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在他看来，自己就好像病了十年。他的身体并不是历经了进化，而是经过了新生细胞的重组。他灵魂之上的负重，以及那不断围绕着他的令人焦躁的思绪都已经消逝。那些在他生病前，披着现实的可怕伪装，自发强加于他身上的记忆，已不再重现。令他吃惊和满意的是，他发现那些记忆已经永远沉沦进另一边遥远的海平线。生命的旅程已经将他带进了一个全新而且新奇的地带。他经历了一个水深火热的可怕阶段，如今已被洗礼被净化，已经变得朝气蓬勃。恢复期的病人们通常都会探寻新一轮的生活，就像那些没有过去的孩子。

美国的春天来得很早。天气突然就变热了。在美国的那一地带，春夏之间的交替来得非常突然。牛蛙在池塘和湖泊中呱呱地叫，它们要与其他美国青蛙那高亢而尖利的声音争相抗衡。接着，施密特太太非常害怕的炎热又潮湿的时节到来了。一到了夏天她就很难受，但同时她还要像在冬天一样继续她辛苦的工作。

弗雷德里克又开始和彼得·施密特一道进行巡诊，有时候，两位朋友还远足去乡间。他们又重拾斟酌问题和思考人类命运的老习惯。弗雷德里克并没有像以往一样进行尖锐的辩驳，既不争也不辩，这让他的朋友感到非常惊讶。不管他们谈到什么人，弗雷德里克始终保持着平和的态度。

“你怎么解释呢？”彼得·施密特问。

“我认为自己很荣幸地得到了呼吸的珍贵机会，而且我也很重视它。这个时候，我想要做的就是去闻，去品尝，去享受。在这个时候，我不会插上伊卡洛斯的翅膀，我对于外在事物的爱刚被唤醒，还很微弱，所以我几乎不会刨根挖底。我如今是资产阶级。我此前的状态已经结束了。”他笑着说道。

作为一名执业医师，彼得·施密对弗雷德里克当前的这种情绪非常满意。

“可以肯定的是，”他说，“你还会改变。”

“我不这么认为，时间会证明的。”弗雷德里克反驳道。

弗雷德里克笑着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自己已经约定好停战协议。就这么一次，我想与世界和平相处。我想尽可能打破回忆和做梦的习惯。”

弗雷德里克认为说服他的朋友回到欧洲是他的责任，不管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为了他的妻子。

“彼得，”他说，“美国已经不需要你这样的人了。你不能引荐专利药物，你也不能运用少量药剂使病人在床上躺两个月，因为，如果使用奎宁，一周内就可以把他治好。在美国大众的眼里，你并不具有贵族特质。在美国人看来，你就是个傻子，因为你总是为了那些可怜的流浪狗牺牲自己。你该回到那片土地，在那里，谢天谢地，高贵的精神和高贵的理想，还能配得上其他高贵的气质。你该回到那片土地，在那里，科学和艺术若不再是人民的花朵，那么，它就会认为自己已经消亡，已被埋葬。即便没有你，在这里，那些自毁般忘记歌德的语言——他们的母语的人，也已经足够。救救你的妻子吧，也救救你自己。回到德国，或是去瑞士，去法国，去英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只是不要待在这极度工业化的地方就好，在这里，艺术，科学以及真正的文化，至少在当前，都显得格格不入。”

但彼得·施密特有些踟蹰。他喜欢美国。他把耳朵贴近地面，他听到地底下正在排练着那将在全球复兴之日演奏的喜庆之乐。

“我们所有的人，”他说，“首先应美国化，然后成为新的欧洲人。”

弗雷德里克最喜欢到梅里登的郊外散步，那里居住着意大利制酒人。在那里，你能听到人们那阳光般温暖的歌声，以及妇女们用八度音召唤孩子。你能听到棕皮肤的人们在捆葡萄藤，每逢星期天，你还可听到他们谈笑着，硬地滚球在开阔的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对于弗雷德里克来说，这些甜美而具有穿透力量的声响，如此熟悉。

“就算你会杀了我，可我还是要说，我是，并且将会一直是欧洲人。”

他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他前前后后都在对着他的朋友唱对于欧洲的激越赞歌，并且将它们缠绕进情感的织网里，最终消融。

她身上，发生了令人惊讶的转变。她忘却了疲劳，欢快地走着，笑着，开始做着各种未来欧洲生活的计划。

那个弗雷德里克救治的农民，缠着要感谢他。他说他信奉上帝，说人类一直都信奉上帝，还有，在这件事上，上帝在重要的时刻将重要的人送到了他的身边。于是，弗雷德里克这下明白，命运将他送上这可怕的行程，是出于多么深刻的动机啊！

弗雷德里克不愿得知航程中朋友们的消息，于是不看报纸。一天，英吉格·哈尔斯特伦，在一个看似有名望却又与名望不相称的人的陪同下，从开往波士顿的火车上下来，径直走向了彼得·施密特的看诊室。她先是介绍了自己，然后询问弗雷德里克是否仍在梅里登。他生病前，两人都还在通信。此后，她就没时间写信了，因为她要进行一次匆忙地环美之游。她不知道他生病了。尽管彼得夫妇天生不习惯说谎，而正是这种习惯使得他们的生活无法改善，可这一次他们故意厚着脸皮大胆地撒了一个露骨的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