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在埃尔米塔日饭店的大厅最里面的一张长沙发上，两眼紧盯着转门，好像在等什么人。我在离她两三米远的地方占了一张沙发，从侧面注视着她。
红棕色的头发，绿色的山东绸裙，女人们穿的细跟皮鞋，鞋子是白色的。
一条狗躺在她的脚下。它时不时地打着哈欠、伸伸懒腰。这是一条德国种看门狗，身体肥大，动作迟钝，身上布满黑白斑点。绿色、红棕色、白色、黑色，这些色彩的对照使我头脑迟钝。我是怎样坐到她身边的长沙发上去的？也许，那条德国种看门狗充当了媒人，它懒洋洋地走过来，嗅了嗅我的身体？
我注意到她的眼睛是绿色的，脸上长了许多淡淡的雀斑。她的年龄比我略大一些。
这天早晨，我们到饭店的花园里去散步。狗在前面引路。我们沿着一条小路往前走，头顶上覆盖着铁线莲拱穹，开着蓝色、淡紫色的大花。我撩开金雀花的一串串叶子。我们徜徉在草地和女贞树灌木丛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用贝壳、石块砌成的假山上有白霜色的植物、粉红色的英国山楂花，那里还有一道台阶，台阶两边的喷水池已经空了。还有那块面积很大的黄色、红色、白色大丽菊花圃。我们倚在栏杆上，看着下边的湖水。
我一直都不太清楚，这初次的相见，她的内心是怎么想我的。也许，她把我当作一个心烦厌世、拥有亿万财产的富家公子。总之，让她开心的是我戴在右眼上的、用来阅读的单片眼镜，而并不是因为我的风流倜傥或者矫揉造作，我这只眼睛的视力比另一只差多了。
我们不说话。我谛听着离这儿最近的那块草坪中央，那只转动的喷嘴里喷射出的轻轻的水流声。一名男子走下台阶，向我们走来。从远处看，他的衣服是淡黄色的。他朝我们打了一下手势。他戴着墨镜，擦去前额上的汗水。她把他介绍给我，说他名叫勒内·曼特。他立即纠正说自己叫“曼特医生”，并且特别强调“医生”这两个字。他笑着扮了个鬼脸。轮到我做自我介绍了：维克多·克马拉。我在梯耶尔公寓填写住宿登记表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您是依沃娜的朋友吗？”
她回答说，她刚刚在埃尔米塔日饭店的大厅里认识我，还说我戴单片眼镜读书。非常明显，这件事使她很开心。她要我把那副单片眼镜戴起来给曼特医生看。我同意了她的请求。“非常好。”曼特若有所思地点头说道。
就这样，我知道了她叫依沃娜。但她姓什么呢？我忘记了。十二年的时间足以让你忘记在你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人的身份。那是个地地道道的、甜蜜美妙的法国人的姓氏，诸如古德卢兹、雅吉、勒邦、穆拉伊、万森、热尔保……
第一眼就可以看出，勒内·曼特的年龄要比我们大，大概有三十岁。他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庞，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金发向后梳着。
我们从花园中我并不熟悉的地方穿过，回到饭店。那里的砾石小路非常直，修剪成英式的草坪非常匀称，每块草坪周围都是红红火火的秋海棠和天竺葵花坛，到处都是令人舒畅的温柔的流水声，喷出来的水浇灌着草地。我想起了孩提时代见过的巴黎杜伊勒里花园。曼特建议我们先去喝一杯，然后到斯波尔亭体育场吃午饭。
我夹在他们中间，他们倒觉得非常自然，别人还以为我们是老相识呢。她冲我微微一笑。我们聊着一些小事。他们没向我提任何问题，只有那条狗把脑袋蹭在我的膝盖上，望着我。
她站起身，跟我们说她要回房间去找一条长围巾。那么，她住在埃尔米塔日饭店？她在这里干什么呢？她是什么人？曼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嘴，叼在嘴里。这时，我注意到他全身在抽搐。他的左面颊不时地收缩，那模样仿佛跌倒时企图把看不见的单片眼镜抓到。但他戴的那副墨镜略略掩盖了这种战栗。有时他抬起下巴，别人还以为他在向什么人挑衅呢。最后，他的右胳膊似乎时不时地被释放出的电流震动着，传递到手上，手便在空中画着曲线。这一连串的抽搐在胳膊与手之间非常协调，使曼特显得不安而又优雅。
“您在度假吗？”
我回答说是的，我真幸运碰上了这种阳光明媚”的天气，我觉得这个度假胜地犹如天堂。
“您是第一次来这里吗？您从前不知道这个地方吗？”
我觉察到他的话语中含有几分讥讽。我也壮起胆子，问他是不是在这里度假，他犹豫了一下子。
“噢，不完全是。但我很早就熟悉这个地方……”他将手臂有气无力地举向天空的某一点，疲倦地说，“那些大山……那个湖泊……那个湖泊……”
他摘掉墨镜，目光温柔、忧郁地看着我。他微微一笑。
“依沃娜是位神奇的姑娘，”他说道，“神——奇。”
她朝我们的桌子走了过来，脖子上围着一条绿色的平纹细布长围巾。她朝我莞尔一笑，然后一直注视着我。我的左心房里有一样东西在膨胀、扩大，于是，我把这一天确定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我们登上曼特的汽车。那是一辆老式的道奇牌汽车，车身呈奶油色，车篷可以拆卸或折叠起来。我们三个人都坐在前面的位置上，曼特手握方向盘，依沃娜坐在中间，狗在后面。曼特猛地启动马达，道奇车在砾石路上失去控制，差点撞到饭店的大门上。汽车沿着卡拉巴塞尔林荫道缓缓行驶。我再也听不见马达声。曼特是不是把油门关了，让汽车依靠惯性行驶？马路两旁的意大利五针松遮住了阳光，阳光透过树丛忽闪忽闪的，仿佛在嬉戏。曼特轻轻地吹着口哨。我的身子随着颠簸的汽车左右摇摆，每拐一次弯，依沃娜的脑袋都要落到我的肩上。
在斯波尔亭体育场的饭厅里只有我们三人，这个旧时的柑橘园被一株垂柳和杜鹃花坛遮去了阳光。曼特向依沃娜解释说，他必须去日内瓦，可能晚上回来。我寻思，他们可能是兄妹。但他们不是，他们的长相一点也不像。
十来个人走进了餐厅，他们是一伙的。他们在我们旁边选了一张桌子坐下。他们刚从海滩回来。女的身穿宽大的色彩艳丽的毛巾布衬衫，男的则穿着浴衣。其中一位男子在大声地向他们大伙说话。他个子最高，身体最强健，长着一头鬈曲的金发。曼特摘掉墨镜，脸色煞白。他指着那个满头金发的大个子，声音尖脆，差不多在咆哮了：
“瞧，那就是卡尔东……是本地最下流的婊子……”
那人佯装没听见，但他的朋友都把脑袋转向我们这边，一个个目瞪口呆。
“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吗，卡尔东？”
餐厅里出现了数秒钟的沉寂，绝对的寂静。那名身强力壮的男子低下了头，他身边的人都在发呆。相反，只有依沃娜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仿佛她对这类事情已习以为常了。
“别怕，”曼特俯身对我喃喃道，“没什么，什么事也没有……”
曼特的面孔变得平滑、幼稚，再也见不着丝毫的抽搐。我们继续谈话。他问依沃娜：想不想让他从日内瓦捎点什么东西回来。巧克力？土耳其香烟？
他在斯波尔亭体育场的门口与我们分手。他说晚上九点钟我们可以在饭店里再见。他和依沃娜谈到一个叫马德加（或马德雅）的人在湖畔别墅举行晚宴。
“您跟我们一起去，好吗？”曼特问我。
我目视他迈着不规则的脚步朝道奇车走去，就像第一次那样启动马达，汽车又一次擦过饭店的大门，然后消失了。他向我们扬起手臂，没有回头。
我与依沃娜单独待在一起。她提议去卡西诺花园里转转。狗在前面走，显得越来越疲倦。有时，它干脆在路中间坐下来，必须喊它的名字“奥斯瓦尔德”，它才会继续上路。她向我解释说，它不走并非因为懒，而是伤感，使它显得无精打采。这种德国种看门犬已经非常罕见，它们全都染上了先天性的忧郁症和厌世情绪。有些狗甚至会自杀。我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要养一只性情如此阴郁的狗。
“因为它们比别的狗都要优美。”她激动地回答。
我立即想到哈布斯堡家族，他们也像这只狗一样，属于既敏感又忧郁的动物。人们将此归咎于他们的近亲婚姻，把他们沮丧的情绪称作“葡萄牙忧郁症”。
“这条狗患的是‘葡萄牙忧郁症’。”我说道。但她没有听见。
我们来到码头前面。有十来个人正在上“阿米拉吉桑”号轮船，船员收起了跳板。几个小孩子倚在舷墙上，挥舞着小手，叫喊着。轮船驶远了。这艘破破烂烂的轮船极富殖民地色彩。
“总有一天下午，”依沃娜对我说，“我们也得乘坐这艘船。那一定很好玩，你觉得呢？”
她第一次用“你”称呼我，用一种无法解释的激动的口气说出这句话。她是什么人？我不敢问她。
我们沿着阿尔比尼林荫道往前走，梧桐树叶遮住了阳光，我们走在树荫里。路上只有我们俩。狗在我们前面二十米远的地方。它没有了往常的萎靡和忧郁，却扬起了脑袋，有时会突然偏闪一下，那姿势像骑兵竞技表演中的赛马。
我们坐在那里等候缆车。她把脑袋倚在我的肩头，我感到晕眩，就像上次我们一起坐车从卡拉巴塞尔林荫道下坡时一样，我又听见她对我说：“总有一天下午……我们乘坐……船……开心，你不认为吗？”她的口音难以确定，我感到纳闷，她这是匈牙利口音、英国口音，还是萨瓦口音？缆车缓缓上升，索道两旁的植物显得越来越繁茂，快要将我们淹没了。一簇簇鲜花从缆车玻璃上压过，时不时地有一朵玫瑰或女贞树枝被缆车带走。
在埃尔米塔日饭店，她的房间里，窗户半开着，我听见网球有规律的“嘣嘣”声和远处传来的打球者的呼喊声。如果周围仍有身着白色服装的可爱而安心的笨蛋把球从网上打来打去，那就意味着地球仍在转动，我们尚有几个钟头的缓解时间。
她的肌肤上点缀着几颗淡淡的雀斑。阿尔及利亚开战了，好像是真的。
夜幕降临。曼特在大厅里等我们。他身着一件白色的麻布西服，脖子上围着一条土耳其薄绸围巾，显得很完美。他从日内瓦带了一些香烟过来，执意要我们抽一支。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他说——否则的话，我们就赶不上马德加（或马德雅）家的晚宴了。
这一回，汽车从卡拉巴塞尔林荫道全速而下。曼特口中叼着烟嘴，拐弯处照样加速，我真不知道出了什么奇迹使我们安然无恙地驶上了阿尔比尼林荫道。我转向依沃娜，惊异地发现她的脸上不带丝毫的恐惧，在汽车急闪时，我甚至听见她的笑声。
我们要去的那一家的主人马德加（或马德雅）是何许人？曼特向我解释说，此人是奥地利导演，刚刚在本地——确切地说是拉·克路沙兹——一个离这里有二十公里远的滑雪场——拍完了一部电影，依沃娜在该片中担任了一个角色。我的心跳加快了。
“你是演电影的？”我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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