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一丝隐约的记忆涌上心头。我在什么时候已经经历过类似的时刻？我回想起了十六区和十七区——摩尔上校街道、维拉雷德儒瓦厄日广场中心花园、巴尔富里埃将军大道——那些带家具出租的房子，那儿的墙上贴着与埃尔米塔日饭店的房间里一样的墙纸，那儿的椅子和床也引起同样忧伤的情绪。在德军到来之前，人们成群地从这些灰暗的地方、不稳定的落脚点撤走，在它们身上，不留下你的任何痕迹。
她把我弄醒了。她张大嘴巴看着满得要爆裂的箱子。
“你为什么这么干？”
她坐在最大的那只石榴红皮箱上。她显得精疲力竭，好像帮我整理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行李一样。她穿着海滨浴衣，胸口那儿半开着。
于是，我重新低声地给她讲了一遍美国。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抑扬顿挫地吟诵着句子，所有的一切组成了一首配乐朗诵。
说了一通理由之后，我告诉她，莫洛亚，她欣赏的作家，在四十岁那年去了美国。莫洛亚。
莫洛亚。
她点点头，朝我亲切地微笑着。她答应了。我们尽快出发。她不想挫伤我的积极性。但是我必须休息。她把一只手放到我头上。
我还有那么多的细节要考虑。比如，狗的签证。
她微笑着听我说，没有表示异议。我讲了好几个小时，同样的字眼重复出现：阿尔贡金、布鲁克林、大西洋轮船公司、派拉蒙、米高梅、华纳兄弟、贝拉·达维……她真有耐心。
“你该睡一会。”她不时地重复一句。
我等待着。她干什么去了呢？她答应我，她会在去巴黎的火车到站之前半个小时来火车站的。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火车。但是，火车刚刚开走了。我站在那儿目送着有节奏地离去的车厢。我身后的一张凳子边上，我的皮箱和柳条柜围成了一个半圆，柳条柜竖着放在地上。不柔和的灯光在站台上投下一些阴影。我又体验到了那种空虚和麻木的感觉，它们随着火车的离去接踵而至。
其实，我料想到了。如果事情朝另一个方向发展，那才叫不可思议呢。我重新瞥了一眼我的行李。总是拖着三四百公斤的东西在身边。为什么？想到这里，我发出一声干笑，身子跟着抖动了一下。
下一班车午夜十二点零六分到站。我还有一个多小时，我走出火车站，把行李扔在站台上。行李中的东西引不起任何人的兴趣。另外，移动起来也太重了。
我走进凡尔登饭店旁边的圆顶咖啡馆。它叫刻度盘咖啡馆，还是叫未来咖啡馆来着？一些下棋的人占据了里头的几张桌子。一扇棕色木质大门朝弹子游戏室开着。几盏变幻不定的红色霓虹灯照亮了咖啡馆。我听见间隔时间很长的弹子球的碰撞声和霓虹灯连续的噼啪声。没有其他声音，没有说话声，没有叹息声。我低声要了一杯椴花薄荷茶。
突然，美国好像离我非常遥远。阿贝尔——依沃娜的父亲——他来这儿玩弹子吗？我真想知道。我感到一阵麻木，我在这间咖啡馆里重新找到了我曾经在梯耶尔公寓的房东布法兹夫人家经历过的那种宁静。由于交替现象或者循环精神病症状，一个梦想接替了另一个：我不再想象和依沃娜一起去美国，而是去一个外省小城，一个格外像巴约讷的城市。是的，我们住在梯耶尔大街上，夏天晚上，我们去剧院的连拱廊下，或者沿着布夫雷尔小径散步。依沃娜伸出手臂让我靠着，我们聆听网球的“嘣嘣”声。星期天下午，我们绕着城根散步，坐在公园里靠近莱昂·博纳半身塑像的那条凳子上。我们过了这么多年不稳定的生活，巴约讷，是我们的休憩所和温柔乡。也许现在不算太晚。巴约讷……
我到处找她。我企图在圣罗兹众多的就餐者和跳舞者中间发现她。这个夜晚在本季的庆典计划上是有记载的：“闪烁的夜晚”。我想，是的，闪烁的。节日彩纸像一阵急骤而短暂的大雨，淋到了人们的头发和肩膀上。
在比赛那天晚上他们占据的那张桌子旁边，我认出了富索里雷、罗朗米歇尔夫妇、棕发妇女、高尔夫球俱乐部老板和两位晒黑了的金发妇女。总之，他们一个月来不曾离开过他们的位子。只有富索里雷的发型变了一下：抹过美发油的第一个波浪在额头周围形如王冠，背面凹陷下去。另外一个波浪非常宽阔，正好通过头顶上方，然后如瀑布般地倾泻到颈背上。我不是在做梦。他们起身，迈向舞池跳舞。乐队演奏着一首快速狐步舞。他们混在其他的跳舞者中间，正好处于彩纸雨的下方。在我记忆中，所有的一切都在旋、在转，形成漩涡，又散开。漫天尘埃。
一只手搭到我肩膀上，是这儿的那个名叫布里的经理。
“您在找人，克马拉先生？”
他在我耳边小声问。
“雅吉小姐……依沃娜·雅吉……”
我不抱希望地说出这个姓名。他也许不知道这姓名代表的是谁。这么多的面孔……顾客一晚又一晚地接连而来。如果我给他看一张照片，他肯定认得出来。我们必须随身携带我们所爱的人的照片。
“雅吉小姐？她刚刚在丹尼尔·昂德利克斯先生的陪同下出去了……”
“您肯定吗？”
我的表情肯定很奇怪，像一个要哭的小孩那样鼓着腮帮子。因为他抓住了我的胳膊。
“当然肯定。在丹尼尔·昂德利克斯的陪同下。”
他不说“和昂德利克斯先生一起”，而说“在昂德利克斯的陪同下”，我知道，这在有教养的开罗社交界和亚历山大社交界是很普通的高雅谈吐，但是，法语对此是有严格规定的。
“您愿意一起喝一杯吗？”
“不，我得赶十二点零六分的车。”
“那好，我送您去火车站，克马拉。”
他牵着我的袖子，显得很亲密，也很恭敬。我们穿过嘈杂的舞厅，那里还在演奏狐步舞曲。彩纸现在像雨线一样，遮住了我的视线。他们笑着，在我周围剧烈地摇动着。我撞了一下富索里雷。那位叫梅格·德维尔丝的晒黑了的金发妇女，扑上来搂住我：
“啊，您……您……您……”
她不愿松手，我把她拖了两三米远。我终于还是摆脱出来了。我和布里又走到了一起，到了楼梯口。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上沾满了彩纸屑。
“今天是闪烁之夜，克马拉。”
他耸了耸肩。
他的车停在圣罗兹前面的湖边小径边上。一辆森卡·尚博尔牌小汽车，他郑重其事地为我打开车门。
“请进老爷车。”
他没有立即发动汽车。
“我在开罗有一辆敞篷大车。”
他突然问：
“您的箱子呢，克马拉？”
“在火车站。”
车子开了好几分钟，他又问我：
“您要到哪儿去？”
我没有回答。他减慢车速，时速不超过三十公里，他向我转过头来：
“……旅行……”
他沉默了。我也一样。
“必须定居在某个地方，”他终于说了一句，“哎……”
我们沿着湖畔行驶。我最后看了一眼正对面维利埃的灯光，卡拉巴塞尔黑乎乎的一大片呈现在我们前方。我闭上眼睛，想感觉一下缆车通过，但是，没有。我们离缆车太远了。
“您会回来吗，克马拉？”
“不知道。”
“您运气好，可以走。哎，这些高山……”
他跟我指了指远处在月色中依稀可见的阿拉维斯山口。
“总觉得那些高山要塌下来压到你身上。我感到窒息，克马拉。”
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信赖令我感动。但是，我没有气力去安慰他。再怎么说，他比我年长得多。
我们沿着勒克拉克元帅大道进了城。附近是依沃娜的故居。布里危险地将车行驶在左车道，像英国人一样，但是，很幸运，对面方向没有车来。
“我们提前到了，克马拉。”
他把尚博尔车停在火车站广场上，凡尔登饭店的前面。
我们穿过冷清的大厅。布里甚至不需要买站台票。行李还在原来的地方。
我们坐在长凳上。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其他人。宁静、微热的空气和照明，颇有热带地区气氛。
“真奇怪，”布里说，“我还以为是在亚历山大市汉勒的小火车站……”
他递给我一支烟。我们神色严肃地抽着烟，什么也没说。我现在想，我当时满不在乎地吐了几个烟圈。
“依沃娜·雅吉小姐真的和丹尼尔·昂德利克斯一起走了吗？”我用冷静的声音问他。
“是的。为什么问这个？”
他捋着黑色小胡子。我猜想，他会对我讲些让我好受的事情以及关键性的东西来，但他没有。他的额头上起了皱纹，汗珠肯定会顺着太阳穴往下流。他看了一下表。十二点零两分。于是，他费力地说：
“我是可以做您父亲的，克马拉……听着……您的生活就在您面前……必须勇敢……”
他左顾右盼，看看火车来了没有。
“我也一样，在我这个年龄……我避免朝过去看……我在努力地忘记埃及……”
火车进站了。他凝视着火车，入迷了。
他想帮我拿行李上车。他一件一件地将行李递给我，我把它们排列在车厢的过道上。一只，两只，三只。
我们很吃力地搬着柳条柜。他在抬柜子和将柜子推向我的时候，也许拉伤了肌肉，但他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工作人员将车门“砰砰”地全关上了。我放下玻璃窗，俯身把头伸出车外。布里朝我微笑。
“不要忘记埃及，祝你好运，老好人……”
“老好人”这几个字他是用英语说的，让我感到很震惊。他挥动手臂。火车开动了。他突然发现，我们把一只圆形皮箱忘记在凳子边了。他一把抓起箱子，开始奔跑。他尽力追赶着车厢。最后他停了下来，气喘吁吁，对我做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手势。他手里提着箱子，笔直地站在站台的灯光下，像一名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哨兵——一个铅制的玩具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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