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笑了。
“依沃娜会成为一名非常伟大的演员的。”曼特边说边将油门踩到了底。
他说的当真？电——影——演——员。也许，我已经在《电影世界》杂志或《电影年鉴》上看见过她的剧照。在辗转难眠的夜晚，我浏览着那本从日内瓦一家老书店最里层找到的《电影年鉴》，我终于想起一些演员和技师的姓名和地址。今天，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一些往事的片断：
朱妮·阿斯托尔：贝尔纳和弗洛格尔摄影。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1号——巴黎七区。
萨比娜·吉：特迪·比亚兹摄影。喜剧——巡回演唱——舞蹈。
电影：《地下工作者》、《女人发号施令》、《灾难小姐》、《手铐波尔卡舞》、《你好，大夫》，等等。
萨夏·戈尔迪纳导演：斯彭第尼大街19号——巴黎十四区——e.77—94。
萨夏·戈尔迪纳先生，德国人。
依沃娜是不是有一个我不知道的“艺名”？听到我的提问，她低声说“这是个秘密”，并把食指压在唇边。曼特笑着补充道：
“您明白，她在此隐姓埋名。”
他的笑声尖脆而又让人不安。
汽车沿着湖边的公路行驶。曼特减慢车速，打开了收音机。空气和煦，我们从丝一般柔滑、明亮的夜色中穿过，这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夜晚，除非是在梦中的埃及或佛罗里达。狗把下巴放在我的肩上，热热的气息直冲我而来。右边的花园一直沿着湖畔延伸。从夏瓦尔开始，公路两旁种植着棕榈树和意大利五针松。
汽车绕过维利埃杜拉克村后，开始爬坡。大门在公路的下边。一块木牌上标着：梯耶尔别墅（名字跟我所住的那家公寓的名字一样）。一条两旁栽满无人照管的乱糟糟的树木和花草的、相当宽阔的砾石路通向别墅的大门。这幢高大的白色建筑是拿破仑三世时代风格的，挂着粉红色的百叶帘。几辆汽车并排着停在那里。我们穿过前厅，走向一个肯定是客厅的房间。客厅里，两三盏电灯洒下柔和的灯光，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十来个人，一些站在窗户边，另一些则倒在一张白色的沙发上，我感觉这张沙发是客厅里仅有的家具。他们自斟自饮，热烈地用德语和法语交谈着。一台电唱机直接放在地板上，正放着一首悠缓的乐曲，曲子里还伴有一名歌手极为低沉的歌声，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噢，比荣达女孩……
噢，比荣达女孩……
比荣达女孩……
依沃娜挽住我的胳膊。曼特朝四周迅速地瞟了几眼，好像在寻找某个人。但这群人中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经过一扇落地窗，来到一座围着绿色木栏杆的阳台上，阳台上摆放着折叠式帆布躺椅和柳条椅。一只中国灯笼映照出类似镂空花边和绠带的错综复杂的影子，依沃娜和曼特的面孔上顷刻间仿佛蒙上了短面纱。
下面的花园里，许多人挤在一张被酒菜压得摇摇欲坠的菜台周围。一位身材高大的金发男子朝我们打了一下手势，然后拄着拐杖朝我们走来。他身上的棉布衬衣是米色的，领口敞得很开，恰似一件撒哈拉式的帆布短袖上衣，我想起了以前人们在殖民地碰到的那些拥有一段“历史”的人物。曼特把他介绍给我：罗夫·马德加，“导演”。他俯身亲吻依沃娜，把手放在曼特的肩上。他叫曼特“芒特”，夹带半英国半德国口音。他领着我们径直走到酒菜台子边，那个身材跟他一样高的金发女子瓦尔吉利亚是他的妻子，她目光呆滞（她盯着我们却好像看不见我们，或者目光越过我们注视某样东西）。
我和依沃娜留下曼特和一个体格像登山运动员一样的年轻人待在一起，我们则在人群中穿梭。她拥抱所有的人，当有人问她我是谁时，她便回答：“一位朋友。”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拍过“电影”。他们在花园里散开了。那里看得非常清楚，因为月光皎洁。沿着杂草丛生的小路往前走，可以看见一棵挺拔的雪松，样子很可怕。我们来到一堵围墙边，能听见墙后湖水的拍打声，我们在墙边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从这里可以看见那座耸立在废弃的花园中间的房子，人们十分惊异于它的存在，仿佛刚刚到达南美洲的一座古城，仿佛城里的一座洛可可风格歌剧院、一座大教堂和众多的新颖别致的用卡拉尔大理石建造的饭店如今已被原始森林覆盖了一样。
在花园里冒险的宾客们中间，我们是走得最远的，只有依稀可辨的两三对男女躲在繁茂的矮树丛中享用夜色。其他人则都站在那幢房子前面或阳台上。我们重新回到他们中间。曼特在哪里？也许在里面，在客厅里。马德加来到我们身边，用半英国半德国的口音跟我们说，他愿意在这里待上半个多月，但他必须到罗马去。九月份，“当这部影片剪辑完毕”，他将重新租下这幢别墅。他搂着依沃娜的腰肢，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在她身上乱摸，抑或他的动作是否带有父亲爱抚女儿的色彩。
“她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演员。”
他注视着我，我发现他的眼睛里有一团迷雾，越来越浓重的迷雾。
“您叫克马拉，对吗？”
迷雾突然消散了，他的两眼闪耀着蓝色的金属般的亮光。
“克马拉……肯定是克马拉，对吗？”
我低声回答道：“是的。”他的两眼再次失去了刚才的犀利，又蒙上了雾气，最后完全黯然无光。无疑，他有权随心所欲地校正眼睛的光芒，就像人们调节一副双筒望远镜一样。当他想反省的时候，目光便蒙上了水汽，外面的世界即变成模糊的一片。我熟知这种伎俩，因为我经常使用。
“从前在柏林有个克马拉，那个时候……”他说道，“依尔丝，是不是这样？”
他的妻子躺在阳台另一头的一张帆布椅上，正跟两个年轻人说话。她微笑着转过身来。
“是不是啊，依尔丝？那时，在柏林，也有一个克马拉。”
她看着他，仍在微笑。然后，她掉过头去，继续和年轻人说话。马德加耸了耸肩膀，两手握紧了拐杖。
“是的……是的……那个克马拉住在皇帝大街……您不相信吗，嗯？”
他站起身，摸了一下依沃娜的脸蛋，然后朝绿色木栏杆走去。他在那里站着，凝望着月下的花园，显得很迟钝。
我们靠在一起，在两只墩状的软垫上坐下，她将脑袋搭在我的肩上。一名年轻的棕发女子递给我们两杯斟满的玫瑰红色的酒，她那件凹形的短上衣使她露出了双乳（每一次动作幅度稍大一点，两只乳房都会从她那件袒胸露肩的衣服里跳出来）。她朗朗大笑着，拥抱依沃娜，用意大利语请我们喝她“特别为我们准备”的两杯鸡尾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叫德丝·马尔茜，依沃娜告诉我，她在那部“影片”中担任主角。她也要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她在罗马一举成名。这时，她大笑着从我们身边走开，甩着长长的头发，走向一位五十岁左右、身材颀长、满脸都是麻点的男子。他站在落地窗下，手上端着一只酒杯。他叫哈利·德雷塞尔，荷兰人，也是“影片”的演员之一。其他人霸占了柳条椅，或者倚在栏杆上。几个女人围着马德加的妻子，她总是那样笑意盈盈，心不在焉。一阵喃喃的说话声，一支节奏缓慢的、令人作呕的庸俗乐曲从落地窗中飘出来，歌手随着曲子反复地低吟：
灯罩
散发出蓝光
马德加呢，他陪着一名个头只到他腰部的秃头男子在草地上踱步，他不得不俯下身子跟他说话。他们俩在阳台前面走来走去，马德加的身子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弯曲，与他交谈的那位男子则踮起脚尖，越来越紧张。他的嘴里发出大胡蜂的嗡嗡叫声，他用人的语言发出的唯一的句子是：“瓦——伯纳——罗尔夫……瓦——伯纳——罗尔夫……瓦——伯纳——罗尔夫……瓦伯纳罗尔夫……”依沃娜的那只狗坐在阳台边上，那副姿态酷似埃及的狮身人面像，脑袋从右转到左，从左转到右，看着他们走来走去。
我们在哪里？在上萨瓦省的心脏。我枉然地重复这句让人安慰的话语：“在上萨瓦省的心脏。”我更觉得像是在一个殖民地国家，或者加勒比海群岛。否则，如何解释这片温柔而又腐蚀的月光，这个使人的眼睛、皮肤、裙子和阿尔帕卡西服都光芒闪烁的蓝色夜晚？所有这些人都被一种神秘的电流包围着，人们料想着电流短路时每个人的姿态。他们的名字——有一些人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我遗憾当时没把它们全都记下来：我本该在晚上就寝之前将他们的名字熟记在心，虽不知他们属于哪一种类型，他们名字的发音组合于我足矣——他们的名字使人想起那些设在自由港的小型国际公司和在海外设置的商行：凯·奥尔洛夫、伯尔西·利比、奥斯瓦尔多·瓦仑迪、依尔丝·科尔贝尔、罗兰·威特·冯·尼达、热那维也夫·布歇、热查·伯勒蒙、弗朗索瓦·布朗哈尔德……他们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在我为他们重新描述的这次聚会上，我对他们说了些什么？那个时期——现在都已经快过去十三年了——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在燃烧生命，这种感觉久久不去。我在中国灯笼的映照下观察他们，听他们交谈。灯笼使女人们的脸上和肩膀上都布满了斑点。我给每个人提供一段过去，却又与另外一些人的过去发生叠加，我真希望他们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向我公开：伯尔西·利比和凯·奥尔洛夫第一次相见是在什么时候？他们两人中有谁认识奥斯瓦尔多·瓦仑迪？谁从中斡旋使马德加与热那维也夫·布歇和弗朗索瓦·布朗哈尔德建立了关系？这六个人中是谁把罗兰·威特·冯·尼达引荐到他们的圈子里的？（我只列举我记得名字的那些人）这重重谜团意味着有数不清的暗码和一张由他们编织了十年、二十年的蜘蛛网。
时间太晚了。我们去找曼特。他既不在花园里、阳台上，也不在客厅里。那辆道奇不见了。马德加陪着一名金色短发的女子在台阶上与我们交臂而过。他告诉我们，曼特刚才跟弗利兹·特朗克一起走了，肯定不会回来。他朗声大笑，笑声让我们感到吃惊。他把手按压在年轻女子的肩膀上。
“我老年的依靠，”他说道，“你明白吗，克马拉？”
然后，他突然转过身子，穿过走廊，手更加用力地压在年轻女子的肩上。他那副模样如同一名瞎眼的老拳击手。
从这一刻起，事情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有人熄掉了客厅里的电灯。那里只剩下壁炉上的一盏小支光夜明灯，粉红色的灯光被大片大片的暗影吞噬了。意大利歌手的歌唱完了，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女人破碎的歌声，声音越唱越嘶哑，最后谁也听不清歌词了，引人寻思这歌声是不是一个垂死的病人的呻吟，还是痛快的呼叫。但是女人的歌声突然变得清纯了，音调轻柔，同样的歌词又反复出现了。
马德加的妻子横躺在沙发中央。阳台上，围着她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小伙子向她俯下身子，开始慢慢解开她的衬衫扣子。她盯着天花板，半张着嘴。几对男女在跳舞，他们搂得稍微紧了些，舞步也稍微规范了些。我们走过去时，我发现样子很古怪的哈里·德雷塞尔的一只手正使劲地摸着德丝·马尔茜的大腿。落地窗旁边，一项表演吸引着一群人的注意力：一个女人在独舞。她脱掉了裙子、连身衬裙和乳罩。为了消磨时间，我和依沃娜也加入到那群人中间。罗兰·威特·冯·尼达贪婪地看着她，脸孔变了样：她的身上只剩下长筒丝袜和吊袜带，在那里继续跳着。他跪在地上，试图用牙齿咬掉她的吊袜带，但每次她都躲开了。最后，她决定亲自动手把身上的附件撕掉，而后围着威特·冯·尼达继续跳舞，浑身一丝不挂；她摩擦他的身体，他却昂首挺胸，无动于衷，像斗牛士一样滑稽可笑。他那扭曲的身影映在天花板上，而那女人的影子——变得特别大——从天花板上掠过。不久，整幢别墅里就只剩下这场在黑暗中推来搡去、上楼下楼、充满欢声笑语的影子芭蕾舞了。
与客厅相连的是一个不显眼的小单间，里面摆着一张安有许多抽屉的笨重的办公桌，我猜想，它肯定在移民局的办公室里放过；房间里还有一张深绿色的皮沙发。我们躲在里面。我最后瞥了一眼客厅，依然看见马德加夫人的脑袋向后吊着（她将脖子靠在沙发的扶手上）。她那满头的金发一直拖在地上，别人很可能会以为这只脑袋是刚刚被砍下来的。她开始呻吟。我依稀可辨另一张与她的脸凑在一起的面孔。她的呻吟声越来越强烈，语无伦次地说着：“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是的，我记得所有这一切。
这间工作室的地面上铺着一块非常厚实的羊毛地毯，我们就躺在上面。我们的身边有一缕光线划出一道横穿房间的蓝灰色光束。一扇窗户半敞着，我听见一棵树微微抖动的声音，叶子擦着窗户玻璃。树叶的阴影给书架装上了一排夜色和月光的栅栏，书架上摆满了全套的“面具”丛书。
狗在门边睡着了。再也没有任何声响、任何说话声从客厅里传来。也许，所有的宾客都离开了别墅，只剩下我们俩？工作室里飘溢着一股旧皮革的芳香，我寻思着书架上的书是谁整理的。这些书归谁所有？晚上有谁到这儿来抽烟斗、工作或读小说，或谛听树叶的沙沙声？
她的肌肤抹上了一层乳白色。一片树叶的阴影在她的肩上刺出花纹。有时，叶子的阴影停在她的面孔上，她仿佛戴了半截面罩一般。阴影向下移动，堵住她的嘴巴。我多么希望白日永远也不要来临，好与她一起蜷缩在这片沉寂的水族宫般的月光中。黎明前夕，我听见一扇门的吱嘎声，从楼上传来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某件家具被打翻的声音，然后是朗朗的大笑声。依沃娜仍在酣睡。守门犬在做梦，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规律地发出低沉的呻吟。我微微打开房门，客厅里没有一个人影。那盏夜明灯依然亮着，但灯光更加暗淡，也不再是粉红色的，而是变成了非常浅淡的嫩绿色。我朝阳台走去，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阳台也一样，没有人影。那只中国灯笼依然亮着，在微风中摇摆，一些女人似的身影从墙上跑过。阳台下面是花园。我试图说出那股从树木花草中散发出的溢满阳台的清香的特点。是的，我犹豫着没说出来，因为这是在上萨瓦省：我吸着茉莉花的芳香。
我重新穿过客厅。夜明灯依然发出缓慢起伏的淡绿色的灯光。我想到了大海和人们在炎热的天气里喝的冰镇饮料：薄荷汽水。我又听见阵阵的大笑声，笑声清脆，使我震惊。笑声来自遥远的地方，突然传到这儿，我不能确定它们的位置。笑声越来越清脆、易逝。她头枕着右臂，仍在酣睡。月光照下来的青色光带横穿房间，照亮了她的唇隙、脖颈、左边的屁股和脚跟。月光在她的背上铺上一条笔直的披巾。我屏住了呼吸。
我又看见了窗户玻璃后面摇曳的树叶和这个被一缕月光截成两段的身体。为什么那时我们周遭的上萨瓦省的景致与我记忆中的那座消失了的城市，大战前的柏林叠合在一起了呢？也许是因为她在罗夫·马德加的影片中担任角色？后来我打听过马德加的情况，得知他年纪轻轻就开始在a.电影公司工作。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开始拍摄第一部影片《两个人的彩纸屑》，那是一部非常矫饰、特别轻快的维也纳轻歌剧，他在两次轰炸中取景。电影没有拍完。我呢，如今当我回想起那个夜晚，就仿佛在从前柏林的一幢幢楼房之间漫步，沿着河堤和不复存在的林荫大道往前走。我从亚历山大广场笔直前行，穿过逍遥宫和施普雷河。夜幕降临在那四排椴树和栗树上，降临在过往的有轨电车上。电车里空无一人。灯光摇曳。你呢，你在大道尽头的一个耀眼的绿色笼子里，阿德隆饭店的玻璃客厅里等候我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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