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线使得帮厨们擦拭过的大理石架闪闪发亮。

“苏联迟早要屈服的，你就等着吧。”克鲁梅尔说道。

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他已经把帮厨们都派出去卸载刚运到狼穴火车站的粮草了。他告诉助手们他一会儿就去，因为我让他给我解释一个他让我们读的书里的问题，我实在是找不到其他更好的理由拖住他了。等他解释完，当老师的体验会让他很满意，这样我就可以问他要两瓶牛奶，虽然克鲁梅尔从来没有给过我牛奶，虽然我这样做会显得既粗鲁又没有教养。以前我是得到奖励，现在我是直接开口要东西。可是，我该怎么解释这些牛奶要给谁呢？我没有孩子啊，我从来不需要给人喂奶啊。

克鲁梅尔坐着和我聊天。几分钟后他站了起来，像往常一样用他滔滔不绝的话语淹没了我。他提到那年2月，斯大林格勒的挫败让所有人都士气低落。

“他们牺牲是为了让德国能够继续活下去。”

“元首是这么说的。”

“而我相信他，难道你不相信吗？”

除非我不想要我的特别待遇了，否则我不能激怒他。我只能不确定地点了点头。

“我们会赢的，这是真理。”

他跟我讲，希特勒晚上会对着一面挂着苏联国旗的墙壁就餐，那面国旗是他在巴巴罗莎计划开始时缴获的。在那个房间里他向客人们展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而其他的欧洲国家都低估了它。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苏联人有多么阴暗诡谲、神秘莫测、令人不安，就像瓦格纳作品里面的那艘幽灵之船一样吗？只有像他这样坚定不移的人才能成功地击沉这艘船，即使要追到世界末日，他也在所不惜。

“只有他可以。”克鲁梅尔看了眼手表，说道：“哎，我得走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问您要一些牛奶，为了几个不是我自己的孩子。“不，不用了。谢谢。不过我能做什么帮您、报答您吗？您对我实在太好了。”

“你真贴心。有一个忙你可以帮我，这里有好几千克的豆子需要去皮，你可以先做起来吗？我负责告诉那些看守在我们回来前你会一直留在厨房里。”

他让我一个人待在他的厨房里，我是有可能在食物里下毒的，但是克鲁梅尔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性。我是希特勒的试毒员啊，我和他是一个团队的，我和他一样是柏林人，他十分地信任我。

排队上巴士时，我把包紧紧地贴在肚子上，我相信我听见了玻璃瓶的晃动声，我试着用手去捂住它们。我走得很慢，但也不能太明显，否则会被党卫军发现。艾尔弗里德就在我的后面，她总是习惯排在我的后面，我们永远都是走在最后的两个人。我们不是懒散，只是还没有办法适应。尽管我们已经愿意遵守规矩，但是适应的过程仍困难重重，就像不兼容的材料或者尺寸不匹配的两片东西一样。但是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堡垒，找到方法去适应环境。

她的呼气声萦绕在我的脑后：“喂，柏林人，你是卡住了吗？”

“不许说话。”一个看守心不在焉地说。

我隔着包紧紧抓住瓶子继续慢慢走，注意不让它们发出一点声响。

“我还以为你明白了什么叫‘不要多管闲事’。”艾尔弗里德的呼气声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

我看见那个高个子已经不急不缓地朝我走过来了。他一靠近我就对我仔细打量。我仍然走在其他女人后面，他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我的手松开了皮包。我以为玻璃瓶碰撞的声音会响起，但是我放对了位置，它们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地待在我的包里。我做到了。

“又看见你们聊天了。”

艾尔弗里德停了下来。

高个子守卫也拦下了艾尔弗里德：“我上次警告过你们吧，要是再被我抓到，我可要从你们这儿捞点好处了。”

冰冷的玻璃瓶直贴着我的胯骨，他只要不经意打开我的包就会发现我的秘密。但是他放开了我的胳膊，用食指和拇指合上我的下巴，俯身朝我看来，我吓得下巴直打战，不断用目光找着艾尔弗里德。

“你今天闻起来像颗西兰花啊，真遗憾，看来我得下次再找你讨好处了。”高个子哈哈大笑起来，他笑了很久，根本没考虑到他的同僚们都站在他的后面。等他们一同调笑的兴致淡去，高个子才说道：“瞧把你吓的，我就是开个玩笑。我们在里面时对你们不也挺好的吗？你还要怎么样啊？”

交易是在巴士上偷偷进行的。奥古斯丁带来了一个小帆布包。我的下巴仍然在不住地颤抖，我的脸颊里面有一条神经在不停地拉扯。

“你做得很好，很慷慨。”她对我露出感激的笑容，看上去很真诚。

如何能成为朋友呢？

我们和他们。这是奥古斯丁放在我面前的解释。我们是受害者，是年轻而别无选择的女人；他们是敌人，是滥用职权的居上位者。奥古斯丁的意思是，克鲁梅尔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他是一个纳粹党。而我们从来都不是纳粹分子。

唯一没有给我笑脸的人就是艾尔弗里德，她把视线投向窗外正连续展开的一望无垠的田野，还有干草房。我每天都会乘坐巴士，途经八公里回到格罗斯-帕特斯奇，那里，是我的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