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是玛丽莲·梦露去世的那段时间，我在杂志上读到了大量有关她的东西，我把她当作例子讲给依沃娜听。依沃娜也一样，如果她愿意，也可以在电影方面获得非凡的成功。坦率地说，她与玛丽莲·梦露具有同样多的魅力，但她必须具有同样多的恒心和毅力。
她躺在床上听着，一言不发。我跟她谈到玛丽莲·梦露艰难的起步，谈到她最初作日历画的照片、开头的一些小角色，以及艰难攀登的一级级台阶。她，依沃娜·雅吉，不应该半途而废。先是“流动时装模特”，然后在罗夫·马德加的《来自山里的情书》中初次登台，刚刚又赢得了乌丽冈杯比赛。每一步都有它的重要意义。必须想到下一步，要攀登得再高一点、再高一点。
当我陈述自己对她的职业的见解时，她从不打断我。她真正听我讲了吗？最初，她也许惊奇于我如此大的兴趣，对我如此热情地同她谈论美好的未来感到满足。也许，我不时地向她传播我的热情，她自己也开始往那方面想了。但是持续不了多久，我想。她比我年长。我重新思考得越多，越认为她那时正处于一切都摇摆不定、一切又显得有些晚了的青年时期。船还在码头，只需穿过步行桥，还剩下几分钟时间……您患了轻微的关节强硬症。
我的演说有时逗得她笑了起来。当我跟她说，导演肯定会注意到她在《来自山里的情书》里的表演时，我甚至看见她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不可能，她不相信这一点。她没有激情。玛丽莲·梦露当初也没有。激情会来的。
我经常问自己，她在哪儿呢？她肯定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我呢，只能凝视着照片，把她在那一段时间里的容颜记在脑海里。几年来，我想方设法，想看一次《来自山里的情书》这部片子，却始终没有找到。我问到的人都说没有这部电影。甚至罗夫·马德加的名字，他们都不大清楚。我感到遗憾。看那部影片时，我也许可以重温我熟悉而且爱慕过的她的声音、动作和眼神。
无论她在哪里——我想象她离我天遥地远——她都会模模糊糊地记得我们在埃尔米塔日饭店里的房间里做狗食时所拟定的计划和要实现的梦想吗？她会想起美国吗？
因为，虽然我们俩在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美妙而又消沉，但这并不妨碍我憧憬我们的未来，我看到了我们越来越清晰的五光十色的未来。
我的确严肃认真地思索过玛丽莲·梦露和阿瑟·米勒的婚姻，一位来自美国中心地带的真正美国女性和一位犹太人之间的婚姻。我和依沃娜与他们几乎有着相似的命运。她，这位娇小的法国本土女郎几年之间将成为电影明星，我呢，最终会成为一个戴着大大的玳瑁架眼镜的犹太作家。
但是，法国在我眼里一下子显得那么狭小，在这儿，我不能发挥出自己真正的才干。在这个小小国家里，我能追求什么呢？做古董生意？当书籍中间商？成为喋喋不休而又畏缩不前的作家？这些职业，没有一样能激起我的热情。我必须跟依沃娜离开这儿。
我什么也不会留下，因为我没有任何牵挂，依沃娜也斩断了牵挂。我们将拥有一种全新的生活。
我是从玛丽莲·梦露和阿瑟·米勒的例子中受到了启发吗？我很快想到了美国。在那儿，依沃娜从事电影事业，我搞文学创作。我们在布鲁克林的犹太教堂里完婚。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也许我们最终会战胜它们，如果我们克服了困难，我们的梦也就圆了。阿瑟和玛丽莲、依沃娜和维克多。
我准备很久以后再回欧洲。我们会隐居到山区——泰森或安卡帝纳，住在一个有花园环绕的宽敞山间小木屋里。架子上陈列着依沃娜的奥斯卡奖杯和耶鲁大学、墨西哥大学授予我的荣誉博士证书。我们会养上十来条德国狗，它们负责驱赶可能来到的参观者。我们永远不见任何人。我们像在埃尔米塔日饭店和“凄凉别墅”里面那样，整日在房间里度过。
为了我们生活的第二个阶段，我将效法宝莲·高黛以及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
或者，我们就待在美国，在乡下找一所大房子。搁在曼特客厅里的一本书的标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怀俄明的绿草坪》。我从没有阅读过这本书，但是，我现在只要看一眼《怀俄明的绿草坪》，我的心里就感到一阵刺痛。归根结底，我想和依沃娜一起生活在这个并不存在的国度，生活在高高的草丛和透明的绿色当中。
出发去美国的计划，在告诉她之前，我思考了好几天。她可能不会认真对待。首先必须安排好物质细节，不要临时抱佛脚。我得筹集旅费。我在日内瓦珍本收藏家那儿骗取的八十万法郎，还剩下一半，但我指望着另一项收入：一只珍稀蝴蝶，别在一个小玻璃盒子底下，装在我箱子里好几个月了。一位专家曾断言，这只动物起码值四十万法郎。因此，它价值约为四十万法郎的两倍，如果我把它卖给了一位收藏家，我就可以从中抽出三分之一来。我要亲自去大西洋轮船公司买票。我们将下榻在纽约阿尔贡金饭店。
然后，我指望我表姐贝拉·达维把我们引进电影界，她已经在那儿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就这样，我的计划大体上就这样。
我数到三，在一个大楼梯的一级阶梯上坐了下来。顺着斜坡，我看见了下面的接待处，看门人正同一个抽烟的秃了顶的人在说话。她转过身来，十分惊奇。她穿了一件蓝色平纹细布连衣裙，戴着一条同样颜色的头巾。
“我们去美国好吗？”
我喊出了这句话，但很担心它待在我的喉咙眼里没出来，或者转变成了一阵腹鸣。于是，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更加大声地重复了一遍：
“我们去美国好吗？”
她过来坐在台阶上，挨着我，抱着我的胳膊。
“这不行吧？”她问我。
“行。这很简单……这很简单，很简单……我们去美国……”
她检查了一下自己的高跟鞋，亲吻我的面颊，叫我迟一点再跟她讲这个。过了九点了，曼特在维利埃杜拉克的雷塞尔饭馆等我们。
这地方让人想起马恩河畔的小酒店。桌子摆在一个很大的浮船上，周围布置着葡萄架，以及种着绿色植物和灌木的盆栽。人们在烛光中吃晚饭。勒内选了一张离水最近的桌子。
他穿着米色的山东绸西装，用手臂向我们做了个手势。他身边还坐着一位年轻小伙子，他向我们介绍了，但是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我们坐在他们对面。
“这儿真舒服。”我这样说，作为开场白。
“是的，如果愿意的话，”曼特说，“这家饭店大致可以作为约会地点……”
“从什么时候起？”依沃娜问。
“从来如此，亲爱的。”
她又看了我一眼，大笑起来。然后说：
“你知道维克多向我建议什么吗？他想带我去美国。”
“去美国？”
很明显，他不理解。
“古怪的想法。”
“是的，”我说，“去美国。”
他带着怀疑的神情对我微笑。对于他来说，这是一句不切实际的话。他转身问他朋友：
“哎，感觉好点了吗？”
那个小伙子动了一下脑袋，以此作答。
“你现在必须吃东西。”
他像在对一个小孩说话，但这小伙子年龄肯定比我大一点。他金黄色的头发剪得很短，长着一张天使一样的脸庞，有一副摔跤运动员的肩膀。
勒内向我们解释说，他的朋友参加了今天下午举行的“法国最健美男子”竞赛。比赛是在卡西诺举行的。他只获得了“青年组”的第三名。曼特的朋友将一只手插进头发里，对我说：
“我运气不好，什么……”
我第一次听见他说话，也是第一次注意到他淡紫蓝色的眼睛。直到今天，我还能回忆起他眼神里那种孩子气的伤心。曼特在他碟子里堆满了生食物。他的那位朋友总跟我和依沃娜说话，他觉得我们可以信赖。
“那些混账裁判……在自由造型这一项上，我应该得最高分……”
“别说话，吃饭吧。”曼特用慈爱的语气说。
从我们的桌子这儿，可以望见远处城市的灯火，如果将目光稍微转一下，另一束从河正对面射过来的闪烁的亮光将吸引你的注意力：那是圣罗兹。那天晚上，卡西诺和斯波尔亭的正墙被聚光灯照得通亮，一束束光线一直照到湖边，给湖水染上了红红绿绿的颜色。我听见被扬声器过分放大的声音，但我们隔得太远，听不清楚内容。那边正在进行声光表演。我在当地的报刊上看到，值此机会，法兰西喜剧院的一位演员，我想也许是马尔夏，将朗诵阿尔封斯·德·拉马丁的《湖》。这也许是他的声音，我们感到声音在回荡。
“我们应该待在城里观看的，”曼特说，“我喜欢声光表演。你呢？”
他问他的朋友。
“不知道。”另一个回答，他的眼神比刚才更加失望。
“我们等一下可以经过那里。”依沃娜微笑着建议道。
“不行，”曼特说，“我今晚必须去日内瓦。”
他到底去干什么呢？他到古斯底凯在电话中指示的伯尔维或者阿哈萨楼去会见谁呢？有一天，他也许不能活着回来。日内瓦，一个表面上清洁神圣，实则荒淫无耻的城市，靠不住的城市，中转过境城市。
“我要在那儿过三四天，我一回来就给你们打电话。”
“但是，我和维克多已经出发去美国了。”依沃娜表示。
可是她笑了。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这么随便地对待我的计划。
我感到怒火中烧。
“我厌倦了，我，厌倦了法国。”我用一种无可辩驳的语气说。
“我也一样。”曼特的朋友粗暴地说，这种说话方式与他说话之前表现出来的羞涩和忧郁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种意见缓和了气氛。
曼特已经要了些白葡萄酒，我们是唯一还待在浮桥上的食客。远处的扬声器在播放一首音乐，我们只能听到一些片断。
“这是市政府的乐队在演奏。它演出所有的声光节目。”曼特说，然后，他转向我们：
“你们今晚干什么？”
“准备行李去美国。”我断然回答。
这次，依沃娜忧虑地看着我。
“他坚持要去美国，”曼特说，“那么，你们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不是的。”我说。
我们四个人碰杯，没有任何理由，仅仅因为曼特建议我们这样做。他的朋友淡淡一笑，眼睛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愉快亮光。依沃娜抓着我的手。服务员已经在收拾桌子了。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顿晚餐留给我的记忆。
她皱着眉头，认真地听我说话。她躺在床上，穿着那套旧的带红点的丝质睡裙。我跟她解释着我的计划：大西洋轮船公司，阿尔贡金饭店和我表姐贝拉·达维……我们从这儿航行几天即可到达美国，我说着说着，那块“希望之乡”也好像离我越来越近了，几乎触手可及。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它的亮光了吗？在那儿，湖那边。
她打断了我两三次，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我们在美国干什么工作？”“我们怎么弄到签证？”“我们拿什么钱来生活？”我几乎弄不明白，我对我的话题那么专心，她的声音却变得越来越含糊。她半闭着眼睛，甚至全闭上，突然又圆睁双目，带着令人恐惧的表情看着我。不，我们不能待在法国，待在这个令人窒息的小国家，不能再置身于满脸充血的酒徒、自行车运动员，和那些精于区分几种梨的笨蛋美食者中间了。我气得透不过气来。我们不能在这个围猎的国家里再多待一分钟了，一切都结束了，不要多待，马上整理箱子！
她睡着了。头沿着床的横档滑动着。她的双颊微微鼓起，带着几乎察觉不出来的微笑，她显得比平时小了五岁。她就像每次我给她读《英国史》那样睡着了，只是这一次比听莫洛亚的历史时入睡得更快些。
我坐在窗台上瞧着她。有人在什么地方放焰火。
我开始整理行李。我关上房间里的所有灯，以免惊醒她，只亮着床头柜上那盏小支光电灯。我在壁柜里一步步地寻找着我和她的衣物。
我把打开的箱子在“客厅”里排成行。她有大小不同的六个。连着我的，共有十一个，还不包括柳条柜。我将旧报纸、衣服收集起来，但是，她的衣服要整理成序，更加困难。当我以为真正完成了任务时，发现一条新裙子、一瓶香水或者一堆头巾还没有装进去。狗坐在长沙发上，专注地盯着我走来走去。
我再也没有力气关箱子，跌坐到椅子上。狗将下巴支在沙发边上，从下面观察着我。我们死盯住对方看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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