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这次见面使弗雷德里克显得尴尬可笑，但他自己的幽默感也被掀起，他总算可以不那么严肃地处理这令人烦恼的局面。

载着女士的那辆出租车开上来了。同时，大约六个记者走进了休息室。让弗雷德里克感到惊奇的是，多数记者和英吉格都很随意愉快地交谈，也像熟人那样亲切地握手。她看上去真的十分优雅美丽。

她跟着一群保镖，包括塞谬尔森先生和他的助理在内，都被领进了接见室，那是一间带有飘窗的用壁板装饰的房间。他们一进门，就看到加里先生高大的身影已然落座于长桌中归属市长的空席位旁。他穿着黑色的衣服，就像是一位英国牧师，脸上闪耀着清教神学精神的光辉。但是对于一个牧师来说，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中又透露出太多世俗的敏锐和无情的果断。他将眼镜拿在手上，时不时地翻动着他的笔记。塞谬尔森先生和利林费尔德先生分别坐在市长的主席位两侧，并没有对加里表现出欢迎。其余几位办事员、记者和感兴趣的看客则坐在了长桌剩下的位置上，这其中有弗雷德里克、利林费尔德那既有魅力又不失庄严的妻子，和引起案件的美女英吉格·哈尔斯特伦。

市长从主席位背后几步之遥的一道高折叠门里走了进来。他是爱尔兰人，大概四五十岁的样子，脸上带着机灵又尴尬的微笑。虽然他没有例行问候的礼节，但他投向房间各方向的眼神中都透露出一种礼貌的亲切。

一位坐在桌尾的记者对弗雷德里克耳语道：

“哈尔斯特伦小姐的案子要顺利地结案了。每个人都坚信市长会狠狠挫伤那个老伪君子的锐气。”但事实上，市长对他右边那位尊贵的邻居举止亲切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全场肃静后，会议开始了。市长传召加里先生发言。

老绅士站了起来，脸上带着只有在卓越的政治家身上才能看到的自信。弗雷德里克着迷了。他无法将自己的视线从他身上移开，与此同时，他也为他的话感到遗憾，据一位记者说，他的演讲早就注定失败。在听着他满怀激情的声音时，弗雷德里克一点也不盼望英吉格出现在这里。但有时候，他已经学会了让那声音安静下来。他十分确定英吉格能否被允许在公开场合跳舞，在他来看已经有了明确的裁定。

加里先生首先清楚简洁地阐述了学会的目标，并引用了一连串儿童被虐待的案件，来证明孩子们的健康是怎样被现阶段的工业和商业给毁灭的。

一名记者向弗雷德里克耳语道：

“他首先该反省反省自己。他在华尔街工作，而且在他布鲁克林的化工厂里雇用了许多儿童。他才是一个无情的剥削者。”

加里先生继续解释着防止虐待儿童暴力学会的组建和成立是一种必要的趋势。学会为了能够真正证实虐待而将干涉权作为其义务。他手头上恰好有这样一个案件。

“许多年来，”他说，“纽约都被一群怪里怪气的强盗蹂躏着。”他在说强盗这个词时加重了语气，“在这种现象和在我们国家与日俱增的无神论之间有某种联系，与日俱增的反宗教和对快乐和浪费的渴望，这些东西都是和反宗教行为一起出现的。这种日益增长的不道德做法和我们糜烂的堕落的行为就是让海盗之船得以扬帆的风。这种症状不是源自美国，而是源自欧洲的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等城市。这是一种传染病，应该被遏制，并且我们应该控制住那些强盗，是他们散播了恶习，而且还在不断地从国外带回更多的恶习。”

利林费尔德在椅子上坐立不安，由于愤怒，他的脸已经红得像只龙虾了。

“对于轻视这片土地的法律和那些钻空子的人们而言，美国只不过是为了他们的目的实现而存在的一个地方，是他们种植灾祸和屯财的地方。这些怪里怪气的欧洲人，不是上等的美国公民。他们根本就不配当公民。”加里先生对于每个词的读音都力求准确，“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的宗教、文化和道德被毁灭，对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原因了。他们是恣意捕食的猛禽，而且一旦他们把自己的庄稼种满了，他们又会去破坏他们常出没的其他欧洲城市。是时候了，让咱们美国人寻思寻思，该如何反击这些寄生虫的侵略吧。”

这位老沙文主义者带着不可动摇的气势，自豪地发表着针针见血的评论，此时，弗雷德里克正不厌其烦地观察他那坚毅且高贵又苍老的脸上的每一个表情。在他身上，人类学家和最近才发掘的雕刻家的感情同时被搅动了。将“强盗”比作猛禽时，加里觉得自己就好似一只猛禽。他的表情像一只老鹰。他背对着窗户站着，头稍向一边撇，当他说起猛禽填满自己庄稼时，弗雷德里克的浅蓝色眼睛似乎变成了白色。

加里现在把话题转到了英吉格身上了。

“按照上帝的旨意，一场可怕的海难发生了，那简直就是骇人听闻，这以后，人们开始后悔反思。”他觉得这一点没有必要继续深入，因为不懂怎样敬畏这些的人会万劫不复，于是说，“而那个得以幸存的女孩儿是否已经满了十六岁还没被证实。我建议将她送到医院，最好是能有一艘蒸汽船将她尽快送回欧洲，送往巴黎，再把她托付给她的修女院长。她应该由内科医师照料，并且应该有人监护。她学过一种特别的舞蹈，而在这一过程中她逐渐进入了一种病态的状态，这和癫痫发作是不一样的。她变得呆板机械，像一块木头，她的眼神游离，她甚至撕扯自己的衣裳。最后，她晕了过去，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意识。这样的事不该发生在舞台上。这就是一种触犯，在剧场里再现医院里的场景根本就是对舆论的一种作践。我以高贵之名，以社会道德之名，更以美国体统之名抗议这种做法。把这样一个可怜的孩子拉到公众面前，还不知羞耻地利用她的不幸遭遇，这样的做法确实不对，这样做只是因为那场海难让她的名字变得耳熟能详。”

加里先生坐了下来。他带着特别的强调口气说完了最后一句话。利林费尔德的法律顾问，塞谬尔森先生此刻已脸色发白，大家都看到了。记者们拉近了椅子，身子也向前微倾，竖起耳朵仔细听着这位大律师的每一个词。他用微弱的声音开口了。作为一名内科医师，弗雷德里克意识到这是因为他的慢性喉炎犯了，也许是为了他那百万听众而特别变换了声音。塞谬尔森的陈词以及他辩论的方式早已闻名于众。最初他为了给自己省事，以积蓄能量，稍后就会猛烈地将听众们卷入情感的暴风中。

当那阵猛烈的感情爆发来临时，不管是对于他的主顾利林费尔德，还是记者们，抑或是弗雷德里克，那效果并不如预期的好。很明显，他的愤慨都是伪装，而不是自然的流露，就像来自一只拔了塞子的瓶子。他刚强的意志强迫自己模仿出一种为了主顾而不得不展示的情感。事实上，那位有着又小又尖的胡子和脏兮兮的皮囊的疲惫的男人，不过是行业中的一名牺牲者。尽管以这样的形象面世，他也没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更没能博得同情。不巧的是，为了赶上对手，他快马加鞭地抽打着不中用的老马，而这匹瘦小疲倦的马儿让他变得极为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