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万象》（omni）1986年10月

著斯蒂芬·金/stephenking

译姚向辉

斯蒂芬·金就不需要介绍了，畅销书作家，屡获大奖，著有《魔女卡丽》（carrie）和废土杰作《末日逼近》（thestand）等小说。尽管他以长篇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而闻名，他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短篇小说家，作品集结于数本短篇集中：《世事无常》（everything'seventual）、《夜班》（nightshift）、《故事贩卖机》（skeletoncrew）和《梦魇幻景》（nightmares&dreamscapes）。本篇收于《梦魇幻景》中，首刊于1986年的《万象》（omni）杂志。它获得了世界奇幻奖的提名，最近还被改编为一小时的电视电影，是tnt电视台剧集《梦魇幻景》中的一集。

有几个因素能决定选哪篇小说作为一部选集的卷首故事。你可以选作者非常有名的，可以选好得出奇且充满情感的，也可以选为整本书奠定基调的。本短篇同时具备这三个因素。

我想告诉你战争如何结束，人类如何堕落，还有弥赛亚如何死亡——史诗般的故事，值得大书特书几千页，精装本足以塞满一面书架，但你（假如以后还存在能读到这些文字的“你”）肯定更愿意读个脱水版就算了。直接注射起效最快。估计我还有四十五分钟到两小时，究竟多久得看我的血型了。我猜自己是a型，那样我能多挣扎一阵子，但很可惜我根本不记得。如果实际上是o型，我假设存在的朋友，那你看到最后恐怕就是许多空白页了。

总而言之，我先做好最坏的打算，能写多快就写多快好了。

我用的是电动打字机，波比的文字处理机更快，但发电机的线路太不稳定，哪怕装了稳压器，我还是不太有把握。我只有一次机会，我可不想漫漫归家路走到大半截，然后电压陡降，或者电流浪涌大得超过了稳压器的控制范围，结果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所有文字升向数据天堂。我叫霍华德·弗诺伊，一个自由作家。我弟弟罗伯特·弗诺伊就是弥赛亚。四小时前，我用他本人的发明杀了他。他管那东西叫“镇静剂”。叫“天杀的大错误”恐怕更合适，但已经成为结果的事情无法撤销，爱尔兰人几百年来一直在这么说……完全证明了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浑球。

妈的，我不能总是瞎打岔。

波比死后，我找了条毯子给他盖上，坐在小木屋客厅唯一的窗户前，盯着森林看了三个小时。你以前能看见北康威镇高压钠灯的橙色辉光，但现在没有了。现在你只能看见白山山脉——像是孩童用绉纸剪出的一个个黑色三角形，还有毫无意义的群星。

我打开收音机，扫过四个波段，只找到一个疯子，于是又关掉了收音机。我坐在那儿，思考该怎么讲述这个故事。我的思绪一次次滑向无边无际的黑暗松林，那巨大的虚无。最后，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么消磨时间了，只能给自己注射毒药。妈的，离了截稿期我就什么都写不出来。

老天在上，现在我有了个货真价实的截稿期。

我和弟弟都很聪明，我们的父母再没有什么别的期待了。老爸主修历史，三十岁就成了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全职教授。十年后，他是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六位副主任之一，而且有资格再进一步。他为人也相当不赖，收藏了查克·贝瑞录制过的所有唱片，弹得一手好布鲁斯吉他。我老爸白天归拢档案，夜晚沉迷摇滚。

老妈以优等成绩从德鲁大学毕业，获得了ΦΒk学会的荣誉钥匙，有时候会别在那顶俏皮的软呢帽上。她在华盛顿成为一名出色的注册会计师，遇见老爸，嫁给他，怀上区区在下我之后就暂时歇业了。我于1980年出生。1984年，她帮老爸的几位同事打理税务，她说这是她的“业余小爱好”。1987年波比出生的时候，她在为十几位大人物打理税务、投资组合和不动产规划。我可以报上他们的名字，但谁他妈还在乎呢？他们现在不是死了就是已经痴傻。

我猜她靠“业余小爱好”每年挣的钱比老爸多得多，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们自己过得开心，相处得也很愉快。我经常见到两人拌嘴，但从来没见过他们争吵。我慢慢长大，发现我老妈和我那些玩伴的老妈只有一点不同：电视播放肥皂剧的时候，他们的老妈在阅读、熨衣服、缝缝补补或者打电话，而我老妈在计算器上按来按去，在绿色大纸上写下许多数字。

我没有让钱包里装着门萨金卡的这对夫妻失望。我的公立学校成绩不是a就是b（据我所知，他们根本没考虑过让我和弟弟去念私立学校）。我很早就会写字，而且毫不费力。二十岁那年我卖掉了第一篇杂志文章，内容是独立战争时大陆军如何在福吉谷苦熬寒冬。我把文章卖给了一本航线杂志，得到四百五十块钱。亲爱的老爸问我能不能把那张支票卖给他。他签了张他的个人支票，将航线杂志寄来的支票装框，挂在他的办公桌上方。不得不说，他是一位富有浪漫气息的天才。会弹布鲁斯吉他的浪漫天才。相信我，比我差劲的孩子大有人在。当然了，他和我母亲去年都过世了，死的时候精神狂乱，屎尿都拉在裤子里，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几乎所有人一样。但是，我到最后也依然爱着他们。

我属于配得上父母期待的那种孩子——听话、聪明、有天赋，在充满爱和信心的气氛中很早就显露出天赋，有信仰，热爱和尊重父母。

波比就不一样了。连老爸老妈这种门萨会员都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波比这样的孩子。从一开始就不知道。

我比波比早了整整两年学会自己上厕所，我也只有这一点比他强了。但我从来没有嫉妒过他。一个还算不错的退伍军人联盟投手会嫉妒诺兰·瑞安和罗杰·克莱门斯这样的职业棒球大联盟投手吗？过了一定的程度，导致嫉妒的竞争心态就会消失。我有过这种体验，我可以告诉你：过了一定的程度，你只会后退几步，遮住眼睛，免得被对方耀眼的闪光灼伤。

波比两岁识字，三岁开始写短文（《我们的狗》，《与妈妈去波士顿》）。到了六岁，他的字难看得令人吃惊，但经过誊抄，他仍在发育的运动控制能力不再干扰阅读之后，你会觉得作者是个聪明但异常天真的五年级学生。他以可怕的速度从单句发展到复合句和更复杂的句子，以怪异的直觉领悟了从句、子从句和定语从句。他偶尔也会搞混语法，放错修饰语的位置，但绝大多数作家一辈子都难以克服的这些障碍，他不到五岁就把它们踩在了脚下。

他开始头痛。爸妈害怕他有什么生理疾病（比方说脑肿瘤），带他去看医生。医生仔细检查他的身体，然后更仔细地听他说话，最后告诉父母波比没什么问题，只是心理压力太大：他处于极度焦虑之中，因为他的写字的手不像大脑那么运转自如。

“你们的孩子在试图排出精神结石。”医生说，“我可以给他的头痛开个处方，但我觉得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台打字机。”于是老爸和老妈给了波比一台ibm打字机，几年后的圣诞礼物是装有“文字之星”软件的commodore64电脑。在我说其他事之前，有一点要补充一下，那就是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波比始终相信那台文字处理机是圣诞老人放在我家树底下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胜过波比的还有这个：我很早就不再相信圣诞老人了。

关于我们的童年时光，我有许多话可以说，虽然总得说点什么，但时间有限，我就长话短说了。截稿期。哎呀呀，截稿期。我看过一篇很好玩的短文，《乱世佳人精华版》，大致是这样的：

“战争？”郝思嘉大笑，“哈，无聊！”

“砰！卫希礼去打仗！亚特兰大被烧！白瑞德来了又走了！”

“真是无聊，”郝思嘉流泪道，“明天再去想吧，因为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第一次读的时候我笑得前仰后合，现在我不得不写类似的记录，忽然就觉得没那么好玩了。我的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智商无论怎么测都爆表的孩子？”英迪娅·弗诺伊对她亲爱的丈夫理查德说，“真是无聊！我们要创造良好的环境，帮助他和他那个不怎么蠢的哥哥，让他们的智力继续成长。老天在上，他们就是两个最平常不过的美国少年，我们就要这么养育他们！”

砰！弗诺伊兄弟长大了！霍华德去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念书，以优等成绩毕业，以自由作家为业！过得相当惬意！和许多女人约会，带上床的就没那么多了！没有染上性病和药瘾！买了一套三菱音响！每周至少写一封信回家！出版了两本小说，卖得不错！“真是无聊，”霍华德说，“我就适合这样的生活！”

确实如此，直到那天波比突然（就像个标准的疯狂科学家）露面，带着两个玻璃匣子，一个匣子装着蜜蜂的蜂巢，另一个装着黄蜂的蜂窝。波比反穿一件蒙福德体育系的t恤，即将摧毁全人类的心智，快活得像是涨潮时的牡蛎。

像我弟弟波比这样的人，每两三个世代只会出一个，比如李奥纳多·达·芬奇、牛顿、爱因斯坦，也许还有爱迪生。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就像巨型罗盘，漫无目标地转动良久，寻找正北的方向，找到后以可怖的力量抓住不放。但在最后成功之前，这种人都会成天口吐狂言，波比也不例外。

他八岁我十五岁的时候，他来找我，说他发明了一架飞机。那会儿我已经很熟悉波比了，所以我只说了两个字“扯淡”，就把他赶出了我的房间。后来我去车库，看见一个怪里怪气的三合板装置架在他的“美国快车”红色小车上。这东西有点像战斗机，但机翼不是后掠而是向前倾斜的，摇摆木马的鞍座用铆钉固定在中央，侧面有个控制拉杆，但没有发动机。他说这是滑翔机。他要我把他从卡里根山上推下去，那是格兰特公园里最陡峭的一段山坡，正中央有一条方便老人家使用的水泥小径。波比说，那就是他的跑道。

“波比，”我说，“这鬼东西的机翼装反了。”

“没有反，”他说，“就应该是这样。《动物王国》有一集说的是老鹰，它们向猎物俯冲，然后逆转翅膀飞上去。老鹰的翅膀是双关节的，明白吗？这样能得到更大的升力。”

“那空军的飞机为啥不是这样的？”我问，浑然不知美俄两国空军都正在绘图板上设计这样的前掠翼战斗机。

波比只是耸耸肩。他不知道，也不关心。

我们爬上卡里根山，他骑上木马鞍座，抓住控制拉杆。“使劲推我。”他说，眼睛里闪烁着我非常熟悉的疯狂光芒——天哪，他那双眼睛有时候会亮得像是点燃的蜡烛。我敢对天发誓，要是我认为那东西真能飞起来，就绝对不会使那么大劲推他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真的能飞，所以用尽力量推了一把。他靠惯性冲下山坡，大呼小叫像个刚跑完长途的牛仔，正要去镇上喝几杯冰啤酒。一位老妇人跳开给他让路，他险些撞到另一位拄拐杖的老先生。冲到半山坡，他一拉控制杆，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三合板飞机和红色小车分开了，那一瞬间我真是既惊又恐。刚开始飞机只是飘在小车上方几英寸处，像是随时会落回去。忽然吹来一阵大风，波比的飞机立刻升上半空，像是被看不见的绳索拽了起来。红色小车沿着水泥小径向前冲进灌木丛。波比突然飞上了十英尺高的半空，然后是二十英尺，五十英尺。他坐在前掠翼滑翔机上飞过格兰特公园，欢呼不已。

我追了上去，叫他快下来，脑海里浮现出他翻下木马鞍座，身体被树枝或某一尊雕像刺穿的可怕场景。弟弟葬礼的样子不仅是想象，简直就是我在现场目睹。

“波比！”我尖叫道，“下来！”

“噫——呀——！”波比对我大喊，声音微弱但显然非常开心。下棋的、扔飞盘的、读小说的、谈恋爱的、慢跑的人纷纷停下来，诧异地望着波比。

“波比，那鬼东西他妈的没有安全带！”我叫道。在我印象中，这是我第一次说那三个字。

“我——没——事——”他扯开嗓门欢呼，但我惊恐地发现我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了。我一路尖叫着跑下卡里根山，根本不记得我都在喊些什么，只知道第二天嗓子哑得几乎发不出声音。我记得我跑过一个身穿三件套西装的年轻人，他站在山脚罗斯福雕像旁边。他看着我，用聊天的语调说：“跟你说啊，朋友，我这麦角酸的劲儿又上来了。”

我记得那个奇形怪状的黑影掠过公园的绿色草地，在长椅、垃圾筒和围观者仰起的面孔上起伏变幻。我记得我追赶那影子。我记得我告诉母亲，波比那架本就不该飞起来的飞机，被一阵怪风吹得上下倒翻，波比短暂但天才的飞行员生涯在d街上摔得粉碎，母亲的表情开始扭曲，然后痛哭流涕。

从现在的结局来看，波比当时要是真的粉身碎骨反而对大家都好，可事实并非如此。

波比倾斜着飞向卡里根山，抓着飞机的尾巴，一直没有摔下来；他压低机首，飞向格兰特公园中央的小池塘。他在水面上方五英尺滑翔，然后是四英尺……然后机首划破水面，拉出两道白色尾迹，惊起永远气定神闲（而且喂得过肥）的一群野鸭，野鸭绕着他愤怒大叫，而他笑得喜不自胜。他从另一头飞出池塘，从两条长椅之间穿过，机翼被长椅折断。他从鞍座上飞出去，脑袋磕了一下，开始大声叫骂。

这就是有了波比的生活。

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这么离奇——实话实说，在他发明镇静剂之前，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出奇的。我之所以要讲上面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觉得最极端的事例最能说明一个人的本性：生活中多了波比，你的精神就会经常受到冲击。他九岁那年开始在乔治敦大学学习量子物理和高等代数的课程。有一天，他用自己的声音覆盖了我们那条街（以及周围四个街区）的所有收音机和电视机信号；他在阁楼上发现了一台旧的便携电视机，改造出一个宽频无线电广播电台。一台古老的黑白电视机，十二英尺长的高保真电缆，屋顶上的一个铁丝衣架，然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近两个小时，乔治敦的四个街区都只能收到wbob频道，也就是我弟弟的电台。他朗读我的短篇小说，讲傻乎乎的笑话，解释烘焙豆类富含硫化物，所以我们老爸每周日在教堂才放那么多屁。“不过他绝大多数时候放的都是闷屁。”波比对大约三千名听众说，“有时候他会憋一个特别响、特别长的，留给赞美诗。”

老爸对此可不怎么高兴，他向通信委员会缴纳了七十五块罚款，从波比下一年的零花钱里慢慢扣除。

生活中有了波比，我的天……请看，我在哭。这是真情实感，还是药效发作？应该是前者——上帝知道我有多么爱他，不过我觉得我还是快点写下去为妙。

出于各种实际原因，波比十岁从高中毕业，但没有去念文学士或理学士，后续学位就更别提了。他脑袋里的那个巨型罗盘正在转啊转啊转，寻找它想指向的正北。

波比钻研了一阵物理，又痴迷了一阵化学（时间短一些），但他对数学缺乏耐心，因此这两个领域都没能留住他。所谓的“硬科学”他虽然能搞懂，但也觉得厌倦。

十五岁，他迷上了考古学——我们家在北康威有个避暑住处，他把附近的白山山脉挖了个遍。通过研究箭头、燧石甚至新罕布什尔州中部地区那些中石器时代洞穴里的篝火灰烬，他重建出当地印第安人的历史。

但那阵劲头也过去了，他开始阅读历史和人类学著作。十六岁那年，波比请求加入一支探险队，那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人类学专家要远征南美洲，我父母勉强答应了。

五个月后他回来时，这辈子第一次晒得黝黑，而且长高了一英寸，减了十五磅体重，性格也更安静了。虽说波比依旧开朗乐天，但从小到大一直都在的那种少年生气（有时候很能感染人，有时候让人厌倦）不见了。他长大了。我第一次听他谈起新闻……都是可怕的新闻，明白吗？2003年，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一个名叫“圣战之子”的分支组织（荒唐的是，我觉得这个名字像是西宾夕法尼亚州某处的一个天主教社区服务组织）在伦敦引爆了一颗脏弹，污染了全城六成的面积，剩下四成对打算要孩子或者想活过五十岁的人来说也很不健康。同一年，美国试图封锁菲律宾，因为塞德尼奥政府接纳了“少量”中共顾问（根据间谍卫星提供的数据，大约是一万五千人左右），结果被迫让步，因为：首先，中国说美国不撤军他们就倾巢发射导弹，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其次，美国人民没什么兴趣为了菲律宾群岛的事情集体送死。还是同一年，另外一群疯狂的龟孙子（好像是阿尔巴尼亚人）企图在柏林用空气喷洒艾滋病病毒。

这种事让所有人心情消沉，但波比更是消沉得脑浆都快淌出来了。

“人类为什么这么坏？”某天他这么问我。时值八月末，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避暑住处，大多数物品已经装进盒子和行李箱。告别前的那种凄凉气氛笼罩了小木屋。我要回纽约，波比要去得克萨斯州的韦科，他整个夏天都在读社会学和地质学课本（这个组合够不够神经？），他说他要去那里做几个实验。他的语气自然而轻松，但过去这几个星期，我不止一次看见老妈用特别意味深长的眼神打量波比。老爸和我都没有起疑心，但我估计老妈知道波比的罗盘终于不再乱转了，开始指向某个确定的方位。

“人类为什么这么坏？”我问，“你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最好有人回答一下，”他说，“按照最近的事态发展，越快越好。”

“人类一直就是这样的啊，”我说，“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是人类的天性。想找个责怪对象的话，就怪上帝吧。”

“胡说八道。我不相信那套鬼话。双x染色体的说法到头来也还是狗屁。别跟我说是什么经济压力，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冲突，因为那也无法解释所有事情。”

“原罪。”我说，“我信这个——这个词语听起来节奏不错，可以当跳舞音乐。”

“很好。”波比说，“也许就是原罪。但我亲爱的大哥，用什么手段呢？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手段？什么手段？我没听明白。”

“我猜是水。”波比阴沉地说。

“你说什么？”

“水。水里的什么东西。”他望向我，“或者水里缺了什么东西。”

第二天，波比去了韦科，然后就杳无音讯了。再次见到他是三年以后，他反穿t恤出现在我家门口，手里拎着两个玻璃匣子。

“好呀，老霍。”他说道，走进我的公寓，不咸不淡地拍了我后背一巴掌，就好像我们三天前才见过面。

“波比！”我叫道，伸出双臂使劲抱住他。坚硬的东西戳着我的胸口，愤怒的蜂鸣声传入耳朵。

“我也很高兴看见你。”波比说，“但你最好悠着点儿，别激怒这些小伙子。”

我连忙后退。波比放下手里的大纸袋，卸下肩上的背包，从纸袋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两个玻璃匣子。一个匣子里是蜜蜂的蜂巢，另一个是黄蜂的蜂窝。蜜蜂已经安静下来，继续做它们应该做的天晓得什么事，但黄蜂对自己的处境显然很不满意。

“好了，波比。”我看着他，露出笑容——我实在太开心了，“这次你又有什么新念头？”

他拉开背包，取出一个蛋黄酱瓶子，里面装着半瓶透明液体。

“看见这个没？”他说。

“看见了。不是水就是白色闪电。”

“这既是水又是酒，看你信不信了。来自拉普拉塔的一口自流井，这个小镇在韦科以东四十英里，我用五加仑才提纯出这么一点儿。我在那儿搞了个小蒸馏塔，老霍，不过我猜政府不会因为这个来抓我的。”他也在微笑，笑容越来越灿烂。“这就是水，但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带劲的私酿。”

“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你不明白，但你会明白的。知道吗，老霍？”

“知道什么？”

“假如愚蠢的人类能再坚持六个月，这东西就能让他们永远活下去了。”

他举起瓶子，一只被放大的眼睛盯着我，眼神非常严肃。“这是神药。”他说，“能治疗智人身上最糟糕的疾病。”

“癌症？”

“不。”波比说，“是战争。酒吧争吵。路边枪击。一切纷争。洗手间在哪儿，老霍？尿憋得都快从嘴里满出来了。”

他从厕所出来时，不仅把t恤翻了个面，头发也梳过了——他梳头的方式倒是没有任何变化。波比喜欢把脑袋在水龙头底下放一会儿，然后用手指把头发使劲向后拢。

他看着那两个玻璃匣子，说蜜蜂和黄蜂已经恢复常态。“不过我跟你说啊，老霍，黄蜂的蜂窝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常态’。黄蜂是社会化的昆虫，虽然蜜蜂和蚂蚁也是，但黄蜂不一样。蜜蜂几乎永远神智正常，蚂蚁偶尔精神崩溃，而黄蜂是彻头彻尾的疯子。”他微微一笑，“很像咱们智人。”他打开装有蜜蜂蜂巢的匣子顶盖。

“听我的，波比。”我说，我虽然还在微笑，但笑容已经没那么灿烂了，“把盖子放回去，用嘴说就行了，可以吗？回头再演示给我看。我的房东人很好，但公寓管理员是个大块头的男人婆，抽雪茄，比我重三十磅。她——”

“你会喜欢的。”波比说，就好像没听见我在说什么，这习惯和他的十指梳头法一样，我早已熟悉。他待人并不是缺少礼数，而是经常会完全沉浸在一件事情里。我拦得住他吗？该死，拦不住。再说，能看见他回来已经很让人开心了。我是说，我当时就觉察到会出乱子，但每次和波比待上五分钟，他就能催眠我。他是扶着橄榄球的露西，信誓旦旦说这一次肯定没问题，而我是查理·布朗，冲过去抬脚就踢。“其实你很可能早就见过了——杂志和电视上的野生动物纪录片里有这些画面。没什么特别的，但看起来很了不起，因为人类对蜜蜂有着完全非理性的偏见。”

奇怪的是，他说对了，我确实见过这种画面。

他把手伸进匣子，放在蜂巢和玻璃之间。不到十五秒，那只手就像戴上了一只黑黄相间的活手套。我有一瞬间陷入了全感回忆：坐在电视前，身穿连袜睡衣，抱着帕丁顿小熊，离上床睡觉还有半小时（波比还要过几年才会出生），看着一个养蜂人让蜜蜂覆盖他的整张脸，惊恐、厌恶和着迷五味杂陈。蜜蜂首先聚拢成刽子手的头罩，然后被他拨拉成怪诞的活胡子。

波比突然皱眉，然后咧嘴苦笑。

“被蜇了一下。”他说，“长途旅行害得它们还有点生气。我搭一位女保险推销员的飞机从拉普拉塔到韦科——她有一架古老的派珀小熊，然后搭某个通勤小公司的飞机到新奥尔良，好像叫什么混球航空。转机转了能有四十次，但我向老天发誓，真正让它们发疯的是从垃圾迪亚来这儿的出租车。德国投降后的城堡之路都比第二大道的路面平整。”

“我说，波比，你最好还是把手拿出来。”我说。我担心会有蜜蜂飞出来——我仿佛看见自己拿着卷起来的杂志，花几个小时满屋子追打蜜蜂，好像它们是老监狱电影里的逃犯。但蜜蜂没有飞出匣子，一只也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

“放轻松，老霍。你见过蜜蜂蜇花吗？听说过这种事吗？”

“你哪儿长得像一朵花了？”

他放声大笑。“妈的，你以为蜜蜂知道花是什么样子的吗？哈哈，不可能！它们不知道花是什么样子，就像你我不知道云朵是什么声音。它们只知道我有甜味，因为我的汗液中含有蔗糖二氧芑……还有另外三十七种二氧芑，这还只是我们有所了解的成分。”他若有所思地停了下来，然后继续说道，“我必须承认，今晚我存心把自己弄得有点儿甜。我在飞机上吃了一大盒樱桃夹心巧克力——”

“波比，我的天！”

“——在出租车上吃了两大块南瓜糖。”

他把另一只手也伸进匣子，小心翼翼地拨开蜜蜂。我看见他在清理干净蜜蜂前又皱了一下眉头，然后把盖子放了回去，不禁松了一口气。他的两只手上各有一个红色肿包：左手在虎口位置，右手紧贴掌根幸运线。他被蜜蜂蜇了，但我明白他要我看的是什么：至少有四百只蜜蜂落在他手上，但只有两只蜇了他。

他从牛仔裤兜里掏出小镊子，走到我的书桌前，推开文字处理机旁的一叠手稿，拉过聚光台灯，摆弄片刻，让灯光在红木桌面上聚成一个小光斑。

“写什么好东西了吗，老狗？”他随口问道。我后脖颈汗毛直竖。上次他叫我老狗是什么时候？四岁还是六岁？妈的，想不起来了。他用镊子从左手上轻轻夹出一根细如鼻毛的小刺，放在桌上的烟灰缸里。

“写一篇关于艺术品造假的文章，给《名利场》的。”我说，“波比，你这次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能帮我把另一根刺夹出来吗？”他把镊子和右手伸向我，露出抱歉的笑容，“我一直觉得，既然我这么聪明，应该能左右开弓才对，但我左手的智商依然不足六岁。”

还是我那个波比老弟。

我在他身旁坐下，接过镊子，拔出红色肿包上的蜂刺，肿包贴着的幸运线对他来说应该叫倒霉线才对。我给他拔刺的时候，他向我讲述蜜蜂和黄蜂有什么区别，拉普拉塔的水和纽约的水有什么区别，还有——该死！——有了他的神水，再加上我的小小帮助，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唉，于是我那个聪明而疯狂的大笑老弟又一次扶起了橄榄球，而我又一次冲了上去，但这也是最后一次了。

“蜜蜂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蜇人，因为那样它们自己也会死。”波比淡然说道，“记得那次在北康威吗？你说人们自相残杀是因为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