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快走到里特的工作室了，”施密特说，“要是你喜欢，我们可以进去待一会儿。”

弗雷德里克同意了，同时他再次请求他的朋友不要提他神经受刺激的事。

“我将晕厥的时刻推延到和你待在一起时，可真够狡猾，又或者狡猾的是在我们之上的操纵者。”他说。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有好几次，施密特都感受到弗雷德里克明显相信着宿命和迷信，它们自横渡大西洋的旅程中就紧紧依附着他。

博尼费修斯·里特的工作室所在的街道就与中央公园毗邻。他们走到第一间屋子，只见一个戴着自制的圆形纸帽的人正在塑一座石膏人像。他的帽子上，工作服和裤子上，甚至是工作服下露出的裤子部分和拖鞋上都沾满了黏土涂料。部分或者整体的模制遗容，古代雕像的铸件和人体解剖习作挂得满墙都是。那个工作者去通报有人来访时，这个从上半身裸及髋骨处都展示出运动员般发达肌肉的模特，开始和弗雷德里克和彼特说话。

“为了糊口，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他说，“我来自皮尔纳——”他用圆润的萨克森方言将它发成“比尔纳”——“还有，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在这该死的纽约，这一点都不算玩笑。刚开始我以专业大力士为生。可是后来我的老板生意失败了，我就不得不丢弃我的装备，我的铁棒，我的砝码和一切工作所需的东西。我的腹部能承受一千二百磅的重量。”

里特传话来要先生们去他的私人工作室。他们过去时经过一间屋子，看到里边一个高贵的女士正在塑造一幅差不多已经完成的作品。走到下一间屋子，三四个石匠正在里面当当地锤凿着大小各异的大理石块。在这间屋子里，有一座旋转式铸铁楼梯通向一间带天窗的狭窄工作室，博尼费修斯就在那里接待弗雷德里克和彼特。

光是看见这位年轻大师那瘦长而优雅的身形就让人感到愉快。先生们进去时，他就将左手从浅色的工作服衣兜上放下来，扔掉手中那正燃着的香烟，然后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他竟像个女孩儿一样红了脸。他带着他们来到旁边的一间小屋，小屋里只有一扇窗子，窗上安着来自法国教堂的有污迹的老式玻璃。低矮的天花板是由经年橡木制成的，墙上镶嵌着木板，镶到大约六英尺高的地方。一张沉重的橡木桌，再加上其三面的凳子，就占了整间屋子的一半。屋子前方尤其被一个精美的纽伦堡式火炉挡住了，火炉上贴着珍贵的，上了复古绿釉的代尔夫特瓷砖，它足以表明古老的陶瓷技艺多么精湛。威利·斯德奈斯在码头附近的店铺里偶然发现了这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美瓷块，而且只花了一百美元就替里特买到手。

“这里是一个属于祖国的温馨角落。”里特说，“威利安排了一切、收齐一切布置，还参与了整个装饰过程。”

尽管这间屋子看起来就像圣哲罗姆的单人小室，或着，更贴切些，像是伊拉姆斯的书房，可它却丝毫不像德国小酒吧里昏暗的密室，哪怕一个穿着蓝色罩衫的年轻人——他是石匠的助手，或许还正好是酒窖的看守——拿来一瓶陈年的莱茵酒和几只彩色的葡萄酒杯，也还是不像。

这群朋友仿佛回到了那远逝的诗意般美好的学生岁月。弗雷德里克仍然处在兴奋的状态，有些肆无忌惮。他相信时机，他要将自己的过去和将来下注在时机上。屋子里照进的暮光唤起了年轻时代的欢乐回忆。他再次遇到故友，还结识了一个和他一样远离家国，且有着同样热烈性情和沿用着同样德式习俗的新朋友。他舒适地偎依在窗边的角落里，像一个正打算在旅馆休息的人，他和其他人碰杯，喜极而叹。

“一坐下去我就不想起来了，里特先生——可是，”他补充道，“我想先看看你的作品。”

“不急，”里特高兴地说，同时拿出一本装订在猪皮革封面里的相册，他要弗雷德里克和施密特在上面写上他们的名字。接着，他打开了一个非常实用的靠近门口的柜子，拿出一个木雕人像，那是提尔·里门施耐德的德国圣母像，那柜子正是威利的设计之一。人像的脸蛋亲切可人，与其说是圣母马利亚，还不如说是活生生的德国格雷琴。

“威利·斯德奈斯告诉我，”里特说道，“那是他从一个海关官员那里买来的，他的父亲是奥克斯福特的一名细木工。这塑像来自那里的市政厅，后来经由他父亲修复。他让塑像焕然一新，广大奥克斯福特民众欣然接受这被美化和活化的雕塑。如此，威利·斯德奈斯。那可不是我的功劳，”他笑着推断到，“可有一件事能够确定，那可是正宗的里门施奈德的作品。”

出自乌兹堡大师之手的这可爱的雕塑，散发着鲜活的魅力，它与这间小屋的气氛一道，唤起了德式家庭里最深切的力量与美丽——小屋装饰得如此温馨而有感染力，容易触发古老的记忆，彩色酒杯里的莱茵酒闪烁着金绿色的光芒。然而实际上，这美丽，对于当今德国大众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因而也是不存在的。

“每当我模仿蒂尔曼·里门施耐德的作品时，”里特说，“我从陶伯河畔的罗腾堡开始，下到陶伯河的山谷，穿过克里格林根，如此前行，远到乌兹堡。我很自信能一眼认出他的每一件作品，尤其是他的圣母像。它们几乎完全脱离了哥特式风格，而且在他所处的时代，能像这样完美表现出女子那红润皮肤，姣好面目和迷人体态的木刻家再无他人。他作品中的女子原型选自乌兹堡及其附近那些可爱的女孩儿，她们个个都可爱迷人。这是维特·斯托。”他说着从一个放满了画作集的架子上拿出一个画集，“维特·斯托在人物性格塑造上要胜过里门施奈德；他有着能赶超或者至少可与伦布兰特不相上下的激情。”里特将几幅这位大师的作品的复本铺陈在他们面前，向他们讲述那些启迪着他一切作品的不幸与严肃。“然而，”他说，“里门施奈德却不赞同他，就因为他绝然与他不同。”

“哥特式风格的顽固性抵抗。”弗雷德里克说，“中古基督教的噩梦时期，它对痛苦的可怕揭露，以及它之于痛苦的热情，都不得不为市民那清楚而健康的眼光让路。它的风格清晰，衣装流线浑然天成，有罪的肉体开始绽放——”

“蒂尔曼·里门施奈德的画像无可超越，从古至今，无可超越，我是说，那堪称极品。”里特反复说道。

威利·斯德奈斯吵吵闹闹地走进来。他是直接从他室内装饰公司的办公室赶过来的。

“我说，里特，”他边和他握手边说道，“要是你认为我不渴，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看了看瓶子，“见鬼去吧！在没有我的帮助下，那个卑鄙小人竟然打开了那二十个约翰内斯堡酒瓶中的一个，那些酒瓶是那个来自芝加哥的运送猪肉的工人在他替他驼背的女儿作画时带来的。好吧，一个打开了，另一个也随之跟上。先生们，这不是小小的狂欢之地吗？”说着指向那来自美因河上的奥克森福特的马利亚，“她难道不是一个精美的小人儿吗？那定然不是出自帕佩之手。我自己只收集日本作品。”事实与他的表象甚为相符，“我现在只是一条可怜的狗，可是我想要在四五年之内拥有必要的资金，而且我还会继续热心地收集日本作品。在雕刻艺术上没有任何民族可与这些人媲美。可现在我想对你们说件事。”他转向里特，“有了你的慷慨的允许，我这就去叫罗博科维兹，我还会叫伊娃小姐，刚才我经过她屋子时，她说她想见见罗兰德号上的英雄。”还不待众人回答，他就走出了屋子；一会儿后，里特的合伙人罗博科维兹和学徒彭斯小姐就出现了。

一阵例行的招呼过后，小小的圣母马利亚又被作为迎合众人口味的理由开启了一场讨论，这讨论刚因新人进来而被打断。威利将这近三英尺高的雕像举到墙面各块镶板上，试试把它固定在那些地方是否合适。他最终选择了一处地方，马利亚就被暂时固定在那里。

石匠的助手又拿了一瓶昂贵的烈酒和一些酒杯，以及一些大的代尔夫特盘子和一摞三明治。尽管弗雷德里克和彼特声称他们待得太久，要回去了，可是又一阵欢乐之浪漫过这群人，并让他们留下了。半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半小时过去，接着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些新朋友们仍然喝着德国酒，仍然讨论着那于他们所有人来说如此亲切的永恒话题——德国艺术。

“永远耻辱的是，”弗雷德里克说，“创造古希腊艺术的精神不能和意义深远的德国艺术——那以亚当·克拉夫特、维特·斯托和彼特·菲舍尔的作品为标志的全新精神——相结合。”

“冯·卡马赫尔医生，”彭斯小姐问，“你之前做过雕刻吗？”彭斯小姐的德语说得很标准。她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德国人，她父母在伦敦定居时，她还是个三岁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