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柏林有一些教授和艺术家朋友。其中一个是一位波兰画家。他在克拉科夫附近拥有一处房产，他还叫我去那儿参观。除非我提前接受他的邀请，不然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去柏林了。”

店主端来了午餐，午餐由烤马铃薯、白菜和煎蛋组成。尽管换作在其他地方，弗雷德里克对这些都毫无食欲，可他还是胃口满满地吃着，还像彭斯小姐一样喝着美国冰水。

彭斯小姐的谈话方式完全不拘一格，生机勃勃。他觉察到罗兰德号的沉没在弗兰德里克的脑海里仍然鲜明如初，也记住了彼特·施密特的提醒，于是故意将话题转开。而弗雷德里克却因为自己对他的船友们进行了指责而有些不悦，于是有好几次都试着提起沉船事件。他的整个行为表明，有什么东西正令他苦恼，正在折磨着他。

“我们说着世界计划中那迫在眉睫的正义。可是为什么这么一群可鄙的人被救起来了，而其他数百人则淹死了？为什么那么好的冯·凯赛尔船长淹死了。我永远无法忘记他。为什么罗兰德号上那些精挑细选的船员们淹死了？为什么，又是凭什么我自己被救起来？”

“冯·卡马赫尔医生，”彭斯小姐说，“昨天的你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你身上充满了光明和生机；可今天你就变得阴郁了。我认为你不懂得感谢自己的好运，这是不对的。在我看来，那些被救起来的人的品质怎么样，你自己为什么会获救，那些淹没的人们为什么没获救，这些都不该由你负责。造物者的计划和实施由不得你决定，你只能接受它。毕竟，接受生命是一种艺术，而这种艺术能让你一生受益。

“你说得对。”弗雷德里克说，“我只是一个人类。此外我继承了一种最不必要的理想天性，而不是实际的行动。‘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你的丹麦籍英国同胞哈姆雷特说，‘唉，我生下来就是为了负起重振乾坤的责任。’我无法摆脱那种荒诞的狂妄。更糟糕的是，我身上具有浮士德精神，这种精神被植入了每一个认为自己该负起某种责任的德国好人身上。‘我如今已经学习了哲学、法理学和药学’，等等。最终，人总能在每一个转折点后更加醒悟，如此总比信守与魔鬼的诺言好。说也奇怪，通常情况下，魔鬼指定你履行的诺言中，第一个都是关于一个金发碧眼的格雷琴，或是像她一样的人的事。”

彭斯小姐并没有说话，因此弗雷德里克感到自己有必要继续说下去。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兴趣听一个德国学者兼理想破产者那不同寻常的经历。”

彭斯小姐笑着说道：

“破产者？不，我不认为你是一个破产者。当然，不论你有什么心事，不论你想跟我说什么，我都很感兴趣。”

“那就好。”弗雷德里克说，“让我们看看你说得对不对。想象一下，一个男人，在三十岁之前，总是走错的路，或者，不那么说的话，就该是，每一次他去旅行，不管是走什么样的路线，结果不是断腿就是骨裂。我能逃脱真正的灾难，那场海难，实属稀奇。然而，我以为我的船只已经沉没了，而我就在上面，或者我和我的船只在下沉的中途。因为我看不见土地，我看不到附近有任何稳定坚固的东西。

“我直到十岁以前都待在军队里。我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我还因为反抗被惩罚。准备一场大屠杀对于我来说毫无吸引力。于是我的父亲将我带离了学校，尽管那意味着他不得不放弃他的好想法，接下来，我就进入了那被广泛讨论的高级中学。我父亲是一名狂热的士兵，而我成为一名医生，可是除了自己的职业外，我对于科学事业也很感兴趣，于是我致力于研究细菌学。于是又遇到了断腿和骨裂。因而从此就与医药和细菌学再见了。很有可能我再也不会涉足那个领域。后来，我结婚了。我撑起了一个婚姻带来的人为框架——一所房子，一个小花园，妻子和孩子，我还想以比别人更自由更好的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

“我在一个贫穷的乡村地区进行研究，心中想着在那里能比在柏林做一切更实际的事。‘可是，我亲爱的孩子，’人人都说，‘以你祖先的名义，你在柏林的收入要比在这里多三四十倍。’而且我的妻子坚决反对要孩子。从她知道有了孩子开始，直到孩子出生，绝望的场面就一个接一个。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就成了真正的地狱。不睡觉，整夜吵架，从晚上十点吵到凌晨五点，这对于我们来说也不算稀罕。

“我试着温和地劝说和安慰，对于每一个可预见的争论，我软硬兼施，用尽了办法。我妻子的母亲，也不理解我。我的妻子大失所望，她母亲也大失所望。我不去追寻更好的前程，她只认为我这是疯狂之举。于是就发生了这些——我不知道这是否发生在每一对年轻夫妻身上——每在孩子出生前，我们每一分钟都要为他从婴儿期到二十岁的教育争吵。

“我们争论着孩子是否应该在家里接受教育，按照我所希望的，还是像他母亲希望的那样，到公立学校去。我说‘女儿应该接受体育训练。’我的妻子却说，‘女儿不应该接受体育训练。’那时，女儿甚至都还没有出生。我们吵得非常激烈，彼此甚至以离婚和自杀相要挟。我的妻子会将自己锁在房间里，而我就去敲门，因为我害怕，害怕发生不测。

“于是我们就来和解，但和解的结果却加剧了家里那令人痛苦的神经紧张。有一天我甚至不得不将我的岳母赶出家里，以确保和平。甚至我妻子也意识到有必要那么做。我们爱着对方，除开发生的那一切，我们都是出于好意。我们有三个孩子，阿尔布雷希特、伯恩哈德和安玛丽。

“他们在三年内出生，一个接着一个。我的妻子有神经紧张趋势，那是生孩子所带来的危机。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她得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她的母亲也承认安杰拉自小就得过类似的病。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后，我带她去意大利旅行了两个月。我们在那里过得非常愉快，在意大利的蓝天下，她的精神状态好像也有所好转。可是她的病却在潜滋暗长。我现在三十一岁，已经结婚八年了。我的大儿子也已经七岁了。”

“现在，”——弗雷德里克想了一会儿——“现在已是二月初了吧。去年秋天，大约是十月中旬，我发现我的妻子在屋子里撕着一块并不便宜的丝绸，那是我们在苏黎世买回来的，而且已经在她的抽屉里放了四年多了。我仍可见那昂贵的红色东西，那时它的大部分还没被剪坏，以及散落一地的窗帘碎片。我说，‘安杰拉，你在干什么？’接下来我就了解了情况。然而，一段时间内我仍然抱有希望。可是有一晚我醒来，看到我妻子将脸凑近我，她脸上表情惨白，看上去非常恐怖。于此同时，我感到我喉咙上有什么东西。那正是她用来剪红色丝绸的那把剪刀。‘来，弗雷德里克，’她说，‘快起来穿衣服。我们俩一定要睡在菩提树棺木里。’是时候告诉她的亲戚和我的亲戚，召开一次家庭会议了。我可以保护自己，可是孩子们就危险了。”

“这下你明白了吧，”弗雷德里克说，“我用我的天赋所走的婚姻之路并不长远。我什么都想要，又什么都不想要。我什么都可以做，又什么都不可以做。我的头脑已经不堪负重，而又空空如也。”

“你一定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时期。”彭斯小姐简短地说。

“是的。”弗雷德里克说，“你说得没错，不过要是你能用现在时代替过去时，能彻底评估我妻子带给我的麻烦就好了。问题是，我妻子的精神遭遇该怪我吗，又或者我该免去一切责怪吗？我只能说，这个案子的诉讼还悬而未决，而我自己在其中既是原告，也是被告，还是裁判。

“那么，彭斯小姐，你觉得大西洋不把我从‘罗兰德号’上的所有人中带走有什么意义吗？我像疯子一样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抗争，有什么意义吗？我用船桨打在一些不幸的人头上，只因为他们会让我们的船翻倒，又有什么意义吗？我重重地打在他们头上，他们又无声地沉回水中，消失了。我至今还活在世上，不是很卑鄙吗，还是我该放弃这糟糕的生活？”

尽管弗雷德里克是用平和的谈话口吻说出这番话，可是他脸色苍白，情绪激动。盘子已经撤走很久了，而彭斯小姐，也许想要避开那痛苦的答案，于是问道：

“我们能在这儿喝点咖啡吗，冯·卡马赫尔医生？”

“做什么都可以，今天，明天都可以，只要不让你厌烦。我恐怕不是一个开朗的伙伴。我想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被如此自我主义折磨。想一想，我那关在精神病院的妻子每一刻都在向我展示着她的自私、软弱和可恶。因为她非常可恶，正如她所说，还因为我非常好，非常高贵，非常可敬，我听说，他们得一直看着她，不让她伤害自己。那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事实，对吗，彭斯小姐，难道我没有很好的理由值得高兴吗？”

“你需要的，”彭斯小姐说，“是休息。我从未想过——请原谅我这么说——一个外表看起来如此坚强的人会拥有如此小而战栗的灵魂。你现在该做的，我想，是尽可能掩盖你的过去。为了适应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得掩盖一些东西。”

“可是，我完全不能适应，”弗雷德里克说，“这一分钟，我感到自己很强大，因为我正和某人待在一起，而和这个人在一起时，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就能用清水梳洗自己——请原谅，我这是委婉的说法。”

“你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某些事物上，你应该去工作。”彭斯小姐说，“你必须让自己的身体筋疲力尽。”

“哦，我亲爱的彭斯小姐，”弗雷德里克叫道，“你可抬举我了！工作！我与流浪汉没什么两样。我想要治好的是我的怠惰和散漫。我如今站在一个靠欧洲人的伟大意志力发现并且征服的土地，我失去了我的浆，失去了掌舵的方向，还失去了我最后一丝自由意志。难道这就是当今人类和那时的人类之间的区别吗。”

这时咖啡上来了。弗雷德里克和彭斯小姐一言不发地搅拌了一会儿糖。接着彭斯小姐问道：

“如你所说，你怎么失去了你的自由意志呢？”

“悲哀的球腹蛛。”弗雷德里克说着突然想起了威廉医生提起英吉格时常把她比作蜘蛛。彭斯小姐当然不明白他的话；可是弗雷德里克打住了，尽管她询问，他也不回答。于是她突然收回了她的问题，还说他将话题从德国的哲学性层面，下降到像她这样浅薄的人层面上再好不过。

她又说道：“不管你多么尖锐地批评自己走了无数的路，却没有走到尽头，我还是建议你开始另一条路，并且欢快地走下去。将你自己限制在那些能满足你手头、眼里和脑中需要的范围内。总之，回归你最初的喜好，再次着手雕刻。说不定几个月后，你就会是世界著名的彩绘木马利亚雕像的创造者了。”

“你错看我了，”弗雷德里克回答道，“我只是在吹肥皂泡。让我一个人幻想吧，我幻想着自己体内有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等待着自我表现和发展的时机。我真正更适合的是做里特先生的马车夫，或者侍从，或者最多做他的业务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