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运动，在精神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明确的表示。在此，我们超越了存在暂时和永恒二者的所有矛盾。精神生活的真理要求不被时间所影响，然而，我们发现人存在于时间之中并经受着不断的考验和变化。但是，有一种新的、独特的历史在人的经验中展现，使人类不同于纯粹的自然之物。
他没有无视潮流去改变他而不加抵抗，他能明辨精神与自然的差异，而且可以在这其中获得最有益的价值。
然而，那些以往时代称之为不朽的东西不管我们如何固执地坚持，并试图把它们所划的界线尊为普遍规律，试图在不同的时期找出一条同样的界线，并区分哪些是该时代的产物，哪些是不受时间影响、是世界历史上所有时代共通的内容。如此这般历史便以一个精神世界的状态呈现出来，始终清晰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且不管所面对的局势是否能够驾驭。
另外，虽然我们因此而使生活得到提高，但实际上它与人自身的强烈意愿和动机是对立的。因为，人们通过努力获得的不过是当下的快乐与成就。不过，如果仅仅满足于此，不再从精神生活上努力，使精神生活更加丰富的话，那之前的努力也就没什么意义了。这样一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要素，不仅会带有某些烙印和某些特征，而且作为一个整体它能够重新进入生活，并起到具有积极意义的作用。在改变生活的趋势上，当某个普通的运动获得成功时，更容易造成这样的可能性。如果这个运动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所有附着在其表面的东西便被刻上了倒退的印痕。比如说，我们绝对不能将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抛弃，我们绝对不能否认它所坚持的分析方式、批评原则和它对世界与人类的划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个时代的精神活动是更独立而复杂的结构，它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正是这种复杂结构让心理的直觉性越来越远离我们，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样的运动使人类得到的提升程度，远远超出了某些个思想家空想范围，也大大超越暂时的兴衰与成败，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于是，一代又一代的运动其实是实现它自己的精神生活的革命，当然也就完全变成是我们自己的革命。这场革命所带来的成效，是让我们有可能用永恒价值对抗即时的现在，这些永恒价值包括所有时代和人类一切恒久的东西。这样便有了一个用时间评价一切的可行性标准，凡是与这个标准相抵触或相违背的都被判定为不能产生持久性影响的立场。当然，强迫人们去认同这一标准是不现实的，但是它像所有的精神实在一样，它希望能够被人们承认和被个人占有。显而易见，我们难以理解的历史经过这样的整编，本身已经超越了历史成为一部精神史，它成为了人类生存的暂时的、现在的制约，同时它也成为了生存暂时的现在和精神永恒的现在的媒介。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人际关系的范围而言，精神生活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并对人类生活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促进着它向前发展。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无论是个体的还是整体的，他们的所有行为和创造，都意味着精神生活在其中起着提升的作用。这种运动在所有困难面前的坚持、恒久和积极，本身就证明了这种力量是我们所需的，它的行动不是人们空想的结果。
因此，希腊思想家认为，下层对上层的渴望有一种天然性在里面，宇宙里存在着一种向上的充满爱的运动。认识到这种精神生活的特质，我们就会明白，它不只是这个运动自然形成的或固有的产物——不是这种意义上的进化——而是有一种高级的精神力量在发挥着作用。一种更深层的实在在支撑和激励着自然，如果没有它的存在，自然获得她所达到的一切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从这二者之间的关联可以看出，自然和精神最终归于一个世界，有一种包容性可以超越所有的差异甚至是所有的对立。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对立矛盾的相对缓和与否，对我们来说，精神生活的存在总是以一种不能真正适合它的方式体现，所以它永远无法摆脱矛盾，它只能在这种充满对立的环境里展现自己，这种环境成了我们的束缚，令我们无法逃离。就此来说，我们的所有精神生活所带来的成就都不是怎么完美的：象征性的表达常常我们是精神生活的体现方式。在人类的经验里最初认识到精神的无限性和它的深不可测，但我们被束缚在尘世的生活里，它无法自由地得到全面展示。尽管精神生活的实质和存在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表明人类的生活是怎样令人难以置信，各种的制约与不完善束缚着我们，但是，我们绝不能把生活当做是希望渺茫和理想空洞的事物。因为，我们并不是作为旁观者对这种实质仰视和崇拜，而是通过它可以让我们从中找到真正自我，它是我们生活最内在的本质；当我们对各种的不完美发动攻势时，它是我们极好的出发点。同时我们并不只是身陷于进攻之中，还可以登高视察它，利用我们的充分优势，给我们生活带来保障和欢乐。不用担心任何阻碍，信心十足地勇往直前，努力提高我们的品质，超越人性的一切弱点。
对疑点和难点的探讨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精神生活的种种要求，同时要说明它在本质上能够战胜它在自己的领域里所遇到的所有障碍。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考虑它与人类经验处于怎样一种关系之中。然而，正是这一关系引起了极大的怀疑，既怀疑为精神生活所提出的要求是否有效，又怀疑根据这些要求而建立的信念即精神生活的正确性。可能很多人已经发现，他们所坚持的至高的善，从他们内心最崇敬的信仰中尽了很大的自我牺牲的力量，但最后却发现根本无力指导世界的运动，也正是这一简单的认识，从很久很久以前便让他们深陷于忧虑和失望之中，甚至还会使他们深感绝望。自然我行我素、不顾一切精神的抱负，命运却从不区分善恶：我们无比期待着的，却根本没法看到任何公正的秩序和爱的王国。即使是在完全属于人的范围里，精神生活也没有一点儿稳定的地位和可靠的主权，而是被人滥用了，被人作为私人利益或党派利益的工具。最后的一点是最糟糕的，精神生活自己分裂成对立的数个派别，自我削弱到可悲的地步，它所做的一切集体的努力都在其源头失去了活力。精神的一切表现形式都说明它是世界进化的一种副产品。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它如何可能控制我们的生活并给它一种真正的意义呢？
所以说，这些都是世界强加于我们的困难，面对这些困难，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是决定否定它，还是干脆直接将它们看成无关紧要的偶然因素而抛开呢？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呢？我们所显现的趋势不是加强了这样的考虑、增加了它们的分量吗？我们一旦对这一事实有更好的理解，也就是说精神生活是宇宙的力量，是它打开了实在的新的深度，使实在得以自我实现，我们当然会非常期待如此普遍的一个过程在它的流转中将显示出它自己高于其他一切的运动，同时能使它们为它所用，更重要的是推动着它们沿着它所计划好的路线前进，非常轻松地克服一切人或物的障碍。同时，还可以对事物的各种各样的分歧更好地加以控制，将它们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于是，当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难题时，它也就变得比以往更加难以理解——秘密不仅没有被解开，却反而被掩藏在更深的地方。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以上的这一判定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只有当它强迫我们放弃前面所得的关于精神生活的结论，也就是迫使我们不再承认实在的深度应该去哪一生活中去寻找时，其结论才是有害且具有破坏性的。不过，事实上它根本没法做到这一点。可能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它才可能对我们的判断产生这样的力量。在那种情况下，人类经验世界的精神命运会被证明对其根本的性质和表现形式来说是决定性的，基本上不存在一个可与经验印象相对原始、根本的真实世界。我们必须将内心生活的确定性建立在外部世界的证明上，虽然这听起来很荒谬。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按照世界对我们的呈现来看待我们自己，并且只是按照世界所能承认的程度评价我们的生活，如此一来，那怀疑一定会获得胜利：如果按原貌判断事物，那肯定会从内在上将我们一切生机勃勃的冲动全部摧毁。但是，不要忘了支配我们整个研究的主要思想（它提出了不仅是现代的，而且也是整个文明化运动最深刻趋势的思想），简单点儿说，就是我们的生活不可能从外部发展到内部，而是必须由内向外地发展，生活中一切事实中最重要的，那些支配着所有其他事实，确立真正现实性标准的事实，其实不是从我们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在我们的经验中产生的。相比于个体的生活经验来说，它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存在本身是以它自己为基础的，而且不断地得到它本身的支持。甚至于主体和世界之间的对立——无论大或者小的对立，那也不过是我们生活过程中的一条裂缝而已。这个过程自己能够把我们分散的感性印象组织成一个协调的整体，把它们建成一个与我们的纯粹主观的经验之流对立的世界。
如果对这一生活过程的本质进行比较细致的考察，便可以寻找出它内部所蕴含的一种独特的运动，由于它的这种活动，一种新的生活便产生了。不过，如果从性质上来讲，那么它与由自然事件的更替所规定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运动看作一系列孤立的偶发事件，而应该看作一种有明确方向的主要趋势，它把各种各样的事物凝聚成一个独特的整体。事实上，我们不是只从一个更真实世界的细微之处看到这种新的生活：其实我们所亲眼目睹甚至亲身经历的自我实现的劳动便是实在本身，而且，也正是由于在这一自我发现的劳动过程中，实在确立了它自己的信仰基础。在这里，生活是不依赖于知识的，恰恰相反，知识根据综合的原则获得其特殊形式，综合原则在统一生活的时候，把它的独特性质赋予了它，这个根本的事实（一个独立的精神生活由此在我们中间产生的事实）不能用来引证世界难以驾驭的方面来辩驳，不管这些方面有多么可怕。也许它们让我们相信，真实世界的情况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并不符合，也许也会迫使我们从不利的方面判断世界的状况和人类所处的地位。它们也许会为我们布置新的任务，但是可以肯定它不会对以上事实的基础产生怀疑：它们只会使它的轮廓更加分明，也正是由于它们所提出来的矛盾，对于它的界定更加清楚。但是，尽管我们维护这一根本事实的普遍性和不容争辩性，尽管我们将其只是归结为主观感受的问题，可是我们仍然认为它能够使一个个体或一个时代信服的力量只能来自对它自己的精神资源的清楚意识和有力展现。如果哪里缺少了这样的精神内容，哪里的生活便从内部出现分裂，也就不能再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承受世界的击打，哪里世界便获得了胜利，怀疑便显得难以克服，我们再来谈论生活的意义便成了无意义。
如果我们从历史见证的角度来看，便会很明显地发现，衡量信仰对于俗欲的力量，可以根据其精神见解的坚定性来获得。比如说，早期的基督教教徒曾经面对的是一个黑暗而势力强大的敌对世界，尽管如此，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它对他们那坚定的信仰无能为力，由于他们的信仰是由一种内在的强制力所支撑，那种信仰引导教徒们克服了一切的罪恶与困难。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人类历史上很多辉煌的时期，最终却终结于怀疑主义，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从整体上理解它们的命运。要想战胜怀疑，不能仅仅只靠反省，而要靠生活本身的内在塑造。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是那么空洞与虚弱，怀疑便根本不会使我们变得消沉。从现在来看，只有一件事能使我们摆脱它们的压力，那就是内心生活的更新和重建。
可是，虽然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向世界上的各种压力所屈服，但是却也不能把它撇在一边，一门心思走自己的路，如同一切都没有不顺当。因为，我们所构想和辩护的精神生活，不只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也是当我们感到厌倦和辛劳时，可以全身而退的避难之所。相反，正是它自身的本性要求对一切实在的统治权，它不能放弃这一要求，不能放弃维护自身的权利，否则，便会失去生命力，变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主观。但是，如果保护它的要求和权利得到了一如既往的坚持，那么生活的意义便会发生改变，而它的问题也将需要重新表述。一旦认识到理性由于它自身的需要，必定以自己习惯的方式来取得胜利，不过，我们现在的世界却不是让它获胜的舞台，也就是说我们的世界不是整个实在，而只是它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在它上面进行理性之战，但是却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事实上，我们越是确信人类利益世界是有限的，是正处于发展的过程之中的，那么我们对于尘世发生的事情的真正性质所做的评价就越是谦虚。倘若我们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一个片断，那么我们就不要指望它会澄清一切疑团，这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还会有许多毫无意义的可能性。
另外，就算在现世生活中也不乏有这样的经验：一开始被我们看做障碍的东西，到后来却有可能被证明是一种有益的助力。我们很多时候对生活的否认，常常仅仅是因为我们用一种错误的评价标准去评价。我们对生活的要求其实极其简单，那就是我们想通过它来使我们变得幸福，而且我们通常把成功和舒适的生活看做幸福生活的主要标准。如此说来，也难怪我们常常会感到失望了，因为我们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但是，如果这样的幸福不是我们最高的生活目标，即使被完全承认仍然不能让心灵得到满足。如果一种内在的稳定和进步、一种性格的深化才是真正重要的事，那么我们对生活所带来的结果所做的判断确实可能不同于现在，我们甚至可能会开始重视曾经看来似乎毫无意义的冲突或可耻的穷困。
然而，生活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单纯地靠可能性是很少可以吸引我们的，除了实在本身的鼓励和支持外，它们是没有力量来帮助我们的。只有当忧患和纠纷不再只是守护心灵，而是积极地促进它的美德时，这样的支持才有可能会出现。因此，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样的促进是否真的存在，如果有的话，它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赐予我们的。
如果无视一个对抗的世界所可能做出的顽强抵抗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对于在此阻碍每一个进步的种种危险，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而且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表面上合情合理的东西是多么容易转向它的相反面，因此，对于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我们仍然会感到非常不安。但是，如果事情不是这么安排的，那么生活便会失去它的意义。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有在使我们的生活从内在得到强化，只有当它从紧张的冲突中排除障碍达到新的境界时，才能使意义变得更加深远。当我们意识到存在于我们中间的精神生活远远没有实现其根本特性，也没有明确地规定出其主要发展路线，而是被各种各样的困扰纠缠时，我们坚持提高精神经验水平便变得更加有必要了，对于这一点，如果不是对精神进步的无限期望，仅靠一点点热情是根本没法达到的。在这里，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区分历史已经以希腊和基督之名为我们做了概括的两种生活类型。希腊文化认为，精神是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呈现在人的经验中的高级禀赋。因此，生活的唯一任务便是努力发展这一移植于人身上的神圣才能，并且保护它免遭一切袭击，并把它充分地发掘出来。若是照这种观点来看，整个内在生活的运动便消失了，而且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可能性也是不复存在的。此外，这样的自发展示缺乏鼓舞世界的有效手段，最后也只能归于失败，基督教的生活类型起源于人类内心生活的各种疑问，尤其是源于道德意识的困惑，根据这一观点，正是精神世界内在与人的生活运动这一点给了个体生活和人类生活真正的历史意义。这样一种更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困难和不幸的态度，人们不再渴望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开它们，而是离它们越远越好。
我们的生活内部有如此难以触及的深处，这些深处向我们显示出来的时候，是隐密的，不是自明的：经验必须提供有效的证明。而证明，是由在人类集体生活和个体心灵深处发展的世界本身的历史所提供的。无论是宗教、伦理，还是我们全部的生活文化，要想证明一种成功的精神力量的出现，它是不同于为生活奠定基础或者努力维护这些基础的精神性的。从一开始，宗教便是一种生活的结构与本质的组成部分，它承认并且肯定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存在于人类的内心之中，而鼓励和失去这种精神性发展的力量归根到底来自人类并分有它的永恒活力。只不过，相对来说宗教是又更进一步、更明确的表现。因为，宗教的职能不仅要把对大全的认识注入到人生的劳动和生活之中，而且它还要通过直接的神交体认大全，从而为人类打开一种更加深刻、更有幸福感的生活的源泉。于是，世界便出现了不止一种极为独特的宗教，由此来实现对世界的完全超越。我们可以说，这种存在相对其他的方式更高级，我们是很难达到的，虽然我们可能在生活中越来越忠实地表现其真理，并且更愿意通过艺术而不是思想的中介。但是，这一点至少是非常确定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特殊宗教的水平之上，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更为新奇的生活，它是远远超越了纯粹个体的所有。
在宗教上适用的，在道德上同样也适用。在这里，与一切个体的任何变化毫无关系，但是它在生活的内在上实现了提高。当然，它与其他领域里的运动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道德必定在一开始就会从各个方面或大或小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它没有对我们的何种利益使我们免除对精神道德化的需要做出规定，我们一直把它看作我们自己的生活，承认它是中心，甚至我们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它身上，围着它转。事实上，有一种明确的抉择指引着我们在迷宫般的生活里行走，而且它会时常在某一个转弯的路口像灯塔一样等着我们。但是，随着生活中的困难，不仅使外界的某些事物发生变化，而且也可能会动摇我们心灵的内在信念。因此，如果不想让道德停滞不前的话，它就必须重新调整自身的方向，必须深入到心灵深处去发现一种新的东西，加强其内在的生活，从而来支持它的整个运动，指导它克服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达到一种新的突破。除此之外，我们没法证明和确认我们个人的价值，我们认为，那就是精神禀赋本身，是我们不能轻易抛弃的价值。因为，只有当我们的心灵忠实地拥护精神生活、反对那些令人反感的造作时，人的禀赋才能变成不仅仅是被动的态度或者仅是单纯的劳动状态，而是成为一种完整的行动。这样的道德，从内在性上显得更为纯粹和高贵，从而可以确保它在整个生活中保持特殊的地位和更大的作用。
于是，通过冲突和使冲突逐渐消失的精神生活获得胜利，精神的全部生活得以深化加强和逐步更新。如果离开了这种生活的深化，那精神在它被普通人占有的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保存它本来的创造性和独立性的。由于这种生命力得到了深化和加强，因此它对障碍与困难的看法便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我们不能错误地把生活中遭遇到的不幸看成我们精神境界得以提高的条件，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障碍和不幸根本不具有任何内在的优点，不会为我们带来更好的精神收益，只有那些活力才具有改造和提高生活的力量，而在面对不幸时，所做出的犹豫不决和多愁善感的表现完全是没有积极的信号。
另外，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能把那种得意的精神性和好斗的精神性分隔开来，也不要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与作为一种基本预设的精神性分隔开。如果割裂这些联系，那么就很可能使我们对它热切塑造世界的力量丧失信心，所以我们把它压低到仅仅是一种主观情感的地位。而且，其实在这些联系着的系统里，得意的成分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它能充分肯定表现精神生活所不可少的独立和自足。毫无疑问，我们一生中所从事的工作不会是毫无价值的，其最有意义的不仅仅是我们从事的各种活动本身，而是由此而获得的精神生活的满足，这才是最可宝贵的。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详细讨论前面所提到的有关宇宙是整体的各种信念的影响，不过，因其与社会生活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便促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忽略不掉的要求。正是我们的精神能力赋予了人际关系以某种独特性，我们的公民和社会生活实际上只是这一能力的展开和表现。这种生活必须包括很多种人的类型和状况：首先必须是当下人类的生活。
我们必须以正常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现实，甚至有必要接受理性与必然性的妥协，以及在本质上精神性与纯粹自然性的相互混合。因此，只要我们坚持精神生活的独立性，坚持它对纯粹自然秩序的更大超越，我们就必须努力实现一种特殊的社会，它摆脱掉了很多必然性的压力，特别地体现和珍视独立精神。这样一个构想美好的社会必将与时间之趋势相反，它是向一切永恒的目标而前进的。与其他各种纯粹的权宜要求相反，它会支持那些真正精神上的需要，并有可能取代纯粹自然的兴趣，体现精神生活的力量——简而言之，它将尽可能地在人类面前保持、坚守一个独立的精神王国，甚至会以死来捍卫它的理想和价值追求，从而形成一种更为融洽、相互适应的精神家园。如果没有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努力，那么人类精神生活的独立性必然会减少甚至消失。而剩下的，将是一种与人的杂质混在一起的精神因素，如果它被承认是人类生活的全部答案，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必将降低人类的生活质量。
虽然人类有着很伟大辉煌的成就，但是，着眼于现时代世界，那些深感不满的焦躁情绪势必会造成自由精神伙伴关系纽带的断裂。之前，基督教会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代表了这样一种伙伴关系，但是，到现在为止，它已经不适应今天人类的精神状况要求。首先，基督教的两大分支已经显示不能满足如今宗教意识的独特需要。罗马的天主教仍然固守着中世纪时期的立场：它的权威性已经受到了挑战，由大众的眼光来看，它甚至变得越来越有压迫性，而其自身也变得越来越狭隘，如果它比较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的生活必然会变得一团糟。新的教会有其独特的优点，它以自由为立足之点，以人格为活动的根据。但是，它也有更大的不足之处，由于它极少关心精神生活的组织，极少关心精神世界的形成，因此，它面临着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变质为对纯粹主观的个性的刺激，从而毫无希望地逐渐消失在空洞无聊之中。此外，我们需要了解并记住，在接近中世纪的时候，生活的范围极大地扩展，人类没法给自己的生活寻找到一个比宗教所提供的更进步的基础。因为，不管是宗教是生活最本质的基础这一观点有多正确，它也只能局限于某一特定的范围内，比如在真正独立的精神性的深处才能如此，而且，宗教的伙伴关系必须以这种精神性为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努力从精神上对宗教做出更大的探寻，使其完全植根于精神生活中。如果我们想恢复生活的真正意义，就必须这么做。
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成功是需要先将其他问题解决掉。首先一点，我们必须把精神生活的主要特征从乱糟糟的生活中明确地区分出来，使人们非常容易地意识到这些特征。不过，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无比详细地列出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我们能做的只是提炼出召唤我们向前的崇高目标。我们越是接近它，便越可能想象到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图景，越有办法消除麻烦和不幸的危害，同时也可以阻止它夺走我们生活的意义。
总结
在一开始，我们便将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作为主要的讨论主题，在接下来我们为此做总结时，自然也必须回到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
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过程中，是否曾发现过某一种终极的统一性，它比所有的差异更为深刻，只要一提到它，便给我们所有利益打了明显的标记，并处处发掘显示出独特的问题与义务的统一性？我们是否能够非常满意地仅仅停留在已经得出的结论上呢？
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只是从知之甚少的外部世界出发去探寻，那么，这些问题是根本没法回答的。只有当人类生活去努力探究它自己的力量时，才有可能寻找到答案。真正有意义的启示是只能从生活本身的教导和经验中得来，而不可能从外部得来的。有一个事实确实产生了肯定的结果，它揭示了实在的一个新深度，它不可能属于纯粹自然存在的人。由于我们认识到精神生活的独立性，所以我们获得了不少对宇宙精神自我实现的洞见，对那个隐藏得更深，支撑着整个生活并给它以个人特征的基础的一种认识。这个进步不仅仅不是既定存在秩序的简单延伸，也不是它在某些非常方面的发展。恰恰相反，它是以一种全新的生活来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这种新的生活在达到精神的直接性时，便发现了一切实在的真正源泉。
但是，还有一个真理与这一新的真正的实在的揭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我们人类的范围内，这一实在的表现形式不是一个平静和保险的发展过程，而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要与实在社会那些既定的秩序公开地决裂：它要求一种从根本上的彻底的改造。因为旧秩序所包含的这些精神性因素缺乏足够的确定性和活力，并且，它与许多在性质上异己的东西相互混杂在一起，而精神生活则能够实现其本身。同时，它能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它与精神世界在本质上的特殊关系，只是它必须摆脱这种异己的混合，对它要采取直接对立的态度，并且从它的独立立场出发，为它自己发展一种特殊的自我表现形式。这种改造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而是必须以持续不断的重复来完成。显而易见，我们生活的主旋律必定不是美好的享受，而是要一直不停地运动，甚至是折腾。事实上，从长久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人类的一切精神生活必定总是蕴含着某些斗争的因素。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我们人类的生活会不会因这种决裂对立而变得枯竭？它是不是可以弥补由此造成的损失？毫无疑问，它能够做得其实很多。它产生并且发展了一种值得称道的精神内容，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向我们明确地展示，由此返回个人生活的自我直接性时我们不仅实现了形式上的态度改变，而且触及了实在的一个深刻源泉，从而在某些本质的方面改变了人类关于世界的总体构想。就像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精神的内容是不可能产生于人类主体的，也不可能产生于与它对立的世界，当然也不可能产生于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它要求世界与主体都被混杂于复杂的生活中，只有当这种生活在我们的经验中发生作用，在其中实现它自己，从中发现它自己发展的中介时，生活才能为自己赢得充实的内容。反过来说，只要生活有了足够丰富的内容，我们便能很容易地证明一种来源于大全的生活，一种由内而外发展的宇宙生活。事实上，我们人类的生活其实已经分享了这些精神力量，并从它们那里获得各种各样的灵感。在我们人类进行努力的许多主要领域里，比如在真、善、美的领域，其实在精神内容上都有极大的增长；而且，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增长。
但是，由于我们时常习惯于孤立地看待各种事实，而不是把它们联系起来，因此便不能正确地对待它们。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一如对精神生活独立性的认识使我们可能做到异样，便能看出在它们中间所展出实在的特征。我们从中也可以察觉到一个协调而完善的精神世界的逐渐建立。无论如何，这对于从本质上提高大全的重要地位有着极大的帮助，而它在生活的所有活动前设置的一切差异，都必须根据它被认为要去展现的大全来看待：它必须成为内在的、有生命力的和协调一致的。
事实上，就算我们不求助于大全，而是沿着某些特定的路线来进行，其实我们也可以获得足够大的成效。如果从生活的各种不同，并且从个体出发去看的话，其实它们都遵守某些特有的规律。
因此，我们便需要按照因果定律和逻辑定律来思考。
但是，因果或逻辑性都不可能给予知识生气勃勃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对它的完美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当对真理的追求是在某个有生机的精神整体中进行时，二者才会相互作用，并朝着某个确定的方向前进，这时候，这种更丰富的知识才是可能的。因此，无论是希腊思想，还是现代思想，它们都远远胜过任何形式的、抽象的纯粹思考，它的突出特征应该归因于它由之产生的全面的生活。
如果从基本的精神兴趣追溯到它们由之发展出来的自主生活，那它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结果是非常明朗的，即那些精神兴趣更清楚、更明确地界定其自身，而且还可能会更加果断地把自己与那些可能歪曲贬损自己的纯粹自然的东西区别开来，并且会认识到，彼此是合作者——是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的合作者。
我们必须搞清楚，如果把宗教看做精神生活的一种表现，或者把宗教看做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这二者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因此，这些兴趣要从它们的源泉，即整个精神生活中发展出来，就特别需要一个非常明确的理想来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我们需要根据对这一理想的接近程度，来衡量和检验我们所做出的努力，持续不断地推动它前进，并开启它所蕴含的一切能动性。但是，我们还要明白一点，这可绝对不是把某种异己的东西强加在人身上，恰恰相反，我们是要向他指出其真正的生活所在。也正是当他把精神生活看做他自己生活的全部时，他才会意识到一个内在的精神世界，它既是无限的，又是他自己真正的自我。
因此，生活的兴趣不是单一的，而是针对不同方面的——既对世界，又对其自身。它正是在寻找和实现自己在斗争中超越了对立，一方面涉及与冷酷异己的世界的关系，另一方面涉及对一个狭隘腐败的社会的关系。与此同时，那些空洞的主观性与枯燥的客观性之间的对立也被超越了，这是因为，凡是属于生活的内容，它同样也属于自我。那种由此而内在地同化了宇宙的生活，一定会在其平时的人际关系中多方面地突出表现出来，而对它的详细描述则势必会再分为许多部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不承认道德的独立性，那么，真正的精神生活要充分表现其独立自主的能力是如何的不可能。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是根本没法离开宗教的。因为，只有宗教才可以使它更为恰当地确认有限的生活从无限中获得支持，以及克服由这种依赖产生的各种对立的力量。
经验告诉我们，科学和艺术的贡献对精神生活来说同样是必不可少的。首先，科学的贡献不可少，是因为只有通过严密推理的筛选和澄清，精神才能使其自身永远区别于日常生活的水平；其次，艺术的贡献不可少，是因为任何新的理想，只有借助于想象和艺术的形式表现，才能引导和影响我们的生活。尽管如此，但也不是说生活就是或有可能成为不同领域的集合体，事实上，在它们背后支持其发展的，是大全的基本的生活，一旦离开了这一生活，它们便会马上表现出这样的趋势：丧失掉它们的精神内容，沦为世俗精神的牺牲品。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有着不计其数的例子。
问题的真正本质就在于真正的精神性的展现，或者说是世界的内在性的展现，这种内在性是属于事物自身的，而不是仅由某个邻近的主体融入到它们中间去。直接分享宇宙的内在生活，并用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去推动，正是这种可能性，给了生活以稳定、自发和崇高性，用一种内在的欢快去鼓舞它。只要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便是无可怀疑的。
这个论断不仅对整个人类成立，而且对组成人类的个体同样也是成立的。二者的意义不在于其直接生存的事实，而在于它们之中正在发生或者至少可能发生的运动。在此，无论对个体还是对人类而言，承认渺小正是走向崇高之中和。如果仅仅只是迷恋于感官世界的需要，那么人类的生活就根本不值得一过。如果我们人类的幸福是指满足的话，它不会因为我们的全部工作而离我们更近一点，相反，它会比以前更远。至于我们把杂乱的生活改造成井然有序的理性世界，这其实不过是一种狂热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在我们生活中进行着一种运动所提供的希望，远远超出了任何单纯物质繁荣的全部价值。
一个超越了时间限制的新世界，源自于我们人类自身生活的世界之门打开了。人类可以参与宇宙的一切运动来改造它，并使它适应于自己领域的要求。与他的时代的传统道德截然不同，他能表现出一种协调的、自由发展的精神生活，从而给他自己的生活以内容，并在他自己与宇宙之间锻造无形的连环。任何与此有关的东西，任何作为这样一种努力的对象的东西，都永远不会丧失。的确，它也许看上去是消失了，但是，作为永恒秩序的组成部分，它是永远不会真正消失的。
也不应该把个体看成只是一个副产品，更不必要求他完全被绝对的生活所淹没，因为，正是因为他，才会有一种非派生的自足的生活首次出现。他之所以有权利称自己为人，也正是因为他直接地参与了大全的生活。正是在把我们的现实生活集中于某一个特定的点上，并由此遵循着他自己设计好的特定的路线发展的过程中，他才获得了精神个体的尊严。一种淹没在诸如以密切的精神联系联结在一起的任务之中的生活，是不可能呈现出沉着有力的进步，但是，总是要求有重大的进展，无论其外部过程可能多么平静，它仍涉及一个重大决策。这个选择当然不是在瞬间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用整个一生的努力去完成。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内在生活的稳定和自足就变得无可动摇了。外界的障碍和灾难剥夺不了我们的精神本性的崇高任务，也就是说，在我们特定的岗位上，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支持和推进理性的世界。在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作为，而且没有人能够夺走它。虽然环境有可能反对他，但是却不可能将他压倒，因为他有另一个世界可与感官世界相抗衡。另外，在他的生活中会有一个甚至多个比较大的危机在等着他，所以，这一向精神的转折，以及与之相随的转向内部的需要，便作为一种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的可能性出现在他面前。站在一种崇高的立场上来看，就可能会认为拒绝这种可能性的生活是一种损失，因为这样的生活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任何价值，精神的实现绝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须去想方设法赢得它，而它也很乐意被我们所赢得。
如果用这样一种标准来衡量，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人类生活在精神内容上肯定会显得极不完善和贫乏。不过，虽然我们从它那里获得不了有价值的东西，但是，那些微小的收获仍然比流行的概念让我们获益更多，因为，至少我们获准进入一个真理与实体的世界。如果有人对不完善表示反对和质疑，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质问他，究竟根据什么来断言我们人类的生存必须是完善的。在所有一切质疑中，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生活绝对不是空洞表面的游戏，而是在它当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这运动与我们休戚相关，我们完全能够预测出它的方向。这应该也能够满足我们。如果我们要用几句话来概括生活，恐怕很难比路德的描述说得更好：“不存在任何完美的成就，一切都在创造之中。我们看不到终点，而只看到走向终点的道路。光辉的顶点尚未到达，细致入微的改进还在继续。”
应用于现代生活
本书一直试图与现时代的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进一步地思考和探求生活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因此，现在我们不妨问一问，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或者答案，是否能满足现代社会特有的要求，或者说，我们种种尝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不可否认，我们所知晓的真理在三个主要方面可以证明是适用于现代生活的。
第一，它会使我们对平庸的现实生活提出不满；其次，它也会帮助我们从杂乱的社会生活中画出某些较为清晰的界线；最后，它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平台，使我们能够重新凝聚足够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再更为仔细地考察一番，看看这些划分是怎样被证明是有效的。
首先，我们只要可以拥有能使一种更加广阔的生活展现出来的土壤，那么我们的生活便获得了实在的意义与价值，这种确信（也就是我们对真正精神的文化与纯粹人本主义的文化之间需要不断进行斗争的认识），使我们绝对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它在现今思想中占有的支配地位。事实上，它所有的变化在较为对立的影响下反而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也遗憾地暴露出其根本没有丝毫的价值。想想吧，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很明了，我们看到了一片纷乱错杂，看到了我们无休止地奔波追逐，甚至不顾尊严虚伪地抬高自己，自负而强烈地推行着自己的主张，对其他人的要求大加干涉甚至反对；我们已经迷失了，本来无比简单的生活却被异己而非自己的兴趣所占据，这可真是毫无意义。我们内在的动机变得荡然无存，连纯粹的热情和真诚的爱也没有了，虽然有一些夸张而不切实际的理论和实实在在的工作，可是那又有什么呢？人们带着他自己的喜恶，伪装成善与恶、真与假的最高仲裁者，因此，努力的主要目标是赢得社会的赞赏与尊重，说白了，其实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这可真可悲！所有的这一切，无论它如何美化其对理想的追求，或者说如何受理想情感的指导，但是，仍然掩盖不了它内在的虚伪，以及让人无比反感的不实在，这样，注定是一种精神的无力和空洞。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这种空洞和虚伪呢？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由于我们把注意力和努力都局限在个体身上，甚至有时候会指望某处缺乏的东西在另外的地方得到补偿。如果我们一直以这种极为有限的观点看问题，我们便会时常希望在整个文明喜剧背后有一种真正的生活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在某个特别的地方存在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不过，如果当我们普遍提出该问题时，就说明不再给生命一个精神基础，是承认纯粹人本主义文化对整个领域有无可争辩的权利，而且，这一文化根本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对付生存的空洞和虚幻。于是，问题就来了，对于我们每一个思考者，都将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非此即彼的选择。也许在纯粹人本主义文化之外，还有某种更高的文化形式，也或者，生活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我们一旦普遍地提出问题，便立刻排除了第三种选择。
那些和我们有着同样看法的人认为，人类活动的范围中有控制流逝的瞬间力量，他可绝不会同意否定的结论，也就是说他把时代看成人本主义文化的简单体现。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很快就将发现，这种在我们中间发挥作用的真正的精神性，竟然可悲地与人本主义文化纠缠在了一起，甚至最后会弄得一团糟，而且也会由这种发现产生一种强烈的动机，试图使精神摆脱这种混杂的状态，有效地表现它天生的独立性。如果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便可以知晓，创造性精神生活的一项最为紧迫的任务——它应当在现代条件所提供的新的基础上，把它的种种力量凝聚起来。否则，它便不可能如鱼得水地控制和调整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活动，并抵消它抹煞差别的影响。
精神文化和人类普通生活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时候，它们是一种对立甚至对抗的关系，而有的时候，却是一种理解与合作的友好关系。当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日常生活中某些不适当，或者不可靠甚至混乱时，精神文化会占绝对的优势。此时，精神生活若想顺利发展，就必须与现实的某些情况决裂，它必须以其更加强大的立场来站稳。我们可以从古代斯多葛哲学的兴起，来看这种性质的运动，那就是基督教以一种更加强烈的形式形成了一个类似的运动。而在现代社会初期，启蒙运动却是以一种更加自觉而审慎的态度去追求同样的目标。在整个社会中的类似时期，生活在其一切表现形式中都成了问题，很多看似正确的真理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严格的检验甚至筛选。在越来越多质疑中，它便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它的眼界狭隘，以及排他的危险性。但是，尽管有所有这些危险，这些关键时期越是迫切地需要激励和强化的工作。而当一个时代对其基本的精神信念感到很有把握时，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时，它主要的任务一定是要发展和实现这些信念，为了信念得以实现，它也必定会更加努力地鼓励所有和它相一致的东西。同时，它也要使这一信念与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因为这样它才会更加强大。没错，通常这样的时期它总会在表象上呈现出一种非常友好的样子。看起来理性似乎统治着现实，生活似乎比较稳定地向上运动，向好的方向发展，对立似乎在一种包罗万象的统一中被完全超越了，这是有事实依据的，我们只要看看文艺复兴时期便可了然。当然，我们自己的古典人文主义的早期亦是如此。
但是，尽管这些统一的时期所负载的精神活动有很多的优点，我们却没法按照我们的意愿将它们召唤回来，我们只能以事物本来的发展去对待它们。当然，这本来也是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出生在哪个时代，我们是绝无可能改变的，这是已经定了的。若是按照现在的糟糕状况（即我们的精神一片混乱，而且根本没有可靠的精神基础），那么我们的精神生活必须退回它自身。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需要批判的方法，这个方法虽然与启蒙运动有很多不一样，但是毫无疑问，它与该运动的共同之处还是远远地超出了与古典时期人本主义的共同之处。要想发展这种方法的可靠道路，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一种现实且独立的精神性。因为，正是它使我们能够把精神的内容与价值，同单纯的人类生存区别开来，而且可以将二者对立起来，而接下来我们得出的结论对整个生存状况进行生动且富有意义的研究。一方面，我们要筛选、剔除，另一方面要促进和强化。正如启蒙运动让一切都经受了理性的检验一样。我们现在最基本的问题是，现存状况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拥有一种精神内容，并且构成了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化。当然，这一批判性的工作也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部门和个体，它必须像空气一样渗入到人类的全部生活中去，渗入其所有各种不同的部分。不过，我们看到，它倒是特别适合那些直接关注整个生活的部门，比如哲学与宗教、教育与艺术。在这些领域的各个部门里，共同的任务以某种相应的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一旦确信了基本的需要是要详细阐述上述的根本对立，而且，若是从更加广泛的方面来说，在遇到混乱时画出明确的界线，我们势必更加坚定地抑制任何缓和和对立，并试图马上解决问题的努力，要想顺利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先要建立一种可靠的基础。因此，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元论，因为它认为不需要任何的分离就可以达到它所需要的统一，我们反对现代整个泛神论的倾向，它的模糊的唯情论只能掩盖更大的对立，而根本不会超越它们。当然，我们更加反对一种浪漫主义，它把生活分解为梦幻般的沉思和消极的放纵，这就降低了它的道德力量，不仅无法达到它曾经想要达到的精神高度，反而极有可能以一种精致的纵欲而告终。最后，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坚决反对轻率地把人格用作口号和医治一切时代邪恶的所谓的灵丹妙药的不正常倾向，因为众所周知，首先人格需要赋予其一个充实的内容（至少在表面上），以及一个更加广泛的背景，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事实上，我们一直坚持在我们的文化领域里明确地划分出各种各样的界线，同时，我们也特别强调要坚持对个体做出区分，可以根据他们是否认识到存在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以及与此有关的人的有机联系，来确定他们是属于哪个群体的。如果不在这样的世界，那么，个体便根本不具备自身独立价值的内在生活。他当然也根本不可能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和任务。他不过只是现实环境的产物，而在这种情况下若是仍然使用“人格”和“个性”这类词语，那它们无非也只是一些空洞的言词，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是”与“否”之间是无法达成妥协的，它们只能是对立的。当我们对“是”达成一致时，那个时候——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能确定这样的差别仍可保留。对人、对观念亦是如此：对原则问题做不妥协的划分，是生活健康发展的极为必要的前提条件。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若要划分必须以联合作为其对立面，也就是说那些承认一切纯粹人本主义文化的不足，超越它而抵达没有被人知的目标的成分的联合。事实上，生活必须有一个让大家都能认可的方式，和一种只有通过对它多方面地进行综合才能给予它的特征。生活扩展的速度极快，而我们那些传统的综合已经根本不够用了。当然，如果根据某些个人的意见，它们也许仍然留有地盘，但是，它们已经不再是精神劳动的指导力量，那些来自自然、历史和社会的新鲜事物不可抵挡地增加，从各个方面打破了内在的统一，各种各样的影响为支配我们的精神努力而竞争。也许，我们再也不可能有像从前所能提供的那样单纯简洁的综合。因此，我们若想获得真正的、更大的满足和快乐，那么就必须从生活真正本质中去寻找、发现一种新的综合，条件是它必须在生活自身的劳动中与环境达成妥协。如果我们想要让生活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综合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很难看得出来，除了一种独立的精神生活之外，从其他任何立场出发如何可能达到这种综合。事实上，在生活的其他地方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创造性生产的原始的、自发的源泉；而若是没有这样一个源泉，那么综合又怎么可能充满活力，给人以激励呢？
当今的这个时代，要求我们都要更加明白和简单地看待事物，不过，这并不是说要单调乏味，甚至以理所当然的态度去看待事物，而是指以一种源自我们内心的自发性。这出自两个方面，一种是我们文化的本性，一种是我们人类的经验。经过那么多努力的收集、编纂、研究和重构，我们的整个文化变得乱糟糟的。它把伟大、渺小、生机勃勃与死气沉沉混到了一起。它没办法区分短暂与永恒，不能在那无限的历史遗产中去发现简单的指导原则，所以它也就不可能把我们的努力引向一个较为确定的目标。
从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简单化其实也是同样需要的。那些陈旧的贵族式社会生活结构如果未被废弃，那它必定也正处于被慢慢毁坏的过程中。我们现在不再满足于让文化在一个排外的圈子里发展成熟，在那里只有它能更加周到地对我们人类的其他成员进行乞丐式的施舍。现在社会，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要求“所有具有人的外表者”直接而充分地参与精神劳动，同时分享精神的财富。当然，未来那些更加广泛的经验是不是会宣布这种要求达不到，并把社会建立在另外一个新的基础之上，这是以后要考虑的问题。就目前而言，我们没有理由不加入这一民主趋势。而且，在它中间还包含着一个看得见的危险——越来越多的人对历史运动表现出冷漠的旁观，甚至无动于衷，如此持续，必将成为空洞、否定的牺牲品，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判断文化的真实状况，因此，这就很容易全盘否定甚至抛弃它。据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找到简单的指导路线，来恢复我们的团结精神，使我们能把生活的问题看成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不过，我们刚才所说的简单性是不能去既定的世界里寻找的，只有内在超越既定的一切并采取一种更加独立的精神性的立场，我们才可能得到它。只有这样，简单的才能同时也是伟大的；也只有这样，它才能是宇宙中新的尝试的可靠表现，使我们在精神上更加深信这种深度。事实上，早期基督教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而更新，甚至改变了世界。反之，只有凭借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们才能获得精神的支柱，战胜非更改的混乱状况。
另外，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存在许多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越是多地把它们连在一起，我们便越感到清楚，为了使它们得到更好的解决，我们必须像前面一直在强调的那样，求助于一种独立的精神性，一种形成其自己的世界的精神生活。如果还需要其他证据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要指出我们自己时代的特殊状况即可。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争端的时代（事实上，又有哪个时代不是呢），它的重要意义很难否认，对于那些想从生活中赢得意义的人们来说，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充满无限机会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