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感兴趣的是在他的心里“复苏”了的是哪一些中外作品。与那些只是重刊旧作的老作家不同，汪曾祺是80年代相当活跃且影响颇大的仍在创作的小说家，他所承受的文学传统经由他的创作为中介，带进了“新时期文学”。所以弄清楚这些还“活”在8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文学传统，就不是毫无意义的了。这些“复苏”的文学作品，我们现在知道，古人有庄子、归有光、桐城派和一些“杂书”；洋人有契诃夫、阿左林、纪德、弗·吴尔芙；近人有鲁迅、废名、沈从文。这些名字的集合乍看有点古怪，其实并非毫无相通相同之处，毋宁说其相关性是很明显的，它们显现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在一个作家身上体现出来的古今中外的某些渊源。我曾在别处谈到，作为“印象主义”小说家和剧作家的契诃夫，在贯通中外古今文学传统时所起的重要“中介”作用。sup/sup一个少年时熟读《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的人，欣赏归有光“以清谈文笔写平常人事”的手法，当他读到契诃夫时将感觉如何呢？汪曾祺的一个颇新鲜的说法回答了我以前模糊的揣测：“我觉得归有光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个中国古代作家。我认为他的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很有点像契诃夫。我曾说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并非怪论。”sup/sup显然，这种已经“归有光化”了的契诃夫传统或已经“废名化”、“林徽音化”了的吴尔芙传统，是较易被后起的作家们接受的。
所谓“复苏”也只是相对而言，传统不可能原原本本地“保鲜”然后“解冻”，只能被80年代的当代人“重构”。就汪曾祺自己而言，那些中外作品的影响，如今也都已消融在自己的风格中去了：“我现在岁数大了，已经无意于使自己的作品像谁，也无意于使自己的作品不像谁了。别人是怎样写的，我已经模糊了，我只知道自己这样写法，只会这样写了。我觉得怎样写合适，就怎样写。”sup/sup时间从记忆和遗忘两方面帮助了作家，前者使40年代接受的文化遗产重新进入了80年代的创作系统，后者使这些遗产以“酿制”过的浑成的而不是生涩的形态进入这一系统。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现代与传统的虚假对立在这团搓揉了近四十年的面里已经消弭了。当新进作家笨拙地从头学习“意识流”或“笔记小说”时，汪曾祺的小说令人惊喜地提供了可作参考的由“生”至“熟”的一条路径，而且，他带你由这条路径去重新认识了沈从文、废名和鲁迅，重新认识了那些古人和洋人。尽管，汪曾祺说“你要认老师，还得先见见太老师”，sup/sup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但是，成功的学生的榜样毕竟比老师或太老师更易亲近。
现代派的意识、技巧，40年代新文学成熟期的经验，怎样有机地组合在渗透在一个80年代中国人对乡土文化的审美表现之中？这正是身处日趋激烈的东西方文化碰撞中上下求索的一部分新进作家深感兴趣的事情。汪曾祺的小说遂成为80年代中国文学——主要是所谓“寻根文学”——与40年代新文学、与现代派文学的一个“中介”。
不必夸大这一点，却也无法忽视它。
四语言和态度
从风格、文体、叙述语言等方面来讨论这一“中介”作用自然是对路的。汪曾祺本人极重视这些方面，他的小说成为许多从事“文本批评”的朋友的好材料。但在汪先生本人看来：“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的态度。”sup/sup文本连着人本。限于篇幅，我想直截了当地切入“态度”这一层面来讨论问题。由他承继的文学传统和汲取的外来营养，汪曾祺的叙述风格给80年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何种“对生活的基本的态度”？从分析小说入手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从我现在的角度（文学史的角度），我对汪曾祺的两类文字感兴趣：一是由他所强调的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当代意义；一是他对年轻作家阿城和何立伟所作的评论。
有关沈从文的文章有好些篇，值得注意的要数《沈从文的寂寞》：“沈先生的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不知道为什么，多年来不被理解。‘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也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沈先生不能不感到寂寞。”sup/sup那么什么是沈先生所希望重造的民族品德呢？汪曾祺大段引述了《从文习作选·代序》里的话，相信在“另外一时”，人们将“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汪曾祺发问道：“莫非这‘另外一时’已经到了么？”sup/sup这或许是满怀希望的发问，这正可以解释他读到阿城和何立伟的小说时的那种欣喜的心情。
惯于用哲学史的大范畴来硬套当代文学作品的人，或许以为汪曾祺会往“道家思想”方面与阿城认同。出乎意料之外，汪先生说：“我不希望把阿城和道家纠在一起”，“我不希望阿城一头扎进道家里出不来”。就凭棋呆子王一生的那副吃相，恐也与道家风范相去甚远。汪曾祺欣赏的恰恰是阿城写了“吃”和“下棋”。“正面写吃，我以为是阿城对生活的极其现实的态度。”汪先生自己的小说也极注意写“吃”，把吃看作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在《卖蚯蚓的人》里有极醒豁的表露。“下棋”则体现了另一层次的生存价值，自我实现的需要。人是需要这么一点精神的。汪曾祺笔下的许多人物，也正体现了这种日常劳作中的“真人生”。他赞赏阿城这一代“知青”在底层得来的领悟：“老老实实地面对人生，在中国诚实地生活。”sup/sup
对何立伟，则是从他与废名的异同来立论的。何立伟“像一个坐在发紫发黑的小竹凳上看风景的人，虽然在他的心上流过很多东西。”他写一种封闭的古铜色的生活，溢着栀子花一样的哀愁，这哀愁与废名相似，出于对生存于古朴世界的人的关心。但汪曾祺欣喜于他的不停留在哀愁里，终于表现了忧愤，在手法上也突破了“绝句”式而接近了“五古”，认为何立伟走过的这条道路和自己“有点像”。sup/sup
汪曾祺对前辈后生的阐释其实也阐释了自身。集中在两点上：一是热爱生活，在任何逆境中也不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一是要在事业、职业、日常劳作中追求一种人生境界。可以说并无多少深刻或高超之处，简单得近乎老生常谈。但是，在每一个“价值失落”因而急需“价值重建”的年代，人们总是先回到最简朴最老实的价值基线上。有一些基本需要决定了一些基本价值，比如前面提到的“吃”。蔑视老百姓的基本生理需求带来的恶果至今仍在困扰国人。还有一些建立在安全、人际交流等需要上的价值，如勇气、谨慎、忠诚等等。最后是建立在自我实现的需要上的价值，如信仰、理想等等。我们的时代决非价值的缺乏，价值的内容和结构有所变易，但其基线不会消失，也很难设想文学创作会往“价值真空”中进行。我们的时代是价值系统的冲突混乱。在这旷日持久的混乱中，一批“知青”作家回到了最简朴的价值基线上思考“真人生”，因而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些先辈的思考不谋而合。只停留在这条基线上是危险的，但取消一切基线的态度不可能被他们接受。你会说，用审美主义或抒情的人道主义来维持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生活勇气，是软弱无力的，正如一些自恃掌握了“铁的必然性”并自认“残酷”的批评家一再申说的那样。然而我们将继续在混乱中细心比较各种“态度”。比较的责任是沉重的。但必须先有“态度”。
我愿意这样来理解汪曾祺的意义。
1988年10月于海淀蔚秀园
《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晚翠文谈》（以下引自本书只注明页码）第24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小说创作随谈》第51页。
《关于〈受戒〉》第3页。
《关于〈受戒〉》第5页。
《桥边小说三篇·后记》第119页。
参见黄子平《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文学评论》1984年第5期；凌宇《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关于〈受戒〉》第4页。
袁可嘉《诗人穆旦的位置》，《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第1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唐湜《忆诗人穆旦》，《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第154页。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第15页。
《我是一个中国人》第41页。
《晚翠文谈·序》第2页。
《晚翠文谈·序》第4页。
黄子平《笔记人间》，《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5期。
《晚翠文谈·序》第4页。
《谈风格》第102、105页。
《谈风格》第102、105页。
《关于小说语言（札记）》第82页。
《沈从文的寂寞》第161页。
《沈从文的寂寞》171页。
《人之所以为人》第189—194页。
《从哀愁到沉郁》第195—202页。
作者“汪曾祺”的其他小说
《慢煮生活》《受戒：汪曾祺小说精选》《此间风雅》《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