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认为，结构的相似性是由生命进化的大条件的相同程度所决定的，尽管瞬间就会发生变化的外部影响和偶然发生的内部变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性，但是这些永恒的外在条件可能在构建各种结构的力量上强加了同样的方向。当然，我们并非对适应性在今天科学中所扮演的角色熟视无睹。生物学家当然不会对其进行相同方向的研究和使用。有些人认为外部条件能够造成有机物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一种明确的方向，通过在活体物质中引起的物理化学变化而进行改变，比如艾默的假说就是如此。而其他的人则对达尔文的理论精神更加虔诚，他们认为条件的影响只是“间接地”、通过促进剂、在生存的挣扎中产生效力。这些物种的代表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已经适应了环境。换句话说就是，有些人对外部环境的影响致以“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因素实际上“创造了”相异性，同时，另一些人则对这些条件带来的影响报以“消极”的态度，并且认为它们带来的是对相异性的终结。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外部条件都被认为是在为各种环境下的有机物带去了某种确切的调整。所以我们必须在进一步接触细节之前，立刻从广义上指出为什么对“适应性”进行解释对我们而言远远不够。
让我们首先声明，在刚才描述的两种假说中，后者是唯一不具有歧义的一个。达尔文理论中，关于自动消灭不适应的物种而达到适应的理论是一个简单而又清楚的理论。但是，就是因为它对控制进化的外部条件报以几乎完全否定的态度，所以很难证实此种进程——或者说是诸如我们即将检验的这种复杂结构——的直线发展。在两条完全不同的进化大道上，两个极为复杂的有机物其结构相似的难度有多大！一个偶然的变化就能表明众多微小物理和化学因素的作用。对偶然变化的累计，这可能对产生一个复杂结构非常必要，因此需要接近于无限的微小原因并行发生。为什么这些完全偶然的原因会以同样的顺序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点上进行同样的重复？没有人会在这个案例中坚持上面的观点，而且达尔文的理论其本身就很可能并不认为从不同的原因中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他们可能也并不认为不同的道路能够通往同一个地点。但是不要让修辞手法把自己迷惑了。到达的地点并不能表现出通往此地的道路的特征，同样，一个有机结构只是进化不得不经历的众多微小差异的集合而已。面对生存和自然选择而做出的挣扎，对我们在解决此类问题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我们在此并不关心那些灭亡的事物，我们不得不只对生存下来的事物进行研究。现在，我们知道了完全相同的结构是通过一个对各种效力进行逐渐累积的过程，而在独立的进化路线上塑造的。发生在偶然顺序中的偶然因素是如何被假定为会不断造成相同结果的，而这些原因又是无限地多，这种效力又是无限而复杂的。
机械论的原理为“同样的原因造成同样的效果”。当然，这个原理并不总是意味着同样的效果必须由同样的原因造成，但它却又确实存在于某些原因在产生效果的同时又是其组成元素中仍然能被观察到的特定案例里。两个从不同点出发且随机漫步的人最终总会碰面的说法并不正确。但是，若在这个说法中加入下面一点又是不可能的：漫游的过程中他们沿着两条完全相同又互相重合的曲线行走。路线越是复杂，非必然性就会越大，而且如果他们的路线拥有数不尽的曲折的话，那么这种非必然性就会最终变为不可能性。那么，路线中曲折的复杂性，与一个在其之中有着数以千计不同有机细胞的有机物的复杂性相比，前者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明确顺序排列着的呢？
那么，让我们转向另一个假说，再看看它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假说认为，适应性并不仅仅是不适应事物的消逝。因为外部条件具有积极影响，所以有机物才能按照其本身的形式进行塑造。这个时候，不同效果之间的相同点就能被不同原因之间的相同点解释。很明显，我们应该坚持纯粹机械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点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解释仅仅是一种字面上的解释，我们又再次成为了被文字愚弄的对象，而且这种理论会将“适应性”这个词汇同时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官。
如果我轮流地将水和红酒倒入同一个玻璃杯，那这两种液体就会变成一个形式，而这种形式将取决于此二者占据容器的比例。在这里，适应性才确实地代表着机械调整。这是因为那种物质将其自身变成的形式是已经存在的，而它也将自己的形式强加到其中的物质之上。但是，在一个有机物对它不得不存在于其中的周围环境的适应性里，那个等待物质进入其中的预先存在的形式又在哪里？周边环境不是那个承托生命的模具，而生命也并未采纳其形式：这实际上是一种修辞方法给出的歧义。生命必须为自己创造一种形式，但却没有任何一种形式适合有助于生命的环境。它必须最大化地利用周边环境，消除它们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并且利用好环境中存在的各种有益事物——简而言之，也就是通过建立起一种与外部环境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机器来对外部条件进行回应。此类适应并非“复制”而是“回应”——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完全同意被理解透彻的适应性能够解释为什么不同的进化过程能带来同样的结果：当然，相同的问题也和相同的解决方法。相呼应。但正如几何学问题的解决方法一样，有必要引入一种麻木活动或至少是以同样方式行为的起因。这就又会带入终局论，而终局论在这个时候充满的拟人化元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总的来说就是，如果适应是被动的，如果它只是重复着条件在模具中所给出的特征，那么它绝不会建立起人们所希望其建立的东西；而如果这个过程是主动的，通过解决在同样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同样的问题能够做出回应，那么在一开始我们给出的方向上，它就要比我们所能走的更远——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它走得太远了。但是事实却是在这两种含义之间存在着一条秘密通道，只要有人通过采纳第二种而在目的论的“犯罪现场”被抓个现行，那么采纳第一种的人就能逃脱升天。为一般科学实践服务的都是第二种，但是第一种却是慢慢地逐渐为哲学做出证明的。在任何“特定”案例中，人们会认为适应的过程就是有机物建造一台能够将外部环境转换为最佳机会的机器时所做的努力；然后会有人从“全局上”对“适应性”进行总结，称“适应性”受到的是环境的影响，以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被动接受。
但还是让我们用例子来进行解释吧。首先在这里要进行一种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大体比较。没有人会不被这二者身上在性方面完成的平行过程所打动。不仅是在高级植物或在动物中的受精——它们都存在于这二者之中，都是两个之前在属性和结构上都完全不同的核子的融合，而在融合之后它们立刻变为了和彼此相等同的事物——还是在处于相同条件下时发生在二者身上的性元素的准备都是相同的：在根本上，都包括染色体数量的减少以及对某些特定染色物质的抛弃。而动物和植物是在独立的路线上进行进化的，它们所处的环境不同，所遇到的障碍也不同。下面是两个明显分化的系列物。在两条线上，数以十万计的元素结合起来，共同决定了其形式上和功能上的进化。而这些存在于两个系列中的无尽的复杂原因都在同样效果的作用下得到了完善。且这种效果不能够被称为“适应”的现象：适应性体现在何处，外部环境的压力又在哪里？在有性生殖中并不存在惊人的工程公式，它们都以最为多样的方法进行了阐释，而一些非常急切的人甚至还将植物的性行为视作一种自然本来已经将其抹除的奢侈品。但我们并不希望在如此具有争议性的事实上纠缠不休。“适应”一词的歧义和超越机械随机性和拟人化终局论的必要性会从更为简单的例子中表现得更为清晰。终局论的理论一直都在感觉器官精巧的结构上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从而将自然的丰功伟迹和智能的产物结合起来。现在，因为存在于低等动物身上的这些器官都在一种初步的状态下被人所了解，而且还因为自然在最为简单的有机物上的色素斑和脊椎动物身上无限复杂的眼睛之间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媒介，所以同样可以说自然选择的结果会自发自觉地完善有机物。简单的说也就是，如果存在着能够合理调用适应性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也只能有这么一个。只要它与发生这种情况的环境相关，人们就有可能对这样一个例如有性繁殖的事物的功能和意义进行讨论。但是眼睛和光亮之间的关系则是非常明显的了，在我们将这种关系称为“适应性”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这其中的含义。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特定的例子中展示出双方都采纳的原理的不足性，那么我们的演示就会立刻达到一般性的高等级别。
我们要考虑一下终局论一直以来都在坚持主张的例子：诸如人眼的器官结构。它们毫不费力地就能说明在这种极端复杂的结构中，所有的元素都以非常协调的方式运行着。只有在这样的顺序下视力才能运转，有一本关于《最终因》的著名作品，其作者这样说道：“巩膜在其表面上的某处一定是透明的，因为这样才能让光线穿透它……虹膜必须用精确控制的透光口的开合来做出响应……在这个透明的开口背后，必须要有折射媒介……在这个黑暗的空间的最前端一定要有一块视网膜……一定要有无数的透明椎体与视网膜垂直，它们只允许光线先通过自己再和神经薄膜接触。”作为回应，《最终因》的主张被用于假设进化论学者的假说。所有的东西确实都非常精巧，实际上，如果有人对我们的眼睛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在这个机体中，成千上万的元素都为了一个功能而互相协作。但是回到源本来看眼睛的功能，比如在纤毛虫身上，眼睛已经弱化为一种能够感光的斑点（几乎是纯化学反应）：这个功能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完全的巧合而已，也只是有机物复杂性的冰山一角而已，这个机体对眼睛的功能进行了实际的改造。通过某些未知的机制才能直接或间接完成它，仅仅通过自己赋予该生物的优势影响让这种生物牢牢地将其抓住，从而才成为了自然选择中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眼睛的形成过程也许能被解释为功能和机体之间那近乎无限且不受机械因素打断的行为和反应的产物。
实际上，在功能和机体之间是很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就像终局理论和机械论其自身遇到过的那样。因为机体和器官是不同属性的词汇，而且它们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关系都非常紧密，所以要事先决定表达它们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无从得知到底应该像机械论那样从前者开始，还是像目的论那样从后者开始。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从对具有相同属性的二者进行比较开始，以机体与机体之间的比较而非机体与该机体所具备功能之间的比较开始的话，那么上述的讨论就应该完全地转变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一点一点地朝着答案进发就可能变得越来越似是而非，而且我们越是坚决地假设进化论学者们提出的假说就越有发生问题的可能性。
让我们将脊椎动物的眼睛和诸如普通贝类的软体动物挨个排开。我们发现在这二者中都存在着同样的基本器官，都是由类似的元素组成的。贝类的眼睛也有视网膜、虹膜和巩膜的镜面结构，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它们甚至还具备视网膜元素的某种反转能力，这种能力在通常情况下并不存在于无脊椎动物身上。现在，软体动物的起源可能还是一个富有争论的话题，但是不管我们持有什么样的观点，所有人都同意的是，在像贝类眼睛那样的复杂眼睛出现之前很久的时候，软体动物和脊椎动物从它们共有的父系干细胞中分裂出来。那么，此种结构类比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这点上，我们会向两种截然不同的进化论者解释系统——纯粹的偶然变化假说，以及在外部条件的影响下以一种完全一致的方式发生改变的假说——依次提出问题。
前者为世人所熟知，在今天被分为两种差别巨大的形式。达尔文声称所有的微小变化都是由自然选择进行的累积。他并未忽视突变的事实，但是他居然认为这些“运动”——他这样称呼它们——只是无法自我保持的庞然大物而已。他同时还认为物种的基因是“看不见的”变化的累积。现在很多博物学家同样持有这样的观点。但是就趋势而言，这种假说开始逐渐向其相反方向的理念投降了，认为在几个完全不同于以前物种特征的新特征出现的同时，新的物种也就立马诞生了。后面的这种假说在贝特森的一本著名著作中已经被很多的学者所证明，它已经因为雨果·德·弗里斯那些令人震惊的实验而变得极为重要，拥有巨大的力量。这位植物学家在月见草上做实验，在一些新世代的这类植物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种。这个他从自己实验中得出的理论具有极高的价值。物种会遗传不同的稳定性和外形改变。当“易变”周期发生时，未知的各种外形就会从众多不同的方向中出现——我们不应偏袒这两种假说中的任何一方，以及那些拥有不可感知的变化的事物。实际上，也许它们二者都是对错掺半。我们只是希望指出如果产生的这些变化都是偶然的，那么它们不管是大还是小，都不能解释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那些结构相似性了。
让我们开始假设达尔文的不可见变化理论为正确的，并假定因为概率和不间断的累积而发生的细小区别也是正确的。一定不能忘记的是，有机物中的所有部分都必须互相协作。不管它的功能是机体的效果或是机体的成因，都完全没有影响。只有一点是确定的——机体只有在自己施展功效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才能进行选择。然而，无论视网膜结构何时发生改进，也不管它将变得如何复杂，一旦在此过程中，视觉中心——以及视觉器官本身的一些部分——没有同步发展，则可能阻碍它的进展，反而无法提升视觉能力。如果这些变化是偶然的，那么它们是如何在同一时间内，在保证整个器官能够继续有效地发挥自己功能的情况下，把所有的部分都集中起来进行升级换代？达尔文对此理解得非常透彻，这就是他为何不把变化归纳于众多不可见的原因之中。在视觉器官的某一点上偶然发生的某种变化，如果它非常的小，将不会阻碍整个器官的运作，而这个首先发生的偶然变化在某种情况下能够“等待”互补性变化的发生，从而累积起来将视觉提升至更高等级，逐渐趋于完善。我们认为这个假说有道理，但是既然不可见的变化并不会对眼睛的功效产生影响，那么它也不会帮助眼睛发挥功效，至少在具有互补性的各种变化发生前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变化又是如何通过自然选择被保留下来的？不知不觉中，人们将这种微小的变化比作被有机物留给日后建造的边角料。这种假说和达尔文理论的原理毫不相符，甚至在沿着进化的主线进行发展的器官上都无法避免，比如脊椎动物的眼睛。但在我们观察脊椎动物眼睛结构和软体动物眼睛结构的相似之处的时候，这种思想又会强压在我们身上。在完全偶然的情况下，这些无法计算的微小变化怎么可能以同种方式发生在两条相互独立进化的路线上？还有，它们又是如何通过两个案例中所说的，在它们二者完全分开进行的时候，用同样的顺序做出的同样的选择和累积，从而得到保存的？
那么，让我们转向突变假说，看看它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假说毫无疑问地减少了某一点上的难度，但却又增强了另一点的难度。如果软体动物的眼睛和脊椎动物的眼睛都是通过相对少量的突变而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那么我就能够理解两个机体之间的相似性，是源于一些无法计算、相继发生、无穷无尽的相似性：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机会发生完全相反的事情，但在前一个案例中，奇迹的出现不需要机会，这与在第二个案例中不一样。我能理解的不仅是原本应该增加但却不知如何就被减少了的相似点的数量，还有这二者是如何被保存下来并且互相叠加的。初期的变化现在被认为对生物而言足以成为一种优势，而且它对于选择的进行的影响也是同样如此。但是这里却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比前者简单，即可见结构的所有部件是如何在突然变化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协调性，从而使眼睛继续施行自己的功能？单独一个部分的变化就足以让眼睛失去视力，除非这个变化是绝对的无限小。各个部分都必须立即发生变化，每一个都参考其他部分的变化而变化。我也认为在运气不怎么好的个体身上会发生很多的不协调变化，我也相信自然选择能够将这些东西消灭掉，我还同意只有那些能够应对挑战的组合可以被保存下来，提升视力，从而生存下来。而且，这种组合一定会产生。在这样的事情曾经确实出现过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承认它在物种的历史上得以自我复制和重复，就像每次一次性产生出新的互相固定的并发症那样，这些并发症与先前发生的并发症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相同的方向上共同走向未来。尤其是，我们如何认为仅仅通过一系列“偶然事件”，这些突变就会在相同的顺序中发生相同的事情——所有的案例中的元素都有完美的和谐关系，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却是在两条互相独立的进化道路上。
在此种情况下发生的事情与查林、德拉马尔和穆叙在实验中所发现的相差无几，他们把孕期豚鼠的肝脏或肾脏破坏掉，然后这些豚鼠会将自己的残疾遗传给正在腹中的胎儿，这是因为这些母体所受到的器官损伤已经产生了某种“细胞毒素”，这种物质会在胎儿体内的相应器官上发生作用。在实验中人们发现，正如这几位生理学家在自己以前进行的观察中所得到的结果那样，已经成形的胎儿才会受到这种细胞毒素的影响。但是查林所进行的另外一些研究却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同样的效果能够通过在精子和卵子上进行一种类似的过程而产生。总而言之，就是：在布朗·赛卡尔实验中发现的对某种既有特点的遗传现象能够用一种毒素作用在基因上的效果来解释。然而，这种残疾看起来似乎作用在了正确的地方，它是通过类似于感染酒精中毒的过程而得以传播的。但是在所有成为遗传的既有特点的案例中是否都是如此呢？
实际上，在那些肯定既有特征遗传的人和那些否定这个理论的人之间存在双方都认可的一点，那就是某种特定的影响，如酒精的影响，能够在该生物和它所拥有的原生质上同时产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缺陷就会被遗传下去，就“好像”父母的肉体细胞直接作用在了原生质上，尽管在现实世界中肉体细胞和原生质都会受到相同原因造成的结果的影响。那么，就像那些坚信既有特征是可以转移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假设肉体细胞能够影响原生质。认为发生在第二个案例中的情况和发生在第一个案例中的情况是一样的，以及肉体细胞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原生质的一种普遍替代的这种假说难道不是最为自然的一种假说吗？假设情况就是如此，那么后代身上发生的改变与在其父辈身上发生过的改变是一样的，这就是一种意外，并且有某种程度上的偶然性。这就像酒精中毒症的遗传一样：它会从父亲那里被传给孩子，但在每个孩子身上可能表现出来的程度不一样，而且所有孩子的表象都和父亲有所区别。我们用字母ic/i来代表原生质中发生的变化，ic/i可以是阴性的，也可以是阳性的，这就是说，这个字母同时代表某种物质的得到或者丧失。可能并非基因的确切再现，在原生质当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原生质中的变化是由肉体细胞中某种特殊部分的某种特定变化而激发的，原生质在形成过程中决定了新有机物中相应部分的类似变化，除非此有机物所有的新生部分都对ic/i具有了某种免疫力：同样的部位会在新有机物中经历改造的过程，因为该部位的发展受到新影响的作用。在此之后，该部位在生产有机物中发生的变化可能完全不同于其相对应的部位以某种方式发生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建议在“偏差”遗传性和“特征”遗传性之间引入一个分别彼此的机制。获得了新特征的个体会因此从其先前所有的形式中“偏离”出来，它所包含的基因形式或者半基因形式可能会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发生复制。如果这种改变并不包含能够改变原生质的物质的产生，也不会影响营养物质的产生从而剥夺了其包含的某种元素的原生质，那么它对这个个体的后代就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通常来说，情况差不多就是如此。从相反的方面来看的话，如果它拥有某种影响，那么这就极有可能是因为其引入原生质的某种化学变化。这种化学变化可能会给拥有发展基因的有机物再次带来原始的变化，但是它做其他一些事情的可能性也很大。在此后一个案例中，被创造出来的有机物极有可能会从正常类型中脱离出来，就像创造它的那个有机物一样，但是它的方式又并非类似于其母体。它将继承的是这种偏差，而非特征。因此从大体上来说，个体所形成的习性可能在自己后代的身上不会产生共鸣，但是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后代身上的变化可能也不会和前者具有视觉上的相似性。至少，在我们看来这个假说就是这样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缺乏反面的证据，就好比那位杰出的生物学家所做的那次决定性的实验没有成功一样，我们必须坚持实际得到的观察结果。现在，即便我们从既有特征传递性理论中最为有利的观点来看，并且假设表面上的既有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不会是某种内在特征迟缓发展，事实证明遗传转移只是一种例外情况，并非必然。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推论出类似眼睛这种结构的产生呢？当我们在考虑为数众多方向一致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纤毛虫的斑点变为软体动物的眼睛再变成脊椎动物的眼球成为可能之前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我们并未看到遗传，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一样，能够决定不同之处的累积，即便是在假设个体努力能够独自产生这些变化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也就是说，新拉马克理论并不比其他的任何一种进化论理论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在此种情况下，在普通的测试中进行各种进化当前形式的尝试，表明了所有的这些形式的测试都有着同样的不可逾越的困难，但我们绝对不会将它们全部一杆子打死。相反，所有的这些当前形式都有相当大量的事实为支撑，其自身运行的方式必定是正确的。所有的这些都必须对应进化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的方面。也许理论应该将其自身限制在某个特定的观点之中，从而保证其科学性，这也就是说，给予所有的眼睛某个特定的细节方向。但是事实却是，所有的这些理论的观点都不全面，它们必须变得全面。这个事实就是哲学中的特殊客体，这种特殊客体并不受精密科学的限制，因为它没有被想要用于任何有实践意义的应用。因此，我们能够用一两个词汇来表述此种积极的贡献，进化的三种当前形式对我们而言都好像是通往问题答案的道路，在我们看来，它们所留下的和这三种努力所做的汇合在了一处，获得了一种更为全面的——尽管因为其必要性而变得不是那么明确——关于进化过程的理论。
我们认为，新达尔文理论中所认为的变化的根本原因并非个体在其生命周期中所经历或者表现出来的东西，而是个体所承载的基因中遗传下来的各种不同之处。我们对这些生物学家的误解在于将基因中遗传的不同之处视为完全的偶然性和特殊性。我们会不自觉地认为，这些不同之处是一种脉动的发展，这种发展在不同个体的基因上相互传递着，它们因此也就不是纯粹的偶然性了，它们可能会在同一时刻，以同一种形式，在各个物种的所有代表身上表现出来。而且，实际上，变异理论正在此点上对达尔文理论进行极大的修正。这种变异理论认为在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之后，在某个给定时刻上，整个物种都被围绕在发生变化的倾向之中。这种改变的倾向，因此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诚然，这种改变其自身可能是偶然的，因为根据徳·弗里斯的理论，变异会在不同的物种里不同的代表上以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注意的是这个理论是否能在其他的植物物种身上得到证实［徳·弗里斯旨在拉马克月见草（ioenotheralamarckiania/i）上证实了这个理论］，之后才能得出其可能性，从这时开始，我们应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概率的作用在动物变化上的影响比在植物身上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在植物世界中，功能性对于外形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的直接。即便如此，新达尔文主义者却更倾向于认为变异的周期是确定的。变异的方向因此可能也是确定的，至少在动物世界中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将其指向更深的层次。
这样一来，我们获得了跟艾默一样的假说。这个假说认为不同特征的变化以确定的方向在不同的世代之间进行着传递。艾默的假说在他所持有的限定范围之内对我们而言显得似是而非。当然，有机世界的进化不能作为整体而被预先确定下来。相反，我们认为，生命的自发性是由一脉相承的新形式的不断创造中被表现出来的。但是这种不确定性是无法完成的，它必定要留下一些确定了的部分。一个器官，比如眼睛，必须要在朝着固定方向进行的连续性变化的过程中才能够形成。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该如何解释拥有不同发展进化历史的不同物种都存在着眼睛结构上的共同之处。在此理论中，我们与艾默的不同在于，物理和化学原因的组合足以确保这种结果会发生。相反的，我们曾经尝试过用眼睛的例子来证明，如果确实存在着“定向进化”，那么心理上的因素就能够介入。
一些新拉马克主义者确实也注意到了心理属性的存在。在我们看来，新拉马克主义中存在着一个最为坚固的立场。但是，如果这个原因只不过就是个体有意识的努力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被用于数量限制更为严格的案例中了——比如在动物世界，而非所有的植物种类中。即便是在动物之中，这也只会作用于受到意识直接或间接的引导的那些点上。即便是在发挥效力的地方，我们也不清楚它是如何在复杂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如果已有的特征能被传递给后代并不断累积的话，这就是可以想象的了；但是这种传递看起来似乎并不符合常理，是一种例外。一种发生在固定方向上，不断累积和自我扩张从而创造出一台越来越复杂的机器的遗传变化是一定和某种努力相关的，但是对于那种在更为独立的周边环境之中，比个体努力更加深层次的努力，以及那种在同一物种中绝大多数的代表身上都是常见的努力而言，它们所拥有的固有东西是存在于自己的基因中的，而非组成它们的物质之中的，因此，在此种条件下，某种努力就能被传递给下一代。
于是乎，在绕了一大圈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我们开始的那个理论，即生命原动力理论，这种原动力通过作为连接不同世代的纽带，以基因的形式代代相传。此种动力与进化路线一同前行，并在其中被分化，它是改变的根本因素，至少对于那些被有规律地传递的变化是这样的。总的来讲，当物种开始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它们在进化的道路上会逐渐凸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然而，在某些确定的点上，它们可能会进化出相同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们只会在普遍动力的假说被接受的时候才会这样做。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利用我们已经选定的例子，对软体动物和脊椎动物的眼睛形成进行更为细致的解释原因。这样，“原动力”的理论就会变得更为清晰明了了。
在类似于眼睛的器官中有两个具有同等爆炸性的要点：其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其功能的简单性。眼睛是由各个不同的部件组成的，比如虹膜、角膜、视网膜、晶状体，等等。在所有的这些部件中，细节是无穷多的。光是视网膜一个就由三层神经元组成——多极细胞、双极细胞、视觉细胞——所有的这些都具有其特殊的个性，而且毫无疑问的都是极其复杂的有机物：实际上，视网膜薄膜的内部结构都极为复杂，它复杂得让人无法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对其进行详尽的描述。简而言之，眼睛的机制包含了无穷多的机制，所有的这一切都拥有极度的复杂性。虽然视觉只是一种简单的动作，只要眼睛张开着，视觉效果就能产生。但就是因为其动作很简单，所以在形成这种具有无穷复杂性的自然属性上有任何轻微的纰漏都会让视觉变为不可能的任务。这种器官复杂性与功能统一性之间的对比成为了我们研究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机械论是能为我们展示在外部环境下——无论是通过对组织的直接作用还是通过选择更为适合个体的间接影响下——机器逐渐被建立起来的过程的理论之一。但是，不论这种理论采取的是哪一种形式，即便它有助于对所有部件的细节进行解释，它也无法阐释清楚存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
然后我们又将目光转向终局论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各个部件是在一种事先形成的、有某个特定终结点的计划的基础之上被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理论就将自然的工作比作了工人的工作，工人的工作同样也是对某种理念的实体化或者对某个模具的仿制，他们在此基础上将不同的部件组合在一起以达到最终的效果。在这里，机械论用其拟人化的特征对终局论进行了正面的驳斥。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理论却并未看到自己正在根据这种方法一步步走向支离破碎！不过它倒真避开了其追求的最终结果，或说一个完美的模型。然而这个理论同时也认为自然像人类一样工作，将不同的部件组合在一起，虽然在对胚胎进行粗略观察的时候会得出生命的形成方式与之大为不同的结论。生命并不通过元素的结合和增加来延续，而是通过元素的分离和减少来延续。
但是我们必须越过机械论和终局论这两个观点，将立场置于人类大脑通过思考人类的工作所能指向的那些立场之上。但在哪些方向上我们才能超越这两种观点呢？我们曾经说过，在分析器官结构的时候，我们能对其进行无穷尽的细分，尽管其作为整体时的功能是非常简单的。这种在器官无穷的复杂性与其功能的极度简单性之间的对比是应该能打开我们眼界的道理。
总的来说，当一个方面的物体表现得极为简单，而另一方面的物体则是极度复杂的时候，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性绝对不可同日而语，或者甚至都不存在于同一种真实性上。在这些案例中，简单性隶属于物体其本身，而无穷的复杂性则属于我们对此物体进行的全方位的观察，属于我们的感官或智能向我们自身所反映的各种符号，或者，更为笼统地说，还属于以某种不同顺序排列的各种元素，我们试图对这种东西进行人为的模仿，但是其自身又始终保持着不可比较性，拥有不同的属性。天才画家能够在画布上画出图像，我们能用各种彩色的马赛克对他的作品进行模仿，我们使用的马赛克的面积越小、数量越多、色阶越丰富，我们就能对他的画作进行越细致的模仿。拥有无数多个体积无限小，能够表现出无限复杂色阶的元素，对于与这位画家作品保持完全相同的效果必不可少的，可是这位画家将其作品视为一个简单的物品，他只希望将其作为整体表现在画布之上，而且它越是完整，作为不可分割的直观投影，对我们的冲击力就越大。现在，我们假设自己的眼睛能够透视马赛克效果是组成的作品，或者假设我们的智能无法将出现在画布上的图像解释为除马赛克拼接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我们就应该简单地表现为小方块的组合，也就处于了机械论假说的范畴之中。我们或许能够增加一些内容，除了实际的组合之外，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那位画家所使用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成为了终局论者。但我们在这两个案例中都无法进入到真正的流程中去，因为这些方块都没有被聚拢在一起。画布上反映的就是这副图画，也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意识当中，这副作品就在我们的眼睛前面被分解成了数以千计的小方块，经过重新构建，它们呈现出的是一种美妙的排列。所以，眼睛，和其结构上精妙的复杂性可能只是视觉的简单动作，被我们分成了各种的小格子，这些格子的排列顺序对我们而言显得极为壮观，因为我们将其整个存在视作一种组合后的结果。
如果我将自己的手臂从ia/i点移动到ib/i点，这个动作对我而言从两方面看来是同时进行的。从我自身的内在感受而言，它是一种简单的、不可分割的动作。而从外在来看，它形成了一条特定的曲线iab/i。在这条曲线中我能指定任意多的位置，而这条线其本身也可以被定义为所有的这些位置的一种特定的相互位置关系。但是，这些位置的数量是无限多的，它们相互关联的顺序是在我的手从ia/i点移向ib/i点的这一不可分割的过程中自动跳出来的。在这里，机械论可能就只包括看到这些位置了。终局论会将这些位置的排列顺序纳入计算范畴。但是机械论和终局论都会处在运动现实所在的一边之上。就某种意义来说，运动比位置以及位置之间的排列顺序更具有意义，因为它足以实现其不可分割的简单性，以确保后续位置的无限性以及它们被同时给出的排列顺序——还有另一种既不是排列顺序，也不是所处位置，但是却很重要的东西，机动性。但从其他意义上来讲，运动决不是位置的连续和这些位置之间相关联的顺序，因为，要将各点以一种特定的顺序进行排列，首先就需要拥有此种顺序的概念，然后再在各点上将其实现，在此过程中比如存在着组装的工序以及智能，然而，此种过程的简单运动却不包含此二者。以人类的理解看来，它并非智能，也不是组装，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由不同的元素构成的。而眼睛和之间视觉的关系也是如此。视觉功能包括的不止有眼睛的组成细胞以及它们互相之间的协调关系：从这个方面来看，不管是机械论还是终局论都无法做出足够的解释。但是，在其他的方面说来，机械论和终局论走得也太远了，因为它们让自然拥有了阿喀琉斯功绩中最为伟大的一种力量，它们认为是自然将视觉的简单行为强化成了拥有无限复杂性的元素的无限性，但是自然在制造眼睛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我在举起自己的手臂时所遇到的困难一样微不足道。自然的简单动作被它自己自动地分成了元素的无限性，而这些无限多的元素又是与一种理论处于一种协调同一的关系之中，就像我举起手臂形成了无限多个最终满足某个特定公式的点一样。
我们发现要在这种条件下看见事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会不自觉地将组合视作制造。但是组织和制造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制造是人类特有的，它是将各个互相关联的部件组装到一起的过程，我们在自己能将这些部件组装到一起并依靠它们实现某种功能的前提下将其裁剪出来。可以说，这些部件都是围绕在作为完美中心的那种功能性的周围的。因此，制造就是从边缘向中心工作的过程，或者，就像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化繁为简的过程。而在另一方面，组织却是从中心到周边的过程。它从一个几乎是理论点的点上开始，通过不断扩大的同心波环绕在这个点的周围。处理事物的数量越是庞大，制造的工作就越要高效。它通过集中和压缩来产生作用。相反地，组织的过程却带有某些爆炸性：在最开始的时候，它需要最小的可能点，即最少的物质，就好像组织的力量只是勉强进到了空间中。精子是发动胚胎生命中进化过程的要素，它是有机物中最小的细胞之一，它只是真正参与到此种作用中的精子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不同而已。我们认为，往它们下面深挖下去，能够发现更为深层次的不同之处。
一个被制造出来的事物将制造工序其自身完整地勾画了出来。我的意思是说，制造者能够在其产品中发现所有他用来制造这个物体的原料。如果他想制造一台机器，那么他必须一个又一个地将其各个部件剪裁出来，然后再拼装到一起：这台机器在被制造出来之后能够展示出所有被使用到的原材料以及组装工序其本身。这整个结果代表了整个工序过程，在这个工序过程中的每一步骤都代表了在结果中相应的某个部分。
现在我们知道，实证科学能够也应该能进行好似制造机器一般的组织。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将组织起来的各个部件稳定在一起。因为其目的并不是向我们展示事物的本质，而是为我们提供施作用于这些物体上最好的方法。物理学和化学是非常先进的科学，而只要我们通过物理和化学的工序对其进行处理，活着的事物就能够自动上前迎合我们的需求。因此，在被组织的物体最开始被比拟为一台机器的前提下，我们就只能对组织行为进行科学上的研究。众多的细胞就像机器上的各个部件，有机物的组成以及将各个部分组合起来的基本动力都会被视作将其合为整体的动力的真实元素。这是科学的立场。而在我们的主观观点中，哲学的立场与之截然不同。
对于我们来说，组装好的机器作为一个整体，严格来讲能够代表整个组织工序，但是这部机器的各个部件并不与组织工序中的各个步骤一一对应，因为这台机器的物质性并不代表所使用方法的总和，而是代表了被避免的障碍的总和：这是一个被动而非主动的事实。所以，如同我们于前面一个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视觉有能力以一种正当手段获得无限多原本无法进入我们眼睛的事物。但是这样的一种视觉不会在发挥作用时持续存在：它可能适用于某种幻象，但是对于活生生的物体都不适合。一个活生生的物体拥有的是一种有效视觉，它受限于这种活物能够作用的物体范围之内：它是一种受到导向的视觉，视觉器官只不过是将这种导向的作用符号化了而已。因此，视觉器官的创造也不过只是通过将其解剖学元素组装起来，就像开凿运河能够被解释为不过是将一处土壤移开，用于建造河堤一样。机械论可能会认为土壤是被一车接一车地运走的，终局论在此基础上可能还会认为这些被运走的泥土并不是被随机堆放起来的，所有的这些搬运工都在遵守着某个计划。但是，这两种理论都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运河的建造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的。
在更精确的范围里，我们能够通过其本质来讲这个过程与我们举起自己的手臂这一动作进行比较。但是，我们首先要假设在举起手臂的过程中不会遇上任何的阻力。现在让我们开始想象，我们的手臂并非是在空气中移动，而是必须穿过压缩后的钢铁填充物，这种填充物会在手臂前进的道路上产生成比例的阻碍。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手臂会因为力气用尽而被迫停下来，而在这个时刻，这些填充物将以另一种特定的形式互相关联起来，这也就是说，它们会形成手掌以及一部分手臂的样子。现在，假设手掌和手臂都是隐形的。旁观者将在这物质当中，对让这些填充物进行如此排列的原因展开大规模的调查。有些人会将每个填充物的位置变化归咎于其周围填充物施展到其身上的作用：这些人被称为机械论者。其他的人会更倾向于认为其整体的计划对这些元素的移动负有责任：这些人被称为终局论者。但是实际上仅仅存在着一种不可见的行为，那就是穿过填充物的那只手：这些颗粒的无穷尽地移动，以及它们最终停止下来后形成的排列，都在以某种方式被动地表明这种不可分割的运动，它形成了一种阻力的单一形式，而并非是主动元素作用的综合。出于这种原因，如果颗粒的排列被称为一种“效果”，而手的运动被称为一种“原因”，那么我们就能够认为一个作为整体的效果能够被一个作为整体的原因所揭示，但是对于效果中和原因中的某些部分而言，它们是不对等的。用其他话来说，不管是机械论还是终局论在这里都不太恰当，我们必须倾向于某种与之不同的解释。现在，在我们提出的假说中，视觉与视觉器官之间的关系以及之后提出的手和钢铁填充物之间的关系就非常接近了，都是引导和限制其动作的。
手的动力越大，它插入填充物的距离就越长。但是不管它在哪个点上停下来，这些填充物都会分毫不差地自动形成另一种排列顺序，它们中的每一个颗粒都能找到一种平衡、均势。对于视觉和视觉器官而言，也是如此。如果这种不可分割的过程或多或少地为视觉带来了某种进步，那么视觉器官的物质性或多或少地也是由数量相当可观的相互关联的元素所组成，但是它们的排列并不是非要完整得无懈可击的。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某些部分上，因为，真正的过程会在所有的部分上都产生作用。这就是机械论以及终局论都不具备的东西，也是对诸如眼睛这种器官的精妙结构感到大惑不解的、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东西。在我们迷惑的最底层是这样一种情况，这种协调系统中只有某个部分被我们所了解，对其完整的了解只不过是一种奢望罢了。这种奢望会立即被终局论者通过最终的结果而分配到所有的部分上，而机械论者会通过自然选择的效果一点一点地对其进行解释，但是此二者都在这种协调中看到了某种积极的东西，从而看到了其原因中某些可以被分离出来的东西——某种允许所有可能出现的东西。在现实中，这种原因，尽管或多或少的有些强烈，但它也无法避免在某些部分上产生作用，它会同时在所有部分上发挥效力。远，可能会诞生出某种属于低级器官的简单的有色斑点，要么是龙葵的那种简单眼睛，要么是稍有不同的眼蚕眼睛，或者是鸟类那惊人完美的眼睛，但是所有的这些器官，它们的复杂性都不尽相同，但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相互联系都是相当的。出于这种原因，不管两个动物物种相隔有多远，如果在二者体内朝向视觉的进化都大同小异的话，它们二者很可能就会形成同如果它在视觉的道路上越走越样的视觉器官，因为视觉器官的外形只能代表其所拥有的功能的适用程度。
但是，在讨论视觉进化的过程的时候，我们难道不会回到老旧的终局论观点上去吗？如果这种过程要求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况下存在着终点思维，那毫无疑问我们会如此。但是，这种情况要凭借生命的原始动力才会真正发生，在此种运动其本身中表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是为什么在独立的进化路线上才能发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如果现在我们被问及它是为何以及如何被表现出来的，我们可以回答生命和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不相同，它是一种作用于内部非生命物质的趋势。这种行为的方向并不是事先决定的，因此生命在进化的道路上拥有了众多形式的不可预见性。但是从某种延伸程度上来讲，这种行为总是为我们展示着偶然性的存在，它至少代表了一种选择的雏形。现在，选择包括了关于几个可能行为的预期理念。因此，一定要在动作发生前为活着的生物标示出这些行为的可能性。视觉也不过如此：物体的可视轮廓就是我们对该物体施展最终行为的设计。因此，视觉将以不同的角度，在最为多样化的动物种类身上被我们发现，而且只要它达到了同样的强度就会展示出同样的构架复杂性。
我们一直在广义上对这些结构的相似之处以及诸如眼睛之类的具体案例进行研究，因为我们必须要为自身找到关于一边是机械论，一边是终局论的定义。我们仍然需要对其本身进行更为细致的描述。要做到这点，我们现在应该通过展示进化的各种互不相同的结果，不是为了表现出它们的相似之处，而是表现出它们之间互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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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生物的不可逆转性已经由鲍德温进行了极佳的阐释i［/i《发展与进化》i（developmentandevolution）/i，纽约，1902年；327页i］/i。
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了很久，并且尝试着在《论意识的即刻材料》i[/i（essaisurlesdonnéesimmédiatesdelaconscience），140-153页i]/i中对其进行阐释。
在他的著作《艺术天赋》（igeniusinart，legéniedansl’art/i）中，m．希尔创造出了这个双重理论，即艺术是自然的延续而生命是创造。我们应该主动接受第二个公式，但对于创造，我们必须如作者一样将其理解为元素的“合成”吗？预先就存在，而合成则是实质上既定的，在此种情况下只会出现一种可能的排序。这种超人类智能的排序能在周围所有可能的事物中进行预测。相反，我们则坚持认为，在生命的领域中，各个元素没有真正和独立的存在。它们都是个体过程的多重心理感官。因此整个过程充满了紧急性，在先前和事后之间存在着不可比较性——简而言之，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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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类似的事实，它们都存在于植物世界中。参见布拉林根，《物种的概念和突变理论》（ilanotiond'especelaetthéoriedelamutation/i）i［/i《年度心理学》（iannéepsychologique/i），第七卷，1906年，95页i］/i。以及德·弗里斯，《物种与变化》（ispeciesandvarieties/i），6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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