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日埋头在忙碌的工作中，不知不觉又是新的一年。

出版这一行在年底最忙。就杂志而言，新年特别号和新春号（二月号）必须在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中旬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甚至三月号（二月发行）的目录大纲也必须先完成一半。至于图书部分，则必须配合印刷厂休年假的时间，将一、二月预定发行的单行本校对完毕后发印，时间非常紧迫。加上三月的结算，为了提高总营业额，每年新年度一开春的新书上市书种特别多，再加上我任职的是大型的出版公司，更必须在元旦的报纸广告上刊出至少几册适合装点新年的招牌商品，因而年底可以说是最关键的时刻。不论畅销作家的长篇小说，个人或是不同主题的全集的首发书，大型企划的重量级新书等，这一整年来各编辑劳心劳力所经营的成果都要在这段时间全速抢进。

至于我，除了得整理花了半年时间收集的三十多本各界人士谈论教育问题的数据，同时得完成从月刊时代就被交办的前首相的回忆录。于是十二月里，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睡在公司地下室的休息室。

圣诞夜我和枝里子在虎之门的某家饭店吃法国料理。去年在这个地方，今年也是。枝里子对于两次圣诞夜、相同的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度过觉得有些感伤。她感触颇深地说：“从那个下雨天，至今已经过了一年了呢。”于是我说：“才过了一年而已啊。”她听了之后阴霾的表情一扫而空。料理跟去年一样贵，但一点也不可口。

圣诞节晚上我和朋美母子在“崭新灵魂”办了派对。我带着蛋糕、香槟和礼物在七点多过去，朋美将原本一直放在店里冰箱上头的烤箱拿到吧台上来烤鸡。

桌上铺了白色桌布，三个人坐在u字形的沙发，开香槟、拉拉炮。朋美一边剥鸡皮一边说：“这已经是第三次跟你吃这个了。”鸡皮又香又脆，这是截至目前为止朋美烤得味道最好的一次，我连声赞美了好几次。

听说朴一功昨天拿了礼物过来。拓也在店里狭小的地板上玩父亲送的战斗陀螺，我也陪他一起玩，两人玩得非常兴奋。

十二月二十九日，枝里子回诹访的老家。我到新宿车站送行。

三十日的中午，朋美跟拓也回仙台的老家。我在东京车站送行。

除夕晚上雷太来找我。那天中午起床后，我开车到门前仲町的酒类专卖店买酒。我已经算是酒量很好的人，但是雷太喝起酒来更是豪气，像他那样的喝法并不多见。我买了一堆各式各样的酒，在回转寿司店用餐后回到公寓，整个下午都在看书。这是很久以来我第一次自发性地想要阅读，一想到此刻枝里子和朋美都不在东京，我的心情十分平静，沉浸在一行行的铅字之中。

雷太是九点过后来的，他带来用大盘子装的料理，我不由分说地把盘子搁在餐桌正中间，两个人开始喝起酒来。他说带来的菜是昨晚店里剩下的材料，今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料理。去年他也带菜过来，他的手艺很好，味道烧得很不错，这次的菜色更丰富，一晚也吃不完。

“这还真丰盛啊！”

“客人不多，所以肉啊菜啊都剩得比去年还多一倍。”雷太沉着脸说。

“我实在已经受够了那只会欺负老百姓的组织改革了，政府应该改善这种以大企业优先、不顾弱势的现状，切实保护中小企业，使人民免于失业。民间的无产阶级真的是一筹莫展，像我们的店连常客都渐渐不来了，老板都不知该如何是好哪。”

雷太高中读了两年便中途辍学，在中野的“鸟正”烤鸡串店工作，并住在店里。他今年才二十岁，父亲是多摩地区的共产党老干部，现在是稻城市的市议员。他和父亲的关系似乎不坏，放假的时候也会帮忙党的一些活动。我和雷太认识是因为担任电视制作人的朋友寺内的缘故。两年前的春天，寺内在新宿街头发现正在散发日本共产党传单的雷太，惊为天人而想挖掘他。寺内跟雷太搭讪但他完全不理会，寺内之后还不死心地打听到雷太上班的地方，每天去“鸟正”游说却不见效。于是寺内邀我同去，我抱着看热闹的心情去了“鸟正”，在那里认识了雷太，那是两年前的六月。

雷太对寺内说他的兴趣是阶级斗争，喜欢读的是“共产党宣言”之类的书，其实他绝不是什么马克思信徒，最近他父亲劝他入党，他也不答应。

寺内接近雷太除了个人的性癖好之外，也想游说雷太参加他制作的电视剧的演出，这是因为雷太是个美得“令人屏息”的美少年，美得可以用“让人倒吸一口气”来形容。以我而言，尽管在见到雷太之前已经听了不少寺内对他的赞美，但初次见面时还是大为震撼。

第二次我一个人到他店里的时候，大致上已经可以跟雷太交谈，从言谈中得知他自上高中以来便一直有像寺内那样的星探要挖掘他进演艺圈。

“这么说来，你常常因为外表而不得安宁吧。”

我一说完，雷太飞快地点头，笑着说：“怎么说呢……反正等年纪一长，贫穷的生活过久了，年轻时的外貌也会像走下坡般逐渐降低吧，就忍耐到那个时候吧！”

“是啊，”我附和说道，“其实我总觉得因为外表好看就去当偶像、艺人或演员有点怪，这就跟头脑好的人就一定是要进东大，然后成为公务员或学者一样怪。”

“是有那么一点……”

我仔细地在炭火上烤串烧，而雷太则是深表同意似的微微鼓起两颊，那近乎冷笑的表情显得非常强悍，一股混合着暴力的气息让人发颤。

打烊之后，我们边走边喝酒，雷太更直言不讳地说：“直人哥说当学者或公务员的人有些地方怪怪的，但我还是觉得当艺人和政客才是最低等的。说白了，学者和官员反正大家都不认得，然而艺人和政客靠的就只是名气，可说是最低下的买卖，不是吗？尽管干的都是一些差劲的事，自己却还很得意。我有时候也觉得这些人不可原谅，我觉得再也没有比那些坚信自己的事只有自己能够理解的家伙更难对付的了。直人哥你不这么觉得吗？”

“自己的事只有自己能够理解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雷太这句话有点意思而反问他。

“就是说，所谓卖名气的生意，最重要的战略不就是如何妥善地把包装后的自己当成真的推销出去吗？也就是如何将自己这个商品以高价推销给别人，然后从中获利的商业行为。我觉得将自己商品化的人，最终会创造出另一个管理此一商品的自己，然后彻底排除自己内在的不完整性和矛盾性，允许自己用人生来换取富贵与权力。但是，那样太不正常了吧。毕竟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完全理解自己吧，然而那些人却把连自己都不能理解的表皮扒下来卖，只能说是精神上的脱衣舞娘，非常不要脸，不是吗？”

我在脑海里咀嚼雷太青涩的言论，想起了弗洛姆曾这样说过：

一方面客观上为了自我以外的目的服务奉公，但主观上是为了自我的利益而行动，究竟我们要如何解决这种现况呢。新教的精神与近代的利己主义精神信条要如何和平共处呢？

弗洛姆最后提出利己主义并非自爱，只不过是贪欲之一。于是我对雷太说：“不必为了证明艺人和政客的恶劣而找出那么拐弯抹角的理由吧。我觉得人不管是谁都只是卖东西的，像你卖的是烤鸡串的生意，菜贩卖菜，鱼贩卖鱼，肉贩卖肉，加油站的老兄卖汽油，汽车行卖车，电器行卖电器用品，银行卖钱，学者和艺术家、工匠卖他们的技术，而艺人卖艺，政客卖政策，不过如此，大家都一样，都不过是为了吃喝而剥夺地球的各种资源而已。你所说的卖名气，的确是把自己商品化，但说得更明白一点，艺人和政客只不过卖东西的时候比起菜贩和鱼贩多说了些谎吧。商品是鱼或蔬菜也没什么谎好说，工匠的技艺也不需要谎言，然而艺人和政客的商品具暧昧性，没有具体形态，所以只好以各种矫饰来提高商品的价值。对我们这些买家来说，那些一眼就能看穿的贪欲和谎言的确是惨不忍睹。不管怎样，俗话说：小时候说谎，长大了当小偷。而你主要想表达的是，那些人不过是撒些小谎的浑蛋吧。”

“或许吧，不过，看那些人互称艺术家、老师什么的，真是让人火大，总觉得这世界一直在腐败。”

“也不是单只有现今的世界在腐败而已，人世间这种东西是不论什么时代都在腐败的，我觉得说什么腐败不腐败的实在太天真了。”

两人认识一个月后，雷太开始偶尔在我的住处过夜，这两年多来，我们一直互有来往。

我们边看红白歌会，一边牛饮大吃。过了十二点，雷太收拾杯盘，“直人哥，我也差不多该走了。”他告辞之后离去。

从元旦开始连续三天，我依例制作政界大老的新年访客名单，不停地在首相官邸、深泽的小泽宅邸、护国寺的鸠山本家打转，坐在公务车里和摄影部的摄影师一同注视一部部在宽广的宅邸门口进出的黑色高级轿车。这份工作几乎没有人自愿要做，几年之前公司总是为了分派这工作而大伤脑筋，自从我进公司之后他们就再也没烦恼过。

三天之中我打了四次汽车电话，其中的三次是打给在北九州岛的妹妹，而第一次是打给大西夫人，是元旦早上六点打的。夫人刚睡醒，声音显得无力地说：“新年快乐。”

我们约定四日傍晚在固定会面的那家饭店见面，然后挂上电话。

到了下午没什么客人出入，于是摄影师开始整理底片，我则开始读除夕那天还没看完的书。这本书是某位修持有道的女佛教徒在晚年所写的随想集，将释迦牟尼的教诲以浅显的话语阐释，是值得反复阅读的好文章。举例来说，在以《活着这件事》为题的一文中介绍释迦牟尼有名的“四门游观”的故事，她这么写：

年轻时候的我，听了这传说觉得这实在是一篇冷漠的故事，有时候甚至反诘，为什么要把世尊塑造成一位如此不知世事的神呢？但活到年近七十，已然老矣，而老必然带来病，前方亦可见死亡，此刻，我惊叹于故事里头一个又一个的事实，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样子，活着这件事，正是如此，人的存在，如果拿竹筛彻底滤掉所有终会消逝的东西，例如青春、美貌、爱情、情感、富贵、地位、世间的能力等，所剩的惟有人类共通的老、病、死。我，以及所有的人，一直要到面对老、面对病、面对死才首度惊觉此一事实，又或者，我们都在尚未发现之前就死去了。

相反地世尊在头发尚黑、人生绽放美丽青春的时刻，以这永劫肉身承接老、病、死之“苦”，而且承受了所有的生物（一切众生）之苦，并为了寻求超脱苦难之道而出家。这是何等壮阔的感性，何等广大的善意，而更令我感到喜悦的是，年轻时的世尊尽管了解老、病、死对众生而言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但也同时传达了世人在恐惧这些事实之余，仍然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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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