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做一些假想。我必须去虚构（虽然当我管这个叫纯粹的故事时，虚构并非我的本意）。我们从未谈过她的秘密生活。所以我必须凭借虚构来抵达真相。埃伦大约五十岁时开始变得心事重重。（不，不是那个原因：她身体一直很好；她更年期过得很快，几乎没什么感觉。）她已经有了丈夫，孩子，情人，以及工作。孩子离开了家；丈夫总是老样子。她有朋友，还有被称为兴趣的东西；虽然和我不一样，她并没有对一个故去的外国人轻率地投入热忱，并以此作为生命的支柱。她去过足够多的地方旅行。她并没有什么未酬的雄心壮志（虽然在我看来，用“雄心壮志”来形容人们做事情的冲动，这有些大词小用）。她也不信教。为什么要继续生活？

“像我们这种人必须信仰绝望。你必须同自己的命运一样，也就是说，像它那样冷漠淡然。你说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朝下看着自己脚底的黑色深渊，并由此保持镇定。”埃伦甚至连这个信仰都没有。为什么她应该信这个？因为我吗？绝望之人总是被劝诫去避免自私，去体恤他人。这似乎有失公平。凭什么要让他们在被自身重担所累时，还去为别人的福祉承担起责任？

也许还有某些别的原因。当某些人年纪大时，似乎会变得更加确信自己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则变得愈发低看自己。这对我有意义吗？我的平凡人生被某个稍微不那么平凡的人生所一语概括，放入其中，然后变得没有意义，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并不是说在面对那些我们认为更有趣的人生时，我们应该去自我否定。但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活有点像是阅读。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如果你对一本书的全部反应已被职业批评家所复制和阐述，那么你阅读的意义何在？除非这是你自己的阅读。同样，为什么要过你的人生？因为它属于你自己。可是，如果这样一个回答渐渐变得不那么令人信服，那该怎么办？

别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埃伦的秘密生活让她走向了绝望。拜托！她的生活可不是什么道德童话。没有谁的生活是。我想说的是，她的秘密生活和绝望都隐藏在同一间心灵密室里，不向我敞开。我既触不到前者，也触不到后者。我试过吗？当然，我试过。但是，当她变得心事重重时，我并不惊讶。“愚蠢、自私和健康是幸福的三要素——不过，如果缺了愚蠢，另外两个也没什么用。”我的妻子只拥有健康的身体。

生活变得更好了吗？有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见桂冠诗人被问到这个问题。“如今我唯一觉得挺不错的，就是牙科医学。”他回答道；他想不到别的了。这只是尊古人士的偏见？我不这么认为。当你年轻时，认为老人之所以抱怨生活的堕落，是因为这样做会让他们更容易死而无憾。当你年老时，会对年轻人心生怨意，因为他们总为那些微不足道的进步而欢呼雀跃——发明某个新的电子管或链轮——却对世界上的野蛮暴行不以为意。我并不是说世道已经变得更糟糕；我只是说，就算变糟了，年轻人也不会注意到。旧时代是好的，因为那时我们还年轻，对于年轻人的无知程度还一无所知。

生活变得更好了吗？我会给出我的回答，说出我心目中等同于牙科医学的那个东西。如今我唯一觉得挺不错的，就是死亡。当然，这里尚存在进步的空间。但是我想到的是所有那些发生在19世纪的死亡。作家的死亡并不特殊；它们只是恰好被描述为死亡。我想到福楼拜躺在自己的沙发上，死于——隔得如此久远，谁又能说清楚——癫痫、中风或梅毒，或者也许是三者的恶性结合。然而，左拉称之为美丽的死亡——就像一只昆虫被巨大的手指捏死。我想到了布耶临终前的狂乱，他急不可遏地在脑中构思出一部新剧，然后声称一定要读给居斯塔夫听。我想到了儒勒· 德· 龚古尔慢慢终老的情形：起初，他在发辅音时变得磕巴，c在他嘴里变成了t；然后，他变得没法记住自己书的名字；然后，他的脸上出现了那种痴呆患者（用他兄弟的话说）的憔悴神态；然后，就是临终床前的幻觉和惊恐，以及整夜的呼哧呼哧喘气声，听上去就像（再次用他兄弟的话说）用锯子锯湿木头。我想到了莫泊桑因为同样的病而身体渐渐垮掉的情形，他穿着紧身衣，被运送到布朗什医生的帕西疗养院里，该医生则不断向巴黎的沙龙提供这位著名病人的消息，并以此作为谈资；波德莱尔也死得同样无可救药，他当时已无法说话，只能用手指着落日，和纳达尔打哑语辩论上帝是否存在；兰波，右腿截肢，余肢渐渐也失去了全部知觉，他放弃并截断了自己的天赋——屎一样的诗歌；都德“从四十五岁一下子跳到了六十五岁”，他的关节坏死了，要连续打五针吗啡才能换来一夜的精神焕发和机智聪慧，他很想自我了断——“但是人没有这个权利”。

“把生活太当回事，这样做到底是聪明，还是愚蠢？”（1855年）埃伦躺在那里，一根管子插在喉咙里，一根管子连着加了保护垫的前臂。呼吸器装在白色的长方形盒子里，有规律地喷射着生命气体，监护器则对之进行确认。当然，这是莽撞之举；她突然跑开，逃之夭夭。“但是人没有这个权利”？她有。她甚至没有和我讨论过。她对于绝望的信仰毫无兴趣。心电图曲线在监护器上展开；熟悉的字迹。她状况稳定，但是毫无希望。现在，我们不会把ntbt——不予复苏的英文缩写——写在病历卡上；有些人觉得这样做太无情了。相反，我们会用“禁止333”来替代。这是最后的委婉语。

我低头看着埃伦。她并不堕落。这是一个纯粹的故事。我给她关掉开关。他们问我是否需要代劳；但是我觉得她会希望由我来做这件事。当然，我们并未商量过此事。这并不复杂。你按下呼吸器上的按钮，然后读到心电图最后那一段轨迹：这是一个告别的签名，结尾就是一条笔直的线。我拔出管子，然后给她把手臂摆好。你要迅速地做完，似乎是不想过多打扰到病人。

病人。埃伦。回到早先那个问题，你也许可以说，我杀了她。你可以这么说。我关掉了她。我终止了她的生命。的确如此。

埃伦。我的妻子：我觉得我对她的了解，还不如对一个已经死去了一百年的外国作家。这是咄咄怪事，还是正常情况？书上说：她这么做是因为。生活说：她这么做了。书总会把原因解释给你听；生活不提供任何解释。我对于一些人更喜欢书毫不意外。书让生活合理化。唯一的问题是，它们所弄明白的生活，不过是别人的生活，从来都不是自己的。

也许我太容易顺从了。我自己的情况还算稳定，却也无望好转。也许，这是一个性格问题。还记得在《情感教育》中那次失败的妓院之旅吧，别忘记那件事的教训。不要参与其中：幸福在于心动，而不是行动。幸福，始于期待，然后止于追忆。福楼拜式性格就是如此。对比一下都德的情况，还有他的性格。他学生时代的狎妓之行没有出现意外，非常成功，以至于他在那里待了两三天。姑娘们大部分时间都把他藏起来，因为担心警方的突击搜查；她们喂他吃小扁豆，对他倍加宠爱。他后来承认，这次令人晕眩的生死考验，让他一辈子都深爱着和女人肌肤相亲，但也痛恨了小扁豆一辈子。

有些人踯躅不前，左观右望，既担心收获失望，又担心获得满足。另一些人向前直冲，享受人生，也承担风险：最糟时，他们也许会染上恶疾；最好时，他们也许会全身而退，顶多因此一辈子讨厌豆子。我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阵营；我也知道可以在哪个队伍里找到埃伦。

人生格言。世间罕有完美的结合。你无法改变人性，只能了解它。幸福是一件鲜红的斗篷，它的衬里全是碎布。爱人就像是连体婴儿，两具身体，一个灵魂；但假如其中一个先死，活下来的那个就要终日拖着一具尸体。因为骄傲，我们渴望为事物找到解决办法——一个办法，一个目的，一个最终的原因；但望远镜越是先进，就会看到越多的星星。你无法改变人性，只能了解它。世间罕有完美的结合。

关于格言的格言。你哪怕一个字都没发表过，也可能讲出关于写作的真谛；关于生活的真谛，只有当一切都已覆水难收时，才能讲得出来。

根据《萨朗波》中的说法，迦太基的大象骑兵过去要装备棒槌和凿子。假如战斗中这个动物有失控的危险，大象的驾驭者会被命令去敲碎它的脑壳。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应该是相当之高：为了让它们更加凶猛，大象首先要用一种酒、香料和辣椒的混合物麻醉，然后用矛去戳逗它们。

我们很少有人敢去用棒槌和凿子。埃伦敢。有时候，对于人们的同情，我会感到尴尬。“这对她而言更糟糕。”我想说；但是我没说出口。他们展现着仁爱，答应带我出去，就仿佛我是个孩子，他们逼我开口说话，觉得是为了我好（为什么他们会认为我不知道自己怎样才算是好？），在这一切做完之后，我才会被允许坐下来，稍微去梦想一下她。我想到了1853年的冰雹，想到了被打碎的窗户，被摧毁的庄稼，被破坏的墙树，以及被粉碎的瓜田玻璃罩。还有什么东西比瓜田里的钟形玻璃罩更愚蠢？为打碎这堆玻璃的石头而喝彩吧。人们对于太阳的功用理解得太肤浅了。太阳不是用来帮助卷心菜生长的。

原文为法语。

一种曾盛行于欧洲封建时期和美国殖民地的私刑，将犯人浇上柏油后再粘上羽毛，游街示众。

原文为法语。

原文为法语。

即“nottoberesuscitated”，意思是病危时不再做抢救。

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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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噪音》