的肩膀，在整个散步的过程中他都牵着我的手。

我问他：“难道你不觉得秘书和老板这样的爱情故事太老套了吗？”

他反问我：“哦，那要是我把你开除了，我就可以吻你了吗？”

我被他逗笑了。他停了下来，靠在一家商店的橱窗上，慢慢把我拉向他。我把脸埋在他的羊毛衫里，止住了笑。我抬起头看着橱窗中贴着的肖像：他头上的光晕是黄色的，明明已经把犹太商人都赶走了，他的眼神还是那么凶狠。我们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亲吻。阿道夫·希特勒祝福了我们的爱情。

我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掏出格雷戈尔写给我的所有的信。我一封接一封地重读着，就好像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假装他就在我旁边一样。日历上钢笔标记的十字告诉我，我的梦很快就会成真。

他离开我的那个早晨，我在卧室的门槛上摔倒了，额头撞上了门框。“你怎么样？”我没有回答。

我似乎是在遇见他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幸福。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也可以获得幸福，我眼睛周围的黑眼圈就像命运。然而命运却是那般耀眼和饱满，而且，这是我的命运，是格雷戈尔带给我的幸福，就好像幸福是这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这是他的使命。

但是，他抛下了他的职责，他有了更重要的事情。“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他对我说道，抚摸着我的太阳穴、我的脸颊、我的嘴唇，并试图像往常一样，将他的手指塞进我的嘴巴。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他信任我，我相信他爱我，我爱他，我们做爱——但是我牙关紧闭，他只得把手从我的嘴里抽出来。

我幻想着他在战壕中快速地移动，他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成一团蒸气。“这世界上有两个不明白俄国到底有多冷的人，”他曾在信中写道，“一个是拿破仑。”另一个是谁，出于谨慎他没有提。当我问起他们军队的行动时，他告诉我，这是军事机密，不能说。也许这只是为了不让我担心而找的一个借口罢了，也许他正在火堆前用餐，每个士兵的膝盖上都放着肉罐头，他们的制服已经变得越来越宽，因为每个人都消瘦了许多。我知道，格雷戈尔一定不会埋怨吃得不好，这样他的同伴就不会认为他是个负担。相反，他总是需要有一种别人都依靠着他的感觉，这样他才能觉得自己是坚强的。

一开始他曾写信告诉我，和陌生人睡在一起让他感觉很不舒服。每个人都有武器，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有可能开枪打死他，或许只是因为打牌引起的争执，因为一个太过真实的噩梦，因为行军途中的一场误会。他不信任他们，格雷戈尔只信任我。但现在他已经开始喜欢他的同伴了，他为自己曾经的那些想法感到羞愧。

格雷戈尔的一位战友曾经是一名画家，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两根指骨，而且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还能画画。画家公平地憎恨纳粹和犹太人。而对于那些热切的纳粹党来说，他们一点都不关心犹太人的死活，他们确信希特勒根本不会担心得睡不着觉，他们说，因为元首不允许，所以柏林永远不会遭到轰炸。然而我父母的房子被炸弹炸毁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足以毁掉他们的这种笃定。有个士兵说，希特勒已经计算好了一切。我丈夫与他在同一个支队，所以听见了他的这番话。在战争中，虽然他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但是他感受到他是属于一个群体的，他的每一个战友都是他的投射物，一面镜子照出了无数个自己。是他们，不是我，与他生死与共。

还有一个叫莱因哈德的战友，他什么都怕，连看见虱子都会吓得跳到格雷戈尔的身上，就像三岁的孩子紧紧抱着父亲一样。我默默腹诽他是个胆小鬼。我在柏林接到的格雷戈尔的最后一封信里，他写道，他觉得粪便即上帝不存在的证明。在工作室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格雷戈尔是一个特别喜欢说一些挑战性话题的人。但是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我真是闻所未闻。“在这儿我们每个人都经常腹泻，”他写道，“有的是因为食物的原因，有的是因为严酷的天气，还有的是因为担惊受怕。”莱因哈德在一次战斗中拉了一身。这可和当天的作战计划完全不同，而莱茵哈德面临的就是降级的悲剧。

“如果人类真的是由上帝所创造的，”我的丈夫写道，“你相信上帝会发明一些像粪便这样粗俗的东西吗？他就不会想另外一种不令人厌恶的消化方法吗？粪便就是一种不正常的发明啊。要么上帝实在是太乖僻了，要么他就根本不存在。”

就连元首也在和自己的消化问题做斗争，克鲁梅尔曾经抱怨元首的饮食已经严格按照健康标准执行了，但是元首还在额外服用莫雷尔教授给他开的益生菌。最近，连他的这位私人医生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治疗他了。医生试图开一些消炎药片，可是患者每天居然要吃十五六片。希特勒的确设计了一个防止被敌人毒害的复杂系统，但是他毫无节制地依赖药片，无疑是在自掘坟墓。

“我其实不应该和你讲这些的，我真是太八卦了。”克鲁梅尔哑然失笑，“但是你会替我保守这个秘密的，对吗？”

午饭后我在厨房里面剥他留给我的一堆豆子。西奥多拉提出来要帮助我，在她看来厨房是她的领地，她看不惯我在没有她的时候也能胜任工作。我告诉她没有这个必要，况且克鲁梅尔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听她说，他和他的帮厨们一起去火车站拿军需品了，留下我独自一人待在厨房里。

我慢慢地从椅子上下来——为什么不直接在地板上爬？我悄无声息地往前挪动，尽量不发出任何噪音，以免引起门外守卫的注意——我在厨房里飞速拿起了两瓶牛奶。当我带上它们离开时，我感到我皮肤下的神经一抽一抽的。总之我很满意我的大胆行为，我也并不太相信克鲁梅尔会发现少了两瓶甚至四瓶牛奶，或者至少我愿意相信他不会发现这件事情。当然，我知道厨房里进出的每一件物品都被清点过，而且他肯定列过清单，但是他怎么就能马上想到我呢？还有这么多帮厨在呢，也可能是他们拿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